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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台寺,没能见到那棵“害羞松”

戒台寺,没能见到那棵“害羞松”

文/王元涛

 

终于明白那么多人说旅游没意思是什么意思了。跟团,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你只能看他们想让你看的,你只能知道他们想让你知道的,没有与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独处的机会,没有抚摸,没有沉思默想,走慢几步就有人对你吼“快点快点没时间了”,想要有意思确实不容易。

 

去京西门头沟戒台寺,就是跟会议组织的集体活动,尽管见到了平日难得一见的寺院住持妙有大和尚,还有堪称“镇寺之宝”的周金生先生为我们做导游,可是,毕竟只匆匆看了戒坛和抱塔松等三四处景点,没能巡游牡丹院,没能拉扯活动松,也没能如愿拍拍弥勒的大肚子,一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下来,着实让人感觉意犹未尽。

 

实际上,戒台寺这种地方,非一个人悄悄来去不可。松间殿畔,漫步扪心,说自我洗涤可能有点矫情,但在庙头望流云和树下数青苔之间,无所思,无所想,才会真正体悟到一种放空般的自在与轻松。

 

发现韩国人的布施供养

 

戒台寺,准确名称应为戒坛寺,以全中国现存最大戒坛知名。此坛建于辽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与泉州开元寺、杭州昭庆寺戒坛并称“三大戒坛”。

 

戒坛是干什么用的呢?简单说,就是为僧人传戒、受戒举行仪式的场所。据佛教教义,出家必剃度,称沙弥,算试用期,再经受戒,才成为比丘,即真正的和尚。在电影《少林寺》中,李连杰被问“汝今能持否”时,当属剃度。而受戒,才相当于基督教里的受洗,正式列入门墙了。

 

导游周金生先生为我们讲解这些常识时,用的是北京城百年老店里的吆喝式腔调,一派曲折婉转,起起落落,有民间吟游诗人的风采。周先生说,因为这最大戒坛的存在,戒台寺在全国寺庙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央党校。

 

迈步进入戒坛大殿,眼前的戒坛高三米半,汉白玉镶金,环坛雕有113尊一尺多高的精美戒神,坛上供奉释迦牟尼金光宝像。据说,戒坛前,原有十把雕花高背木椅,是和尚受戒时师父们的座位。而在戒坛后,是千手观音。周先生说,事实上,千手观音并没有千手,只有40只手,然后要乘以人生的25种境界,这样就凑成足千之数了。

 

在千手观音面前,供有多款莲花形蜡烛,上面写着韩文字。周先生说,在韩国,专门有一批人信奉戒台观音,每年定期前来布施供养。就此,周先生发表了一通人生感言,说无论你当多大官,有多大才,都是修来的,不是求来的。“比如我自己,总有人问,你嗓子怎么这么好?是,我嗓子不错,但只适合干个导游讲讲戒台寺,让我当歌星,就不灵了,跑调!”

 

在端庄慈祥的观音面前,众人爆发一片笑声。

 

法均大师有500万信众

 

戒坛之外,戒台寺以松树著名,据称共有五大名松。由于时间紧,我们只随周先生看了抱塔松。抱塔松长在戒坛大殿前平台上,两条粗大的枝干远远伸出云,紧紧抱住了一座灰旧古塔。塔从来都是和尚的墓,而说起这座塔的主人法均大师,那可就非同小可了。

 

戒台寺初名聚慧寺,建于唐代,后毁于战火。到辽代,法均大师横空出世,重起庙宇,起名戒台寺。据称,他四处云游讲法,经他感化而皈依佛教者,达500万之众。这个数据相当吓人,整个辽国,能有多少人口?逢他在戒台寺讲法,还有不少宋国人冒险越境前来聆听。正因此,等到他圆寂时,有十多人自愿为他殉葬。这个,需要有多么巨大的感召力啊?而且,说辽国的道宗皇帝也十分崇敬他,把自己亲笔手书的金字“大乘三聚戒本”赐与了他。有了这件宝物,戒台寺一举成为律宗领袖。律宗,是汉传佛传的一个支派,特别注重研习和传持佛教戒律,自我管束甚严,因此,格外需要大师级人物的感化与身体力行。

 

说起来,辽在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中是比较尴尬的,从来算不上一个全国性政权,尽管也有皇帝,但毕竟,同时居于中土的宋才是正主。在我们的民间记忆里,提到辽,总会想到它跟宋打架,动不动就逼得杨家老太太和儿媳妇跨马出征。或者,又想到金庸笔下的大侠萧峰。辽的主体民族,是契丹。那么,如今契丹人在哪里?没人知道。他们已经和羯人、氐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夹缝中。

 

辽是被宋与金合作灭掉的,金又是被宋与蒙古合作灭掉的,等到辽金这些牵制力量全部消失,宋就被蒙古彻底灭掉了。总体来说,那是一段漫长的乱年月,生命脆弱,人心坎坷,富人穷人都惶惶然难以自保,因此,法均大师的讲法,才格外具有安慰的力量。500万信众,或许是这么来的。

 

传说是,法均大师实在了不起,都惊动了玉皇大帝,于是派下一位守护神,名为龙孙,化身一株大青松,守卫寺中。龙孙日日听法,对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法均圆寂后,他借风雨而扑倒,环抱法均的墓塔,至今不肯歇手。

 

对此,导游周先生却另有说法,是法均圆寂后,悲痛难抑的大弟子把自己的灵魂注入了树中,以借枝干永永远远亲近师父。

 

恭亲王在此深藏10

 

这一次没能见到的卧龙松以及没能巡游的牡丹院,都与大清的恭亲王奕訢有关。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起纠纷,恭亲王主张不可轻言战事,与慈禧太后意见相左,于是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居家养疾”。恭亲王太明白了,只要你留在京师,就免不了有人在身边传话递话,哪怕同僚婚丧嫁娶的走动,也可能被视为串联的阴谋,因此,为自保计,他远远地躲到了戒台寺。在交通不便的上上个世纪,恭亲王把自己放在戒台寺,几乎等于自我流放了,慈禧很安心。

 

恭亲王在戒台寺一住10年,掏出大把银子将牡丹院改造成了一座大花园,养鱼弄草,超然物外。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他获准重新出山,但分明已暮气沉沉,毫无干劲了。

 

据说,戒台寺卧龙松,是恭亲王最为喜爱的。卧龙深藏高岗,以此自况,对他应是不小的安慰。说起来,恭亲王以卧龙自许,并不算太过僭越,要知道,他是道光皇帝的嫡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当年,道光为他与咸丰到底谁更适合接班,正经苦恼犹豫了好多年呢。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是,如果道光选择了恭亲王,大清朝没准真会有另一番健朗的气象。

 

在戒台寺,最想看而没看到的一棵树叫活动松。它非常神奇,你只要拉它的一根枝条,整棵树的枝枝杈杈就都随着一起摇动。史载,当年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玩这个,没事儿常来拉,“活动松”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但想一想,乾隆到底还是平庸的诗人,如果叫“害羞松”,那才更够诗意嘛。不过,导游周先生说,现在这棵树有专人看守,已经不允许随便拉了。

 

戒台寺坐落于马鞍山腰,这里早年间产煤。但打康熙朝起,已明令禁采,以保护戒台寺的建筑。康熙皇帝还手书了禁令,刻在石碑上。其中,涉及挖煤的“挖”字,特意省去了提手旁,意思是:有敢违禁者,砍手!

 

结束游览,回望戒台寺,马鞍山在夕阳下,正变成一道浓重的阴影,逆光中的戒台各殿与高大的松树,都被镶上了一道金边。我知道,除松树以外,戒台寺丁香同样有名。据统计,这里共有丁香1130株,树龄200年以上的20株。当北京城内繁花落尽时,我们还可以到戒台寺来嗅花香,因为这里地势高,气温低,正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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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轻松诗五首

李轻松诗五首

最后一程

 

我们都在送别的路上。这最后一程

我给你抛洒一路的花瓣

黄的、白的,当然要有红的。

那天微雾,稍有忧郁

风吹得人影很薄。山坡那么静

偶有一两声鸟鸣。许多人都埋在那儿

现在你也要埋下。我备下了尘世的酒

还有你酷爱的评戏

我刚开口清唱,一半已上了云端

我父,你见路开路,走通天大道吧

你遇山过山,躲开悬崖与荆棘

你要跟着莲花走,踩着露珠走

还要骑着白牛啊!趁风声渐远

木槿花开,请从一叶中淡出吧!

不管多少遗憾,我们注定来生再不会相遇

快从眷顾中回头,从亲情中转身

一些说过的话我已铭记

一些不能说的话留到九泉之下吧

我就是你活着的碑文,替你写上的绝笔

桃李无言,明月随心

 

飞鸟和鱼

 

苍凉是一种气息。尤其是在下午

一只鸟与一条鱼相遇

一个在空中,一个在水里

两个祖国开始确认

用一分钟凝视,用一分钟相爱

用最后一分钟分离

 

在飞鸟与鱼之间,没有哲学与数学深奥

他们彼此抚摸,屏住呼吸

空气里没有一点空虚

直到耗尽,直到鸟儿哀鸣

鱼交出了它的腮,叹息,和它的放弃

 

一只鸟要持续飞翔,一条鱼要沉入水底

一只鸟在不会说话的鱼身上

反复丧失。一条鱼在不会游泳的鸟儿身上

一再确认自己。

 

东八时区

 

相差一个小时。我跨越了自己

我身体的左边与右边重合

一边狂喜,一边低泣

两个时区互相换算

以秒针相对,以分针相爱

再以时针说穿时光

恢复我作为东八区的尊严

我曾经四下飘零,一个乞讨的人

对褴褛的祖国满怀歉意

一旦手心朝上,所有的花都成了荆棘

我从低头的谷穗中认出自己

认出那衰败的手绘大地

深藏面带的愧色,心怀的刀剑

一边是骨一边是肉

这双重的阴影加重了我的咳嗽

仿佛大病一场。我从此嗜睡

呼应着我体内的暮气和灰尘

一直到风声再起,百鸟朝凤

一直到骨肉相连,生死磨损…

 

北回归线以北

 

北纬23.5度以北,乱鸟飞渡。

那从容的苜蓿草站在了风口

等待夏至。我用棋的黑白追问

这遍地的英雄,最终将被琴声埋葬。

而我坚持向北方以北索要

我今生的水乳大地,我穿越的山川悲情

河流废止。从阔叶到针叶

我越过了大而无当的爱

在细小处受孕。并且分清了经纬

一边哺乳,一边孵化

我的敬畏难免被提升

在低度上我是浪子

在高度上我是囚徒

我的身体地理。所谓经与纬的宗教

街与道的纠缠,心与灵的摆脱

 

桃花赋

 

所有的桃花都是虚拟,隐于桃林的高手

高于天空的孤独,只剩下与剑较量

没有对手的人生,只有一声叹息

 

没有人经过他,他便不再经过自己

只有那凭空而起的漩涡还在挑战

他专心于剑术,痴迷于叫桃花的姑娘

 

乌云总是随风而来,他不急于出手

他要把那段琴抚完。那是他一个人的经典

总在中途弹错,就像他与姑娘的爱情

 

无论是新仇还是旧怨,在一把剑里了结

比在琴声里更容易。此刻他的心比花瓣还乱

什么能阻止那一幅凋谢的笑容啊?

 

岁月模仿了她的美,她的回眸是断代的

审美毒害了书卷与人心

那双弹琴与舞剑的手,停在了桃花的最后一朵

(题图为马莉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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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家帮韩国银行家洗钱

文/王元涛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流甚广的段子,说山西一煤老板家的少爷到京城里耍,偶遇一北京侃爷。侃爷自称路子野,城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于是少爷怯怯地问:俺爹热爱毛主席,能不能帮俺把天安门上那张画像买下来收藏?侃爷满口应承没问题,反正那画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他操起电话,直接找人安排妥了,然后得意洋洋地说:还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少爷又钦佩又开心,兴冲冲地说:俺爹想掏一亿元人民币,把他的画像挂天安门上去,中不?侃爷二话不说,马上收拾皮包走人。

 

收藏,可以是单纯的个人趣味和爱好,在密室把玩,与好友切磋,起码可以健康地消磨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收藏从来都更喜欢与金钱和权力紧密勾连。中国如此,韩国亦如此。前段时间,韩国若干储蓄银行出大事了,老板拼命吸储,从中非法捞钱。幸亏韩国政府经过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历练,经验老到,在挤兑风潮发生之前,就把那些老板控制起来了,银行则关的关,停业的停业。在查抄其中一家老板的家时,居然发现其家收藏有中国当代某画家的作品。黑心老板还这么有品位?韩国检方称,不是的,这些画,是用来洗钱的。

 中国画家帮韩国银行家洗钱

(北京五塔寺内的石龙)

收藏与洗钱,向来关系密切。你或受贿或或贪污走私或贩毒搞到一大笔钱,放家里不安全,存银行会遭怀疑,怎么办?你买古董,或买画,然后说是家传的收藏品,大大方方拿市场上去拍卖,这样,钱还是你的钱,只不过在市场上游走一番,交一定的税款,就洗白了。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路数,实际操作要复向杂得多。而对于这件事,我更关心的是,一名中国画家,如果他的作品能被韩国庆尚南道一位银行家当作洗钱的工具,这才证明他真正成功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收藏应该是人类比较古老的爱好之一。民间收藏,种类繁多。邮票、钱币、火花、烟盒、门票,这些常规项目已经不值得细说。韩国媒体报道过,有人专门收藏夜壶,韩国的,中国的,法国的,非洲不知名小国的,大大小小,蔚为大观。还有人收藏各种烟具,包括中国南方的水烟袋,以及东北的长杆烟袋。韩国警察还曾破获过一起造假证的窝案,逐一排查买假证者时,有人声称,买假证是为了收藏。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这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收藏癖好了。

 

真正的大收藏,当然是有钱人玩的,比如韩国首富三星老板李健熙夫人经营的美术馆,韩国排名第一,逢宝必买,一掷千金。而且,说起来,韩国很多大企业都设有美术馆,仓禀实而知礼节,人发财而玩文化,非常正常。在韩剧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节表现。富家公子娶妻,肯定不会让妻子再出去奔波工作,放在家里又会无聊,给你开一家美术馆,清静又高雅,皆大欢喜。

 

指望收藏发财,这本是收藏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小门小户,兜里没几两碎银子,却想到潘家园这样的地方捡漏淘宝一夜暴富,这往往是传说。在首尔,也有一处街头古董市场,在仁寺洞一带,被中国游客称为“韩国的潘家园”,但其热闹程度,没法与潘家园相比,一是古物不多,二是假货不真。

 

保利公司曾经到韩国来找宝,但找来找去,收获不丰。也是,千百年来,大陆与半岛之间宝物的流向,决定了半岛不会存有太多的古董。零星有使节或富商去大陆带回些瓶瓶罐罐,要么毁于战火,要么深藏于家宅之内,不会轻易拿出来变现的。同时,保利还发现,韩国人手中的中国文物,太多是赝品。说起来,如果中国人文物造假自认第二,世界上不会有谁敢称第一的。当然,造假之所以猖獗,与社会舆论压力小也有关系。如果食品造假,民意必然沸腾。可文物造假,一不会死人,二受骗的多是富人或外国人,老百姓不怎么关心的。

 中国画家帮韩国银行家洗钱

(韩国景福宫内的獬豸)

实际上,到中国买文物收藏容易上当,大部分韩国人也是知道的。韩国KBS电视台一档小品节目曾有这样一个情节,说一位父亲对女儿说:我要死了,公司留给你哥哥,房子留给你妹妹,江原道的那块土留给你弟弟,爹最疼你了,给你留了这个中国秦朝的花瓶,是无价之宝。说罢,颤颤微微地从袖中递出花瓶来。女婿心细,接过花瓶,上下打量,最后在瓶底发现:怎么是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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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光化门,相当于韩国的天安门,史上经过多次损毁复建。汉城街头,汉字已不多见。“光化门”三字得以保留,是因为最初的光化门匾额即为汉字。注意后边北岳山上那两块突出的石头,它们被视为龙眼,下边那块长条石头,则为龙鼻。因有龙头俯视,景福宫遂成风水宝地。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守门士兵换岗,鼓乐大作,吼声震飞麻雀。不知道这些演员收入如何,日复一日这样走来走去,是一份挺无聊的工作吧。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勤政殿。国王日常并不在这里办公,一般用来举行朝会、典礼,或者见外国使臣,都是大场面,摆谱用的。这是我喜欢的角度,隔物造景。是不是,我有潜在的窥视欲?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还是勤政殿,女儿指导我拍的。这是她喜欢的调调,她一个劲儿在我耳朵边强调:前景广场的面积要足够大,大些,再大些。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水中的庆会楼,国王的饭馆。隐约记得这座楼被印在韩国钱币上,可现场拿千元五千元和万元的钱来对照,好像都不是。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庆会楼水塘倒影,喜欢这种迷离感。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门后,是国王去世停灵之所。这是新近复建的,2004年来的时候还没有见过。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国王办公室。曾经有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建议,这类地方都开放,让游客随便进,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宫殿的地板,要有人踩,才会呼吸,才是活的。但他的主张没获批准。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当年那位与老公公斗得你死我活的闵妃,后遭日本人毒手,遗体被烧成灰,应该就是撒入这片水面了吧。闵妃,即韩国人大力颂扬的明成皇后,是朝鲜王朝唯一的皇后吧?她老公公,即电视剧《仁医》里救下宋承宪那位,伪装痴颠,心怀野心,最终把儿子扶上王位,他也得以摄政,史称兴宣大院君。此君后被大清捕到天津软禁,一度向李鸿章建议废朝鲜为行省,反倒把李老爷子吓了一跳。

 

景福宫:十张好看的照片

景福宫的黄昏。这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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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在韩国也想“气人”

方舟子在韩国也想“气人”

文/王元涛

 

参加中国互联网意见领袖访韩代表团招待晚宴之前,我笑问同事,有没有谁特别想负责陪方舟子,大家纷纷摇头后退,眼露惊惧。是啊,方舟子在民间的形象,是有点让人怕怕。而且,在这次访韩过程中,韩联社记者就“人气博主”的名头采访他时,他还纠正人家说,他不是人气博主,而是“气人”博主。也不知道韩国语怎么翻译,才能把汉语的这种小花活表达得又清楚又传神。

 

酒桌上,我与方舟子、梁志祥、周志兴坐对面。与周先生是旧相识,寒暄时,我提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张耀杰和吴祚来,没想到周先生笑呵呵地来了一句:“他们都是老方的敌人。”方舟子在旁边微微一笑,没说什么,我却一时尴尬,不知如何接口。

 

方舟子很细致地询问我是怎么来的韩国,在韩国生活了多少年,家安在哪里等等。也许他只是好奇,但他肯于倾听的习惯,还是让人挺舒服的。而且,谈到我的工作,他又感叹说,中国人能在韩国报社里当总编辑,做一线工作,这可不容易。听说我老家在长春,他又说,前几天,长春有一家东亚经贸新闻采访过他,国内的报纸名字叫“东亚”,让他觉得很特别。

 

渐渐聊得入巷,我就跟他讲了同事谁也不敢陪他的事情。这时,周志兴先生又插话道:“是啊,谁敢陪他呀,实在找不出毛病了,他也会说:你的牙是假的!”满桌哄堂大笑,方舟子也笑,然后轻描淡写地说:“生活里也不会总那么咄咄逼人的。”

 

是的,我得说,酒桌上的方舟子,文弱和气,似乎还有点害羞,与他的网络形象完全不搭界。

 

在韩联社的报道中,方舟子称,对“韩医”很感兴趣。韩国人可能还没意识到,方舟子感兴趣,那就是危险的信号。

 

在韩国,中医已经变成了“韩医”,正如汉城变成了首尔一样。要知道,心理咨询是纯粹的西方概念,可韩国人照样不客气,创立了自己的“韩咨询协会”。所以,中医变韩医,你也不必太过敏感。

 

但对韩医,我实在了解的不多,估计跟中医在中国的遭遇差不多。可是,韩国人重保健,大男人的公事包里往往藏有韩方汤药,他们叫补药,因此,韩医还应该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而且,在韩国的医院里,我见过一款韩医开发的仪器,光闪闪的,用脉冲之类的洋玩意测人体的经络运行。就是说,韩西医结合,他们也在这条路上奔波着呢。

 

于是就想,多亏方舟子没生在韩国,否则,他很可能成为韩医界的公敌。

 

我和方舟子的照片发到微信上以后,有若干朋友表示了不解。我给出的解释是:工作接触。其实,我自认为,一直对方的评价很客观。他打假,正面作用很大。批评他的人,一般会说他选择性打假,即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教授造假,他敢打;官员学历造假,他就不吭声了。这种批评,貌似公允平衡,可问题却在于,方舟子欠我们的吗?为什么你自动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他的头上?如果你认为老虎更该打,自己出手就是了,凭什么理直气壮地鼓励方舟子去当烈士呢?因为他不肯当烈士,你就连他打苍蝇的功劳也一笔抹杀了,这不公平。

 

当然,在我看来,在人际交往方面,方舟子有自己突出的特点。比如与网络名人、曾创办牛博网的罗永浩交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我注意过,老罗一直声称,无论如何,他都坚定支持方舟子打假。可是方舟子呢,却丝毫不领情,反而表现出一副“我用不着你支持”的态度。于是老罗怒了,甚至曾到方家楼下去堵他,摆出一副要决斗的样子来。

 

方舟子曾在“新语丝”网站上挂出声明,拒绝任何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指教。因此,谁也别再批评他人际交往有局限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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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王元涛

 

没文化真可怕,一直以为“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一句普通的坊间俗语呢。却原来,出自唐许浑的《咸阳城东楼》。全诗如下:“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蒹葭就是芦苇,多野长在水边浅滩,天生散发一种苍茫的气质。有谁在少年时曾沉迷于独自一人在一望无际的芦苇丛中涉水游荡吗?风过处,乱发与芦花一同起伏摇摆,那种不知来由的伤感,绝对强过十七岁时不得不作别自己心爱的姑娘。

 

芜,乱草的意思。荒芜,这个词很熟悉,可把“芜”单独拎出来,就有点犯迷糊,还以为是一种长锯齿的蔬菜呢。其实,读古诗,重在品意境,不宜把每一句的意思都落到实处。混沌中,自有汉语之美。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说,儿时爷爷教她背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她一直以为,说的是好吃的黄梨呢。年稍长,知道了是一振翅就不知去向的鸟儿,不由大为扫兴。

 

整首诗,最喜“蝉鸣黄叶汉宫秋”一句。蝉这种小东西,在我们东北偏北不存在,因此,无从体会炎炎夏日里蝉鸣有多躁人,所谓无知者无畏,蝉鸣与黄叶,这才得以在我内心按字面的意义渗透凄清。

 

古时车马金贵,道路艰难,想旅游,得像李白一样,有抛妻弃子的决心。因此,古人游山玩水,每到一处,必作诗,透着一股格外珍惜的劲头。独对良辰美景,双目空蒙,苦吟不休,将若干胡须捻断的事迹也曾发生过。那么,谁又敢说文明是不断进步的呢?因为今天的我们,仅只会写“到此一游”了而已。

 

再读一遍原诗:“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有没有秦地的朋友肯告诉我,渭,如今还有水在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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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瓦市堂,喜乐灵魂栖息于朴素之地

缸瓦市堂,喜乐灵魂栖息于朴素之地

文/王元涛

 

那天赶到北京西城缸瓦市堂时,是晚上七点五十分。门口的志工说主堂已满,引导我进了副堂。大屏幕上,张锦星牧师在宣讲圣徒保罗的忧与乐。我很疑惑,怎么这么早就开始证道了,不是应该先宣信和读经吗?在不解中听完证道,之后祷告、祝福、同唱阿门颂,礼拜就结束了。我随着人流来到院子里,看告示板,这才知道,原来主日第四堂礼拜,从晚7点开始,而我在网上查的是8点。想到自己都迟到一小时了,还那么大喇喇地往里闯,脸不由得红了。

 

于是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幸好基督教足够宽容。想一想也是,世上批评基督教的声音不绝于耳,却很少听说有基督徒站出来恶声恶语地反击,更别提像其他团体一样动不动就全球追杀,或动不动就包围报社及政府机构了。

 

老舍《正红旗下》未完成

 

提起教堂,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至少应该高大巍峨,或者古香古色。这可能与天主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有关。在北京,有若干天主堂,如南堂、北堂和东堂,不管是哥特风格尖顶入云,还是巴洛克风格雍容华丽,外墙的雕花、内堂的穹顶以及玻璃窗的彩绘总是那么炫人眼目。

 

基督堂则大多朴素。据我了解,朴素非因缺钱,他们只是更愿意把钱花到紧要处,如帮助穷苦人,或赈灾救难。北京另一座有历史的基督教会亚斯立堂,还稍具西洋风格;眼前的缸瓦市堂则朴素一如北京古老的四合院,让人很难想到,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会,创立于1863年。

 

关于缸瓦市堂的初创,有三个外国人的名字值得记住。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受基督教伦敦会委派,1861年来到北京,在东城租住英国公使馆的房屋,创办医疗事工,即边行医边传教。基督教早期流行有这样的特点,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教会大多与医院结为一体,先医治人们身体的病痛;然后,当灵魂遭遇困境时,人们就更容易相信福音。雒魏林的医疗事工,是协和医院的前身。

 

1863年,伦敦会又派来一位艾约瑟,与雒魏林共同负责传教工作。他们在西城正式设立传教机构,这就是缸瓦市堂的前身。到1864年,医学博士杜德珍又从上海来到北京,在行医的同时传教,为缸瓦市堂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作家老舍则是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1921年,少年老舍在缸瓦市堂读夜校学英语,兼做杂役,1922年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老舍以小说《骆驼祥子》知名,还有《四世同堂》传世,但评论一向认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未及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这里的“红旗”,与歌者崔健《红旗下的蛋》里的“红旗”不同,指的是满洲八旗之一。老舍的父亲是低级军士,隶属正红旗。正红旗第一代旗主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我们知道,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后来接任汗位,代善这一支派就逐渐衰微了。因此,正红旗在满洲八旗中人口最少,属下五旗之一,穷苦人居多。

 

在《正红旗下》中,老舍对贫寒的家境有催人泪下的描写,但对于在缸瓦市学习及受洗这一重要经历,却丝毫没有着墨。反而,还塑造了一个反面角色牛牧师。我不认为他这样写是出于真心,我更相信他是不得不迎合时势。要知道,在1958年,北京西城各教派教堂就全部关闭了,通通合并到了缸瓦市堂。老舍不可能不感觉到这种压力。

 

如实写自己对教会的感情,政治上极度危险。按当时流行的口径编造牛牧师有多坏,他心里也难免刺痛感。很可能是类似的种种内心冲突,让老舍的《正红旗下》只写了8万字就断然搁笔了。在那样一个严酷的时代,《正红旗下》是注定无法完成的作品。要知道,当时,老舍为了与新政权和谐相处,姿态已经相当低了,连相声、大鼓书和快板书都肯写。可最后,新政权还是没有给他留出起码的生存空间。在遭遇一顿屈辱的毒打之后,老舍自沉太平湖。退一万步讲,尽管此举有违基督徒伦理,但在我看来,未尝不是一种自洁的选择,否则,就可能不得不像郭沫若一样作诗高呼“斯大林是我亲爷爷”——这种灵魂的自戕,要比肉体死亡更让人痛心和战栗。

 

心有所属,爱有所属

 

缸瓦市堂位于北京西城西四南大街,一主堂,一副堂,一小堂。主堂屋顶高高的十字架十分抢眼,经常可以见到路上的行人好奇地向大门里张望。在我接触基督教前,也曾是那些探头探脑的人之一。依我们所领受的日常教育,非常容易对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机构和宗教人士抱有深深的戒心,因此,今天还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人,和当年的我一样,并不知道,实际上,走进教堂的大门,就走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即使你不会马上皈依,但只要你靠近,照样可以体验到那种圣洁与光辉所带来的安全与宁静。

 

所以,站在缸瓦市堂并不宽敞的院落里,我想的是,如果能在门口立一块牌子就好了,上面可以这样写:“随时欢迎您走进来,哪怕只有一杯清水的缘分,我们也视为珍贵。”就是说,教堂可以为路人提供清洁的饮水,让所有好奇的人都放心地走进来,不用对他们宣教,只让他们知道,这里一点都不神秘,这里只是清凉的绿荫——这可能为未来埋下无数向善向上的种子。

 

1863年的教堂什么样,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它毁于1900年义和团的大火。缸瓦市堂1903年重建,当时分为南北两院,有大小礼拜堂,有仁济医院,有铭贤小学。教会办医疗,办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但到1966年,北京所有教堂都停止了活动。这一时期,宗教人士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对此完全缺乏了解。当那些被迫赋闲的牧者在无月之夜仰望星空时,哪一只眼睛率先蓄满了泪水?可以说,基督徒自奉谦卑,自认罪人,自认软弱,因此,才需要信仰的日日浇灌与支撑。而信仰一旦被禁止,就相当于试图禁止我们的软弱,可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的心肠,永远也没有办法变得像螺丝钉一样刚硬。

 缸瓦市堂,喜乐灵魂栖息于朴素之地

夜幕降临,缸瓦市堂屋顶的十字架亮起来了。于是就想,什么时候,北京也能像首尔一样,在任何一座楼顶望出去,满眼都是十字架的红光。对于教会,韩国国内舆论也有“公司化”的批评,但我知道,相比之下,教会对社会的良性影响,才是更值得大大彰扬的。我们都承认,没有哪一种宗教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一切恶人都改造为良人,但至少,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好人可以找到自己的队伍,并在其中获得坚持行善的不竭动力,有敬畏,知行止,与权力客气,与恶行隔绝。

 

我一直相信,道德成长也是需要成本的。我们学知识,学技能,设学校,交学费,从来不吝于投资。可是,事关重大的道德问题,我们的社会与个人却几乎没有投入,任由动物性自然生长。可以说,在欧美,在韩日,教会都是专业的道德养成机构。政府给教会免税待遇,个人为教会诚意捐输,实际上都是在进行道德投资。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没有投入,怎么可能指望一个社会具有及格以上的道德水准?像吃饱了不饿一样,这是世间最为简单的道理。

 

当然,我也知道,以上设计,明显过于功利,真正的基督徒并不这样想。但是,他们也不会为此与我强辩,他们只凝望,只默祷,心有所属,爱有所属,把一切感动与热诚,都交付自身与上帝的交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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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美好胜过了韩国的美女”

“韩国的美好胜过了韩国的美女”

文/王元涛

 

中国互联网意见领袖代表团访韩,我们亚洲经济报社举办招待晚宴。消息传来,采编平台顿时炸开了锅。要知道,代表团成员中,既有大名鼎鼎的方舟子,又有争议人物司马南,更有央视新闻联播的甜美主持人海霞。有机会参加晚宴采访的同事纷纷受到委托,一定要得到海霞的签名。对此,我没说什么,但有腹诽,记者面对任何大人物,都不该表现得像个粉丝,否则就太不专业了,正如不管采访谁,提问时都不可以使用“您”一样。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代表团名单,从中发现了一位忘年交老朋友,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我马上用微信联系他。他得知我在韩国,又惊讶又开心,发来一个结结实实的笑脸。我们约定,晚上要痛痛快快地浮一大白。在中国俗语当中,这种“他乡遇故知”,是与“洞房花烛夜”等量齐名的高兴事儿。

 

代表团成员中,还有著名作家萨苏,他的日本行纪是我的必读书。另外,《工人日报》社会周刊主编石述思是活跃的时评人,批评时政一针见血,痛快淋漓。马晓霖则操办一份自媒体“博联社”,传播新闻,发布观点,拥有大批活跃读者,可以说,博联社在新浪微博异军突起,几乎拥有彭博社一样的气势和影响力。

 

这样看来,代表团的构成就很有意思了。代表团团长、环球网副总编石丁在致祝酒词时也说,本团的成员,都生活在北京,可是平时想把他们聚到一起,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立场不同,经历不同,有人还公开吵过架。就是说,这个团,是左右混杂的矛盾体,平时,两拔人是各守山头互不往来的。

 

当然,石丁话锋一转,又把话题兜回了访韩主题上,他说:“韩国美女天下闻名,可是,我们的团员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饭桌上,都无暇去看美女,只一心发博客,发微博,发微信,急着要把关于韩国的美好印象发送出去。因此说,这个团既是一个矛盾的团队,又是一个统一的团队,而中韩友好,就是把大家统一起来的最大公约数!”这话说得漂亮,一时间赢得满堂喝彩。

 

周志兴先生在祝酒时,谈及对韩国的印象,总结了三个词:亲善,朴素,执着。周先生举例称,在釜山,他们游海归来,正逢落雨,船员仔细地用毛巾擦拭甲板,以防他们滑倒。这种小小的细节,不代表服务水平的高低,而是体现了人本身的良善心地。周先生说,他注意到,韩国的古宫并不金璧辉煌,韩国的年轻人也很少穿名牌,无论是街景还是地铁,处处都那么朴素自然,让人心生亲切和感动。而谈及韩国的经济腾飞,周先生说,在这样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唯一可以依靠的财富,就是全民的执着!

 

席间,我与方舟子聊天,问他累不累,他说,吃的好睡的好玩的好,不累。是啊,他们这个团,享受着韩国方面的高规格接待,住五星级宾馆,吃相当于御膳的“韩定食”,看韩国最精华的景点,肯定不会累。但我知道,他们这种高级走马观花所见到的,是韩国最为光鲜的一面。当然,这种光鲜也是完全真实的。只是,他们对韩国的感受,肯定与那些经常挨教授责骂的留学生不同,与那些天天流汗工作在最脏最累最危险现场的中国劳工也不同。

 “韩国的美好胜过了韩国的美女”

其中的逻辑,同样适合韩中亲善协会李世基会长将晚宴推向高潮的歌声。李会长用标准的汉语,带领在场中国人齐唱了两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欢声如潮,掌声雷动。我想,代表团成员中,不会有人以为,这歌声真的代表了李会长的倾向,因为实情是,李会长只是在用这种方式,诚心诚意地表达对中国的亲善和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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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林大师生长在韩国

  

如果王林大师生长在韩国

文/王元涛

 

会凭空变蛇的王林“大师”与众多名人过从甚密,此消息被曝光后,王林遭官方调查,一时间竟致走投无路。互联网新闻总是意外毁人,王林成为最新一例。设想,如果王林生长在韩国,恐怕难有机会像在中国一样,受各路官员及明星无条件追捧。如果他坚持要过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就需要改头换面想别的招子了。

 

韩国和日本差不多,从来不禁鬼神信仰。暑假到来,充斥韩国荧屏的,尽是些鬼怪故事。在韩国人看来,这类容易吓人一身冷汗的故事,最为消暑。而且,无论是编导还是观众,对其中鬼神出没的情节,往往会表现出至少相信51%的劲头来。但是,韩国人在气功问题上,却表现得相当唯物主义,几乎没有什么人相信。就连1999年遭中国政府严厉处置的某功,到了韩国,也不再宣扬气功的神奇,而是低调地以运动健身的名义活动,与中国古老的太极拳相类似。

 

而且,韩国电影或电视剧里,常有那种半仙出现,比如,大明星朴艺珍就曾出演过清潭洞菩萨,形象还不失正面。就是说,在韩国,打卦算命,推演周易,是完全合法的。你手段高超,利用魔术或巫术骗点小钱,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每逢升学或求职,人们大可以去找半仙指条明路;恋爱失败或身患疾病,也可以去算命一条街的“哲学馆”寻求安慰或鼓励。这完全是一种日常生活,是个人私领域里无害的小爱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沟通渠道便捷通畅,自然就没有制造神秘的机会,也就没有滋生“大师”的土壤。这就是古老大禹提供的“堵与疏”的道理,涓涓溪水不停流淌,当然没有可能形成危险的堰塞湖。说起来,在韩国算命一条街上讨生活的半仙们,和普通职场人差不多,也要挤地铁上班下班,收入并不太高,赚的也都是辛苦钱。

 

相形之下,中国就不同了。当这种半信仰半迷信的东西藏在地下时,官方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一旦暴露在舆论的强光之下,政府打压起来可是一点不含糊。佛子张小平、麒麟文化张洪堡、据说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严新……这种先被捧上天后被打得抱头鼠蹿的“气功大师”一度层出不穷。这种局面,反而会造就一种神秘感。凡人对这种神秘,永远抱有挡不住的向往。当年,钱学森这种大科学家,也曾强力支持气功,由此就可以想见,在中国普遍民众中,对特异功能向往的土壤有多么深厚。说到底,在中国成年人当中,有太多人的心智还停在成熟的门槛之外,基本上接近远古。因此,像王林这种人,一般不超过五年,必有一位浮出水面。

 

这一点,也可与毒品做类比。如果全球停止缉毒,毒品市场全部开放,那么无论是海洛因,还是可卡因,价格都一定会笔直下降,那种敢于用重武器与警察对射的毒枭,也就无从产生了。王林也一样,在韩国,他的那一套法宝,一定不会有市场,让他到首尔清潭洞一带开馆,估计也只能混个温饱而已。

 

在韩国,有另一类“大师”,利用宗教敛财,其中最著名的,是“摄理教”教主郑明析。据媒体报道,此人能言善辩,尤其对女性极具诱惑力,在韩国,在日本,都有不少妇女携带全部家财与自己的身体,一并投入了他的怀抱。而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资料显示,被他侵害过的女性,可能多达千名。

 

说起来,像李冰冰这样的演员,本来就没什么文化,因此想靠拜王林救母亲,情有可原。官员们尤其是一些高级官员,知道自己的能力不配过目前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难免心下惶然,隐隐地会以为目前拥有的一切都来自天助,要证明“天助”,自然就需要王林一类“大师”的加持,这也不十分意外。

 

而在朝拜王林的诸多名人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马云。引领电子商务的英雄,中国最顶尖的精英之一,居然也与“大师”为伍,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当然,据高人分析,马云之流拜王林,并不代表他们相信王林那一套,他们只是看中了王林聚拢的人脉,可以借其结交各路人物,尤其是结交手握重权的官员。这样说来,王林就已不再是什么“大师”,而只是被他们视为政治掮客而已。这可能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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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母亲都在非洲———读《人类六万年》

  

我们的母亲都在非洲———读《人类六万年》

文/王元涛

几乎所有人在懂事伊始,都会对“我”的存在生出好奇。妈妈,我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是三岁,就是五岁,必有此一问。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妈妈怎么回答,我们小时候,总是被骗的。耐心的妈妈会说:妈妈生的呗。再进一步追问:怎么生的呀?妈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始搪塞:用胳肢窝生的。当然,更多的家长,早料到了第一问之后必有第二问,乃至无穷问,所以干脆说,是在马路边捡的,或是在垃圾堆捡的。

长大之后,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总会知道自己另有来处,这个疑问不难解决。那么,人类整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一个比天还大的难题了。它不仅伴随我们的终生,而且已经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终生。可以说,包括达尔文在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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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的“半岛信任进程”何时开场

  

2013年02月26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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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夹道,皇子活得像个私生子

  

文/王元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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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座胡同城。在无数条纵横交错的胡同当中,有一条“养蜂夹道”,貌似普通,却深藏不露,不宽的街,森严的墙,见证过大事件,见识过大人物。

养蜂夹道位于中南海后门马路对面,北京图书馆老馆西侧。胡同深处,曾有一个大大的院落,门口没有任何牌子和标志,而且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名称。这是什么地方呢? 它就是1958年建立的一个场所,供当时中国最高级的干部们休闲放松。当时只有副部级以上高官才能进入,神秘肯定是有点神秘的,“养蜂夹道”就成了它的民间称谓。

据称,到养蜂夹道次数最多的要数邓小平,他大多是周末晚上来,先打台球,后打桥牌。今天,政界高官们都热衷于高尔夫,当年,邓小平他们还没机会享受这种高级东西,打打桥牌,也心满意足了。而桥牌交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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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核试验考验中国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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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元涛

 

按中国人的习惯,过了正月十五,农历新年才算结束。因此,正月初三,朝鲜在距中国不足100公里处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被认为是送了中国一份另类的“新年大礼”。核爆的震波局限于东北亚一角,但引发的震惊与关注却遍及全世界。可以说,半个地球的人眼睛都在盯着中国,看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此,北韩核爆,第一个考验的就是中国决策层的政治智慧,如果他们有的话。

北韩方面声称,这一次的核试验爆炸威力大,使用小型化和轻型化原子弹,试验水平高、安全、完美,对周围生态环境没有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这里的关键词是“小型化和轻型化”,实际上就是武器化。如果他们所言不虚,那么至此核弹就可以装在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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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立堂,给过往的愚蛮立一座碑

  文/王元涛
  
  设若我是100多年前的一个北京小伙子,响晴的天儿,正在东单街口守着人力车等活儿,突然看到一大群人手持大刀鸟铳,涌向亚斯立堂,说是奉了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旨,要去砍教士,杀信徒,烧教堂。因为有太后的旨,他们这么干,就完完全全是合法的,大名叫做“扶清灭洋”。呐喊声,脚步声,冲天的气浪,脖子上的青筋,涌向脑门的血,以及在胸膛激荡的豪情,会不会让我也丢下人力车,兴兴头头地加入他们一伙,然后轻车熟路闯进后沟胡同,在亚斯立堂门口放起第一把火?
  
  1900年前后,义和团就是这样挟裹了大批暴民随同他们一起作恶的,他们相信,洋教士到中国来,绝没安什么好心,他们拐卖孩子,然后由修女负责杀掉,用孩子们的心脏和眼睛行西洋魔法,做西洋药。而且,他们更相信,义和团勇士个个都有诸多天神祐护,只要念了咒,贴了符,就刀枪不入,洋鬼子的枪炮再厉害,也不过是摆设。对这种神秘超能力的向往和迷信,是中国千百年的民间传统,直到今天依然丝缕不绝。
  
  老佛爷当然不会表现得那么轻率糊涂,刀枪不入毕竟只是传说,因此她要专门派得力大臣去考察,看看义和团宣称的神功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没想到,被派去的大臣回来后双眼直放精光,连声夸赞:棒,真棒!于是慈禧也乐得顺水推舟,同意义和团合法化,并在对多国宣战之后,与清军联手,攻打北京多处使馆教堂。
  
  最初的亚斯立堂,就在这次无理又无利的官民暴乱中毁于一场愚蛮的大火。
  
  亚斯立堂当过牺牲品
  
  亚斯立堂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教教堂,建于1870年,即清同治九年。当时,大清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日显松弛,于是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刘海澜等从福州北上,抵达北京,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购买房产,起楼建会。后又建同仁医院、汇文大学及慕贞中学等医疗与教育机构。亚斯立,是美以美会的创始人,曾成功在南美传教,用他的名字命名教堂,寄托了对远东这片新土地传教事业的祈愿和祝福。
  
  亚斯立堂规模不算大,占地6000余平方米,主堂可容纳500人左右,副堂则有300座位。主副堂之间,用活动木墙隔开,平时,可用做两个独立的房间,有大型活动时,撤掉板墙,就是一个宽敞的大厅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在这里也得到了一点小小的体现。
  
  据称,亚斯立堂的砖木结构、灰砖清水墙面、铁皮圆屋顶,体现了一种折衷主义的建筑特色。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折中主义可能也就意味着混搭吧。事实上,与天主教堂那种高耸入云的塔尖、庄严廓大的廊柱以及华美至极的浮雕相比,新教教堂往往会偏朴素一些。而且,对新教来说,有三五间民房,也足以成为福音宝地。因此,置身亚斯立堂质朴的院落里,我们最容易体会到的,就是一种兄弟姊妹般的家常亲切感。
  
  


  当然,眼前这座教堂,已不是起初的模样。刘海澜当初经手的砖瓦木梁,毁于义和团的大火。在史籍中,没有发现关于亚斯立堂教士或信徒被杀的记录,这或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当时,北京众多天主堂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实际上,中国也是有自古成例的,讲究两国交兵,不斩来者。可是,义和团却把一切规则与伦常都抛到了脑后,他们不仅攻打使馆,而且攻击教士与信徒,甚至还虐杀无辜的妇孺,只要她们是黄头发,或蓝眼珠!
  
  这种完全丧失人性的兽行,是得到了大清政府正式授权的,因此才招致当年八国联军一路烧杀进占北京。惹下大祸的慈禧太后,匆忙挟持光绪皇帝逃往太原,随后又逃到西安,还应了个虚名,说是去打猎。北京城内一度热情勃发的众多臣民,都被他们丢下不管了。
  
  这次事件,最后以《辛丑条约》收场。此前,西方列强与大清签订过诸多条约,其中也会有不平等条款,但是,却没有哪一个条约能与《辛丑条约》的严厉苛刻相比,八国要求大清政府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平均下来,正好每个中国人一两。他们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合法纵容如此无视基本文明的暴行,那么每个人包括三岁的吃奶娃娃,就都要负责。这完全是惩罚性的,而且还不乏侮辱的意味。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义和团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描绘为民族英雄,这是完全颠倒的历史观。亚斯立堂被毁,复立,被废,又复兴,这一连串的遭遇,正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漫长的折腾历程。而且,这种折腾,可能至今依然未绝。
  
  就是不久前,西安还有年轻人以爱国的名义殴打日系车主致人重伤,这个年轻人身处打工群体,必须承认,他们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获益相对较少。促发他把手中铁锁砸向陌生同胞的,很可能是他积压已久的卑微、无力与仇恨,那一刻,他与遥远东海上的钓鱼岛没有任何关系。突然来了一个机会,人们可以发泄愤怒,火焰就将不受控制地冲天而起。亚斯立堂就曾当过这种牺牲品。那么,今天的亚斯立堂,以及在亚斯立堂里虔诚礼拜祈祷的人们,该如何面对这块土地上的这种难题?
  
  克林顿曾在亚斯立堂做礼拜
  
  亚斯立堂重建在1903年,使用的是庚子赔款,也就是八国联军中美军所获赔偿的一部分。因为大清赔给美国的款项大大超出了美军参战的实际费用,美国国会不同意照单全收,于是赔款的一部分回流中国,修教堂之外,还在北京建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即今天的清华大学前身。直到现在,在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每年还会收到来自美国的相关款项。
  
  在亚斯立堂,坐听了一场周日讲道,一位李姓牧师,开朗豁达,生动风趣。他讲,他的儿子在学校里,有时遇到困难,会习惯性地说:“向上帝祈祷吧。”儿子有一位朋友,爱较真,就说:“我爸爸说了,没有上帝。”儿子于是开始苦恼,回家来与他讨论。李牧师告诉儿子:“你去告诉小朋友,有没有上帝,现在没法知道,要死后才知道。”也就是说,两个孩子的小小争论,背后有着大人在暗中角力,这也正是中国目前现实的一部分。只是,基督教礼拜时,话题可以讲得这样轻松,可能是很多从未去过教堂的人所想象不到的。
  
  


  据介绍,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时,曾在亚斯立堂做礼拜。总统出行,随员蜂拥,不知道那时候教会的负责人会不会感觉教堂还是有点太小了。要知道,亚斯立原本是拥有大片地产的,但在1958年,教会停止活动,礼拜堂也归了当时的北京13中,成为他们举行会议的礼堂。直到1982年,教会获准恢复活动,才好不容易把礼拜堂从13中手中要了回来,为此,还支付了人民币两万元。那时候,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13中前身,正是亚斯立所创办的慕贞中学。
  
  史载,1924年,军人冯玉祥与李德全曾在亚斯立举行婚礼。冯玉祥是一个实用型基督徒,这一点,与蒋介石相似。他们为了政治成就,可以带着将信未信之灵,让身体受洗,体现了标准中国豪雄天不怕地不怕的变通人格。可以说,由亚斯立堂出发,基督教在中国要走的路还相当漫长。
  
  图片说明
  001:亚斯立堂院落
  002:亚斯立堂装饰窗
  003:亚斯立堂礼拜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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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墓,不远万里只为来此安眠

  文/王元涛
  
  想来,很多中国人直到今天,也无法确切理解海外传教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不为名,不为利,不为金银,不为美女,不远万里来到异邦,传播那些让多数人听不懂也瞧不上的教义,他们到底图个什么?尤其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早在400多年前就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大海轮,山高水远,步步危险,处处心惊;到中国后,既没有朋友的照应,也得不到法律的强力保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
  
  说到底,那种信仰的真纯,可能是我们一直无法切身体悟的,它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想离得太远,仿佛是我们基因中天然就缺乏这种元素。郑和下西洋,是宣我国威,与文化传播没有关系。华工赴美欧,是为讨得一口饭吃,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没有关系。而像利玛窦这样,为了那虚无缥缈的信仰,最后一把骨头都扔在了中国,到底值还是不值呢?
  
  


  利玛窦墓深藏在北京行政学院大院的幽静密林中,墓碑上的装饰,是中国龙盘绕十字架,典型的中西合璧,正如利玛窦传奇的一生。墓碑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字样,左侧有简短的拉丁文及中文介绍,说他姓利,名玛窦,号西泰。这种名号齐全的作派,完全像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古代文人。
  
  他想擒贼先擒王
  
  1583年,利玛窦从印度出发,经由澳门,进入广东肇庆。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印度即天竺,那是当年唐僧取经的佛教之国。所以,起初,利氏被中国人视为佛教大师。而利氏与同伴也担心,中国人可能难以一下子接受天主教,于是干脆不承认不否认,半推半就冒充起僧侣来。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穿上了僧袍。他们为自己辩解说,反正这和尚服也和天主教神父的袍子差不多。
  
  利氏住所的墙上,挂有圣母像,中国客人来访,有时会主动给圣像跪拜行礼。利氏一度很兴奋:给中国人传教居然这么易如反掌?他却不知,中国人是把圣母像当成了观音菩萨。后来,利氏也发现了这个误会,他开始担心,中国人会以为天主教的神是女性,于是改挂了耶稣像。
  
  在中国传教,自然是无比艰难的。对利玛窦来说,与中国人建立联系,基本上就是一个持续送礼的过程。在广东韶州,他收了一个士人弟子瞿太素,瞿领着他给各级官吏送上新奇物件,天体仪、地球仪、日晷。官员们对礼物兴趣多多,但是一提到信仰,马上面露难色。要过很久,利玛窦才能明白,不经过皇帝的批准,下级官员们信仰外国宗教,那是相当危险的。等到他明白了这一点时,也就动了北上京城的念头。擒贼先擒王,他一定是这么下的决心。
  
  


  1595年,利玛窦先去南京,后在南昌落脚。在这里,他继续大肆送礼,总督爱三棱镜,他就送三棱镜。皇族建安王喜玻璃器皿,他就送玻璃器皿。中国人不喜欢教堂,他就不建教堂。他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高,于是他脱下僧袍,换上了儒士服。正是在南昌,他的传教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致他被后人评价为开创了“南昌模式”。
  
  “上帝”替换“天主”
  
  1601年1月24日,北京城天降大雪,利玛窦经过18年的经营和等待,终于站到了午门前。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的内心该有多么狂喜。如果能让中华帝国的皇帝皈依天主教,那么他利玛窦必将成为天主教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为了这一天,他已经付出太多。
  
  他苦学汉语,遍览四书五经,从中发现了“上帝”一词,用以替换“天主”,以便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他容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坚持认为那与信仰无关。他在宣讲教义时,怕刺激到中国人,故意略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节,而且,也从不提及圣母玛利亚童女受孕的神迹……他的这些做法,甚至招致了罗马方面的强烈批评。
  
  但是,他面见皇帝的结果却不乐观,皇帝对他的教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只把他本人当成新潮事物的一个可靠来源。是的,给皇帝送礼,他就不能用地球仪来凑数了,他要求上级从澳门运来了自鸣钟。之后,利氏开始花大力气与京城的贵族们来往,但贵族对信仰同样不积极,他们往往用典型的东方方式打哈哈,说到关键处,一句“今天天气真不错”,会把利玛窦弄得莫名其妙,无言以对。
  
  据史料载,利玛窦在北京十年,只发展了200名信徒。有报道说,至今,梵帝冈教廷档案馆内还存有一封从中国转去的信,写信人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皇后。当清军入关时,皇后给传教士写信,表示自己信仰天主教,并请传教士转告教皇,给岌岌可险的大明提供援助。原本,皇后信教,会是传教史上的一大突破,只可惜,这位,却只是临急抱佛脚。
  
  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之所以纪念利玛窦,是因为他被视为科学家,并且是“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但说他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有多么大的贡献,那肯定是夸大其辞,只是,他把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引进了中国,毕竟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当然,这种意义,有时也只可归结为一句感叹:如果从1600年起,皇帝就下令,把利玛窦带来的近代科学与天主教一起普及到全社会,那么,今日的中国是不是会有另一番光景?
  
  这里共有墓碑63通
  
  实际上,利玛窦墓,并不是只葬了他一个人。1610年,利去世后,按规定,遗体应运回澳门归葬,但利的接班人庞迪我向皇帝打报告,请求允许将利氏葬在北京。这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努力,如获成功,天主教就可以在京城之侧赢得一处落脚点,尽管是以死亡为代价。经当时一些高级官僚如徐光启等人的助推,万历皇帝批准了庞迪我的请求,利玛窦得以在京西安葬,当时,这里的地名为二里沟。
  
  


  从此,海外传教士在中国去世,就都归葬于利玛窦墓旁侧。其中,有两位著名人物,汤若望与南怀仁,一左一右伴在利玛窦身旁。据统计,这里共有墓碑63通。可以想见,每一位安眠于此的传教士,背后都会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也许,这片土地,是他们永远陌生的家园。
  
  基督教在中国,走过了相当漫长艰辛的道路。清末,民间盛传,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的目的,是要挖眼盗心。当然,这是恶意的谣言,但是,部分无良的中国信徒借教会势力欺压非信徒,却是事实。而且,这样的事实不用多,只有一例,就足以为义和团除洋灭教提供煽风点火的机会了。
  
  事情往往这样,一个团体一旦拥有了一定的地位,投机分子就会一拥而上。与信仰无关,他们只是从中看到了利益。这种丑恶之事,自古不绝于缕。当年的国民党如此,后来的中共如此,同样,基督教今天在中国的传播,也将面临这种难题,不知它是否足够幸运,能够绕开这些暗礁。如果利公地下有灵,也应该会这样祈盼吧。
  
  图片说明
  001:利玛窦墓园正门
  002:墓碑上中国龙盘绕十字架
  003:传教士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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