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鸿律师天涯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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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庄案的呼应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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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根据李庄案现在的节奏和过往的经验判断,李庄很有可能会在12月30日开庭审理并当庭判决。如果没有意外,李庄难逃两年左右的实刑。这岂止是法治的悲哀和沉沦,完全是法治的毁灭。
上海律协刑委会在12月18日利用年终会议的机会表了个态,已经在东方律师网上公布。刑委会的副主任林东品律师整理了一份更为详细的会议资料,也转贴来这里。下周一上午,将在华政召开“李庄案研讨会”,届时我会跟王俊民教授和鲍培伦律师一道,作一个小型的“三人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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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召开年终工作会议
信息来源:上海市律师协会  时间:2009-12-24  作者: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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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召开年终工作会议,会议由刑委会主任翟建主持,刑委会26名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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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首先由翟建主任介绍了首届中美法治与人-权研讨会有关情况,随后与会委员讨论了刑事辩护的热点及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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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集中讨论了刑事辩护中卷宗是否能够提供给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审判阶段中的被告人阅看的问题。与会律师一致认为:辩护律师将卷宗提供给当事人阅看,既是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时享有的权利,也是辩护律师充分履行辩护职责时应尽的义务,不构成任何违纪违法行为。当然,鉴于当前的司法环境及审判实践,与会律师不建议将卷宗材料提供给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家属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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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简单回顾了刑委会2009年已经开展的工作以及2010年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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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则简讯的原始链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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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东品律师整理的更为详细的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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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过程中出示证据依法履行辩护职责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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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在浙江乌镇召开年终工作会议,会议由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翟建主持,刑事业务委员会26名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集中讨论了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是否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将卷宗材料提供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看的问题。经过分别发言和讨论,与会律师一致认为,辩护律师在会见过程中出示案件证据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自行辩护权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应有之意。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将卷宗提供给当事人阅看,不构成任何违纪违法行为,也不存在违反律师执业道德的可能。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从现有法律角度分析,律师在会见过程中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证据供其阅看的行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及律师法第33条、34条规定了辩护人享有会见权及阅卷权,这是律师了解案情,履行辩护职责的基本前提。但是,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在开庭之前是否有权了解案情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认定律师在会见中不得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证据,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依据。从法理分析,对于个人权利,法不禁止皆自由。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不可出示证据供其阅看,则这种行为就不应当认定为违法。
其次,从法理角度分析,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程序应当比其他案件更为严格。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应当在开庭之前提供证据,同时法庭会将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送达对方。开庭中,如果当事人当庭提供之前没有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可以拒绝质证,法庭一般会休庭以便对方当事人核实。这一做法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的证据规则。按照一般法理,对犯罪的认定程序应当比一般民事案件更为严格。律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如果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过程中不能向其出示证据,就是封死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案情的最主要路径,等同于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对案情全然不知的状态下走上法庭。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尚且有权在开庭前了解案件相关证据,而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而没有这种权利,这种做法显然与程序正义观念和一般法理不符。
再次,从实践角度分析,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向其出示证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自行辩护权的基本前提,也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应有之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刑事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这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权和律师辩护权的法律基础。根据这一条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然而,行使辩护权的前提是了解案情,知晓包括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物证等在内的所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在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只了解自己的口供,而对其它证据往往不了解甚至毫不知晓,其了解其它证据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庭审中公诉人的出证。应当说,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数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有些甚至文化层次极低,在庭审一次性的出证过程中,很难完全理解证据的意义所在。因此,如果辩护律师不能在之前的会见中向其出示证据,帮助其了解案情,就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对证据及案情全然无知的情况下接受审判,这使得法庭上被告人无法行使辩护权,也使得庭审过程流于形式,失去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基础。
又次,从实际后果分析,律师在会见过程中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证据往往导致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的后果。不可否认,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存在侥幸心理,希望通过否认事实逃脱法律的追诉。但是,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并不是仅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的口供,而是通过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多重证据形成的完整证据链来证明。有时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并不认罪,但其它证据却已经证实了犯罪事实。这时,通过律师向其出示案件证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司法机关掌握,从而主动认罪,使得庭审得以顺利进行,有利于案件快速解决,节约司法成本与社会资源。
最后,律师在会见中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证据,并不会导致伪证、泄密、串供等违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办案人员之所以忌讳律师在会见中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证据,尤其是忌讳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宣读同案人员的口供或证人证言,主要原因是担心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证、帮助其串供等。事实上,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证据,和伪证、串供等违法行为并不是一回事。一桩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很多证据相互佐证。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对案件的定性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恰恰相反,对于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律师出示证据可以促使其主动认罪,对于证据不充分的事实,律师出示证据有助于辩护权的行使,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错案的发生。
综上,通过讨论,与会律师一致认为,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过程中出示证据供其阅看,不仅不违反现有法律,而且有助于辩护权的行使及案件正确审判,也更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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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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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就是祂的故事
  
  去年的今夜,我带家人去了位于杨浦的迦南教会,崇拜结束后是一个公开的决志祷告活动。
  内心的坚硬和小信的软弱,阻止我走到台上。倒是小朋友感受到神的呼召,不管不顾地跑上台,与那些决志受洗的准基督徒站在了一起。
  一年又过去了,尽管收藏的圣经多了些,看过的教堂多了些,但是内心依然是一个小信的人。
  一个信仰意义上的罪人。
  


  (2009年11月22日摄于天津西开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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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失败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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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案子,我曾经在博客上介绍过,一个不是无罪就是无期的案子。很遗憾,我的辩护没有成功,当事人被判了无期。一审结束后,我感到疲惫不堪,同时也想让当事人换换手气,于是婉言拒绝了继续担任二审辩护人的请求,让家属另请高明。今天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帖子,知道当事人终审被维持原判,心里很难受,特转帖来此,也算略尽绵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郑琳和庄庆鸿,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帖子,是不是也要义正词严地要求我向当事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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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声音]这年头还有人比窦娥冤?(转载)
点击:862 回复:37
楼主作者:jackmai10010
发表日期:2009-12-19 21: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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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4日,
在上海高院的第七审判庭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文杰宣判,维持一审判决。
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冤枉啊!
被告人王文杰以头撞墙,昏厥倒地!!
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后由120急救送往医院
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当他遇到多么大的冤情时,
他才会以生命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王文杰比窦娥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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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王文杰已在浦东看守所被关押了整整两年半。当他目睹报假案作伪证的人堂而皇之地坐在旁听席上,他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不公正的判决,积愤在胸的大悲大怒,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后,以头撞墙,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时王文杰的姐姐和妻子就在旁听席上,她们不知自己的亲人是死是活,痛苦万分的两个女子请求法官让她们见见王文杰,主审法官向高院有关领导请示,然而这个最基本的请求却被拒绝了。此时,承受着巨大痛苦、浑身发抖的两个女子感到这个世界太寒冷了,为什么上海法院连起码的人道都没有?撞墙后,脑内是否有淤血、是否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谁来给家人公开结果?难道家人连知情权都没有吗?
30分钟后,王文杰被抢救过来。这一天,正是王文杰的生日,不知是否是故意设计——生日变祭日!苍天却仍让王文杰睁开眼睛看看,看看,看看这世界……如果说冥冥之中有天良,到底怎样才能唤醒这沉睡的天地良心!!!
上海高院的审判长啊,你们为什么偏偏选择在王文杰生日那天宣判!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王文杰的生日,法官应该很清楚,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生命呢?这是对被告人人格巨大的侮辱啊!
王文杰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有年幼的女儿和70多岁的父母,那么,王文杰究竟遭遇了多大的不公,才会死不畏惧,用生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请看王文杰在被羁押的两年半期间蒙受的不公:
1、管辖权问题:被告人在山东,合同签订在山东,业务的收款都在山东,此案的管辖权在山东,不在上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
可是为什么管辖权在山东的案子,却被浦东公安弄到上海,上海法院在上海结案?
2、一审程序违法:2008年6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竟然让本案的重要证人吴某某(也是报案人),坐在了旁听席上(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吴的证词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竟然不断地改变说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给吴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得旁听。
当时有许多目击者,当时王文杰的家人给张培鸿律师提出来,律师也向审判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审判长却说,他来了,你也不能让他走啊。随后,王文杰的律师说,不用急,这样的开庭是无效的,然而,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开庭竟然有效了!
3、竟然用复印件当证据。给王文杰定罪的关键证据“菲玛合同”竟然是复印件!(报案人、公安和检察院都提供不出原件)。在司法实践中,复印件是不能当证据的.
4、王文杰3月13日的出入境证明用事实推翻了证人郭某的证词。可是这一切,上海法院为什么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上海法院竟然能判王文杰无期徒刑?!此案的几个关键证据根本就没有。
5、二审律师拿到案卷后发现,整个案卷缺乏物证,大多是人证,而在这些人证中,来自报案人及公诉人的证据,竟出现了随着调查的深入不断修改笔录、证词,不断改变说法,证词前后矛盾的现象。是谁在协助报案人不断修改笔录、证词,不断改变说法?这是国家公务员在违法啊!
6、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11月20日的判决书中对王文杰用了许多侮辱性的语言,比如说被告人“张冠李戴、信口雌黄、纯属胡诌”等等,整个判决书根本没有中立的立场,不像法官,倒俨然像报案人的代理所写!为什么法官会这样?!
7、二审程序有问题。2009年7月1日,上海高院开庭,竟然没有进行法庭质证,就草草了结了。案情复杂,第一天开庭进行不完,第二天接着再开,这不是常有的事吗?王文杰的辩护律师做了精心的准备,为什么法庭不给律师充分辩护的机会?难道是审判长心中早就有数?不用再听王文杰的辩护律师辩护了?那么,所谓的公开开庭审理不就成了走形式了吗?审判长,你就是这样公正执法的吗?
8、一审、二审两位著名律师都提供了详细的物证确认王文杰无罪,但上海的法院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判王文杰无期徒刑!让我们看看这两位律师的情况吧,一审律师张培鸿:是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的骨干律师,而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做刑事案件辩护的,所长翟建被称为上海东方第一大律师,而张培鸿是上海律协刑委会副主任。二审律师刘宪权:是上海政法大学的法学院院长,是上海著名的刑法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宪权在认真看了案卷、掌握了证据以后,坚信王文杰无罪!
2009年7月1日上海高院开庭,上海著名律师刘宪权,对一审判决的不公一一反驳,脉络清晰;从人证、物证到具体细节,有理有据,把案子分析得非常透彻,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新证据!反复印证了王文杰无罪,在场的法官和检察官都听得真切。
两位高水平的律师都做了无罪辩护的案子,却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了无期徒刑!上海高院维持了原判。公正何在啊!
9、本案是先推定有罪,然后又任意裁剪事实。本案中石油、铜矿业务的时间和付款名称都是不同的,法院却把二者混为一谈,从而把600多万元的欠款夸大成了1300元的合同诈骗。生命都有尊严!早在1996年,全国人大就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办案原则,在法官释法中说 :“证明标准决定一切”,刑事证明标准则是要排除一切怀疑,包括看起来非常合理的怀疑,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确定的,绝对禁止有罪推定,不允许进行任何的假设。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就必须是百分之百,不能有任何漏洞。
审理刑事案,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宁可将可能的罪犯放过,也决不允许使无辜者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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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本来是正常的经济纠纷,为什么上海法院却不顾事实,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非要追究王文杰的刑事责任呢?这是个大冤案,是报案人报假案!
明明一审错了,明明本案有那么多的疑点,为什么没有纠正错误的勇气!?明明二审律师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新证据,为什么定性时不能认真研究、秉公而断呢?刑庭的成员和审委会的成员又有几个人认真听了呢?法院不能拿被告人的生命当儿戏啊!
前不久有孙中界断指,今又有王文杰撞墙,究竟要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才能唤醒上海执法的公正呢?
有正义感的人都来评评理吧!



博主注: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司法人员的姓名作了简单的处理。 原帖请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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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归来

  
  
  截止一个小时前,总算结束了本年度的最后一趟差。
  周五,在浙江乌镇开年会,讨论卷宗能不能给当事人看这么陈旧的话题。
  其间听到吴英被判死刑的消息,不甚感慨,看来浙江这个地方,素有杀女人和诈骗犯的传统。
  周六,从乌镇回沪后即赶往机场,准备前往天津。
  中途接到东早的电话,要一篇关于重庆司法局长宏论的评论。
  考虑到我在路上,加之蠢话是无法批判的,所以婉拒了编辑的邀请。
  周日,在天津电视台录制节目,结识了另一位嘉宾马立诚老师。
  遗憾得很,马老师的《交锋》我还没有读过。
  录完节目后,我们四位嘉宾一道乘坐高铁到北京。
  今天上午,在昌平会见当事人,然后再从北六环到机场,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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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之痛乃体制之痛

  
  
  看罢凤凰卫视的《自焚者唐福珍》,心中感到一阵悲凉。
  唐福珍是我喜欢的那类农村妇女的代表:性格乐观外向,乐善好施,不服输不抱怨,为了生活努力打拼,并终有小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奇女子,一个爱美的农村女性,用打火机点燃了浇在自己身上的汽油,香消玉损,却未能一了百了。
  
  唐福珍事件之惨烈,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是一个意味深长而又意义深远的信号。
  唯物论者爱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与人组成社会并生活其间,出于社会运转的需要,作为个体的人不得不服从作为整体的社会。
  很难说这样的一种理论有什么问题,确实,如果每个人都放纵自己个别的自由和利益,最终结果一定会导致社会崩溃。
  然而,作为一个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拥有财产并天然地生活在某个特定空间里的人,要在多大程度上委屈自己去服从集体,却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文明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集体意志的缩小与个人权利的张扬。
  
  在当下中国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分野和冲突,充分体现为不动产的拆迁矛盾。
  一方面,城市的发展扩张需要大量用地;另一方面,现行的土地制度又存在法律、制度与政策之间的种种问题。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动拆迁的矛盾正是深深地根植在这样的背景之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矛盾还不突出,在集体主义长期盛行不衰的社会里,个人权利几乎被彻底忽略。我的未必是你的,但你的一定是我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经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以前有一个比喻,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进来。伴随经济发展而勃兴的,必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权利的重视。
  这时候,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本应相向而动,作出回应。要么启动变革与更张的步伐,要么重新定位过去的经济改革。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然而,随着一些突发事件及社会问题的出现,处于决策位置的领导者对发展方向与速度产生了误判,最终造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背离,使得社会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渐行渐远。
  这种跛足式的局面,又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我们的土地制度舍弃了私有化道路,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表现之一是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表现之二是规定有两种所有权。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则是属于集体所有。如果说,在建国之初这样的规定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到今天,这种规定已经非但不能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反而成为了矛盾滋生的温床。
  首先,由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一个东西不是自己的又归自己用,那么,除非这个东西永不转让,转让则势必产生矛盾。
  其次,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不同,导致利益的分化和维权的困境。经过十数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界定了国家所有的内涵与外延,并确定了作为所有者权益代表的国资委及国土资源职能部门模式。然而鉴于集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准确而清晰的法律概念,由谁、以什么方式、怎样去代表一个模糊不清、摇摇欲坠,事关全体人利益却又无人出面的集体(考虑到乡村治理的普遍衰败)。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冲突双方往往是拆迁者和直接的被拆迁人。但是落实到法律关系中,又是建设单位和乡村(郊区)集体的违约与侵权关系。这样一来,纠纷即使闹到法院,解决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干的问题,真正的矛盾并不能得到缓解与化解。
  再次,法律与法规、法规与地方政策的冲突,是当下社会众多矛盾冲突中的一个缩影。《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大量由各地自行制定的半真半假、半合法半非法的政策。这些效果惊人的政策,利用了法律法规中可操作性缺失的弊病,甚至完全撇开上位法自行其是。
  用计划经济的矛,去刺市场经济的盾,是现行拆迁制度最让人诟病的地方。
  
  感谢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现在我们知道,唐福珍并不是一个刁民,她只是比较较真而已。
  从上海的放火案到成都的自焚案,还需要多少悲剧,才能厘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线,换来恶法的最终修改和良法的尽快施行?
  唐福珍十六天的伤痛,既是拆迁之痛,更是我们现行种种体制之痛。
  痛定思痛,是时候了。
  
  
  注:这是一篇捞过界的文章,供《沃德财富》杂志专栏,老袁同志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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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为了商榷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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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了商榷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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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杨涛检察官的《律师妨害作证岂止限于审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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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东早第23版上,刊登了一篇江西检察官杨涛反驳我的商榷文章。
照道理说,一篇文章引起争鸣再正常不过,尤其是面对这样一起是非纠结的事件。但是我感到,作者似乎是为反驳而反驳,为商榷而商榷,对于论题往深度推进没有裨益。为避免话题被人为转移,需要回应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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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从来没有说过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只有审判阶段才能构成,但是我们讨论的李庄案,显然是处于审判阶段。那么,我何必要去谈论不相干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呢?先曲解我的观点,再来批判这个被自己曲解的观点,这种做法并不高明。
二、连杨检察官自己都在文章中承认,李庄律师是否构成犯罪,需要法庭最终审判决定。如果李庄律师在一场尚未发生的审判中作了伪证,显然他的这个伪证是无法妨害审判的,因为根本还没有进行这场审判,听明白?律师在开庭前收集及筛选信息的行为,以及对信息的真伪进行鉴别与判断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除非他明知是假的而故意向法庭提交并干扰了法庭的审判,或者误导了法庭的判断,才可能涉嫌犯罪。律师没有保证自己提交的证据必须是真实的义务,这是法庭的责任。
三、事实上,如果我们还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话,那么整个指控就都是虚构的。因为迄今为止李庄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在看守所会见龚刚模而实施的。在中国的刑事证据体系中,被告人不是自身案件的证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证言不是同一类证据。换言之,在被告人身上,不存在妨害作证的问题。
四、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疑点远不止我昨天指出的这些。首先,律师在审判阶段会见被告人,还需要专案组成员陪同,如果有妨害辩护罪的话,这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其次,如果李庄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还有所谓串证、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的行为,显然陪同会见的专案组成员应涉嫌共同犯罪。
五、昨天晚上,有幸在新闻上看到了龚刚模的视频,听到了他的原话。龚表述的意思有两点:一是李庄暗示他被刑讯逼供;二是李庄告诉他其他同案犯及证人在笔录中没有指证他(无意间透露了案件信息)。笔者认为,如果这两点能够构成犯罪,那么刑事辩护制度可以取消了。

当然,杨检察官也在文章中呼应了我的一些观点,比如承认某些司法机关会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这么说来,似乎不应苛责他。但是,我担心这些无关痛痒的商榷会在客观上削弱公众对律师被捕事件严重性的认识,因此不得不冒昧地指出来。
同为法律人,在事关法治前途的问题上,当求同存异,不可本末倒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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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了我,就能陶冶了你?


  
  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
  
  陈有西
  
  《中国青年报》记者郑琳、庄庆鸿12月14日发表于该报的《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 近20人被捕》的文章,违背基本的新闻原则,将一个事件报道写成时政评论,对中国律师业和《律师法》肆意诋毁,对中国执业律师进行无知的不负责任的贬损,对个别律师的行为进行渲染和夸大,对一宗尚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定性的事件先进行媒体审判和媒体定性,充满了对现代法治意识的无知和偏见,严重诋毁中国律师业的形象,应当进行严肃的澄清。
  
  第一,官气十足,媒体定罪,未审先判,将涉嫌犯罪定性为已经犯罪。
  
  该文称:“12月13日,“律师造假门”始作俑者李庄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一起国内罕见的涉黑案件“律师造假门”被急速曝光。”哗众取宠迎合网络热门手法杜撰出一个“律师造假门”。“批准逮捕”只是尚无定罪效力的强制措施,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造假”,是对被告进行合法帮助,还是在造假,按中国今天的司法制度,并不是由公安和检察院说了算。这两个机关没有确定权力。所谓“急速曝光”, 13日的批捕,14日独家报道,只是该报自己在倾向性地“急速”故意透露,或者受联合办案组的授意故意透露,并没有其它的媒体“急速曝光”,这明显是虚假报道手法用语。本文所称“造假”,是指制造假的证据。由于律师的法律帮助,被告明白后,改变原有对事实的认识和口供,是每个刑事案件都会发生的。如果重庆警、检是以此为据定性,没有其他的事实和证据,那这个案件最终肯定是个错案,李庄无法定罪。因为《刑法》306条的含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的“帮助伪证罪”,根本不包括被告本人这种口供的改变。这是记者受办案机关旧观念影响的基本法律常识的错误。
  
  该文还称:“李庄,48岁,混迹律师界十余年,其所在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在京城也颇有“背景”。注重“身价”的李庄此次肯来重庆打涉黑官司,除受龚刚模的生意伙伴相邀答应来“捞人”,其实更重在“捞钱”。”对一个执行辩护职务的律师,在没有司法定性前,这个记者很无知地已经对他定性为是“混迹律师界十余年”,是“为捞钱”,是“有背景”。已经将其媒体批判为一个混混。
  
  第二,以偏概全,恶意贬损中国律师整体形象,对所有到重庆辩护的律师贬低为同小姐一样“人傻、钱多、快来”的圏钱者。
  
  该文称:欣喜之余,李庄向京城同行发出信息:“够黑,人傻,钱多,速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重庆政法干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重庆打黑除恶一系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到重庆代理涉黑诉讼”一时成律师界热门。许多北京律师如赶场般云集重庆,寻找开展“业务”和施行“潜规则”的机会。”将有一万六千多律师的北京律师群体,描绘成一群如蝇逐臭的唯利是图者。对中国律师业既无知又妄加评论,认为律师为保护被告基本权利的工作,都是为了捞钱。
  
  第三,全面否定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称95%刑事辩护是无用的。暗示中国百姓没有必要请律师,请律师是受“第二次伤害”,化冤枉钱。甚至称律师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
  
  该文称:“据资料,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胜诉的比例仅有5%,也就是95%是败诉。“面对当事人的巨大诉讼投入,有多少律师在说明败诉原因之余会对当事人说‘对不起’?当事人有苦难言,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律师的尴尬作为和滥用‘潜规则’,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
  
  刑事辩护的胜诉率,是这个记者和新闻来源者的十分荒谬的“发明”。可以负责地说,“刑事败诉率”,是这位无知记者的捏造和杜撰,中国最高法院、司法部、全国律协、国家统计局,从来没有这种数据统计和所谓的“资料”。因为“胜诉率”是有多种参数影响的抽象概念,根本无法统计。刑事辩护的功能,是保护被告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步,提高司法公正性,防止冤假错案发生。这位记者和新闻提供人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以死刑案为例,杀错一个都不行,如果按这种“比例法”,难道杀错5%都是可以的?这位记者知道中国一年有多少死刑吗?95%败诉,如果是指有罪判决都算败诉,那么排除情节、减轻情节和帮助法庭准确定罪量刑,难道就是无效辩护?有罪判决责任就是律师?佘祥林冤案是谁造成的?聂树斌是谁错杀的?难道要律师说对不起?说律师辩护是“第二次伤害”,象土改一样抓起来不用审判就枪决,象文革一样不经审判就定国家主席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看来是这位记者期望的。说律师“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不用说法律水平,这位记者的现代人文意识,连中学生都不如。这样的文章,中青报能够出笼,确实体现了中青报的堕落。
  
  第四, 违法透露侦查内幕,将侦查观点渲染成定性事实。充满有罪推定的“专政观念”。
  
  《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权不受侵犯,会见不被监视。但是,从这位记者的报道中,李庄律师办案中受监视的迹象非常明显。该文说:“其实,在龚刚模按响报警铃之前,律师李庄等人违法操作、妨碍正常司法的行为已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巡查民警多次批评和警告,李庄仍置若罔闻,看守所依法作了详细记载。”看守所无权监视律师,不得干扰律师的正常会见工作。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是直接违法的行为,被这位记者报道成正面行为。
  
  为了涂黑律师,这位记者违反法律规定,将侦查内幕未经审判大量公开。称涉黑被告的翻供是一种醒悟,是检举立功。将其未质证也无法去澄清核实的口供,进行所谓的“公开”:“龚刚模说,李庄为我打官司就是为了钱,最终处理结果还得落在我身上。官司是否打得赢,他都出名了,如果被查出我作了伪证,倒霉的还是我自己!”说律师引诱要被告翻供:“李庄在第二次会见中对龚说:从你的材料中看得出来,你肯定被诱供和刑讯逼供了。法庭上问你是否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夸张地演示出来,以刑讯逼供为由否认原来在侦查阶段所作的口供。同时,李庄还编造了一大堆细节,要求龚刚模在法庭说:以前的口供全是瞎编的,因为我被公安吊了八天八夜,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李庄用威胁口吻告诉龚刚模:如果依照刑讯逼供所说的笔录就得枪毙你……翻供你要有道理,有理由。“面对专案民警,龚刚模发泄般吐露几天来煎熬着他的秘密:他妻子从北京请来了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马晓军。在与李、马二人的前后3次会面中,李庄向他面授了五招翻身秘术。”
  
  这位记者不明白,他这样单方报道时,李庄和龚刚模都关在里面,丧失了正常的话语权,不象法庭上可以澄清、质证和辩驳。这种报道是“专政报道”的常用手法,是违背基本的新闻公允原则的。被告口供,特别是检举立功材料,是侦查机密,侦查人员无权在开庭前透露,连律师都无权透露,记者怎么可以这样泄露报道?谁知道龚是不是这样说、有没有说过、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其动机又是什么?这种“曝光”,除了证明办案机关急于定性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怂恿和授意外,这两位记者的身份和意图,不是昭然若揭?
  
  第五, 将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联合办案,视为正确做法,是非观念混淆,对公检法联合办案对付毫无防卫能力的律师,进行正面鼓吹。
  
  该文称:李庄、马晓军等律师教唆龚刚模翻供、串证等问题一露端倪,立即引起了重庆打黑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公、检、法、司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
  
  我国 《宪法》规定,公安机关依法侦查、检察、法院依法独立检察、审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干预。法院都介入“联合”,还要走审判程序干什么?这是中国法治的倒退和旧法观念的回潮。自从中央政法委宣布结束“严打”进入常态后,“公检法联合办案”已经是明确不允许的。政法各家要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制约,各自发挥职能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的刑事侦查分工,伪证罪是公安独立侦查。重庆的案件,公开宣称“组织公、检、法、司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来调查两个律师的帮助伪证问题,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充分体现了一种非常态和不依法办事的现象。把依法辩护的律师视为阻挠打黑的恶势力,用对付黑社会的手法来对付律师,这两位记者不以为非,反而津津乐道。
  
  第六, 非议诋毁和否定全国人大新立法的《律师法》,为一些落后的旧法观念招魂。
  
  该文为了否定律师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竟然认为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国家主席令公布的《律师法》是不合时宜的,影响了重庆打黑。他们说:“李庄现象”泛滥的背后,是“潜规则”还有其存在与蔓延的空间,一种原因是我国《律师法》相对超前而其他法律相对滞后。”这种论调,是立法争论中一些淘汰旧观点的泛起,也是《律师法》通过后遇到巨大阻力,一些基本律师权利严重被搁置的主要原因。稍知道立法过程的人都清楚,我国现《律师法》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一种定位,同中国已经加入公开承诺遵守的国际人权公约还有不少距离。而该文借重庆“打黑”之机,反而再次鼓吹那些落后观念,非议少得可怜的律师法中的些许进步。
  
  第七, 将法律规定的律师正常法律帮助工作,理解为帮助翻供,将律师正常调查,理解为串供。误导刑事诉讼基本常识。
  
  从报道所称,李庄等律师介入本案是审判阶段。该阶段侦查已经完毕,口供证据已经固定,法庭上怎么说,都不可能影响已经固定好的笔录。审判的作用,是在法官主持下,对这些口供进行质证核实,还原真正的真相。所有的口供,质证时都会有同意、确认、纠正、澄清、辩解、否定。这些都是庭审的基本程序,也是庭审的意义所在。因此,庭上翻供不构成伪证。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就是要对控方证据进行核实,对各被告口供,向被告进行核实鉴别。对律师将进行的的证据调查思路、已经取到的证据、证据的证明内容、证据的线索,向被告进行一一询问,包括告知已经有的证据中的矛盾和证明力。一些公安机关滥用权力,审判阶段还监视律师,不让其向被告核对和告知,这是违法的、侵越辩护权的。这位记者盲从了这些违法观念,以为这是“串供”。该文说:“李庄在首次会见龚刚模的过程中,即向龚刚模宣读同案多名犯罪嫌疑人的笔录材料,特别是宣读了同案另一主要犯罪嫌疑人樊奇杭的多份交代笔录,同时还把同案重要嫌疑人的在逃信息告诉了龚刚模。”他不知道此时侦查早已结束,律师这样做是合法的。但经过他的这种报道,给社会上包括一些侦查机关产生一种误导,以为这真是一种伪证和串供。
  
  口供雷同,本是刑事律师审查定罪证据是否合法取得、是否原始取得的基本方法,也被这位不懂刑事辩护的记者非议,按控方观点指责和辩解说:“但是经过司法调查(该记者对何为司法亦没有搞懂,将刑事侦查说成司法调查),李庄的种种造假设计经不起推敲,其“刑讯逼供”和“无法正常会见”等种种说法不攻自破。”“为设置更多障碍,李庄不断炮制出新的质疑,如检察机关移送证据不足、龚的交待笔录出现多份雷同等。”“检察机关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与拟在法庭举示的证据内容基本一致,符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移送主要证据范围的规定;而笔录雷同系多位侦查员在不同时间对龚进行讯问,其内容不可避免会出现相同或相似。”把律师正常的履行职责行为,检察院的不严格按刑诉法、律师法保障律师阅卷权的行为,编排成是律师在刁难检察院,并进一步认为是一种伪证、捞钱的手法。
  
  八、大肆渲染律师“捞钱”,闭口不谈有无合同、有无私下收费,渲染律师都在唯利是图。
  
  该文中多处反复渲染律师的大规模“捞钱”。是煽动社会敌视律师的“最有杀伤力”的一招。在其报道中,没有一个到重庆的律师不在巧取豪夺。不交待有没有协商和合同依据,当事人自愿还是被要挟、被骗。报道称:“龚刚模的亲友“捞人”心切,再加上李庄的多番“演说”,几天之内就总共支付了245万元给“跨区域打捞队”。李庄代表“打捞队”要龚刚模的亲友承诺:若要龚刚模不判死刑,还要两三千万元,事成之后兑现。”如果此说如实,李庄涉嫌的就不是帮助伪证罪。而是违反执业纪律、违反律师法的行为,应当受行政处罚和惩戒。如果虚构事实骗钱,还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这篇报道没有交待这些费用是辩护费还是其他代理费,是律师提出还是家属自愿,是进律师所的帐还是自落腰包。而是笼统地用讥讽口吻说:“迫于无奈,龚云飞又托人再次给李庄的账户“装”了100万元。”好象律师收钱就是犯罪。重庆案件中,律师和“钱”似乎结下不解之缘,如沸沸扬扬的女律师和法官勾结进帐4千万之类。我们不排除律师队伍中确有唯利是图者,严重违规高标准收费者,但此文的渲染,似乎中国的律师都在不顾公义和道德趁火打劫,把律师涂抹成比黑社会还坏。这种无知和偏见,在一个中央的青年大报上出现,体现了中国现阶段法治意识的倒退和观念的混乱。中国青年报如果是一份有责任感的报纸,应当郑重向全国律师界公开道歉。(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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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黑风暴中的律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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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反黑,搞得风生水起,民众兴奋莫名,官僚胆颤不已。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当地著名维权律师周立太向媒体抱怨,打黑也要讲程序,暗指反黑过程中有急于求成,违反程序办案的嫌疑;后是刑法专家赵长青先生,在替所谓“黑社会头子黎强”辩护时指出,全部1849项指控证据,无一能够证明案件具有黑社会性质。在稍后的媒体访问中,赵先生更指自己担任黎强的辩护人,是因为“看不下去,一家人都被抓完了”。
按理,如此大范围的行动,又是这么快的节奏,出现一些批评抑或不满都是正常的。控方代表国家指控犯罪,律师作为辩护人替当事人辩护,法官根据事实和法律居中裁判,各安其位、各负其责,正是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曾经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反黑,官方更聘请了辽宁的律师作为控方的法律顾问(专案组成员),为证据与定性问题全程把关。当时看到这则消息,笔者还欣慰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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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报道,北京律师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已于12月13日被重庆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位李律师,正是因其担任重慶市銀鋼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龔剛模被指控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殺人罪,非法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罪,販賣、運輸毒品等重罪的被告人龚刚模的辩护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涉嫌的犯罪。
通读报道所列举的律师问题,笔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吐不快。
首先,如果报道的时间没有错误,显然李庄是12月12日晚上在北京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但是第二天即被批捕,第三天就发出长篇报道,却是相当不正常的。没有充分的提审及对提审证据的核实时间,我们只能认为逮捕主要是依靠举报人的举报实施。但是这却是一种危险的司法先例,用陈有西律师的话说,如果仅仅根据律师自己的当事人的举报就可以立案并逮捕犯罪嫌疑人,那么不难想象,将有多少民警、公诉人和法官被如此举报并定案?
其次,通观报道列举的李律师的种种“恶行劣迹”,其实大多数仍属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约束的范畴,尚不至于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向当事人“吹嘘自己的能耐”,“收取巨额律师费用不入帐”,“既‘捞’人又‘捞’钱”,甚至“排练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等等,这些行为,如果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可以而且应当予以惩戒。如若不然,再落实在具体的个案中,本身可能无可厚非。按照中青报的做法,将上述不堪的情节用煽情和哗众的言辞包装起来,通过媒体的影响力激怒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一种很不道德的做法。
第三,回到指控上来,根据媒体报道,李律师共有三宗罪:一是教唆被告人向法庭提供虛假供述予以翻供;二是幫助被告人與他人串證;三是教唆被告謊稱被刑訊逼供。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龚刚模的案子尚未开庭审理,李庄的一切“图谋”(姑且这样表述)还只是一个构思,并不是一件确凿的事实。如果,被告人当庭没有按照律师的授意进行翻供、串证,或者公诉人当庭承认了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作为一种可能性),显然都不存在妨害司法的问题。现在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意味着在检察机关看来,妨害司法的事实已经成立,显然不符合逻辑。根据报道,李律师系10月下旬接受的委托(当事人家属付了第一笔律师费),11月24日第一次会见,26日第二次会见,12月4日第三次会见,案子原本预定12月7日开庭,如此短的时间,不是一个律师想做伪证就能够做伪证的。再者,李律师授意的那些所谓“招数”,有经验的法官是有很多反制措施的,完全难不倒法庭。那么,何不等先开了庭,让他做完伪证,再有凭有据地抓他、捕他、判他,这样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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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看到新闻之前,我完全不认识这位李律师。感谢互联网,我们现在知道了,他曾经代理过其他一些辽宁省的涉黑案件。刑事辩护本身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律师业务,大多数案子收费不高风险很大,从事这项业务的律师也不排除确有一批害群之马,他们要么夸耀、吹嘘乃至虚构自己跟公权力的种种或真或假的关系,要么欺瞒、哄骗甚至敲诈将信将疑的当事人家属。然而桥归桥、路归路,整顿律师队伍与实施职业报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历史早已证明,当法庭上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就是冤假错案发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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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版发表于今天的《东方早报》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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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凤哲:名实混淆后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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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混淆后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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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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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本月十日头版刊载一案:沈阳“慕马案”发后,牵连官员达数百人,一时‘官’心惶惶。为安抚,2003年,沈阳市纪委经请示中纪委 、省纪委后展开声势浩大的“述廉活动”,要求官员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交代违纪或违法问题,并在先承诺优厚的宽大处理待遇:有违纪,从轻处理;有违法(“违法”也暗指包括触犯刑法),按违纪处理。
有一王姓官员,曾动用(即为贪污)公款十万元为自己购买私房,后‘述廉脱罪’,不仅如此,此官员还由区纪工委书记升为市政法委纪检组长。有一吕姓同僚,实名向中央、省纪委举报前王姓官员的前述事实(没有捏造),反被法院判定为“诬告陷害罪”(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院公诉),处刑二年(理由是:所举报的问题纪委已处理过,再来举报“这不是诬告是什么”)。
真是假在作真时真亦假,标准乱时是非无:1明明是要求涉腐官员坦白交待问题(相关官员应感觉到“自惭羞耻”),却以官员的“自述廉洁”称之(虽是现代‘官语’旷古奇闻的一大创造,实是对“名实应相符”汉语的玷污);2有哪一部法律规定执政党的纪委可以对本党触犯国家刑法的党员予以免罪(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这是越权(在法律之上行使权力)行为;3我国《刑法》第402条规定了“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虽犯罪主体为行政执法人员,但从我国执政党纪委与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往往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职务与人员相互兼任)来看,这些具体办理并给予‘述廉脱罪’的人本人,已涉嫌触犯此罪;4我国《刑法》第243条规定“诬告陷害罪”的本质要件之一是“捏造事实”,而从本案报道来看,吕姓官员并没有“捏造事实”的行为。
结果就是:1执政党一级纪委组织的违(宪)法的越权行为没有得到追究(宪法规定、执政党党章也自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2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人没有受到追究、3涉嫌动用公款十万元为自己购买私房的贪污行为没有得到追究(被法外开恩)、4而恰恰是依法举报的人(且不论其动机为何)受到了法律的追究——而此行为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罪名下所规定的法定条件(不仅没有捏造事实而是举报事实确实存在)。
如此是非、黑白混淆的世界,使想起郑传本大律师的挽联最后一句“时多牵挂行去几回头”,这“时”还有什么值得“几回头”来“多牵挂”?写此,不能自已,找出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其中:“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吾意岂孤哉!由此感叹(或困惑):屈子怀石自沉,是求生也。

200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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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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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律师。
而且选择了一家意味深长的律所——康达。
开始向另一种北京律师宣战。

这场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反黑风暴。
使得刑事案件一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加上中青报的神速反应,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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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苏莲托

  
  
  这个周末有闲,不知道读什么书好,在书架之间走来走去。
  书架上有很多书还没有读,有些书出了书店就一辈子不会去读,可当时就是要买。
  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读过了,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也读过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要慢慢读。
  这时,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进入了视线。它是我在多伦路的旧书摊上买的,2005年再版,其实不算旧。
  当时买它,应该主要是因为梁思成的名字。现在看它,却是因为对欧洲石头建筑与中国木头建筑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产生了兴趣。梁先生在书中说,中国人不求长远,所以修缮不如重建(地下建筑如墓穴则是例外)。
  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也是早就买了一直没读,准备在2009年也把它办掉。
  
  家本来不大,放书的地方就更小,每隔半年左右,就要清理一次。
  一部分与主旋律不悖的书籍,捐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一部分值得一看的书籍,用来与朋友交换。
  毕竟,在互联网时代,收藏新书是愚蠢的。只有那些值得一再阅读的书籍,才可以始终占据着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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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不要脸

  
  
  我的整个行程,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北京暂时不去了,等上个十来天再说。
  这样一来,我就很奇怪地在昨天出现在上海。先是晚上在锦江饭店见了老朋友杰瑞,平生第一次享受到由美国女孩(简称美女)为我翻译中文的待遇。后是今天早上在办公室,同事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不是去北京了吗?看来,我这个博客确实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说到博客的影响,朋友斯伟江写了一篇雄文,谈论两岸司法改革的参照与对比,看得出下了些功夫。
  他贴上自己博客的时候,很隐讳地暗示大家帮他传播传播。于是,有人坐不住了,等我晚上吃完饭回到家时,发现老袁已经率先转载了这篇文章。考虑到天涯社区那些像犯人一样使用编号命名的值班编辑过于敏感,我将标题换成《一只似有所悟的狐狸》,调侃了一下作者,然后全文转载。今天上午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发现已经被强行隐藏。因此,本博标题,献给他们。
  
  最近我的一些当事人经常来我的博客,他们非常担心,我没有时间处理他们亲人的案子。
  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从目前到月底(其实也就是年底)的时间,会是一段自由的辰光。比如今天下午,我就答应东方卫视,去为他们录了一期节目,敬请关注!
  东方卫视12月16日11时30分“回头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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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与云南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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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感到奇怪,是在大家唱“天仙配”的时候。“绿水青山带笑颜”这句,都不唱lv而唱lu。将lv读为lu,是云南方言的发音(普通话中,绿林好汉除外)。
今天晚上,在黄梅戏的故乡安庆,办完事吃好饭,当地的杨律师安排我去看专业的黄梅戏演出,发现了更多的共同点:比如“药”,读yo而不是yao;“白”和“百”,读bo-e(连读)而不是bai;“摘”读ze而不是zhai,等等。
各地方言,有一些共同与共通的地方,其实并不奇怪。但是当我在小戏“打纸牌”中听到“打平伙”这样的说法时,实在吃惊不下。将非正式的聚餐称为打平伙,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听过,这是流行于云南弥勒一带的方言,至少我自己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当然完全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今天晚上在安庆,在黄梅戏中听到了。
云南与安庆,相隔可谓千山万水,如果不是明清时代移民的原因(比如湖广填四川),我得不出其他解释。谨此求教方言问题的专业人士,难说还能够就此找到我们的祖先,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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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最近在读一本书,郑念的《生死在上海》。
  这是推特上介绍的一本中国人用英语写作的自传体小说,改革开放早期曾经作为批判性作品翻译成中文。
  作者郑念似乎在虹口区欧阳路附近居住过,她的女儿,因为不堪红卫兵的凌辱,从国际饭店顶楼跳楼自杀。
  郑念先生上个月刚刚在华盛顿去世,终年94岁。
  
  PDF格式的版本,字体很大,不管是乘飞机还是火车,在电脑上阅读起来相当舒服。
  如果想看,相信你一定找得到下载的地方,实在不行就给我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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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上海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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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郑传本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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