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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民国历史三大忌

             ——再评尚小明教授的学风

 

外出归来,拜读了尚小明教授14000多字的大作《所谓“恶劣学风”,请袁伟时教授拿事实讲话!》(团结网,以下引用此文不注出处),十分开心!

处理完手头杂事,该说说我对此文的观感了。

挑起这次争论的尚小明教授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几位挚友都说,这样的文章不值得回应。的确,尚教授学风不正,与之讨论问题,味同嚼蜡,有浪费时间之嫌。不过,2011年力辞继续为本科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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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建设法治国家的绊脚石

袁伟时

 

1999年3月15日,中国修改宪法第五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第一款,法治成了宪法的内容。可是,在中国,纸面的东西要转化为现实是极其困难的。一个主要阻力是党政官员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行为习惯。十多年来,周永康掌握政法大权,以维稳和反对颜色革命为藉口,践踏法治,留下许多劣迹。

更令中国在世界蒙羞的是:2013—2014年间,一些人明目张胆丑化和妖魔化宪政。在各界有识之士义正严词驳斥下,反宪政的马前卒原形毕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采纳了宪法至上和实行宪政——法治的观点。

宪政—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权力不能超越法授范围乱作为。为此要实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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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北大尚小明教授的恶劣学风

袁伟时

 

友人传来尚小明教授的大作:《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袁伟时<迟到的文明>阅后小记》(团结网。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我不认识尚教授,也未阅读过他的其他文章。仅从他的这篇大作看,立论的轻率和用词的轻佻在学者中非常罕见;深感必须回答,也许有助于年纪尚轻的尚教授警醒。

 

                   (一)立论轻率,令人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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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2014年11月15日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院庆人文讲座)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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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社会治理

  

——答《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张娱

(2014年11月13日电话采访)

 

问:曲阜市政府决定给每个村配一个专职的儒学教师。你怎么看?

答:当地的官员水平不高。为什么说他们水平不高呢?因为他们对当代政府的职责、政府应该怎样管理这个社会没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他们没有想到,治理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法治。政府应该只做它该做的事情,有些公民的事情它是不应该干预的。但是官员现在恰恰没搞清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界限。在思想文化方面,公民肯定是会有不同选择的,你不能用一种政府喜欢的文化来教化这些所谓的平民百姓。过去,我们把平民叫做子民,但现在我们称它为公民。对待公民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信基督教行不行?信伊斯兰教行不行?为什么不能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教化公民啊?用单一的教义教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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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孔子那样自由自在办学,自由自在教学

  

近些年总有人提议,将教师节改到9月28日,即孔子诞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当代教育?适逢孔子诞辰2565周年,带着这个问题,记者登门拜访袁伟时先生。老先生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从他身上,正能够领略教师的风度、教育的力量。“种种教育管制,根本不可能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共鸣”,袁先生说:“真正要传承孔子的教育成就,最好的办法是让教育家自由自在办学,让教师自由自在教学。”

 

■:袁伟时,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

□:曾繁田,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记者

 

教师节:民国时期就定在孔子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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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2014*教育*思潮变迁*传统文化

  

——答新浪网王芳

 

    (发表时王芳加了一段导语:他从来不一味批驳,也没有刻意逢迎。他敢说,说的话都很“干净”,没有目的性,只是单纯的尊崇自己的研究成果,哪怕这些成果和主流有所不同,所以常常会引发剧烈的反响,但他仍然坚持;

他不但有学术影响,更有人格的魅力。他生性豁达幽默,喜欢接受各种新鲜事物,别人称他为“老顽童”,他对待初学后生从来不厌其烦、不摆架子、谦恭有礼,展现出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儒雅风采和教授风度。

为什么要采访他,这些就是主要原因。他是中国近代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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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现代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

——《迟到的文明》自序

 

 

这部书的出版拖延了好些时候。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作者、编者都有点麻木了。

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随之而来的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景象:冤魂、饿殍遍野,万千百姓化为厉鬼、人殉,甚至国家全境或部分地区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不幸,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大都成为迟到者,中国是其中突出的典型。

中国为什么会迟到?海内外历史研究者都在求索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有话直说,原因无非两条:

第一,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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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家乡民国县乡政府

 

人类共同体的事物需要有人管理,逐步生长出政府机构。我在民国政府统治下生活了18年,对县乡政府有些零碎印象。

 

简陋的政府机关

 

我的家乡:广东省兴宁县罗岗区。1941年实行新县制,区以下分几个乡,我家在靠近罗岗圩的蕉坑村,属于罗中乡。省到乡共四级,省县之间有个兴梅专区,有专员公署,是省的派出机构。

这些政府机关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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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既得利益者:变革共识与阻力

——答《长江日报·求知》理论周刊记者李晨问

 

求知:晚清政府变革是在反复受挫之后才选择改革?晚清的既得利益者主动掀起一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袁伟时:不要以为既得利益者肯定一味反对改革。在覆没的威胁下,他们也要寻求生存的希望和道路。这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晚清70年,改革成败得失都与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

1865年开始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是改革。三次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内外强敌敲打,统治者不得不变。不幸,这样的片面改革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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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耕时代徘徊

  

——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二)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20世纪上半叶,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带给罗岗人富裕的生活。

经济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农历2、5、8圩日,周围几十里的乡民挑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来赴圩,满街都是人。

乡民的产品和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猪,牛,鸡,鸭,糕点,米粉,凉粉,竹木器具、各种粮食,还有松香等等。

唯一算得上现代工业的,是远房堂兄袁伟良办的发电兼碾米的工厂。走近罗岗圩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后来,家父俊森也在圩尾办了一间同样的厂。货物主要靠肩挑和独轮手推车(鸡公车)。人到哪里都靠两个脚。善述围号称富裕,十几家人只有两辆自行车。绝大部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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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乡看社会变迁

  

——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一)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中国社会百年大变,处处、人人都留下变迁的印记。近年与故乡接触较多,心弦一再被触动:这不就是中国变迁的侧影吗?发愿记下,又深感动手晚了,先辈一一离去,许多情况难于弄清了。亡羊补牢,随手记下若干鳞爪,为家乡的过去留下几片枝叶。疏漏之处,留待异日修改补充。

离乡别井65年了。家乡不但给了我永世不变的乡音,也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1931年末来到世间。按照当时的称谓,出生地是广东省兴梅专区兴宁县罗岗区。那时,汕头和周边各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兴宁成了粤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兴梅专员公署设在这里,管辖兴宁、梅县、平远、蕉岭、五华等县。经济畸形繁荣,与韶关和江西来往频繁,纸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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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斗》自序:告别虚妄维护历史的尊严

  

 

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

中国文化有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传统:“疾虚妄”!

倡导者是两千年前的王充。面对独尊儒学和谶纬迷信风行,他大声疾呼:“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论衡·自纪篇》)“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篇》)深思细想,如果没有忘掉这个传统,20世纪的中国人,可以减少多少苦难!

1985年,我的第一部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杀青后有感,信笔写下几句话:“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三十多年来,“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是我执着的追求。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屡有风波相随。

虚妄是人造的。构筑华丽或壮烈的故事,始作俑者往往宣称这就是正义;追随者多半出于思维偏激,某些人则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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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与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 答天津《新金融观察》报记者李香玉书面提问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产权保护的历史与现状

 

1.对于晚清的“官督商办”,一种说法是,公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介入,都是罪恶的。也有一种说法是“在当时,公权力的介入,实际上是市场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也是救亡的需要。”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袁伟时:相对于清政府直接办军工企业,19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官督商办”是历史性的进步。这些企业一般是民用工业,章程一般都写上:“官总其大纲”,“商为承办”。其中有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较大盈利,并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轮船招商局是其中典型。可是,在实际运行中,官僚们牢牢控制着这些企业,企业负责人由官派,重大事项要请示官方,许多官僚在其中挂职拿干薪,把衙门的腐朽作风带到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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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看文学家的社会责任

  

——答腾讯杨子云

袁伟时

 

莫言12月8日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国内褒贬不一。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教授(朱大可腾讯博客)撰文表示,目前争论的全部根源,在于莫言“职业作家”与“诺贝尔伦理背负者”之间的角色错位。“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就争议中的相关问题,腾讯文化杨子云采访了我。以下为对话实录:

 

杨子云: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来看,有没有要求文学奖获得者“承担起整个国族的苦难”?

袁伟时: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这是1901年第一次颁奖以来不变的宗旨。“承担起整个国族的苦难”云云,与该奖无关。

一部分社会人士确实对诺贝尔奖得主有很高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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