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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发明的词汇。对于我们普罗大众、芸芸众生而言,尽管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也许不情愿成为“沉默”队伍中的一员,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一生“沉默”的命运。应当说,知识分子是可以改变的,毕竟他们拥有知识,拥有天然优势的“话语权”,他们不仅可以用口说话表达不同意见;更善于用笔发言,传播思想。
可是我注意到,知识分子中同样不乏“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有个别精英人物自愿选择了“沉默”的人生道路。沈从文先生无疑应当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沈先生在1949年以前,不仅是中国文坛的一员健将,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他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边城》、《长河》等经典小说,都创作于所谓的“旧时代”。进入1949年“新时代”以后,沈从文先生令人吃惊的是主动放弃了自己为之热爱和奋斗的文学创作事业,甚至连一个作家的名份都不曾享有(沈不是作协会员)。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作协主席的巴金先生来北京开会,曾经到家里看望过沈先生。令巴老意外的是,沈先生对于自己在解放后远离文学界而钻入故纸堆(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没有丝毫的不平之语,甚至感到欣慰。我们知道,尽管沈先生同所有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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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的意义

 
本来“经济的发展需要制度的配合”并不是什么时髦话题;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有一条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具体到现实实践,对于经济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我们却多年来甚至时至今日似乎仍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例如,我们一方面强调经济体制也就是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在经济实践中则又往往抱着陈旧的经济制度和观念不放。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国企改革。众所周知,国企改革的口号已经叫喊多年,甚至国企劳动力(职工)的使用都已经全面市场化,但是国企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管理制度却没有根本性变化。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国企的经理,竟然他的收入、升迁与他领导的企业经营业绩无直接联系,而每天最需要他用心考虑的则是如何与上级领导、政府官员搞好关系。而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国企当中依然普遍存在着。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事实上早已经到了必须对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创新的时候了。那么,说到“制度创新”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思考。
下面我们通过分析一起美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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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亚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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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不久的1999年,美国著名的《财富》半月刊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文章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所谓“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特别是对于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以及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亚洲一些政府的领导人,在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仍然声称亚洲的价值观是推动经济的强大动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文章认为实际上正是由于过分倡导“亚洲价值观”的结果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
亚洲金融危机距今已经过去了9个年头了,人类社会也已经平稳跨进了21世纪。在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和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帮助下,发生危机的各国均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重新起飞,有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尤其是作为亚洲两大经济体的中国和印度近年来经济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已经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亚洲另一大经济实体日本,似乎也已经渡过了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状态,有了新的起色。于是,对于“亚洲价值观”批评的声音不仅少了很多,而且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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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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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古人讲“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然而中国几千年冷冰冰的历史现实却告诉我们,所谓的学问几乎从来都是为历代王朝的当权者服务的。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学问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就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群体存在过,要么其本身就是当权者,要么就是依靠当权者的供养生活,所以当然也无法设想他们会具有缺乏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取悦、献媚于当权者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论证当权者政治的合理性更是所有中国传统学问的核心。所以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皆可以称为“御用文人”;而传统的学问也只是“御用学问”。
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不过是为当时的各诸侯国君巩固他们自己各自的家天下统治献计献策而已;韩非子的刑名法术之学更是直接为秦始皇的“统一霸业”提供了理论根据;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是为汉朝皇帝管制人民思想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今天依然被我们广为传诵的南宋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范大人的真正本意,也还是担心的是赵姓的天下沦入异姓之手,所以他以被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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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耶克到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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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当我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竟至整夜失眠,因为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位已故思想家顾准。
也就是哈耶克荣获诺奖那一年(1974年)的11月15日下午,身心交瘁、癌病缠身的顾准已经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即将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于是他很平静地向其弟陈敏之交待了自己的身后事(遗嘱)。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第二天,顾准认为上述的两句话是空话,便要求陈敏之从遗书中删掉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两句话才是最最代表了顾准生前凄楚与无奈的心境。
自从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第一次被打倒的时候算起,对于顾准就是“灾难开头就停不住脚”了:两次被打成右派,劳改苦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贫病交加……所有这一切的人间苦难,顾准都以非凡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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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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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王小波为自由思想家,不是我的发明,是他的社会学家妻子李银河博士的发明。我之所以愿意附和李博士的言论,首先实在是因为我并不认为王小波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尽管他生前荣获过《联合报》的文学大奖,可他的小说真的没有引起过我多大的兴趣,草草翻过他的《时代三部曲》,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令我惊奇的地方;令我惊奇的倒是他的杂文,《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我不仅喜欢,而且欣赏,尤其是他那文采飞扬的文字中所洋溢出的自由主义思想气息,让我有许多的认同感。因为自己一向也是以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自居的,所以我理所当然愿意把王小波归入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队伍。
表达王小波自由思想最充分的文章是他的《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文章。我们知道,王小波本是一个接受过十分纯粹、正统“思想教育”的知识青年,成长于火红的六七十年代,而且在农村那快“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过。可是,我们从他的身上却看不到任何革命年代的浪漫激情,即使是在他的具有自传性质的、描写自己云南“插队”生活的小说里,我们也无法找到那个特殊年代里所谓积极向上,时代主旋律的影子;相反看到的却是“愤青”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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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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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常识简单,就可以忽略常识或者鄙夷常识。事实上我们在历史和今天所犯下的错误中,许多都是常识性错误。
比如仅凭常识和经验,我们便可以知道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自私的。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仅不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总是企图用“斗争”的方法来消灭掉人的“利己心”;而且人为地制造了不少所谓“大公无私”的典型出来。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大幅度下降,我们的经济几乎也到了崩溃的境地。
我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同学做好人好事,而且在班上专门放了一个登记本要大家把自己做的好人好事记录下来。开始大家都比较老实,只是做了好事才记到那个本子上。不久便有个别同学没有做好事,却也在本子上写下某某天做好事的记录。因为老师是凭本子的记录来对学生的品德进行打分的,所以做不做好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本子上写下自己做了好事。于是,弄虚作假在班上成为了一种风气,每个人都争先在本子上记录下自己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好事”。
说谎对人有好处,便会导致多数人说谎。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的“利己”本性。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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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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