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思想变成比特串天涯名博

人们常说,自从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上天起,人类就学会飞了。但我认为,那是一具金属制造的机械在空中飞,而我要的是像鸟儿一样,用自己的肉翅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如果白昼赤身裸体地在空中飞来飞去有碍风化,那么当黑夜降临时,让我在梦中酣畅淋漓地飞吧。如果我的羽翅为雨雪所湿或为雷电所折,不能在欧几里德的三维空间里飞,那么就让我的思想变成比特串,在赛伯空间里,或像鲲鹏一样,或像麻雀一样,或像野马一样,或像尘埃一样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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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的being

尤金·韦伯(Eugene Webb)的《沃格林:历史哲学家》(Eric Voegelin: Philosoper of History)系沃格林导读书之一种。作者在“中文版序”说,沃格林之所以难懂,一则面对沃格林“博杂的哲学背景与文献来源”,即便西方读者亦望而生畏;二则沃格林处理问题的方法与视角背离了西方传统,即背离了西方关于being(本是)[1]与human being(人之是)的基本结构之假设。作者猜想中国读者反而易于理解沃格林,显然是自说自话;且勿论沃格林背离雅典,实乃奔向耶路撒冷、而非奔向长安,但就西方的“本是”被译作“存在”,已经是燕书郢说而足以令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了。

作者告诉中国读者,西方读者的思想模式是柏拉图主义的,是本质主义的,是静态的,是创世之后的;而沃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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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的新识

伯林(Isaiah Berlin)《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第三、四、五篇都与维科有关,分别题名《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The Divorc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维科的知识观》(A Note on Vico’s Concept of Knowledge)、《维科和启蒙运动的理想》(Vico and the Ideal of Enlightenment)。其中,“科学”(science)一词特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伯林照例从质疑“一元论”起手,他视之为“西方思想的一个核心传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柏林看来,“一元论”有“三个基本假设”:(1)凡是真正的问题都有唯一的正确答案。(2)给出唯一答案的方法必然是理性主义的。(3)这些答案,无论是否已被发现,其正确性乃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古今而皆准。(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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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的颠覆

伯林(Isaiah Berlin)《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的次篇题名《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不过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论李维前十书》也不算冗长,但世人的解读之繁和分歧之大,令伯林惊叹不已。“《君主论》显然还让过去四个世纪、尤其是我们这个世纪某些最可恶的实干家击节赞赏,尽管他们通常并不阅读古典文献”。(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0页)伯特兰·罗素称《君主论》为“恶棍的手册”,墨索里尼称《君主论》为“政治家的袖珍指南”。(同上,第42页)更可悲的是,苏俄知识人卡门涅夫(Kamenev)的《君主论》俄译本导言,活用唯物史观、将马基雅维里描绘成马恩列斯的先驱,未料马屁拍在马脚上,被押上了审判庭。(同上,第40页脚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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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启蒙到极权论

伯林(Isaiah Berlin)《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初版于伦敦,再版于纽约,共收入十三篇文章,顾名思义,谈的都是观念史。英语idea的寻常意思是:想法、主意;到了哲学家嘴里就成了非同寻常的“观念”或“理念”。idea添上后缀-lism,即成了高深莫测的idealism,直译“观念论”或“理念论”,曲译“唯心主义”。idea添上后缀-logy,即成了庄严宝相的ideology,音译“意底牢结”,直译“观念学说”,曲译“意识形态”。

据金观涛、刘青峰伉俪《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一书的说法:“观念是指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换言之,“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总之,“观念”(idea)与词(word),尤其与“大词”(big word)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可否说“观念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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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选择

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自由五论》(Five Essays on Liberty)之第五论名为《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伯林对“知识是否总具有解放的力量”持疑虑态度。而伯林引以为援军的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一本讲演集则题名《通过知识获得力量》。在这本书中,波普尔坚持自己是“启蒙运动最后一名追随者”,坚持自己是一名“理性主义者”,“信仰真理与人类的理智”。

伯林引《约翰福音》:“你将知晓真理,真理也将使你自由。”在他看来,斯多噶派与基督教神学家以及绝大多数现代理性主义者的观点是,“自由是自我实现与自我导向的自由;通过个人自己的行动来实现其本性与真实目的(不管对它们作何定义),他的本性和真实目的受到了他的那些关于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错误观念的阻碍。”(见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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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与自由

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自由五论》(Five Essays on Liberty)之第四论名为《穆勒与生活的目的》(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Ends of Life)。伯林在文中谈到“宽容”,谈到“宽容之基础的那些原则”,断言“最清楚地阐明这些原则并因此奠定现代自由主义基础的,众所周知,是《论自由》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见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47-248页)

伯林以己之意,逆穆勒之志,“对他来说,人之有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既不在于拥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了工具与方法,而在于能选择,人在选择而不是被选择时才最成为自己;人是骑士而非马匹;人是目的的寻求者(而不仅仅是手段),并以他自己的方式追求目的:可想而知,追求的方式越多,人的生活就变得越丰满;个体间相互影响的领域越广,新的和预料之外的机会就越多。”(同上第252页)“对他来说,公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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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自由五论》(Five Essays on Liberty)之第三论名为《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伯林就政治的核心问题――服从与强制――提出一系列问题作为引子:“为什么我(或任何人)必须服从另一些人?”“我为什么不能如我所愿地生活?”“我必须服从吗?”“如果我不服从,我会被强制吗?”“又由谁来强制、强制到何种地步、以什么名义、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强制?”(见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伯林指出,强制某人即是剥夺他的自由。虽然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道德家都赞美自由,freedom或liberty(伯林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但自由的定义多达两百余种,且迄今没有一种毫无破绽的定义。于是,不如转而考察“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据伯林说,“在这两种含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人类历史”。伯林称,“消极自由”回答如下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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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与相对主义

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自由五论》(Five Essays on Liberty)之第二论名为《历史的不可避免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事实上,此文涉及两个主题,一为历史决定论,一为相对主义。“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虽然没有说历史学可以归结为物理学,但他无疑开了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套用至人文科学的滥觞,将社会学概念指向了“一座完全的、无所不包的科学知识金字塔;一种真理;一种理性的、‘科学的’价值尺度。这种以牺牲经验为代价的对统一与对称的天真渴望,至今仍然为我们所保有。”(见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伯林指出,有一些历史理论宣称,整个民族与社会的生活受到特殊个体的决定性影响,;而另一些历史理论则宣称,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可以识别的个体的愿望与意图的结果,而是大量的不具体的人的愿望与意图的结果,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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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洗脑

自说自话将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名著,《自由五论》(Five Essays on Liberty)之首论《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解读为“启蒙与洗脑”,伯林爵士若泉下有知,想来不会不高兴。一如他援引苏俄革命家L. 托洛茨基的话,而且是道听途说来的,做篇首题辞:“想过上平静生活的人,在二十世纪真是生不逢时”,自由主义的粉丝们也不会不高兴。

伯林说,每一本历史书都会告诉我们,十九世纪欧洲的两大解放性政治运动,分别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尽管这两种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但它们都相信,“一旦智力与德性的力量战胜无知与邪恶,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便可得到解决。”(见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66页)当然主义不同,解决的方案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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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贼吊死,大贼放跑

德谚有Die Kleinen hängt man, die Groβen läβt man laufen,直译:“小贼吊死,大贼放跑”;手一滑,很容易译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后者语出 《庄子·胠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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