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诺言

只有二十岁,就才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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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常识的媒体人,更可怕。

 

  文:李诺言

  

  北京井底人彻底的从北京消失了,这对于一座现代化大都市而言,失去它包容人性的标志,这得多亏了媒体人的大肆报道,让全国人民知道了,除了曼哈顿地区、拉斯维加斯庞大的下水系统中住着井底人外,中国北京也存在着这样的人,可惜北京的井底人没有美国等井底人幸运,他们因媒体的报道,井盖直接被关部门直接用水泥封死,顿时他们失去了住宿,这也算是媒体人的功劳。

  

  中国媒体人在很多不该报道的地方瞎报道,已经成为了他们丧失职业道德底线行为之一,可在该报道的时候,总是支支吾吾,有很多次关于弱势群体不该报道的新闻,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被有关部门整顿,北京井底人也算是一个普通的例子,媒体人应该不缺乏常识,这是我以前普遍的想法,现在想来这个想法真是有点幼稚,本来住在井底的一定是处于这座城市最弱势的群体,不应该去打扰他们,更不应该大肆的报道,媒体人应该知道我国的国情,媒体一报道只会让这件简单的事成为政府重视的对象,只会让他们消失的更快。

  

  美国拉斯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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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扶不起”的国家。

文:李诺言

  

  又有人因为扶摔倒的人被讹诈了,这次换成了外国人,这次摔倒的对象不再是中国大叔大妈,而是中国中年妇女,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它总是摔的容易,扶着困难,讹着开心。前段时间,中国媒体还在大肆报到四川达州一老太摔倒几位小朋友去扶被讹的新闻,中国媒体对这次的报道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从权威人士那里得知,这是因为媒体也看到了恶不能继续增加,要弘扬这个国家原始的美德!

  

  有人说中国现有的道德沦陷是从南京“彭宇案”开始的,其实,从道德沦陷应该追溯到那个红色颜色特别激动的年代,而不是彭宇案,彭宇案的发生只是一个历史的新起点,可惜南京的法官们给予了中国老太最有力的法律定义。所谓好事传百里,坏事传千里,当彭宇为自己的道德去买单的时候,恶性的道德循环开始了,从那以后这个国家随时可以看见好心人搀扶老太被讹等新闻,最后这个国家的老人成为了众矢之的,道德成为了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内强悍,对外软弱,而人民则于政府相反,对内软弱,对外就强悍,这种两极分化的表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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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如何被“民”绑架的?

    文/李诺言
    
    一谈到爱国很多人就会莫名其妙的站出来,可随着他们身体运动而带来的连锁反映也是非常剧烈的。有的时候,你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群正常人该做的事,甚至,你会怀疑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暴戾之气的原始社会中,人们失去了该有的理性,带来了与野人无“二”的模样,他们并不知道在做什么,有的时候只是感觉到自己被某种潜在意识的宣传绑架,当他们清晰的时候,才发现当初又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有人会说爱国主义的情操是在一个国家动力下催生的悲情产物,对于这个观点,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反驳,爱国主义的确是在国家的悲情动力下催生的,这点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能够否决。但有一点,他们也必须得承认,爱国主义的转型也是在国家动力的强大推动下产生的,没有强大动力的推动,它不会变形,就好比“愤青“这一原产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名词一样,在中国网络进入论坛时代起,它也逐渐成为了网民们摧毁的对象!
    
    尽管对“什么才是爱国”,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来看,人人看法不同。但爱国带有明显的民族感情色彩,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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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法治他们不是亲兄弟。

    文/李诺言
    
    中国的百姓大多分不起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他们把这两个名词可以混淆使用,可能是因为他们想混淆视听而非以正视听,法制对中国而言,它不算是一个陌生词,法的制度,在古代就已经产生了,中国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法制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可惜在运用法律治理上,却出现了与最早相反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包含了多方元素,政治、经济、人群、舆论等等。
    
    法制出现是一个国家对社会现象约束的工具,而执行者对法的运用则归纳到法治里面,用我们现在的专业词来说,就是法制就是“法律制定者”,法治则是他们用制定出来的法律来约束他人,这是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如果你始终认为这俩种可以混淆使用,那么你不是法盲就是法痴,前者在中国很多,后者应该也不少,缺乏基本的常识,是不能去判断任何事情的,当然也可以通过自身与他们叠加的舆论去左右事件,这事在中国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中国是一个不缺少法制的国家,可法制这个东西,一旦实施起来难度是比较困难的,政府在多年前就开始宣传与普及法律,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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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意见领袖韩寒。

    文/李诺言
    
    当年韩寒成为南方系宠儿的时候,被冠以了各种奇怪的头像,公民韩寒、意见领袖韩寒,韩寒成为了最年轻的意见领袖,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几乎很少看韩寒文章的我,也被他的头衔吸引了,去他的博客看了一小部分文章,他的那些评论中,明显缺乏了建设性的言论,如果说他是一个作家,还不如给他一个批评家头衔,这是他博文给我的感觉,而他的书籍并没有给我太大的启发,至少我始终认为他的博客文章超越了所有他所著作书的价值。
    
    当麦田开始质疑韩寒的时候,一个公民对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质疑开始了,这是一场革命式的运动,群众性的积极性超越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想象,如果从近代史上来看待这场质疑声,那么完全让我有理由把这场公民与公共知识分子质疑推动到那场文化大革命中的波涛中,公民质疑公共知识分子,也只是体现了每个人的怀疑平等,而如果发展到一大群人去怀疑一个人,这种可能演变成一种文化上的嫁祸。
    
    在这场质疑声中,方舟子老师展示了一个科普作家的打假精神,可我至今不明白,一个曾度被怀疑抄袭他人文章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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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炮需谨慎,微博有危险。

    文/李诺言
    
    最后一次说陆琪约炮的文字,关于陆琪约炮我们都只是看到了那些女人的倾诉,我们忽略了一个重点,那就是那些女人为什么会给陆琪电话号码,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给所有人的感觉是陆琪调戏了他们,或许给这些女人的感觉是陆琪用语言强奸的他们。但在实际上,陆琪什么也没做,就只是发了几条花心男与胡萝卜式的短信,最后这些短信与私信成为指证陆琪有不轨心理。
    
    很多时候我们在注意表面现象的时候,都会集体忽略一些细节,例如陆琪要你电话了,你就给了,这在形式上你已经默认了他能与你交流,如果在形式上你没默认,就不会轻易的给予其号码,也不会唐突的回复他得私信,这只能说这些个女人也只是心理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平,导致了陆琪约炮事件的发酵。
    
    我与陆琪并不认识,没有这次所谓的约炮事件,也不知道这个人物,我并不是很关注情感作家,在我的印象中情感作家的情商为零,不要看文章写的多么的动人,他们的实际情感都太空虚,表面上给人的感觉都是一副情圣的样子,实际上都是一群很容易轻身的对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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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韩寒颠簸的质疑力。

    文/李诺言
    
    韩寒准备通过法律的形式去起诉方舟子了,对于很多韩粉而言,这是韩寒最明智的做法,很多公众人物也认同这一做法,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我也反对韩寒通过法律的形式去起诉方舟子,原因很简单,如果韩寒通过这场法律形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以后我相信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人敢去怀疑什么,也没有任何人敢去质疑任何事的真伪,任何质疑事情的人都得为以后的质疑付出法律的代价。
    
    公众人物用公众知晓的身份为自己赢取了名利之后,更应该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做出大度的样子,而韩寒在这场公众质疑论战中,韩寒前期的表现是值得令人同情的,而后期,韩寒则输的一塌糊涂,就算在公理上赢得了法律的支持,而在人心上输掉了尊重。韩寒用法律维持了自己的利益,却也告诉了世人公众人物是神圣不可质疑的,质疑就得被起诉,质疑就得面对各种诉讼。
    
    从年尾到年初,韩寒与方舟子的论战吸引了无数大碗的参与,其中彭晓芸老师属于激进派的,她的观点遭受到了大量网友的嘲笑,当然一个彭晓芸老师是不能左右这场论战的结局,而最后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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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意识与中国思维。

    文/李诺言
    
    这次中国龙年最有争议的并不是春晚,而是韩寒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为什么我要用“很难”,在中国人的眼里,春晚的意义大于了韩寒,而这次龙年则不一样,方舟子先生一直指责韩寒的文章与书籍,而韩寒也不甘示弱也进行了文字的反击,韩寒的几篇反击文章中通过了手稿等物件证明了那些书与文是自己写的,而方舟子先生却抓着不放手,可我仔细想了一下,就韩寒这块烫手的山芋,方舟子能抓住这么久,足可见他的手比脸还厚。
    
    当年韩寒凭借《三重门》成为了中国最具有争议的作家,《三重门》也在国内市场一直畅销,并没有多少文人与读者质疑此书是有人代笔的,而在韩寒三十岁的时候,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先生开始质疑韩寒的思维,我觉得方舟子先生是纯粹的没事找事,方舟子先生用了他那个年代的思维来判定韩寒的思维,这就是一种明显的失误,韩寒是八零后,八零后的思维是比较混乱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中,八零后的思维一直都漂浮不定,难得有一个叫韩寒的青年道出了八零后的声音,当这种声音随着时代的进迁以后,这就成为了一种以韩寒名字为主的“韩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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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是否应该为辱骂而“道歉”?

    文/李诺言
    
    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公然侮辱香港人,成为了龙年大众所关注的事件之一,在这场辱骂中,孔庆东说错了许多句话,无论在内陆还是在外陆的媒体中,作为嘉宾是绝对不能辱骂一个群体的,他可以骂某个香港人是狗,然后这个被他辱骂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去起诉他,但他如果骂了一个群体,那么这就不是一件单纯的辱骂事件,就是一种“种族与歧视”事件。
    
    事件的起因很明确不过了,内地人在香港地吃东西,然后被香港人说了,结果现在孔庆东就用了他的那张嘴说了超越上次地铁进食事件的数百万倍的香港人,在香港地铁中有明显的“中、英、繁”三种字体的警示标语。一再告诫车内旅客禁止在地铁车内进食,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从公共角度上来看,任何人都不能再属于公共场所的地点进食,除了一些可以进食的地方以外。当然或许是这几个去香港的内地人,在内陆养成的不好习惯,结果这种不好的习惯就成为了一种侵犯他人权利的恶习。
    
    孔庆东在第一视频,不但对这件事做出了负面的评论,还口无遮拦的辱骂了一大部分香港人是狗,在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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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的短文一篇。

    文/李诺言
    
    与年初药家鑫被判处一样,这次吴英案也同样出现了舆论波涛,相对于药家鑫舆论是希望他被判处死刑,而吴英则完全相反,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官员联名要求判其死刑,民众则不一样,不希望她被判处死刑,同样民众的目光被官员们联名要求一下集中到了集资上,当国家建立的时候,官方就规定了民间不能集资,吴英可以说是犯了皇法中的大忌,这次她被官员联名要求处死,其中有多大的猫腻,现在还不得而知。
    
    民间集资在国外是一种民间权力,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去剥夺民众最基本的权力。相反,政府一直都在鼓励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集资,但对于集资后做出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是社会稳定的,那么会按照法律对其采取制裁手段。而我国的金融行业集资一直都由政府掌管,这样的做法是怕手中的利益减少,这样的做法也使得官方在集资问题上的态度很坚决,绝对不会放权给“民”,可以猜想,是怕民众一方做大,也有可能是怕自己被这方吞噬。
    
    吴英在这次的集资案件中,她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代名词,并不是法律要其被判死刑,充其量是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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