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多的博客

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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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多:雍正整饬吏治一瞥

  

学者杨启樵曾评价:“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雍正整饬吏治一瞥

2014年09月29日 03:05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 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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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朱批,内有“大家振作一番,终可改革流风习弊”等语,劝勉大臣。

 

  雍正皇帝在位13年,顶着种种骂名,不遗余力地整饬吏治。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曾评价道:“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近读史著《雍正吏治录》(李换运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深感此书可为读者了解雍正整饬吏治提供一个很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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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炜:阿光和阿光们——关于“失踪者”的另类思考



苏   炜:阿光和阿光们

 

——关于“失踪者”的另类思考

苏   炜

 

   

一、阿光


        “……始创于一八六五年的百年老字号‘茂芝堂’,秉承‘药为百病之茶,茶为百病之药’(见《本草拾遗》)的古训,以创制‘茂芝堂’甘和茶、午时茶而闻名遐迩。其‘解暑清热,消滞祛湿’等药效,使身处湿热气候的广东人民受益于百年。不断发展创新,‘茂芝堂’业已发展成集药茶、饮用茶的生产、销售、科研于一体的国有企业。……”
       这里引述的,是一段茶叶包装上的说明文字;却不是为着打什么商业广告,而是想叙说一段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关于我的同辈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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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炜:阿光和阿光们——关于“失踪者”的另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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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炜:阿光和阿光们

 

——关于“失踪者”的另类思考

苏   炜

 

   

一、阿光


        “……始创于一八六五年的百年老字号‘茂芝堂’,秉承‘药为百病之茶,茶为百病之药’(见《本草拾遗》)的古训,以创制‘茂芝堂’甘和茶、午时茶而闻名遐迩。其‘解暑清热,消滞祛湿’等药效,使身处湿热气候的广东人民受益于百年。不断发展创新,‘茂芝堂’业已发展成集药茶、饮用茶的生产、销售、科研于一体的国有企业。……”
       这里引述的,是一段茶叶包装上的说明文字;却不是为着打什么商业广告,而是想叙说一段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关于我的同辈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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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炜:阿光和阿光们——关于“失踪者”的另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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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炜:阿光和阿光们

 

——关于“失踪者”的另类思考

苏   炜

 

   

一、阿光


        “……始创于一八六五年的百年老字号‘茂芝堂’,秉承‘药为百病之茶,茶为百病之药’(见《本草拾遗》)的古训,以创制‘茂芝堂’甘和茶、午时茶而闻名遐迩。其‘解暑清热,消滞祛湿’等药效,使身处湿热气候的广东人民受益于百年。不断发展创新,‘茂芝堂’业已发展成集药茶、饮用茶的生产、销售、科研于一体的国有企业。……”
       这里引述的,是一段茶叶包装上的说明文字;却不是为着打什么商业广告,而是想叙说一段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关于我的同辈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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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徳间康快令我想起古越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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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徳间康快令我想起古越国人

    1990年我应德间书店邀请访问日本。一晚,徳间康快正装着和服设宴招待余于东京赤阪王子大酒店。席间讨论及日本民族特性,徳间老先生忽投箸,神情默然严肃。缄默片刻,徳间正色云:
   “日本人的生存环境与中国人不同,我们的心情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中华是幸运的民族,居住大陆,土地辽阔,物产资源丰富。你们失败后还有机会。而日本人仄据海隅,除了大海没有资源。日本岛的地质是高危结构,多活火山且经常发生地震,将来可能陆沉,而且常年有飓风台风。山地贫瘠,食物无法自给。国土仅仅是中国的1/30,人口却超过一亿多,生存空间非常狭小。日本人是宿命的民族,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不能不作求生的奋斗。因为日本人没有机会输。所以不敢松懈,不敢不团结。而且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一个战败的民族。”
    言谈间徳间先生神情凛然庄重,正襟危坐,宛如一尊石像。当时对此我脑中忽然浮生勾践文种范蠡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乃知道日本从未接受失败,未来是一定要突破重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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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米: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

项小米: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
  
  
    一
   
  
    在中国,大概再没有哪一部丛书,能够像《星火燎原》那样传播久远、影响巨大了。这套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从这套书中汲取过营养。只要你上过小学,你就不可能不知道《老山界》、《刘胡兰》、《飞夺泸定桥》,不可能不知道《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和《党费》……那时候,无论去哪个同学家,总会在他家的书架上看到这封面或红或棕、标有“星火燎原”四个字的套书,同学间谈论故事,总会讲到《星火燎原》里的文章。如果人家说了哪篇文章而你没有看过,是一件挺丢脸的事;如若说起哪个同学的爸爸,居然是《星火燎原》里某篇文章的作者或者主人公,哎呀,这个同学——用今天的话讲,可就太牛了!那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时尚。总之,知道、读过、拥有这套书,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与荣耀。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力气去开这个头,是因为,我做梦也没想到,在五十年后,自己的一千多天光阴会和这套书连在一起,而且一连就连得那样紧,白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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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用平行四边形解释历史的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

  恩格斯用平行四边形解释历史的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第695页◎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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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风云]历史回顾:当事人回忆“小平你好”标语的由

一家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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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民意”:“新加坡规划之父”把脉中国城市困局

莫谈“民意”:“新加坡规划之父”把脉中国城市困局 2010-01-28 14:39 南方周末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10年前,许多人来新加坡都跟我说:‘你们太可怜,城市太枯燥。’我当时就说,不要听他们的,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   ■“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如今的中国就是个大工地。对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如何在政府、规划、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极难求解的问题。   但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看来,一个现成的成功案例就放在那里——新加坡,这个上世纪70年代还凌乱不堪的小国,现在已经被称为“花园城市”。   刘太格可以说是新加坡经验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又是中国众多地区和城市的规划顾问,这恰恰说明,新加坡以及刘太格的规划思想已经被中国相当一部分官员所接纳。   刘太格说他的优势在于既了解西方,又了解东方,因而深深地懂得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究竟什么最重要。   政府理应承担更多责任   “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中国的很多官员到新加坡来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在你看来,新加坡的这种成功有什么特殊之处?   刘太格:在规划方面,新加坡政府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每个地块的红线、容积率、高度控制、进出口都有规划。这种做法和西方、和中国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就是不民主。在西方每个项目都要协商立场,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规划。撒切尔夫人一上任就取消了所有的规划,当然现在又恢复了,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没有办法将城市梳理得比较协调和高效率。   我做过一个比喻,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新加坡是亚洲城市,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但新加坡又很侥幸,规划师把规划做得很细,尽量不留争议的余地。但一个规划局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细?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新加坡是每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一点不像中国。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存在怎样的问题?   刘太格:在中国,首先是规划本身不健全,中国城市规划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做规划的人不一定完全理解城市运作是怎么回事。中国最近几十年和欧美人士有来往,可是他们的来往主要是片面的咨询,解决一个个地块的问题,而城市应该是大环境、宏观的处理。我见到中国规划师做的方案,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人们通常认为是政府官员不尊重规划,才会导致规划无法得到执行。你似乎把责任推到了规划师身上?   刘太格:在中国,许多政府官员当然不懂规划,他们对规划的理解是在上任之后边做边学的。关键是中国的很多所谓的规划专家自己对规划专业也不清楚,这怎么跟上司解释呢?他们唯一觉得懂的是建筑设计,于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认为懂的领域,比如色彩、造型,这就变成长官和规划师干预建筑设计。这是不应该的,这样的问题应该让投资商和建筑师来处理。这样做,规划的政策和内容就太粗糙模糊,留下很多漏洞,开发商看到这些漏洞,当然就乘机而入,要求有优越的条件,要求提高地块的利润,利润的重要性自然超过环境。   新加坡虽然规划很详细,但基本不干预建筑设计,只有大概二十多个地块,因为是景观要点、视线走廊,我们要干预设计,但也并非规划师干预、政府干预,而是由当地资深建筑师组织委员会去干预。这是比较科学化的做法,既要干预,又要尊重专家意见,不要政府自己全包下来。 岛国新加坡和谐的城市面貌背后是政府强势的规划执行力。图/CFP   刘太格,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1979-1989),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1989-1992),其间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图的调整方案,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在中国,刘太格是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以及其它八个城市的规划顾问,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施规划评审委员会主席,都江堰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   城市就像人体   “有些政府是直接做勋章,不管衣服,勋章乱挂”   南方周末:你曾经批评上海的浦东,说那是一个“城市中的孤岛”。可是同样也有人批评新加坡,说这个城市太枯燥,缺少亮点。   刘太格:从建筑形象上看,很多人批评新加坡规划不成功,因为没有地标性的震撼的建筑。问题是,城市最重要的要求是震撼性形象还是功能和环境?我认为这些震撼性的东西,能够在功能合理、方便舒适、环境优美的基础上取得当然最好,但是不要为震撼而震撼,牺牲城市的基本规划条件。   健康的城市是一个人体,规划的作用是培养一个健康的人体,建筑设计的作用是配上好看适当的衣服,震撼性的设计则是衣服上的勋章。有些政府是直接做勋章,不管衣服,勋章乱挂;而如果城市规划不健康的话,衣服穿上去也是不美的。10年前,许多人来新加坡都跟我说:“你们太可怜,城市太枯燥。”我当时就跟我的规划同事们说,不要听他们的,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伦敦、巴黎能有今天的活泼感,不是几十年形成的,而是几百年。我们才不过十几年,如果我们一步跳跃到那个程度,最后做出来的不是一个城市,只能做成一个主题公园。现在,很多人跟我说,新加坡好多了。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们也要这样看待城市。但中国有个问题,领导的任期太短,总要在任期内拿出一些有震撼力的建筑。不过我认为此二者不一定是不可共存,请专家做好规划,再在里面选几个点做一些好的建筑,两者不一定是背道而驰的。   南方周末:在中国,你提的方案有多少会被他们接纳?   刘太格:我做出来的方案,如果执行的时候能保留15%,就是成功;能保留30%,就是高度成功。有人说,你怎么要求这么低?我说总比零好。其他的85%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修改,让他们的修改不至于太凌乱。   在中国各个城市,能不能保留到15%,还要看他们官员和规划局规划师的素质,也就是说和地域没有关系,和当政者的素质有关。当然我也要设法说服他们,规划是高度抽象的,所以每次给他们看规划,就是上一堂课,我不仅是做规划工作,还是做教育工作。我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完善,方案执行的正确性就越高。   先技术,后民意   “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南方周末:新加坡有一套法律法规体系,确保规划法制化,但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比较缺乏。而你却总是强调规划技术的重要性,究竟该怎么看待法规体系与技术重要性的问题?   刘太格:这是东西方很大的分歧。很多中国规划师问我新加坡的规划是怎么管的,其实这方面的法规文件随时可以买到,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我劝中国不要像新加坡这么严,因为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西方的城市是要从瘦变胖,而东方的城市则是要重造一个人。这种技术从哪里来?城市骨架哪里来?血脉怎么放上去?因此我一直强调,规划技术对于亚洲城市非常重要。就像一辆汽车,内部的机件和技术是基础,外面的包装就是艺术文化,外面包装再好,里面是假的、烂的,怎么行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需要规划的哲学家,还要规划的技术工匠。   南方周末:可是难道不正是因为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才导致不尊重专家意见、忽略民意吗?   刘太格:东方城市的发展进度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城市在十九、二十世纪已经成熟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进一步优化环境,因此没有速度和密度的压力。他们可以花时间谈民意,谈5年也没有问题。所以他可以说城市建设要重视历史文化和民权。新加坡当初如果也这么做,就不会有今天。   南方周末: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媒体,和你的想法可不一样。   刘太格:西方人不同意,媒体不同意,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也不同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逆水行舟。到底哪些对中国最重要?哪些可以放缓处理?我觉得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南方周末:如果是你,怎么帮他们做决定?   刘太格:先谈技术,后谈民意。   我接触到的中国规划师,他们很懂中国的规则。他们把民意放在一边,和市长沟通好就行。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我当建屋局长时,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公共交通车站,请你设立一个,不过千万不要放在我的门口。民意就是这样。目前新加坡征集民意,基本不是一般的民意,而是相关社团的,他们往往比较理智,收集的资料比较多,而且有宏观的思路。除此之外,我们也做方案展览,期限是几周,任何市民都可以去看而且可以书面提供意见。民意不是大礼堂闹一闹,而是有序的。在规划公示前,规划师要了解社会存在的真实问题,这个是更有意义的民意。   (作者: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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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实名制不能实行的理由太牵强了吧!反驳铁道部

李多:火车票除了实名制,别的都不能制住票贩子!! 有治“票贩子”的制度吗? 李多 在今年的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期间,有关部门采取了对球票加密的办法,即一张门票只能打开一次入口的门,门票在入口的机器上被识别后即告作废,不能再用。因为制假者掌握不了加密技术,或者制假者没有必要为四场比赛而耗费巨大的成本去研究此项技术。总之,这样一个制度改变便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假票问题。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并没有解决“票贩子”的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也许是球市需要这种制度。球市是需要炒作的。 可见,解决问题的办法总只有的,有效的制度总是存在的。 球票的“票贩子”问题因与大多数人无关,所以很少有人讨论,但对火车票“票贩子”的问题,却一直是被讨论的热门话题,百姓对此也是怨声载道。不是没有人关注或是有关部门不去解决“票贩子”问题。最近几年,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票贩子”问题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铁路部门大张旗鼓地去解决的问题之一,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火车票紧张、票贩子猖獗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各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奋力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票贩子就是屡禁不绝。 那么有没有根本的办法呢?有没有制度性办法呢? 笔者认为打击票贩子,这只是治标而治不了本。因为票贩子在暗处,打击的成本很大,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另外,票难以通过正常渠道买到,这又给票贩子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笔者手边就有几个票贩子的联系电话。不是笔者不知道他们违法,而是买不到票,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落实了,很方便--这也许就是所谓“票贩子”的效率。而最可怕的情况是在售票口买不到,在票贩子手里却能保证买到。 这种情形,恰恰说明铁路部门的售票环节出了问题。而有关部门不在出问题的环节找原因和措施,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打击票贩子,这明显是舍本逐末。所以说,打击票贩子只是治标的行为。那什么才是治本呢?当然是从源头即铁路部门入手。 如何治本?我们知道,被倒的火车票大多是比较热的线路的卧铺票或座位票,尤以卧铺票为主,票贩子是不会倒那些没有市场需求的“站票”的。所以,笔者建议铁路部门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欲购火车卧铺票及座位票的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购票,同时由售票处在票面上打印出购票人的姓名及证件号码,持票人凭有效证件上下车。这样,就可以控制住票贩子的倒票行为了。 笔者不知道铁路部门做这种制度改变有多大的困难,有多大的成本。依笔者看,只需在计算机程序上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加上姓名、身份证号码两项内容即可。这并不需要太大的成本。即便有,但这相对于每年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打击“票贩子”的成本要小的多。因为前者是一劳永逸,而后者是每年都需要耗费的。 在现实生活中,凡是存在漏洞的地方,漏洞皆因制度不完善而致。如果某些部门明明知道制度不完善却仍以种种借口不进行改善,则说明要么是改善的成本太大,要么是制度的改善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铁路部门在打击“票贩子”的工作上不做根本性的制度改善,应属于这后一种。不是说“票贩子”的所得一部分要返给售票员吗?不是说售票员岗位是定期轮换的吗?这叫利益均沾,而售票制度的改变就打碎了这种利益,那怎么行? 这种现象存在于铁路部门,存在于电信部门,存在于所有垄断部门,但皆因利益问题而致使改革迟缓。前面笔者设计的解决“票贩子”的办法即便被有关部门采纳了,也只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所有垄断行业存在的问题,则需要有另外一种制度安排:竞争。竞争才是这些行业改革的真正的动力源。 2001.11.29 本文发表于2002年5月10日《经济学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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