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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三部曲中的黄蓉(三)

金庸小说里有许多美女,在《射雕三部曲》中一下子贡献了四位顶级:黄蓉,小龙女,周芷若,赵敏。

这四个人中,最美的莫过于黄蓉。在《射雕英雄传》中,当黄蓉第一次以女孩面目出现,郭靖已经呆了:

 

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长发披肩,全身白衣,头发上束了条金色细带,白雪映照下灿然生光。郭靖见这少女一身装束犹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荡近,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比,笑面迎人,容色绝丽。

 

不只郭靖被黄蓉的美貌惊呆。欧阳克阅女无数,仍然痴心于黄蓉:

 

欧阳克自负下陈姬妾全是天下佳丽,就是大金、大宋两国皇帝的后宫也未必能比得上,在赵王府中却遇到了黄蓉,但见她秋波流转,娇腮欲晕,虽年齿尚稚,实是生平从所未见的绝色,自己的众姬相比之下直如粪土,当她与诸人比武之时,早已神魂飘荡,这时听她温颜软语,更是心痒骨软,说不出话来。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又借杨过之口两次写出黄蓉之美:

 

第一次杨过还小,欧阳锋受重伤之后,杨过见黄蓉不去找欧阳锋,心下暗喜,又想:“爸爸很怕郭伯母去找他,难道郭伯母这样娇滴滴的一个大美人儿,比柯瞎子还厉害吗?”

 

第二次,杨过已经长大,已经与小龙女相爱。杨过找不到小龙女,来到陆家庄,见到郭靖黄蓉。杨过眼见之下心中一凛,不禁脸上发热,那正是郭靖、黄蓉夫妇。数年不见,郭靖气度更是沉着,黄蓉脸露微笑,浑不减昔日端丽。杨过心想:“原来郭伯母竟这般美貌,小时候我却不觉得。”

 

金庸偏爱黄蓉,不但在《射雕英雄传》和《射雕侠侣》中写足了黄蓉的份量,还不过瘾,特地安排了她与李莫愁的精彩的斗智斗勇。也难怪黄蓉是金庸所有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最为人所熟悉所钟爱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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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三部曲中的黄蓉(二)

如果郭靖没有在张家口遇到黄蓉,那么全部《射雕》三部曲的故事,都将不复存在。这是很清楚的。

黄蓉改变了郭靖的命运。但是黄蓉不是自私的女子,她也改变了自己。

自小和父亲生活在桃花岛上,精灵古怪,聪颖非常,但是不谙世事,虽然本性善良,但也没有多少仁义道德的观念。如果不是遇到郭靖,她在张家口继续向北流浪,总有一天会被黄药师找到,父女和好,回到桃花岛上。也许,她最终真的嫁给了欧阳克,说难说得很啊。

但是命运在那一瞬发生了改变。郭靖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与这个小叫花一见如故,和她在一起,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虽然郭靖不知道黄蓉是个女子,但郭靖内心深处一定意识到了,这个人与普通男子不同。

而黄蓉离家出走,心绪低落,感怀伤悲之时,突然遇到了一个自己从未曾遇到过的年青男子。这个人善良大气,豪爽正直,毫不介意她的叫花扮相,也不在乎金钱这类身外之物,而且毫不犹豫把自己最宝贝的东西赠送给她。这个青年深深地打动了她,让她在孤苦伶仃的自艾自怜中突然看到一丝光明,让这个年轻的女子怦然心动,从此心里再也容不下别的人。

两个人爱得刻骨铭心。黄蓉改了自己的性子,开始为别人着想,甚至委屈自己;她处处为郭靖考虑,拜洪七公为师,乃至大违本性,做了丐帮的帮主;她也被郭靖的家国情怀所感染,最终和郭靖一起走上保卫襄阳的艰苦道路。

黄蓉的人物性格鲜明,她的成长历程同样鲜明。在书中,读者看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婷婷少女,成长为有情有义的女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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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三部曲中的黄蓉

一、

如果郭靖没有在张家口遇到黄蓉,他的后半生会是怎样的?

他不会有后半生,路上就被黄河四鬼和侯通海杀了。即使没有被侯通海所杀,在中都和杨康打斗之后,王处一中毒必然身残。郭靖可能会护送王处一,与丘处机和马钰相见。丘处机知晓杨康事后,必然向江南六怪认输,郭靖最好的结果就是报了杀父之仇,回归大漠。但即使他与华筝成亲,最后还是会因为攻打南宋之事与成吉思汗决裂,要么被处死,要么归隐山林,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没有在张家口与黄蓉的邂逅,纵然他性格秉正,郭靖也成不了大事。他不会有机缘做了洪七公的徒弟,不会有机缘成了周伯通的把兄弟,当然更不会成了黄药师的女婿;他不会得到《武穆遗书》,成不了顶天立地为国为民的一代大侠。

是黄蓉成就了郭靖的辉煌。遇到一个与自己灵魂相通的人并不容易,可贵的是,黄蓉不仅与郭靖灵魂相通,还无怨无悔地把郭靖送上了人生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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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对家庭和两性关系应该持什么态度

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专门驳斥过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无聊谎言: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同样揭露了资产阶级“共产共妻”叫嚣的虚伪面目: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随着对人类早期历史认识的深入,恩格斯在写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最终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家庭观。

 

恩格斯指出,家庭的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两性之间的关系,从相对固定的不同群体(氏族)之间的男女交换关系,逐渐向相对固定的个体配偶形式发展。恩格斯写道:

 

要使对偶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专偶制,需要有别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不同。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共同体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这种动力就是私有制。男女间的分工使男性成为私有财产的主要拥有者,私有财产的继承促使父权制的确立,使女性从属于男性,"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恩格斯)。马克思说: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恩格斯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在其他方面,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夫妇义务。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家庭所持的批判态度,扎根于对私有制的批判态度之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从而这种家庭体现出来的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是人类社会从公有制发展到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造成的。因此,对家庭的批判,不是对家庭这个概念的抽象的批判,不是对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家庭的无区别的批判,而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两性不平等的家庭形式的批判。而两性间的不平等,不是根源于自然选择,而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因此,批判的对象不是“一夫一妻”,也不是两性中的任何一性(两性之外的其他性别忽略不计),而是这种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社会对立的家庭形式。这种家庭形式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因此,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对家庭的批判只意味着一件事:消灭私有制。

 

这正是共产主义者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左派以及女权的根本区别。是反对私有制,还是反对男性;是消灭私有制,还是瓦解一夫一妻制;是改造家庭,还是消灭家庭,——这是共产主义者与不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所谓左派的原则性的区别。

 

恩格斯指出:

 

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女权运动暴露出了反社会的一面。很多女权分子把资本的统治与男性的统治直接划等号,进一步把反对资本等同于反对男性(男权),把反对资本主义等同于反对家庭,把消灭资本主义等同于消灭家庭。这种荒诞的观念,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狂热而鼠目寸光的阶级本性基础上。

 

而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第一次为男女平等创造了条件。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女性从来没有获得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那么多权利,而且男女平等,在形式上、在意识形态上,第一次为社会普遍接受。这是资本主义的重大历史功绩。

 

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夫一妻制仍然存在,而且真正成为男女两性平等的家庭关系。这是因为,消灭私有制后,感情因素取代财产因素,成为两性关系的唯一纽带。而在感情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是牢固的而不是松散的,是长久的而不是临时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与现代主张身体政治的女权运动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看了下边的恩格斯的话,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列宁痛斥“杯水主义”了。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

 

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道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吗?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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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是台湾的一面镜子

除了在地理课上,最早注意到高雄是因为罗大佑的《超级市民》。

 

大厦关了一些样品屋 / 屋子加上铁窗防老鼠 / 枪声响彻了六合路 / 谁把手枪丢进了澄清湖 / 于是我们欢呼 / 亲爱的高雄市民 / 威风的高雄市 / 枪声一响齐步走 / 大家团结一条心

 

虽然不知道罗大佑唱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听起来是个威风的城市。后来才知道,高雄港集装箱吞吐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2001年的时候集装箱吞吐量仍然超过上海120万标箱。高雄长期是台湾第二大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工业发达。高雄也经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1860年《北京条约》后高雄开港通商,1864年设海关,日据时期开始工业化,二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也是从高雄开始镇压,而美丽岛事件也爆发于高雄。

  

高雄的历史就是一部台湾的历史。汉族和原住民的纠葛(从打狗到高雄),帝国主义威逼下的开埠,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经济的腾飞,民间的斗争,政治的巨变。

  

常常被人提起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经济的衰落。台湾经济在1994年达到顶峰,那一年台湾GDP达到了2564亿美元,而同期整个大陆地区的GDP为5643亿美元,也就是说,人口只有二千万的台湾,创造的经济总量达到了大陆十二亿人口创造的GDP的45%,人均GDP方面台湾更是大陆的26倍。而如今,台湾的GDP只相当于大陆的4%。

 

在这个过程中,高雄也衰落了。2002年,高雄的集装箱吞吐量被上海超过,排名全球第5位;2016年已经跌落到第16位。2017年,高雄人口被台中超过。另一面,高雄成为台湾人均负债最高的城市,人均负债已经超过10万元。

 

有一首闽南语歌叫《港都夜雨》,唱的是异乡青年来到高雄漂泊的心酸。如今,高雄的青年纷纷“北漂”,高雄没落了。

 

韩国瑜说高雄又老又穷,引起普遍共鸣。其实又老又穷不就是台湾的缩影吗?前往台湾旅行的陆客,除了那些不谙世事的小清新,无不感慨于台湾的陈旧。不论是城市面貌,还是乡村风情,都点缀着破旧的建筑物。

  

经济上的没落,伴随着政治上的争斗。高雄本就是台湾党外运动的重镇,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影响深远。

  

《美丽岛》本是一首歌颂台湾人民创业艰辛的歌曲,无关统独。当年的党外运动也并非全是独派的天下。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镇压和屠杀,台湾左翼力量微弱,反抗国民党政权逐渐等同于了反抗中国“外来”政权、争取台湾独立的运动。而民进党,就集此大成。

 

1998年吴敦义落选高雄市长后,民进党垄断了高雄市长一职长达20年。在同一期间,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争夺“中央”政权上互有胜负,但是台湾整体氛围绿化,中国人认同大幅度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

 

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国民党似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蔡英文政府也力图利用执政地位一劳永逸地彻底消灭国民党。国民党在经历了马英九时代的固步自封之后,洪秀柱企图在两岸关系等核心议题上做出突破,以迎回国民党的“党魂”,但是在各派系的重压下,很快失败。吴敦义被讽刺为“无主席”,国民党看起来确实是无力回天了。

 

但是世界上就是有那样的狗屎运。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手的国民党,遇到了更加不体面、更加无能且傲慢的民进党。即使是陈菊这样的人,也在民进党的大染缸里变得庸俗不堪、令人不齿。在民进党的昏庸带领下,加上大陆的杯葛,台湾的经济形势日见严峻,这竟然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机会。

 

巧合的是,国民党的这个机会也来自于高雄。韩国瑜几乎是赤手空拳前往高雄竞选市长,本来不被任何人看好,居然逐渐翻盘,赢得大量关注和支持,选情看涨,支持率直逼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而且韩国瑜效应外溢,甚至影响到了台北等地选情。看起来,这次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的好日子又要开始了。高雄是否又为台湾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不久前,李敖的儿子李戡在微博上说,大陆人幻想韩国瑜当选是一厢情愿。

 

他指出了一个确凿的事实,即整体上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情感上的疏远。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需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变的。今年的几次台湾民调都显示,台湾人的中国认同在增强;民进党的铁杆支持者恰恰不是年轻人,而是60岁以上的底层居民。

 

台湾的统派虽然支持度很低,但是一直存在。同样是在高雄,除了国民党的韩国瑜和民进党的陈其迈,中华统一促进党发言人璩美凤也在高雄参选市长。这件事意味深长,表明台湾各派力量都意识到了高雄的重要性。而且,虽然支持度不高,但是台湾的统派逐渐露头,而且勇于表明自己的统一立场,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李戡在统派中也是异类。李敖父子,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共产党、骂所有人,非常孤立。他急于把自己树立为台湾统派的希望、青年统派独苗,希望在大陆官方争取到台湾统派独家代理的资格。

 

随着选举日期的临近,韩国瑜和陈其迈都在加紧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韩国瑜在农民和高雄当地地方派系中争取到了支持。陈其迈在11月2日的造势晚会上,则邀请到了200多位高雄的大小工会领袖。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基本盘泾渭分明。民进党出自草根,虽然一再出卖工人,但是仍然在工人阶级中拥有强大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台湾的产业经受不住大陆的竞争,而工人阶级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所以民粹的“爱台湾”在工人阶级中更容易引起共鸣。而对于渔民农民来说,大陆则是经济作物的重要市场。

 

工会领袖支持民进党这样一个高度腐败、寡廉鲜耻的政党,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黄色工会,想到了工会领袖怎样出卖工人利益。NEMO | 从伯恩施坦问题看张一兵、孙伯鍨的捉急水平 一文就曾经指出,德国工会的蜕变先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固然不是好东西,民进党同样不是好东西,难道工人阶级只有在两个祸害之间选择一个,而且是选择当前更加祸害的一个吗?

 

台湾蓝绿对峙造成的社会撕裂,固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但是未尝不是国际范围内,民粹化的左翼和保守的右翼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当前语境下的西方左翼,本就是共产主义话语中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改良主义,这些左翼运动把持话语权,把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一百多年来争取到的成果,逐步葬送在胡言乱语之中,并且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左翼运动不是被右翼打败的,而是被这些以左派的面目出现的江湖术士败坏的。国民党支持度的回潮,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政治局面也越来越像台湾,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变成泼妇骂街,这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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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运动还是妇女解放运动?

METOO运动这把火从国外烧到了国内,最先被烧焦的是高校和公知圈(也就是鲁迅说的那些“满口公理满心婆理”的道貌岸然的低智商右派圈)。这把火什么时候烧到左派圈尚未可知,由于左派圈子在舆论层面上一直缺乏出头露面的机会,所以可能幸免于难。不过左派圈子并不干净,这就不用多讲了。左派圈子和右派圈子的一大区别就是左派圈子里的龌龊事更虚伪,更善于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辩护。比如当年某小圈子里就有过“不和我谈恋爱就是破坏工人运动”的奇谈怪论,而章文也不过归咎为酒局。

 

国外的平权运动已经火爆了多年,早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虽然口头上再政治正确也不妨碍私下里做些不正确的事,但是毕竟已经有了很大的力量。在国内各种平权运动同样是风起云涌,在若干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现实成果,比如动物保护、同性恋、女权等。在国际平权运动中份量很重的少数族裔和移民问题在中国则较少关注,这当然是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有关的。

 

单就女权而言,中国妇女的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曾经是很高的。有些人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来批判1949年后的中国妇女运动,认为这表明政权仅仅把妇女当作劳动力而已。针对男子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女性同样拥有这一历史事实,则用这些权利是自上而下被赋予的这一理由来抹杀其历史和现实价值,而且这种观点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中国妇女运动历史。

 

包括METOO在内的女权运动,主张一种身体政治,即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权利。在对立面,则强调男权对女性的压抑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物化上。男权可以任意把女性物化成或者塑造成其想要的形象,这种做法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当代女权运动最激进的表达方式就是强调女性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女性按照自己的需要或者真实面目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女权在这条路上走到极端会有很多荒谬的结论,比如对谓性工作合法化的主张。事实上,所谓的性工作,恰恰不是性服务者支配自己的身体,而是在获得金钱的前提下把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在一定的场合和时间段内让渡给金钱的支付者。所以在性交易中,提供性服务的一方处于被支配地位,而且必须恭顺的按照约定满足购买者的欲望。这个交易过程相对于一般的商品交易,是不平等得多的。

 

而且一个人如果在经济上让渡自己对身体的支配权是合理的,那么出于其他任何理由、为获得任何形式的回报而让渡自己对身体的支配权必然都是合理的。这样,身体政治就会转化成一门生意。章文酒桌上摸了蒋方舟的大腿,蒋方舟虽然不满但是忍了。换做服务员试试?一定是不同的。

 

木子美(不加V)在微博上写道,“很多女的还不是去蹭顿好吃的,不花钱,听男人吹吹牛逼,看哪个对自己有帮助,认识几个大神,再让哪个男的送自己回家,发朋友圈都是高大上的饭菜和合影,显得有人脉有朋友。”这是一针见血。木子美在微博上发了一些东西,虽然观点未必正确,但是无疑触及了问题的关键。

 

所以,对身体的权力,与其他一切权力和权利一样,都要放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做具体的分析。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而如何支配自己的身体,毫无疑问存在阶级的差别。

 

表面看来,平权运动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平等。但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平等。平等都是具体的。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不同就是不平等。”不同是不可能消除的,不平等也是不可能消除的。恩格斯曾经批判过:

 

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任何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

 

平权运动正是这么看问题的。形式上,平权运动主张的平等不考虑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有两个抽象的字:平等。在这种抽象的平等关系中存在的也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而是只有“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的某种想象中的东西。

 

另一方面,由于平权运动的无内容性,在具体的实践中不能不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自私的社会运动。平权运动追求的不是平权,而是特权。“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这种看似肤浅的口号真实的暴露了平权运动的实质。少数族裔可以对主体民族任意指手画脚,而主体民族不能对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表达一丝一毫的不同看法。宠物和流浪猫狗可以肆意伤害居民的安全和健康,但是居民不能伤害猫和狗。同性恋可以肉麻吹捧自己,异性恋那么做试试看?

 

什么是平等?现代的平等观念本来指的是政治和社会权利。恩格斯说: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这种平等的观念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律结论,我们不久以前还在北美联邦各蓄奴州里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私有制实现的平等仍然建立在阶级和阶级区别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要求更加激进的平等。

 

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它在这上面,而且也只有在这上面找到了它成立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无产阶级的平等的实际内容只能是“消灭阶级”,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这种平等的现实性当然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发展阶段上的。

 

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消灭不平等,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灭什么样的不平等。平权运动是不理解这一点的,因为平权运动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平权运动也不是工人运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什么样的思潮会追求无内容的抽象平等?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思潮,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注定它追求形式上的无内容的平等;要么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它自由散漫、鼠目寸光的阶级基础上。

 

所有的平权运动都在现存社会制度内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可能的吗?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平等就是欺骗。当越来越多的男女同居而选择不结婚的时候,同性恋却在要求婚姻权利,这难道仅仅是为了平等吗?谁都知道,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是一组民事权利,这才是同性恋婚姻真正追求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质上与爱情无关,与财产少得可怜的无产者也没有关系。当女权运动主张对身体的权利时,他们难道不知道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谈不上什么权利吗?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不可辩驳地说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是私有制造成的,并且继续由私有制维护着。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同时出现的是阶级压迫。“家庭”这个概念甚至本来和爱情以及任何感情都没有关系。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Familia〔家庭〕这个词,起初并不是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 est patrimonium(家庭,即遗产),就是按遗嘱传授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如果仅仅是争取平权,而不去反对和消灭私有制,那是缘木求鱼。“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除了法律上的不平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平等当然也是经济上受压迫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女权运动和其它平权运动一样,如果仅仅是围绕着权力与权利打转,客观上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因为它们转移了视线和话题,使一个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成了口水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非常欢迎这些口水仗的,因为这些口水仗有效的化解了资本主义承受的压力,使资本主义可以用一些次要的、无关痛痒的“进步”和“改善”来回避掉关系到更具革命性的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

 

顺便说一句。不同时关注儿童权利的妇女运动,都是不道德的。

 

而且女人与女人是一样的吗?为所有女性争取同样的权利是荒谬的。贵妇和女工站在一起,这是一幅多么荒唐的画面!1917年的妇女节罢工肇始了二月革命,而十月革命之际最后一支赶往冬宫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同样是女兵。

 

向警予同志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妇女运动活动家。她曾经犀利地这样写道:

 

小家庭派大都是学者,政客的夫人,每月丈夫至少有数百元的收,伊们乐得在家养尊处优过神仙的生活,甚么社会问题,妇女问题,都达不到伊们的琼楼玉宇。职业派除最小部分由于事业欲的驱使外,大部分实亦生活迫之使然。浪漫派分子尽是云里雾里过活的小姐,伊们不过从书本上或谈说中摭拾几个新名词,并不了解其意义;伊们从未与社会接近,也从未受过意志的锻炼,所以一遇实际问题的打击便灰心丧气,偃旗息鼓的缩作一团了。

 

至于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惟一条件,在这时候,这层我是极表同意的。但是经济应该如何样的独立?要研究个适当的方法才是。我以为首先宜注意的,就是财产私有制应当存在不应当存在?财产私有制这位先生是个人快乐主义孕育出来的,他是万恶之源,资本制度佣工制度都是由他派生的,无产阶级的生活,都被他剥夺尽了,幸福简直没有了。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试问分家权是不是这个制度下的东西?这种寄生生活,罪恶生活,即使我们争得了,有什么意味?我以为女子既是个人,即有销费,即当生产,为销费而生产,为生产而准备技能,组织团体,共同生活,实行互助,一方面为一般女子解决了各个生活的困难问题,他方面为全体社会建筑了共同生活的良好根基,寓经济独立于共同生活之中,这是较为的当妥善的方法,若乃旗旗号号的提倡个人经济的独立,为私有财产制扬波助焰,这不是解放女子,简直可说是替女子造孽障。

 

我们只有亲密地结合全世界被压迫群众——妇女,弱小民族,劳动阶级成一坚实伟大的三角同盟,以为最后的对抗,以为种族阶级平等的保障,以求世界问题真实彻底的解决,以完全实现我们的主张!参加万国女权同盟会的中国姊妹们,尤应努力完成此一段工作,以为世界各国姊妹倡!

 

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女工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也只有女工们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那怕资本家重重高压,军警威吓,逮捕伊们,利用走狗,破坏伊们内部团结,开除伊们的领袖,然而伊们仍是再接再厉不断地反抗。丝厂工潮就是一个好例。所以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不然,我们的妇女运动将终于是晏如先生所说的,“社会之花”的运动。

 

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站稳立场,而是一味热衷于“反抗压迫”而与各种平权运动无原则的合流在一起,便背离了自身的信念。更可悲的结果,则是成为火中取栗、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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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卡尔?马克思》的若干历史背景

卡尔?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5月5日,今年(2018年)是他诞辰的200周年。2017年,有一部德法比利时等国合拍的电影《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上映。由于已经很久没有关于马克思的文艺作品问世,这部电影引起了广泛关注。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拍得还是不错的。创作者当然不是出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但是这部电影基本忠实于历史事实,并以正面的、积极的、激进的形象塑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

 

关于这部电影及其优缺点的解读已经有很多。本文不再着笔于此,而是向读者介绍这部电影涉及到的历史背景和若干人物。

 

这部电影从1843年开始,终于1848年。

 

 

 

不能不说,创作者很有眼光,影片选取的这段时间,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期。

 

 

一、《莱茵报》

 

在此之前的1841年,马克思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后于1842年到《莱茵报》做了编辑,并于10月成为了主编。《莱茵报》本就具有黑格尔学派色彩,马克思的到来使这张报纸更加激进了。《莱茵报》与普鲁士官方发生了直接冲突,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文章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马克思的手里,《莱茵报》发行量猛增。《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一开始,就是有关林木盗窃法的镜头。

 

 

马克思这些文章招惹了当局的愤怒。《莱茵报》被查封了,电影也由此开始。

 

 

电影中马克思和其他编辑一起,被军警抓走。事实上,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前,马克思已经辞职。马克思后来指出,《莱茵报》编辑部以为他离开了,就会避免被查封的命运。

 

 

马克思真正被警察盯上,发生在法国,他和燕妮被驱逐出法国。这段故事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被要求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马克思一家到了比利时,后来马克思在比利时又被警察抓走过,而且惊慌失措的燕妮也被巡警抓进牢房。

 

 

在《莱茵报》的工作对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有很大促进作用。马克思后来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首先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正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新莱茵报》,成为民主派的机关报,恩格斯后来说《新莱茵报》是“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在报纸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起诉23次之多。马克思7次受到庭审,恩格斯2次站到被告席上。有一次有两个军士借口《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受到了侮辱,要找马克思进行报复。马克思穿着一件睡衣出来见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露出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柄,那两个军士看见以后,很快就溜走了。

 

 

二、青年黑格尔学派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分歧日益明显了。电影里,军警来查封报社的时候,许多人惊慌失措,马克思指责他们,很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激进的马克思与用哲学自欺欺人的黑格尔学派的对立。

 

 

 

施蒂纳后来写了《惟一者及其所有物》,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批驳的对象,直接促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即使你还没有见到,想必也已经听说了吧。……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一切理论的顶峰。”

 

 

三、《德法年鉴》

 

电影中,马克思被抓走时,卢格在囚车上,向马克思吐露,他打算去巴黎出版刊物,请马克思和他一起去。

 

 

这就是《德法年鉴》。这本杂志只出版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刊号就停刊了,原因是马克思与卢格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但是《德法年鉴》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唯一出版的这一号,刊登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无产阶级负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篇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恩格斯在书中写道,“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

 

《德法年鉴》也代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合作的开始。两个伟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终身不渝的革命友情。

 

 

四、《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神圣家族》,第一部著作的批判对象不是他们深深痛恨的普鲁士德国或者资本主义,而是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青年黑格尔派。但是他们激进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很快冲破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束缚。

 

青年黑格尔派以为“批判”才是真实而有力的,是历史的创造者。哲学与群众无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同意。于是有了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这本著作最初的名字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后来马克思改成了《神圣家族》。恩格斯在信中写道,“新的书名《神圣家族》肯定会使我和我家虔诚的、现在本来就已十分恼火的老头儿发生争吵,这一点你自然不会知道。”

 

电影中有一个片段,表现了恩格斯与他的父亲之间发生的冲突。

 

 

电影中,恩格斯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

 

 

电影在这里真实的反映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厂中的实际情况。常常有人说恩格斯是资本家,实际上恩格斯只是高级职员。一直到1864年——他的父亲去世4年之后,恩格斯才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而不久之后,在1869年7月恩格斯就兴高采烈地彻底结束了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

 

电影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酝酿《神圣家族》的时候,燕妮对书名提出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纳了。

 

 

 

电影在很多场面中都描述了燕妮参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创造,也有海伦?德穆特参与其中的镜头。这都是真实的。但是,电影中的这个片段是虚构的。因为当马克思与恩格斯缔结伟大友谊的时候,燕妮并不在巴黎。恩格斯在后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向你的夫人(虽然我还不认识她)及其其他应当问好的人问好。”燕妮自己在《动荡生活简记》中也这样写到,“当我不在家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访问过卡尔。

 

 

五、蒲鲁东等人

 

《神圣家族》热情赞誉了蒲鲁东。马克思也确实在巴黎结识了蒲鲁东,而且往来很多。

 

 

在蒲鲁东与马克思结识之前,已经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该书引起轰动,马克思后来评价说,“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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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姐搭乘顺风车命案想到的

年仅21岁的祥鹏航空公司空姐李明珠搭乘滴滴顺风车被害,实在是让人惋惜的事情。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


首先,是滴滴顺风车形同虚设的司机审核。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仅对司机的审查是敷衍了事,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司机们居然对乘客大肆点评。滴滴顺风车本质上是一款社交软件,而且是充满了恶趣味的社交软件。在这种产品文化下能酝酿出什么样的风险可想而知。命案后滴滴顺风车宣布整顿一周。其实,这样的产品,应该做的不是整顿,而是下架。


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设计了这样的产品呢?有报道,2016年至今,滴滴出行网约车司机有关的刑事案件已有十余起。4月甚至发生滴滴出行的投资人被滴滴司机殴打。可以说,滴滴出行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企业。这样的企业,一方面切合了中国整体的快速市场化无秩序局面,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恶性竞争。为了争夺市场,企业们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时候,任何规则、规范、道德都成了束缚资本扩张的障碍物,统统都被扔进了垃圾堆。


除此之外,滴滴出行的文化是尤其的恶俗。滴滴的总裁是柳青,她是什么出身?柳青的父亲是柳传志,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家中是教父级别的骗子。柳传志把联想变成了一家毫无创新、靠组装个人电脑等低端业务混日子的企业。孙宏斌也是听了柳传志的忽悠去投资乐视亏了100亿。柳青本人是高盛出来的。高盛是美国的顶级骗子公司,参与和主持了无数瓜分中国国有资产的龌龊勾当,高盛旗下的保尔森、佐利克、哈继铭等人都是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渣。可以说,柳青融合了中西无耻骗子之大成,这种人主持的企业怎么会考虑服务、安全、道德、责任?这种人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就是流氓无产者在社会上层的再版。这种人管理和领导的企业,只能到处都是些肮脏的东西。

 

二、


所谓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本质上是现代的高新技术的应用。随着中国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使用,各种技术出现了广泛的应用前景。这些高新技术及其背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本来是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的。但是,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下,首先考虑的是赚钱。除了高铁之外的三个,都是私人资本搞起来的,基本的模式都是实现技术应用、金融资本大规模投入、价格战占领市场、开发和利用用户信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之下,一切“创新”都充斥着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突然的爆发,大量的破产,然后是少数幸存者的垄断,而这些少数幸存者多半也是特别冷酷、特别精明、特别无底线的企业。最终,就像列宁说的那样,“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滴滴不过是这些企业的一个缩影。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利用,最终都会落实在利润上去。而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得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柳青等人确实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混乱而不道德的市场上取得先机,同时他们也让这个市场越发的混乱和不道德。柳青们要对李明珠的死承担责任。

 

三、


李明珠的雇主是祥鹏航空公司。李明珠的同事称,今年4月1日开始,祥鹏航空取消了在昆明基地把工作人员送回自家小区的服务。李明珠出事后,祥鹏航空决定继续提供这一服务,公司的员工在事发后也收到了公司让大家注意安全的邮件。


人们对空乘这一职业充满了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空乘人员和其他普通劳动者一样,都备受资本压榨。2016年6月,以台湾华航空服员为主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就发动过罢工。华航为节省成本,大量安排员工超负荷出勤,甚至要求新进空服员签署协议,同意将每月工时上限从174小时调高到220小时。2012年7月23日,华航一名25年资历的尹姓座舱长因感冒导致心肌炎,引发败血性休克,在家中浴室猝死。在她昏倒前曾连续出勤11天。


如何保障这些长时间工作于狭小封闭空间的劳动者的权益?这是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祥鹏航空能够安排通勤班车,或者报销出租车费,李明珠也不会遇害了。祥鹏航空是低成本航空公司,旅客口碑极差,这样的公司对员工多么不负责任也可想而知。

李明珠的死换回了祥鹏航空恢复在昆明把工作人员送回自家小区的服务。这样一点点应得的福利,也要用一个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这是又一个例证,为什么我在《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要纪念马克思?》一文中说,我们的“现代生活”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靠生命和鲜血争取来的。

 

四、


中国安全不安全?经常看到网上有外国人的描述,说中国如何如何安全,可以晚上走夜路,一个人也不怕,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都要得到赞扬,可见有些国家的治安差到何种地步了。


但是中国真的那么安全吗?在2016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有6427533起,其中杀人8634起,强奸27767起,拐卖妇女儿童7121起。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发生强奸案件多达76起,平均每小时3.17起,也就是说不到20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我们有何脸面去嘲笑印度是强奸大国?如果考虑到未立案的情况,强奸案件的数字恐怕会更加触目惊心。


针对女性的性犯罪是极其恶劣的,而这样的犯罪在我们国家绝不罕见。更恶劣的是,有些人宣扬性交易合法化可以减少性犯罪。这种说辞不仅是对女性的侮辱,更是给犯罪份子的开脱。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性交易不合法,但非常普遍,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花钱购买都轻而易举,但是中国依然有数量如此众多的性犯罪。很多情况下,性犯罪根本不是犯罪份子没有发泄性欲的渠道,而是因为他们有着变态的心理。

 

五、


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孤立的看,这就是一起简单的恶性案件。但是放在中国的大环境下,虽然本来可以避免,却并不偶然。


社会道德败坏,社会无秩序,选择性执法,是非标准模糊,已经持续多年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而道德与法等等这些上层建筑,无一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反映着经济基础的。这个损害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野蛮的自由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让丛林法则成为了人类社会中最高的原则,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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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今天仍要纪念马克思?

首发“新潮沉思录”。

 

01

 

年纪一大就成了医院的常客,这是很多人共同的经历。最近有几个浙大的学生根据孙思邈的方子炼丹,不过我认为一旦生了病,他们还是会乖乖去医院,而不是给自己开方抓药。不过去医院看病的体验确实不佳,这一点也是共识。

 

有一夜,我左下颌的一颗牙疼得像是要爆炸一样,而且在三叉神经的作用下辐射到左半个头,那种感觉让人觉得生无可恋。情绪很快发展到了对他人的怨恨,我脑海中浮现了半年来给我看过牙的一个个男女医生。半年前我被空调直吹了脸,导致这颗牙发炎。结果看了不下四个医生,给我拔了三颗智齿,却唯独这颗发炎的牙没人理。终于,它爆发了。

 

白天中午我去过医院,给我看牙的是个年轻女医生。她准确地判断出我是牙髓炎,开了两盒头孢把我打发了,说治疗要早上去。于是我又忍了一天一夜的疼痛,在夜里几乎崩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终于亮了,我早早出发去医院,另一个男医生接诊,看了我的医疗本,问了我一句出乎意料的话:

 

“昨天为什么不治疗?”

 

“昨天那医生说要早上来才能治疗啊。”我一脸茫然。

 

“医疗本上写的是你拒绝治疗。”

 

疼痛加上怒气让我当时感觉理智崩溃了,真的想杀人。蹲监狱也好,吃枪子也罢,什么都不在乎了。但实际情况是我躺在那里没动,男医生第二次确认了是牙髓炎,然后给我打了一针麻药,随后做了根管治疗。注射麻药那一刹那,我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不到五秒,牙就不疼了。于是在整个治疗结束之后,我恢复了理智,不打算杀人了。这个过程,大约是十五分钟。

 

 

后来翻看了一些口腔科的资料,不禁感慨:在不太久的过去,如果倒霉遇到了绝不罕见的智齿的问题或者牙髓炎,人要遭多大的罪。现代医学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可是,一个现代人真的遇到这些问题,却仍旧未必轻而易举的得到治疗。

 

事实上医疗问题是现代人的心病。首先,看病难。据说现在愿意当医生和护士的人越来越少了,若干年后看病难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儿科尤其严重。看病要排长队,医生真正问诊的时间没几分钟。医生也懒得和你多啰嗦,赶紧交钱拿药走人,有时候可能你病都好了也不知道自己生的什么病。也有医院人少的,但能不能给你治好也是个问题。选一些大医院和专家,感觉上可能更靠谱一些吧。

 

住院成本也是问题。我有亲戚常年跑原苏联地区的。他说,在原苏联的某国,病人住院的护理工作都是护士完成的,家属只有每天若干分钟的探视时间,其余时间不许家属进入。听了很让人向往。在我们这里,情况很不一样,护士做的都是别人实在干不了的事情比如打针换药量血压,其余的护理工作一律丢给家属,家属干不了花钱请护工。护工在医院里是神一样的存在,从病房、手术室(外)一直到太平间。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中国没有了护工这个行当,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要关门了。

 

其次,看病贵。医生朋友们整天嚷嚷,说他们读了多少年的多少书,收入太低了。可是患者的感觉却正相反,觉得看病太贵了。这些年医疗体制改革,改来改去,除了医保大面积覆盖了,其他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医保又动不动就玩把刺激的,传出消息有窟窿。中国式的改革,总是围绕着价格转,不论改什么,中心精神都是一句话:理顺价格。价格到底能不能理顺,到什么程度算理顺了?似乎谁也不知道。药品价格一降,许多特效药市场上都没了。市场上有的便宜药,很多药效又不好。一次我去看病,医生问我前边的农民工朋友,这个药买得起吗?摇头。那这个呢?再摇头。最后开了市面上最便宜的药,对我叹气:这药副作用大,农民工实在不容易。

 

 

谁都不会否认,现代医学是现代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现代医学,我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死了。可是怎么都觉得现代人不该那么悲催,仅仅满足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现代医学足够让我们活得更加健康、快乐,可是为什么我们却感受不到呢?如果有点什么不舒服,只有去百度,而百度只会引导你走向民营医院。吃盐究竟要不要加碘,糖吃多了会不会糖尿病,眼保健操到底有用没用,类似这样关系到每个人健康生活的问题,却几乎找不到答案。

 

我们有了现代的医学,却得不到好的医疗和健康服务。最可怜的是,现代的生产力足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事实上,不要说社会的最底层,就是不少所谓的城市中产,离“体面”这两个字也有不小的差距。

 

02

 

一百多年前,两个大胡子的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研究了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他们面对的问题,本质上和我前边说的体面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社会产品这么多,却还有那么多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两个大胡子一边造反,一边研究各种文献,终于搞明白了两件特别重要的事:

 

第一件,历史的发展不是个别英雄人物造成的,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马克思有句名言:“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搞明白了这件事,就知道了社会不会凭空改变,任何变化和发展都是有生产力基础的。以前人们老觉得社会有各种弊端,是因为人们还没发现更好的方案,哪天有个天才人物研究出了其他人都没想到的解决方案,社会就进步了。现在人们知道了,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会因为个别特别坏的人而倒退。

 

第二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榨取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发现可不得了,如果说第一个发现差不多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发现可大不一样。因为这个发现意味着,整个社会是分裂的,而且分裂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不但是对立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拥有一切,而被统治的工人阶级注定只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已。按照这个理论,工人阶级必须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如果工人阶级不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活该任人宰割了。

 

 

这两个发现结合在一起,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马克思的理论有多厉害呢?举个例子,创造社太阳社等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为了反击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结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事后鲁迅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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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2017

自从2015年以来,博客写得少了很多很多。有许多原因,忙,搞微博,身体不好,写长篇,搞公账号,等等,反正是博客更新的少了。几乎就是断了。自己也想过不要博客了,但是,还是舍不得。毕竟这里记录了自己十余年的岁月,还有曾经的青春。

再见了,2017年。再见了,我的岁月。再见了,曾经的勇气和努力。希望在2018年,我能够更频繁的更新我的难以割舍的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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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的辞职是谁的失败?

穆加贝终于辞职了。远在非洲一角的津巴布韦——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津巴布韦到底在非洲的什么位置,突然以“政变”的标签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如同那些平素大多数人从不注意的国家一样。

 

津巴布韦的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喧嚣。一些右翼和种族主义分子,把津巴布韦的事变当作黑人治理国家失败的例证,公然把穆加贝和黑人比作猩猩,宣扬黑人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而西方国家的白人左派和原苏联等国家要对津巴布韦从独立一直到现在的所有乱象负责。

 

另一些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只在中国才会有这种鸩占鹊巢的荒诞故事发生),则拼命粉饰津巴布韦的状况,说一切都好得很,外媒的报道是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污蔑,土地改革什么错也没有。

 

事实与这些人所说的完全不符。所有这些嘲笑的或者奉承的说法,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别有用心的蛊惑。

 

津巴布韦曾经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黑人与白人严重不平等。黑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展开了长期斗争。但是穆加贝一开始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从1945年步入社会起,穆加贝一直在教书、学习和旅行,一直到1960年已经36岁之时,由于他从事政治活动的朋友被捕,穆加贝才借由抗议运动加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在20世纪60年代,津巴布韦成立了两个主要的黑人反抗组织,一个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另一个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穆加贝属于ZANU,是运动的激进一翼,得到中国的支持;ZAPU是相对温和一翼,得到苏联支持。所以为什么说穆加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有原因的。正如中苏分裂之后的紧张对立一样,ZANU和ZAPU之间也充满斗争,在津巴布韦独立后两个黑人政党之间甚至发生了血腥内战。

 

在重重危机之下,津巴布韦的白人统治风雨飘摇。但是迫使白人政权坐下来谈判的,并不是什么整天被右派讽刺的“白人左派”,而是英国保守党政府,是“老巫婆”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有另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津巴布韦独立后,与英美关系也很好,不仅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英美政府在津巴布韦内战期间还纵容穆加贝政府的屠杀行为,里根还邀请穆加贝去了白宫。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谁有助于对抗苏联,谁就是西方国家的朋友,别的都无足轻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穆加贝还与朝鲜关系密切,内战期间的主力部队就是朝鲜培训的。

 

最终在英美南非等国的斡旋之下,津巴布韦冲突各方签署了《兰卡斯特楼协定》,宣布种族和解,津巴布韦终在1980年4月18日正式独立。

 

津巴布韦独立初期,形成了黑人权贵和白人权贵的共治局面。夺取了政权的黑人“革命者”们马上就变成了精英人群。他们攫取了大量的农场和商业,购置房产和豪车,送子女去私立学校。穆加贝当然也不例外。ZANU也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在80年代初,津巴布韦的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比较稳定。白人保留了对工商业和银行的控制,是津巴布韦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益者。但是很多白人不满于地位的下降,不愿意接受黑人政府,在南非的支持下展开了武装反抗。1985年的选举,白人右翼政党获得了议会中20个白人席位中的15席。正是在右翼白人的斗争作用下,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黑白共治局面破裂了。

 

虽然穆加贝读过马列的书,也曾经自诩是马列主义者,津巴布韦建国后也时不时弹弹社会主义的老调子,但是津巴布韦并没有搞任何社会主义。宋鲁郑说津巴布韦独立后走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还在的时候,许多穷兄弟们喜欢把马列主义挂在嘴边,其实真正的目的无非是苏联或者中国的援助。或者说,这些穷兄弟们真正欣赏的“马列主义”,是毛主席的一言九鼎和朝鲜的金家朝廷。相反,津巴布韦政府的各项政策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框架。虽然1990年起,津巴布韦通过立法,以固定价格强行收购农场,但是大量农场并没有分配给无地农民,而是“租赁”给了黑人权贵们。在这些强盗们的统治下,津巴布韦经济逐渐走向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穆加贝们指责是西方国家、白人造成了破坏。对于这种转移视线的无耻托词,居然有人真的相信。

 

西方国家的制裁当然是有影响的,但是津巴布韦局势的恶化首先是这些土匪造成的。2000年的所谓“土改”更加使津巴布韦经济雪上加霜,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随后经济崩溃。如果剥夺农场主不是用于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制造狂热的种族对立和民粹情绪,只是为了骗选票、为了迎合小农的狭隘心理,那么这种剥夺远远谈不上是正当的。而且这次“土改”的实施,恰恰是为了掩饰独立后没有真正落实的给黑人以土地的承诺。

 

黑人独立运动是正义的,但是国家是否治理得好,是否能够发展,是不能依靠这个历史正当性的。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民族革命就无法成为社会革命,社会就难以进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坚强的推动力,就会半途而废,成为腐败和独裁的点缀。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津巴布韦独立标志着该国黑人运动主导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终结,但是这场革命却远远没有完成。黑人运动的领袖们马上成为了反动派,阻挠和破坏了革命的深入,为了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把国家引向了歧途。在一个缺乏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中,是没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力量制约这些革命的背叛者的。穆加贝的失败,是失败的不彻底的革命的回声,是贪污腐败的黑人统治集团的失败。右派不明白这个道理,对津巴布韦这样的例子,说黑人是猩猩;对委内瑞拉这样的例子,说社会主义是民粹是流氓;对中东这样的例子说穆斯林是人渣。简而言之,用最恶毒、空洞而没有内容的咒骂取代认真的研究。而以左派自居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则痛惜那些独裁者和贪污分子一个接一个的倒掉,在他们眼里为了所谓的“独立”和“反帝”什么龌龊的货色都是宝贝。

 

革命终将扫清所有这些历史的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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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二十年

今天,是我来到上海20周年的日子。

1997年的9月,我的父母和我一起,从老家出发,在北京中转,再乘20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上海。9月7日到上海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除了火车站,一片茫然。学校的录取通知上没写周末也有人接站,其实当天有人在火车站接站到晚上8点多。我们也不知道知识份子做事喜欢搞得乱七八糟,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店凑合住了一晚。七八点钟的时候,和我爸在一条小街边吃了碗馄饨。当时那种点着瓦斯灯还是煤油灯的馄饨摊子,已经在上海消失很久了。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路,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瘸子拄着拐杖从我面前蹒跚路过。

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心情是凄凉的。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任何其他地方,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变了。我从一个青涩的小伙子,到一个年轻的上班族,也曾意气风发的奋斗过,现在却已是一个中年人。

回首往事,人生如梦。美丽过,也痛苦过。幸福过,也悲伤过。展望未来,还有无尽的战斗,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惟愿在将来,抓住每一分每一秒,不再蹉跎,浪费已经不多的时间,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都有一份合格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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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的价值在拥有中央汇金(天涯博客版)

2007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用于购买2000亿美元储备。

 2007年6月27日,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常委会会议上做《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及调整2007年末国债余额限额议案的说明》,指出,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提高外汇经营收益水平。根据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对于超出合理规模的外汇储备,需要进行有效运用与管理,提高经营收益水平。为此,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财政部发债购买的外汇全部拨付给投资公司作为资本金来源。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这部分外汇不属于外汇储备,可以降低外汇储备规模。”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议案。

 财政部于2007年8月起开始发行特别国债。其中第一期特别国债6000亿元,选定当时尚未上市的中国农业银行,通过农行“中转”,由央行购买。具体操作路径是,财政部向农行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筹集人民币资金后,财政部向央行购买等值外汇;同时,央行利用卖汇获得的6000亿元人民币,向农行购买等值的特别国债。这部分国债将于2017年8月29日到期,财政部将滚动发行6000亿特别国债,仍然通过有关银行中转由人民银行购买。

 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成立。财政部的2000亿美元成为注册资本金。中投公司的使命是:“致力于实现国家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在可接受风险范围内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投公司下设三个子公司,分别是中投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两者从事境外投资,后者从事境内投资。也就是说,中投并没有把业务局限于境外。

 中央汇金成立于2003年,早于中投公司。中央汇金成立的目的是代表国家行使对重点金融企业的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支持其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国家注资的安全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由易纲和谢平等人筹划,中央汇金公司成立伊始便被中央银行赋予了金融稳定政策执行平台的角色。央行每每召开金融稳定工作会议,汇金及其全资子公司建银投资都会有代表参加,指导汇金工作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改办便设在金融稳定局。

可见,中央汇金本是人民银行的嫡系,但是2007年被财政部夺走了,而且还置于中投的下边。而且,财政部不是用自己的钱,而是用国债借款实现了这一转移。财政部要夺回对国有金融资本的掌控可以理解,但是为何要把业务在国内的中央汇金放在任务是“国家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的中投下边呢?

 中投刚成立时的败笔尽人皆知。虽然2007年9月29日才挂牌成立,但是在5月就30亿美元投美黑石集团,随后亏损严重。而且中投投资黑石后不就,黑石就投资了中国蓝星。这意味着中投公司的资金绕了一圈后又重新流回了中国。很多人觉得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股份,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中投公司为何投资黑石集团,网上有说法是梁锦松穿针引线的结果。具体内容这里不表,有兴趣者可自行百度之。

此外,中投不仅是在2007年9月29日成立,而且6月底才经由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那么,5月份投资黑石,时间上也有问题。要么是违规操作,在还没有得到人大常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就以中投名义动用外汇。要么就本来不是中投的投资,但是黑石股价下跌,损失严重,所以塞给中投。

 中投公司每年都会发布年度报告。这份报告的财务报表合并了中投国际、中投海外和中央汇金。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会发布年度审计报告。把2016年这两份报告做个简单对比,有意思的事情就出来了。中投的报表是美元,折合人民币用的汇率是6.973,这个汇率是中央汇金的审计报告里使用过的。

 

单位:百万美元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投资收益合计 净利润

中投 813513 734956 83029 75336

单位:万人民币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投资收益合计 净利润

中投 564333968.10 509838977.20 57597217.30 52260583.20

中央汇金 411377146.85 362844317.29 47233911.93 44786420.95

汇金/中投 72.9% 71.2% 82.0% 85.7%

 

很清楚,中央汇金为中投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资产和收益,换句话说,中投的绝大多数收益发生在境内,而非境外。也就是说,“提高外汇经营收益水平”,“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句空话。

 如果没有中央汇金,中投就失去了绝大部分意义。当初财政部的1.55万亿特殊国债,现在仍然是中投的注册资本,中央汇金的注册资本是8282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中投注册资本的53%。这,也许就是当初要把中央汇金纳入中投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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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和林冠华

朱震是台湾反课纲运动的主力,当年最出名的壮举是说慰安妇不都是被迫的,应该感谢日本皇军。今年突然听说来大陆了。而且态度还有了很大转变。

搞统战,当然是统那些不是自己人的。朱震成为统战对象,本身倒没什么大问题。只要他不坚持台独,就可以是统战对象。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朱震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有可能是跟大陆来真的吗?

这么一个人,连在台湾搞台独都不是来真的,跑到大陆来统战,更不可能是真的。

当年反课纲运动中,有一个烧炭死掉的林冠华。林冠华的死因很复杂,之前就自杀过两次。但是他的死是反课纲运动的一个轰动性事件,而且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反课纲成员。

现在回头再看,深为感慨。鲁迅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林冠华成绩差家境差,还真是那个不阔的傻子。而朱震呢?

后边是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上的一组评论,写得发人深省。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台灣天然獨(一)

2017/8/7 下午 06:08:36  陳少甫

 

朱震在2015年以建國中學的高中生身分,參與反課綱微調運動,抗議馬英九政府本擬推行的新課綱微調。微調的內容包含將日本統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為光復台灣,中國改為中國大陸,荷西治台改為荷西入台等。

是時,全台高中生皆感到情緒激昂,並以各種形式透過社群網站及傳播工具相互串聯參與踴躍,前一年由大學生主導的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攻佔行政院,早讓高中生們從電視機前看得躍躍欲試,感到捨我其誰,有為者亦若是。

反課綱運動在民進黨人的推波助瀾下,台灣島內反中、反國民黨的浪潮迭起,反課綱頗有接棒前一年太陽花學生運動的聲勢。這些被蔡英文稱作所謂天然獨的新世代,從太陽花運動的大學生,到反課綱運動的高中生,世代間宛若無縫接軌,也讓傾向台獨的民進黨自信心大增,擺足隨後2016年全面奪權的架式。

太陽花運動後,2014年民進黨在九合一大選時將國民黨打得潰不成軍,台北市及台中市相繼「淪陷」。民進黨贏的詫異勝的突然,一時間竟然「位置太多」,民進黨黨工大量湧入各執政縣市領著人民公帑,尚有餘裕將空位留給黨外戰友。2016年,民進黨從立法到行政皆大獲全勝。蔡英文在未做足準備下,僅僅仰賴姚人多和其趾高氣昂的年輕「文膽們」,在不同競選場合照稿念,便輕輕鬆鬆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台灣開啟了全新的篇章,兩岸也隨之翻過無情的一頁。

回顧2015年的反課綱運動,該年5月,台中一中學生在創校百年的校慶上高喊抗議口號開啟了反課綱的序幕,時任教育部長的吳思華隨即於6月2日抵達中一中舉行課綱座談嘗試向學生說明。8天後,學生及支持群眾聚集在教育部前抗議,6月底,一名學生翻牆進入教育部丟擲油漆包。7月,近50個學生團體和上千名學生,在國教署前高喊「反洗腦」、「反黑箱課綱」,並將寫給教育部長吳思華的公開信折成飛機扔進教育部,威脅政府若不撤銷課綱,將擴大抗議。

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總召朱震隨即對外聲明,表示學生因為沒有力量沒有資源,高中生反課綱的運動將與民進黨、台聯等政黨合作。7月13日,國教署二樓鐵門遭到破壞,部分學生衝入署長辦公室前靜坐。7月17日晚間,學生翻牆進入教育部中庭廣場,並對建築物噴漆。7月22日,教育部遭學生及群眾包圍,23日部分抗議人士使用棉被和梯子翻過拒馬蛇籠進入教育部並闖入部長辦公室。隔日清晨,警察出動霹靂小組支援教育部,隨即逮捕30餘名違法人士。

7月30日,曾翻牆進入教育部的學生「大林」林冠華燒炭自殺,年僅20歲。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台灣天然獨 (二)

2017/8/9 下午 06:30:45  陳少甫

 

2015年7月,當時本就讀莊敬高職餐飲科進修部,為了投入參與反課綱運動而休學的林冠華,燒炭自殺死亡。兩年後的2017年,曾任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總召的朱震,那個從建國中學畢業,繼續在政大念書的朱震,則得意洋洋的選擇站在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及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大門前拍照。

林冠華與朱震,兩人的生命旅途自始便未曾同道相向而行,各自做出的選擇也不一樣,下場更是迴然不同。林冠華的父母親曾在兒子反課綱時,對自己的孩子說,人家建中生衝進去,明年是台大法律系,而你是誰啊?你有什麼資格站出來?你有什麼(能跟人家比)?而作為所謂戰友的反課綱成員,部分人則散播林冠華是警察的抓耙子流言,種種壓力導致林冠華精神上不堪負荷,最終自殺身亡。

從結果看,天下沒有不疼愛孩子的父母,林冠華的雙親並不希望兒子受到政治事件而影響到他個人生涯的發展。他們看到兒子在社會上本來就相對弱勢,卻跟隨著那些頂著明星學校光環,甚至部分家世背景又好的學生們,在街頭四處衝撞。他們根據自己一生在社會磨練所學到的教訓來告誡兒子:你不應該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更不應該成為明星高中學生為了獲得社會矚目的墊腳石。

林冠華的父母親是對的。朱震雖然沒有本事考上台大法律系,但他念了政治大學,同樣屬於台灣的明星大學。而林冠華假若不自殺的話會如何呢?他如果不選擇自殺,或許,他會繼續進修,就讀台灣某一間科技大學;或許,他畢業後會直接進入餐飲業,在基層歷練成長;或許,在他進入社會後,他會有不同於以往的想法;也或許,曾經折磨著他的情緒障礙,不會因政治運動而遭到觸發。

遺憾的是,人生沒有如果,人生不存在假設性的句點。林冠華曾經有的政治立場與他所曾經信仰的,或曾經試圖去相信的一切。後來,都變得不再重要了。

林冠華那些不敢懷抱也不敢奢望的目標,那些在漫長人生中未嘗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他人生所有的可能性,都隨著他的燒炭自殺而灰飛煙滅。在各種壓力和同儕的網路霸凌下,林冠華走不出困境,他找不到路走,他選擇了自殺。林冠華三個字早已被台灣許許多多的人所遺忘,而朱震,或許便是那許多人之一。

那個曾經在街頭上聲嘶力竭、聲淚俱下的朱震,那個在政論節目上高談闊論轉型正義的朱震,和如今站在北京政府機關前拍照的朱震,無論哪一個面向的朱震,都沒有可能會將無足輕重的林冠華放在自己的記憶深處。朱震,以及其他小朱震們,忙著在自己人生的成功道路上攀爬,忙著為自己的履歷增添姿色。

朱震們再次覺醒了,他們幡然悔悟了。朱震如今相信,中國能有不同的解釋。

當朱震站在北京的政府機關前,手握雞蛋自認幽默地拍照時,他或許不會記得曾經有另一個朱震,那個名叫朱震,長得也像如今就讀政大的朱震,他曾對媒體情緒崩潰的哭訴「這到底算什麼?所有人的身上都背負著一條人命。」

也許,現在的朱震,對於那一條無足輕重的性命,也相信它有不一樣的解釋。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天然獨 (三)

2017/8/10 下午 08:26:15  陳少甫

 

在2015年反課綱微調運動中,擔任北區反課綱高校總召的朱震,兩年後拿著雞蛋和北京涉台單位機關輕佻的合影留念。朱震自覺幽默的認為,手中拿著雞蛋,就如「震哥帶蛋」的諧音般,現在的他已站在國台辦和共青團中委會前,如今則擺出「枕戈待旦」的架式了。

對的,朱震如今枕戈待旦地正在攀往自己人生的新高峰,當然值得受到祝福。

然而,曾經聲嘶力竭地反對國民黨政府所推行的,被質疑帶有「中國史觀」教科書的朱震,自然必須面對當年「戰友」和台灣民眾的質疑:當時作為台獨年輕新世代極具象徵性的代表人物,怎麼如今轉眼間說變臉就變臉,也學賴清德開始親中愛台了呢?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朱震是這麼說的:他認為面對外界的質疑,他沒什麼要講的,想說的都寫在臉書上了,並表示希望大家能把他的文章讀懂。當年,他參與反課綱,那是反國民黨制定的課綱,和反對中國無關。

既然如此,「震哥」都這麼說了,無論他有沒有帶著雞蛋,我們都必須檢視一下當年朱震參與反課綱時,以及他參與反課綱後,到底是說些什麼樣的話吧。

在大林(林冠華)燒炭自殺後,參與反課綱的學生們情緒不免變得更為激昂,其中,又以朱震的情緒明顯最為強烈。在和時任教育部長吳思華會面時,他激動地哭訴:「這到底算什麼?所有人的身上都背著一條人命,表面上看來沒有事,(我們)死撐到現在。所有人都在罵,慰安婦加上被迫有什麼了不起的,學生沒有時間整理自己的情緒,學生看見的,是教育的失敗,(教育政策)走離群眾。」見吳思華無法接受撤回課綱微調的訴求,他又哭著大喊:「大林我對不起你!」

是的,從結果論,朱震對不起林冠華。朱震的身上,的確背著一條人命。

我們無法知道對於手握雞蛋站在國台辦前拍照的朱震,會不會對林冠華感到有那麼一絲絲的愧疚感,或者,起碼理應感到些許的羞愧。但朱震顯然並不這麼認為,他堅持自己只是反對馬英九政府所制定的課綱,跟反對中國沒有關聯。

是這樣嗎?他對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台灣慰安婦阿嬤們,他的態度又是什麼呢?

在反課綱運動期間,朱震對媒體表示「國民黨是騙子,我阿祖當慰安婦是自願的。反對強迫慰安婦有什麼了不起,阿媽還高潮了,你們怎麼不說?應該感謝日本皇軍!」針對慰安婦的問題,朱震又舉出他從教科書所讀到的為例,當年存在慰安婦這樣的悲劇,書裡至少寫出了四大好處,其中他認為慰安婦在可以防止日本軍人恣意強姦和防止性病蔓延這兩項「好處」上,最終失敗了,但是他「無法確定」慰安婦為日軍提供性服務以及防止間諜上,算不算是一種成功。

言而總之,慰安婦的存在對於朱震而言,不存在爭論慰安婦是被強迫還是自願的必要,因為這項政策顯而易見地具有「合理性」。起碼,還有兩件「好處」看不出是失敗的。震哥相信,在慰安婦的問題上,台灣人「應該感謝日本皇軍」。

不曉得如今在政大念書的朱震,對於慰安婦的問題,究竟想通了沒有?

或者,也許朱震自大陸交流返台後,如同他對中國的態度有了三百六十度大轉變般,在慰安婦的歷史問題上,他也已「試著去了解其它的聲音」。對於曾被日本皇軍強迫對其提供性服務的台灣慰安婦阿嬤們,朱震大概也想到新的解釋。

2015年8月6日,反課綱的學生們撤離教育部。8月7日,在林冠華頭七的隔一天,由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曾領導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作客,請參與反課綱的學生們一同到台北市中央熱炒店大快朵頤一番。

被人請去吃熱炒有什麼錯?其實也沒什麼錯,只是對熟悉政治圈的人而言,不免嗅出政治味似乎濃了點。況且,最重要的是,死去的林冠華已經吃不到了。

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的發言人陳建勳,在接受政論節目採訪時反駁,運動過後大家都很累,而且「運動傷害」很大,他們不過就是想去放鬆一下而已。是的,就只是放鬆而已,志同道合的夥伴們透過吃熱炒來交流心得、傳承歷史。

反觀林冠華的屍體卻早已成了灰燼。然而,即便林冠華不燒炭自殺,原本就被視為反課綱運動裡邊緣人的「大林」,或許未必會受到偉大「黑島青」的邀約。只是,不曉得當時朱震也去吃了熱炒沒有?假若去了,不曉得他吃得是否開心?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天然獨(四)

2017/8/12 下午 06:02:49  陳少甫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就職中華民國總統,行政院長林全立即針對太陽花運動期間非法侵入行政院的126位被告,全部撤回告訴乃論的刑事告訴。5月21日,教育部長潘文忠宣布,將以行政命令廢除103年通過的課綱微調。

從太陽花運動到反課綱微調運動,至此運動參與者堪稱取得了完全勝利。透過一波波由年輕人參與的街頭運動,不只協助民進黨擊垮國民黨,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和聲援運動的學生意見領袖,此後泰半也都過起了光鮮亮麗的新生活。

協助民進黨重返執政的學生領袖們,若不是進入民進黨主政的政府機關工作,便是成為立法院的綠委助理,要不,便是直接準備參與選舉競選公職。假若對政治沒興趣似乎也沒關係,不少領導者與支持運動的意見領袖們,多半不是出國留學,便是在兩年後「隱姓埋名」到大陸工作。職缺和薪資都頗令人稱羨。

再不濟,連當時還在建中念書的朱震,如今也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就讀;不僅如此,他還透過推廣兩岸交流的中華兩岸交流促進會前往大陸自我改造。朱震不再是個台獨青年了,如今他是個熱愛中華文化的台灣人。他「決定改變運動手段,並試著去了解其它的聲音,試著以客觀的角度,打破維持現狀的僵局。」

面對外界的質疑批判聲浪不斷,對媒體聲稱該說的都已經在自己臉書上說盡說透了的朱震,去了大陸後,他表示「見識到了一貫且有效穩定的政策,也見識到有別於一般發展社會、獨一無二的特殊文化。」看來,凡事都要眼見為憑,朱震的精神昇華值得部分台灣人自我反省。那麼,朱震又在大陸看到了什麼呢?

朱震認為他已經改變了,而且他「希望由我開始,試著朝這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精神邁進,就像是北京市容裡,隨處可見的、親切又偉大的標語裡寫的一樣。」朱震進一步提醒我們,「如果不能確實讓眾人溝通,自由產生意見與討論,那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我們應該互相交流,實踐文明與和諧。」

不以人廢言。朱震說得非常正確,但他的「再次覺醒」,似乎還是稍微遲了些。

回顧反課綱運動結束後的朱震,少了鎂光燈的關注,似乎不免略顯寂寞惆悵。他不僅接受深綠政論節目的邀約大談「轉型正義」、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等,也站在建中校園的蔣公銅像上,撕下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將之貼到蔣介石銅像的臉上,向建中同學宣稱要落實轉型正義,使黨徽與威權一同走入歷史。

然而,不管朱震曾經說過什麼,現在又如何「髮夾彎」的改口,似乎都並不重要。畢竟,覺醒過太多次,也不曉得哪天說不定他還會再次覺醒,反覆覺醒。但是,作為大規模街頭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朱震絕對是台灣年輕世代的指標性人物。當然,朱震也正是蔡英文總統所謂台灣「天然獨」世代的青年楷模。

蔡英文總統顯然總是頗能和台灣年輕人產生共鳴,相互認同。在蔡英文接受日本讀賣專訪時表示「這一代年輕人(天然獨)出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他們對台灣的認同與熱愛,是在生命經驗裡面自然形成的。而且他們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成長,都有自己的自主判斷能力,也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夠把一個既有的想法與價值加在這些年輕的世代身上,而是要讓他們自己去體驗、形成自己的看法,這也絕對不會是領導人要求他們去接受的某一種價值。」

朱震出生於台灣,對台灣的認同與熱愛,自然是在生命經驗中自然形成。在絕對自由、民主環境下長大的朱震,雖然嚮往如唐吉軻德般四處尋找風車衝撞,卻依靠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做出自主判斷:他選擇了前往中國大陸來親身感受中國的變化與崛起,並為中國的強大感到讚嘆,從而形成了自己新的看法。

蔡英文對於像朱震這樣樂於自我改變的人,也曾經對讀賣新聞的記者提出了她的觀點,蔡英文總統認為「鼓勵雙方年輕人交流。因為這代年輕人對很多事情都採取開放態度,也接受多元的價值與文化。兩岸之間如果能夠維持健康交流的情況,讓台灣年輕人可以親身觀察中國大陸的情形,也讓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來這裡走走看看,相信對於年輕人在思考兩岸問題方面,會有很好的幫助。」

朱震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學習接受與包容兩岸三地彼此的價值和生活差異,並在學習的過程中懂得尊重兩岸間客觀存在的歧異,並勉勵自己要以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精神邁進,以實現互相交流,實踐文明與和諧的偉大目標。

朱震思想上的變化,雖有人不解,卻仍令人感到驚嘆。在兩岸關係極凍的當下,朱震的「再覺醒」就像一絲照亮未來兩岸關係前途的光,讓兩岸三地的普通老百姓們,看到了兩岸社會良性交流的意義,也看到了和平的價值與可能。

蔡英文一直以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獨」作為內心自信的厚實基礎,也認為那是民進黨的鐵票後盾。面對大陸,總期望北京要理解台灣如今的新情勢(民進黨上台、民眾支持台獨),並希望兩岸共同來面對這張新問卷(如何根據上述基礎來改善兩岸關係)),一道找出共存共榮的新模式(決心解決台灣問題的北京,該如何學習和過半民眾擁護的民進黨政府相處?北京自己需要找出一個交流的模式)。

北京沒興趣回應「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但朱震似乎卻已經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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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利润高,到底谁的错

8月14日的人民日报在17版刊发评论《莫把工具当目的》,作者陆娅楠。文中具体提到了三家公司,分别是乐视、万达还有四大国有银行。关于这四家国有银行,该文是这么评论的:

 

还有独孤求败的。2017世界500强最赚钱企业榜新鲜出炉,苹果卫冕冠军,“工建农中”四大行紧随其后,继续碾压国际同行,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该为如此赚钱的中国金融业高兴吗?看着仍在阵痛期爬坡过坎的中国制造业,金融业不妨多想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警句。

 

话里话外,意思是要去杠杆,金融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金融业不应该赚这么多钱。这是怎么个逻辑,我不太明白,似乎是银行赚了实体经济的钱,或者实体经济因为银行少赚了钱。整个来说这篇文章各个段落之间缺乏联系,是凑字数凑出来的。因为它先是说乐视杠杆太大了、万达去杠杆了、银行钱赚太多了,又说金融业要配合去杠杆,这意思是乐视和万达不是实体经济吗?还是说金融业去杠杆和乐视、万达有啥关系呢?还是说去了杠杆银行就不赚钱了?不知道。

这篇评论提到2017世界500强排名。在财富网站上,在介绍2017年500强排名的时候,财富也发了一篇评论,名字起得比《人民日报》高大上得多,叫《消弭金融隐形税,发展中国经济》,作者李伟。文中这样写道: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银行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为什么政府要让银行处于一种“躺着”都能够赚钱的地位?原因非常简单,政府需要银行为政策服务,因此必然要“保护着”银行。

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中,假如银行业存在高额的利润率,而且进入的门槛又很低,那么大量的资本就会进入银行业,进入影子银行业,加剧竞争,导致行业利润率下滑,最终使得各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与其投资风险挂钩。在市场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引导下,资金会流向风险调整后投资收益最高的地方,而不一定是政府最希望其流向的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无法控制这个金融体系,也无法决定资金的分配。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那么谁来为那些带有政策目的的项目提供低廉的资金呢?

 

这就有趣了。《人民日报》义正言辞,训斥银行要配合去杠杆,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按照这篇文章的意见,银行的高利润根本就是政府保护的结果。《人民日报》高高在上,要求银行“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突破直接融资瓶颈,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打造适应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链。”而财富网则根本不给《人民日报》留面子,一个巴掌打过去:高利润正是因为政府(《人民日报》无疑是政府的喉舌)要求银行配合政策的结果。

于是,我们看到,两个媒体,两篇文章,都是重复西方经济理论的套话,就这么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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