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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耶稣

  


  书名:耶稣传
  作者:欧内斯特•勒南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日期:2010年10月
  
  理解耶稣
  文/王元涛
  
  试读过若干版本的耶稣传记,但均半途而废,难以深入,直到遇上了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勒南原为基督徒,后放弃皈依,成为怀疑论者,但他始终对耶稣葆有高度崇敬,只不过,他是把耶稣当成一个非凡人物来加以礼赞的,而不是视之为“上帝之子”的神明顶礼膜拜。因此,在我看来,读勒南,就是非基督教徒理解耶稣,并借此了解基督教起源及其文化精神实质的一条可靠路径。
  
  这里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不是基督教徒,那么有什么必要去理解耶稣呢?勒南在《耶稣传》中固执地探幽发微,尽其所能地拨开历史与传说的迷雾,试图还原一个人,并揭示这个人伟大温暖的灵魂,就是要确立这样一种信念:不必成为基督教徒,也可以理解并热爱耶稣,并追随他的义,身体力行他的教诲。
  
  在勒南看来,耶稣与孔子、释迦牟尼相似,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混杂着热烈与绝望。他们早已洞悉,作为动物,人类整体的罪恶与苦难,永远难以根除。因这绝望,他们反而能放下执着,肯于慈悲地为同类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爱与宽恕。彻底的爱,彻底的宽恕,即所谓的“左脸右脸”。只有每个人都依靠内心的虔信与外在道德的约束走上这条路,方能摆脱“丛林法则”,消除相互间的厮杀与噬咬,完成人类最后的自我救赎。在理论上,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尽管这条路,因为需要人的高度自觉作为前提,会显得无比漫长。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比耶稣或孔子更为宏伟更富激情的道路设计,比如希特勒或列宁,他们贯彻实施理念的手段,是血与火的暴力,与之相伴的则是恐怖与死亡,因而十分高效昭彰。但历史却证明,罪恶的手段无法达成美好的目的,他们未能把人类引向正确的道路。革命的喧嚣过后,激情的大洪水过后,留下的是一片罪恶与废墟,而耶稣与孔子依然固执地立于荒野尽头,为恒信者提供着遮风挡雨的绿荫,千年不变不移。
  
  今天,偶尔还会有传教者声称,信教者死后可以上天堂,否则只能在地狱里受煎熬。在勒南看来,用这种方式传教,是完全背离耶稣本意的。古犹太教的教义才强调交钱购买死后上天堂的钥匙,而耶稣的“天国”并不只存于天上和死后。他把天国从来生移回了现世。天国在此间,在人心里。谨行善事,学习爱,尝试宽恕,你就已经生活在天国了。所谓一念即天堂,一念即地狱。这时候,即使身处暴政,你也同样可以获得灵魂自由,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才有了被称为“救世主”的充足理由。
  
  据勒南考证,耶稣并非大卫的直系子孙,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耶稣本人也是木匠,因为古犹太人有这样的传统:即使你将来能成为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也必须先具备一项足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手艺。耶稣生于加利利地区的小城拿撒勒,而非传说中的将诞生“救世主”的伯利恒。圣经说他生于伯利恒,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应该是信徒的穿凿,而且,可能还得到了耶稣的默许,因为这有利于教义的传播。
  
  在勒南看来,耶稣靠几块饼几条鱼喂饱几千人的传说,也是后世信徒的编造。耶稣从不主动行神迹,也无需借助摩西的红海或雅各的火柱来为自己张目。是出于信徒的哀告,他偶尔会出手驱魔,但那是为了治疗,是体恤,是怜悯,而非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勒南说,也可能是当时人们的情感生活简单粗糙,情绪容易兴奋冲动,轻微的精神病患者,的确可以通过耶稣温柔的话语得以减轻病症。
  
  期待耶稣复活,在勒南看来,则是出于最庸常的看客心理,他们是把基督教的发源史当成了好莱坞大片——没有大团圆结局,他们会有缺憾感。但是,勒南的观点是,如果耶稣是神不是人,那么他的复活又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神行神迹,不过是本分而已。而且,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他的死又有什么意义呢?按基督教教义,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流血死亡,是要替人类赎罪。可是,暗地里,却又让他复活了,这岂不是变成一场骗局?
  
  勒南认为,“复活说”将损害耶稣之死的悲剧性与震撼力。即使我们姑且认同“原罪”说,那么,耶稣之死后复活,也还是失去了赎罪的意义。耶稣复活,义人欢欣鼓舞,不再反思自己的怯懦与逃避,恶人则完全失去了认罪与忏悔的机会。
  
  只有耶稣是人,他的死,才是动人的,才会让他的信念在血光中迸发出力量。耶稣把“天国”从古犹太教中抢出来,交给异邦万民。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死,才足以感动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只有耶稣是人,我们才足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行动的力量。他能做到的,我们未必不可以做到。
  
  勒南说,耶稣创建的基督教摒弃《摩西律法》,从犹太教中独立,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从古代宗教演变而来的变革,经历了几乎一千年,之后又用三百年的时间走向成熟。“那时生活着一个卓越的人,他以无畏的首创性和所能激起的爱,成为人类未来信仰的对象,并奠定了这一信仰的基础。”
  
  勒南如此盛赞耶稣,却曾在基督教世界掀起过轩然大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说耶稣是人。但是,勒南剔除神迹,消解一切迷信因素,只从人的角度理解耶稣,指出他的伟大与圣洁,实际上更容易让非基督教徒理解和接受,相信会有众多非基督教徒受勒南笔下耶稣的感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去行他的爱与义,从而摆脱教条,确认“我是我的教会”。在这个意义上,谁能说勒南是一个叛教者?我相信,若耶稣有灵,也会对勒南暗暗嘉许。
  (《经济观察报》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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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尺寸上燃烧

  


  文/王元涛
  
  一直盼望马莉的诗人肖像画展能成为一次事件,借此,诗人与诗,将有机会再度浮升于公共话语河流的表层。如今,诗人群体似乎已接近隐匿无踪了,马莉把他们揪出来,嵌进画框,就相当于将他们钉上了粗木十字架,有一种西风瘦马残阳古道般的悲壮感。
  凝视画布上的北岛或王小妮,我读出的却是马莉的不甘:为什么,今天的诗与诗人,会遭受如此冷遇?要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着伟大诗歌传统的国度啊。是诗承载的信息太过单薄?是诗的互动完成太过苛刻?是诗与诗人的传奇性全然丧失?还是现代诗歌与传统诗词骤然割裂,使得人们无法在新形式感中找到美或寄托?
  马莉的画作,正是一种尝试,试图解答这个迷惑。马莉笔下的诗人画像,大都面色沉郁,目光冷峻。因为他们敏感,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苦难何等深重,并且永无穷期。因此,他们曾经葆有的最基本的姿态就是批判。可是,如今,还有哪个诗人会像北岛一样挺身而出,对压迫与不公发出愤怒的呐喊?诗歌远离政治,指是的远离“为政治服务”的奴性与工具性,可今天的诗人却逃得太远了,缩进了自己的小小躯壳,沉溺于琐碎的日常感受,甚至只关注自己能否应时便下一坨屎!诗人不再关心他人了,因此,他人还有什么理由要关注诗?
  同时,有太多的诗人,面对这个物质化的世界,投身于潮流,淹没于潮流,无力自省,无力自拔,因此,也就难以发出独立的声音。他们宣称,诗要回到语言本身。这句话在我听来,几乎就相当于“自生自灭”。海子之后,少有诗人自杀的消息,因为他们的内心,或已麻木,或已满足,早已拒绝痛苦。
  因此,有论者指出,马莉的画作,不仅画出了一群原生质的人,也为这个时代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精神隐喻,从中可以看出马莉惊人的观察力和巨大的好奇心。每一位诗人,都在她笔下传神,她的画作,将成为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视觉记忆。诗人们是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观察者和批判者,当他们以这种方式被聚集到一起时,整个世界都应该向这个原点汇拢。
  在马莉的画作中,有几位诗人我尤其喜爱。杨炼的《诺日朗》,曾痛快淋漓地完成了我的诗启蒙。“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别说你读不懂,这是灵的招唤,你张开全身毛孔去感受就行了。诗人,永远是一种精神存在,提示世界的另一个维度。除了升官发财香车美人之外,我们脆弱的灵魂同样需要照拂。诗人是文字的巫师,诗就是分行的教义,而马莉的画,则是无宗教处与无宗教人之宗教精神的外显。在这些枯瘦的画面上,你是否可以嗅到殉道者的气息?杨炼的诗中还有这样句子:“成千上万座墓碑像犁一样抛锚在荒野尽头/互相遗弃,永远遗弃:把青铜还给土,让鲜血生锈。”
  我历来反对用“女诗人”来称呼翟永明,当文字引发灵魂与肉体一同颤栗时,诗与性别无关。她的《母亲》是我的最爱,“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我的心只像你。”“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边际地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在与诗迎面相遇的片刻,爱与我们一起,变得洁净透明。
  食指曾经这样写道:“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未来并没有给食指太多的希望和快乐——但请不要说食指是精神病人,他只是不肯再与这个世界合拍。因此,马莉画笔下的食指,眼帘低垂,但还没有完全闭合,似乎在顽强地与这个世界保持着微弱的联系。
  我一直觉得,诗人今天的地位是正常的,诗人没什么好抱怨的。北岛与顾城等人曾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反而是畸形的,极度焦渴的土地,哪怕只接受一滴雨水,也会腾起冲天的热雾。当年就是这样。除了食指、北岛、杨炼、顾城,更有多多、芒克、昌耀、舒婷,都是传奇,都是传说。可今天的诗人,日渐庸常。我能清楚地记起自己是从何时开始不再关注诗的,读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说裤子晾在二楼,楼下有人喊一声,胯下就钻出个脑袋。这是一首好诗,形象,准确,味道十足。只是,太正常了。这样的诗,失去了苦难的滋养,对我而言太过奢侈。这样的诗人,与邻居张二哥无甚区别,只让我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厌倦和无聊。
  马莉说过:“光芒,并不需要光芒的照耀。”即使诗人肖像画展不能成为事件,我相信,它的价值也是恒久的,因为马莉是在给未来造殿堂,马莉的激情,在一定的尺寸上燃烧,将足以照亮我们内心无边的粗陋与黑暗。
  (题图:诗人李轻松 马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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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Nothing compares to you

  
  
  Nothing Compares 2 U
  歌手:希尼德•奥康纳Sinead O'Connor
  
  It's been seven hours and fifteen days
  已经过了15天又7个小时,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你将你的爱带走。
  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我每天晚上都出去而白天睡觉,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当你将你的爱带走。
  Since you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当你走了我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我可以见任何我选中的人。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我可以在一间美好的餐厅吃晚餐。
  But nothing
  但没有发生任何事
  I said nothing can take away these blues
  但我没有办法驱散那些忧郁
  `Cause nothing compares
  因为没有什麼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什麼可以与你相比
  
  It's been so lonely without you here
  好像是非常寂寞当没有你在这里
  Like a bird without a song
  像是一只不会歌唱的鸟
  Nothing can stop these lonely tears from falling
  没有任何事能阻止那些寂寞的眼泪墬下
  Tell me baby where did I go wrong
  告诉我宝贝,我是哪里做错了?
  I could put my arms around every boy I see
  我可以将我的手搭在每一个我见到的男孩肩上,
  But they'd only remind me of you
  但那只是将你从我心中唤起。
  I went to the doctor n'guess what he told me
  我去看了医生,猜猜他对我说了什麼,
  Guess what he told me
  猜猜他对我说了什麼?
  He said girl u better try to have fun
  他说,小姐你应该去找点乐子了,
  No matter what you'll do
  不管你要玩些什麼。
  But he's a fool
  但他真是个傻子。
  `Cause nothing compares
  因为没有什么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什么可以与你相比。
  
  all the flowers that you planted, mama
  所有你种下的花,妈妈,
  In the back yard
  在后面的院子里。
  All died when you went away
  全部都死了,当你离去。
  I know that living with you baby was sometimes hard
  我知道跟你一起生活,宝贝,是有点困难的。
  But I'm willing to give it another try
  但我将会再试一次。
  Nothing compares
  没有任何事可以,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你相比。
  Nothing compares
  没有任何事可以,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你相比
  Nothing compares
  没有任何事可以,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你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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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拿姜文当政治家

  


  文/王元涛
  
  姜文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借助王朔小说的厚底子,赢了个满堂彩。第二部,《鬼子来了》,黑白片,探讨战争与人性,尖锐,机锋藏不住,结果遭禁。第三部是《太阳照常升起》,反响不是一般的糟,据说,全国能看懂的人,不超过二百五。而《让子弹飞》是他的第四部,至此,才终于等到了他放下身段,肯踏踏实实地娱乐人民了。
  有实力派作家朱苏进和述平参与编剧,这部片子的故事性就得到了充分保证。民国初年,兵荒马乱,骗子马邦德(葛优)买官捞钱,正兴冲冲地坐着马拉火车去上任,半路遭土匪头子张麻子(姜文)率众伏击。先是子弹飞,随后火车也飞了。葛优万幸未死,谎称自己只是个师爷,妄图蒙混过关。没想到,姜文对当县长兴趣大起,逼葛优继续当师爷,两人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一同赴鹅城就职,并制订了借大户之手搜刮钱财的行动计划。结果,到了鹅城,姜文改主意了,不想勒索穷人,只要打劫大户,这样,就直接与当地恶霸黄四郎(周润发)接上了火。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三方角力,难取平衡,一场鹅城之变的火爆大戏,由此正式开锣。
  我不认为姜文拍这部电影有什么额外的寓意,忙累一年了,让大家看个轻松的贺岁片,通透地笑上一场,这是姜文应该做的。尽管影片借张麻子之口提到了蔡锷蔡松坡,但姜文并没有企图要把一个好端端的故事搞成什么革命寓言,他不会那么无聊。而且,对于眼下来说,你想表达点政治观点,还是能找到缝隙的,多少人都在直言不讳,谁还指望通过电影曲折迂回地传达什么政治理念啊?那和在梦中咒骂仇家有什么区别?因此,看《让子弹飞》,你只管开怀大笑就够了,又分析什么毛泽东情结,又指责什么鼓励买官,你拿姜文当中纪委呀?笑点那么多,你不乐到肚子岔气,对得起三大影帝的精彩对决吗?
  当然,由周润发、葛优、姜文联袂出演这一出戏,实在是有点太过奢侈了。姜文的豪情与霸气,周润发的神经与嚣张,葛优的隐忍与圆滑,与他们各自的角色完美衔接,各得其妙,各安其所。观影到半途,我突发奇想,如果把他们的角色串换一下,效果会怎样?让周润发演土匪头子,张麻子会不会凭空多上一份李慕白的从容与优雅?让姜文演师爷,看他如何低下高傲的头颅,四处讨好,八方作揖,那种反差,一定会更加跌宕起伏,乐趣横生。然后,让葛优演恶霸,阴柔些,再阴柔些,整个片子的气氛就不会显得那么紧张了。总之,给影帝们设点障碍,出点难题,他们演技的发挥,没准会更加出色。
  有评论称,接近140分钟的电影,拥有140个笑点。这是夸张了,听起来像是水军做下的勾当。但两个小时看下来,至少有二十余处,我要克制自己与邻座陌生女生击掌相乐的冲动,这倒是真的。我只对影片里姜文杀掉周润发替身这个情节不太满意,就算是为了扳倒真恶霸,也不该那么心安理得地滥杀无辜。在我想来,姜文砍下替身的头,唤起了百姓的勇气,他们呼啸着冲向了恶霸的府邸,之后,他不该志得意满地仰天一躺,而应该手捧替身的头,悄悄地说声对不起。这样的话,这部片子就接近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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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众是怎样看待“炮战”的

  


  特约记者/王元涛(韩国《亚洲经济》报社驻北京记者)
  
  韩国延坪岛遭北方炮击后三天,本人赶赴首尔,去报社总部述职。忙完工作回到家,我很严肃地对爱人说:“万一南北方突然开战,你我被阻隔在不同的地方,通讯又中断了,根本没办法联系上,那时候怎么办?咱们约定一下吧,使馆方面肯定会组织撤侨,国内要是来飞机了,咱们不要互相等,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分头回国,然后在国内见。”  
  爱人想了想,半开玩笑地说:“不行,我要和韩国人民在一起,哪能一打仗自己就先跑了呢?”爱人的玩笑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尽管韩国不是自己的国家,但生活久了,在这儿有相知的朋友,有自己工作付出的汗水,当然也会有很深的感情。第二个,炮击事件并没有给处于风暴中心的韩国民众及在韩华人,造成太大的恐慌。  
  可以说,是马照跑,舞照跳,生活如常。相比之下,反倒是置身事外的中国及日本民众的反应更为强烈一些。我离开北京前,就有多位朋友致电问候,担心韩朝会爆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是全面战争,怕我一去不得返。  
  炮击事件发生后,我马上与多位在韩国的朋友联络,其中有韩国人,也有在韩华人。正如我所料,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紧张感来。韩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目前的和平只不过是“停战”而已。  
  这一点,是普通中国民众无法体会的。而且,就是发生炮战的延坪岛周边海域,1999年和2002年,韩朝海军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造成双方近百名官兵死伤。当时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因此,他们相信,这一回的炮击事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阳光政策”成幻象
  
  但是这一次去韩国,紧锣密鼓见了许多人之后,我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在普通民众当中,怀念“阳光政策”的调门降低了,他们都认识到,阳光政策所带来的南北关系改善是虚假的。  
  即将休学入伍的原州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一盛就说,所谓阳光政策,实质上就是南方无条件地支援北方,粮食、化肥、农药、石油、水泥,以及用开发旅游和开设工厂的方式提供的美元。可是支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北方的核爆炸!也就是说,南方出钱,在壮大敌手毁灭自己的力量。  
  黄一盛说:“我注意到,那时候,连中国都使用了‘悍然’这个词。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悍然在中国的官方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分量。”  
  韩国侨社的中文报纸《知己知彼》主编黄春杰分析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重新审视了阳光政策,不再像从前一样无条件提供物资与金钱,而是将援助与半岛无核化挂钩,要求北方同步做出实质性的举动。  
  于是北方恼怒了,因此才有了金刚山枪击游客事件、天安号军舰沉没事件,以及现在的炮击事件。这都是一条线下来的,是北方在向南方施压,因为北方一直认定,南方的政府与百姓,都是深深惧怕战争的,他们就想抓住南方的这一软肋,榨取更多的好处。  
  实际上,北方的认定基本上符合事实,南方的确是惧怕战争。  
  韩国庆熙大学中国留学生岑默说,大部分韩国人有房产,有汽车,有体面的工作,有安定的家庭生活,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失去这一切,所以,怎么可能不怕?可是,这种怕,难道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吗?不怕冲突,不怕暴力,渴望战争,渴望流血死亡,那是暴徒心理!  
  在韩国,我也注意到,延坪岛事件过后,韩国整体的舆论氛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表达了一种强硬的态度。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北方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确信,不管自己做了什么,韩国也不敢动自己一根寒毛。  
  事实也的确如此。多年来,面对双方大大小小数十次摩擦,韩国没有做出一次实质性的回击。就连这一次,延坪岛遭到炮击后,李明博的第一个指令,也是“克制”,以防事态扩大。  
  因此,韩国媒体评论说,北方的“挑衅”行为,是韩国自己招来的。如果韩国敢于在遭到攻击后施以两倍、三倍的回击,情况肯定会与今天不同。
  
  对和平的反思和幽默
  
  韩国媒体还引述军方人士的话说,罗马的一位军事学家指出过,没有守护和平的力量,就没有资格享受和平。所以,为了防止战争,韩国反而更应该为战争做好准备。  
  “如果双方开战,隐藏在三八线北侧山洞里的万门大炮,半小时内就可以把首尔化为火海。”这一说法流行了多年,可以说是韩国人尤其是首尔人心头的一块阴霾。对此,有国际军事观察家指出,这是一种恐吓,实际上北方做不到。  
  北方的武器装备中,射程最远的是170毫米口径的谷山型自行火炮,射程有40公里。使用火箭增程弹后,射程可达50公里,而首尔距离三八线,只有40多公里。可是,使用火箭增程弹后,相应的,必须减少炮弹装药,其威力必将大为降低。  
  因此,如果是不宣而战的奇袭,第一波的攻击会对首尔造成一定损害,但却绝对达不到“火海”或者毁灭的程度。而韩军凭借强大的空中力量随即发起的反击,将会大大压制北方炮火。  
  观察家同时也指出,现代战争最终拚的是国家实力和科技能力。在这一点上,韩国与北方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韩国迅速转为战时体制,现代汽车、三星重工、浦项制铁等大企业全部加班加点转产武器,短时间内全民武装(韩国男性除残疾人及奥运冠军之外几乎全部有过入伍经历),即使没有外力介入,战胜北边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韩国的一般百姓当中,我还接触过一种非常乐观的说法。  
  他们设想,就算首尔被北方占领了,他们也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然后,会自己主动退兵。为什么呢?因为现 代大都市毕竟太过复杂了,北方人无力面对。不用提无线通讯的运营和互联网的处置,就算是公交车与地铁的运行,以及下水的处理,就不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北边的士兵到了南边,面对齐天的高楼大厦,面对纵横的立交桥,他们会被淹没在其中,茫然无措,就算想全部摧毁,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  
  当然,这也应该算是一个玩笑,一个冷幽默。对韩国百姓来说,最好的,还是能过上平常日子,不用去想那些宏大冷酷的话题。在战争面前,可能难有一个中立的是非判断,但是,战争本身永远都是丑恶的,战争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永远是绝对的。  
  这一点,无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共识。
  (刊于《世界博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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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被困在延坪岛

  文/王元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王大骐被困在韩国延坪岛三天了。幸好,当地的网络还保持畅通,大骐能时时与单位与朋友们用MSN联络,让大家在担心之余少了几分焦灼。
  大骐去韩国,专程采访北韩炮击事件。行前,我帮他在首尔找了翻译,给他介绍了在韩国的同行,并为他设计了基本的采访路线。他一直在问,想去炮击现场延坪岛采访,不知能不能得到允许。依照中国的经验,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外国记者想去那样的一线,毫无商量余地,绝对不可能。但我知道,在韩国,却存一线希望。无冕之王,这个名称在那里可不是白叫的。
  大骐飞到仁川后,与接机的翻译会合,马上就赶到了延坪岛,一路顺利,让他直呼“奇迹”。在岛上,他察看了遭遇炮火袭击的建筑,采访了当地民众,等到工作基本结束,再到码头想赶回仁川时才发现,没有一条船可供他们乘坐了。原来,韩国军方正在筹备多处实弹演习,延坪岛一带海域已经禁航。
  我知道,大骐并不太担心。作为一名记者,去了一个几乎算是前线的地方采访,如果再不遭遇点这类困境,那还有什么挑战性?只是,我实在为翻译担心,因为滞留岛上,并不在起初谈好的工作范围之内。但现在没有办法,只希望大骐能好好照顾她。
  延坪岛,是一座真正的和平之岛,当年的六二五战争,都没有波及到它。据说,韩国著名导演张镇监制的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就是以延坪岛为蓝本拍摄的。在电影中,掉队的南北方士兵不约而同来到了这一个小山村,村子里的人居然完全不知道山外正发生着血腥的战争,于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平静被打破了……延坪岛的安宁也被肆无忌惮的炮火击碎了,流血和死亡,让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半岛的西侧。和平宝贵,生命更宝贵,到底是谁,会如此丧失理智,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延坪岛是韩国的早期渔场,近海一带虾蟹产量丰富,渔民还人工养殖海带和牡蛎等海产品。希望大骐在采访的同时,安下心来,找机会品尝延坪岛的美味,体会延坪岛人原本的幸福生活。更相信大骐能平安归来,等待他用自己的笔,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延坪岛,告诉我们延坪岛人如何渴盼重新找回安详平和的生活之梦。
  (韩国《亚洲经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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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波的非虚构密码

  


  邹波的非虚构密码
  ——《现实即弯路》读后
  文/王元涛
  
  邹波的《现实即弯路》是他在《生活》杂志的采访合集,他习惯称之为“国内的十九次旅行”。听起来很舒服,好像他一直都在游山玩水。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他的采访主题宽泛自在,不预设褒贬立场,只强调随机呈现事件,透露出一种文侠仗剑漫游行吟的乐府情怀。
  《现实即弯路》呈现的新闻样式,与惯常所读新闻大为不同。邹波称之为“非虚构”。这是他的一个固执的梦,是他的新闻理想。他的报道与叙述,不遵从事件自身演变的轨迹和逻辑,无视“起因、发展、高潮、结局”这种程式化顺序,他按照自己心灵情感的起伏来安排节奏、穿插细节、选择故事、完成结构。这当然会显得凌乱。但是,这种凌乱,恰恰与生活自身的样貌高度契合。生活永远接近罗生门,当事者只是奔走在事物的侧面,他们所见的一切注定是片断的,扭曲的。因此,那种全景描述式的、因果链坚实如钢的所谓新闻,往往显得太过自信,是在以纪实的名义掩盖虚构的本质。
  由此,邹波的非虚构,就从一般意义的新闻队列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独立的资格与荣耀。
  我们可以注意到,邹波的报道,永远都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在场,却未能增添叙述的清晰与决断,反而加重了混沌和迷乱。但那是一种动人的混沌与迷乱,有魔幻小说般的玄机与悬念。在大兴安岭东坡,在淮河污染现场,在上海郊外血汗工厂里,“我”总是显得那么滞重和无奈,既没有社会公器的义愤填膺,也缺少无冕之王的理直气壮,面对流及遍地的冤屈,面对防不胜防的骗局,邹波似乎比当事人更为慌乱,更为痛苦。“我”几乎是在代替读者提前体验采访的后果。
  因此,可以说,他的报道本身,更像是采访手记。这就相当于,他本来允诺,要领我们去看一场大戏,可却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后台,掀开幕帘,偷窥演员嬉笑过后疲惫不堪的冷脸,看她们光鲜戏装下流着怎样的臭汗。生活如戏,他就这样把好端端的一台戏戳穿了。他的非虚构,初看起来,是在与传统的纪实新闻相区隔,可实质上,直指的却是生活本身。
  当然,《现实即弯路》描述的生活图景,也并非总是那么灰暗和苦难。他着意开掘的,是更为深广的善意与温情。也许,这才是中国的真实。生命自有其内在的顽强,压迫力再强的体制,也会漏出它的空隙。大兴安岭的逃亡者,可以在连云港那个陌生的故乡找到安全的栖身之所。在青藏高原风火山上冒充工程师的农民工,回到平原的家,醉氧,可是,在严厉父亲的特许与看护下,连续地昏睡,最后也能恢复精气,抽空还可以在姨婆的肚子里种下娃。在邹波的笔下,生命与大地,是这样深情纠缠的。
  在樟市水电站那一篇报道中,邹波这样结尾:雪住了,水电站的员工又出发去抢修曹站长生前未能修完的线路了。一名严重恐高的员工成春雷,居然意外地爬上了电线杆,他笨手笨脚地把自己安全绑到电线杆上以后,冲着晴朗的高天喊了一声:“曹站长好走!”一个生命就这样完成了对另一个生命的感召。邹波内心的温热和良善,再冷峻的笔触也藏不住。
  (刊于《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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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半岛风云再起,是危机也是机遇

韩半岛风云再起,是危机也是机遇
韩国《亚洲经济》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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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为韩国报纸社论,值得留意的是,此前,韩国媒体及民众基本主张对北保持克制,经此事件后,开始大面积出现对北强硬的舆论。)
  
天安舰事件的阴云还未散尽,23日韩半岛风云又起。北韩于当日下午2点34分开始炮击韩国延坪岛,造成2名韩国海军军人阵亡,2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韩国方面进行了反击,北韩伤员情况不详。韩半岛局势骤然紧张,成为全球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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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北韩有准备有计划的一次军事行动,北韩在因顽固坚持核试验而受到国际舆论夹击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寻求突破口。第二,这次袭击是韩半岛战争结束后,北韩的炮弹第一次落在韩国领土上,1953年南北韩签署休战协议之后,北韩炮袭韩国延坪岛的行为可以被断定为不折不扣的战争行为。
  
北韩为什么又主动进行了军事挑衅呢?一直以来北韩要求韩国政府重启金刚山旅游和六方会谈,但韩国方面没有明显的态度变化,此外,虽然北韩坚持进行核试验以震慑韩国和美国,但韩美却没有转变其强硬的对北立场,北韩只好以军事手段寻求转机。北韩向有可能发生人员伤亡的延坪岛进行炮袭,是想向包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传达强烈的信号,在天安舰事件后北韩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情况下,北韩拿出了最后一张烂牌。
  
韩国媒体对北韩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韩国媒体强调,北韩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北韩确信就算自己做出任何“恶行”,韩国方面也不敢动自己一根汗毛。在韩半岛南北分裂之后,北韩对韩国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数次军事挑衅,但韩国没有做出一次实质性的回击。北韩是了解了韩国这个“习惯”的,所以在有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时,在自己的家门口玩起了“攻击游戏”。
  
韩国媒体评论说,北韩的挑衅行为是韩国自己招来的。如果在北韩发起挑衅时韩国予以两倍、三倍回击的话,北韩是不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挑衅的。韩国不能再“忍气吞声”了,要让北韩认识到,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失去的要比获得的多得多,是时候对北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
  
1976年8月18日,美军和韩军在板门店附近“共同警备区域”(JSA)里砍伐杨树时,遭到北韩军人的攻击,两名美军军官被斧头砍死,这就是著名的板门店事件。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对这件事情感到愤怒。他任命金宗宪少校为特攻队队长,下令摧毁4所朝鲜哨所。韩国军队制定“诱导挑衅计划”,派特种部队与美军一起作战,摧毁了4座位于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朝鲜哨所。对此,朝鲜并没有针锋相对。北韩当局要求举行紧急首席代表会议,并传达了金日成的声明表示遗憾。
  
今后,北韩继续进行挑衅的可能性很大。韩国政府应该吸取前人的对北经验,摸索针对这次袭击的后续对应政策。老实讲,韩国的国力优于北韩数十倍,韩国压制北韩并不是不可能,缺的仅是坚决的态度。
  
韩半岛已经失去了三次统一的机会,韩半岛解放、韩半岛战争结束和20世纪90年代初北韩政权没落时期都是统一的绝好机会,但却留下了历史的遗憾。这次事件也可能是给韩半岛的第四次机会。罗马的一位军事学家曾说过,没有守护和平的力量的人,是没有资格享受和平的。为了防止战争,韩国应该为战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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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打架

  


  作者:大卫·爱德蒙兹、约翰·爱丁诺
  译者:方旭东等
  出版:长春出版社
  
  文/王元涛
  
  剑桥,被徐诗人一别再别的,几乎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样朦胧、摇晃,又香艳了。殊不知,在这样的象牙塔里,文人相互争斗起来,也是非常酷烈的。1946年10月25日,维特根斯坦,罗素,波普,在一个讨论会上就闹起了矛盾。冲突只持续了十分钟,流言却传遍了全世界:他们用通红的拨火棍对打?
  把这三个人拢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容易发生核聚变。核裂变是原子弹,核聚变则为氢弹,那就是人造小太阳,其威力极具破坏性。争论的主角是维特根斯坦和波普,罗素基本站在波普一边。问题都很玄空、虚幻,甚至有点无聊。因此,读这本书,有关他们哲学思想表述的段落,你完全可以有节制地跳过,否则,他们讨论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话语会影响你的阅读耐心和快感。
  维特根斯坦早早地写完《逻辑哲学导论》就宣称,哲学上的事儿已经被他解决完了。之后,他拍拍屁股到一个山区小学当老师去了。这一手太狠毒了,比他自动放弃家族庞大遗产做得更绝。你让哲学教授们如何生活下去?他们还要靠哲学吃饭的呀。所以,即使从饭碗出发,教授们也要从他的鸡蛋里挑骨头碴,尽力地反对他,甚至侮辱他。
  当然,波普不应该这样下作。他们之间有更本质的冲突,其中可能包括,维特根斯坦认为没有什么哲学问题,有的只是语言上的谜。比如,“金山是不存在的”,这是一句人人都能理解的陈述,但这样一句话到了维特根斯坦眼里,就有了不可解的迷惑:当你说到“金山”时,至少在语言上是承认有这东西的,然后才否认它的存在……波普就看不惯维特根斯坦这一点,他更关注语言背面的事件。如果把语言当作工具,他更热心用这个工具盖房子,比如预言苏联的结局;而不是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只沉迷于对工具本身的研究,斧头、瓦工刀,这点东西几乎就是维特根斯坦研究的终点了。
  他们是真动气的,这是因为他们珍惜这种自由争论的机会。他们都是从曾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逃出来的,他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希特勒的亲密战友戈林,一听到“文化”一词,就激动,就想伸手摸枪。波普还曾遇到过一个身着纳粹制服的年轻人得意洋洋地对他说:“什么,你想争论?我不争论,只进行射击!”那么,那一天,维特根斯坦、拨火棍与波普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维特根斯坦与波普的情绪关系比较明晰,人人都知道他们互相憎恨。可是维特根斯坦是不是想用拨火棍实施暴力未遂?还是仅仅把拨火棍当成了一件设立哲学命题的道具?三十多位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在后世回忆中的说法却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他们对同一场景的复述大相径庭。都是亲历者,都是善于使用文字描绘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出入?由此,我们难免要生出这样的自动联想:当历史以著作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除了保持审慎甚至绝望的态度之外,还能对所谓的绝对真相寄予什么期望?
  在这里,起作用的,就是立场。我狂迷维特根斯坦,那么如果有谁说他的坏话,我就会恨那个人,而不会轻易对维特根斯坦产生动摇。哪怕我知道那些坏话说的可能是真相,但我也会顽固地从中找寻蛛丝马迹样的破绽,从而一举实现为维特根斯坦的辩护。那在场的三十人也是这样,是立场让他们的屁股分别坐到了不同的角度,发现了不同的情状,记忆自动选择对所爱之人有利的细节,尽管他们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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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阶级斗争死灰复燃

  如何避免阶级斗争死灰复燃
  ——读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文/王元涛
  
  最早接触于建嵘,是在网上读他的演讲,第一印象,是位边界意识极佳的体制内人物,对社会病灶及政治痼疾有深刻的洞察,清楚症结所在,但又不肯把话说绝说死,有策士风范,向当局者深情喊话:我是在为你们好!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是,用这种方式,既传达传播思想,又保留说话的权利。他应该深深知道,一旦失去了表达平台,思想无法抵达大众,思考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和影响力。
  读《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判断。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艰难而宏大的主题: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避免阶级斗争死灰复燃。这注定是一次敏感词丛生的叙述,如何才能闯过层层关口,顺利抵达读者的阅读视野,这可能是他下笔之初就要考虑的问题。
  这里,于建嵘引入了“政治社会学”概念,用学术的严谨面貌收敛自己情感的恣意汪洋。理性在于建嵘这里,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自设的篱笆,用以看管内心的所有愤怒与不平,从而继续保持建设性的思考习惯与书写习惯。
  
  我们知道,队级斗争在一九七九年就已宣告熄灭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全民的福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只不过是政党内部清除异己的手段,更是当局者迫害少部分群体(地富反坏右等)的借口。而我们今天可能面临的危险局面,则与建国后的所谓阶级斗争完全不同,它有着利益冲突的血腥面孔,具有强烈的不可调和性。那么,所谓阶级斗争死灰复燃,就需要我们做出具体而微的剖析。首要问题,作为斗争的主体,对立的阶级在哪里?
  于先生是这样解说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改革利益共享,社会一度欣欣向荣。九十年代后,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工农集团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剧,在改革中没有享受到好处,反而利益受损,成为弱势群体,而“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的机制逐步形成”,这样,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
  二元社会至此初步成型,这是一种排斥性体制,社会结构出现明显断裂。强势集团封闭边界,弱势者已失去整体融入强势群体利益均沾的机会。同时,强势者单向从弱势者处汲取资源,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等,这样,矛盾与斗争不可避免。
  执政者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他们要规避风险,因此提出了这样的对策:“稳定压倒一切。”这种稳定,是刚性稳定,其特点是,第一,政治权力排他。而真正的稳定,应该是宪政的稳定,基本政治制度不变,但组成政治系统的各个要素是可以有变化的,说白了,即为执政者轮流坐庄。这是一种动态稳定,有利于不同阶层的利益分别获得政策性保护。而今天,我们的现实却是,政府与民众缺乏有效沟通,利益冲突无法得以合法化解。第二,刚性稳定的目标是社会绝对安定,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不惜一切手段压服,或无原则地收买平息。由此,利益冲突从未真正得到重视,也从未真正得以解决。
  这样一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变得极为微妙,中央要求稳定,否则地方主政官员就要被问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无法升迁。为此,地方就会以稳定来绑架中央政府,要求更多自由处置社会问题的权力。也就是说,为了稳定,下级违法行动,上级也不得不予以谅解与默许。因此,今天,拆迁血案几乎遍及各地,上级却鲜有强力制止之举。
  至此,所谓潜在的阶级斗争的对立双方,已阵线分明,各就各位。为什么任志强蔑视穷人的话语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就因为他陈述的是事实,而事实,总会强有力地令人恼怒。因此,最令我们担心的,就是强势集团与弱势集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继续缺乏有效沟通与化解途径的情况下,日积月累,就有衍生出新式阶级斗争的危险。
  
  于建嵘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描述是:“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但于建嵘还是乐观的,他强调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民众的抗争依然限制在“以法”的范围内,“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况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也就是说,今天民众的抗争,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现代版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这恰恰会增加“皇帝”的权威与权力。
  于建嵘对中国农民维权的观察尤为精微,他将之命名为“以法抗争”。这是一个不容易为海外学者理解的概念,既然已经“以法”了,那么抗争的对象是谁呢?这里的“法”,含义丰富,除了现行法律,还包括涉农的各类法规及政策,要知道,它们的来源主要是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而在中央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灰色地带,即处于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层的县乡级官员,他们公然集体违反法律,盘剥农民,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中下级官员已经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不约而同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农民原来是应该作为被治理者而存在的,现在则要反过来担任法律与政策监督者的角色,逼迫基层官员去执行法律。这种抗争,有时表现得极为残酷,部分呈现出了“阶级斗争”的色彩。而最令人担忧的,也是这个庞大的官员利益集团,正在蜕变为一个压榨民众的腐败的官僚资本阶级。
  暴力征收农民税费的问题解决了,强拆矛盾又成为社会动荡的热点。实际上,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基层政权谋利的冲动。取消农业税,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他们就用征地来替代补偿。从根本上遏制这种冲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结果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个瓢。基层权力失去监督,就必然要变得无耻。他们在一个不受控制的乐园里肆意妄为,每天都是酝酿着新阶级斗争爆发的苦酒。而最终吞下它的,将是这片土地上所有被绑架的民众。如果阶级斗争死灰复燃,那么遭受破坏的只是共有的社会财富,其非理性也无法建立一个新的宪政民主制度。
  
  很自然地,于建嵘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目前的社会冲突与民众抗争。如何认识冲突?于建嵘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这样说:“社会冲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能够缓解社会系统的压力,具有社会安全阀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功能。”
  他是在给当局者解除心疑:不必害怕冲突,不必掩盖冲突,更不必像驼鸟一样把头藏进中南海假装冲突根本就不存在。冲突与抗争不会翻覆天地,反而会促进社会进步。实际上,于建嵘说抗争会带来进步,这个立论是会令人捏一把汗的。记得早年间的历史课本曾一直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中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可是,仔细看一看朱元璋和李自成,我们却无从发现他们带来过什么样的进步。因此,于建嵘立论的重点,就落在了这样的逻辑上:允许抗争,但绝不能让抗争顺势演变为阶级斗争,为此,要创立表达机制,使当局者与民众实现良性互动,这才是进步的动力。
  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引述了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从古典社会脱胎而出之后,即形成了风险社会——这是全球性的——“现代人类身处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攫取)自己的利益。其中,主导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因此,人类应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于建嵘的意思非常清楚,社会风险与冲突,并不是中国一家一户的事情,所以,当局者不必过于紧张,大家一起坐下来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就好了。
  由此,于建嵘把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大背景下,承认这种风险是世界性的,那么,就会大大降低对当局者的批评烈度,也会缓解他们的集体紧张感,从而更容易劝诱他们放下包袱,主动或至少不强硬反对相应的变革。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问题的“软着陆”,
  
  必须承认,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其标志是,一,群体性事件高发,人数多,规模越来越大。二,公共安全受到意外灾变的影响,非典、禽流感、矿难、拆迁风波等等,这类事件越来越多。由此,中国社会明显具备了“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现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的状态转变。
  也有人试图这样描述我们的现实:这个民族的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从没有真正明白、接受、学会“权力—责任”的伟大平衡;这个民族的下层民众和某些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认可、尊重、实现过“能者多得”的伟大秩序。所以,忠仆义主、明君良民只是传说中的珍禽异兽,现实只有全无荣誉感责任感的不合法的上层的短视、自私、冷漠、嚣张、残暴榨取,而全无“天赋人权”的自尊的苦难下层民众麻木奴性、愚钝粗鄙、奸滑贪婪,他们相互侮辱仇视,相互攫取折磨,相互妖魔化,他们已相互耗尽了最后仅剩的一丝尊重和耐心,宽容和责任。他们都不是无辜的,因为正是他们亲手一步步不留余地榨干吃尽,逼迫制造出了自己的绝不宽容的敌人和掘墓人,“逼上梁山”或是“逼拆粥棚”。
  相信于建嵘先生也未必会同意上述论断,但是,说实话,活在当下,如果一个人没有适度的焦虑感,他也就不配称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于建嵘的书中,我们处处可见学术语言掩盖不住的焦虑。尤其是,他研究的对象,又是利益受损却无告无门的弱势群体。而实际上,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可能是,以于建嵘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也同样处于求告无门的状态,眼下的统治阶层,与清末以降的当局者秉承着相同的基因,甚至更为麻木,他们不是听不到下层民众的呼声,他们固执地认为,现在的所有麻烦,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人民币来解决”,自信无人能撼动他们的地位与利益,这一点,可能是于建嵘先生等良性献策者面临的最大的难关。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作者:于建嵘
  出版:人民出版社
  
  (刊于《经济观察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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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不能只有迪斯尼

文/王元涛
  
喜欢和小孩子抢卡通书,并且边看边傻笑的成年人至少有两类,一是没心没肺长不大,总以为天塌下来有大楼顶着;二是心地纯然,心胸开阔,因而成熟宽厚,左脸被打赶紧藏起右脸了事。第一种人容易长寿,第二种人值得信赖。最可怕的是另一类人,整天拧着眉头,沉溺于得失利害,对孩提式的幽默已全无感觉。很难相信,他们还能在生活中找到足够的乐趣。
最近发现,《皮皮熊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套值得成年人津津有味捧读不止的卡通书。笨笨的皮皮熊,在朋友们中间,总是惹麻烦。他误开压路机,把大树都压成了贴画;他表演绳技,结果把自己牢牢捆住了。当然,他也有壮举,为了救朋友,居然想和伙伴们一起把大海淘干……
幽默足以让我们傻笑是不用说了,就像法国艺术电影容易被看成是抵抗美国好莱坞商业侵蚀的希望一样,这个来自丹麦的皮皮熊,在我看来,和当年捷克的《鼹鼠的故事》一样,在一定意义上,也担负着试图对抗美国迪斯尼,实现卡通领域多极化的重大使命。
美国迪斯尼的霸道与模式,横行世界。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迪斯尼的商业化成功是全方位的,令我们叹为观止。但恰恰这种成功,也是非常可怕的。米老鼠、唐老鸭、维尼……甚至包括白雪公主、花木兰这些与美洲传统挨不上边的故事,也都被他们开发了个遍。他们倚仗雄厚的资本,挟美国人特有的算计和傲慢,随同麦当劳、微软、好莱坞一起占据着我们的消费市场,进而还要填充我们的精神空间。想一想,如果全世界的儿童都吃同一种汉堡看同一种卡通片长大,这是不是一件挺单调挺恐怖的事情?
并且,迪斯尼制造出来的很多无意义的搞笑看多了也非常腻人。唐老鸭像个受虐狂,不断地被愚弄,被算计,好像还乐此不疲。在《米老鼠》画册中,总有情节类似的伪科幻故事,一会儿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了原始人堆里,一会儿又弄个植物超级激素让全城都长满深绿的藤萝。而丹麦,是安徒生和美人鱼的故乡,那里的风和雾,仿佛都天然具有童话般的梦幻色彩,所以那里出产的卡通“皮皮熊”,就有着大森林的气味,冷冽,清新。哪怕同样有着小木屋般粗犷的风格,但它也会让我们看到更多清晰如树木年轮样的自然纹理。



俗一点的说辞是,生活是艰苦的,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需要休整。有人选择麻将,有人选择旅游。从缓解压力的角度讲,它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但同样是想达到忘忧的目的,看卡通书是一件成本很低而且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事情。有人曾揶揄眼下的这个所谓“读图时代”,以为低幼,以为懒惰,其实这是有失宽厚的。
富人们在飙车、登山、高尔夫,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家长,关起门来和孩子一起发出卡通式的欢笑,肺活量也是一样能得到锻炼的。往宏大了说事,动画领域与现实世界也是一脉相联的,政治家们喜欢聚到一堆,穿上各色民族服饰,讨论如何打破单极世界。但明摆着,像拉登那么蛮干搞破坏是不中的,以建设挑战建设,以真趣味应对模式化,这才是上策,这也就是我喜欢皮皮熊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朔说过:“当我空虚的时候,想要加倍空虚,我就读小说。我不想变成畜生,很大程度上要靠优美的小说保护我的人性,使我在衣食无忧一帆风顺中也有机会心情黯淡,绝望,眼泪汪汪,一想起自己就觉得比别人善良,敏感,多情以及深沉。”王朔是高手,咱不和他比,咱有卡通顶着就行了。那么,从皮皮熊开始,我们得空就要傻笑一会儿,纯真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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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萧红,与张爱玲无关

  


  文/王元涛
  
  有一段时间,我像着魔一样,每逢有人谈张爱玲,便对抗般力荐萧红。爱张爱玲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开始评价那个王安忆也像张爱玲了,而王安忆则摆出一副乐得承受的样子,不赞同,也不反对。于是我也找了张爱玲来认真读。不敢说不好,只可说与我的性情不近,私下里,还是把萧红置于张爱玲之上。
  很可能是,读萧红时,我正处于青春前期,《呼兰河传》传达的落寞与寂寥,如长空鸽哨,与一个乡下少年的莫名愁绪正相吻合。再有,读萧之前,只看过《林海雪原》及《保卫延安》这类叙事宏大的故事,是萧红,第一次让我体会到了文字之美。而且,我第一次发现,小说里的人物还可以不像样板戏一样用脸谱区分正邪与忠奸,用阶级结构矛盾与冲突。“我”的祖父,该是一个地主吧,他的笑居然不是皮笑肉不笑,而是真正的温和的笑……即使在今天,各类新潮文字扑面而至,动人怡情,萧红依然会以其独具的阴性冷峻,浸泡我的阅读快感。
  《呼兰河传》中,至少有两处细节让我心动。一是下雨天,“我”躲在酱缸帽子下,听雨声滴达,其乐无穷。这样的事我也是干过的,结果挨了一顿好打,因为帽子戴到我头上,雨水就会进酱缸,而据母亲讲,酱因此就会生虫,也就是蛆,一年的酱就没着落了。可是,我知道,“我”在那个小小空间里,圈住的是缀着快乐花边的寂寞。少年往往并不愁,少年只是寂寞,雨天,出不了门,豆大的雨滴砸在水面,泛起薄薄的、易碎的气泡,凝视它们,反反复复地凝视它们,一个少年,就体会到寂寞了。或是响晴天,伙伴们都嫌热,猫在家里,这时一个人,立在村口的树阴下,看西天毫无道理的纯粹的蓝,寂寞会突如其来,袭击那一颗小小的少年心。
  另有一处,是小猪掉井里淹死了,祖父给“我”烧吃。裹在小猪身上的黄泥被掰开了,一股热气冲出来,香味,仿佛透过纸面一下子弥漫了我的胸腔……文字之美,谁与争锋?池莉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边有清炒苦瓜一类的小菜,曾从视觉上满足过我,可惜她后来火了,就不再看重这样的手艺,忙于有快感叫不叫的问题去了。而萧红的早夭,实在是一种……幸运?在早夭中永生,似乎也是天才的通例。萧红短短的一生,颠沛流离,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有爱情,没钱;有点钱时,爱情没了;好不容易有爱有钱了,可命又没了……天才短暂的一生,却幸运了一条河,以及河畔如蚁般挣扎着的人们。
  萧红在小说中开篇就写到了呼兰城当街的一个大泥坑,车也陷,人也陷,牛也陷,马也陷,但这个泥坑有绝大的好处,“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吃的是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这是不加雕饰的底层生存哲学,各安其位?苦中作乐?这些说法都不准确,这是一种对宿命的隐忍,就像那条幸运的呼兰河,未经污染,不舍昼夜。李敬泽先生批评余秋雨时这样说:“他无法抵达真实的人类经验,他被一种文化的羞耻感或虚荣心支配着,不经过重重包裹和遮掩他就不肯见人。”把这话反过来说,夸赞的,就是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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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尴尬红与黑

  


  文/王元涛
  
  汤化龙作为一个立宪党人已被符号化了。
  在历史的夹缝中,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他只是一个阶层的影子代表。而在我们学过的课本里,差一步,他就要被简化成奸细的代名词了。当年的一个立宪党人,在清廷的眼中,与革命党是没有太大差别的,都是想夺走皇族的权力与荣华。同样是这个立宪党人,在革命党看来呢,又变得极为保守了,因而即使不能说面目可憎,至少也是个短视无能。在中国,像汤化龙这类中间人物从来都不好活。对强势政治势力而言,当危难来临时,他们是争取与团结的对象。而一旦胜利,有果实可分享了,他们又会成为讨人厌的分母,将使平均分到每个胜利者头上的果子数量大减。不红不黑,难破难立,面对这种必然的尴尬,汤化龙注定无处容身。
  汤化龙在清末着实为立宪下过死力,1910年,他以湖北谘议局议长身份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组织各界代表第三次请愿。后与谭延闿、蒲殿俊等谋作第四次请愿,未果。第二年6月,他再次晋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宪友会”——正当他忙着四处拉关系走后门,求大清朝的高官显贵与皇亲国戚们开恩,搞成一个君主立宪局面的时候,武昌起义了。与黎元洪被当成鸭子赶上架一样,汤化龙同样因为名望,被推举为湖北民政长,不想做也得做。因此,汤化龙的幸与不幸,都是因为他处在首义之区,这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和他官一样大的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也是个立宪党人,也跟着阎锡山走上了辛亥之路,可梁就算累死也别指望能混出汤化龙那样的地位与名声。
  我们今天知道了,任何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也都有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是天然合理的。但任何一个阶层在奋力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中,都会囿于自身的局限,或多或少地出现无视其他阶层利益的现象。那么社会整体政治,就要在最大的可能上,实现诸阶层利益诉求的妥协与整合。汤化龙曾为此做过努力。1916年,汤化龙还在众议院里当着议长,因为涉及是否对德宣战问题,总统黎与总理段闹起了意见。他们闹意见,并不深究对德宣战对不对,只要是段的想法,黎就要反对。只要是黎反对的事情,段就要坚决做到底。双方争执不下,难题被甩到议会,汤化龙就开始准备上油锅。
  还没开审议呢,议会就被请愿团包围了。这种请愿团是当年老袁手下的发明,老袁手下爱玩花活,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都曾在民国史上占过一席半席之地。汤化龙到底还是见过些世面,壮着胆喊:“诸君是来请愿,并不是来决斗,即使是决斗,也应守着秩序,举出代表吧?”这话说得在理,大众无可辩驳,于是当场选出六人代表,入议会旁听席。汤化龙马上让议员们开会,自己退入后室,拎起电话,开始搬救兵。挺过两小时,内务总长范源濂来了,又过两小时,才等来总理段与巡警总监吴炳湘,率领警察一百名。这四个小时里,请愿团一直在门外讥骂议员,汤化龙是怎么样熬过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我们把这种事看成是闹剧,我们就无法理解,明知失败,汤化龙从哪儿弄来的力量和信心来说服自己这样苦苦地坚持?
  汤化龙因一贯支持袁世凯而为后世所诟病。实际上,是汤的处境决定了他的立场。他不是袁的死党,他与国民党素无渊源,袁是合法总统,他不支持袁又能有什么选择?只是这个老袁以及一群吃干饭的部下实在太过份了,非要当皇帝,逼得连汤化龙这种老牌立宪党都受不住了。他那时是教育总长,想辞职,又担心惹恼老袁有杀身之祸。于是他想了一招,开会审定国歌。他是议乐主任,有这个权。那时节一帮贱人为给老袁称帝埋下伏笔,做了首新歌。歌中有云:“民国雄立宇宙间,山连绵。”汤化龙据此说:让国家立在宇宙间,那不是空中楼阁吗?不通。再说了,你只唱山连绵,不唱水也连绵,难道我们的长江黄江都不要了吗?更不通!与会者都明白,这老汤分明是鸡蛋里挑骨头,于是全场大哗,大骂。汤借坡下驴,辞职,飘然南去。其良苦用心,神人共怜。
  今天看来,汤化龙向左一步,会是唐绍仪,成为国民党的后起之老秀;向右一步,彻底投入袁世凯怀抱,即使得不到赵秉钧的高位,也能混出杨度的风光。红与黑,后世能看清一个大致的轮廓了。可当时,谁能如此门儿清?汤化龙参与的最后一件大事是1918年的总统选举。段祺瑞与徐树铮一手打造的安福胡同系已经决定要选徐世昌了,汤化龙与梁启超的进步党却有不同意见,两害相较取其轻,他们决定推冯国璋。但那次选举中,汤彻底失败。就在那次选举中,有些选票内容非常无厘头,有人填了梅兰芳,有人填了隔壁张二蛋,还有人只填了一个字:“钱”,民间无奈的智慧与无声的抗议,堪称入木三分。失意的汤化龙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遇刺身亡。有人说刺杀者为“爱国华侨”,至于杀这样一个人能在何种意义上实现爱国,则语焉不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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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灵魂重量0.5毫克

  


  文/王元涛
  
  非常不幸,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因此,我们的一切生活细节都是可以被量化的。
  有一种挺恶心人的说话,比如:我们在1岁生日之前,会流出145公斤的唾液。更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说法,比如:为了成长,我们要花3年半的时间来一刻不停地吃东西,然后排出4万公斤的尿液,粪便的数量至少在其十倍以上。当然,为了养活自己及家人,我们平均要花费8到10年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工作。我们会认识差不多2000个人,选择大概150个人做朋友。除了躺在床上的20多年,我们还要有两年半时间打电话,12年时间看电视,12年时间讲话,还要留两周时间品尝甜蜜的吻。
  常态的数字可能还只是让我们感觉有趣,可如果你没准备好充分的理由就向老板请假,老板给你算的账,则会让你绝望到极点。他这样回答你:你想请一天假?看看你向公司要求什么?一年里有365天,一年有52个星期,你已经每星期休息2天,剩下261天工作。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去掉170天,剩下91天,每天你花30分钟时间喝咖啡,加起来每年23天,剩下68天。每天午休时间你花掉1小时,又用掉46天,还有22天。通常你每年请2天病假,这样你的工作时间只有20天。每年有5个节假日公司休息不上班,你只干了15天。每年公司还慷慨地给你14天假期,算下来你就工作一天,而你他妈还要请这一天假?
  时间上的逼仄也许会让你非常不自在,但如果你留意,那么空间上优越感也许会恢复你生存的部分信心。假如全世界的人缩小成一个100人的村庄,再按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有52名男人和48名女人,30名白人和70名非白人,89名异性恋者和11名同性恋者,6人拥有全村财富的89%,而这6人均来自美国,80人住房条件不好,70人为文盲,50人营养不良,1人正在死亡,1人正在出生,1人拥有电脑,1人(对,只有1人)拥有大学文凭。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认识世界,那么我们可能会偷偷地乐个不停,也就是说,现在,忍耐眼下这不太如意的生活,变得再容易不过了。
  也请记住下列信息:如果今天早上你起床时身体健康,没有疾病,那么你比其他几百万人更幸运,他们甚至看不到下周的太阳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危险、牢狱的孤独、酷刑的折磨和挨饿的滋味,那么你的处境比5亿其他人更好;如果你能够随便进出教堂或寺庙而没有任何被威吓、暴行和杀害的危险,那么你比其他30亿人更有运气;如果你的冰箱(家里还有冰箱!)里有食物,身上有衣穿,有房可住及有床可睡,那么你比世上75%的人更富有;如果你银行里有存款,钱包里有票子,那么你属于世上8%最幸运之人;如果你父母双全,没有离异,那么你的确是那种很稀有的地球人。
  所以,我们现在不再逮住人就非逼着他承认生活没有意义了,我们可以试着去工作而不要以挣钱为目的,去爱而忘记所有别人对你的不是,去跳舞而不管是否有他人关注,去唱歌而不要想着是否有人在听,去生活就像这世界便是天堂。专栏作家小宝先生另有说法:如果你从来没有临阵不举,那么你比其他10亿男人更健康幸福……
  据说,在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一瞬间,他的体重会突然减轻0.5毫克,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默认,那就是我们灵魂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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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名琛

  


  文/王元涛
  
  巴夏礼是清咸丰年间英国驻广东的领事,此人曾充任英军谈判代表,与脾气火爆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过招。在李翰祥拍的电影里,被英方蛮横霸道惹怒的僧格林沁这样骂巴夏礼:“管你他妈的巴夏礼巴夏外,今天我要扒下你的皮!”然后用北京摔跤的漂亮招式,把巴夏礼扔进了谈判地的水池里,让他与红肚金鱼并肩游了几分钟。
  多年以后,长时间与叶名琛打交道的巴夏礼一定非常怀念僧格林沁,粗鲁豪放自不待言,但至少敢做敢为有个态度。而这个叶名琛,不哼不哈不紧不慢不理不睬快把巴夏礼折磨疯了。这时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生效了,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和天朝做买卖,可是叶名琛就是不让外国人进广州城。经过了三元里之战后,广州人恨死了外国人,可是,让巴夏礼想不通的是,如果你们认为条约不平等,再拉出军队来重新打过,你们打赢了,咱们重订条约。可现在你们明里签了约,暗里却推三推四拒不执行,这么不按规矩出牌,游戏没法玩了不是?
  巴夏礼不知道,叶名琛玩的就是这种太极推手,为此,他受到过皇帝的嘉奖,叶名琛心里暗自得意着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叶不过是大清试图锁国政策的最后一批牺牲品。学者陈克艰分析说,当时清政府对于洋人的各项要求,按可接受程度,有一个荒唐的排序,他们宁可割地赔款,也不愿意平等对待外国使节和商人。
  现在人们总爱指责慈禧,以为是她一人害了国家。其实那会儿,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有几人摆脱了“天朝”心态,能够以平等之心试图与外国人做买卖?夷人来到天朝不想着臣服,尽想着挣钱那一套等而下之的做法,真是让“重义轻利”的中国士人们耻笑不止。就在我们漫长的新中国史上,实际上我们一边在嘲笑大清的闭关锁国,一直在闭关锁国。
  后人提到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都把叶名琛看傻子看。的确,大敌当前,你一个两广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那该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算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前提也得是死猪啊。其实这十二字诀,是当时叶名琛的一大发明,而且也是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
  战无可战,叶名琛只是一名地方官员,哪里有宣战的资格?不战,也就无所谓和。守?没有守的条件,兵不强器不利,鸦片战争之殷鉴不远。死?降,实际上是降了,但作为大清官员,不能承认,要不然就坏了名节。当年,二战中,美国兵被日本人俘虏,回国后照样是英雄,竞选总统还算一条事迹。可中国人被俘虏,回到国内,几乎就是罪人了。与此同理。走,走到哪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走到哪里能藏身?当逃兵,下场会更惨。
  1856年,叶名琛的确用此六不战法,令英军不战自退。1857年,他当然要如法炮制以静制动欲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可惜,这一次,六不战法失灵了。叶名琛被恼羞成怒的英国人抓到了兵舰上。叶的手下曾指着阴沉沉的海面暗示叶:跳下去吧,跳下去你就名垂青史了。可是叶名琛可能有恐水症,咬紧牙关没敢跳,而是乖乖地登上了英国船,成了俘虏。
  据学者林子雄分析,叶名琛最后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他被英国人带到了印度的加尔哥答,写诗,以“海上苏武”自况。后来,从3月20日到4月9日,从国内带去的食物吃光了,仆人要去买,叶坚决不允,英国人不断地送来食物,叶名琛都把它们丢到下水道里去了,叶名琛实际上是绝食而死,死前一刻,他一定在想:我也对得起大清皇帝与子民了。
  今天,巴夏礼的子孙们发现,叶名琛的后代们,选择了主动开放,斗智斗勇的事例并没有断绝,但是战场却已挪移,商战无需硝烟,如今要的是双赢,这是叶名琛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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