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波的博客

许愿从此,一生关注教育与农村。教育预示一个民族的未来,教育是惟一的救国之路,是最大的善;农村是中国的基本现实,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乡村是人类之恒古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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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非要“买”房子——高房价里搭售的市民权

你为什么非要“买”房子——高房价里搭售的市民权
 兼谈房屋在中国的“政治属性”

江海波

 房价为什么会“只涨不跌”(当然这不是真的)?
 开放商们总是以“刚性需求”来糊弄老百姓。他们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城市化还刚刚开始,大批大批农民进城都需要买房,而且,许多年轻人要结婚生子,他们都需要房子。
 根据这样的逻辑,最近住建部官员亦发话说,“中国的房价还会涨20年。”
 这真是非常令人沮丧而绝望消息。这意味着,许多像我这样固执的人——指望等到房价跌回去一点再买房的话,可能要等到快退休的时候才能考虑了。到那时,中国的房价应该是全宇宙最贵的了吧。
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我觉得国人就是卖血也要买一套房子放在那里。想一想,到20年之后,咱们仅房子一项的总值都会超过美国GDP总量,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我们为什么不提早准备,分享一下国家富强的成果呢?
 是的,这种语言与逻辑,荒谬得像传销组织的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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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浩事件:警惕挟公众知情权进行“权利”寻租

  
  
  江海波
  
   湖南金浩茶油被发现致癌物超标之后,湖南食品安全质监当局竟然为其隐瞒长达半年之久。若不是媒体的曝光,真相或许将永难见天日。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媒体对该局进行采访时,对方竟然要求媒体填写《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简直是把新闻媒体当下级对待,足见其权力之无知与傲慢。
   在舆论对其进行责问之际,湖南质监局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不对其不作为所带来的过失进行检讨与反省,反而“上下其手”,一边将召回的责任全部推向其管辖下的企业,一边将信息公开的责任推卸给上级部门。
   为公众看守食品卫生与安全问题之门,本应是食品安全监督部门之天职,如今,它却沦落为食品安全的敌人。
   我们不能不认真审视其角色转换中,所折射出的权力扭曲。不能不警惕权力扭曲背后,所蕴含的利益勾兑、转换与输送。
   一个正常的社会,公权力必须“不增不减”地在其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权力不受规则的限制,随意给自己扩大权力,就会给社会造成某些资源与要素的稀缺。这种干预与管制,将给权力自身带来巨大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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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30年:冲破思想牢笼与蛇口精神迷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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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蛇口绝唱”砥砺深圳政改新征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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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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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该作担当者 不为世俗牟利人

  特区该作担当者 不为世俗牟利人
  文 / 江海波
  
  【作者按】当时“长株潭”成为“新特区”的时候,本人急就的一篇评论(当时正要赶火车,编辑又催着要,只有一小时时间逼出来的)。今日,特区迎来了30周年,眼见“改革已死”,其深层次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
  
  
   中部“新特区”花落长沙、武汉时,一时喧嚣的口水争夺战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中原城市郑州落选后流露失落之意,且表示“反思”。据悉,自重庆、成都成为“新特区”之后,全国曾有17个省市以各种名义也提出了新特区申请。不知当时各省是否都与郑州一样在反思总结。
  
   前些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引起了深圳从官方到民间的集体反思,至今被人称道。在记者看来,中国的特区之路风风雨雨27年,时至今日,更应该在整体上作一些回顾与总结。
  
   自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最早成立特区以来,至今全国一共有10多个经济特区。有人提出,偌大一个中国,100个特区也不为多。但是,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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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波:当加薪变得不可避免

  当加薪变得不可避免
  
  江海波
  
   富士康加薪30%,本田零部件厂加薪24%,北京现代将在2个月内将工资提高25%,中国制造业的加薪,意味着将以极端事件的方式从这些知名企业开始。
   不堪负累的劳方以生命的代价,倒逼富士康改善福利与薪酬,是三个案例中劳方付出代价最高的,与此同时,富士康亦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与道德谴责;而本田方面在一次次小口径的让步中,最终不得不将工资提高到接近劳方要求的水平,换得暂时性复工,其代价是在华的四间整车厂全线停工,外界预计其累计损失超过10亿元,是资方付出代价最高的。
   事实证明,任何被刻意压低的劳工成本,都隐含巨大的外部成本,并且,这种外部成本最终可能以非正常的方式,交还给资方。
   形势似乎越来越明朗——对无数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加薪越来越变得不可避免。企业主面临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被动等待劳方的抗争,要么主动提高劳工薪酬待遇,把罢工的危险消灭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例如北京现代,尽管罢工已经发生,但它做到了快速主动,把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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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波:“低人权优势”下的高昂社会总成本

江海波:“低人权优势”下的高昂社会总成本
  ——富士康“××跳”背后是高社会成本次第释放之表现
  
  江海波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年轻人又接连增加了两个。这些天来,媒体刷新“××跳”的速度似乎已跟不上死神的脚步。
   让我们先为这些年轻的生命默哀吧。在媒体“××跳”长长的名单里,他们不少人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深圳市政府认定富士康的管理文化“使负面问题叠加”。郭台铭认为自己的“管理没有问题”。显然,这种争论都没有意义。真正的反省应该把事件镶嵌到深层的社会大脉络中去,并在其中寻找自我的责任。
   所有的自杀都无法以单纯的、特定的原因来解释,但所有的自杀,都是生命感到无所依存。一个人的自杀,可以“偶然”谓之,连续十多个人“前赴后继”的跳楼,就是“罪恶”。最可怕之处,这是一个“没有凶手的罪行”,从而将所有的“罪恶”轻易掩盖。当这种情形出现时,社会就非常必要进行“共犯结构”的伦理拷问。
   法律中的犯罪行为有清晰的犯罪主体,而伦理上的“共犯结构”则以“结构”一词,将可能存在的或中心或边缘的“关联犯罪主体”都考虑进去,进行细微缜密的审视。
   在进行进一步追问之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首先为富士康“辩护”。(当然,是有限的“有罪辩护”。)否则,只能说明,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向一个企业推卸责任——就像毒奶粉事件中,几大奶粉巨头、整个奶粉行业,以及对食品安全负有天职的监管部门,向一个小小的“三鹿”,以及两个农民推卸责任一样。
   富士康不过是中国无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个缩影。既然如此,就不能在所谓的富士康的内部管理、企业文化之中打转。
   它的问题,就像三鹿奶粉事件中的情形一样。对今已获刑的田文华来说,她当年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具体的:全行业都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她因为道德而不这么做(无疑这种道德是十分应该的),所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让工厂彻底关门。因为,更强大的竞争对手都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成本永远比道德有说服力。
   现阶段中国企业,成本竞争是最核心的生存方式。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已经高出了一般的加工企业,如果同行未对员工权利与福利增加投入,它孤军深入进行这种社会性投入(非生产性投入),必然带来成本上比较优势的丧失。而中国大陆对富士康们存在的价值,恰恰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是基本的福利与人权不充分的低劳动力成本。
   学者秦晖先生以“低人权优势”来看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在所谓“中国模式”的论争之中,是十分有力的立论与批判。
   事实上,“低人权优势”在中国社会体现的范围之广,超乎想象。显而易见的是劳动者低工资、低福利;没有被纳入这个视线的有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与自然环境。
   经济学上说“成本外部化”的时候,通常会说到后者,而事实上,员工的低工资、超时加班、低福利亦是一种隐秘的成本“外部化”,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是在企业“内部”而被学界所忽视。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将成本向外转移。
   此外,还有诸如中国食品领域的系统性不安全(客观上更卫生更安全将增加成本)等各种隐性的成本外部化。低工资低福利、环境危机、食品安全,都是中国社会整体“低人权”的具体显现,不过此时已经成为劣势(劳动者、消费者乃至全社会都享受“低人权”)。
   可见,“低人权优势”的背后,是十分高昂的社会总成本,而这种成本将会报复性的归还给全社会。工人自杀、有毒食品、百年不遇的恶劣天气,都是高昂的社会总成本次第释放的标志。
   还是回到“共犯结构”上来。当整个奶粉行业以犯罪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制定与维持游戏规则的监管者何在?为什么在这个显而易见的“共犯结构”中,负有更重大的责任的监管者可以轻易脱身。当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几乎整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把人作为生产机器对待的时候,政府的劳动社会部门何在?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往往在有意维持这种“低人权优势”,以保持自身或明或暗的利益。这种深层次的追问,何时会摆上台面?
   在富士康跳楼事件纷纷扰扰的口水之中,郭台铭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被外界一笔带过。他说:“富士康在内地有82万员工,富士康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社会,有社会功能但是不具备社会机制,也没有政府职能。”
   郭台铭虽有推卸自我管理责任之嫌。但这句话,是我迄今看到的“××跳”事件中,最为一针见血的一句话。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本文发表于2010年5月31日《中国经营报》A2版,有删改,此为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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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波:“低人权优势”下的高昂社会总成本

  江海波:“低人权优势”下的高昂社会总成本
——富士康“××跳”背后是高社会成本次第释放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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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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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年轻人又接连增加了两个。这些天来,媒体刷新“××跳”的速度似乎已跟不上死神的脚步。
 让我们先为这些年轻的生命默哀吧。在媒体“××跳”长长的名单里,他们不少人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 深圳市政府认定富士康的管理文化“使负面问题叠加”。郭台铭认为自己的“管理没有问题”。显然,这种争论都没有意义。真正的反省应该把事件镶嵌到深层的社会大脉络中去,并在其中寻找自我的责任。
 所有的自杀都无法以单纯的、特定的原因来解释,但所有的自杀,都是生命感到无所依存。一个人的自杀,可以“偶然”谓之,连续十多个人“前赴后继”的跳楼,就是“罪恶”。最可怕之处,这是一个“没有凶手的罪行”,从而将所有的“罪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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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精神:负累不起的民族复兴梦

江海波 王佳
 历史惊人的相似,而又如此截然不同。
 1872年底,李鸿章向朝廷呈上了他的《试办轮船招商局折》,获得批准,揭开了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有“官督商办”色彩的民间近代工业的沉重序幕。
 其时,奄奄一息的晚清皇朝,国库巨额亏空,发展中的兵工制造业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是年初,内阁学士宋晋上奏,以“糜费太重”、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为由,要求停造兵船。
 作为对晚清时局与国际形势理解得最为深刻的朝臣,李鸿章深悟到应对列强“船坚炮利”的攻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他非但不“量力而行”,且逆而行之,在上奏《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反对“停造兵船”的启奏半年后,更进一步提议设局招商建造商船,以图中国这艘古旧破烂的大船,能藉工业复兴之机而力挽狂澜。
 1873年1月17日,近代史上负有盛名的“招商局”在上海南永安街正式对外开局营业,此即今日之“招商局集团”之前身。
 背负历史累累毁誉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最终没有扶大厦之于将倾,将摇摇欲坠的清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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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非官方”:走出城市文明之迷失

  江海波
  
   以经典意义上的“城市文明”来衡量深圳,无疑是一种苛求。
   人类的城市文明,有着极其远古的历史。从目前人类可证的历史来看,最早的的城市文明,应发源于两河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置约在现今的伊拉克)。
   据说,当今世界上的超大型城市里,最年轻的要数深圳。这个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的国际大都市,至今尚不到30岁,它同时也是世界上建城时间最短的城市。
   在人类城建史上,“深圳速度”应该是可以记入史册的。但是,这个被深圳作为荣耀的资本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自我迷失的注脚。深圳人发现,这个利用区位优势(沿海、毗邻香港)和开放政策在一个边陲小渔村的上迅速搭构起来的一个物质空间,很快就面临一切暴富阶层所共有的宿命——空虚与迷失。
   数年前,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把深圳人内心引而不发的致命危机感点爆之后,深圳人终于从躁动的虚荣心里走了出来,开始放下自我,安下心来思考自己的未来。
   尽管放下身段进行自我反思,但是,以“物质发展”为根本的深圳,仍受身世之囿,这种思考依旧不能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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