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专栏天涯名博

王晓渔,文化学者、评论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著有《文化麦当劳》(2006年)、《知识分子的“内战”》(2007年)等,部分文章被译成英文、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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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时代:公众“启蒙”精英

作者:王晓渔



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


  当代中国的社会格局,从2007年底、2008年初开始转型,标志是厦门PX事件和“周老虎”事件,市民或网民分别在街头和网上开展社会运动。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则是从2008年底、2009年初开始转型,标志是“草泥马”的横空出世。在此之前,暴民式的话语暴力和顺民式的犬儒主义弥漫于日常生活,两者看似矛盾,又达成天衣无缝的默契。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由下而上的启动,公众逐渐理性地表达反对立场和戏谑性地使用反讽话语,公民意识呼之欲出。


  2010年,各种社会事件目不暇接,加速度出现。“俯卧撑”、“躲猫猫”在2008年、2009年分别是年度关键词,但是在2010年,此类事件昙花一现,就立即被层出不穷的其他事件覆盖。在社会事件的重重压力之下,文化领域暗流涌动,不时激荡成风波,摩罗、汪晖、唐骏、李一、周立波等纷纷成为风波中的主角。唐骏、李一、周立波并非文化界人士,分属商业、养生、娱乐领域,但是他们都事发于文化层面,唐骏的学历、李一的信仰、周立波的网络观均遭到摧毁性的质疑。除了李一的“天价养生班”被暂停,唐骏的“打工皇帝”身份没有动摇,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依然票房不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需付出代价。


  与80年代精英“启蒙”公众不同,当下,公众“启蒙”精英成为常见现象。90年代以降,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取代了公共性。许多精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有所长,在专业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公共问题的看法缺乏“常识”,却凭借对话语权的垄断成为权威。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微博时代,话语权失去了决定性作用,价值观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公民意识在中国非常匮乏,不仅表现于公众缺乏公民意识,更表现在精英缺乏公民意识。不同的是,公众通过网络进行自我教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顺民到暴民再到公民的转型,虽然这个转型过程远未完成,但是卓见成效。相当一部分精英却排斥公民意识,认为这会动摇他们的权威。公众的“反智”倾向值得反思,但是部分精英对于公民意识的拒绝,更加值得检讨。


  公众对于部分精英的批判,“反智”的成分越来越少,“启蒙”的成分越来越多。由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难以回避,精英们纷纷走出专业领域,扬短避长,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这增加了他们失言的几率,进而增加了他们“被启蒙”的机会。有些公众更像精英,有些精英则泯然众人。或许,根据身份划分公众和精英的做法,本身就值得检讨。不管公众还是精英,都需要有公民意识,专业化不能成为排斥公民意识的理由。



“成功人士”的形象危机


  从文化领域内部延伸到各个领域的文化层面,“成功人士”纷纷遭遇形象危机。


  年初,摩罗的《中国站起来》让熟悉他的读者感到意外。仅就观点而言,《中国站起来》并无特别之处,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2009年《中国不高兴》的山寨版,核心理念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冷战思维,一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今天,排他型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意识形态,还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这种立场者不仅“政治正确”,还可以获得市场回报。此前,摩罗以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等到他高调推出《中国站起来》,读者惊讶地发现他竟然“转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拥趸。摩罗的“转型”,比《中国站起来》里的老调重弹更加触目惊心。不过,这种“转型”有一脉相承之处,比如摩罗擅于悲情叙事,只是当年悲情叙事的主体是个人,表现为对体制的批判,现在的主体是国家,表现为对帝国主义的控诉。这种控诉,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立场逆向而行,虽然可以吸引一些尚未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读者,但是很快就会被抛弃,正如我的很多同龄人,曾是《中国可以说不》的拥趸,现在大都与排他型的民族主义保持距离。


  随后,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引发争议。这一事件本来不具争议性,因为是否抄袭,可以做出一个客观的鉴定结论,不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范畴。但是,汪晖的“新左派”同仁,试图把抄袭之争指认为派别之争,进而认定,否认对汪晖的抄袭指控意味着超越了派别之争,否则就是陷于派别之争。遗憾的是,这个奇怪的逻辑未能得到普遍承认。“新左派”在事实层面上的躲闪,反而增加了旁观者对于“新左派”价值立场的怀疑。“新左派”对民主制度的批判,在欧美是知识界的主旋律,在欧美语境里,民主制度是重点批判对象。“新左派”把这种批判“照搬”进中国,不仅可以和国际学术界接轨,还可以获得体制的默认和鼓励。但是,“新左派”尤其是中国“新左派”,无视了一些基本的前提,如对民主制度的批判不等于否定宪政民主。


  新浪微博出现于2009年,直至2010年春夏之交才具有公众影响力。“周老虎”事件中网友的协作调查模式,更适合微博,唐骏和李一“不幸”遭遇微博时代。2002年,杨澜的先生吴征曾经遭遇学历风波,当时网络在中国尚未普及,吴征很快化险为夷。唐骏没有那么幸运,在微博网友的协作调查下,唐骏和他的“母校”西太平洋大学迅速现出原形。与之类似的是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李一,2010年第2期《中国企业家》作了李一的封面报道,微博尚不普及,这个报道没有获得太多批评。7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再次作了李一的封面报道,在微博的人肉搜索之下,“神仙”李一迅速被祛魅,他的各种“神迹”一一被证明纯属虚构。


  周立波在“海派清口”中模仿领导人,被视为具有独立精神的娱乐明星。这种解读纯属误会,做出这种判断的观众,可能只是看了周立波的表演片段。如果看过周立波完整的表演,就会发现他对领导人的赞美大于嘲讽,对国际时事的看法更是没有超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水准。在舞台上或者在电视屏幕里,周立波可以依靠团队和表演技术进行修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意见领袖”。当团队出现变动,在微博上脱口而出的“海派粗口”使他迅速崩盘,崩盘之迅速和彻底,远甚于在“反三俗”中风声鹤唳的郭德纲。


  
静水流深的价值重建


  文化转型比社会转型更为缓慢、温和,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影响更加深远。2010年,文化领域的“清理门户”,是价值重建的过程,静水流深:


  第一,是非大于成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评判标准,不仅在政治领域根深蒂固,在文化领域也是通行无阻。一个人只要成为“成功人士”,是否抄袭,是否伪造学历不再重要——这种逻辑逐渐无法获得认同。在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中,除了汪晖的“新左派”同仁,公开表达看法的学者大都对汪晖持批评态度,并不限于持自由主义立场者。唐骏、李一、周立波在商业、养生、娱乐领域的成功,无法阻止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失败。当然,是非并未彻底代替成败,唐骏和周立波在各自领域没有受到直接冲击。这与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有关,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唐骏和周立波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远甚于现在。如果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认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终有一天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差异和共识共存。当文化从一元化转向多样化,相对主义成为新的主旋律,怎么样都行,甚至连抄袭和造假都被视为宽容的对象。“成功人士”在2010年的形象危机,说明这种相对主义面临挑战。网络产生之后,公众可以分为两种,网民和非网民。微博产生之后,网民也可以分为两种:上微博的网民和不上微博的网民。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微博时代,公民意识将成为基本共识,这种文化转型将推动社会转型,两者形成良性互动。


  原载《南风窗》2010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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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派清口”成为“海派粗口”

作者:王晓渔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突然转型为“海派粗口”(如果把“海派”两个字去掉,更准确)。他在微博上将网络称作“公共厕所”,遭到批评之后,称自己“抨击的绝不是主流网民,是那种开口骂娘,闭口喊娘的无良网络贱民!”接下来,周立波用实践证明了非主流网民是什么模样,比如他这样问候一位网民:“你在说你妈吗?我代表全世界的戏子问侯她!谢谢她曾为我们服务!”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在2009年上半年成为新闻焦点,不仅公众交口称赞,知识界也寄予厚望。当时,我曾撰文有所批评(《海派清口中的“文化不正确”》,载《东方早报》2009年5月11日)。这篇文章遭到同行和读者的一致批评,理由是周立波对体制有所批评,批评周立波,就是否定来之不易的批评权。在我印象中,“海派清口”走红之初,似乎只有陆谷孙先生同样对周立波有所批评。


  此次,“海派清口”转型为“海派粗口”之后,一些评论者惋惜周立波丧失了当初的风骨,丧失了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我对这些评论者的观点不敢苟同。虽然“海派清口”中的一些段子有冷嘲热讽之处,但我从不认为周立波和风骨、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有什么关系。周立波更接近鲁迅在《二丑艺术》中描绘的“二丑”(即“二花脸”),“二丑”不同于小丑,“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鲁迅这样写道:


  “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二丑”左右逢源,他指出公子的缺点,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公子更高一筹,并不是对产生公子和“二丑”的体制有所批判,一旦遇到对他不满的公众,他立即会借用公子的威严。每次看到周立波,总会想起“二丑艺术”。


  批评网民,没有问题。但是,周立波批评的时间和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三四年前,“网络暴民”的现象相当严重。一旦有不同意见,网民立即分成两个阵营,互相使用语言暴力,甚至延伸到线下,进行人身骚扰。但是,把“网络暴民”完全归咎于网民本身,是不合理的。“网络暴民”的出现,是因为他们一直被剥夺话语权,一旦拥有话语权无法立即形成对话的习惯,于是恶语相向。当网络成为公共空间,网民迅速成长。可以这样说,从“网络暴民”向“网络公民”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经卓有成效。备受关注的网易跟帖,就见证了“网络公民”的成长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周立波依然将网络称作“公共厕所”,是对这种转型过程的无视。


  周立波将“主流网民”与“无良网络贱民”区别开来,是否意味着他批评的只是“网络暴民”,不是“网络公民”?这种理解难以成立。周立波一边批评“开口骂娘,闭口喊娘的无良网络贱民”,一边问候网友的母亲,他对网民的批评方式,恰恰是“暴民”式的。


  我无法认同周立波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网民对周立波的所有批评。从微博的跟帖来看,很多网友,包括周立波问候的那位网友,在对周立波进行批评的时候,都存在“以恶制恶”的嫌疑。他们使用的语言同样充满话语暴力,诸如“婊子”、“人渣”这种词语随处可是,风格更接近三四年前。如果网民对此没有反省,继续使用这种方式,只能证明而非否定周立波的说法。


  所以,在这里,我想“含泪劝告”网友,可以批评周立波,但是请勿恶语相向,“以恶制恶”只是重复了周立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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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为何集体“触电”?

作者:王晓渔


  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1988年,电视剧《西游记》;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1996年,电视剧《水浒传》。四大名著第一次触电,经过十年的漫长时间。第二次触电,却在一年前后。2010年刚刚过半,新版《西游记》、《三国》、《红楼梦》已经先后登场,新版《水浒》也拍摄完毕,只待良辰吉日,走向观众。


  为何名著集体触电?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电视剧还有什么题材可以拍?


  在书籍、报刊、电影、电视各种媒介中,电视由于具有最为广泛的传播范围,受到特别关注,电视剧又是重点照顾对象。据不完全统计,广电总局等机构先后对凶杀暴力涉案剧、古装剧、偶像剧、宫廷剧、武打剧、情感剧、谍战剧、反常伦理剧等等进行规范,强调电视剧中的婚恋方式要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严厉批评“小三”、“苦情”、“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等“善恶观含混”的内容。从《流星花园》到《走向共和》到《蜗居》,完全不同的题材,完全不同的价值理念,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无疾而终,直接结果是促成了盗版碟片的购销两旺。尤其在“反低俗”运动之后,规则之模糊与规范之严格,都达到空前的程度(没有电视剧的时代除外)。


政治正确和经济保险


  翻拍红色经典成为主旋律,但是面临两难境遇:忠实于原著,保证了政治正确,观众却会审美疲劳;如果改动情节,稍有不当,会被视为“恶搞”,列入严打对象。如何既拥有安全系数又能吸引眼球,成为投拍电视剧的首要问题。在这种逼仄的环境下,翻拍名著成为另一种选择:一方面,名著的影响力保证了基本票房,另一方面,名著又是护身符,不至于“被低俗”。


  正如古典油画里的人体是艺术,电视里的肉体是低俗,由于这些名著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根据它们翻拍的电视剧会获得一些特权。《红楼梦》的三角恋、《西游记》的人鬼情未了、《三国》的凶杀、《水浒》的暴力,若非名著的金字招牌保驾护航,很有可能被归入低俗行列。按照网上流行的知音体,《红楼梦》是“包办婚姻,一场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西游记》是“我那狠心的人啊,不要红颜美眷,偏要伴三丑男上西天”,《三国》是“从贫贱到自强,三兄弟的旷世畸恋”,《水浒》是“何去何从,三弱女身陷一百零五条虎狼壮汉”。如果以知音体来申报选题,显然难以通过,但是四大名著,就容易许多。当然,这种特权是有界限的,把《水浒》拍成《金瓶梅》肯定不行。1989年,《封神榜》只播了5集就戛然而止,至今还有不少观众对梁丽饰演的性感妲己念念不忘。


  名著改编电视剧,除了在政治正确上有一定保障,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即经济保险。名著的“无形资产”使得媒体会主动介入宣传,电视台争相播出,有效的传播使得电视剧具有在经济回报上具有。《三国》拍摄时,曾经欠债上千万,购买盒饭都需要赊欠,导演一度动用了私人存款。如果他拍摄的不是《三国》,不知是否还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视剧,很难在主流电视台或者黄金时间段播出。即使播出,往往需要出位的宣传、高额的经费才能获得关注,但是出位的宣传可能又会被文化管理部门视为低俗,高额的经费投入有可能是石沉大海。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面对这些问题会轻松许多。安徽卫视首播新版《三国》,专门设计了具有三国元素的台标,为了让观众在第一时间里看到,放弃了《新闻联播》之后5分钟黄金时间的广告。新版《红楼梦》被各家电视台赛跑式地播出,一天三集联播甚至更多。电视剧热播,剧组却相当低调,导演李少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偶尔接受采访也是以笔谈的方式,用电子邮件方式回复。


搞笑语录和穿帮镜头


  翻拍名著,每次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是否忠实原著。导演们面临双重压力,对他们而言,原著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小说原著,一个是旧版电视剧。《水浒》和《红楼梦》的小说版本,至今存在很多争议。《水浒》有七十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之分,《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更是红学中最具争议的一个领域,导演忠实于哪个版本的原著才叫“忠实原著”?更多观众把兴趣用在新旧电视剧的考证对比上,尤其《红楼梦》和《西游记》的旧版电视剧给后来者带来巨大压力。


  事实上,一部电视剧的价值取决于它自身的品质,不在于是否忠实原著。迄今为止,“大话”在主流叙事里依然被视为一种负面文化,“大话经典”未必都有价值,但是如果排斥一切“大话”,文化将无法继续。《三国演义》又何尝不是对《三国志》的“大话”?演义,正是“大话”的前身。


  不管导演是否有意于忠实原著,电视剧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被“大话”。搞笑语录和穿帮镜头,成为热播电视剧必然的后续反应。


  《三国》播出之后,网上立即整理出语录。美人计即将实施,王允为貂蝉做战前动员,声称“若除禽兽必先献身于禽兽”。电视剧中还出现了“终生性福”的说法。公孙瓒对曹操说话引用了五百多年后唐朝诗人高适的“天下何人不识君”,吕布引用了八百多年后宋朝诗人欧阳修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刘备则引用了一千四百多年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仿佛在比赛谁更具有穿越时空能力。


  与此同时,观众仿佛拥有火眼金睛,不漏过每一个穿帮镜头。在《三国》的一个战争场面中,远处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乘坐的小舟,在船边有轮胎保驾护航。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微博时代,网友的评论在传播上比专家们的评论更受欢迎,一个流传广泛的《红楼梦》段子是:“陈晓旭版本的红楼梦,林黛玉像从天上来到人间的,新版红楼梦的林黛玉,像从天上人间来的……”


  部分搞笑语录是导演故意为之,其余绝大多数搞笑语录和穿帮镜头,来自群众智慧。这种群众智慧常常让导演有所不满,认为观众“跑题”,没有关注应该关注的部分。但观众的集体“跑题”,恰恰说明电视剧本身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也可以说“日益低俗”)的文化需求。


安全的争议


  既要安全系数又要吸引眼球,这是当下中国文化生产的最高目标。不仅在电视剧领域,在几乎所有文化领域,都会听到这么一个要求:不要出问题,但是要做出动静来。不要出问题,指的是政治正确和经济保险;做出动静来,指的是具有影响力。在文化领域,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往往倍受争议。即使无可争议的文化经典,在产生之初也大都倍受争议。


  由于争议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安全的边界又是模糊的,不管原创人员还是围观群众都只能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安全的争议”最终只能以搞笑语录和穿帮镜头的方式呈现。所以,导演们更应该感谢而非指责网友,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安全系数又保证吸引眼球。一种正常的人类,不可能顿顿吃鱼翅,也不可能在文化生活中只看古典名著和红色经典,他会有着各种需求。当这种需求无法满足,公众就会寻找替代性满足,无法直接看到“天上人间”的电视剧,他会从林黛玉身上想到“天上人间”。与其说观众的想象力过于发达,不如说当下文化生产过于单一,以至于观众只能自力更生。


  观众经常“跑题”,是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指定题目。虽然今天的卫视有几十个频道,观众似乎有用遥控器投票的权利,但是几十个频道仿佛同一个频道。除了在电视剧播放速度上有所不同,其它并无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观众不愿意只做一个观众,他们会参与创作,以搞笑语录和穿帮镜头的方式创作。如果不满足于此,他们还会传播一些流言,比如《红楼梦》,这种流言满足了“讲故事”的需求。


  毋庸讳言,这些“安全的争议”主要供娱乐用,在文化上无法高估,纠正名句出处,更像是重温学生时代的语文练习,“安全的争议”同时也是“空洞的争议”。但是,当我们试图批评,需要明白是谁应为这些“安全的争议”负主要责任?既不是观众,也不是导演,而是既有的文化体制。无论名著如何三番五次地改编成电视剧,都无助于突出这个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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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比凤姐更低俗

作者:王晓渔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讲座中表示应坚决叫停低俗电视节目,并且举例区分了高雅、通俗和低俗:《感动中国》是高雅、小沈阳是通俗、凤姐及某些婚恋节目是低俗。(《青年报》7月4日)讲座不同于新闻发布会,这番言论不能完全等同于广电总局的表态。但是,一位新闻发言人在公共场合的言论依然值得重视。


  这位新闻发言人的美学趣味,我不敢苟同。《感动中国》表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好人好事”,我却一直敬而远之,寄望于个人良心解决制度问题,只是望梅止渴。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教模范,值得尊敬,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通过观看这种节目(如果他们能看到电视)可以获得安慰。不过,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等到“好人好事”。“好人好事”之所以能够“感动中国”,因为它们过于稀缺。《感动中国》的作用,是将屈指可数的“好人好事”无限放大,给处在困难之中的人们许诺一个美丽的神话,暗示“好人好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完全没有触及教育体制改革这种更为根本的问题。


  至于小沈阳,这位新闻发言人或许只看过他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演出。如果他看过小沈阳成名之前的一些表演,不知是否会改变这个观点。小沈阳使用的“低俗”手段,一点也不会比凤姐及某些婚恋节目更少。


  我的观点几乎与这位新闻发言人完全相反,更习惯于把《感动中国》和小沈阳当做低俗。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叫停凤姐及某些婚恋节目,我却不主张叫停《感动中国》和小沈阳。在高雅、通俗和低俗之间,很难划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以“反低俗”为名,以行政方式统一文化标准,这才是最为低俗的行为。一个人可以批判他不能认同的文化,却不应寻求行政权力来禁止某种文化。新闻发言人不是超人,不应以自己的标准作为所有观众的标准。观众可以用手中的遥控器投票,行政部门没有必要越俎代庖。


  以凤姐为例,我对她没有负面印象,但是也无好感。看过《青年报》对她的专访,却生发出一些敬意。我不太清楚凤姐是否有专业团体作为智力支持,仅从她的回答来看,凤姐不但不低俗,还很有维权意识,有些像秋菊。


  当记者问凤姐是否知道广电总局准备封杀她的传闻,她表示自己已经打电话到广电总局,但是前台小姐不清楚此事,她接着联系新闻发言人,未能联系上,准备继续想办法联系,以便对传闻作出判断。在影视领域,各种封杀传闻不绝于耳,被封杀的对象不乏影帝或影后,大都忍气吞声,夹起尾巴做人,以便早日开禁。像凤姐一样,主动打电话询问自己是否被封杀,在我印象中这是第一次。


  凤姐问询广电总局,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也是在敦促广电总局行政透明化。在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纷纷表示“阳光行政”的时候,一个传闻中被封杀的主角,主动向行政部门询问自己是否被封杀,这很具示范性作用。如果影帝或者影后们能够以这种方式维权,相信广电总局会在“阳光行政”上突飞猛进。


  接着,记者问凤姐怎么看待自己被视为低俗,小沈阳被视为通俗。凤姐有一段精彩的回答,这里照抄如下:“不管通俗还是低俗,这都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我是网络红人,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你今天把我罗玉凤按下去了,明天就有下一个这样的人冒起来。”最后,凤姐表示:“广电总局是铁饭碗,他们有饭吃,我现在连稀饭都没得吃,我只不过是想买个房子呀。”


  凤姐对于低俗文化产生原因的分析,既超出了新闻发言人,也超出了一些主张严打低俗的学者。封杀(反低俗)无法根除低俗,低俗的层出不穷恰恰与反低俗有关。当文化标准由行政权力决定,劣胜优汰是必然结果。对比新闻发言人在大学的讲座和凤姐接受记者的采访,难以得出前者高雅、后者低俗的结论。或许,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只有文化不再随意以“低俗”或“污染”为名被叫停,文化才会恢复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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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让城市更美好

作者:王晓渔


  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见缝插针地出现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每年,上百万大学毕业生希望在城市获得户籍,上亿农民涌向只能“暂住”的城市——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的生活似乎是美好的。但是,也有更多批评的声音,高昂的房价、严苛的户籍政策、冷漠的邻里关系。韩寒在演讲中指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愿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是现状。一个人的生活是美好还是糟糕,与他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没有必然关系;一座城市是否美好,却取决于这座城市的市民享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不取决于它是否举办世博会,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有迪斯尼,而是要看政府是不是有限权力、社区能否实行居民自治、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只有这样,市民才能分享有德性的公共生活。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兴起同步,市民和公民都是citizen,让城市更美好的是公共生活,不是城市自身。


公德与私德


  为了迎接世博会,上海正在掀起各种“移风易俗”的运动。其中,“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口号引起轩然大波。面对汹涌澎湃的批评,有关部门或许会觉得非常委屈,难道睡衣睡裤上街,是文明的吗?睡衣睡裤上街,究竟是文化差异,还是文明与野蛮之分,这里不去讨论。即使睡衣睡裤上街不是那么文明,政府是否需要介入此事?这个问题换成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即市民有没有决定自己着装的权利,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从1995年开始,上海一直在推行“七不”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但是,“七不”规范收效甚微。2008年,13位上海市人大代表提出市民目前行为规范与国际大都市要求差距较大,建议制定《上海市民行为规范暂行条例》,把上海的“七不”规范制度化、法律化。上海市人大法制委也表示:“在加强市民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用法律手段约束、规范市民某些不文明行为,有利于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也有利于世博会顺利举行。”随地吐痰当然不是什么文明现象,但是“用法律手段约束”市民,是否可以收到奇效,值得存疑。


  公共秩序非常重要,但是公共秩序的培养,取决于公权是否遵守秩序。如果政府部门对各种污染问题置若罔闻,市民怎么可能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如果政府部门支持暴力拆迁,市民怎么可能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如果政府部门公车横行,甚至黑车钓鱼,市民怎么可能不乱穿马路?如果政府部门可以对流动摊贩施以拳脚,市民怎么可能不说粗话脏话?


  公德首先不是指市民在公共场所的道德,而是指公权的道德。如果希望市民讲文明、懂礼貌,政府部门首先需要规范自己的权力,明确权力的边界,不是不停地发明法律、文件、口号用以“约束、规范市民”。在公务员切实履行行为规范之前,制定《上海市民行为规范暂行条例》,没有任何意义。


无组织、有纪律


  当睡衣成为风波,有关部门纷纷表示政府从未禁止睡衣睡裤上街。同时,又能看到很多新闻在马不停蹄地报道,居委会如何组织“文明着装劝导队”,志愿者站在小区门口,看到身穿睡衣的居民进行劝阻。根据1989年12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有关部门的“澄清”依据于此。但是这部法律同时规定,居委会需要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某些方面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居委会又是基层政权的辅助组织。


  居委会的身份与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既定格局有关。在这种框架里,个人隶属于集体,集体隶属于国家,居委会作为群众性组织,需要接受国家机关的指导。于是,居委会出现行政化的趋势,居委会发起的集体活动,往往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并非居民自愿发起。随着政府从管治思维转型为服务思维,居委会正本清源为自治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上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增加居委会直选比例。个人、集体、国家正在转移为个人、社会、国家,在后者的框架里,三者互相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一些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国家的名义剥夺,政府也不再是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府。上海市政府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重建社会是重中之重,它面临从无到有的“新生”。重建社会,不仅需要把居委会还原为自治组织,还需要更多的NGO,以及更多的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不同于群众运动,公共生活也不同于集体活动,就像散步不同于团体操。广州番禺市民,不约而同地去政府部门门口散步,反对在居民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厂。对此,政府部门表示将会充分倾听公众的意见。2010年,广州市将主办亚运会,番禺市民的散步,会妨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吗?显然不会。此次散步只能为广州市的国际形象增添光彩,一个愿意倾听公众意见的政府,不仅会获得公众认可,也会获得国际认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无法获得公众认可的政府,会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全能政府的习惯性思维里,公众的行为要么是“无组织、无纪律”,要么是“有组织、有预谋”,但是广州番禺市民以及此前厦门市民、上海市民的散步、购物,都充分说明市民完全可以做到“无组织、有纪律”。广州番禺市民,在散步之后互相叮嘱不要乱扔垃圾,这个细节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我闻之动容。这也解答了前面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七不”推行十余年,却收效甚微?如果把原因归咎于惩罚措施不够严厉,那就是南辕北辙了。当政府倡导公民道德,那首先要保证市民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市民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他也会承担起自己的公民责任。


  从集体活动到公共生活,需要转变思维的不仅是政府。在2009年3月28日“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中,我非常吃惊地看到这样的“先进事迹”,上海万科城市花园的物业组织了20个小朋友组成的“关灯稽查队”,“奔走于小区内的各个楼道中,用自己真诚的语言号召小区业主保护环境,关灯一小时”。(《东方早报》2009年3月29日)环保理念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关灯稽查队”以忽视公民权利的方式推广环保理念,与“睡衣稽查队”一样,都是舍本求末。从“群众”到“公民”,这种转变需要公众不断地自我反思,比如在广东番禺市民的散步过程中,出现下跪行为。市民在争取公民权利之前,需要知道散步不是下跪,下跪永远不可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当然,公共生活不仅是散步,它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慈善和互助。重建社会,需要社会能够自治,政府最大的支持不是提供经费、指导工作、检查评估,而是放权。上海由市民自主发起的公共生活少之又少,上海的NGO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影响有限,与北京、香港等地无法相提并论。从全能政府的角度来说,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可以视为政绩,但是从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的薄弱说明政府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形象大使和公民代表


  上海世博会的三位形象大使,是成龙、郎朗、姚明。我不太清楚成龙、朗朗和上海有什么关系,他们能够代表上海的何种形象?如果上海希望借助世博会展现自己的城市精神,更应该推选公民代表,而非形象大使,沙叶新、韩寒、张晖、孙中界都比成龙、朗朗更为合适:沙叶新彰显了上海的传统,韩寒预示着上海的未来,张晖和孙中界表现了上海的现在进行时。沙叶新、韩寒,一老一少,他们的存在证明上海的文化传统不仅有余秋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一路,还有坚守个人价值“顽固不化”的一面,这种传统从未中断,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张晖和孙中界,以鸡蛋碰石头,使存在数年之久的“黑车钓鱼”现出原形,也向公众证明,只要你是站着的,别人就没法让你跪下。


  如果一座城市以这些公民代表作为城市精神的象征,即使没有“七不”规范,没有“睡衣稽查队”、“关灯稽查队”,没有礼仪教科书,市民也会变得知书达礼。


  谓予不信,不妨一试。


  (原载2009年第25期《南风窗》,2010年3月15日《学习时报》、2010年3月《新华月报》上半月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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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你不是一个人在前行

作者:王晓渔


  3月底,北京大学一纸通告,宣布撤销四家研究机构。接着,被撤销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发布“被关闭声明”,既表达了悲哀与震撼,又表达了继续前行的决心。4月19日《时代周报》刊文《北大妇女法律中心被撤始末》,详细讲述了前后过程。据报道,该中心15年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7万多次,代理案件近3000件,先后介入邓玉娇案、李蕊蕊案等事件,中心建立的“中国公益律师网络”吸引了近百家律师事务所200多名律师加入。


  中心成立1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先生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许智宏先生,在贺信中盛赞中心“为推动中国妇女权益保护和法律援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应有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以及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支持和赞誉,获得了广大妇女的认可与尊重,为北大赢得了荣誉!”这么一个起到先进模范作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机构,被“原因不明”地撤销,显然并非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先生所说,是“正常的‘新陈代谢’”。


  程郁缀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此次撤销决定主要依据是2006年颁布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研究机构负责人一般应为校内教学研究人员,而北大妇女法律中心主任郭建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副教授。这个理由非常牵强,2006年的管理办法为何到2010年突然执行?中心此前与校方沟通,试图另行注册独立的公益性组织,为何校方突然单方面宣布撤销机构?郭建梅得知中心被撤销是朋友转告,显然,校方和中心此前并未进行充分协商。


  对于这么一个并非“新陈代谢”而是“劣胜优汰”的事件,可以从学术自治、公益律师、社会组织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北京大学对中心的“始乱终弃”,更像是来自外部的“不可抗力”所致。如果确实出自校方意愿,校方决策过程的粗暴让人惊诧。而公益律师,本来是维权和维稳之间最好的平衡器,众多主管部门却习惯性地把良民等同于顺民,认为公益律师鼓动良民成为刁民,是不稳定的制造者。他们回避了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拒绝以法治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暴力盛行。这几年,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逐渐被接受,但是社会组织尤其是NGO依然举步维艰。3月份开始执行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NGO更是雪上加霜。


  关于这些问题,媒体已经进行深入探讨,不再赘述。在这里,我更想向郭建梅以及她的团队表达个人的敬意。最初知道郭建梅,是读到《郭建梅 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呀?》(2009年4月20日《南方人物周刊》)。郭建梅,北京大学法律系83届毕业生,1995年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听到希拉里的演讲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没过多久,她“弃明投暗”,辞去《中国律师》主编助理一职,组建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很多人对她的工作不理解,有的法官问她是不是找不到案子才做公益诉讼,还有的法官直接将判决书扔在地上。但是,郭建梅一直在努力。为了筹集经费,她曾经接拍芬必得的公益律师电视广告,其中的台词让人难忘:“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每一个案子,都是一道难关……”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今天,郭建梅又面临一道难关。15年来,无数难关没有让她却步,今天这道难关也不可能阻拦她,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身边的朋友经常存在观点分歧,但是对于郭建梅以及她的工作,无不抱有敬意。与我持同样观点的绝非少数,我在网上看到2009年武汉市文科状元的梦想是做一名律师,和郭建梅一样去伸张正义。郭建梅的示范性作用,正在默默地影响着未来。不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以郭建梅为目标的学弟学妹们,对于学校的“新陈代谢”有何感想?希望此次中心被关闭,不会打击年轻一代追寻梦想的心愿。


  中国有句古话:“人在做,天在看”。这里把这句话送给郭建梅,你不是一个人在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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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罪,还是发帖罪?

作者:王晓渔




  几位农民,因为不满村官和土地补偿贴大字报被拘留,另外四位农民去北京上访,并将大字报的内容放到网络上。事后,被拘农民获释,四位上访者因涉嫌侮辱罪被刑事拘留,其中一位已过六旬、对电脑一无所知的农民未被列入公诉对象,其余三位分获1年和1年2个月的有期徒刑,参与网贴制作和传播者刑期最长。(《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而是发生在江苏省泰兴市的真实事件。



  近年来,因言获罪的事件不胜枚举,并且出现一个新的趋势,“严打”的重点不仅是言论,还包括传播言论的方式。如果统计一下,近年来的以言获罪者几乎都是网民,被严打者有时并非直接卷入利益冲突的利益相关者,反而是打抱不平的发帖者。在街谈巷议中以言获罪者减少,算是“进一步”,但是在网络中以言获罪者层出不穷,又有“退两步”的迹象。此次江苏省泰兴市司法机关似乎更加明确了“上网发帖,罪加一等”的精神,虽然贴大字报和上网发帖的内容并无根本差别,两者的待遇却截然不同。



  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表示侮辱罪属于自诉案件,达不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条件。但是判决书称:“被告人利用主流网络侮辱他人,造成的影响大,范围广,扰乱了社会秩序,泰兴市人民检察院以公诉形式起诉并无不当。”显然,在泰兴市司法机关看来,上网发帖是案件可以由自诉转为公诉的主要原因。为了表明“影响大,范围广”,判决书特别说明被告人利用“主流网络”(准确地说,应是“主流网站”)。



  究竟是哪些“主流网络”?根据报道,几位农民发帖的地方是央视网焦点访谈、新浪播客和央视网互动平台。众所周知,这些“主流网络”有着严格的过滤机制,它们会那么容易被几位农民“利用”吗?泰兴市司法机关的说法,无疑低估了主流网站的政治觉悟。不在“主流网络”发帖,难道鼓励几位农民翻墙把帖子发到海外网站?93岁的李锐先生,最近撰文转述了104岁的周有光先生的一段话:“你不许人家发表文章,人家在网上发表,网上你可以控制,但现在有个新花样叫推特。”(《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报道还讲到一个细节,几位农民为了帖子获得关注,以一条帖子4块钱的价位请人炒贴。是否可以因此断定帖子“影响大,范围广”?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网上炒贴的行业标准是五毛,这几位农民的出价竟然是行业标准的8倍。如果帖子非常火爆,网友回应热烈,他们完全不必高薪请人发帖。进而言之,这种高薪不难招到炒贴者,很多领取五毛低薪的网友一定趋之若鹜,这些农民最终只出了400多块钱,与五毛炒作某些事情的积极性不可相提并论。



  不能否认,几位农民的大字报和网贴用语,都有欠妥当。他们把批评对象比作南霸天等,还以“老婆偷汉”之类的传言泄愤。对于这种表达方式,我完全不能认同。但是,侮辱罪不等于脏话罪。被批评的村办企业在给公安机关的材料中说,贴大字报者有“司马昭之心”。如果农民把对方比作“南霸天”是侮辱,村办企业称农民是“司马昭之心”,岂不同样是侮辱。



  就在报道这一事件的同一版,《南方周末》还报道了湖北郧西县政府高调向网民陈永刚道歉的经过。陈永刚批评县委书记是“想吃软饭的县伪书记”,这种批评方式无助于双方的沟通。但是,不能因此拘留网民。陈永刚被拘留的决定落款是“郧西县委县政府”,按照规定,行政拘留的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最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不是发帖者,恰恰是为了严惩发帖者不惜违反程序的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他们使得公众对司法和行政逐渐丧失信任感。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应该明白,上网发帖要远远胜过拔刀相助,即使是满口脏话的上网发帖,也胜过两肋插刀的拔刀相助。在一个信息时代,如果出现利益冲突,哪一方进行信息控制,它就已经输了,因为这种举动说明它既不能以理服人,也不能以德服人,更不能以法服人,而是以力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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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区分两种中产阶级

作者:王晓渔


  大约20年前,台湾歌手郑智化的《中产阶级》进入大陆。当时大陆对“中产阶级”一词还处在懵懵未懂的阶段,但是那些歌词在大街小巷到处传唱:“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20年后,当这种景象在台湾逐渐成为历史,在大陆却成为现实。


  在今日大陆,中产阶级的身份非常暧昧:一方面被视为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与底层社会无异。职业套装、鸽子笼一样的工作间、空气流通不畅的高层建筑,成为很多名校毕业生向往的生活方式,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把这想象为上流社会。但是,暂住证、蜗居、抑郁症,又往往成为中产阶级的梦魇。


  知识界对中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最初,把中产阶级视为公民社会的主力,寄予厚望,后来发现中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开始批评和质疑。


  在我看来,必须区分两种中产阶级:一种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一种是价值观上的中产阶级。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是现在通用的概念,一般根据职业划分,比如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价值观上的中产阶级,具有维护个人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很难根据职业划分。如果不作区分,只是寄希望于经济中产阶级构建公民社会,那是缘木求鱼。


  在E时代,网络身份比现实职业更能判断一个人属于何种中产阶级。比如开心网忠实网友多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天涯社区、凯迪网络、豆瓣忠实网友多是价值上的中产阶级。正如两种网友互有重合,两种中产阶级也会互有交叉。


  在正常状况下,中产阶级应该既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又拥有独立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缺乏幸福感,不能单纯归结为收入低下,幸福感是精神层面,经济问题难以解决精神问题。缺乏幸福感的中产阶级,往往缺乏独立的价值观。拥有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可能会对现实更加不满,但他们的内心是充盈的,他们会在思考和行动中获得无法换算成经济的幸福感。


  一个值得谨慎乐观的现象是,这一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中产阶级开始成为价值中产阶级,这对公民社会的形成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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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

作者:王晓渔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先生在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只有短短8分钟,赢来9次掌声。(另一个版本将每次掌声的时间一一列出,统计数字是5分钟11次,掌声密度更高。)在会场之外,也赢来众口一词的称赞,媒体称其为“以最敢讲真话而成为两会引人注目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振中本人也表示,发言之后收到很多短信,普遍说好,甚至有一条称这个发言可能是这次“两会”最牛的发言了。(《东方早报》2010年3月13日)


  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已经成为众多会议的顽症。在此次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星河湾董事长黄文仔先生批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顺桃先生“20分钟讲形势大好、20分钟讲别乱吐痰”,占用了其他委员的发言时间。回顾一下历史,这种“吐痰提案”并非孤案。今年1月份的政协重庆市委三届3次会议上,重庆理工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副院长赵明富先生就提交了《关于多管齐下,禁止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的建议》,此举受到媒体好评,称为政协委员关注“小事件”。


  勿以善小而不为。但是,两会尤其是全国两会,更需要将目光聚焦于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数千名委员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每人配发一台笔记本电脑,讨论如何应对随地吐痰问题,未免有些举轻若重的感觉。在“20分钟讲形势大好、20分钟讲别乱吐痰”的情况下,朱振中的发言赢来场内场外的掌声,也就不足为奇了。


  报纸很快刊登了发言全文,我一睹为快。讲到搞形式,他坦承:“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讲到唱高调,他痛斥:“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动不动就是集群、体系。”讲到耍花架子,他批评到处都是“中心区”、“示范区”、“宜居区”、“中央商务区”、“国际会展区”、“金融服务区”、“生态旅游区”、“休闲度假区”、“欧陆风情区”。


  正当我准备击节称赞时,接着读到他建议的针对性措施:一、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二、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落实预防、约束措施;三、进一步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这三个“进一步”,我们非常熟悉。但是,让我有些困惑的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如何保证这些建议在实施过程中不会成为常说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反对形式主义,会不会成为升级版的形式主义?


  朱振中进入公众视野,是在今年1月份的广东省政协分组会议上,他曾表示:“居者有其屋不是说一定要买房。我有个同学在香港工作,供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供了一辈子。我们的大学生才毕业没几天,就要买八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导向有问题。”虽然发言很有个性,但是效果远远不如这次。


  朱振中称讲真话“没压力”,按照他这种方式讲真话,我相信确实没什么压力,既没有压力,又能赢得满堂喝彩,何乐而不为?2009年11月,新华网发表《批评痛斥别成行为艺术》,针对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痛批高等教育千人一面,这样评论:“以口头批评替代实际问责,以批评来转移社会舆论的目光,批评也就越来越像是一门领导艺术,越来越像是现实工作中的一门危机公关的手段。”根据人民网的直播,此次政协会议举办的集体采访中,《羊城晚报》记者向朱振中提问:“各位主席的发言里面,空话、套话多吗?”他的回答是:“我认为各位主席讲的都是实话,都是他们在实践工作当中的体会,他们的认识,我非常认同他们的说法。”


  我赞同“讲真话”的呼吁,并且愿意相信朱振中的发言不是出于“领导艺术”或者“危机公关”。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反对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从程序着手比批评痛斥可能更为有效。此次人大通过选举法修正案,规定代表候选人应当与选民见面,这就比只呼吁三个“进一步”更有意义。李顺桃连讲40分钟,当黄文仔批评李顺桃,李顺桃反唇相讥,这说明议事规则存在问题。如果从小事做起,那不妨从完善程序细节做起,而非从“禁止吐痰”做起。在会议上,很少会有代表随地吐痰,但老话、废话、空话、套话、假话比痰还要让人望而生畏。


  反对形式主义,必须健全程序,使得形式主义在程序中无法容身。这里向朱振中诸先生推荐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孙中山《民权初步》。1917年,孙中山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撰写《民权初步》,专门教习国人如何开会,他在序言里称:“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9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和这些书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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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传黄免责,保护还是侵犯个人私域?

作者:王晓渔




  从网络到短信,“反低俗”运动的力度不断加大。发荤段子手机将会停机,一时成为热点话题,也给公众带来担忧,荤段子的范围如何界定?会不会殃及池鱼?在“开口交谈”因为包含“口”和“交”两字也会被一些网站过滤的情况下,公众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湖南移动率先为公众减轻心理负担,表示:“夫妻、朋友之间私下发的几条黄色短信,属于用户正常通信的范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陈国庆做客新华网,就《解释(二)》进行说明,胡云腾先生表示:“如果好友之间、同事之间发一点低俗的东西,互相调侃,这个只能说情趣不高,骚扰别人,刑法不能把老百姓一些不健康的东西都纳入打击的范围。”



  亲友之间发送荤段子可以免责,这似乎给手机用户服下一颗“放心丸”。但是,仔细想想,更加让人不安。个人的权利非但没有受到有效保护,还有可能进一步受到侵犯。



  首先,亲友关系由谁鉴定?电信公司还是公安部门?如果是前者,电信公司显然有越界之嫌,手机用户之间的关系属于个人隐私,商业机构没有权力过问。如果是后者,将引发更多的问题。当一个用户给亲友发荤段子的时候,是否需要做好准备,随时到公安部门说明他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核对身份的工作量将会大得惊人,不要说手机用户不厌其烦,公安部门恐怕也要停止其他所有工作,专门办理亲友关系的认定工作。



  即使手机用户愿意配合调查,公安部门拥有足够警力,依然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鉴定亲友关系?鉴定亲戚关系,相对较为容易,有一些外在的标准,血缘或契约。鉴定同事关系已经较为困难,有些大型机构有上万名员工,双方可能互不相识,但又是同事关系。鉴定好友关系,则是难上加难。两人之间仅仅是认识,还是熟识,或者是好友,缺乏一个严格的标准。以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来确定是否免责,未免失之草率。



  从逻辑上说,你给亲友发送荤段子超标,可能遇到两种结果:一种是惊动公安部门,你需要说明和发送者之间的关系,否则手机将被停机;另一种是安然无恙,没有任何部门前来过问。你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不必庆幸,因为那意味着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已经知道你和信息接收者是亲友关系。



  在做客新华网时,陈国庆先生提到,鉴定一个信息是不是淫秽的、黄色的信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孩子一块看,如果不能一块看,那肯定就是淫秽的。以亲友能否一起观看判断信息是否淫秽、黄色,确实简单,却有些粗暴,使得判断标准过于主观。有些信息,可能适合夫妻,却不适合孩子;有些信息,这些亲属看来“很傻很天真”,那些亲属看来“很黄很暴力”,没法一概而论。



  治理淫秽信息的标准应该是两项,是否以牟利为目的或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尤其是后者,应该成为主要标准。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关系或者发送信息的数量,不宜作为绝对标准。



  亲友传黄免责,目的在于保护个人在私人领域里的权利,执行这项规定恰恰以侵犯个人隐私为前提,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举措。不管发送者和接收者是何种关系,传黄只要不以牟利为目的,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都不应治罪。如果有牟利目的,或者造成了严重后果,哪怕双方是亲友关系,也不能豁免。至于信息数量,只宜作为参考,信息数量巨大,未必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一个人在手机或者电脑里一不小心将一个淫秽视频复制了几百遍,按照《解释(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但是很难说这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2004年的《解释(一)》区分了“以牟利为目的”和“不以牟利为目的”,前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后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从这个角度说,不管是否以牟利为目的,只要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达到一定数量,就要受到处罚。这注重了信息的量化标准,便于操作,却忽视了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这一重要因素。



  低俗标准的混乱,使得“反低俗”宁紧勿松、适得其反,对于这一趋势需要抱有足够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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