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石头的鸡蛋天涯名博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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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游记

  

七月一日至四日,有幸游览承德避暑山庄及故宫博物院。六月二十八日到北京时雾霾沉沉,七月一日一场大雨洗去尘埃,至二日大为晴好。一日之游虽遭暴雨袭扰,一干人等在丽正门内躲了半小时,但好在避暑山庄无甚好看。到第二日游小布达拉宫时,天公作美,碧空一洗之后澄蓝可人,与宫庙红墙黄顶相映,令人游兴大增。三日游故宫,从北边的神武门入,先左边,再转中轴线。午饭后略事休憩,再从北往南,由御花园入西六宫,然后南行至军机处、内务府,游武英殿后折返,由神武门出。故宫只游一天,时间紧张。但与参团的游客相比,已显从容。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游记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康熙42年),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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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被漠视,信任在流失——郭美美事件和诗人蓝蓝上书

郭美美在公众眼里的身份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但真相如何,很多人却无从知晓。受郭美美事件的牵连,中国红十字会近乎成为千夫所指。中国红十字会并非全然不在乎自己的声誉,所以也做过澄清,声明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全然无关。但一个声明显然是不够的,公众想知道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为什么要宣称自己与红十字会的关系?她的背景如何?她的家庭如何?红十字会在商业领域到底有哪些行为?善款是否被用于商业投资?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人在掌控投资?投资效益如何?换而言之,郭美美事件已经超过郭美美这个小女孩,以及她的家庭。所以,尽管郭美美母女在电视节目上接受郎咸平的质问,希望澄清事件。但效果却是越描越黑。公众的目光早已超过她们的家庭,投注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财务和具体运作之上。2013年,在雅安地震之后,郭美美事件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先是谣传社监委将对郭美美事件展开调查。2013年6月13日,《中国经济网》报道,“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委员王永透露,关于此前提出的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仅获得了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委员支持。最终,社监委认为,暂时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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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步需要不依不饶的“刁民”

  社会的进步需要不依不饶的“刁民”
  继陕西省财政厅拒绝湖北大学生刘艳峰要求公开“表哥”杨达才的工资之后,陕西省政府又拒绝了湖北律师许方辉同样的要求。刘艳峰和许方辉在被拒之后,都表示会继续努力。在政府看来,两人的要求配得上“刁民”的称号。但社会要进步,就是需要“刁民”们的不断努力。
  陕西省财政厅和陕西省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公开杨达才的工资呢?揣测其理由,可能有三:一是仅公开国家规定的“工资”的话,杨达才的工资收入肯定是配不上那些手表的。这就会引起民众对杨达才,乃至其它官员更多更广泛的推测。那时候,就不仅是“表哥”的问题了,恐怕“烟哥”、“眼镜哥”、“项链姐”、“LV姐”等也会层出不穷。二是如果公开杨达才全部的合法收入的话,政府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里说的“合法收入”是指包括国家规定的工资、地方的津贴、各部门的津贴等等在内的各种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个人钱包的收入,比如地方和部门给的“干部津贴”(不一定是这个名目),逢年过节给的“过节费”,每月都有的“住房补贴”等等。我相信杨达才的“合法收入”应该是一个能引起许多人愤怒的数目,对政府而言,这个数目是不可轻易示人的,因为还有许多人指望继续享受它。三是“万事开头难”,一旦公开了杨达才的工资,那么以后肯定还会有民众请求公开财政厅长、教育局长等等官员的工资。只要有了先例,政府就很难刹车了。
  地方政府的这些“左右为难”,其实是官僚心态在作祟。表面上有信息公开条例,实际却是捂得手忙脚乱、窘态百出。就像官员公开财产一样,很多人只是嘴上说说,自己却不愿意试一试。逢上这种事情,就需要“刁民”的挺身而出,不断地捅破层层“脸皮”,剥离出背后的真容。中国的“顺民”太多,我们的孩子也被教育要好好地做“顺民”,有“刁民”跳出来,打破唯唯诺诺的虚假和谐,这是天大的好事。
  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放在冷兵器时代,官府有长矛,平民也长矛。官府来围剿,平民可占山为王。这在现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民众凭什么可与官府平起平坐地对话?除了口水,就是那颗肉长的心了。通过舆论提炼民意,民意汇成大河便有了倒逼政府改革的力量。“刁民”偶尔的“行为艺术”或许不会导致实质的改变,但绝对可使官府渐渐露出真容。杨达才的工资或许不会公诸于众,但这毕竟使亿万人明白一个道理:官府有许许多多不可告人的事情。窥破虚伪就是进步。这是由“刁民”推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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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信能不能让中国人清醒?

  村上春树的信能不能让中国人清醒?
  村上春树就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岛争投稿《朝日新闻》,凤凰网刊发了译文,译文中有这么几段话:
  我在《螺旋鸟年代记》这部小说里提过了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这是国界纷争带来的短暂但炽烈的战争。日本军和蒙古(即苏联)军之间爆发激烈战斗,双方士兵死亡人数到达2万人。我写完了小说之后,造访事件当地,我站在弹匣等遗留物至今仍散落的苍茫荒野上,强烈的无力感袭来,我思考着:“为何为了一片草木不生的不毛之地,人们要彼此杀戮争夺呢?”
  我在文章开头处说过了,对于中国书店把日本作家著作下架,我没有阐述意见的立场。这完全是中国国内的事情。作为一个著作者,尽管深觉遗憾,但也莫可奈何。在此,我所能说的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举措,请不要采取报复行为。一旦采取了报复行为,就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最终会反弹伤到我们自身。反过来,如果我们抱持着“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对于他国文化始终不失敬意”这样的冷静态度,这就是我们的一大成就。这就能让我们站在痛饮劣酒的相反位置。
  劣酒宿醉终会醒,但灵魂交流之道一日不可阻碍。多少人花费多少心血搭起了这个灵魂交流之道,这是一条无论如何都该维持畅通的重要道路。
  其中提到的《螺旋鸟年代记》可能就是林少华译作的《奇鸟行状录》,也有译作《发条鸟年代记》的。这部长篇小说与《挪威的森林》等作品相比,算得上风格迥异,对战争、人性的思考更加细腻深刻。
  村上春树提到了战争,还说起“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对于他国文化始终不失敬意”、“灵魂交流之道一日不可阻碍”。这些话我想不仅是说给日本人听的,也是说给中国人、韩国人,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内的大众听的。
  在目前这场远未平息的岛争中,中国人、中国政府的表现有许多值得冷静思考的地方。对于长期遭受专制禁锢的头脑来说,对于外国政治的理解常常成为国内政治的镜像。这种惯性思维,再加上内政积蓄的怨气,表现在游行中便是理性,乃至人性的暂时隐匿。与六十年前相比,中国普通民众的思考力仍然是孱弱的,遑论什么独立性。政府在外交上的思维还是没有摆脱“人民战争”的传统,美国炸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游行和攻击美资企业;中菲黄岩岛之争,是禁入菲律宾香蕉;中日岛争,又是游行和攻击日资企业。在这些事件中,政府似乎充当了背后“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十多年以来,政府的外交方略已似僵化,很难有新的举措。这不仅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影响到了政府和民众在国际上的形象:简单、粗暴。虽然没有战争,但“和平崛起”的角色也没令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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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武器好像不奏效

  
  现在不再是十九世纪,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对那些开放型经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当政治纠纷蔓延至经济领域时,往往是两败俱伤。愤青们抵制日货,如嗜血魔怪一般打砸日系车,直接受到伤害的并不是日本政府和日本首相,而是中国的平民。遗憾的是,政府对这些行为虽有打压,但事先的预案、事后的处理,无论力度、速度都难令理智的国人满意。
  当日货在中国滞销时,当日产、马自达、丰田在中国的工厂停工时,日本首相在联合国演讲,声明在钓鱼岛问题“不退让不妥协”。经济上的反制获得了什么?至少目前看来,日本人并不心服口服。而那些在合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工人却面临失业,他们的收入可能会因此锐减,连带的就是地方政府一连串相关的经济数据。每年8%的目标,今年是否还能完成?各级政府恐怕也会慢慢忧虑起来。
  其实,日本人早就把中国政府看穿:不会动武!但中国政府不想被国内民众看穿,所以有了所谓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固然有了些效果,但至今为止,中日双方与谈判桌的距离似乎比东海还要宽广。有美国的撑腰,日本不怕与中国开战。有美国在,中国打狗看主人,多少有所忌惮;有日本产品在很多领域内的世界领先优势,日本人并不用担心失去中国市场,就算失去了中国市场,世界还是很大。更何况,没有多少中国人会选择用“爱国者”数码相机。
  事实上,愤青们的抵制日货,本来就是“外强中干”者挑起的闹剧,不值一驳。悲剧的是,他们被利用了,成为某些Paper tigers虚张声势的工具。Paper tigers乐得顺水推舟,用平民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堵住愤青们的嚣嚣之口。
  成功阻拦了台湾保钓船之后,日本承认自卫队出动了战机,很多人看到“底线”被撕裂时,承诺“大国之怒”者却隐忍不发。日本巧妙地探到了底,在这场岛争中,日本人再一次体现出了狡猾、机智、迅疾的狼性,而它的对手,一如既往地“大气”、“稳重”。抗议、愤怒、反制,最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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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辨伪的角度看韩、方之争

  
  有关韩寒作品为他人代笔的说法已经传播了一阵,没想到过完春节来后,竟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今晚到双方的博客浏览,认真看了方舟子分析韩寒作品的文章,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方的所谓分析,其实是在捕风捉影。文献辨伪是非常复杂的工作,而对文学文献的辨伪更是难上加难。方舟子显然小看了这种工作,所以才在文章中流露出许多轻率。
  
  方舟子的分析方法很简单,一是从韩寒的作品中寻找各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描写,看它们与韩寒的生活经历是否相符。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方法,因为他是在揣测一个素不相识者的生活经历,甚至试图安排韩寒一二十年前的生活。上海市那么多的书店,谁能保证每个书店都是你设想的那个样子?二是用常规逻辑验证韩寒对事物的描写,比如对《求医》一文的分析。常规逻辑在大部分情况下当然是不错的,但对一个文学风格还处在模仿阶段的少年来说,所谓的常规逻辑往往不能约束他。《求医》一文的风格有如韩寒自己所说,是“故作老成”,很多地方是故意炫耀文字技巧、抖包袱。要求这种作品描写的疥疮、医院、医生与医学教科书、史书的载录完全一样,纯粹是缘木求鱼。三是分析文风,这就是更微妙,更危险的事情了。所谓文风、文风,就是风,就是气体,其形不可捉摸。你说17岁的少年写不出这样的文风这样的老练,这是你的看法。王阳明在11岁时,就能呤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样的诗句,这是能用常理说清的事吗?在千千万万的人群中,总会有一两个出类拔萃者,他们显得与常人不一样,是可以理解的。总不能要求天下人在17岁时,都写同样的文章,做同样的事吧?
  
  总之,文献辨伪是件顶复杂的事,不是几篇博客文章就能解决的。文学创作与学术写作、实验报告有太多的不同,不能用规范后者的要求去分析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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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乱翻书

  寒假里回老家一趟,能静下来看书的时间并不多,只草草地翻了几本书,一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二是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三是《读库》1106。
  
  为了简化行囊,没有带书回老家,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的家里,早早地上床睡觉。临睡前心里空空的,觉得要翻本书才好。幸亏老妈随意放了几本在书桌的抽屉里,其中就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本书是我大一时买的,那时候长沙的“黄泥街”正值鼎盛,也有大学生从那里进书,然后到各大高校的宿舍兜售。《文化苦旅》就是从这样的小贩手里购得的。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多讨论,甚至有学者从中挑出不少的毛病。但我当时根本不懂那些纷争,只是觉得有些文字已经不属冷静的讨论。第一次读时,我记得从书中摘抄了不少内容。但以今日的眼光看,书中值得钦佩的恐怕只有文采了,而且这部分还有许多生硬堆砌的东西。恰好我回老家前几日看的廖信忠的文章提到了《风雨天一阁》,因此就特意看了这篇。看完三页,我就看不下去了。这几页中既有明显的文史错误,也有生拉硬扯的比附和莫名其妙的呻吟。例如说天一阁名字典出《易经》“天一生水”就是错误,“天一生水”其实是郑玄注释《易经》时说的话,并非经典原文。在说到中国古代的藏书时,说清代以前的宫廷藏书不成系统,这纯粹信口开河。叙事中夹杂的抒情文字,则多得让人生厌。不过,这仅是书中的一篇,也未必有代表性,但对我的兴趣却是不小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天,我干脆束书不观了。
  
  廖信忠是台湾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我们台湾这些年》。整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重点事件为纬线,简略描述了台湾三十年来的变革。文笔说不上多好,但笔调轻松,作者又亲历其事,许多细节读来颇为有趣。可惜的是编辑太马虎,好些地方不太流畅,叙事又游移不定,使书本减色了不少。此书可以帮助读者建立起对台湾社会的基本认识,比如台湾政党政治的变迁、现代传媒和娱乐的发展概况等。其实,海峡两岸的发展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政治上的宽松化,社会上的多元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文化上的娱乐化。大陆人看台湾,就是从镜子里看自己。不过,二者也有根本的不同之处。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理论上是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三权分立为发展目标,这为后来蒋经国解除党禁等提供了依据。国民党在历史上与中国近代的会党关系密切,本身又缺乏一个稳定有力的权力核心,内部充满了散漫和矛盾。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部因素。从外部看,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缺乏民众基础,再加之有二二八等事件的影响,使台湾的政治版图更加复杂。二是随原国民政府逃往台湾的很多人,在政治上是倾向西方式民主和自由的,文化界尤其如此。三是地缘政治上看,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中,韩国、日本都在民主化方面大踏步前进,这对蒋经国的施政也会有相当的影响。长远来看,台湾是块实验田,大陆如能利用好这块实验田,当会在政治改革上少走弯路。
  
  知道《读库》这本杂志是偶然看柴静的博客,从卓越上买了一期之后便预订了一年。1106是2011年的第六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一篇《学开会》,作者寇延丁。文章以两个人为中心,由城市返回乡村致力乡村建设的杨云标,和推广“议事规则”的“海龟”袁天鹏。杨云标遇到了“组织建设”和权力运作的难题,袁天鹏想在中国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被孙中山称为“民权初步”的新事物,没有乡村经验的他需要沉入基层。经寇延丁、刘老石等人牵线搭桥,杨和袁有了合作项目,为安徽阜阳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拟定了“合作社会议制度十三条”,并提供培训,教村民如何民主、文明、高效地“开会”。这个“十三条”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如其第二条:“会议主持人”专门负责贯彻本“开会制度”,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执行程序,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发表意见,也不能总结别人的发言。又如第十三条:当“赞成方”票数多于“反对方”,动议通过,平局等于没通过。这些具体而细节的规条,使民主变得清晰可触,比空议要强上千万倍。《学开会》还有后续《开会啦》,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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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乱翻书

  寒假里回老家一趟,能静下来看书的时间并不多,只草草地翻了几本书,一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二是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三是《读库》1106。
  
  为了简化行囊,没有带书回老家,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的家里,早早地上床睡觉。临睡前心里空空的,觉得要翻本书才好。幸亏老妈随意放了几本在书桌的抽屉里,其中就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本书是我大一时买的,那时候长沙的“黄泥街”正值鼎盛,也有大学生从那里进书,然后到各大高校的宿舍兜售。《文化苦旅》就是从这样的小贩手里购得的。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多讨论,甚至有学者从中挑出不少的毛病。但我当时根本不懂那些纷争,只是觉得有些文字已经不属冷静的讨论。第一次读时,我记得从书中摘抄了不少内容。但以今日的眼光看,书中值得钦佩的恐怕只有文采了,而且这部分还有许多生硬堆砌的东西。恰好我回老家前几日看的廖信忠的文章提到了《风雨天一阁》,因此就特意看了这篇。看完三页,我就看不下去了。这几页中既有明显的文史错误,也有生拉硬扯的比附和莫名其妙的呻吟。例如说天一阁名字典出《易经》“天一生水”就是错误,“天一生水”其实是郑玄注释《易经》时说的话,并非经典原文。在说到中国古代的藏书时,说清代以前的宫廷藏书不成系统,这纯粹信口开河。叙事中夹杂的抒情文字,则多得让人生厌。不过,这仅是书中的一篇,也未必有代表性,但对我的兴趣却是不小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天,我干脆束书不观了。
  
  廖信忠是台湾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我们台湾这些年》。整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重点事件为纬线,简略描述了台湾三十年来的变革。文笔说不上多好,但笔调轻松,作者又亲历其事,许多细节读来颇为有趣。可惜的是编辑太马虎,好些地方不太流畅,叙事又游移不定,使书本减色了不少。此书可以帮助读者建立起对台湾社会的基本认识,比如台湾政党政治的变迁、现代传媒和娱乐的发展概况等。其实,海峡两岸的发展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政治上的宽松化,社会上的多元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文化上的娱乐化。大陆人看台湾,就是从镜子里看自己。不过,二者也有根本的不同之处。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理论上是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三权分立为发展目标,这为后来蒋经国解除党禁等提供了依据。国民党在历史上与中国近代的会党关系密切,本身又缺乏一个稳定有力的权力核心,内部充满了散漫和矛盾。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部因素。从外部看,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缺乏民众基础,再加之有二二八等事件的影响,使台湾的政治版图更加复杂。二是随原国民政府逃往台湾的很多人,在政治上是倾向西方式民主和自由的,文化界尤其如此。三是地缘政治上看,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中,韩国、日本都在民主化方面大踏步前进,这对蒋经国的施政也会有相当的影响。长远来看,台湾是块实验田,大陆如能利用好这块实验田,当会在政治改革上少走弯路。
  
  知道《读库》这本杂志是偶然看柴静的博客,从卓越上买了一期之后便预订了一年。1106是2011年的第六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一篇《学开会》,作者寇延丁。文章以两个人为中心,由城市返回乡村致力乡村建设的杨云标,和推广“议事规则”的“海龟”袁天鹏。杨云标遇到了“组织建设”和权力运作的难题,袁天鹏想在中国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被孙中山称为“民权初步”的新事物,没有乡村经验的他需要沉入基层。经寇延丁、刘老石等人牵线搭桥,杨和袁有了合作项目,为安徽阜阳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拟定了“合作社会议制度十三条”,并提供培训,教村民如何民主、文明、高效地“开会”。这个“十三条”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如其第二条:“会议主持人”专门负责贯彻本“开会制度”,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执行程序,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发表意见,也不能总结别人的发言。又如第十三条:当“赞成方”票数多于“反对方”,动议通过,平局等于没通过。这些具体而细节的规条,使民主变得清晰可触,比空议要强上千万倍。《学开会》还有后续《开会啦》,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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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但不完美:评《金陵十三钗》

  这部片子的优秀,已经得到公认。145分钟,看时一点不觉得长。情节快慢相宜,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故事环环相扣,除了乔妆完毕时才发现只有十二人而少一人这点略显突兀之外,基本没有漏洞。对这部电影的好评已经不是“如潮”能形容得了。这说明张艺谋终于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无限接近理想的平衡点。
  说“无限接近”,意思就是这部电影终究没能处在艺术和商业之间的理想平衡点上,而是稍有偏移。首先,电影对人性的发掘当然是成功的,但也是平庸的。因为妓女这个正常生活中通常被歧视的群体在危困之际做出令人敬仰的举动,这一类情节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早以为人们熟知,最有名的当然是《羊脂球》。将她们的悲壮之举与平日的形象、与纯洁的学生比较,各式反差无疑显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诡秘。这些说法虽算不上陈词滥调,但肯定早已不新鲜。所以,电影并没有表现出导演对战争中的人性有深刻的认识,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其次,电影在表达情感(简单说就是煽情)方面依然力度有余,含蓄不够。比如十四位妓女排成一横排弹唱《秦淮景》,有点做作;李教官为女孩送鞋,这放在生死攸关之际,也有点用力过猛。个人最难以接受的是,电影中的强奸及祼体镜头。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过大量的强奸是事实,但电影在表达这个沉重的话题时,应该内敛一点才好。比如香兰死后被虐尸、豆蔻受轮奸后被杀,镜头虽然拍的是侧影,但在感官上仍令人心惊肉跳。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身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在这个伤疤中,有许多内容是不宜用电影镜头直接表述的,只宜无声暗示。其实,导演完全可以不呈现上述镜头,枪声、惨叫、血等,都可以使观众明白有兽行发生。在这种电影中,不能过于强调镜头的“冲击感”。
  最后,这部电影没有表达出中国人对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的独有认识。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创作时并无“使命感”,这可能使他在处理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惨剧时缺乏深度发掘的动力。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如果中国人在理解它时只顾抄袭西方人、犹太人对二战的认识,这就是肤浅。电影《金陵十三钗》在人物性格变化、戏剧冲突等关键要素上,与西方一些反映二战的电影具有极高的相似度。这或许会有利于电影在国际市场的票房,但如想获大奖,恐怕可能性较低。事实上,此片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导演对“中国元素”的呈现上。南京、方言、秦淮河、琵琶、旗袍,电影里的“中国”和“南京”都是模式化的,同样是模糊的。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部电影面面俱到,《金陵十三钗》达到现在的这个水准,已经很不错了。它的成功和不足,都源于现时中国轻视自身历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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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像草一样活着:《Hello,树先生》

  从主演王宝强由群众演员到最佳新人,再到今日的“影帝”这段经历看,这部电影可称是他的“心灵史”。这样说当然夸张,但要演好“树先生”这个角色,当今影坛恐怕除王宝强之外,别无人选。一要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二要有受尽白眼被人戏耍的经历,三要有朴实憨厚中带有世俗和精明,四还要有演技且有农民气质……算来算去,只有王宝强了。王宝强演得很好,应是他出道以来的最佳演出。《盲井》、《天下无贼》、《士兵突击》等等,王宝强基本上是靠本色演出,人们可以将他的成功归于运气。但演树先生,他却能摆脱本色的桎梏,揣摩人物的细微心理变化。比如树先生与陈忆馨在车内的谈话,手部和头部的动作、话题的跳换,都表现出了一位失意者在得意者面前的极度不适应和极欲与之平等而不得的神情。这样出彩的表演在电影中远不止一处,足以体现出王宝强这位草根出身的男人对人情和社会有超强的领悟力和洞察力。他能在鱼龙混杂的演艺圈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绝不是一个“傻根”,要远比一些科班出身的人聪明和勤奋。
  
  在表演之外,电影有很浓的“贾氏”特征,例如开篇的房地产广告就是。电影将故事的地点设定在一个有着煤矿的城乡结合部,是有深刻用意的。可惜电影太短,好多东西意犹未尽。
  
  对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这部电影是有点晦涩了。难怪中国的电视剧远比电影要火,与受众不无关系。在当今中国,这是一部堪称有良知的电影。在当今中国电影圈,这部电影远比大片更具价值。某些劝人拍床戏的制片人,真应该好好看看《Hello,树先生》。电影除了噱头,还应该有其它值得回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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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初次见到此书是两个月前在南京,当时只匆匆翻过,将书名记了下来,直到上周才将书买到。今天晚上,当小朋友安静下来看书时,我开始看这本《读史阅世六十年》,结果一看就放不下,连每晚必须的功课也不想去做了。看了一部分之后,又想写点读后感。看到了好书,就像碰到了佳肴,如不与人分享,那有何乐可云呢?
  
  今晚看了五章,开首四章和最后一章。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第一章“家世与父教”,及最后一章“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尽管作者的文字并不是非常流畅(毕竟是高龄),但不影响可读性,和思想的深度。这部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腰封上“十年砍柴”说其是“个人的学术史”,诚哉斯言。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一些与其治学对象密切相关的章节里,安排有“专忆”,用于深挖回忆内容的史学价值。比如第一章的“专忆”是“何家的两根砥柱”,以亲历往事阐明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与社会流动之间的联系。在第三章的“专忆”中,则专事记载南开中学的爱国举动。这样的安排虽使全书在体例上显得不够整齐,但由作者炽热的感情和卓尔的史识组织起来后,倒也颇具特色。
  
  读其书可知其人。在第一章中,作者就表现出了其“批判性”,哪怕是在回忆录中,也不加掩盖。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坦诚地指出张光直治学的弊病,以及自己对杜维明等新儒家的不满意。大多数学界名宿的回忆里,总表现出温润如玉的稳重和老人的阅尽沧桑,但看《读史阅世六十年》,还能看到至老不减的求知欲和对真理的不变追求。读史阅世虽已六十年,心态却依然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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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如雾,雾如牛奶

  我们正眼睁睁地见证不信任情绪由下向上漫延,当接二连三的事件在喧嚣纷扰中被人们遗忘,同时被抛弃的还有民众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政府的信任。当高层还在忧心忡忡地宣传着核心价值观,与其背道而驰的人却越来越多。是真不知,假不知?抑或根本不想知?
  
  三聚腈胺事件之后,善良的百姓以为牛奶会由此变得更加干净。事实上却是倒退,不仅牛奶没有更加干净,反而连相关国际都被稀释了。一边是官员的苦口婆心,一边是普通民众的嗤之以鼻。专家满天飞,但有几个是可信的?有几个是在说真话?这个国家的国民,恐怕全体成了怀疑主义者的忠实信徒。
  
  在遥远的首善之都,京城子民正困在迷雾之中。市政府说是轻度污染,但某帝国主义使馆却说PM2.5都已经爆了表,远远超出健康的范围。迷雾之中,恍惚有搏杀。大智慧与小聪明的搏杀。帝国主义当然是小聪明,他们的小伎俩在京城之雾中经不起推敲。
  
  雾大了就像牛奶,或许有毒,“首毒”之名号绝不是浪得。牛奶太稀就像雾,肯定没营养。牛奶不是牛奶,雾不是雾。蒙蔽终究是蒙蔽。牛奶可以特供,疏果可以特供,不知空气是否可以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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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说是“史诗”:电影《鸿门宴传奇》

  这部电影有两个名,一叫《鸿门宴》,一叫《鸿门宴传奇》。前一个简练上口,后一个啰嗦一点,但却很贴切。传奇就是小说、戏剧,瞎编胡造的空间大点。虽然海报上“传奇”两个字打得很小,其实担当的任务却是不轻。
  既然人家都说是“传奇”了,就用不着管它的服饰、器物、地形等等了。它就是个故事而已,讲得有趣精彩就行了,如果还能有点深度,那就再加点分。至于艺术,那就是个高帽子了。
  
  这部电影的故事还是有趣而精彩的,也有值得回味的地方。虞姬虽然呆若木“姬”,但有虎虎生威的项羽相配,倒也看得过去。刘邦有点模糊,不过最后温情了一把,使这个人物有了些层次,少了些奸诈。萧何有点惨,被边缘化了,最后还被安排卖友求荣。韩信就是个亡命徒,只求富贵而已。故事的重点在张良和范增两个谋士身上,最大的悲剧也在他们身上。为人谋者最终被人谋,纵然禀赋天异,却不能掌握一己命运。权力是致命的,无人能躲。项羽因权引火上身,刘邦因权迷失人情,只有粗莽樊哙宁为温情脉脉的家园而自刎。
  
  不过,电影多处画面处理得不够精细,电脑制作的痕迹太明显,一看就像游戏场景。剧情的安排也有矛盾的地方,比如樊哙等人劝刘邦去咸阳时,人人一幅追逐富贵的面貌,但最接受不了结局的却是樊哙。范增既然料事如神,何以让韩信闯进鸿门殿?又何不将韩信、张良、刘邦等一并除掉?楚怀王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还用担心它的免死令吗?哄一哄不就得了。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还算过得去。为它消磨一点时间和金钱,你不会觉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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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自作多情

  春秋与二十一世纪悬隔二千多年,要想同情之理解谈何容易。时下人人高谈民主,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却对等级名分念念不忘。赵氏孤儿就是个报仇的故事,《礼记》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有杀兄弟之仇则刀不离手,言下之意是见一个杀一个。至于杀了至友的仇人,则不寻仇,只是见则杀之。总之,为父母、兄弟,乃至朋友报仇血恨,全是当尽的义务,哪有说不过去的?不报反而不仁不义了。但陈凯歌拍《赵氏孤儿》偏要自作多情,先为古人套上“陈氏”枷锁,然后再用厚黑的阴谋和怪怪的“人性”为其解锁。先套后解,故事情节是铺开了,但汁味也蒸发尽了。屠岸贾虽然邪恶,却带着慈父的宽宏,程婴只是一时糊涂而深陷痛苦,赵武认贼作父没了悲壮。坏人不坏,好人不好,这就是很多中国电影人设想的“复杂人性”,和“去面具化”。
  
  其实,春秋时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都是草芥人命的,何况以人为殉的春秋乱世。为了讨好君王,为了谋取名利,烹子杀妻的事都有人做得出来。程婴为尽忠心,以子代主公,比起宁愿葬身火海也不出山受禄的介子推,哪个更加不可理喻?就是到了唐宋以后,人命还是不值钱。《水浒传》里的李逵轮起板斧在元宵夜一通乱砍时,他在想什么呢?说杀就杀,说砍就砍,皇帝、平民都是如此。
  
  话又说回来,古人有时却有比今天的“普世价值”更仁义的地方。鞌之战中,晋国的韩厥追上了齐顷公的战车,马上就可生擒敌酋,但他却“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不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作战时随身携带觞和璧,韩厥是不是对俘虏敌酋早有预测?)韩厥觉得自己是臣,现在却要俘虏身为国君的齐顷公,这是以卑犯尊,所以先要致谦,以示身负君命,事不由己,请求“齐顷公”谅解。其实,战争中,齐顷公早已和武臣逢丑父互换了服装。逢丑父见韩厥没有认出来,遂要齐顷父下车去打泉水,实是要他速速逃逸。
  
  比起被伟人讽为“蠢猪”的宋襄公,韩厥要幸运些,连“迂腐”两个字都没人送。春秋时代两军对阵,常常明火明枪。宋襄公不想趁人之危,虽然有点过头,但在那个时代还算不上“蠢猪”。历史上的宋襄公其实是很有一番抱负的人,也懂得随机应变。可惜一时糊涂,送了卿卿性命,霸主之梦也付之泓水了。
  
  赵武复仇的故事在《左传》非常简略,先被汉代人演绎了一通,再被元代人演绎成经典名剧,一直都是讲复仇。现在不报仇了,那就不是“赵氏孤儿”,是“陈氏孤儿”了。搞得每个人都怪怪的,不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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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者老子:始于愤怒,终于隐逸

有文献说孔子曾向老子求教,老子于孔子是有老师名分的。但老子这个人太神秘,就连司马迁也不能辨明他是何方神圣,给老子写传时只好在身世这个大问题上摆出种种说法,以示“阙疑”。不管怎么样,老子的时代与孔子应该相差不远,在变化缓慢的古代社会,他们可算是同时代的人。
  
  孔子很有使命感,想担当起天之大道,可惜没人给他这个机会。老子比孔子要洒脱,也更愤怒,最终索性骑牛出关,归隐去也。孔子逝于鲁国,老子却不知终于何方。孔子想改变社会,老子好像只是自顾其乐。两个同时代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想出了不同的招数。
  
  孔子希望立个标准,以区别礼与非礼、仁与不仁、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然后大家都按着标准去生活去行事。老子却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标准一立,效仿者众,真伪相詈,纷争必起,所以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不行尚贤,不立赏罚,圣人何以治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无”,“无不治”即是“有治”,无可生有,故无为而无不治。老子的理想是统治者清心寡欲,政治虚静无为,百姓无知无欲,天下一片宁静,斯为大治。孔子也想无为而治,但他设想通过复礼履仁,道德教化来实现。老子以为乱象的病根在于欲念太重,争强好胜;孔子则以为是人情太薄,冷暖失调。所以孔子从性情出发,老子以虚无为宗旨。
  
  贩夫走卒心系柴米油盐酱醋,王公贵族耽于声色名利犬马,总之食色性也,要凡夫俗子接受虚无,谈何容易?老子只好请老天帮忙,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又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正。”天地变化神秘莫测,力量无穷,对先民来说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仅是迎合天道还无法消除大家的担忧,还需要鼓吹“柔弱胜坚强”的理论,使大家相信柔能克刚。“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以易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其实,既讲“无”,何以又谈相胜相克呢?但老子没有其它的办法,要想推广道德,不能不攻其兴趣点。除了胜过他人,王公贵族们还想延年益寿,永享其乐,因此有持盈之道、养生之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将人对物质的需求降到仅维持生存的程度,对锦衣玉食的公侯来说称得上养生,对不知明日之生死的奴隶来说,不啻空谈。老子的话是说给贵族们听的,他也是想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救世抱负,老子说到底是有为的,不是无为,只是方法不同于孔子。
  
  换而言之,老子的出发点也是救世,只是他的致思方向与孔子截然不同。所以,老子纵然崇尚无为自然,但还是没有脱离世俗社会,还是要谈治国治民。不过,春秋时代,贼臣逆子杀君弑父屡见不鲜,旧有体制的崩盘已不可挽回。最终,孔子寂寥而逝,老子则出关成了隐者,都被当时的社会忽视。司马迁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也就是说老子是怀着悲观的心绪归隐的,对于时势的变化,再也看不下去了,心有愤怒,但又瞧不起孔子那样汲汲于救道,所以只好做了隐者。这样的隐者在春秋时代应当不少,《论语》里面就记有几位,比如楚狂接舆,孔子想和他切磋切磋,他却“趋而辟之”,他认为孔子是在做无用功,道不同不相为谋。
  
  归隐是种姿态,可藉此表明对时世的态度:批判、厌恶,甚至将隐居之外的世界虚无化,以求得己身的宁静安然。在隐者而言,他看透了世道,他再也不想和世人一起“玩了”。所以,不妨将《道德经》看做是隐士归去时的“宣言书”。
  
  关令尹喜请求老子“著书”,于是就有了“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书似乎是老子一蹴而就,立马写成。其实不是。《道德经》的来源很复杂,其中有虚静无为的“道家言”,也有出奇制胜的兵家言,甚至还有阴谋家的诡计。虽然如此,全书还是有鲜明的宗旨,即虚静无为,其它的内容都是这个宗旨下的一些实际应用。比如它谈兵虽说“以奇用兵”,但总强调军阵兵战是凶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至于书中一些看似阴谋诡计的内容,恐怕是后来人对老子思想的领悟发挥,如“将欲噏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些已近恃势弄权的文字,隐者老子也许不爱琢磨,要是琢磨了的话,他就做了大官,而不是隐于山林了。要知道,《道德经》在战国时代传布很广,读的人很多,韩非子著书就有《解老》、《喻老》,他从老子的书中汲取养分,以为法术所用。韩非子这类读者对《道德经》的理解有可能影响到《道德经》的文本,《道德经》这本书不止老子一个人在说话。如果真有老子这个人,而且写过一部《道德经》,那么我们现在所看的,肯定与“原著”有很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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