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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卡尔?马克思》的若干历史背景

卡尔?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5月5日,今年(2018年)是他诞辰的200周年。2017年,有一部德法比利时等国合拍的电影《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上映。由于已经很久没有关于马克思的文艺作品问世,这部电影引起了广泛关注。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拍得还是不错的。创作者当然不是出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但是这部电影基本忠实于历史事实,并以正面的、积极的、激进的形象塑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

 

关于这部电影及其优缺点的解读已经有很多。本文不再着笔于此,而是向读者介绍这部电影涉及到的历史背景和若干人物。

 

这部电影从1843年开始,终于1848年。

 

 

 

不能不说,创作者很有眼光,影片选取的这段时间,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期。

 

 

一、《莱茵报》

 

在此之前的1841年,马克思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后于1842年到《莱茵报》做了编辑,并于10月成为了主编。《莱茵报》本就具有黑格尔学派色彩,马克思的到来使这张报纸更加激进了。《莱茵报》与普鲁士官方发生了直接冲突,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文章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马克思的手里,《莱茵报》发行量猛增。《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一开始,就是有关林木盗窃法的镜头。

 

 

马克思这些文章招惹了当局的愤怒。《莱茵报》被查封了,电影也由此开始。

 

 

电影中马克思和其他编辑一起,被军警抓走。事实上,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前,马克思已经辞职。马克思后来指出,《莱茵报》编辑部以为他离开了,就会避免被查封的命运。

 

 

马克思真正被警察盯上,发生在法国,他和燕妮被驱逐出法国。这段故事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被要求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马克思一家到了比利时,后来马克思在比利时又被警察抓走过,而且惊慌失措的燕妮也被巡警抓进牢房。

 

 

在《莱茵报》的工作对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有很大促进作用。马克思后来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首先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正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新莱茵报》,成为民主派的机关报,恩格斯后来说《新莱茵报》是“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在报纸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起诉23次之多。马克思7次受到庭审,恩格斯2次站到被告席上。有一次有两个军士借口《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受到了侮辱,要找马克思进行报复。马克思穿着一件睡衣出来见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露出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柄,那两个军士看见以后,很快就溜走了。

 

 

二、青年黑格尔学派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分歧日益明显了。电影里,军警来查封报社的时候,许多人惊慌失措,马克思指责他们,很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激进的马克思与用哲学自欺欺人的黑格尔学派的对立。

 

 

 

施蒂纳后来写了《惟一者及其所有物》,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批驳的对象,直接促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即使你还没有见到,想必也已经听说了吧。……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一切理论的顶峰。”

 

 

三、《德法年鉴》

 

电影中,马克思被抓走时,卢格在囚车上,向马克思吐露,他打算去巴黎出版刊物,请马克思和他一起去。

 

 

这就是《德法年鉴》。这本杂志只出版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刊号就停刊了,原因是马克思与卢格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但是《德法年鉴》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唯一出版的这一号,刊登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无产阶级负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篇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恩格斯在书中写道,“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

 

《德法年鉴》也代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合作的开始。两个伟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终身不渝的革命友情。

 

 

四、《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神圣家族》,第一部著作的批判对象不是他们深深痛恨的普鲁士德国或者资本主义,而是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青年黑格尔派。但是他们激进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很快冲破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束缚。

 

青年黑格尔派以为“批判”才是真实而有力的,是历史的创造者。哲学与群众无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同意。于是有了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这本著作最初的名字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后来马克思改成了《神圣家族》。恩格斯在信中写道,“新的书名《神圣家族》肯定会使我和我家虔诚的、现在本来就已十分恼火的老头儿发生争吵,这一点你自然不会知道。”

 

电影中有一个片段,表现了恩格斯与他的父亲之间发生的冲突。

 

 

电影中,恩格斯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

 

 

电影在这里真实的反映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厂中的实际情况。常常有人说恩格斯是资本家,实际上恩格斯只是高级职员。一直到1864年——他的父亲去世4年之后,恩格斯才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而不久之后,在1869年7月恩格斯就兴高采烈地彻底结束了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

 

电影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酝酿《神圣家族》的时候,燕妮对书名提出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纳了。

 

 

 

电影在很多场面中都描述了燕妮参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创造,也有海伦?德穆特参与其中的镜头。这都是真实的。但是,电影中的这个片段是虚构的。因为当马克思与恩格斯缔结伟大友谊的时候,燕妮并不在巴黎。恩格斯在后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向你的夫人(虽然我还不认识她)及其其他应当问好的人问好。”燕妮自己在《动荡生活简记》中也这样写到,“当我不在家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访问过卡尔。

 

 

五、蒲鲁东等人

 

《神圣家族》热情赞誉了蒲鲁东。马克思也确实在巴黎结识了蒲鲁东,而且往来很多。

 

 

在蒲鲁东与马克思结识之前,已经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该书引起轰动,马克思后来评价说,“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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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姐搭乘顺风车命案想到的

年仅21岁的祥鹏航空公司空姐李明珠搭乘滴滴顺风车被害,实在是让人惋惜的事情。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


首先,是滴滴顺风车形同虚设的司机审核。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仅对司机的审查是敷衍了事,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司机们居然对乘客大肆点评。滴滴顺风车本质上是一款社交软件,而且是充满了恶趣味的社交软件。在这种产品文化下能酝酿出什么样的风险可想而知。命案后滴滴顺风车宣布整顿一周。其实,这样的产品,应该做的不是整顿,而是下架。


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设计了这样的产品呢?有报道,2016年至今,滴滴出行网约车司机有关的刑事案件已有十余起。4月甚至发生滴滴出行的投资人被滴滴司机殴打。可以说,滴滴出行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企业。这样的企业,一方面切合了中国整体的快速市场化无秩序局面,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恶性竞争。为了争夺市场,企业们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时候,任何规则、规范、道德都成了束缚资本扩张的障碍物,统统都被扔进了垃圾堆。


除此之外,滴滴出行的文化是尤其的恶俗。滴滴的总裁是柳青,她是什么出身?柳青的父亲是柳传志,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家中是教父级别的骗子。柳传志把联想变成了一家毫无创新、靠组装个人电脑等低端业务混日子的企业。孙宏斌也是听了柳传志的忽悠去投资乐视亏了100亿。柳青本人是高盛出来的。高盛是美国的顶级骗子公司,参与和主持了无数瓜分中国国有资产的龌龊勾当,高盛旗下的保尔森、佐利克、哈继铭等人都是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渣。可以说,柳青融合了中西无耻骗子之大成,这种人主持的企业怎么会考虑服务、安全、道德、责任?这种人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就是流氓无产者在社会上层的再版。这种人管理和领导的企业,只能到处都是些肮脏的东西。

 

二、


所谓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本质上是现代的高新技术的应用。随着中国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使用,各种技术出现了广泛的应用前景。这些高新技术及其背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本来是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的。但是,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下,首先考虑的是赚钱。除了高铁之外的三个,都是私人资本搞起来的,基本的模式都是实现技术应用、金融资本大规模投入、价格战占领市场、开发和利用用户信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之下,一切“创新”都充斥着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突然的爆发,大量的破产,然后是少数幸存者的垄断,而这些少数幸存者多半也是特别冷酷、特别精明、特别无底线的企业。最终,就像列宁说的那样,“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滴滴不过是这些企业的一个缩影。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利用,最终都会落实在利润上去。而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得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柳青等人确实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混乱而不道德的市场上取得先机,同时他们也让这个市场越发的混乱和不道德。柳青们要对李明珠的死承担责任。

 

三、


李明珠的雇主是祥鹏航空公司。李明珠的同事称,今年4月1日开始,祥鹏航空取消了在昆明基地把工作人员送回自家小区的服务。李明珠出事后,祥鹏航空决定继续提供这一服务,公司的员工在事发后也收到了公司让大家注意安全的邮件。


人们对空乘这一职业充满了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空乘人员和其他普通劳动者一样,都备受资本压榨。2016年6月,以台湾华航空服员为主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就发动过罢工。华航为节省成本,大量安排员工超负荷出勤,甚至要求新进空服员签署协议,同意将每月工时上限从174小时调高到220小时。2012年7月23日,华航一名25年资历的尹姓座舱长因感冒导致心肌炎,引发败血性休克,在家中浴室猝死。在她昏倒前曾连续出勤11天。


如何保障这些长时间工作于狭小封闭空间的劳动者的权益?这是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祥鹏航空能够安排通勤班车,或者报销出租车费,李明珠也不会遇害了。祥鹏航空是低成本航空公司,旅客口碑极差,这样的公司对员工多么不负责任也可想而知。

李明珠的死换回了祥鹏航空恢复在昆明把工作人员送回自家小区的服务。这样一点点应得的福利,也要用一个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这是又一个例证,为什么我在《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要纪念马克思?》一文中说,我们的“现代生活”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靠生命和鲜血争取来的。

 

四、


中国安全不安全?经常看到网上有外国人的描述,说中国如何如何安全,可以晚上走夜路,一个人也不怕,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都要得到赞扬,可见有些国家的治安差到何种地步了。


但是中国真的那么安全吗?在2016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有6427533起,其中杀人8634起,强奸27767起,拐卖妇女儿童7121起。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发生强奸案件多达76起,平均每小时3.17起,也就是说不到20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我们有何脸面去嘲笑印度是强奸大国?如果考虑到未立案的情况,强奸案件的数字恐怕会更加触目惊心。


针对女性的性犯罪是极其恶劣的,而这样的犯罪在我们国家绝不罕见。更恶劣的是,有些人宣扬性交易合法化可以减少性犯罪。这种说辞不仅是对女性的侮辱,更是给犯罪份子的开脱。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性交易不合法,但非常普遍,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花钱购买都轻而易举,但是中国依然有数量如此众多的性犯罪。很多情况下,性犯罪根本不是犯罪份子没有发泄性欲的渠道,而是因为他们有着变态的心理。

 

五、


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孤立的看,这就是一起简单的恶性案件。但是放在中国的大环境下,虽然本来可以避免,却并不偶然。


社会道德败坏,社会无秩序,选择性执法,是非标准模糊,已经持续多年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而道德与法等等这些上层建筑,无一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反映着经济基础的。这个损害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野蛮的自由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让丛林法则成为了人类社会中最高的原则,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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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今天仍要纪念马克思?

首发“新潮沉思录”。

 

01

 

年纪一大就成了医院的常客,这是很多人共同的经历。最近有几个浙大的学生根据孙思邈的方子炼丹,不过我认为一旦生了病,他们还是会乖乖去医院,而不是给自己开方抓药。不过去医院看病的体验确实不佳,这一点也是共识。

 

有一夜,我左下颌的一颗牙疼得像是要爆炸一样,而且在三叉神经的作用下辐射到左半个头,那种感觉让人觉得生无可恋。情绪很快发展到了对他人的怨恨,我脑海中浮现了半年来给我看过牙的一个个男女医生。半年前我被空调直吹了脸,导致这颗牙发炎。结果看了不下四个医生,给我拔了三颗智齿,却唯独这颗发炎的牙没人理。终于,它爆发了。

 

白天中午我去过医院,给我看牙的是个年轻女医生。她准确地判断出我是牙髓炎,开了两盒头孢把我打发了,说治疗要早上去。于是我又忍了一天一夜的疼痛,在夜里几乎崩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终于亮了,我早早出发去医院,另一个男医生接诊,看了我的医疗本,问了我一句出乎意料的话:

 

“昨天为什么不治疗?”

 

“昨天那医生说要早上来才能治疗啊。”我一脸茫然。

 

“医疗本上写的是你拒绝治疗。”

 

疼痛加上怒气让我当时感觉理智崩溃了,真的想杀人。蹲监狱也好,吃枪子也罢,什么都不在乎了。但实际情况是我躺在那里没动,男医生第二次确认了是牙髓炎,然后给我打了一针麻药,随后做了根管治疗。注射麻药那一刹那,我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不到五秒,牙就不疼了。于是在整个治疗结束之后,我恢复了理智,不打算杀人了。这个过程,大约是十五分钟。

 

 

后来翻看了一些口腔科的资料,不禁感慨:在不太久的过去,如果倒霉遇到了绝不罕见的智齿的问题或者牙髓炎,人要遭多大的罪。现代医学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可是,一个现代人真的遇到这些问题,却仍旧未必轻而易举的得到治疗。

 

事实上医疗问题是现代人的心病。首先,看病难。据说现在愿意当医生和护士的人越来越少了,若干年后看病难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儿科尤其严重。看病要排长队,医生真正问诊的时间没几分钟。医生也懒得和你多啰嗦,赶紧交钱拿药走人,有时候可能你病都好了也不知道自己生的什么病。也有医院人少的,但能不能给你治好也是个问题。选一些大医院和专家,感觉上可能更靠谱一些吧。

 

住院成本也是问题。我有亲戚常年跑原苏联地区的。他说,在原苏联的某国,病人住院的护理工作都是护士完成的,家属只有每天若干分钟的探视时间,其余时间不许家属进入。听了很让人向往。在我们这里,情况很不一样,护士做的都是别人实在干不了的事情比如打针换药量血压,其余的护理工作一律丢给家属,家属干不了花钱请护工。护工在医院里是神一样的存在,从病房、手术室(外)一直到太平间。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中国没有了护工这个行当,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要关门了。

 

其次,看病贵。医生朋友们整天嚷嚷,说他们读了多少年的多少书,收入太低了。可是患者的感觉却正相反,觉得看病太贵了。这些年医疗体制改革,改来改去,除了医保大面积覆盖了,其他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医保又动不动就玩把刺激的,传出消息有窟窿。中国式的改革,总是围绕着价格转,不论改什么,中心精神都是一句话:理顺价格。价格到底能不能理顺,到什么程度算理顺了?似乎谁也不知道。药品价格一降,许多特效药市场上都没了。市场上有的便宜药,很多药效又不好。一次我去看病,医生问我前边的农民工朋友,这个药买得起吗?摇头。那这个呢?再摇头。最后开了市面上最便宜的药,对我叹气:这药副作用大,农民工实在不容易。

 

 

谁都不会否认,现代医学是现代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现代医学,我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死了。可是怎么都觉得现代人不该那么悲催,仅仅满足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现代医学足够让我们活得更加健康、快乐,可是为什么我们却感受不到呢?如果有点什么不舒服,只有去百度,而百度只会引导你走向民营医院。吃盐究竟要不要加碘,糖吃多了会不会糖尿病,眼保健操到底有用没用,类似这样关系到每个人健康生活的问题,却几乎找不到答案。

 

我们有了现代的医学,却得不到好的医疗和健康服务。最可怜的是,现代的生产力足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事实上,不要说社会的最底层,就是不少所谓的城市中产,离“体面”这两个字也有不小的差距。

 

02

 

一百多年前,两个大胡子的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研究了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他们面对的问题,本质上和我前边说的体面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社会产品这么多,却还有那么多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两个大胡子一边造反,一边研究各种文献,终于搞明白了两件特别重要的事:

 

第一件,历史的发展不是个别英雄人物造成的,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马克思有句名言:“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搞明白了这件事,就知道了社会不会凭空改变,任何变化和发展都是有生产力基础的。以前人们老觉得社会有各种弊端,是因为人们还没发现更好的方案,哪天有个天才人物研究出了其他人都没想到的解决方案,社会就进步了。现在人们知道了,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会因为个别特别坏的人而倒退。

 

第二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榨取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发现可不得了,如果说第一个发现差不多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发现可大不一样。因为这个发现意味着,整个社会是分裂的,而且分裂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不但是对立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拥有一切,而被统治的工人阶级注定只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已。按照这个理论,工人阶级必须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如果工人阶级不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活该任人宰割了。

 

 

这两个发现结合在一起,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马克思的理论有多厉害呢?举个例子,创造社太阳社等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为了反击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结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事后鲁迅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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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2017

自从2015年以来,博客写得少了很多很多。有许多原因,忙,搞微博,身体不好,写长篇,搞公账号,等等,反正是博客更新的少了。几乎就是断了。自己也想过不要博客了,但是,还是舍不得。毕竟这里记录了自己十余年的岁月,还有曾经的青春。

再见了,2017年。再见了,我的岁月。再见了,曾经的勇气和努力。希望在2018年,我能够更频繁的更新我的难以割舍的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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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的辞职是谁的失败?

穆加贝终于辞职了。远在非洲一角的津巴布韦——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津巴布韦到底在非洲的什么位置,突然以“政变”的标签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如同那些平素大多数人从不注意的国家一样。

 

津巴布韦的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喧嚣。一些右翼和种族主义分子,把津巴布韦的事变当作黑人治理国家失败的例证,公然把穆加贝和黑人比作猩猩,宣扬黑人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而西方国家的白人左派和原苏联等国家要对津巴布韦从独立一直到现在的所有乱象负责。

 

另一些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只在中国才会有这种鸩占鹊巢的荒诞故事发生),则拼命粉饰津巴布韦的状况,说一切都好得很,外媒的报道是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污蔑,土地改革什么错也没有。

 

事实与这些人所说的完全不符。所有这些嘲笑的或者奉承的说法,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别有用心的蛊惑。

 

津巴布韦曾经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黑人与白人严重不平等。黑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展开了长期斗争。但是穆加贝一开始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从1945年步入社会起,穆加贝一直在教书、学习和旅行,一直到1960年已经36岁之时,由于他从事政治活动的朋友被捕,穆加贝才借由抗议运动加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在20世纪60年代,津巴布韦成立了两个主要的黑人反抗组织,一个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另一个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穆加贝属于ZANU,是运动的激进一翼,得到中国的支持;ZAPU是相对温和一翼,得到苏联支持。所以为什么说穆加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有原因的。正如中苏分裂之后的紧张对立一样,ZANU和ZAPU之间也充满斗争,在津巴布韦独立后两个黑人政党之间甚至发生了血腥内战。

 

在重重危机之下,津巴布韦的白人统治风雨飘摇。但是迫使白人政权坐下来谈判的,并不是什么整天被右派讽刺的“白人左派”,而是英国保守党政府,是“老巫婆”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有另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津巴布韦独立后,与英美关系也很好,不仅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英美政府在津巴布韦内战期间还纵容穆加贝政府的屠杀行为,里根还邀请穆加贝去了白宫。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谁有助于对抗苏联,谁就是西方国家的朋友,别的都无足轻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穆加贝还与朝鲜关系密切,内战期间的主力部队就是朝鲜培训的。

 

最终在英美南非等国的斡旋之下,津巴布韦冲突各方签署了《兰卡斯特楼协定》,宣布种族和解,津巴布韦终在1980年4月18日正式独立。

 

津巴布韦独立初期,形成了黑人权贵和白人权贵的共治局面。夺取了政权的黑人“革命者”们马上就变成了精英人群。他们攫取了大量的农场和商业,购置房产和豪车,送子女去私立学校。穆加贝当然也不例外。ZANU也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在80年代初,津巴布韦的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比较稳定。白人保留了对工商业和银行的控制,是津巴布韦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益者。但是很多白人不满于地位的下降,不愿意接受黑人政府,在南非的支持下展开了武装反抗。1985年的选举,白人右翼政党获得了议会中20个白人席位中的15席。正是在右翼白人的斗争作用下,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黑白共治局面破裂了。

 

虽然穆加贝读过马列的书,也曾经自诩是马列主义者,津巴布韦建国后也时不时弹弹社会主义的老调子,但是津巴布韦并没有搞任何社会主义。宋鲁郑说津巴布韦独立后走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还在的时候,许多穷兄弟们喜欢把马列主义挂在嘴边,其实真正的目的无非是苏联或者中国的援助。或者说,这些穷兄弟们真正欣赏的“马列主义”,是毛主席的一言九鼎和朝鲜的金家朝廷。相反,津巴布韦政府的各项政策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框架。虽然1990年起,津巴布韦通过立法,以固定价格强行收购农场,但是大量农场并没有分配给无地农民,而是“租赁”给了黑人权贵们。在这些强盗们的统治下,津巴布韦经济逐渐走向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穆加贝们指责是西方国家、白人造成了破坏。对于这种转移视线的无耻托词,居然有人真的相信。

 

西方国家的制裁当然是有影响的,但是津巴布韦局势的恶化首先是这些土匪造成的。2000年的所谓“土改”更加使津巴布韦经济雪上加霜,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随后经济崩溃。如果剥夺农场主不是用于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制造狂热的种族对立和民粹情绪,只是为了骗选票、为了迎合小农的狭隘心理,那么这种剥夺远远谈不上是正当的。而且这次“土改”的实施,恰恰是为了掩饰独立后没有真正落实的给黑人以土地的承诺。

 

黑人独立运动是正义的,但是国家是否治理得好,是否能够发展,是不能依靠这个历史正当性的。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民族革命就无法成为社会革命,社会就难以进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坚强的推动力,就会半途而废,成为腐败和独裁的点缀。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津巴布韦独立标志着该国黑人运动主导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终结,但是这场革命却远远没有完成。黑人运动的领袖们马上成为了反动派,阻挠和破坏了革命的深入,为了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把国家引向了歧途。在一个缺乏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中,是没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力量制约这些革命的背叛者的。穆加贝的失败,是失败的不彻底的革命的回声,是贪污腐败的黑人统治集团的失败。右派不明白这个道理,对津巴布韦这样的例子,说黑人是猩猩;对委内瑞拉这样的例子,说社会主义是民粹是流氓;对中东这样的例子说穆斯林是人渣。简而言之,用最恶毒、空洞而没有内容的咒骂取代认真的研究。而以左派自居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则痛惜那些独裁者和贪污分子一个接一个的倒掉,在他们眼里为了所谓的“独立”和“反帝”什么龌龊的货色都是宝贝。

 

革命终将扫清所有这些历史的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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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二十年

今天,是我来到上海20周年的日子。

1997年的9月,我的父母和我一起,从老家出发,在北京中转,再乘20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上海。9月7日到上海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除了火车站,一片茫然。学校的录取通知上没写周末也有人接站,其实当天有人在火车站接站到晚上8点多。我们也不知道知识份子做事喜欢搞得乱七八糟,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店凑合住了一晚。七八点钟的时候,和我爸在一条小街边吃了碗馄饨。当时那种点着瓦斯灯还是煤油灯的馄饨摊子,已经在上海消失很久了。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路,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瘸子拄着拐杖从我面前蹒跚路过。

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心情是凄凉的。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任何其他地方,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变了。我从一个青涩的小伙子,到一个年轻的上班族,也曾意气风发的奋斗过,现在却已是一个中年人。

回首往事,人生如梦。美丽过,也痛苦过。幸福过,也悲伤过。展望未来,还有无尽的战斗,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惟愿在将来,抓住每一分每一秒,不再蹉跎,浪费已经不多的时间,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都有一份合格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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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的价值在拥有中央汇金(天涯博客版)

2007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用于购买2000亿美元储备。

 2007年6月27日,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常委会会议上做《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及调整2007年末国债余额限额议案的说明》,指出,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提高外汇经营收益水平。根据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对于超出合理规模的外汇储备,需要进行有效运用与管理,提高经营收益水平。为此,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财政部发债购买的外汇全部拨付给投资公司作为资本金来源。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这部分外汇不属于外汇储备,可以降低外汇储备规模。”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议案。

 财政部于2007年8月起开始发行特别国债。其中第一期特别国债6000亿元,选定当时尚未上市的中国农业银行,通过农行“中转”,由央行购买。具体操作路径是,财政部向农行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筹集人民币资金后,财政部向央行购买等值外汇;同时,央行利用卖汇获得的6000亿元人民币,向农行购买等值的特别国债。这部分国债将于2017年8月29日到期,财政部将滚动发行6000亿特别国债,仍然通过有关银行中转由人民银行购买。

 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成立。财政部的2000亿美元成为注册资本金。中投公司的使命是:“致力于实现国家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在可接受风险范围内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投公司下设三个子公司,分别是中投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两者从事境外投资,后者从事境内投资。也就是说,中投并没有把业务局限于境外。

 中央汇金成立于2003年,早于中投公司。中央汇金成立的目的是代表国家行使对重点金融企业的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支持其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国家注资的安全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由易纲和谢平等人筹划,中央汇金公司成立伊始便被中央银行赋予了金融稳定政策执行平台的角色。央行每每召开金融稳定工作会议,汇金及其全资子公司建银投资都会有代表参加,指导汇金工作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改办便设在金融稳定局。

可见,中央汇金本是人民银行的嫡系,但是2007年被财政部夺走了,而且还置于中投的下边。而且,财政部不是用自己的钱,而是用国债借款实现了这一转移。财政部要夺回对国有金融资本的掌控可以理解,但是为何要把业务在国内的中央汇金放在任务是“国家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的中投下边呢?

 中投刚成立时的败笔尽人皆知。虽然2007年9月29日才挂牌成立,但是在5月就30亿美元投美黑石集团,随后亏损严重。而且中投投资黑石后不就,黑石就投资了中国蓝星。这意味着中投公司的资金绕了一圈后又重新流回了中国。很多人觉得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股份,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中投公司为何投资黑石集团,网上有说法是梁锦松穿针引线的结果。具体内容这里不表,有兴趣者可自行百度之。

此外,中投不仅是在2007年9月29日成立,而且6月底才经由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那么,5月份投资黑石,时间上也有问题。要么是违规操作,在还没有得到人大常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就以中投名义动用外汇。要么就本来不是中投的投资,但是黑石股价下跌,损失严重,所以塞给中投。

 中投公司每年都会发布年度报告。这份报告的财务报表合并了中投国际、中投海外和中央汇金。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会发布年度审计报告。把2016年这两份报告做个简单对比,有意思的事情就出来了。中投的报表是美元,折合人民币用的汇率是6.973,这个汇率是中央汇金的审计报告里使用过的。

 

单位:百万美元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投资收益合计 净利润

中投 813513 734956 83029 75336

单位:万人民币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投资收益合计 净利润

中投 564333968.10 509838977.20 57597217.30 52260583.20

中央汇金 411377146.85 362844317.29 47233911.93 44786420.95

汇金/中投 72.9% 71.2% 82.0% 85.7%

 

很清楚,中央汇金为中投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资产和收益,换句话说,中投的绝大多数收益发生在境内,而非境外。也就是说,“提高外汇经营收益水平”,“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句空话。

 如果没有中央汇金,中投就失去了绝大部分意义。当初财政部的1.55万亿特殊国债,现在仍然是中投的注册资本,中央汇金的注册资本是8282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中投注册资本的53%。这,也许就是当初要把中央汇金纳入中投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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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和林冠华

朱震是台湾反课纲运动的主力,当年最出名的壮举是说慰安妇不都是被迫的,应该感谢日本皇军。今年突然听说来大陆了。而且态度还有了很大转变。

搞统战,当然是统那些不是自己人的。朱震成为统战对象,本身倒没什么大问题。只要他不坚持台独,就可以是统战对象。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朱震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有可能是跟大陆来真的吗?

这么一个人,连在台湾搞台独都不是来真的,跑到大陆来统战,更不可能是真的。

当年反课纲运动中,有一个烧炭死掉的林冠华。林冠华的死因很复杂,之前就自杀过两次。但是他的死是反课纲运动的一个轰动性事件,而且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反课纲成员。

现在回头再看,深为感慨。鲁迅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林冠华成绩差家境差,还真是那个不阔的傻子。而朱震呢?

后边是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上的一组评论,写得发人深省。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台灣天然獨(一)

2017/8/7 下午 06:08:36  陳少甫

 

朱震在2015年以建國中學的高中生身分,參與反課綱微調運動,抗議馬英九政府本擬推行的新課綱微調。微調的內容包含將日本統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為光復台灣,中國改為中國大陸,荷西治台改為荷西入台等。

是時,全台高中生皆感到情緒激昂,並以各種形式透過社群網站及傳播工具相互串聯參與踴躍,前一年由大學生主導的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攻佔行政院,早讓高中生們從電視機前看得躍躍欲試,感到捨我其誰,有為者亦若是。

反課綱運動在民進黨人的推波助瀾下,台灣島內反中、反國民黨的浪潮迭起,反課綱頗有接棒前一年太陽花學生運動的聲勢。這些被蔡英文稱作所謂天然獨的新世代,從太陽花運動的大學生,到反課綱運動的高中生,世代間宛若無縫接軌,也讓傾向台獨的民進黨自信心大增,擺足隨後2016年全面奪權的架式。

太陽花運動後,2014年民進黨在九合一大選時將國民黨打得潰不成軍,台北市及台中市相繼「淪陷」。民進黨贏的詫異勝的突然,一時間竟然「位置太多」,民進黨黨工大量湧入各執政縣市領著人民公帑,尚有餘裕將空位留給黨外戰友。2016年,民進黨從立法到行政皆大獲全勝。蔡英文在未做足準備下,僅僅仰賴姚人多和其趾高氣昂的年輕「文膽們」,在不同競選場合照稿念,便輕輕鬆鬆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台灣開啟了全新的篇章,兩岸也隨之翻過無情的一頁。

回顧2015年的反課綱運動,該年5月,台中一中學生在創校百年的校慶上高喊抗議口號開啟了反課綱的序幕,時任教育部長的吳思華隨即於6月2日抵達中一中舉行課綱座談嘗試向學生說明。8天後,學生及支持群眾聚集在教育部前抗議,6月底,一名學生翻牆進入教育部丟擲油漆包。7月,近50個學生團體和上千名學生,在國教署前高喊「反洗腦」、「反黑箱課綱」,並將寫給教育部長吳思華的公開信折成飛機扔進教育部,威脅政府若不撤銷課綱,將擴大抗議。

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總召朱震隨即對外聲明,表示學生因為沒有力量沒有資源,高中生反課綱的運動將與民進黨、台聯等政黨合作。7月13日,國教署二樓鐵門遭到破壞,部分學生衝入署長辦公室前靜坐。7月17日晚間,學生翻牆進入教育部中庭廣場,並對建築物噴漆。7月22日,教育部遭學生及群眾包圍,23日部分抗議人士使用棉被和梯子翻過拒馬蛇籠進入教育部並闖入部長辦公室。隔日清晨,警察出動霹靂小組支援教育部,隨即逮捕30餘名違法人士。

7月30日,曾翻牆進入教育部的學生「大林」林冠華燒炭自殺,年僅20歲。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台灣天然獨 (二)

2017/8/9 下午 06:30:45  陳少甫

 

2015年7月,當時本就讀莊敬高職餐飲科進修部,為了投入參與反課綱運動而休學的林冠華,燒炭自殺死亡。兩年後的2017年,曾任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總召的朱震,那個從建國中學畢業,繼續在政大念書的朱震,則得意洋洋的選擇站在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及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大門前拍照。

林冠華與朱震,兩人的生命旅途自始便未曾同道相向而行,各自做出的選擇也不一樣,下場更是迴然不同。林冠華的父母親曾在兒子反課綱時,對自己的孩子說,人家建中生衝進去,明年是台大法律系,而你是誰啊?你有什麼資格站出來?你有什麼(能跟人家比)?而作為所謂戰友的反課綱成員,部分人則散播林冠華是警察的抓耙子流言,種種壓力導致林冠華精神上不堪負荷,最終自殺身亡。

從結果看,天下沒有不疼愛孩子的父母,林冠華的雙親並不希望兒子受到政治事件而影響到他個人生涯的發展。他們看到兒子在社會上本來就相對弱勢,卻跟隨著那些頂著明星學校光環,甚至部分家世背景又好的學生們,在街頭四處衝撞。他們根據自己一生在社會磨練所學到的教訓來告誡兒子:你不應該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更不應該成為明星高中學生為了獲得社會矚目的墊腳石。

林冠華的父母親是對的。朱震雖然沒有本事考上台大法律系,但他念了政治大學,同樣屬於台灣的明星大學。而林冠華假若不自殺的話會如何呢?他如果不選擇自殺,或許,他會繼續進修,就讀台灣某一間科技大學;或許,他畢業後會直接進入餐飲業,在基層歷練成長;或許,在他進入社會後,他會有不同於以往的想法;也或許,曾經折磨著他的情緒障礙,不會因政治運動而遭到觸發。

遺憾的是,人生沒有如果,人生不存在假設性的句點。林冠華曾經有的政治立場與他所曾經信仰的,或曾經試圖去相信的一切。後來,都變得不再重要了。

林冠華那些不敢懷抱也不敢奢望的目標,那些在漫長人生中未嘗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他人生所有的可能性,都隨著他的燒炭自殺而灰飛煙滅。在各種壓力和同儕的網路霸凌下,林冠華走不出困境,他找不到路走,他選擇了自殺。林冠華三個字早已被台灣許許多多的人所遺忘,而朱震,或許便是那許多人之一。

那個曾經在街頭上聲嘶力竭、聲淚俱下的朱震,那個在政論節目上高談闊論轉型正義的朱震,和如今站在北京政府機關前拍照的朱震,無論哪一個面向的朱震,都沒有可能會將無足輕重的林冠華放在自己的記憶深處。朱震,以及其他小朱震們,忙著在自己人生的成功道路上攀爬,忙著為自己的履歷增添姿色。

朱震們再次覺醒了,他們幡然悔悟了。朱震如今相信,中國能有不同的解釋。

當朱震站在北京的政府機關前,手握雞蛋自認幽默地拍照時,他或許不會記得曾經有另一個朱震,那個名叫朱震,長得也像如今就讀政大的朱震,他曾對媒體情緒崩潰的哭訴「這到底算什麼?所有人的身上都背負著一條人命。」

也許,現在的朱震,對於那一條無足輕重的性命,也相信它有不一樣的解釋。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天然獨 (三)

2017/8/10 下午 08:26:15  陳少甫

 

在2015年反課綱微調運動中,擔任北區反課綱高校總召的朱震,兩年後拿著雞蛋和北京涉台單位機關輕佻的合影留念。朱震自覺幽默的認為,手中拿著雞蛋,就如「震哥帶蛋」的諧音般,現在的他已站在國台辦和共青團中委會前,如今則擺出「枕戈待旦」的架式了。

對的,朱震如今枕戈待旦地正在攀往自己人生的新高峰,當然值得受到祝福。

然而,曾經聲嘶力竭地反對國民黨政府所推行的,被質疑帶有「中國史觀」教科書的朱震,自然必須面對當年「戰友」和台灣民眾的質疑:當時作為台獨年輕新世代極具象徵性的代表人物,怎麼如今轉眼間說變臉就變臉,也學賴清德開始親中愛台了呢?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朱震是這麼說的:他認為面對外界的質疑,他沒什麼要講的,想說的都寫在臉書上了,並表示希望大家能把他的文章讀懂。當年,他參與反課綱,那是反國民黨制定的課綱,和反對中國無關。

既然如此,「震哥」都這麼說了,無論他有沒有帶著雞蛋,我們都必須檢視一下當年朱震參與反課綱時,以及他參與反課綱後,到底是說些什麼樣的話吧。

在大林(林冠華)燒炭自殺後,參與反課綱的學生們情緒不免變得更為激昂,其中,又以朱震的情緒明顯最為強烈。在和時任教育部長吳思華會面時,他激動地哭訴:「這到底算什麼?所有人的身上都背著一條人命,表面上看來沒有事,(我們)死撐到現在。所有人都在罵,慰安婦加上被迫有什麼了不起的,學生沒有時間整理自己的情緒,學生看見的,是教育的失敗,(教育政策)走離群眾。」見吳思華無法接受撤回課綱微調的訴求,他又哭著大喊:「大林我對不起你!」

是的,從結果論,朱震對不起林冠華。朱震的身上,的確背著一條人命。

我們無法知道對於手握雞蛋站在國台辦前拍照的朱震,會不會對林冠華感到有那麼一絲絲的愧疚感,或者,起碼理應感到些許的羞愧。但朱震顯然並不這麼認為,他堅持自己只是反對馬英九政府所制定的課綱,跟反對中國沒有關聯。

是這樣嗎?他對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台灣慰安婦阿嬤們,他的態度又是什麼呢?

在反課綱運動期間,朱震對媒體表示「國民黨是騙子,我阿祖當慰安婦是自願的。反對強迫慰安婦有什麼了不起,阿媽還高潮了,你們怎麼不說?應該感謝日本皇軍!」針對慰安婦的問題,朱震又舉出他從教科書所讀到的為例,當年存在慰安婦這樣的悲劇,書裡至少寫出了四大好處,其中他認為慰安婦在可以防止日本軍人恣意強姦和防止性病蔓延這兩項「好處」上,最終失敗了,但是他「無法確定」慰安婦為日軍提供性服務以及防止間諜上,算不算是一種成功。

言而總之,慰安婦的存在對於朱震而言,不存在爭論慰安婦是被強迫還是自願的必要,因為這項政策顯而易見地具有「合理性」。起碼,還有兩件「好處」看不出是失敗的。震哥相信,在慰安婦的問題上,台灣人「應該感謝日本皇軍」。

不曉得如今在政大念書的朱震,對於慰安婦的問題,究竟想通了沒有?

或者,也許朱震自大陸交流返台後,如同他對中國的態度有了三百六十度大轉變般,在慰安婦的歷史問題上,他也已「試著去了解其它的聲音」。對於曾被日本皇軍強迫對其提供性服務的台灣慰安婦阿嬤們,朱震大概也想到新的解釋。

2015年8月6日,反課綱的學生們撤離教育部。8月7日,在林冠華頭七的隔一天,由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曾領導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作客,請參與反課綱的學生們一同到台北市中央熱炒店大快朵頤一番。

被人請去吃熱炒有什麼錯?其實也沒什麼錯,只是對熟悉政治圈的人而言,不免嗅出政治味似乎濃了點。況且,最重要的是,死去的林冠華已經吃不到了。

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的發言人陳建勳,在接受政論節目採訪時反駁,運動過後大家都很累,而且「運動傷害」很大,他們不過就是想去放鬆一下而已。是的,就只是放鬆而已,志同道合的夥伴們透過吃熱炒來交流心得、傳承歷史。

反觀林冠華的屍體卻早已成了灰燼。然而,即便林冠華不燒炭自殺,原本就被視為反課綱運動裡邊緣人的「大林」,或許未必會受到偉大「黑島青」的邀約。只是,不曉得當時朱震也去吃了熱炒沒有?假若去了,不曉得他吃得是否開心?

 

 

思想進擊》朱震與他所代表的天然獨(四)

2017/8/12 下午 06:02:49  陳少甫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就職中華民國總統,行政院長林全立即針對太陽花運動期間非法侵入行政院的126位被告,全部撤回告訴乃論的刑事告訴。5月21日,教育部長潘文忠宣布,將以行政命令廢除103年通過的課綱微調。

從太陽花運動到反課綱微調運動,至此運動參與者堪稱取得了完全勝利。透過一波波由年輕人參與的街頭運動,不只協助民進黨擊垮國民黨,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和聲援運動的學生意見領袖,此後泰半也都過起了光鮮亮麗的新生活。

協助民進黨重返執政的學生領袖們,若不是進入民進黨主政的政府機關工作,便是成為立法院的綠委助理,要不,便是直接準備參與選舉競選公職。假若對政治沒興趣似乎也沒關係,不少領導者與支持運動的意見領袖們,多半不是出國留學,便是在兩年後「隱姓埋名」到大陸工作。職缺和薪資都頗令人稱羨。

再不濟,連當時還在建中念書的朱震,如今也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就讀;不僅如此,他還透過推廣兩岸交流的中華兩岸交流促進會前往大陸自我改造。朱震不再是個台獨青年了,如今他是個熱愛中華文化的台灣人。他「決定改變運動手段,並試著去了解其它的聲音,試著以客觀的角度,打破維持現狀的僵局。」

面對外界的質疑批判聲浪不斷,對媒體聲稱該說的都已經在自己臉書上說盡說透了的朱震,去了大陸後,他表示「見識到了一貫且有效穩定的政策,也見識到有別於一般發展社會、獨一無二的特殊文化。」看來,凡事都要眼見為憑,朱震的精神昇華值得部分台灣人自我反省。那麼,朱震又在大陸看到了什麼呢?

朱震認為他已經改變了,而且他「希望由我開始,試著朝這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精神邁進,就像是北京市容裡,隨處可見的、親切又偉大的標語裡寫的一樣。」朱震進一步提醒我們,「如果不能確實讓眾人溝通,自由產生意見與討論,那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我們應該互相交流,實踐文明與和諧。」

不以人廢言。朱震說得非常正確,但他的「再次覺醒」,似乎還是稍微遲了些。

回顧反課綱運動結束後的朱震,少了鎂光燈的關注,似乎不免略顯寂寞惆悵。他不僅接受深綠政論節目的邀約大談「轉型正義」、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等,也站在建中校園的蔣公銅像上,撕下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將之貼到蔣介石銅像的臉上,向建中同學宣稱要落實轉型正義,使黨徽與威權一同走入歷史。

然而,不管朱震曾經說過什麼,現在又如何「髮夾彎」的改口,似乎都並不重要。畢竟,覺醒過太多次,也不曉得哪天說不定他還會再次覺醒,反覆覺醒。但是,作為大規模街頭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朱震絕對是台灣年輕世代的指標性人物。當然,朱震也正是蔡英文總統所謂台灣「天然獨」世代的青年楷模。

蔡英文總統顯然總是頗能和台灣年輕人產生共鳴,相互認同。在蔡英文接受日本讀賣專訪時表示「這一代年輕人(天然獨)出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他們對台灣的認同與熱愛,是在生命經驗裡面自然形成的。而且他們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成長,都有自己的自主判斷能力,也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夠把一個既有的想法與價值加在這些年輕的世代身上,而是要讓他們自己去體驗、形成自己的看法,這也絕對不會是領導人要求他們去接受的某一種價值。」

朱震出生於台灣,對台灣的認同與熱愛,自然是在生命經驗中自然形成。在絕對自由、民主環境下長大的朱震,雖然嚮往如唐吉軻德般四處尋找風車衝撞,卻依靠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做出自主判斷:他選擇了前往中國大陸來親身感受中國的變化與崛起,並為中國的強大感到讚嘆,從而形成了自己新的看法。

蔡英文對於像朱震這樣樂於自我改變的人,也曾經對讀賣新聞的記者提出了她的觀點,蔡英文總統認為「鼓勵雙方年輕人交流。因為這代年輕人對很多事情都採取開放態度,也接受多元的價值與文化。兩岸之間如果能夠維持健康交流的情況,讓台灣年輕人可以親身觀察中國大陸的情形,也讓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來這裡走走看看,相信對於年輕人在思考兩岸問題方面,會有很好的幫助。」

朱震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學習接受與包容兩岸三地彼此的價值和生活差異,並在學習的過程中懂得尊重兩岸間客觀存在的歧異,並勉勵自己要以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精神邁進,以實現互相交流,實踐文明與和諧的偉大目標。

朱震思想上的變化,雖有人不解,卻仍令人感到驚嘆。在兩岸關係極凍的當下,朱震的「再覺醒」就像一絲照亮未來兩岸關係前途的光,讓兩岸三地的普通老百姓們,看到了兩岸社會良性交流的意義,也看到了和平的價值與可能。

蔡英文一直以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獨」作為內心自信的厚實基礎,也認為那是民進黨的鐵票後盾。面對大陸,總期望北京要理解台灣如今的新情勢(民進黨上台、民眾支持台獨),並希望兩岸共同來面對這張新問卷(如何根據上述基礎來改善兩岸關係)),一道找出共存共榮的新模式(決心解決台灣問題的北京,該如何學習和過半民眾擁護的民進黨政府相處?北京自己需要找出一個交流的模式)。

北京沒興趣回應「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但朱震似乎卻已經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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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利润高,到底谁的错

8月14日的人民日报在17版刊发评论《莫把工具当目的》,作者陆娅楠。文中具体提到了三家公司,分别是乐视、万达还有四大国有银行。关于这四家国有银行,该文是这么评论的:

 

还有独孤求败的。2017世界500强最赚钱企业榜新鲜出炉,苹果卫冕冠军,“工建农中”四大行紧随其后,继续碾压国际同行,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该为如此赚钱的中国金融业高兴吗?看着仍在阵痛期爬坡过坎的中国制造业,金融业不妨多想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警句。

 

话里话外,意思是要去杠杆,金融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金融业不应该赚这么多钱。这是怎么个逻辑,我不太明白,似乎是银行赚了实体经济的钱,或者实体经济因为银行少赚了钱。整个来说这篇文章各个段落之间缺乏联系,是凑字数凑出来的。因为它先是说乐视杠杆太大了、万达去杠杆了、银行钱赚太多了,又说金融业要配合去杠杆,这意思是乐视和万达不是实体经济吗?还是说金融业去杠杆和乐视、万达有啥关系呢?还是说去了杠杆银行就不赚钱了?不知道。

这篇评论提到2017世界500强排名。在财富网站上,在介绍2017年500强排名的时候,财富也发了一篇评论,名字起得比《人民日报》高大上得多,叫《消弭金融隐形税,发展中国经济》,作者李伟。文中这样写道: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银行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为什么政府要让银行处于一种“躺着”都能够赚钱的地位?原因非常简单,政府需要银行为政策服务,因此必然要“保护着”银行。

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中,假如银行业存在高额的利润率,而且进入的门槛又很低,那么大量的资本就会进入银行业,进入影子银行业,加剧竞争,导致行业利润率下滑,最终使得各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与其投资风险挂钩。在市场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引导下,资金会流向风险调整后投资收益最高的地方,而不一定是政府最希望其流向的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无法控制这个金融体系,也无法决定资金的分配。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那么谁来为那些带有政策目的的项目提供低廉的资金呢?

 

这就有趣了。《人民日报》义正言辞,训斥银行要配合去杠杆,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按照这篇文章的意见,银行的高利润根本就是政府保护的结果。《人民日报》高高在上,要求银行“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突破直接融资瓶颈,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打造适应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链。”而财富网则根本不给《人民日报》留面子,一个巴掌打过去:高利润正是因为政府(《人民日报》无疑是政府的喉舌)要求银行配合政策的结果。

于是,我们看到,两个媒体,两篇文章,都是重复西方经济理论的套话,就这么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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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未强,民不富——天津经济数据分析

天津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2011年,天津人均GDP达到85213元,第一次超过了上海(当年是82560元)和北京(当年是81658元),排名全国各省区市第一。2011年天津GDP比上年增长16.4%,与重庆并列全国第一。

如果按照收入法考察天津的GDP,在四个直辖市中它的GDP呈现出两个极端,一个比例最低,一个比例最高。2011年,劳动者报酬在天津GDP中的比例是38.7%,是四个直辖市中最低的,当然了它的人口数和就业人口数也是最少的;营业盈余在天津GDP中的比例是33.1%,是四个直辖市中最高的,虽然它的法人单位数也是最少的。而且,营业盈余的绝对数字也超过了重庆和北京。

2012年之后发生了很多事,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也有些没有变。2015年,天津的GDP中劳动者报酬的比例是40.7%,只提高了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北京提高了6个百分点,上海也提高了4个百分点。重庆就不去说它了,重庆下降了7个百分点。

2015年,天津GDP中营业盈余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与北京营业盈余的差距从200亿拉大到937亿,与上海的差距从1722亿缩小到1125亿。

2016年的数字还没有,想必会延续这个趋势。天津的这种GDP结构,直接的后果就是居民收入低,消费不旺。

在2011年,按支出法核算各地区GDP,天津的最终消费率是最低的,比北京上海约低20个百分点,比重庆也低8个百分点。到了2015年也仍是最低。虽然人均GDP高居首位,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显著低于北京和上海。2016年,天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海低几乎2万元。2010年,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比全国水平高出5184元,到了2015年却只高出2906元了。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中,工资性收入远少于北京和上海,经营净收入倒是北京和上海的两倍多(2015年),这当然与天津GDP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低、营业盈余比重高是相呼应的。2016年,天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四个直辖市中最少的,与北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几乎是一个云南省的差距。

有意思的是,与北京上海相比,天津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中,汽车摩托车、洗衣机电冰箱等拥有量不相上下,甚至有些还更高一些。但是彩电、空调、计算机和照相机上,却有较大差距。

营业盈余高,可以想象企业实力强。2016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2756.36亿元,远超北京(7888.69亿)和上海(6751.68亿),略少于重庆(15931.78亿)。在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中,来自国家预算的部分很少,国内贷款也低于其它三个直辖市,但是自筹资金很多,2015年金额是上海的三倍,天津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来看,北京和上海很单纯,大头就是房地产业,比例占到一半多;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此外,上海在制造业上投入比例还算稍高,虽然金额与其他省市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天津的投资方向就多了,投资额最高的两个行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加起来只占到全部投资的52%(投资额最高的两个行业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北京是69%,上海是67%)。其余分散在水利、租赁、交通、批发零售等诸多行业。

天津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都相当于上海的82%左右,但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明显不行,主营业务收入相当于上海的58%,利润总额仅相当于上海的30%。私营工业企业,天津的主营业务收入是上海的1.6倍,利润总额却是上海的2.5倍。工业企业的形态,天津和上海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天津私营工业企业虽然主营收入低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可是利润总额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1.3倍。而上海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对私营工业企业是碾压式的优势,利润总额前者是后者的6.68倍。

工业在天津经济中是相当重要的。近几年来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位居各行业之首,保持在42%-48%之间。私营工业企业的强大也因此别有重要意义。截至“十二五”末,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数占全市比重已达到三分之二(66.4%);完成工业总产值12604.53亿元,占全市比重45%。2015年,在全市977个(《天津统计年鉴 2016》。《中国统计年鉴 2016》中是974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私营及民营控股企业有464个。这些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的利润最多、纳税最少。

如前所述,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格局不能不影响到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正如统计数据一再证实的那样,“藏富于民”是个伪命题,因为“民”是有阶级和阶层的划分的,——虽然天津的私营经济很强,可是天津的居民收入很低。

这样的结构也不能不影响到政府财政。天津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59.2%,全国各省区比例最低;非税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达到449.44亿元,仅次于山东的469.42亿元。上海的GDP是天津的1.52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天津的2.07倍,其中税收收入更是天津的3.0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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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条约与中印领土纠纷

19世纪中叶,随着清朝的衰落,清朝对西藏的影响力减弱。西藏边境全线关闭,禁止商业与人员往来。而这一时期,英国对西藏政府控制的达旺地区的商业需要变得日益强烈。为了确保商业利益,英国出兵哲孟雄(锡金),与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和《中英藏印续约》,迫使中国承认锡金为英国“保护国”,开放西藏边界通商,并确定了西藏与锡金的边界。然而,西藏噶厦政府拒绝承认这些条约。

西藏噶厦政府的真实意图是谋求独立。但是英国并无意于过多介入。相反,为了防止西藏噶厦政府倒向俄国,英国于1903年入侵西藏,并于1904年攻占拉萨,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留守的噶厦政府官员在英军与驻藏大臣有泰的压力下,接受了英军提出的条约。9月7日,英国指挥官荣赫鹏与西藏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的寺长等人在拉萨正式签署了《拉萨条约》,接受了西藏通商。由于条约将西藏定义为附属国,清政府禁止有泰在条约上签字。1906年,英国作出妥协,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英于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中英藏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哲孟雄(锡金)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一切内政外交皆听命于英人。此外,条约划定藏哲边界,使西藏丢失了岗八宗以南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西藏上层对此条约非常反对。《中英藏印续约》的主要内容是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可派员驻扎在亚东设立商务公所。根据此条约英国人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由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心系独立,对这几个条约都有异议。辛亥革命后,英国出兵藏南,直接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等地区,并成功获得了当地部落的支持,建立了地方政府。至1912年底,西藏噶厦政府驱逐了驻藏大臣及所有驻藏清军,宣布独立。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间,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举行了由中华民国政府、英属印度和西藏噶厦政府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1914年3月间,英方谈判代表英属印度外务秘书亨利·麦克马洪在德里和西藏噶厦政府谈判代表秘密换文,以支持西藏独立等为条件,换取西藏方面接受了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一系列协议。由于关于内外藏分界、西藏地位等事项无法达成协议,中华民国政府的与会代表最终于1914年7月3日退出了谈判。同日,英国与噶厦政府签署了协议。

根据麦克马洪线,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划归英属印度,藏印的边界线被向北移动了将近一百公里。对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西姆拉会议的协议,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以承认,西藏则因接受该协议,如同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印度独立后继承前英属印度的一切国际法上的义务,承认该协议。

但是当时西藏代表接受麦克马洪线的条件,是英国能使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目的是使中国承认西藏与中国分离)。由于中国没有接受西姆拉条约,藏方也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因此,麦克马洪线是条不折不扣的非法边界。中国愿意与印度谈判解决领土争端,但是印度态度强硬,拒绝一切谈判和妥协。但是印度作为依据的《西姆拉条约》,当时就没有生效。中国和西藏地方噶厦政府都不接受,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批准西姆拉条约。《艾奇逊条约集》里面西姆拉条约部分加注说:没有达成有约束力的条约。而且,甚至在2008年,英国外交部表示,英国政府认为西姆拉条约是过时而且是殖民主义的遗产。

所以,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源于当时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独立企图、英国的殖民主义以及印度的南亚霸权主义。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并无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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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拉,反抗及其他

马拉拉·优素福,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2009年起,她在BBC乌尔都语网站上发博客讲述塔利班的残暴统治并逐渐为世人所知。2012年10月9日她遭塔利班枪手重创,后迁居英国。她出生于1997年7月12日,前天她刚满20周岁。

 

2013年她出版了自传《我是马拉拉》,有中文版。在书中,马拉拉详细地(大概太年轻,没有太多的经历可写,有时候详细到了繁琐的程度)描述了她的生活,她的家乡,民族,风俗,宗教,教育,以及战乱。从中我们可以对巴基斯坦和她的家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对一个身处险境的孩子来说,她的所作所为需要莫大的勇气。

 

从书中可以清晰得看出,巴基斯坦仍然处于部族社会,马拉拉是普什图人,生活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把自己的民族身份置于巴基斯坦国民身份之上,而巴基斯坦国家也对这个族群聚居的边缘省份放任不管。巴基斯坦由于民族和教派的纠纷,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使得巴基斯坦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普什图人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是由于他们的民族认同,导致在美国对阿富汗发动战争之后,他们广泛同情并支持塔利班,最终迎来了塔利班。马拉拉一直指控巴基斯坦政府勾结和纵容塔利班,政府的不作为甚至默契配合也是塔利班能够在她家乡扎根的重要原因。

 

作为边缘地区的马拉拉的家乡Mingora,经济落后,社会保守。闭塞的环境,贫困的生活,都滋生着各种陈旧的观念和风俗习惯。现代文明仅仅通过电视和DVD传播进去,而塔利班反对电视和DVD。与之类似,在整个世界上,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扩大版的Mingora。正如马拉拉所说,她生活的地方与伊斯兰堡的差距,就如同伊斯兰堡与纽约的差距。

 

在这样一个地方,塔利班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在马拉拉的家乡,开始人们是欢迎塔利班的到来的。因为腐败无效率国家并没有负责的管理那个地方,而塔利班则告诉和监督人们,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给这个地方带来了秩序和新气象。但是当塔利班着手净化当地,按照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整顿社会的时候,强迫人们改变生活方式,惩罚那些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的人,甚至杀掉不听话的人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失望和恐惧了。

 

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有马拉拉那样无畏的勇气,为儿童特别是女童学习的权利而战斗,这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在有着基本人权保障的地方去伸张权利并没有风险,但是在一个连生命都会受到威胁的地方,就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拉拉父女并不是特例,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同样无畏的人在斗争,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马拉拉们的斗争,视野始终是狭隘的,这与她生存的环境,她的宗教信仰,她的年龄和观念是密切相关的。每当马拉拉抱怨塔利班以伊斯兰的名义出台这样那样的禁令,马拉拉就抱怨那不是真正的伊斯兰。她说,伊斯兰不禁止女性学习或者工作,伊斯兰不要求女性必须蒙面,伊斯兰不反对学习现在科学。她阅读《时间简史》,同时每天向真主祈祷。她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只不过与塔利班和其他极端组织对伊斯兰和《古兰经》的理解不同罢了。

 

所以,她虽然反对塔利班,但主要是反对塔利班禁止女孩上学。她和她的父亲甚至赞同政府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在当地施行沙利亚法,以换取停止武装冲突。她羡慕巴基斯坦大城市的女性不戴头巾,又觉得现代女性和是否戴头巾没有关系。凡是在与宗教发生矛盾的地方,她都选择了宗教。

 

她崇拜贝布托,希望成为贝布托那样的女政治家,但是绝口不提贝布托挥之不去的贪腐嫌疑。在某些方面,贝布托恰好是马拉拉的一个映衬。据说马拉拉在给托派组织的信中写道Socialism is the only answer,可是贝布托也说过,“伊斯兰是我们的信仰,民主是我们的政治,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经济。”

 

苛求马拉拉是不对的,因为在她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下,她已经做到了极致。她理解不了,伊斯兰教义为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思想武器;她也理解不了,巴基斯坦作为最积极推行伊斯兰运动的国家之一,不真正铲除塔利班并非仅仅是政府或军队与塔利班有勾结。她还理解不了,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一个整体,绝不可能在不触动、不推翻那个宗法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她也理解不了,西方国家的发达,是建立在几百年来若干次颠覆性的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她还年轻,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马拉拉的故事,对我们也有着现实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于两性平等的观念,虽然现实中两性权利尚未完全平等,但是平等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百年间,迅速摆脱掉各种历史沉渣,是由于中国的革命彻底破坏了旧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民族性得到了重塑。现在的中国人,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的差异,远远大于与现在西方国家人民的差异。

 

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杰出人士,意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割舍掉旧的东西,向西方学习,走西方的路。可是,并不是每个民族都实现了走西方道路的前提,即首先要改造整个社会。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巴基斯坦社会仍然很像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我们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都失败了,淹没在了伊斯兰原教旨的反动逆流之中。我们看到,世俗化转型最成功的土耳其,也在走回头路。我们看到,伊朗和阿富汗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尝试都毁于一旦。我们还看到,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伊斯兰运动,被石油美元打了一针强心剂后卷土重来。并且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利用和支持这些地方的落后的、反动的、愚昧的势力,来实现其扩张势力范围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虽然回头路是走不通的,但是走回头路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出于各种目的为了实现各种意图而把历史向后拉的动力。对中国来说,这也是现实的威胁。一方面,鼓吹汉族所谓的儒家传统文化,所谓“通三统”,或者打着“左”的旗号的新法家,或者什么“乡贤”文化,都是把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破烂货重新灌输给群众,事实上妄图彻底否定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另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抬头,国民认同衰退,宗教势力重新渗透世俗生活。很多人与马拉拉一样,眼睛里只看到当局对这些反人类、反社会、反动的思想和运动的漠然和纵容,可是事实上,在中国与在巴基斯坦一样,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当局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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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和组织制度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日益没落,且逐渐边缘化,但毕竟一百来年的底子,一时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势力也还算比较大。虽然民进党等在努力从各个方面剿灭国民党,但是事情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而且国民党内派系众多,理念各有不同,有所谓本土派和外省派,还有深蓝、浅蓝甚至偏绿的一大串。所以,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争夺还很激烈。今年5月中国国民党将选举党主席,已经有6人宣布参选,分别是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副主席郝龙斌、前副领导人吴敦义、前副主席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前总经理韩国瑜与前立委潘维刚。

国民党现在的组织结构是很混乱的。中国国民党本来是一个苏式政党,是参照苏俄共产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还差点加入第三国际。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世事变迁,国民党除了派系大杂烩的传统特色外,组织结构也越来越莫名其妙了。可以先简单介绍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结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脉络是很清楚的。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党主席的。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就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中央委员会马上举行第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也就是说,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都是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总书记一方面是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另一方面又是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就组织上联系在了一起。即有差别,有紧密联系。而且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都对中央委员会负责。这个组织程序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而中国国民党的中央组织方法则混乱不堪。首先,从马英九时代开始,国民党党主席是党员直选了。所以,这次党主席选举,突出的现象就是“人头党员”现象。今年年初,国民党公布有选举权的党员为22万6千人,到了3月31日已经增加为约45万人。为了人头党员的事情,国民党中常委已经开了几次会,斗得不亦乐乎。有犯罪记录的都被拉入,女招待都被成批入党。看来国民党的党员是没有考察期或者预备期的,党主席选举成了动员能力的比拼。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党员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还有许多党员不交党费。现在为了党主席选举突然出现这么多党员,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对国民党的长远发展当然没有什么好处。这些人头党员的选举结果,当然也难以对国民党的未来发展负责。显然,谁在国民党党内的背景深、在社会上的联系广,谁的胜算就大一些。

国民党党主席为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任期四年),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说,与党主席不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是由党代表选出来的。党员直选出来的主席,党代表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渠道不同,负责对象自然不同。当相互之间有了冲突时,就会产生相互无法制约的现象。而且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党员直选的主席显然道义上的力量大于党代表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虽然党章中,看起来党主席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显然党主席的分量是很大的。中央无法制约或者罢免主席。

国民党没有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但是有中央常委委员会。可是奇特的是,国民党的中常委不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而是在党代会上由党代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党代表们同时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常委。于是,中央委员会不但制约不了党主席,也事实上制约不了中常委。中央委员的唯一价值,就只有可以被选举为中常委。一方面,这导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的空洞化,没有什么实权。事实上,国民党党章中也只赋予中央委员会几项无关痛痒的“任务”,远不比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对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中常委选举充满变数。过去选一个中常委,可能只需要争取到几十名中央委员的支持,但是现在需要得到将近400名党代表的支持。而且全代会每年召开,中常委必须要广泛拜票,经常跟各地党代表拉感情搞关系送礼,导致中常委会各项决策受制于党代表,对全党的掌控力下降。而且,一些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因为时间紧张,不可能整天和党代表搞关系,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当选中常委,就连国民党立法委员都往往不愿意去当中常委。所以国民党中常委中有政治实力和声望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在国民党这套很荒诞的党主席直选、中央委员和中常委由党代表选举的组织制度下,出现党主席和中常委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央难以抗衡党主席的现象,也就很正常了。

此外,国民党在立法会里还有党团。在议会制国家里,必然有议会党团。事实上,在这种体制下,政党往往成为选举型政党,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选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议会党团成为全党组织的核心。在历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就是因为参与了议会选举、有了议会党团之后,党失去对议会党团的控制,相反被其控制,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陷入政治破产的。国民党的中央和党主席,也控制不了议会党团。议会党团的做大,使本来就居于弱势地位的党中央更加弱化。

过去说国民党派系众多,内斗不止,不能团结。现在,中国国民党从组织制度上,更是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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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高利贷与金融创新

“辱母杀人”的案子突然火了,大家都在谈。对于于欢杀了人是否可以从宽、黑社会讨债是否合法、于家是否也不干净,这些事情自有公检法去调查,会给出结论,不去多谈。这个案子背后的民间融资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引发热议。

好些年前,我就指出民间金融存在巨大风险。当年吴英案已经让这些风险浮现过了。民间借贷,一方面是非法高利息集资,另一方面是高利贷,给几方面都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几乎无法控制,几乎百分之百要出问题。但是吴英的案子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就是在承认非法集资和高利贷违法的前提下,把问题推给社会和正规金融体制,说国有银行无法满足资金需求。可是除了国有银行,中国还有大量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它们是否满足了社会资金需求呢?答案是也没有。所以,问题不在于资金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问题在于:都是些什么样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满足,而去寻求不合法乃至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呢?

首先,随着国家紧缩银根,很多中小企业经营所需货币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政府一再把放松银根斥责为“大水漫灌”,相反采取了引导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很多行业资金紧张的困境无法得到解决。复杂的债务链把许许多多企业捆绑在了一起,为了渡过难关,不得不走向所谓民间借贷。

其次,不少企业早已养成了投机钻营的习性,有不少时候,它们需求资金的目的是上不了台面的。这种需求自然也难以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为了牟利,铤而走险,一旦投机失败,就陷入债务危机无法自拔。

再次,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向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大,银行大都不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偏偏中国就喜欢上了中小企业,鼓励大众创业,经济虽然越来越不景气,中小企业数量倒越来越多。这些中小企业都需要钱,而它们的资金需求从哪里得到满足?

其实,除了民间借贷,民间金融的花样很多,早已经为人所知,引起的问题同样很多。除了非法集资和(企业借款的)高利贷,现在大家普遍了解的至少还有两个:一个是各种不正规的理财产品,已经有很多人上了圈套,被骗得倾家荡产,跳楼的也有。另一个是消费用的高利贷,一些人,主要是年轻人,被社会不良风气所感染,好吃懒做,超前消费,不得不借高利贷。去年爆出的裸条贷款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家都被捆绑在金融资本之上。像政府所谓的消费拉动经济,其实也主要不是打居民储蓄的主意,而是要加速居民消费信贷的发展。现如今,不但传统的金融信用业务得到巨大发展,而且各种“创新”,类似阿里什么什么宝一类的信用产品也层出不穷。在金融资本迅猛发展、吞噬整个社会的过程之中,各种乱象频出,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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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药品加成与群众医疗负担

据报道,根据医改时间表,2017年我国公立医院将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回归公益性轨道。相关部门将重点通过“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三条路径,实施药品生产流通全流程改革、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政策,确保改革落地。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将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后,预计为患者节省药品费用600多亿元。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也是取消“以药补医”,保障医改顺利落地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卫计委将开展公立医院薪酬改革,健全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在切断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等利益联系的同时,保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健全医务人员培训培养制度,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看上去好得很,美得很。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可以说,我国公立医院医改就是围绕着价格转的,出发点是价格,着眼点是价格,目的还是价格。居民医疗负担重,很少从医疗保障不足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虽然胡温时代致力于扩大居民医疗保障范围,广大农民纳入新农合,城镇居民也推广了有别于职工医保的居民医保,绝大多数人群已经纳入到医疗保障之中。但是,中国的医保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所以,医疗改革,应该继续致力于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可是,自从18大以来,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医疗改革的重点和几乎全部内容,就是价格。

医药价格偏高,确实是个严重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立医院成为了盈利性医院,另一方面是由于复杂混乱的药品流通体制。虽然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2月9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但是尚未细化,诸多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在公立医院的盈利性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之下,取消药品价格加成,对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的作用有限。最简单的,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而蒙受的损失,必然从其他方面追讨回来。因此,整体上人民群众医疗负担恐怕没有显著的变化。

此次取消药品加成,所谓“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三条路径,其中“调结构”的含义就是把降低药价、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腾出的空间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把检查、检验价格降下去,服务价格提起来。据说这样可以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优化医院收入结构。所以患者这方面获得的,将在那方面失去。而这正是医疗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的。

为什么要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理由无非是医务人员提供的技术服务很多,但回报却不高。有人举例,培养一名副高职称的大夫,从大学入学算起,大致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现在,一名副高职称的大夫诊查费为5元/次,和付出不成比例。从床位费来说,现行床位费是14元/天,住院病人的身体、心理均受到创伤,服务难度可想而知。和市面上快捷酒店的床位费相比,医院的床位费不太合理。我们不能不承认培养一个医生需要比较高的成本,然而我们都知道,医院对于医疗服务的收费,不论高低,实际上绝大多数并没有进入医护人员的口袋。曾经有网友告诉我,他们医院十二元的挂号费,十一元医院收走,只给医生一元钱。其实,医院对医护人员敲骨吸髓的盘剥才是医护人员收入与付出不相称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医改中,问题却被扭曲成了患者对服务支付的价格不够。在目前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中,患者支付的价格再高,也解决不了医护人员收入偏低的现实。

不久前就曾爆出新闻,广州市中医院规定医生给病人开的检查费用要和药费达到1:1,不达标就要扣奖金,有主任医师月奖金扣剩18元,医师和护士更少,只有12元。医生被逼强迫病人多做检查。随着医改的深入,相信这种事情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改革,从80年代起,就一直围绕着价格打转。不论是哪个领域、具体什么情况,改革的内容始终离不开所谓“理顺价格”。80年代一开始就抱怨有些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随后的价格双轨制以及最终的价格闯关,是导致80年代后期严重通货膨胀乃至动乱的重要原因。在近些年的改革中,不论是能源、矿产、医疗,还是农产品、交通运输、供水供热供电,差不多所有被拉入改革议程的议题,最终都得到了涨价的结果。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涨价永远在路上,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永无被理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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