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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

  

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五大权衡,如何取舍?

 

  中共十八大再次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共识。如何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讨论的主题,其中以下五个重要议题与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关系尤其紧密。

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

  邓小平开辟的经济改革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指日可待。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也为自己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代价有两个。一是由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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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小步走,慢慢来

  

发布时间:2012-11-02 09:20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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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2012年01月17日 17:19
  来源:人民网 作者:周其仁
  
  ——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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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承年: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
  
   来源日期:2010-12-24
  
    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地县区乡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简称“处遗小组”),书记亲自抓,由一名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信访组、综合组,共抽调1380多名工作人员,从1984年开始,历时两年半时间,对全区“文革”杀人事件进行了逐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遗留问题作了严肃认真处理(简称“处遗”工作)。我作为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文字综合的执笔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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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乌坎是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笑蜀
  2011年12月21日 13:34
  
  核心提示:乌坎事件何以愈演愈烈?主要是汕尾当局的危机应对方式本身,也就是将乌坎事件标签化、敌对化这个套路本身。它不仅激怒乌坎村民,更重要的是激怒了整个社会,整个舆论。公众早已经习惯了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即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在公众心理层面,早已经脱敏,早已经常态化。相应地,公众对打压民间维权、打压民间抗争的容忍度也就愈来愈低。动不动标签化、敌对化民间维权、民间抗争的套路,因而对公众愈来愈失灵。
  
  
  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的广东乌坎事件,在进一步发展中。据国内媒体报道,广东高层已将汕尾当局原来定性的境外势力干扰,修改为村内利益纠纷,也就是将事件性质从原来的敌我矛盾扭转为人民内部矛盾。广东高层并同时派出阵容强大工作组进驻陆丰,接手乌坎善后。
  
  乌坎事件至此出现转机,令人稍感欣慰。
  
  但是,暗潮汹涌,前景仍有凶险。最新的一个暗潮,则为汕尾党政信息网昨天公布的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陆丰干群大会上的讲话,民间通称朱六点。这个朱六点,没有逃脱刚性维稳的惯性思路,动不动称境内外敌对势力,跟广东高层对乌坎事件的最新定性明显自相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引起舆论的激烈反弹。但是很快,广东高层通过媒体发布了朱明国讲话通稿,民间通称朱五点。朱五点不仅少了要对村民自发组织领头人秋后算帐的咄咄逼人的第六点,而且整个讲话基点,都集中于“民意为重,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不仅赶紧以媒体通稿知会天下,而且,广东政法委也在其官方微博上立即发布朱五点,甚至不惜以跟帖形式。可见广东高层澄清之心何等急切。
  
  这是一场小型新闻遭遇战,背后无疑有着复杂的政治角力。角力的焦点,在于到底要不要对乌坎事件去标签化,去敌意化,从而真正转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来解决问题。能打破政府不认错的惯例,修改事件定性,凸显了广东高层的善意;但在汕尾层面,问题却不是那么简单。汕尾有些人显然意欲维持原有定性,意欲将乌坎事件继续标签化,敌意化,以维持自己主导的利益格局。
  
  这场角力中,广东高层的判断更接近事实本身,也更接近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当下本来就是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时代,社会矛盾和冲突高发,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均衡的利益格局所致。乌坎事件也并没有例外。村民维权,如他们反复声明的,主要就是维护自己合法的土地权益,而不是政治上的敌对,不是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村民们固然也主张民主,也在争取自我组织的权利,而有村民临时理事会这样的自治机构。但这也无非因为民主和自治都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好程序,也还是围绕着利益展开。
  
  由此不难看出,动不动把民间维权标签化、敌对化是何等的简单粗暴、何等的荒诞。而这绝非因为智商问题,只能解释为屁股决定脑袋。什么屁股?卷入利益冲突而成为当事方的地方政府的屁股,这屁股注定了作为当事方的地方政府,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公正,而必然以自身利益为最大考量,当然要最大限度压缩对方的利益。标签化、敌对化民间维权,则从来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高的选项,因而最为地方政府所乐用。事实上也确实一直管用。
  
  但问题是,现在这招开始不管用了。乌坎事件何以愈演愈烈?主要不是汕尾当局一贯指称的所谓境外势力作祟,而主要是汕尾当局的危机应对方式本身,也就是将乌坎事件标签化、敌对化这个套路本身。它不仅激怒乌坎村民,更重要的是激怒了整个社会,整个舆论。随着利益博弈之水涨船高,公众早已经习惯了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即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在公众心理层面,早已经脱敏,早已经常态化。相应地,公众对打压民间维权、打压民间抗争的容忍度也就愈来愈低。动不动标签化、敌对化民间维权、民间抗争的套路,因而对公众愈来愈失灵。乌坎事件中,汕尾当局的应对之所以一直为公众为舆论广泛诟病,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这点上,乌坎村民倒是表现得比地方政府更高明。当外媒纷纷给乌坎事件贴上政治标签之时,乌坎村民异常清醒,坚决不中招,公开声明自己的一切抗争仅基于利益,仅基于基本权利,政治对抗绝非初衷。正是乌坎村民这种坚韧的理性,避免了事件的极端化,从而创造了缓冲空间,才有了后来广东高层给乌坎事件重新定性的可能。但可能汕尾某些人利益牵连更深,还试图坚持过去的敌我思维,而导致汕尾党政信息网发布的山寨版朱六点,进而发展为昨天那场小小的新闻遭遇战。
  
  为民间维权、民间抗争脱罪,让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常态化,并相应调整整个利益博弈机制,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是必须要闯的一道坎。这个问题上,公众早已经过了河,地方政府却往往还在摸石头,还在视民间维权、民间抗争为触犯自己龙颜之第一大忌。这是引爆乌坎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愿,中国社会转型必须要闯的这道坎,能先从乌坎闯过去。就此而言,何尝不可以说,乌坎村民其实是在为整个中国探路。这探路必须赢,因为,乌坎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整个中国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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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的沙滩排球,真的指日可待?



(旧帖搜存)

  每年的三月到四月,照例是沙尘暴肆虐的日子。前些天,又有30多万吨黄尘哼着“你是风儿我是沙”来到了北京,使整个北京变成了“黄色”。

  沙尘暴不仅在为害北京,也不仅在为害北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沙尘暴还能漂洋过海远到日本。据《环球时报》报道,沙尘暴给韩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年累计可达1亿美元以上,间接损失20多亿美元。为此,部分亚洲国家对沙尘暴起源国之一的中国颇多怨言。由于没有准确预告沙尘暴来袭,韩国气象厅厅长李万基10日向国民道歉。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我国《环球时报》4月14日头版发表文章《天气没有国界 沙尘暴不能全怪中国》,并引用了我国气象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讲话,强调了种种客观原因后,雄辩地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亚洲国家抱怨沙尘暴从我国刮到他们国家,对他们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显然是情绪化的”。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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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重塑政治传播格局

  重塑政治传播格局

2011-11-08 来源: 中国改革 2011年10月第10期


特约作者孟冰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讲师

2011年8月,大连福佳化工PX 项目周围的防波堤被冲毁,引起市民对剧毒化学物质泄漏的担忧。新浪微博、人人等社交网络成为比主流媒体更加有效的沟通平台。一时间,发帖和删帖的游戏层出不穷。大连市民最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集体“散步”。中共大连市委随即决定将PX项目停产。

与大连当局的积极态度截然相反,今年1月,埃及爆发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政权迅速做出反应,将整个国家的域名系统关闭,试图阻止进一步的政治动员。西方媒体震惊之余,纷纷探讨究竟有没有可能对一个已经联网的国家实施信息封锁。埃及全国网络通信于一周后才逐渐恢复,但这并没能挽救穆巴拉克的政治生命。

去年4 月, “ 维基解密”(Wikileaks)在网上公布了一段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射杀平民的视频,随即声名大噪。半年后,该组织又向欧美五家最富影响力的报刊公布了25万份美国驻外使馆发给国防部的秘密电报,令美国在外交上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维基解密”主编朱力安?阿桑奇随即被瑞士警方以性侵犯的罪名通缉,而整批电报文档已经在网络上以P2P共享的方式传播开来。

类似的事件还可以举出一长串,它们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或有不同,但都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字网络改变了政府、主流媒体和民众间的信息资源分配,重塑着政治传播的格局。

数字网络的有限力量

网络媒体强大的传播力量,前所未有的互动性以及高度分散的结构特征,一方面激发了民主自由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也给任何管制机构都出了个难题。然而,不管是鼓吹“信息要求自由”(informationwants to be free)的“放任”派,还是孜孜以求“文明办网”的“监管派”,其实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误以为新技术本身足以催生社会变革,两派的分歧仅仅是对预期中的变革态度不同。“放任”派认为数字网络与生俱来无政府色彩,抗拒一切约束手段,必将带来传播的民主化。“监管派”则将新技术视作对既定秩序的破坏和干扰,期望用严管的办法将干扰降到最低。

纵观历史, 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调子屡屡唱响,电报、电话、广播、电视,几乎每一种新传播方式的普及,都会同时激活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想像,有人欢呼新时代的到来,有人担心礼崩乐坏道德沦丧。 媒介历史学家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曾这样描写20世纪初的人们对于广播的热情:“这种媒介似乎正是长久以来人们所渴望的,真正民主的,权力分散的传播技术,一种由个人控制,可以随心所欲使用而不必付费的装置”。

听上去是否和21世纪的网络神话如出一辙?另一位媒介研究学者克里斯汀?卓特纳(Kristen Drotner)则借用社会学中“道德恐慌”的概念,分析新传播技术带来的“媒介恐慌”:“此类争论充满感情色彩和极端化的道德判断,大部分情况下是负面判断最为明显。”这种负面判断往往和成年人担心青少年被媒体“毒害”密切相关。难怪饱受争议的“绿坝”项目,有个副标题就叫做“花季护航”。

新媒体潜能何在

如果我们跳出技术决定论的狭隘视野,也许能对网络多点平常心,少点过度焦虑;就能看清所谓的新媒体究竟新在哪里,又需要怎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才能将潜能发挥到最优。

跟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数字网络大大降低了信息生产的门槛。一台联网的电脑,几样凑手的软件就足以让胡戈们制作出《一个馒头的血案》这样的网络经典, 不仅引发无数观众的共鸣,更是对名导演大制作的犀利嘲讽。电脑,手机,再加上简单的记录设备,也帮助周曙光这样的公民记者赢得了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广泛关注。在具备基本技术手段的前提下,每个目击者都可能成为发言人,每个发言人都可能吸引众多倾听者,而每个倾听者都可能再次加入谈话。

不仅如此,网络还为个体提供了分工协作,共同创造的平台。从自由开源软件(Free and Open SourceSoftware)到维基百科,过去不可能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业余爱好者”合作完成的任务,如今一次次在数字网络上获得成功。美国著名法律学者约海?本克勒(YochaiBenkler)甚至认为,由普通网络用户参与的“ 同侪生产” ( p e e rproduction),将有望与市场机制下以公司为单位的信息生产分庭抗礼。

网络不仅是更有效的传播介质,也催生了新的言说方式和话语风格。从天涯论坛到新浪微博,从优酷视频到豆瓣社区,同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版本,同一个版本可以用不同方式讲述。推出一个净化删节的官方版本或许不难,同时审查多个版本就比较困难,如果连下一个版本会以何种面目出现都不知道,就更加困难。“游行”“示威”之类的词固然太过显眼,特定情形下,“散步”也可以同样有号召力。如果有一天,“散步”也成了敏感词,以中文之博大精深,总会有别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层出不穷的网络“恶搞”,正是在受到监控的言论环境下,绕过各种净化过滤机制,试图探索新的沟通方式。

与信息生产发布的成本降低、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相伴的,是实施信息监控的费用成倍增长。正规军在游击战中的劣势,史已有鉴。如果正规军并不占据道义的优势,就更难打赢。官员也许有把民众当作小孩子严加管教的心理定势,却往往低估民众的智力和判断力。

数字网络的时代,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对沟通环境的预期,也都在时刻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有意寻找非官方的信息来源,或者将官方与非官方的信息相互佐证。

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众和消费者,而是积极主动的用户乃至生产者(produser)。

事实上,即便是过去担当“喉舌”功能的主流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从博客和各种网络论坛中获取新闻资源。

政府、媒体和公众间的线性传播关系正逐渐演化为多边循环的媒体生态系统,试图切断或阻隔这种生态循环的努力,似乎既不明智也不切实际。

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中国网民,更是对一切“官方”标签的内容,带有近乎本能的怀疑。在发生重大事件的紧要关头,如果缺乏透明可靠的信息渠道,只会加速流言与猜测的蔓延。

耶鲁大学政治系的纳威德?哈桑普尔最近发表了一篇极有影响力的论文,研究年初埃及政府关闭互联网对当时反政府示威的影响。哈桑普尔建立了一套数学模型,试图模拟当时多种因素相交织的复杂情形,他的结论是埃及政府的这一举措适得其反。网络通信被切断后,突然到来的信息匮乏,促使更多民众走上街头,与身边的人交流,反而有助于政治动员;信息封锁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激化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

一个半世纪前,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这样解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各种学说需要在思想的市场上自由竞争,最后胜出的将是真理。

如果我们压制某些言论,很可能到头来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因为真理和谬误并不总是立刻见出分晓。

即便被压制的言论确属谬误,我们也失去了一次让真理在辩论中变得更加强大的机会。数字网络正改变着传播的格局,但是,和技术同时发生作用的还有众多社会力量。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也没有人手中握着普世的蓝图,不过,密尔的这些话,依然值得媒体管制的决策者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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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胡治安 《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

上世纪30年代,章乃器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备受国人敬仰与称道。而在50年代,却以中国第一号大右派而家喻户晓,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章乃器什么时候都是君子,即使在他被千夫所指整日挨批的1957年,抑或在被贬闲居的20年,也从不减君子本色。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

  章乃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章乃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叫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他对这个阶级总的估计,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

  章乃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意见和主张,在民族工商业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章乃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装潢、美化”资产阶级,抹杀阶级界限,否认阶级斗争的祸水,因此遭到责难、非议、批判。

  对章乃器的批判,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当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工作报告时脱稿列举事实,赞扬工商业者,并提出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政党,引起争论,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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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重”与“太轻”

  (搜到十年前的旧文一篇,是跟朱前总理有关关系,特收录。)
  
  “太重”与“太轻”
  文章作者:[于是乎] 2001-04-12, 11:43:24
  
    话说新疆某县质量监督局在“三一五”行动中,查处封存了一批劣质钢窗。生产该钢窗的某厂厂长恼羞成怒,两次打电话给质监局,威胁说如果不把扣圧的产品放还,他就要杀人。质监局将此事诉诸法律,结果该厂长受到行政拘留和罚款等一系列处罚。此事逐级上报,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国务院的总理大人。总理大人朱笔批道:“太轻!”于是乎,此案被发回重判。重判的结果是:判处该厂长有期徒刑一年。
  
    俺对法律知之甚少,不敢断定对该厂长的原判是太重还是太轻。质监局能够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和惩治恶势力,说明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颇有一些成绩。但是,俺对总理大人的重要批示以及后来的重判,却有一点疑问。
  
    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但并没有说,法院应当接受政府的领导。总理的批示对法院来说意味着什么?俺认为,这个批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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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蔡霞:推进宪政民主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发布时间:2011-11-06 12:30 作者:蔡霞

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文明,政治的现代化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夺取革命胜利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这就赋予中共执政多重历史使命,其中之一是领导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用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支撑并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都以为革命胜利之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之日,然而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都表明,努力建设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革命能够推翻专制主义旧政权却难以建设民主政治新制度


20世纪的中国百年,3/4的岁月在革命大潮中挟裹着血与火奔突而过,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三场革命性质根本不同,但都以民主为呐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实现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奋斗纲领中,并且在抗日根据地有了初步的民主实践,执政以后为人民民主作了艰难的探索。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国究竟如何实现宪政民主仍然显得那么扑朔迷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革命能够推翻旧政权却驱不散专制政治的阴魂,革命可以打碎世界却难以建设现代民主新国家。


在中国文化中,革命具有神圣性,古有历史典籍中的“汤武革命”、20世纪初有辛亥革命。民主是20 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潮流,在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上,民主同样具有神圣性。革命与民主的结缘则是20世纪初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必然要求。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革命就是阶级的撕杀,民主则是阶级斗争的首要实现目标。《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把革命作为实现民主的必由之路。


民主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中国共产党将实现人民民主写进革命的政治纲领,使民主在你死我活的阶级血拼中发挥着争夺合法性的政治武器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利用一切方式揭露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延安的新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主张宪政民主的社论时评,高度肯定和赞扬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并在自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普选、“三三制”等宪政民主举措。毛泽东于1940年曾经明确地说:“宪政什么是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他在论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时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的实现了”[3]。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告为人民民主的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革命是实现民主的必由之路。旧中国是专制统治的社会,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这就迫使共产党人为实现民主而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走上执政地位,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以革命的名义”来解决一切难题。包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内外的思想分歧,克服少数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的现象、所谓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等。在以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发动和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所谓“大民主”与“群众专政”,实质就是中国式的“多数人的暴政”,,把国家拖入了十年内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历史表明,革命以打碎旧政权为人民民主创造条件,但革命并非是民主天然的“接生婆”。1949年前的革命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1949年后的所谓革命则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二、革命在“新”中国何以悖逆宪政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暴力革命在专制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领导建设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本任务。而新中国需要“建设”的不仅仅是经济、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要建设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使新中国成为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国家。然而,如果我们充分正视现实、正视执政后的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就应当承认,这个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之所以六十年的执政还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既有客观上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织影响,也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认识局限以及受前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


(一)长期否定市场经济导致宪政民主缺少必需的社会土壤


一般说来,民主首先表现为一种国家政治生活形态,以现代国家制度为保障。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4]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领导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其实际内容就是完成由传统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从政治文明发展角度看,建立健全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是近代社会以来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各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与路径选择都因国情的不同而不同,但都需要最起码的经济基础――一定程度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仅从阶级斗争角度理解民主政治,在相当长时期里未能认识市场经济是发展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础,相反却因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长期压制和排斥市场经济因素的生长。


欧洲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育基础上,市民社会兴起而推进现代政治进程,产生民族国家直至逐步健全一套相对完整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地描述了从市民等级中产生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发现美洲大陆促进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高涨、市场和需求的扩大到现代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经济发展过程,指出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取得相应的政治成就。“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5]经济为欧洲大陆建立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共同体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为其提供了所必须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化市场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宪政民主就有了它的基本含义和实际内容:以宪政合理分解国家权力,防止产生权力垄断,以社会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国家权力之侵扰,不被国家权力所剥夺。在利益多元基础上承认人的意志自由和权利平等,以法治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多元民主,达成社会和谐与互谅合作。由此,市场经济是宪政民主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宪政民主体制是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须的政治设施。


中国由专制国家向现代政治共同体转型的历史起点与欧洲社会不一样,不是由经济而政治,而是由政治而政治。中国是在外来资本势力野蛮入侵、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提出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的要求的。从1898到1949 的半个世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一不包含着对现代政治国家制度的追求。然而,政治的发展进步不可能仅靠政治行动本身单独完成,必须要有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为基础为支撑。然而,由于近代中华民族的悲惨历史境遇,中国共产党人既不可能自觉认识这一问题,中国社会也缺乏建立现代意义的市场体制和相应的前提条件。


由高度成熟的专制政治所阻碍,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都难以自然生长起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1949年前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是由外部资本入侵并植入,充分体现资本的血腥与野蛮,带着很深的殖民经济烙印的畸形市场经济。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消灭这种畸形市场经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运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消灭社会生活中的市场因素。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是宪政民主的必须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就没有尊重权利保障权利的客观要求,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生长,也就没有实行宪政民主所必需的制衡权力的力量。当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与现实社会基础发生断裂时,民主政治就只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


正因为缺乏市场经济这个生长民主政治的丰沃土壤,所以尽管宪法上阐明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一方面人民民主的政治权利难以充分落实和体现到社会成员个体身上;另一方面多元的“人民共和”政治理念被一元的“多数民主”所僭越,并且“多数民主”因宪政不全而被执政党的“代表”作用所消解,甚至当领导人因政治意图的改变而轻易取消公民民主权利时,社会只能顺从。更进一步,“多数民主”还极易以革命的名义变成“多数暴政”。


(二)执政后党对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执政党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总是受到特定条件所制约,即与执政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一国的政治传统、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历程,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是在既定的国家民主体制内运作国家权力,受到既有国家民主体制机制的约束。而中国共产党是先领导革命推翻旧的专制国家制度,而后成为执政党并领导建设新的国家政权的。


新旧中国之别不仅在于国家阶级性质的不同,而且在于旧中国属于传统专制政治的国家,新中国则应当是进入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与专制统治的国家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在比较君主制与民主制时特别指出:“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在这里不能组成国家。”[6]根据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作为“人民存在的环节”的新型国家制度,要以宪法形式阐明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以宪法为依据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由此,以宪政民主制度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


然而,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阶级统治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但却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建设重视不够。中国共产党人通常将暴力革命理解为推翻原来的统治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为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民主成功之时。其实不然。由于几千年专制政治的深厚影响,尽管原来的统治者被推翻了,但专制政治却是“形”散而“神”不散。同时,计划经济的权力高度集中,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控制、行政管理的科层式结构等,使旧的皇权政治、等级观念、特权思想等进入新的政治体系,并对新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产生潜隐性、深层次的影响,使人民民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建设“形”不完备,“神”也逐渐消散。


邓小平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8]。因而,尽管执政后我们搭起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既缺乏合理分权限权的宪政安排,也未能致力于操作层面上的程序性制度建设。这不仅因难以形成有效运转的民主机制而使民主形式化口号化,并且还造成新的过度集权、个人崇拜和制度化的等级特权,使专制政治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这导致党在执政后难以解决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复杂矛盾,最终引发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为此,邓小平深刻反思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9]。他认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0]


(三)中国共产党深受前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


如前所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制度时,运用逻辑的思辨将君主制与民主制做了根本区分,但并没有明确勾画“人民的国家制度”的具体模式,他们后来只是依据巴黎公社建立工人政府的伟大尝试,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11]。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做了开创性的探索,第一次把理论上抽象的“人民的国家制度”具体化为现实的政治运作。今天回过头来看,列宁领导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方式,有些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然结果,有些是在探索中还不够成熟定型的思想观点,有些因一时的政治需要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则设想。


所有这些都情有可原。本来新生事物就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苏共党人在进行伟大的历史创造。但后来斯大林一方面把列宁当时的临时性做法固定化绝对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丢弃列宁的正确思想,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国家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压制打击党内外不同意见,把苏共党的执政变成了一人专制。这不仅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极权主义政权,而且严重误导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


比如,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对立宪会议和多党联合参与政权有过不同态度。布尔什维克党1903年党纲曾经明确主张实行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而当俄国革命群众创造出苏维埃组织后,列宁认为它是同1871年巴黎公社同一类型的政权,又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设想实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最初的苏维埃最高机关也是作为多党的机关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希望用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取代立宪会议选举。但由当时俄国国内各党派力量的实际对比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无法取消立宪会议选举,并且在后来的选举中也未能取得多数席位。在工人和士兵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布尔什维克党否决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并解散了立宪会议。而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政党的矛盾分歧不断尖锐,最终导致多党合作彻底破裂,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一党制[12]。列宁在针锋相对地驳斥反对派政党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是“一党专政”时说 “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13]。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坚持“一党专政”,本意是要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这一原则,但当时俄国复杂的政治局势最后促成“一党执政”,这是特定条件下的激烈作法,并非等同于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本身。由于后来斯大林把这些做法固定化,并宣传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体现,这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


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与“一党执政”方式划等号,建立起权力垄断、以党治国的执政体制。执政以后,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大办人民公社、大跃进等问题上党内高层都有着不同的意见,一方面 1954年后的国家政治体制设计中,缺乏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进入国家重大事务决策的法理路径,党内最高领导人以加强党对国家领导的要求,重提战争年代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建立起执政后党政不分、以党代国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权力运转机制。同时,由于把党的最高领袖看做是党的化身和体现,强化领袖个人对全党和国家的政治控制,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五十年代中期后国家的民主立法与法制建设进程实际停顿下来甚至往后倒退。这就不仅导致人大被虚置,执政党直接指挥政府,直接行使国家职能,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正常运转,而且使执政党自身发生异化:即执政党国家化、党的组织行政化、党的领导权力化、领导干部个人集权化、特权化。


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必须以宪法制度为保障,并取得全社会认同,才能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的法理保障。但我们长期以来忽视宪政民主建设,依赖于政绩和领袖魅力巩固执政合法性,这就使得执政基础有着难以克服的政治脆弱性,执政党就被笼罩在“亡党亡国”危机阴影下。随着社会急剧变化与矛盾冲突的积累,执政党对此的忧虑也愈加深重,而这又反过来迫使执政党强化个人权威,强化政治控制力度,从而进一步加剧人治弊端、削弱宪法和法治权威。这样下去,客观上促使国家政治发展进入一个背离民主趋势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发生更大的政治风险。


邓小平对制度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4]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人民生活的各个不同环节中,政治国家即国家制度的形成是经历了最大的困难的”。[15]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经历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建设的坎坷和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6],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7]


总之,尽管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 多年的岁月,但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完成国家制度建设的任务。我们当前讲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质内容就是完成那早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以宪政民主制度支撑和保障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历史维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无何推卸的历史重任。


三、推进宪政民主所需要的执政思维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过程是执政党对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其中推进宪政民主建设是关键和保障。而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则需要执政党思维发生深刻的转变,由社会革命向建设民主政治转换。


(―)完成政党由革命向民主的思维转换


革命的思维与民主的思维是有重大差别的,建设现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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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改革中的牛人牛语

(此文首发于凯迪网络,2008-03-12)

  大部制改革,从十七大提出改革思路,到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按照程序,方案将在3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之后向社会公布。在此期间,对于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流传着各种猜测。当然,猜测仅仅是猜测,在全国人在审议通过之前,应该没有任何定论。

  因此,在3月3日,政协召开之时,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长们,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均以低调回应记者的有关提问,对大部制改革表示支持,但对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则三缄其口。例如外交部长杨洁篪,面对具体改革范围的追问,他只艺术地回答“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可是,并非每个部长都如此“低调”:

  3月5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列席江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向记者介绍,此次大部制改革,成立大部委,但是铁道部依旧保持独立。

  3月6日下午,水利部部长陈雷列席湖北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后,本报记者向其提问:“目前有传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包括农业部、林业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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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改革中的牛人牛语

(此文首发于凯迪网络,2008-03-12)

  大部制改革,从十七大提出改革思路,到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按照程序,方案将在3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之后向社会公布。在此期间,对于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流传着各种猜测。当然,猜测仅仅是猜测,在全国人在审议通过之前,应该没有任何定论。

  因此,在3月3日,政协召开之时,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长们,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均以低调回应记者的有关提问,对大部制改革表示支持,但对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则三缄其口。例如外交部长杨洁篪,面对具体改革范围的追问,他只艺术地回答“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可是,并非每个部长都如此“低调”:

  3月5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列席江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向记者介绍,此次大部制改革,成立大部委,但是铁道部依旧保持独立。

  3月6日下午,水利部部长陈雷列席湖北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后,本报记者向其提问:“目前有传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包括农业部、林业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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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北欧无穷人——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

瑞典的实践表明,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做大蛋糕有待社会公正

  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在上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

  瑞典无穷人

  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GDP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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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分清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和糟粕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到英国访问的一位外交官就该国以“抽肥补瘦”原则体现社会公正的税收制度,半开玩笑地问英国财政部主管税收政策的助理次官(相当中国的部长助理):“你们这种税收制度不符你们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呀?”这位助理次官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说的对,我们正是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办事,超高收入超出了他所创造的必要劳动价值,属于剩余价值,应该拿出来补助穷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他这种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作的解释,令我们的外交官不知所措、无以应答,只好按照西方国家的社交习惯,耸一耸肩,一笑了之。助理次官的这番话不完全是调侃,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英国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乃至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启示和影响。再则,英国工党是福利国家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该党所属的社会党国际与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更是直接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思想。这意味着,20世纪前半期英国和美国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革,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敲响的警钟;“北欧模式”的巨大成功,更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灼灼光辉。

  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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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完整版)

  滕彪: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完整版)
  
  滕彪
  
  贺卫方按:上午在博唠阁上转载了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很快接到滕彪博士电话,他告诉我转载者不是完整本,并希望我能够在这里把“完整面目”示人。我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也很愿意遵照他的指示办理。
  
  http://tengbiao2.blog.163.com/blog/static/13463100820106239120691/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夏俊峰的辩护人,我首先向被害者家属表示同情;不管夏俊峰有罪与否,两个公民的死亡总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我也将向法庭表明,两名城管和夏俊峰一样,都是城管制度的受害者,今天的法庭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一个悲剧引发新的悲剧,一个错误伴随着新的错误。
  
  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能把法律之外的个人情绪和政治压力等因素放在法律之上。依照诉讼法理以及刑事诉讼法第186条之规定,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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