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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 (大年初六)在北川

  

不是学生周莉提起,我几乎忘了这个年我还有一个该去的地方没有去:地震灾区。周莉的家在汉旺,她的家在地震前被占了地,还没来得及修地震就来了。后来政府赔了,分到现在住的每个人30平方的房子。在周莉成为我的学生后我曾去过她的家,是在一个工棚里面搭建的临时住房。那时候她爸爸瘫痪在床,妈妈在这家工地上帮人煮饭,家里窘态可见。


这次她在电话里说她搬了新家我还没去过,我突然想起地震重灾区北川我也想去看看。于是约了姐姐侄儿一同前往。不认路的我上路前紧急回忆:地震后我曾两次去北川,一次是与地震中16岁的女儿在北一中(北川一中)教室倒塌后死亡的陆世华见面,那是在地震百日忌的那一天。另一次是带剑剑(好友的女儿)去,那一年她从美国回来看她的爷爷和家人。两次都是地震后不久。这几年也无数次提起要去北川,但最终没有去成。


地震过去已经要5个年头了,连从哪里出城我都在紧张的思量之中,内心觉得自己真快完蛋了!


好在有若锋,他告诉我先上成绵高速,出高速往左就是去北川的方向。于是我们上路,看到有去什邡的标识才反应过来去绵竹应该从这里下,但车已经开过去了。只有等回来时再去学生周莉家了。


出绵阳高速口,回忆渐渐苏醒,开始记起了去北川的路,只是路变得宽敞了许多。这是当时辽宁援建的,取名为“辽宁大道”。原来的一些倒塌的房屋、临时房现在都成了永久性住房。到了原来的安昌镇,现在的新北川。地震后来这里听说北川要迁到这里来,还听说当时老北川的班子和安昌镇的班子还在怎么安置上统一意见,因为升和降是个问题。当时没想那么多,没想到政府会下这么大的力气,把原来旧的安昌全部拆掉,生生地建了一座新城。说它生生一点都不夸张,远远看去一排排新居林立,走近看道路、绿化带设施齐全,该有的商店、超市、购物中心、邮局、学校、医院好像应有尽有,但却因为没有人,让这里显得极像一座玩具。对,就像我们小时候在想象中用积木堆起来的玩具!因为想先去老北川,回来再到这里逛逛,所以没有停留。


老北川旁边山坡的北一中废墟已经没有了,据说还留了一团空地作纪念,我没进去看。因为我们的车远远就被喊停下来,换乘当地大巴,大巴直接开到老北川县城。想当年,陆世华和他16岁的女儿在北川县城吃了饭后分手,女儿坐上一元钱的公交车去学校,陆世华买了回他乡下家的车票在车站候车。地震来了。车站离北一中就是一元钱的车程,这个汉子花了5个小时跌跌撞撞来到北一中,用了4天时间找到他女儿的尸体。心里一阵唏嘘。


走近了地震废墟,前两次来都只能在山上远远观望,这次近看,还是让人心悸。第一次来的姐姐和侄儿不停感叹,在那些扯裂的、下坠的、坍塌的楼前驻步。在景家山崩塌简介中看到,这里曾经是一所学校——曲山镇茅坝初中、粮油加工厂和一些居民楼,被200多万方土石倾泻而下掩埋,学习只剩下一杆红旗和一个篮球架。当时这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记录。现在这儿成了遇难者公墓。我们看到一幅巨大的黄幅,上面印了两幅名叫贺川(我记得好像是叫这个名字)的男孩儿的照片,旁边是一段文字,以妈妈口气写的。大意是叫儿子回家过年:又到了过年的时候,妈妈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妈妈每天都在喊你,据说这样不停地喊你就听得到,你就会回来。妈妈、爸爸和妹妹每天都在家里等你回来。我读了几遍,泪水长流。后来听说这个妈妈这样呼唤已经5年了,横幅一年一换,没有人叫撤下来。(有点儿人性化管理了。)


每一个危楼前面都竖着一个牌子,记录着这里曾是什么单位,原有多少人,地震时死了多少人。居民楼就没有记载,死伤人数不详。


来这里的人还不少,有人献花,有人烧纸。我正准备去买花献到茅坝小学的废墟上去,旁边有人告知,不用买花,你放上去,那些卖花的店一会儿就在这里回收花了。说话的是一个清洁工,家里无一人遇难,运气真好!只是家没有了,搬到了新北川。问那里好不好,说:“有啥好喃,房子自己买,800元一个平方。商场隔一帽子远(言很远)。”


见一对夫妇带一儿子一路烧着纸钱点燃香蜡,每一处都精心地剥开几颗大白兔软糖放在香蜡旁边。看那夫妇俩已近退休年龄,儿子也该成家立业了,思忖可能是家里的老人遇难。到遇难者公墓处,又见那位在精心剥开大白兔奶糖的妇人。忍不住问了问,结果不是为亲人,而是为全部遇难者,“外人都可以这样祭奠的,”她轻轻地说。


说到轻轻,老北川还有一个比较文明、人性的管理,每一个危楼上都钉有一个告诫牌,让大家不要大声喧哗,以免惊扰亡灵。


不觉中已过了3个小时,出废墟时已近下午5点钟,还有人前来。


再到新北川已无心下车逛了,比起老北川,这里反倒静幽幽的,没有人气。


上车后告诉还在汉旺等我的学生周莉,到她家去只有下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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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短信

  你不让我说话,至少我要把姿态做到做足,李承鹏被许多年轻人喜欢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我的学生S发给我的一条短信。
  
  那天,学生S在短信中告诉我,他正在李大眼的新书签售现场。李大眼的杂文集《全世界人们都知道》出版了的消息也是他告诉我的,他还说这本书“通往印刷厂的路一直限行”。我注意到他是在一次课后,他一直在专注地看手机,问看什么,答:在看《墓碑》,想看看真正的史实是什么。问他还看了什么,答:还看了抗美援朝中的鲜为人知的事。然后我们聊了起来。那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跟他聊的时候突然跟他说,你其实有些看法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你毕业以后考上公务员,你的很多看法可能会变。但即便如此,你想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更接近真实的事实这种学习方式,仍然非常可贵。
  
  教了十几年书,见过各式学生,对他们在学校和到社会上的情况知道后都报以理解,我知道各人的不易。前几届有一个男生,在学校里常常写一些批判现实的文章给我看,也不断把一些弄不明白的问题拿来跟我讨论,忧思国事民生。我一直以为他会选择去学法律或者政治,结果他考上了公务员,下派到贵州边远的黔东南。一天他打电话来,很沉重地告诉我,他非常困惑。“原来我一直认为在我们国家,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老百姓是弱势群体。但当我在这里身临其境的时候,我才觉得我们政府是多么弱势!”他说。“你不晓得这里的老百姓有多糟糕,完全是一帮刁民!他们提的要求有多无理我们也得照办,因为上面要求我们维稳!”因为是长途电话,我不好久问他究竟是什么事,究竟是什么原因政府为了维稳对老百姓的要求哪怕是无理的要求都要满足。我只知道很多恐怖的荒唐的甚至是灭绝人性的至今还没有给个说法的事就发生在贵州边远的穷乡僻壤上。我告诉他,你只能凭借法律、常识来判断,而不是你处的位置来判断。
  
S在短信中告诉我,李大眼的新书签售只允许签售,不能说话。于是李戴了口罩。那天正是中国大片地区出现雾霾天气,空气质量已达到毒气水平(据说北京更是如此),李戴上口罩也为了健康,我想。学生还告诉我,李请来的嘉宾流沙河老先生都没有安排位置,更何况冉云飞等人了。我有点费解,既然如此,给李大眼搞什么签售呢,甚至给他出什么书喃?!干脆把他边缘化算了嘛,还用搞得这么紧张!我回复学生并请帮我买一本书,帮我请李大眼签一个名,我其实在他写球评的时候就是他的粉丝了。
  
我好像在学生面前特别不避讳我的一些看法和立场。有一天一个学生发短信给我,说任建宇案第二天在重庆开庭。“凭你的经验,我能不能去现场听一下喃?”短信上说。我回信:当然去。是在成都吗?如果可能我也去听听。学生回:在重庆。那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吗?我回:不需要带什么,因为很可能什么都带不进去,甚至所谓的公开庭审也不会有好大的公开力度,说不定旁听的人根本就进不去。说完我才发现这个发短信的学生是谁我都不晓得,因为他没有自报家门。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我这么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最后的这一个工作让我很满意的原因,就是我可以真诚地说自己最想说的话。我不会强求学生也按照我的路径行走做人,我理解他们人生走向和我们是多么不同。只是我能够真诚表达、这些表达或多或少给他们了一些印象,我就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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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候相助

  6日晚上到7日凌晨,周伯伯儿又熬了夜。
  这段时间他已经不熬夜了,“我要开始冲股市了”他说。周伯伯儿的兴奋点很多,我不止一次地写过。就在网上,他都一会儿是围棋,一会儿是网购,一会儿是汽车,一会儿是各种软件的安装。他的学习的热情和能力都随时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一旦发现新东西,就会扑上去,然后通宵达旦地整,一直整到弄清楚为止。有时候他整的东西其实没有他整得那么复杂,只需晓得的人轻轻点一下就清楚了,他却用了一天甚或几天。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他一定会沮丧,结果他不。他说,我这是在学习。“你不晓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接收了好多信息”。刚开始我发现他对网络有依赖后,我其实很沮丧。我觉得周伯伯儿还应该做一些比现在做得更有意义的事。我曾经说,像周伯伯儿这样有些想法的人都开始沉溺于虚幻世界中了,政府真不该再用那么多经费去维稳。“虚什么喃,稳当得很嘛?!”
  7日凌晨3点过,我醒了,周伯伯儿还没有睡。问在干什么,说是在守候相助。说南方报纸出了问题,好多人都在网上声援,“我不能做什么,就只有守候相助了。我当然希望这张很难得的报纸会有一个好结果!”
  守候相助。记得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个萧瑟时期,一个人以收款的名义逃到北方去。后来他对我说,在通化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他一个人躲在宾馆里,想到那些身陷囹圄的朋友,“没有其他办法,我只有把一些卡卡角角的报纸拿来读,寻找信息。用这种方式守候相助,期盼佳音。”
  现在说起我都惭愧。当年因为我的家庭没有经历过腥风苦雨,我无法想象政治会有多么黑暗。所以我对周伯伯儿出逃、对老朋友老伍装扮成买菜到我家打探消息,怕我家被监视了周伯伯儿不能回家等等,这些说起来就像书上写的那么精彩的事我都报以大笑。只是,后来周伯伯儿跟我说起他在通化的冰天雪地里守候相助,我还是有点儿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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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给罡儿取名字的时候,我和周伯伯儿还是文青。尽管我们当时正处于‘世界很小我很大’的人生节点上,但我们还是为此掂量再三:小星星嘛,不那么起眼,但在天河之中还是有一份光亮的。我们的期许不高,只想她能健康快乐就好。罡儿三岁以前的表现,这个名字的不好还没有显出端倪:她快乐像一颗欢喜豆,懵懂谦让不精怪。十多年前,有一次周伯伯儿向川师大刘先生请教问题,闲谈中问及女儿名字时,刘先生说名字不太好,建议改一个。遗憾的是,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帮我们把名字改好(可能我们当时也没有那么在意),便驾鹤西去。也就是从那时起,罡儿开始变得叛逆、烦躁、不明事理。我和周伯伯儿常在深夜谈到对罡儿教育的得失之余,总会无奈地把这一切归结于罡儿的名字没有取好。
  昨天翻旧报纸,看到一个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也谈到名字,有点意思。文章说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而已,可人们敲破脑袋都要想一个好名字。说几千年的历史中,古往今来的伟人名人就没有德贵、素芬狗娃子之类的出现?说朱元璋本来叫朱八八,后来主动改名。想来皇帝朱元璋和皇帝朱八八,前者更像那么回事。说如果我们听到刘福荣、张发宗这样的名字,听到蒋本浒、童忠贵这样的名字,很难把他们同刘德华、张国荣、麦家、苏童联系在一起。作者说这是隐藏很深的名字歧视。这个有意思的记者最后说,当人们需要快速做出有关他人的决定时,更注意那些名字代表成功和吸引力的人。比如老师的高分、企业老板的提拔,可能会给那些名字有吸引力或者名字本身就昭示着成功的人。
  读完文章我会心一笑。我们在给罡儿取名字时没有想过这个名字会给她带来怎样的风光或者怎样的麻烦。当然,我们也无法设想她不是这个名字她不那么叛逆但也没有了她的生动和有趣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没有走过的人生的另一条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风景!罡儿还是叫罡儿吧,哪怕这个名字不常见、太厉害、和大气场有冲突,哪怕我们已经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领教了很多,或许我们还会继续领教,但还是叫罡儿吧,它是我们文青时代的记忆,也是我们一生最好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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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讨论课

  周伯伯儿不只一次地叫我看美国电影《真相至上》,终于在几天前看了。看完后心里很复杂,一下子理不出头绪。故事的线索很简单,总统被刺杀,怀疑与委瑞内拉有关,于是开始了报复性的袭击。但是这次袭击是非法性的,因为这之前派特工去委内瑞拉调查,结果发现这次刺杀行为与委瑞内拉无关,特工把调查报告呈上白宫,但白宫没有理睬。政府发动的这一次错误袭击,让太阳报的记者报道出来,这个叫瑞秋的记者得了普利策奖提名,但随之她被送进了监狱。
  这是一个多视角的叙事,很难说清导演或者编剧的立场,我的课正好讲到这个方面,于是让学生看了电影。
  昨天我们讨论这部作品,下面是学生的问题:
  这个电影片名是《真相至上》,但我觉得电影里没有谈到真相至上,因为如果是这样,瑞秋一开始就可以说出那个第一线人,因为这是真相?
  美国电影有很多都是揭露美国的黑暗,比如司法的黑暗、政府的无能等等,但这部电影里我们看不到这种很明显的揭露,比如那个特殊检查官,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多么恨他,但越往后看我越觉得他好像也在坚持什么,而且这种坚持好像也应该予以肯定的?
  那个瑞秋的丈夫是个可耻的人?是不是这部电影里面最该受到贬斥的角色?
  那个女特工最后被枪杀,我会觉得美国政府的不人道,因为她被暴露她没有用了,因此她失去政府的保护,她被抛弃了。但是我好像看出这个特工在这之前对此也没有抱怨,她好像也在坚持什么?
  以上是我根据他们的提问我归纳了一下,他们在提问中的语言不是这么顺畅。但即便如此,他们能这样提问,我也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要我一个人来回答,这是我一贯主张。同学们可根据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们七嘴八舌,尤其是有一个班,一遇到提问,这个班的学生眼睛都在发亮。最后由我来打总结。我觉得我的看法太主观性,可能太感性,但我还是抛给了他们: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也认为这个片名尽管响亮,但不能囊括这部电影最核心的东西。究竟什么至上?对于瑞秋,她的新闻工作者的原则至上;对于那个特别检察官,国家安全至上;对于大法官,法律的权威性至上,对于大律师阿尔伯特,他的当事人的权益至上。而在一个有健全的法律作为保障的有序国家,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遵从这些至上原则,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内心的道德律令,这个社会呈现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美好!
  这恰好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部电影不是那么简单地揭露和肯定,为其如此,这部电影才让那个叫北村的中国作家看完以后泪流满面,认为张力十足。这是一部多视角的电影,影片中展现的每一个角色好像都是正确的,即便是瑞秋的丈夫,他也是可以理解的:瑞秋你选择为你原则的坚守付出代价,我不这样选择只能说明我不合适跟你在一起而已,就像那个大律师阿尔伯特在一个场合看到我跟一个刚认识不久并不了解的女人在一起说的话一样。这是一个人性、人权至上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我在课要结束时问学生,这部电影里你印象最深的细节。学生们有的说那个大律师在法庭上说的话,有的描述出其不意的结尾,有的认为瑞秋与儿子最后见面后离去,瑞秋一直回头而儿子没有回头,说明儿子对母亲的选择(你本来是可以出去的,有几次,但你选择了留在监狱里)的不能理解。
  我也讲了我最深印象的细节,瑞秋同儿子的几次对话:
  
  提米(儿子):她是一个告密者!(一个小姑娘老被一个小男孩这她的小辫子,她来告诉老师)
  瑞秋:你也不能支持欺负人。
  
  
  瑞秋:我不知道印度出产咖啡。
  儿子:它还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
  瑞秋:不,它是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不能说最民主的国家。
  儿子:那不一样吗?
  瑞秋:不一样。
  
  
  
   瑞秋:(第一次儿子被丈夫带着来拘留所看瑞秋)你要早上自己叠被子,我希望家里至少有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儿子:(笑)
  
  
  
  
   儿子:爸爸说你有好多机会可以出来。
   瑞秋:好吧,你爸爸错了。
   儿子:爸爸说你要去监狱了。
   瑞秋:是的。
   儿子:你现在不是在监狱吗?
   瑞秋:我现在在看守所,当他们决定处罚你的时候把你关在那里,之后才会去监狱。
  儿子:你的处罚是什么呢?
  瑞秋:两年。
  儿子: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瑞秋:是的。不过我要好好表现,也许可以提早释放。
  儿子:那里危险吗?
  瑞秋:你知道吗?如果你来看我,我就会没事了。
  儿子:好的,我可能会很忙,但我会来看你的。
  
  
  我告诉学生,也许是一个母亲,我最能体会到的是瑞秋作为一个母亲她也是非常称职的。她给儿子常识和责任,同时也给一个母亲的爱。有一个女同学不认可,说儿子最后实际上是不认可母亲的选择的,“你看他都没有回头”那个女生说。
  我说:这就是一个现在母亲和一个未来母亲的区别,“等你当了妈妈后,你就知道一个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的小男孩他会怎样表现了。”全班同学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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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马青青

  如果不是指导毕业论文,我可能不会知道我还有个学生叫马青青。这十多年,教的学生太多,留下印象的很少。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他们在一年级和我交接,要到四年级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才有可能再见到我。尤其是这两年,有时候在学校碰到学生打招呼,一看,是见过的,总会小心翼翼地问上一句:“要毕业了吧,工作找到没有?”结果学生会告诉我,“我刚来学校,你不是正在给我们上课吗?”有时候又会小心翼翼地问:“大二学习够紧张吧?”结果回答“都毕业好久了,是专程回来看老师的。”很尴尬!
  马青青瘦小得太不像大四学生,如果不是刚回凉山参加公招考试特意烫了卷发,几乎和大一的、贫困地区来的女生没有两样:穿着校服,眼前虚起,不知是高度近视还是因为羞涩,说话时脸涨得红红的。她的论文题是对大凉山失依儿童现象进行关注,这引起我的注意。
  这几年带学生毕业论文,尽管不断鼓励学生放弃那些几十年不变的论文题,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但大多数学生不会这样。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他们要找工作,要去面试、实习,根本没有时间来整论文。于是找来资料一阵拼凑完了了事。不能理解的原因是:学生没有自己的观点。
  瘦小的马青青让我眼睛一亮:她关注她身边的这些弱小人群,至少她自己身上拥有正能量!我跟她讲需要准备,比如失依儿童存在的社会原因、家庭原因、他们的现状、政府的行为职责、社会救助的方式等等,都是她要着手调查的,“一定要有具体的第一手的调查资料,不要把范围设定得那样宽,那样你不好把握,就以你们县或者你们村为调查单位就行了”我跟她说。马青青虚着眼睛看着我,说:“我试试吧!”
  等到初稿来的时候,马青青还真回了她的老家——越西县一个避逺的叫东河乡地方作了调查。论文从失依儿童存在的原因,谈到对失依儿童救助的几点建议,谈彝族习惯法,谈毒品和艾滋病带来的贫困、失依,谈制度和政策的缺失对这个人群的漠视及伤害。。。。。。洋洋洒洒几千字,不像论文,倒像一篇有激情的散文。
  于是又改。加上了在县上找到的数据,加上她自己找了几家人家作的采访实录,加上找的资料中的一些权威论证,象一篇论文了。我肯定了马青青。我甚至还功利地告诉她,在以后你找工作时,你都可以告诉别人,你对你家乡的关注是一贯的、持续的:“看,我的毕业论文就写的有关我家乡的问题”我说。马青青虚着眼晴,喃喃地说:“这我倒没有想过,我只是想到自己。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我很不礼貌地追问是“去世,还是出走”,得到回答是前者),我爸爸带大我们三姊妹,很难。但比起现在的这些失依儿童,我还是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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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只狗的离去

  11月8日那天晚上,我和周伯伯儿带胖子散步回来。周伯伯儿打开他的微信,一个带哭腔的语音传来:周伯伯儿,给白胖娃儿说,它的路易爸爸走了。周伯伯儿拿着手机不停地回放这一段微信走到我面前,途中还呵斥了胖子,因为它听到那个奇怪的但不是我和周伯伯儿发出的声音而狂叫不已。
  微信是小微发过来的,她家的路易是一只黑色的贵宾犬,被李伯伯儿和小微夫妇带在身边养了近14年。它也是我家的狗狗白胖娃儿的亲生父亲。11月8日那天,和平常一样,路易和它的狗家族们一块儿吃了伙食,(是不是也像李伯伯儿写的,让海伦、伊妹儿、巧巧先吃了才自己去吃,然后把别个的碗添得干干净净,一如它永远的绅士作派一样,我不得而知。)然后被爷爷奶奶放到院子里去嗮太阳。那天的阳光是成都很难有过的冬日暖阳,到下午5点过太阳还没有“散伙”,路易和它的妻子、继女、它的孙女来到院子里。它没有像往常一样,一溜烟地跑得见不到踪影,而是走到离家门不远的地方,倒地抽搐起来,口吐白沫。做医生的陈爷爷本能地给它做心脏按摩,但已无回天之力。这个在小时候被我们看成一团黑毛线像一只假狗的路易,就这样没有一点儿让人麻烦、一如它14年的一生只给人带来快乐,不给人添麻烦一样,走了。
  我能理解小微、李伯伯儿犹如痛失爱子的心情。说实话,我也止不住眼泪长淌。不仅因为它是我家白胖娃儿的父亲,更因为它太通人性,它太宽容大度,它太晓得为主人付出,而不是一味地索取。我在这一点上的体会,主要来自我家的白胖娃儿,因为它身上几乎秉承了路易爸爸的全部品质:热爱人、热爱自然、不畏强暴但懂得隐忍、忍让、总是默默地给予人安慰。我常常感叹:我这一生,遇到了世界上生活习惯最差的丈夫,脾气最变幻不定的女儿,但我得到了世界上性格最好的狗狗。
  那天,就是路易离世的那一天,我们家的成员们都有一些反应:周伯伯儿说,路易是因为斯巴达气绝而去;白胖娃儿在这之前有两天闷闷不乐、不吃东西(往日它的这种状况出现,只需带它到院子里叫它吃吃草,它就没事了。但这次,它连草都不吃),而我,这之前的一切不快好像通通走了,好久都没有的云淡风轻。
  是不是路易帮我带走了它们?为此感谢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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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绪不宁

  心乱,外面更乱。昨天一警车呼啸而过,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情景实景再现。或许这就已到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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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

  星期五是我小姐夫去世第四个七天,按照老习惯,我们没有去烧纸。老习惯是亲人去世后要给他烧七个“七”,即从死者卒日算起,丧家每隔七天就要举行一次烧纸祭奠,共有7次,俗称“烧七”。旧俗以为人死后其魂魄犹存,在七七四十九天前,死者的阴魂要回家一次。老习惯还认为,烧七遇到七和八的日子,阎王要拷打亡魂,遇到这种情况,要提前或推迟一天祭奠。而我们的老邻居告诉我们,要丢一个“七”。星期五那天是17号,所以我们没有去烧纸。
  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在说在纪念姐夫的离世,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我小姐夫这个人了却是一个最真实最无法回避的事实。
  小姐夫的儿子定哥在姐夫去世的那天晚上,一个人躲在一边默默流泪。我哥的儿子一边安慰弟弟,一边自己也泣不成声。后来他哭着告诉我,定哥难受的是他爸爸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我小姐夫本来就是话很少的人。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姐夫跟我小姐姐结成夫妻成为我们家成员后,他说的话能让我记住的究竟有哪些?我真的说不上。他是他们家的唯一儿子,上有姐姐下有妹妹,一家人都不怎么说话。我姐又是个话婆子。他们刚结婚时跟姐夫的老妈和小妹妹住一起,我们有时过他们家去耍,全看我小姐姐在那里张罗,姐夫和他妹妹甚至他妈妈(他父亲在我姐去他家以前就去世了)焖到一边做事,问到了才说上一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不欢迎我们呢。
  会说笑的我爸爸给他的三个女婿都起了绰号,小姐夫被我爸爸叫成“闷墩”。
  小姐夫在我们家30多年了。我们家是一种紧密联系型的家庭模式,即使是每个子女成了家各自住在一边,父母的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家。我记得小姐姐婚后以及我婚后,每天照常回父母家吃饭。为这事周伯伯儿没少跟我闹过。有我日记证明,当年我坚持回父母家吃饭我们自己家从不开火这一最不妇道的行为让周伯伯儿曾动用他的朋友维刚维正来劝说。那时候周伯伯儿是坚决不回我们父母家吃饭的,(周末还是要回去的)。他觉得自己有了家就应该像个有家室的人,家里要有烟火,要有温度。小姐姐也回父母家吃饭,但我的“闷墩”姐夫也跟着回去,他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只是我那喜欢热闹的父母对我姐夫的熟识程度肯定大于对我夫周伯伯儿的熟识程度,这从他们有时候对小姐夫直呼“成龙”甚至“闷墩”可以看出。
  
  我现在记得他在一个关键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不救了!”那是他和小姐姐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呼吸就不好,被当时的川医(现在的华西)诊断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症”。产科儿科的医生会诊后告诉我和姐夫(当时我们俩在医院守我姐姐),孩子的肺功能极差(俗称石肺),救过来也会有很多后遗症,问我们:救还是不救。姐夫很干脆地说了一声“不救了”。我看着医生们熟练地拔下那个小东西头上脚上的管子,哭得非常伤心。小姐姐前不久还对我说起姐夫,当年他喊不救那个娃娃,心是有点(黑)狠,但他是对的!我也曾在一篇博文中说到小姐夫在这件事的决定上,当时有些不近情理,但结果却很对。
  我收肠刮肚还记起与小姐夫有关的一件事:89年年底我们全家去姐姐姐夫家耍,他家当时在成都军区旁边,如果走军区大门进去会近很多路。我哥哥的小儿子当时只有15岁,从军区大门骑自行车进去忘了下车推行,看到卫兵追过来的时候吓惨了,没命的往前跑。从东门骑到北门。那个卫兵也不晓得那股劲撑起,跑得气喘吁吁地追到我的小侄儿,追到后就一阵暴打。等我大侄儿来告诉我们赶过去看到小侄儿的时候,他哭得不行,脸上手上都已经青一块紫一块的了。我和小姐姐拉着那个当兵的要他一个说法,那当兵的可能打小孩还没过到瘾或者气还没有出够,抡起一个巴掌给我扇过来,我被扇倒在地上。说实话,我当时完全没有回过神来,意识有短暂的空白。回过神来时只听到小姐姐在喊:“我妹妹出了啥子问题你要负责任!!!”我被谁拉起来又被谁劝回到小姐姐的家我都不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的耳朵痛得不行,给在上海的周伯伯儿去了电话,周伯伯儿在电话那边咆哮,问成龙(我小姐夫)当时在哪儿?叫我明天就去找成都军区谁谁,不解决好这件事他决不罢休!
  这件事后来是这样解决的:我给军区司令部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事情的始末。其中我谈到当年那个大事件已经造成的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巨大鸿沟,我恳请部队领导不要再加大这个鸿沟;同时我也承诺我们对我们侄儿的教育。后来军区一政委带人来慰问了我表示了歉意,也传达了部队对这个士兵的处理:提前复员回原籍。
  这件事让我对姐夫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看法,我不晓得我那侠肝义胆的小姐姐怎么会看上在这些大事面前连个屁都放不出来的我的姐夫?!
  我姐姐后来告诉我,我姐夫的意识中一直认为当时是我侄儿错了:“你们还去给他撑起!”他说。现在想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才不去帮那些错的人说话呢,哪怕你遭打了,你也活该!那我姐夫一定是一个木讷的、无趣的、不热心的人,姐姐也这样评价他。只是有一次姐夫还是挺身出来帮助过人,这是我姐姐最近说的。那时他们还在云南。一个女知青被连长看上许给了自己的儿子,儿子从部队回来相亲,礼物(据说是一套军装和一些布料)已经送给了女知青。但女知青心中已经有一个男知青,俩人准备把礼物退回去把亲退了。不想气极的连长以破坏军婚罪要把那个男知青抓起来。那时候要抓一个人非常简单,连上派人走访女知青的住所,寻找这个女知青在接受了连长儿子礼物以后还在给那个男知青来往的证据。我姐夫恰好在这时给那个女知青带来一封信,是那个男知青写给她的。连上的干部正在询问那个女知青,桌上就是我姐夫刚给她带来的那封信。我姐夫趁那个询问的人不注意,把那封信收起来,并在后来重新给了那个女知青。
  
  我在晓得侄儿定哥伤心他爸爸连句话都没有给他说就走了后告诉定哥:“你爸爸本来话就少,你记住他平时说的话就行了。”其实我这也是对我自己说。姐夫是个闷墩,我几乎想不起他说过的啥子话。这次我要去内蒙的头一天,他又住进了医院。我去看他并告诉姐姐如果他的情况不好我就不去内蒙了。这几年姐夫的病情加重,平时都要靠吸着氧呼吸。耳朵也不怎么听得到别人在说什么。小姐姐安慰我,说姐夫老病了,没得啥子,你们约好的还是去吧。我记得小姐姐对着姐夫耳朵说:“成龙,这次没得啥子嘎,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凶?”小姐姐说的上次是距说话时一周才出院的那次。但姐夫坚决地对我们说:“这次比那次凶!”这是姐夫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我从内蒙回来,尽管我此行每天都在给小姐姐电话,也知道姐夫又有了好转,已经要出院了,但就在我回来的当天,姐夫被插了管上了呼吸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回来第三天他就去世了。
  
  姐姐说我是姐夫的福星:“他肯定是在等你回来后才走的,”姐姐这么说。我不这样认为。我爱我的家人,但我对他们的了解却是少之又少。就像我姐夫,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和他伸伸抖抖说上过两句话,很多时候是姐姐传达他的话,干脆,直率,没有一点拐弯抹角。我不晓得他的内心在想什么,这是我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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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婚礼

  昨天去参加碧红的婚礼。关于碧红,我曾写过一篇博文《学生碧红》。说来奇怪,我参加婚礼的次数很少,一是朋友小孩结婚的太少;二是即便结婚、即便要办婚礼,被请的机会也很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碧红是在去年就扯了证,早就告诉我婚礼在今年6月举行,我当然要去参加。
  婚礼是在她家附近的一个酒店举行。我去的时候时间还早,后场喝茶吃瓜子的大多是碧红父母两家的亲戚朋友。我找到一个桌子坐下来,正好跟碧红姑妈的儿媳坐在一起。碧红的这个嫂子不是那种见面熟的人,我只有自我介绍,说说我和碧红的关系。嫂子一听我是碧红的老师,一脸笑得灿烂,直说“碧红凶哦,她老师都来了,她是不是在学校里就是班长?”说实话,碧红在学校里是不是班长我的确不知道。我告诉她我只知道她曾经在中学是班长,帮助过我的女儿。因为吃饭时间还没有到,我只有详细地讲了我女儿当初在交大附中那一周的情况,讲碧红的懂事,讲她工作的努力,讲她怎样靠自己改变命运。我讲得有些激动,但不知道碧红的嫂子听明白没有。
  婚礼开始了,证婚人是碧红报社的一个副总编辑。我心里有些嘀咕,窃以为碧红也知道要用这些来撑门面。领导先讲碧红和她夫君咋认识的,说是在准备讲话时多方查证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的。他说的很有些幽默,说在那一年12月月末的一个灰蒙蒙的凌冽的清晨,碧红和他的夫君分别被各自的单位派到甘肃去出差,在飞机上认识了,回来后一个礼拜就确定了关系。“也就是说,碧红和他的夫君是一见钟情”,领导说得大家一阵掌声。然后领导说到他记得的一个画面,是一张照片:在08年5月16日他们报纸上出现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只拍了一张工作证,旁边的空白之处有一段文字:我自愿去清平乡参加救援(那一年地震,清平乡夷为平地,碧红告诉过我,她到清平时候看到所有的房屋都垮了,拍了些照片,其中有一个当时清平镇的门牌),如果出现意外,我自己付全部责任,只请通知我的家人。然后是17个医疗工作者的签名。领导说当时在场的碧红凭着她的新闻敏感,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并发了回来,很快见了报。碧红当年成为全国优秀记者。
  我不晓得在场的碧红的亲戚朋友对这一段话会有怎样的感受,至少我被打动了。我看到碧红的努力,她的用心,她简单地一点一滴地靠自己的努力接近自己的理想状态。她对自己的期许是日常的,现实的,不用踮起脚尖去抓自己够不着的东西,但是一旦机会来临,她会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或许碧红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根本不想那么多,就像她的这个婚姻:她和夫君相识相爱后才知道夫君曾有过一段婚史,有一个小孩。她来告诉我的时候她也非常迷茫。但她看重他们彼此相爱,她相信在这个什么都有又什么都缺失的社会,唯有爱是最靠得住的。碧红不是那种浪漫得老在空中飘起的女孩,她跟我说的时候,已经是他们把一切都想好了的时候:诸如他们的婚房,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如果要小孩就可能是两个小孩的负担,他们两家的父母都不是很有钱很能撑得起的等等,但碧红说,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把这一切安排好。
  这,我也相信。
  
  
  
  
  附 《学生碧红》
  
    碧红在没有成我的学生前我就知道她了。
    那是2002年高考之前。那一年女儿小罡要参加高考。但在“二诊”过后,小罡出现了一些状况。先是不能忍受学校搬到郫县犀浦。据说学校搬家的头天晚上,她和她的女友在操场上走了很久很久,很是不舍。过去还不到半月,她都已经说过很多次,好想回到成都哦。我当时无暇顾及,只觉得小罡在扯拐:在哪儿你还不是住校,有啥区别。直到有一天,小罡在深夜给我电话,哭着说:妈妈,你不赶快来接我回家的话,我就只有死了——和以往大喊大叫不一样,小罡压抑的啜泣让我差一点就不顾一切了。只是我想到这么晚(半夜两三点钟)这么冷要把她的班主任叫起来,于是打消念头。我安慰小罡叫她快点去睡,“明天一早你就可以看到妈妈了。”
    这一夜我没有合眼。
    从来没有真正自己应对过挑战的小罡这次要见真钢了,她不能面对自己的失败,她想逃。我知道这一点,知道这种逃避对她今后的人生非常不好。但我要帮她!那时我想,如果要我选择要一个健康快乐的女儿还是要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孩子,我当然选择前者!
    对自己期许太高而力量无法达到,小罡心里有了些怪怪的想法:四周都是她的敌人,很多人都在说她,无处不在的声音趋之不去——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她的时候,小罡说。
    回家平息了两天,小罡要求去学校上课,但不能回他们学校。于是我托人让她去交大附中跟读,然后再回自己的学校考试。我开始早送晚接。第一天接到她的时候,小罡很兴奋地告诉我,因为是新来的同学,班上的人都不张我,只有女班长对我很好,把原来老师讲得笔记借给我抄。我记住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碧红。
    第二天第三天回来,小罡叨叨地告诉我,碧红今天又帮我跟那些为难我的女生解释:大家都是为了高考,都包容点儿吧。她还叫那个骂我像懒猪的男生给我道歉,她说,人家小罡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转到我们班来,肯定有难言之处。我们尽量善待别个吧!
    我没有想过和小罡一样的独生子女能这样想问题,我在心里开始想碧红这个女孩究竟什么样!
    小罡一周后又回到她的学校,很快去了北京新东方,很快又出国了。最终没有参加高考。但她也并没有少经磨难。这是后话。
    碧红肯定给我了很深印象。因为那年我接的新生中有一个叫碧红的女学生,我竟然很冒昧地一问,果然是她——交大附中那个热心肠的女班长。只是她已经记不得小罡啥子样子,“临时转到我们班来的人太多了”碧红笑嘻嘻地说。
    我没有告诉她,她曾经给一个有心魔的女孩子多么关键的理解和善待!这种东西会给这个女孩子的一生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个女孩的母亲曾有过怎样的感激!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对!不是师生关系,更像朋友!
    我只给他们上了一年课,只是她的情况我一直都知道。大二专生本,她顺利过了。听其他老师说,这个专生本的班上同学学习风气之浓,上他们的课完全是一种享受。碧红仍然是这个班的班长,每次看到她,也看不出有多大的压力,人总是笑嘻嘻的。后来她有了男朋友,相处很好。再后来给她指导毕业论文,听说她每一次招聘都不放过:公务员,记者,中小学老师等,有几次还让我拿主意。后来她去了一家大商场成了一名楼层副主管,干了快两年了。最近又应聘去了一家报纸。
    前天见到她,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先收敛了她的快嘴快舌,讲她和她男朋友分手了,“或许今后我会后悔”她说,说话间有些迟疑。我正待安慰她,她接着告诉我,又有了一个新男友:“郭妈妈,你不晓得,我这次感觉好极了!有点儿像一见如故,认识了好多年一样。我们在一起不过十几天,但我们非常投契,说什么都找得到共鸣。”碧红告诉我,男孩子家是成都的,(她原来的男朋友家是北方的,年龄比她小一些。谈恋爱时说普通话,很不爽——说这话时碧红嘻嘻一笑。)家境一般。“我们都谈到结婚的事了。”碧红说。“男朋友已经27了,是个孝子。爸爸妈妈都盼着他结婚,我答应他‘2008,我们结婚吧’!”碧红哈哈爽笑,快乐的简单的样子。
    我被很深地感染了!
    碧红还告诉我,一想到结婚她就心花怒放。“我们钱都挣得不多,家里也没有条件给我们抽起,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本来我们家倒是有一套小房子,不好,但做新房还是可以。但我怕这样一来,朋友会瞧不起他。所以我们还是慢慢存吧,我相信我们到时候按揭一套小房子,或者二手房是没有问题的。”
    碧红就这样说着她的婚事——日常的,平淡的,市井的,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可爱的,快乐的!
    我再度被深深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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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40:万伯伯儿、田伯伯儿在40年前他们从各自的厂抽调到二轻局宣传队,一个吹长笛一个拉二胡。平时上班,有演出聚在一起。在此期间,他们分别认识了在中央厂矿当幼儿园老师的王姐和在二轻系统工厂里工作也被调到这个宣传队作独唱演员的张姐,组成两个家庭。
  34:我、张嬢嬢、周伯伯儿34年前成了大学同学。三个大学同学就在这一年认识了另一个同班同学的男朋友李伯伯儿。
  30:陈伯伯儿、田伯伯儿、张嬢嬢在30年前成了研究生同学,师从屈守元先生。
  69:万伯伯儿从今天开始成为“70后”。
  59:周伯伯儿将要跻身“60后”的队伍。
  因为这些数字,我们今天在万伯伯儿家中聚会。席间田、万演奏二胡、长笛,张嬢独唱在《那东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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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二

  再说说我的”上海师傅“公公。
  还是这本《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上有这样一个记载:
   1957年 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先将它发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已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批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派互相呼应。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写作以及毛泽东的谈话都表明,一场大的反击运动就要开始了。
  
  
  据我的“上海师傅”公公回忆,反右开始前他其实不在机关上班,他因胸膜炎发作住进了医院。同事们去看他,他根本不知道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医院里,他慷慨陈词,大谈牛科长的危害(当时的一个讽刺片“新局长到来之前”在各地放映以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作为阿谀逢迎、瞒上欺下、吹牛拍马的典型人物的“牛科长”和他的同僚们,遭到了机关、团体干部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厌恶,对有关总务工作中的坏人、坏事作了不少指摘,类似性质的批评文章,在当时某些报章杂志上时有所见)。不曾想,他出院后不久,就因为他的言论,被定成他们机关里反党集团的头头,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并发配到峨边劳改农场劳教两年。据我公公回忆,当时在峨边劳教时正遇到所谓的“自然灾害”,在外面的正常人都不晓得饿死了多少,何况像他们这些犯人。在我公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记得他说过当时在峨边农场的人大多是因为历史上有问题被定为极右分子的,而且是国民党的部下多,也有共产党党内的右倾,比如他。正因为他劳改之前是共产党干部,在最饥饿的时候他被优待安排在伙房里劳动,比起他的老朋友当时的成都大学(西南财大的前身)的大学生右派张叔叔,饥饿的程度就轻多了。据说张叔叔有一天被安排去放羊,饿极了的他居然把一只小羊羔一脚踢下山,然后谎称羊羔自己摔下去的。当天晚上被狠狠审讯之后的张叔叔顾不了那么多了,偷偷摸黑下山,在乱石中找到羊羔然后带到山上一个避静处烤来吃了。
  
  我想说的是一次巧遇。80年代中期我夫和一帮朋友成立了一个协会,成员多是在成都的大学教师。朋友之间摆谈时说到自己的身世,一朋友的父亲也是右派也是在峨边劳改农场劳改,只是他的父亲当时死在农场了。什么时候死的,什么原因死的,那位朋友一概不知,只记得是62年还是63年他们家里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我夫回去问我的公公晓不晓得这个人,公公居然回忆起当时有一位此姓氏(因这个姓氏的人不是太多)的人,是工商局送去的右派,戴个眼镜的知识分子,平时喜欢唱京剧中的黑头(花脸中的一种)。热心的公公还约了几个他的难友,一起回忆了这个朋友的父亲。说他当时是饿死的,因那段时间死人太多,究竟埋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我朋友后来去了峨边农场。那是90年代初期。他找到了也是当年劳改释放后留在农场工作的人,那个人找到了当年的花名册,是一本很旧很旧格子很窄的记账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当时死亡的人。朋友在一条1960年死亡人名单中找到了他父亲的名字。他给这个本子和这一页拍了照。问这个管理人员有没有印象这些人埋在什么地方,这个一直说着自己只晓得这些可以保证自己为自己说话负责明显带有在监狱里呆久了的人表现出的后遗症的人,指了指山下一大片,说:都在那里!
  之后,我朋友在可能是他父亲在这世间的最后栖身之地燃上三柱香,跪在那里大哭了一场。
  
  我公公成为裁剪衣服的“上海师傅”已经是劳教回来的事了。从1960年到1979年近20年时间,他做过很多下劳力的活:做钳工,装车床,拉板板车,卖红薯,只要能挣钱。我刚到他们家时他常说,做裁缝已经是很不错的事了,至少是个手艺人,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吃饭。那时我不知道他曾经并不是做这些活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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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上课,给学生讲到新闻因其以事实为生命的特质而成为考察社会、历史进程的依据时,举了《20世纪中国全纪录》书中的一些消息为例。这本书是上90年代中期在台湾出版,大陆重印的,把1900年1月至1994年12月期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发生的大事件一一记录下来,其中有很多图片资料。由于版面有限,每一年每一月只有一个页码,不能把当时的所有事件统统记录在案,但作为了解当时社会现实的依据之一,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有用了。我记得当年一并出版的还有《20世纪世界全纪录》,编排体例一样,但因我的浅陋,以为世界就和自己的关联不大了,居然没有买。现在想来后悔之极。
  我给学生讲1983年12月1日的一条消息:商务部通告全国,敞开供应棉布、絮布,取消布票。这条消息让我的那些90后学生一头雾水。这条消息说:中国大陆使用布票,起于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因为当时市场紧张,全国人均占有棉花和棉布分别为3.6斤和21,4尺。学生们听后还是不能理解:这么多了怎么穿得了!于是我告诉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化纤布,棉布不经穿,每个人21.4尺布只能做一床被子。我们小时候经常穿哥哥姐姐的衣服,他们长大了,就把他们穿不了的衣服改给我们穿。那时候过年能有一件新衣服,是当时所有小孩的梦想。
  这条消息还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78年暑假我刚上大学一年级。好像是因为我上大学,邻居送爸妈了一块灰色的确良布。我心里一直记着这块布,学校一放假我就拿着它去找我家街头口子上的一家缝纫店准备给自己缝一条裤子,听说那里有一个上海来的裁缝师傅。刚走到店里,遇到一邻居,也是来找“上海师傅”做衣服的。一见我就大声武气地说:“听说你考起大学了哇?!”正处于特别有优越感而又不知道怎么表述的我也大声武气地回到:“啊!就是!”“哪个大学喃?!”她问。“川师!”这时候缝纫店里的一个正在锁扣眼的姆姆接话了:“啊,你考起川师了!我们师傅的儿子也考起的是川师!”我眼睛离开我的邻居,转头对着那个师傅,大声问:“真的啊?他在哪个系喃!”“中文系!”不是“上海师傅”的回答,还是那个姆姆抢到说的。那个师傅只看了我一眼,低头做他的活路。我的那个“占”在那个时候总爆发了:“啊啊,中文系?!他是那个喃?!”我兴奋惨了,没有想到就在我家附近,就在我们这一带都知道的这个“上海师傅”家中,就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在《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中记载那一年全国一共有约570万青年报考,27.3万人被录取,这么小的比例,居然我的街坊邻居中就有一个我的同学!!
  记得“上海师傅”当时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在给我量裤子的时候告诉我布料可能不够,但“没关系,你明天来取吧!”他说。我第二天去取我的第一条的确良裤子,因为布料不够,“上海师傅”很精心地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进行了拼接,我的裤子穿起来合身极了。临走时我大声地告诉“上海师傅”:“谢谢您哈,叫您的儿子来耍嘛,我家在那儿!”我详细地告诉了“上海师傅”。后来,他的儿子真的来我家耍了,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我的那个“上海师傅”公公后来还经常说,是他先认识了我。这个他说得倒不是那么准确。只是因为我到了他们家的原因,“上海师傅”的裁缝手艺日益高超起来。他完全不顾自己半路出家被四川人叫做“半打子手艺还敢吃钱”的技术,啥子样式啥子料子的活都敢接敢做,反正做坏了拿回来给我穿就行了。那段时间,我夫说他爸不知陪了多少“耍党”。而我,那段时间好多照片上穿得花花绿绿的衣服全是他爸的裁废了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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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最后一天

  昨天在家看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小你推荐的波士顿爱乐乐团指挥本杰明的一个演讲视频,记住了他讲的三段话:
  我在45岁的时候有一段经历——我在指挥乐团20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意识到,乐队指挥自己完全不出声音。他的能量在于发挥别人的力量。这个观点改变了我的一切。那是一个对整个生活的改变。我意识到我的任务就是发觉别人的潜力。我要知道我做没做到这一点,我观察他们的眼睛,如果他们的眼睛闪光,你就知道你做到了。所以,你如果看到闪光的眼睛,你就知道你做到了。如果我的队员眼睛里没有闪光,我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0年前的爱尔兰正值动乱我正好在那里,我去帮助一些天主教和新基督教的孩子解决一些矛盾问题,我弹了一段(肖邦的一段忧伤的序曲)。这是一个冒险行为,因为他们都是街上流浪的孩子。一个孩子后来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典音乐。我哥哥去年被枪杀了,我没有为他掉一滴眼泪。但昨晚你弹那个曲子的时候,我在想我的哥哥,我感到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你知道吗?为哥哥哭的这种感觉真好。
  最后分享一个我们话语造成的不同。我从一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活下来的女士那里学到了这个。她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她在15岁时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时她的弟弟8岁,他们的父母都被杀害了。她告诉我这个:“我们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发现我弟弟的鞋不见了。我很生气,说:‘你怎么这么笨,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不能看好你的东西吗?’——不幸的是,这是她对弟弟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再也没有见过她弟弟,他没有幸存下来。当她活下来后,她发了一个誓。她说:“我再也不会任何说一句话,如果那句话不能当做我死前的最后一句。”
  本杰明用生动、激越的演讲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可能去努力达到的一种生活态度。
  
  另一个是一个女孩写的东西。妞妞是丽丽的女儿,一直知道这个女孩读了很多东西,是个知性的女孩。昨天看了她写的东西,惊讶她的语言之余,还感叹她对世界认知的角度以及她身上具有的一些神性情怀。这个世界上你有向往敬畏的东西,你就有了一定的维度,很多东西你就能去面对,你也因此可以获得很多快乐。下面是她写的一篇文章:
  
  旅行的7种快乐
  
   整个大学期间有价值的两件事,除了花5年时间终于被熏陶得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再就是旅行。在母亲为首的一些亲友眼中我大概是变得狂野可怕难以约束、无下限的追求刺激新奇、疾速的驶向危险境地。对于这些错误的印象我不打算在此予以辩驳,毕竟这是个人尺度的问题。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是一个过分保护的母亲呢。但我真想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快乐!于是决定要好好讲讲旅行带给我的正面影响,给我人生的解救。希望对于亲友的担忧多少是些宽慰。
  
  一
  生而为人的渺小
  
   看到天地的广阔,让我觉得自己渺小。渺小怎么会是一种快乐呢,听来似乎有违常理。
   在所有的景色里毫不犹疑的我会说最喜欢雪山。站在山顶或者垭口,望向对面连绵的雪峰,山体反射着白光,高过云层指向天际,会感到一阵幸福流。世间竟有这样的景致,使此外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置身其中全无力招架,顿生出生事如转篷的唏嘘。渺小,可又是这样愉快的一种渺小,因为在这样的大视野里个人的失败、日常生活的营营苟苟也都一并的直低到尘埃里去。
   我甚至觉得这些壮阔的美景带来精神冲击,给旅行者提供宽广的时空感,有点类似于宗教解救。那种心生敬畏而有所依恃有所倚靠,那种意识到日常生活之外还有更高的存在(神灵或者自然)、更广阔时空从而能够对现实保持微小而超脱的距离的感觉,是相通的。它当然没有宗教成系统,也没有像后者那样对于困扰人生的哲学基本命题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有的只是一个瞬间的感受。可是对于生长在没有宗教氛围的国度,学习进化论和解剖学,目前为止暂时还感到上帝和佛祖的说法难以接受的我来说,这样一个瞬间的精神体验也是弥足珍贵的。这样一个瞬间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何时忘却营营的感慨,也能是对现世压力的一点对抗,对现代社会特大号自我膨胀出的压力的一点对抗。
   所谓望峰息心,窥谷忘返。山川河流是自然予人的精神spa。
  
   以后我是不是也可以无赖一点说旅行就是我的宗教信仰,以此来要求信仰自由的权利呢?:)
  
  二
  自由,无限可能
  
   这是在路上最常有的感觉之一。
   火车车厢逼仄的空间里和周围人迅速熟络起来。长途夜车上向窗外看星空和山谷里人家的灯火连成一片。森林中徒步闻到松木芬芳。小客栈的灶台边并手烤火。晚风习习中走过古城花市。日影西斜下踩过碎金一地的雪原。泡在天然温泉里喝啤酒。疾驰的皮卡车里,土路的颠簸感如策马奔腾。雪花飘落的凌晨抵达白云深处的寺庙。城郊歌声中见证流星划过天际。黎明时分的草甸上等待日出,看晨曦怎样点燃山头,再斟满山间野花,最后辐射到谷底的流水生出袅袅薄雾。
   ——所有这些旅途中的美好时刻都使人不可遏制的感到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的!原来心灵可以这样自由!未来可以有这样多无限可能!这种快乐像链式反应一样膨胀开来把旅人的心鼓得满满的。
   其实我也怀疑人生客观上真能自由,旅行时这样的感觉可能只是一种错觉。可是错觉又如何呢。在具有进化优势的认知偏差里好好生活下去不就是乐观主义的真谛。不知何处看来句not necessarily to be strong, but to feel strong 深以为是。自由也是一样,不能真的得自由也要感觉自由。
  
  三
  审美的乐趣,丰盈细节的感官体验
  
   天上的星空是有序的。风拂过松林和竹林发出的声响有不同,前者像是梵音天籁,而后者,是世界最最温柔的耳语。深山老林里潮湿润泽的气息咒语般准确强力的唤醒幼年对山的记忆。赤道附近黎明时紫色的天空瑰丽绚烂,高原地区早晨的空气凛冽稀薄。石头上霜的结晶形态。阳光鹤立台阶带来视觉上的暖意。夜里徒步耳机线冻硬后的质地。河谷里的风炙热干燥,垭口的风风温却很低。羚羊的屁股茸茸软软。荒原上乌鸦群的盘旋寂静无声又经久不歇,像妖风托着一团黑色羽毛。
   自然界意象万千又同时有着丰满动人细节。全唐诗的意象加在一起来描述怕犹嫌贫乏。若说是全景片里装着成千上万的特写镜头,影像却还只是一个维度。色彩纹理声响气息质地触感温觉.....对这些细节的感官体验所带来的审美乐趣是这样充盈而令人喜悦。
   旅行的越多感官体验越发敏感而非适应,越有助于在日常中探索发现和享受生活的滋味。有时在三环立交桥上看到城外龙泉方向远山如黛的样子也觉得感动。周末爬青城后山,落叶满阶,拾级而上也觉得无限美好。
  
  
  四
  松弛的心态
  
   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面对任何不熟悉的事物、未知的挑战都会心跳加速,四肢发冷,像是全身的血液都被发疯的心脏抽吸去了。我痛恨自己这样,却又无能为力。甚至旅行出发前也会紧张。最近还可悲的染上了飞行恐惧症。
   但在长途旅行的后期却能够进入一种非常松弛的状态。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是也不去思虑。对人对事对自己的接受度很大。
  
  
  五
  运动
  
   高中的时候考试跑800m,体育老师表态只要跑完不管多慢都给及格。可是我不敢去跑,觉得800m能直接要了亲命。而现在我可以每天跑5km。
   热爱运动大概是旅行,带给我最无庸置疑的好处之一。即使是母亲也要承认这点功绩不可磨灭吧。
   我真心的觉得不爱运动的人是尚未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比如我的童年和青春期就是被校园风靡的各色球类运动给抹杀了。能想象一个天生反射弧过长的人有多么难以发现球类运动的乐趣吗?
   可是我喜欢在山里面走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纵情呼吸带着草木味雨水味土味带着风温的空气。喜欢蹬山地车蹬得腿像铅一样沉蹬上山顶再放下去听耳畔的风声。到后来衍生出对跑步的热爱。跑步燃烧脂肪是没有明显的感受,但绝对燃烧负面情绪!运动完真是莫名其妙没由来的开心。
  
  
  六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
  
   向来贪恋听各地方言。有地气。一个人的口音是从小长养的那方水土在其身上留下的痕迹。谈话时一开口,在听者那感觉像是掀开门时扑面而来的穿堂风,整个空间瞬时充溢着言者的气息,隐约透露着故事。若是能识出是乡音何处就更妙了,仿佛已经窥见一丝其生活的背景童年的影子。
   也喜欢当地人特别是劳动人民质朴的表达习惯。有时一句朴实无修辞的话也像是有诗的力量。他们有的带着天生的羞赧,生存技艺熟练,对天灾人祸和命运的流离不幸态度平静安然,叫我着迷。有的爱吹牛提劲,可是那对人对事热切的态度颇具感染力。总之苦也罢乐也罢,相比较而言,他们看起来更能够和生活相处融洽和睦,不像现代社会都市人和生活的关系这么紧绷绷的、剑拔弩张。
   还有他们讲述的经历。那些源于生活的故事如此的真实感人。我带着八卦的探究欲去刨问,心里面对故事和故事主人公的敬意则丝毫不亚于对待那些饱受赞誉的小说家。那些故事有的关涉风花雪月的爱情,有的反映生存的艰辛不易,但都共通的有着对生活全情投入的人物。赵师傅是我迄今为止遇见过的最伟大的讲述者。他讲述个人恋爱史时带着张掖口音,悠扬的说"这是生活啊",简直余音绕梁般在我脑海里回荡。
  
  七
  陌生人的恩慈
  
  文章还没写完。
  
  因为这两个东西,让我感觉昨天,这个四月的最后一天非常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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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

  已经好多天这样了:晚饭后,和周伯伯儿、奶茶一起围着院子走一圈然后上迎宾大道,然后慌不迭地走到金牛宾馆路口,回来。然后洗漱上床,这时候也就是晚上9点过一点。我之所以这么早上床,是因为躺在床上看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那是我每天幸福生活的开始。每天这个时候,我先会在躺下去的同时喊上一句:太幸福了。然后我会提醒自己:今天只看到12点。但这个基本无用,我一般都会看到了凌晨3点,然后强迫自己睡一会。说来奇怪,原来我坐在电脑前看我打死都看不到那么久,一会儿就想睡甚至打盹。现在,周伯伯儿解释说这是因为躺倒看不累。
  每天如此。第二天,我照常7点起床,还好,只是脑袋有些昏昏然而已。
  当然这是把课上完了的情况,每周三的晚上我开始。第二天白天,我的脑子里几乎是头天晚上看的情节,耳边全是这个剧里主题曲《嘀嗒》。然后又到了晚上,又重复昨晚的一切。
  幸福极了!
  我终于明白周伯伯儿为什么在我极尽打击之能事后依然不管不顾地一个接一个地看我曾讥谑为烂电视剧的原因了。那是因为当你进入电视剧中,眼前的生活就非常微不足道了。我曾经不只一次地嘲笑周伯伯儿对那些电视剧的痴迷,为了让他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有点儿想法,我挖苦嘲笑在朋友面前愤怒控诉他看电视剧。但是现在我看的全是他看了后推荐给我的:《双城故事》《请你原谅我》甚至《甄嬛传》。每天,我一吃完晚饭,心里就一直在念:幸福生活要开始了!
  所有的高兴和不高兴、所有的让我牵肠挂肚的烦恼这个时候都让位给了《北京爱情故事》让位给了《嘀嗒》。这几个小时以及持续到第二天的牵挂咀嚼回味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时针它不停在转动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小雨她拍打着水花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是不是还会牵挂他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有几滴眼泪已落下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寂寞的夜和谁说话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伤心的泪儿谁来擦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整理好心情再出发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还会有人把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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