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夜人的自言自语天涯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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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高利贷与金融创新

“辱母杀人”的案子突然火了,大家都在谈。对于于欢杀了人是否可以从宽、黑社会讨债是否合法、于家是否也不干净,这些事情自有公检法去调查,会给出结论,不去多谈。这个案子背后的民间融资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引发热议。

好些年前,我就指出民间金融存在巨大风险。当年吴英案已经让这些风险浮现过了。民间借贷,一方面是非法高利息集资,另一方面是高利贷,给几方面都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几乎无法控制,几乎百分之百要出问题。但是吴英的案子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就是在承认非法集资和高利贷违法的前提下,把问题推给社会和正规金融体制,说国有银行无法满足资金需求。可是除了国有银行,中国还有大量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它们是否满足了社会资金需求呢?答案是也没有。所以,问题不在于资金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问题在于:都是些什么样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满足,而去寻求不合法乃至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呢?

首先,随着国家紧缩银根,很多中小企业经营所需货币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政府一再把放松银根斥责为“大水漫灌”,相反采取了引导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很多行业资金紧张的困境无法得到解决。复杂的债务链把许许多多企业捆绑在了一起,为了渡过难关,不得不走向所谓民间借贷。

其次,不少企业早已养成了投机钻营的习性,有不少时候,它们需求资金的目的是上不了台面的。这种需求自然也难以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为了牟利,铤而走险,一旦投机失败,就陷入债务危机无法自拔。

再次,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向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大,银行大都不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偏偏中国就喜欢上了中小企业,鼓励大众创业,经济虽然越来越不景气,中小企业数量倒越来越多。这些中小企业都需要钱,而它们的资金需求从哪里得到满足?

其实,除了民间借贷,民间金融的花样很多,早已经为人所知,引起的问题同样很多。除了非法集资和(企业借款的)高利贷,现在大家普遍了解的至少还有两个:一个是各种不正规的理财产品,已经有很多人上了圈套,被骗得倾家荡产,跳楼的也有。另一个是消费用的高利贷,一些人,主要是年轻人,被社会不良风气所感染,好吃懒做,超前消费,不得不借高利贷。去年爆出的裸条贷款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家都被捆绑在金融资本之上。像政府所谓的消费拉动经济,其实也主要不是打居民储蓄的主意,而是要加速居民消费信贷的发展。现如今,不但传统的金融信用业务得到巨大发展,而且各种“创新”,类似阿里什么什么宝一类的信用产品也层出不穷。在金融资本迅猛发展、吞噬整个社会的过程之中,各种乱象频出,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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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药品加成与群众医疗负担

据报道,根据医改时间表,2017年我国公立医院将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回归公益性轨道。相关部门将重点通过“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三条路径,实施药品生产流通全流程改革、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政策,确保改革落地。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将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后,预计为患者节省药品费用600多亿元。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也是取消“以药补医”,保障医改顺利落地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卫计委将开展公立医院薪酬改革,健全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在切断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等利益联系的同时,保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健全医务人员培训培养制度,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看上去好得很,美得很。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可以说,我国公立医院医改就是围绕着价格转的,出发点是价格,着眼点是价格,目的还是价格。居民医疗负担重,很少从医疗保障不足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虽然胡温时代致力于扩大居民医疗保障范围,广大农民纳入新农合,城镇居民也推广了有别于职工医保的居民医保,绝大多数人群已经纳入到医疗保障之中。但是,中国的医保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所以,医疗改革,应该继续致力于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可是,自从18大以来,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医疗改革的重点和几乎全部内容,就是价格。

医药价格偏高,确实是个严重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立医院成为了盈利性医院,另一方面是由于复杂混乱的药品流通体制。虽然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2月9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但是尚未细化,诸多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在公立医院的盈利性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之下,取消药品价格加成,对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的作用有限。最简单的,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而蒙受的损失,必然从其他方面追讨回来。因此,整体上人民群众医疗负担恐怕没有显著的变化。

此次取消药品加成,所谓“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三条路径,其中“调结构”的含义就是把降低药价、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腾出的空间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把检查、检验价格降下去,服务价格提起来。据说这样可以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优化医院收入结构。所以患者这方面获得的,将在那方面失去。而这正是医疗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的。

为什么要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理由无非是医务人员提供的技术服务很多,但回报却不高。有人举例,培养一名副高职称的大夫,从大学入学算起,大致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现在,一名副高职称的大夫诊查费为5元/次,和付出不成比例。从床位费来说,现行床位费是14元/天,住院病人的身体、心理均受到创伤,服务难度可想而知。和市面上快捷酒店的床位费相比,医院的床位费不太合理。我们不能不承认培养一个医生需要比较高的成本,然而我们都知道,医院对于医疗服务的收费,不论高低,实际上绝大多数并没有进入医护人员的口袋。曾经有网友告诉我,他们医院十二元的挂号费,十一元医院收走,只给医生一元钱。其实,医院对医护人员敲骨吸髓的盘剥才是医护人员收入与付出不相称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医改中,问题却被扭曲成了患者对服务支付的价格不够。在目前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中,患者支付的价格再高,也解决不了医护人员收入偏低的现实。

不久前就曾爆出新闻,广州市中医院规定医生给病人开的检查费用要和药费达到1:1,不达标就要扣奖金,有主任医师月奖金扣剩18元,医师和护士更少,只有12元。医生被逼强迫病人多做检查。随着医改的深入,相信这种事情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改革,从80年代起,就一直围绕着价格打转。不论是哪个领域、具体什么情况,改革的内容始终离不开所谓“理顺价格”。80年代一开始就抱怨有些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随后的价格双轨制以及最终的价格闯关,是导致80年代后期严重通货膨胀乃至动乱的重要原因。在近些年的改革中,不论是能源、矿产、医疗,还是农产品、交通运输、供水供热供电,差不多所有被拉入改革议程的议题,最终都得到了涨价的结果。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涨价永远在路上,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永无被理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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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超发了吗?货币超发论想达到什么目的?

多年来,我不只一次,反复说明所谓“货币超发”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到处宣扬“货币超发”论的人,拿M2货币量即广义货币量的快速增加来论证“货币超发”,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广义货币量,是指流通中现金、单位在银行的活期存款,以及位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城乡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各项储蓄存款以及证券客户保证金。这里边没有一个东西是“发行”出来的。又何谈“超发”?

货币当局“发行”出来的东西,货币银行学中叫“基础货币”,在我国央行公布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里,被称为“储备货币”,是货币发行与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之和。这才是发行出来的东西。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它与M2货币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把2012年到2016年,每年12月的货币供应量和储备货币数字整理一下,可以看出若干端倪。只有M2货币数量快速增长,每年增速都在10%以上。这代表了全部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数量,在中国的快速积累和增加。而M0货币量即流通中现金的数量,也就是真正用于交易的货币数量,只有不多的增长,而且慢于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增长速度。这一方面是受到非现金支付大量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支撑大量交易的现金数量并没有特别增加,流动中货币数量也不是物价上涨的推动力。

M1货币数量是指流通中现金、单位在银行的活期存款数量,这部分增长速度稍快。这个我四年前也解释过,中国货币数量各成分中,增长最快的就是单位存款,居民储蓄实际上增加没那么多。尤其是,从2015年起,M1货币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M2货币增长速度,这其中的含义更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储备货币,这真正由货币当局发行出来的部分,增速与M0也就是流通中现金增速差不多,略快一些。但是相比M1和M2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还是要慢一些的。

所以,所谓“货币超发”的论调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即使不考虑货币数量和基础货币的混淆,也不能仅仅拿一个增速比国外快就断言存在“货币超发”。货币是否超发,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具体的、公认的、可衡量的标准。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鼓噪“货币超发”又有那么多人相信“货币超发”呢?鼓噪“货币超发”的人,其实是为了鼓吹物价和房价的上涨,特别是潜在的上涨空间,制造恐慌,诱导居民花钱消费和购买资本品。说穿了,是要把你口袋里的钱骗到他的口袋里去。至于那些没有经济学知识,又为物价尤其是房价所困扰的人来说,相信“货币超发”这种特别简单、特别好理解的东西,可以回答他内心深处的疑虑和困惑,所以也就顾不上用用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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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的外汇储备与人民币汇率

根据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字,中国的外汇储备重新回到3万亿美元,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发言人说,“2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整体比较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总体贬值,但资产价格出现上升,外汇储备所投资的货币和资产之间发挥了此消彼长的分散化效应,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从这句简练的话中,大体上可以得出几个结论:1、跨境资金流动比较平衡;2、外汇储备中的非美元货币贬值了,但是资产价格上升了,资产价格上升的程度抵消了非美元货币贬值的程度,于是外汇储备小幅上升69亿美元,重新回到3万亿美元。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二月份央行不再像以前那样起劲地动用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央行放弃这种徒劳无益的做法之后,外汇储备稳定了,人民币汇率也稳定了。1月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为689.18,2月这个数字为687.13,基本持平。

事实证明,央行愚蠢的外汇干预政策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对外汇流动的严格监管,越来越严格的管制,这才对稳定汇率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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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70周年

今天是“二二八”70周年的日子。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使用暴力手段查缉私烟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在此之前,1945年光复台湾之后,国民政府在台湾完全复制了在大陆的那一套,官员贪污腐败,军队纪律败坏,通货膨胀,民生凋敝。而且,国民党政府还特别歧视台湾人,不但大陆人垄断台湾行政权力,而且还在台湾各行各业大肆安插亲信,排挤台湾人,在台湾造成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尖锐矛盾。一切矛盾集中爆发于二二八。

共产党方面,一向把二二八定义为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政权的起义。这些年,由于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个事情也不怎么提了。事实证明,对国民党的统战是不成功的,国民党根本没有统一的意愿,连向统一靠近的意愿都没有。国民党玩弄的就是“一中各表”,裹挟共产党不得不承认经过模糊化处理、各说各话的“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两个中国”。事实还证明,台湾人民对统一毫无热情,对国民党的统战不但没有影响到岛内的民意,而且还起到了负面作用。现在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操纵两岸话题,垄断两岸交流的各种渠道,为国民党官僚们源源不断输送各种利益。国民党死性不改,根本不可能是统战对象,根本上就应该是个打击对象。

马英九下台前后,台湾社会反国民党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从2014年起,国民党在各次选举中皆告负,人心几乎丧尽。继续和国民党眉来眼去,就是把自己置于台湾人民的对立面。

所以,回到“二二八事件”的话题,重申一贯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也应该是一个起点。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二二八”不是台独运动,但确实是当代台独运动的起点。共产党参与了“二二八”,但共产党并没有领导“二二八”,不过“二二八”后,共产党在台湾的党员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并没有突破《宪法》的框架。谢雪红们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求台湾自治,这其实是出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要求省联盟制的一贯主张;同时期廖文毅等则走向台独。“二二八”事件是民众反抗国民党,但是也确实有许多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而这些排外暴力行为中,又有许多是陈仪等人组织特务故意搞出来的。陈仪是“二二八”的元凶,后来又因投共被处决。许许多多的事情纠缠在一起,也许,这才是真实。

不论如何,我们必须把“二二八”放在广阔的中国革命中去考察,即使是台独,也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中衍生出来的东西。不能因为台独反蒋,就去维护蒋介石。蒋介石是必须清算的,国民党是必须清算的,反革命独裁和对人民的镇压必须清算。脱离了中国革命的背景,就什么东西也看不清。在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写下《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预言“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在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又写下《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台湾人民,包括“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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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与人民币汇率

今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为29982.04亿美元,首次低于3万亿美元。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缩水,整数关口的失守对市场的震动还是不小的。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虽已略低于3万亿美元,但仍是全球最高水平。外汇局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央行向市场提供外汇资金以调节外汇供需平衡,是造成1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的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达到峰值,为39932.13亿美元。随后转入下降,到今年1月已经下降到29982.04亿美元。在2年半的时间里,外汇储备缩水达到25%。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14年6月为615.57(月算数平均),而2017年1月为689.18,贬值12%。

可见,外汇储备的消耗虽然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幅度,但是从整体上看,得不偿失。当然缩水的这25%的外汇储备,肯定不是都用在调控人民币汇率上了。不过,在最近的几个月,外汇局屡屡表示,外汇储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调节外汇供需平衡,可见,至少在这半年里是这样的。

在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略有升值。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态度,人民币处于一个尴尬境地。继续贬值,会引发汇率操纵的争议;真的操纵汇率升值,代价又很大。相比2016年12月,外汇储备减少了123.13亿美元,月平均汇率则由691.82提升到689.18。也就是说,付出了123亿美元的代价,换取了一美元2分钱人民币的升值。

人民币是主权国家货币,人民币的信用就是中国的信用,对人民币的信任就是对中国的信任。支撑人民币汇率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稳定的增长。只有这样,国际上才会对人民币抱有信心,人民币的汇率才能稳定。否则,光靠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拿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那点家底在市场上折腾,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要真正解除人民币汇率的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把工作重心重新放在高速发展经济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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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要实现怎样的“英特纳雄耐尔”?

不久前张承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光看这个热血沸腾的标题,脑子里十有八九会回旋起《国际歌》的旋律,并记起那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但是张承志盗用无产阶级战歌的词句,却是用来给他的神和他的宗教歌功颂德。

是的,这篇文章是张承志平生第一次朝觐天房后久久不能平静的产物。他告诉我们,朝觐曾经给穆斯林以怎样的启示和勇气,“契机在临近”,他如何“猛读各种必读的索勒(章)都瓦(祈愿辞)”,最后飞往麦加,在闪烁着“Muslims Only”的公路上,最后震惊在“塔瓦夫”(????/tawāf、环游、巡游、绕行)之中。为什么震惊人?剥去张承志华而不实的词句,其实就是两点:

第一点,人多。“人,人,人,一刻不停抵达的人流汇入进来,滔滔喧嚣着,形成一个沉重的、大体是白色但又五彩斑斓的巨大涡旋。……天房的环游(塔瓦夫)其实没有‘时间’,它并无休止,一旦旋转,就再不停歇。……显然从七世纪就开始了,那以后居然片刻不曾稍歇。……于是我专念于环行,我大步走着,不停地想到世上穆斯林已经有十几亿之多,心里阵阵冲腾起激动。如今我千真万确,如同字面地投身于‘人民的海洋’”。

如果张承志想到世界上的基督徒更多,不知道是否会更加激动。如果他再想一想,基督教早已经主要靠传教来争取信徒,而伊斯兰教主要还在靠生殖器维持这“人民的海洋”,是不是还会有点自卑感。此外,张承志的穆斯林知识不合格,天房的环游远非“片刻不曾稍歇”。但显然当时和后来的张承志沉溺在激动之中,已经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常识。

第二点,人种多。“望望四周,一群头披一色鲜艳的杏黄色头巾、可能是马来西亚的妇女正在我一旁走过。非洲的黑人、欧洲的知识分子、阿拉伯的老人,土耳其的女性,都在高声念诵着同样一句,踏着它的节奏接连走过。……四周印尼的妇女或高加索的男子,也在领诵者带领下念着同样的一节三句。……人们没有别的表达,举手致意,一节三句,我忽然发现:这是一个国际。……我看见许多人脸上挂着泪水。从阿富汗到利比亚,从美国到法国,从也门到高加索——历历的苦难和不平,刹那间一切都冲到眼前。沧桑密布的脸,充满希冀的脸,这么多黑色、褐色、黄色和白色的脸上,都流着泪。”

人种多是张承志这篇文章的重点。他借此宣扬和强调,不同肤色的人种都汇聚在了伊斯兰的旗帜下,“不同肤色不问国籍、黑黄白棕一切人类的成员在这里一律平等”。而这种平等,在他的笔下,化作了人民自发的团结和国际主义,“不会因为今夜的环游,不义的世界就为人民颠覆。但是今夜的大河游行,承前启后灌溉冲击,催促未来世道的改变。”张承志感慨道,“既然能戒除种族歧视当然也能够消灭宗派,既然严令禁止高利贷也能够克服资本的阴谋,既然能使亿万人千年一日汇聚至此,也应该能够从此进步,向着英特那雄纳尔——新的国际主义。”

在主要宗教中,理论上人种的区别都是微不足道的,这远非伊斯兰教所独有,这也与众多常识一样,被张承志忘到脑后。伊斯兰教最为独特的无非就是天房朝觐,把大批信徒聚集在了一起。如果把昏热稍微降降温,就能看到在伊斯兰世界中,人种和宗派之间的差别不但存在着,而且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信奉伊斯兰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斗争是理解中亚政治的关键线索之一,历史上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斗争则几乎渗透进了伊斯兰世界所有的内部纠纷。张承志可以睁眼说瞎话,不承认穆斯林中的种族歧视,却无法否认宗派纠纷,于是也只好用空话给自己打气,“当然也能够消灭宗派”。事实是,当然不能够。1987年7月31日,什叶派伊朗人在朝觐过程中示威, 高喊反美等口号,沙特警察开枪导致402人死亡。1979年11月20日,禁寺干脆就被伊斯兰主义者占领了两个星期。

不过穆斯林张承志尽管为朝觐的功德沾沾自喜,却没有忘记,不论人数多还是人种多,他的“平等”始终只限于伊斯兰教徒之间。他所说的平等始终围绕着朝觐的人群。当他得意忘形号召“天下受苦的人的新结盟”的时候,无疑,他想说的是结盟在伊斯兰的周围。

是的,非穆斯林并不在他的“平等”和“起来”的事业之中的。因此,这种平等建立在更大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首先是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不平等,然后才是教徒之间的平等。这个前提是理解各种伊斯兰宗派所作所为的基础,不论他们相互间如何残杀,在歧视和迫害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方面却是不约而同的,而且毫无愧意。《古兰经》上说“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示给我的仆人的经典,那末,你们试拟作一章,并舍真主而祈祷你们的见证,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但是当有人真的写了(巴哈伊),却被残酷的镇压了。

当共产主义者宣扬英特纳雄耐尔的时候,共产主义者绝不妄言“平等”。相反,共产主义者不但认为世界是不平等的,而且认为推翻这不平等的世界也不是靠“平等”,恰恰相反,共产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伊斯兰宗教渣滓在诓骗世人的时候,虽然无耻地盗取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口号,却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他们用含糊其辞的“爱好和平”、“平等”、“反抗”之类的词汇来哄骗世人,其实就像《古兰经》上写的那样:他们回去见了自己的恶魔,就说:“我们确是你们的同党 ,我们不过是愚弄他们罢了。”

这个恶魔就是伊斯兰,就是宗教,就是教派和宗教组织,就是职业和非职业的宗教骗子。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智慧和鲜血为建设一个美好的、自由的、没有人压迫人的世界而斗争。可这些伊斯兰份子,这些所谓的伊斯兰左派,他们有什么呢?他们只有对人类、对世界、对文明的恨,以及对虚幻的宗教的痴迷和执著、对根本不存在的神的膜拜,——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

张承志和他的追随者们,一直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可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从不解释。他们禁止高利贷,仇视金融资本,却不敢也不愿去反对私有制,而私有制正是资本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基石,不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生长出来。他们也不反对雇佣劳动。他们诅咒金融资本,却不敢诅咒伊斯兰金融。他们吹嘘伊斯兰金融的优越性,却不敢正视伊斯兰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现实。他们“新的国际主义”,就是利用宗教战争,消灭掉“不信道者”的一切,然后“信道者”们取代“不信道者”的位子。他们是赤裸裸的掠夺者、自私自利的狂热分子、暗藏祸心的蛊惑者、愤愤不平的阴谋家、煽动民粹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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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养一个的假话题

有报道,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报告显示,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近4万亿元。但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继续下降,由2014年2.97:1降至2.87:1。也就是说,不到三个人要“养”一个人,意味着年轻人养老压力正持续增大。

这类话题每年都会被重提,而且说来说去就那几句。其实这里边的老问题也还是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养老保险。

根据人社部今年6月1日发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末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5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0410万人。也是这个统计公报告诉我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可是大大低于这个数字。2015年年末,参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只有26219万人。当然还有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50472万人(其中有14800万人是领取保险的),不过参加居民养老保险并缴费的并非全部是就业人口,有许多是非就业人口。

最近这几年,随着广东地区工厂搬迁,许多被掩藏多年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许多工厂都没有为工人缴纳社保,而当工人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时,反被专政部门一顿痛扁,或者被社保主管部门也就是人社部的下属部门推来推去。不知道有多少工人稀里糊涂的就失去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失去了自己的血汗钱和养老钱。人社部门不去想办法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纳入到养老保险中去,反而整天唠叨三个两个的养一个人,把责任都推给计划生育,这是多么的不要脸啊!

而且还有许多人虽然参保了,但是缴纳的金额远非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缴纳的。

人社部及其下属部门,一谈到社保,无非就是要改革,降低社保费率啦,实现统筹啦,方便异地转移啦,等等等等,就是对于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参保劳动者这么少的问题,不置一词。根据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结论,中国大陆60周岁以上人口有约22182万人。 如果所有就业人口都纳入到一个养老保险池子里,那么就是3.49个人“养”一个人。

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把所有劳动者都纳入到养老保险中去,不严厉打击单位不缴少缴漏缴的问题,所有的什么改革了、办法了、目标了,统统是空话和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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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识是怎么回事

台湾执政党再度轮换,蔡英文上台。台湾官方如何定义两岸关系又称为关注点,是否坚持“九二共识”成了大陆台湾双方共同的热点问题。

其实,“九二共识”根本上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它的目的和作用就是互相糊弄。

本来,大陆的立场是清楚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来,台湾的立场也是清楚的: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拥有包括大陆在内的中国的主权。

也就是说,双方的“一个中国”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中国,仅仅是地域上的重合。为了方便互相往来,1992年10月,台湾方面的非官方组织“海峡交流基金会”代表陆委会,中国大陆方面的非官方组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代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香港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就“一个中国”的论题分别提出了多项表述方案。期间,海协会提出了五个文字表述方案。海基会则先后提出了八个表述方案。双方在13个表述方案皆未达成共识。随后,双方分别打道回府。但会谈结束后双方以电话与书信方式,继续就“一个中国”的论题交换意见。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告知海协会的口头表述要点为: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

此函同时附有海基会之前所提的第八个表述方案,即“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12月3日,海基会回函,对海协会的口头表述要点表示“尊重”。

这就是“九二共识”。所以,事实上,九二共识是双方没有正式书面协议的、各自口头表达的意思。所以,台湾方面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实是更接近于文字表达意思的。大陆方面不能接受“各自表述”,又不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留下巨大的遐想空间,这个实在是不能怪谁的。

因为“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所以台湾和大陆各说各的。事实上也只能各自表述,因为台湾是不可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而且在目前,不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不论是要独立还是统一,在事务性商谈中,双方也确实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大陆自己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让步,立场不断软化、模糊,同时又延伸出了“九二共识”内涵之外的意思,不但在事务性商谈中,在政治问题上也要求台湾明确“九二共识”,这等于让台湾当局承认自己非法。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另外,大陆不断软化的结果,就是满足于一个语义模糊的“九二共识”,只要台湾说接受“九二共识”就满足了,已经不愿再深究“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就是这个面子,台湾也逐渐不卖给大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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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经济为何衰退

东北经济形势差已经广为人知,东北的衰退已经从经济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甚至都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动不动的,赵本山就会被当作东北文化落后的符号被评头品足一番。

东北经济有多差,有关的报道长篇累牍,没必要再做详细介绍了。对于东北经济的衰退,有两个常见的解释,倒是值得说一说:

第一个说法,就是东北人口大量减少,导致东北经济下行。甚至有人拿现在的东北与伪满洲国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和所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做对比。据说,根据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比较,东北近十年间净流出人口180万。笔者本人也是移居上海的东北人,经常遇到东北口音的乡亲们,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比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十年间东北三省的总常住人口还增长了4648950人,而且是辽吉黑三省均有增长。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增长人口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960年至2000年之间(2010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常住人口数量比2000年多),也就是说,增长的主要是劳动力和青少年。当然2010年又过去6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谁也没有过硬的数据。

第二个更常见的说法,就是东北和东北人受到计划经济思维影响强烈,导致东北经济缺乏活力,特别是东北的国有企业太多导致经济衰退。这个说法也毫无道理。计划经济体制早在20多年前就结束了,一个20多年前就已结束的东西到现在还在束缚人,完全毫无道理。事实上,确实东北人偏好在国有企业工作,推崇编制和公务员,可用这些观念来批判东北和东北人的那些人是否想过,大多数中国人民(连同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在内)都是这么想的?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作,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比私营单位的高出57%来,在这种现实面前,如果多数人偏好去民营企业工作,那岂不是咄咄怪事?而且,东北的国有企业也不算很多,大多数国有企业早就在90年代就被消灭掉了。2015年的上海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到48%,而沈阳只有35%。如果国有企业那么罪大恶极,上海经济应该已经崩溃了,可事实上目前上海的经济增长在全国是最健康的。

东北经济的衰退,其实并不难以解释。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的辽宁人,我对东北与东部发达地区方方面面的差距是很有感触的。但是所有这些差距,包括观念上的差距在内,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大体上可以总结为四条:

第一条,东北的工业未能在入世后重新崛起。东北的制造业曾经非常发达,但是在90年代治理整顿、国有企业改制、下岗、抓大放小等过程之中受到重创。东北工业在文革末期就已经逐渐暴露出绩效下滑的问题,亏损、不能完成计划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严重。90年代东北原有的工业体系彻底失效。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国际市场的拉动下,中国经历了适应国际分工的二次工业化,近几年则是进一步在做强中国制造上不断迈进。但是这个机遇东北没有抓住。入世15年来,东北没有建立起新的、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国际市场新需求的工业体系,还是一些在90年代幸存下来的传统行业的重复建设。就是这些传统行业,也被河北、内蒙等省份抢了风头。现在形势有变,自然无法维持。

第二条,东北的自然资源已不是经济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森林都很丰富。但也正是入世使得东北的资源在经济上失去了竞争力。且不说很多矿产资源面临枯竭,现在东北的资源不再仅仅与国内其他省份的资源竞争,而且是与国际市场上的资源做竞争。在这个层面上,东北的各种自然资源均失去了优势,都有来自国内外市场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现在中国的铁矿石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原油来自中东和委内瑞拉,木材(纸浆)来自俄罗斯和加拿大。东北的资源失去了经济效益,回归为单纯的自然资源。由于东北历来不仅是工业发达地区,也是资源输出地区,这个变化使东北经济失去了部分动力。

第三条,东北经济太过于依赖房地产。本来,在这方面全国情况都差不多。但是由于东北的经济根基不稳,实体经济萎缩,居民收入低,房地产过热造成的危害也就更突出一些。不久前沈阳市政府为了房地产去库存甚至推出“零首付”的政策(虽然很快取消了)就是典型。铁西区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工业区,但是曾经辉煌的历史几乎连痕迹都没留下,短短几年就被改造成了一个楼盘林立的居民区。沈阳开发浑(河)南的标志也是众多楼盘,问问沈阳人,除了楼价高,没几个人知道浑南还开发出来了什么。

第四条,东北地方干部的素质亟需提高。很多人都在诟病东北干部,但是平心而论,东北干部的素质未必比很多地方更差,媒体上经常曝光的奇葩干部言论,也很少有东北的。不过因为东北经济社会问题突出,干部的事也跟着突出了。提高干部素质,不是学历,也不是什么“市场意识”,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规矩,要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凡事按照规章制度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像买房零首付啊,全运会前罚款罚到“满城尽是卷帘门”啊,这样的事情反映了东北干部意识和执政理念的落后。更重要的是,“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意思,东北的干部们要好好琢磨琢磨。

东北要想从困境中走出来,只有沉住气,脚踏实地,做好长期规划,从头开始,重新建设起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东北靠发展服务业拉动经济是没前途的,不仅是由于东北人的服务意识不是一般得差,而且更重要的,没有各个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服务业是根本发展不起来的。东北的问题沉疴已久,绝非三年五载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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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靠不住

经济不好,首先就表现在投资上。投资增速的连年下降,不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体现,而且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速难以恢复的根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民间投资情况不怎么样。今年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0.5%,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仅增长5.2%,还不到全国总水平的二分之一。我们的总理急得睡不着,紧着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放宽准入,打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同时国务院还派出督察组去督查和解决有关问题。

其实民间投资情况糟糕,正是糟糕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多少年了,我也写过多次,这种把信贷卡得死死的货币政策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此外,经济形势不好,民间资本更加不敢投资,这也是必然结果。事情明摆着,谁也不是大傻瓜,现在市场风险那么高,资金成本那么大,谁敢轻易拿出真金白银去投资?

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我的老家,差到极点的辽宁省。另一个是我现在的居住地,情况还算不错的上海。根据姗姗来迟的辽宁省统计公报,在201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640.4亿元,比上年下降27.8%。其中,全年民间投资12946.9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73.4%;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3803.0亿元;港澳台及外商企业投资890.5亿元。

就是这个经常被指责为计划经济残余太多、国有企业太多所以才经济崩溃的东北经济第一大省,民间投资占到总投资的73.4%。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才占到21.6%,连民间投资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大概大大出乎那些把东北经济衰退归咎于国有企业的傻瓜的预料。而在上海,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352.70亿元,比上年增长5.6%。其中私营经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但是上海的统计公报里只有私营企业的数字,不过基本上应该也相差不了多少。)的投资1017.10亿元,只有全部投资的16%,特别是,还比上一年下降了16.6%。而国有经济投资1974.08亿元,占到总投资的31.1%。

所以,可以得出一个清楚简单的结论:哪里得民间投资比重越多,哪里的经济形势越差。哪里的国有经济实力越强,哪里的经济形势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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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足金"为什么就没了

忙,好久不上网。昨天白天看见大家铺天盖地的说文革,还奇怪,怎么都怀起旧了。半夜躺在床上,行将入睡,突然觉悟:哦,今天是五一六。难怪。

但是我不打算谈文革。要谈也等以后再说吧。今天写点“千足金”的东西。其实10多天前就想写,一直拖着到了今天。

5月4日起,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有关文件,足(金、铂、钯、银)将成为首饰产品的最高纯度称谓,现行的“千足金”称谓将不再使用。但是虽然不再允许使用“千足金”的字样,千足金产品却是任然保存着的。如果纯度达到了“千足金”的水平,企业可以通过在标签中注明金含量来说明。

乍一看很奇怪。一方面,不允许使用“千足金”。另一方面,“千足金”产品仍然存在。那取消“千足金”的称谓究竟有何意义呢?这葫芦里卖得什么药呢?

其实,这真是一个“供给侧改革”的好案例。取消“千足金”的称谓,纯粹是别有用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曾经解释说,作为首饰,金首饰的定位仍是提供装饰功能。过高金含量的首饰存在硬度低,质地软,佩戴中容易变形的弱点。同时为保证含量达到要求,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焊药,使得产品的款式受到极大限制,抑制装饰功能的发挥。而含量为990‰的产品,不仅在外观上与更高含量的产品没有区别,且生产中可以使用焊药,产品款式更多样化。目前千足金金含量标准与首饰款式间的矛盾使得千足金首饰要么款式单一,要么出现纯度不达标的现象。

用直白的话转述出来,就是:老百姓就是喜欢纯度高的,纯度差一点的款式多,可是老百姓就是不稀罕。怎么让老百姓肯掏钱去买纯度低一些的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想了一个好办法:不许说“千足金”了。老百姓蒙了,都是“足金”,搞不清楚了,就肯买纯度低一些的了。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希望通过取消千足金等的命名,可以引导生产销售企业不再一味追求提高贵金属的含量,而是更加注重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不断提升款式设计和加工工艺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可是人家消费者就是喜欢千足金,就是要纯度高,什么款式都不是大问题,无非就是耳环项链戒指手镯手链脚链,要那么多款式、那么多花样干什么呢?咱们老百姓不追求那个啊。追求那个的,市场上本来就有纯度低的产品,尽可以去选择啊。现在靠消灭一种产品来提高另一种产品的销路,而且是靠消灭一种受欢迎的产品来增加另一种不那么受欢迎的产品的销路,这可真是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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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系与医改

最近的大学生魏则西死亡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远超以往。从前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但是总是掀不起风浪来,过几天就不了了之,无人记得。但是魏则西的事情为何引起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如此频繁的报道、揭发出那么多莆田系的相关资本、相关人物和莆田系下属的医院来,这里边恐怕有很深的内幕。但是不论如何,揭开了的盖子总是好事。

当初在2013年合并卫生部和计生委为一个卫计委的时候,卫生系统有人很不满意,说我们怎么能和计生系统的人相提并论,我们是救人的,他们是杀人的。其实,到底哪一个部分杀人更多,还未可知。

90年代起,中国的改革就走向了一条极其残酷的道路,新三座大山的说法由来已久。生病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甚至死也死不起的现实,让无数中国人深厚其害。稍微有点记忆的人,也还能回想起,最初的发愣功由于宣扬生病不吃药不看病,得到了政府事实上的欢迎和支持。在90年代,人们还没有想起来自由主义的辩护词,还不知道说市场竞争的好处,当时对医改的原因表达得还是很直截了当的,无非就是政府承担不起,或者全部由政府承担不合理之类的。自由主义的市场大合唱要到21世纪,呱躁起来简单地说是就是一个原因,即资本家和资本家豢养的狗们看到了其中的经济利益。魏则西死后,资本集团的狗们把焦点转移向百度,而回避有没有百度(百度自己也是个大号的骗子)骗子总归是骗子。衙门豢养的狗们也应声到加强市场竞争才能消除劣质医疗,却回避为什么在互联网搜索这个事情上把谷歌硬生生挤在中国之外,搞成了百度的独家垄断。

众所周知,莆田系在80年代仅仅是些在电线杆子上和公共厕所里贴小广告的骗子,不少人是赤脚医生出身,稍微懂点用药,诓骗世人。正是90年代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退出,使得莆田系们开始承包科室,进而控制医院,最后开医院,组建医疗集团,坑蒙拐骗偷,靠喝人血迅速发达起来,由于人血中的高额利润受到资本集团的青睐,纷纷注资,蓬勃得一塌糊涂。小病大治,开高价药,过度检查,做没必要的手术,把病人盘剥得干干净净。在这个过程中,在与资本集团捆绑得越来越紧密的政府部门的主持下,医改由很大程度上的“不得已而为之”,转变为有意识的为资本搭台唱戏,限制公立医院的发展,鼓励私人资本参股公立医院或者设立医院,最好是吃掉公立医院;创造一切条件把保险资本引入医疗领域,用商业医疗保险侵蚀医疗社保的地盘;乃至丧心病狂地与马云公开合作,把全国人民的健康数据暴露给阿里资本集团。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政府已经走得多么远,医改已经偏离正路多么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利和福祉已经被剥夺和出卖得多么彻底。

在上一届领导时期,曾经试图部分地修正医改的错误路线。居民医保,新农合,都是上届的功绩。但是本来上届所做的就不够多,而且在这一届,在短短的三年内,从前的进步几乎被彻底否定。在市场化的幌子下,在资本集团特别是金融集团的贪婪之下,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成了如何更多的满足资本集团的欲望,一切政策的抓手都是私有化。这条路线已经赤裸裸到了惊人的地步,连起码的体面都不顾。魏则西的死,不过是整个狂热资本主义化路线中无数冤魂中的一例。

如果魏则西的死能够有那么一点价值,不至于白白的牺牲掉年轻的生命,那么,重新审视和制定医改路线,现在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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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医保中的个人与政府

有时候找点数据是真的不容易。

根据人社部的《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底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31451万人。

根据卫计委的《2014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底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口数达7.36亿人。2014年度新农合筹资总额达3025.3亿元,人均筹资410.9元。

根据财政部的《关于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2014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年收入4477亿元。其中个人缴费收入843亿元。

根据财政部的《2014年全国财政决算》,全国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2732.12亿元,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出676.39亿元,合计3408.51亿元。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大体得出个结论:如果分析得没错,财政对新农合的支出是比较多的,平均每人达到370元左右,远超过320元的人均补助标准。但是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支出是不够的,平均每人只有215元左右。两者综合在一起,平均每人324.5元。

个人缴费部分,新农合个人缴费大约293亿元(=3025.3-2732.12),平均每人只有40元。这个数字显然是严重偏低的,事实上是不是真这么低我无从考证。所以这里可能有什么错漏。城镇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大约550亿元(=843-293),平均人均缴费约175元。这个数字比90元的最低缴费标准高不少,但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很多事情下都不是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缴纳的。以上海为例,2014年和2015年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70周岁以上人员,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340元;60-69周岁人员为每人每年500元;超过18周岁、不满60周岁人员为每人每年680元;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为每人每年90元。

今天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把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要求“合理确定城乡统一的筹资标准……整合后的实际人均筹资和个人缴费不得低于现有水平。”

实际人均筹资不低于现有水平这个很简单,因为财政资金只要维持住现有支付水平就可以做到了。但是实际个人缴费不低于现有水平,则只能就高不就低,意味着现在参加新农合的参保者的人均缴费水平要大幅度提高喽。

过去呢,老毛的时代,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镇有城镇职工公费医疗,虽然没有惠及所有人,但是对职工和职工家庭还是有相当帮助的。农村有合作医疗,虽然水平不高,但是能保证起码的医疗保健需求。后来呢,什么保障都没有了,来了新三座大山,90年代就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首先还是针对职工的,后来又陆续建立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现在呢,职工医疗保险,说职工退休后要继续缴费,给了职工当头一闷棍。不过职工头上的闷棍暂时还没敲下来,居民医疗保险统一,首先就是要“涨价”,非职工头上的一记闷棍也来到了。国家越来越富强,生产力越来越发达,全面小康都据说要马上实现了,这社会福利反而一天不如一天了。

扯什么医疗保险不是福利的,都是玩弄字眼。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原则是“收支平衡”,这不是福利性质的难道是盈利性质的?而且各个基金也确实是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去做的,每年都只是略有结余。可是这确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利用,大肆宣扬养老医疗等基金即将“入不敷出”了,出现危机了。本来,这些福利性质的基金就是由居民、单位和政府共同维持的,个人缴纳的少一些,政府和单位缴纳的多一些。如果真的出现了危机,那么适当做出调整就好了。可是一些人却把问题上升到如此的高度,否定基金的福利性质,否定基金的可维持性,说到底就是为了贩卖他们反人类、反劳工阶级的罪恶观点,就是要把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也推向市场,由各种金融、医疗、养老资本接管,把资本对劳动者的敲骨吸髓一直持续到死那一天。同时减少甚至取消用人单位相应的责任,通过减少政府的责任最终实现给减税。这就是所有喧嚣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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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为居民医保到底花了多少钱?

继楼继伟刊文说退休人员要继续缴纳医疗保险引起轩然大波后,居民医疗保险也成了批评对象。《经济参考报》刊文《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比例或上升》,说财政对居民医疗保险的投入太多,财政补贴与个人筹资的比重从最初的1∶1变成了目前的约4∶1。于是有忧国忧民的担心居民医疗保险从“保险”变成了“福利”。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认为,居民医保目前筹资比例不合理,筹资水平的增长主要依靠财政,财政补助在整个筹资比例方面占的比重过大,个人缴费所占比重很小,会导致未来医保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大多数地区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可以达到70%甚至超过70%,与职工的报销比例也就相差10个百分点,而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在筹资方面相差几倍,这就导致筹资机制与医保待遇之间出现了一些扭曲的现象。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医保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认为,调整筹资政策应充分考虑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阻力,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不可操之过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可参照职工医保缴费单位和个人的分担比(约为3∶1),将居民医保缴费财政和个人分担比的调整目标也确定为3∶1。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汪德华干脆认为“因为我国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人数共约有8、9亿,而财政资金有限,如果都靠财政,那么医疗保障的待遇很难提上去,而且长期看对财政的支出压力会非常大。”财政和个人分担比逐步调整为1:1是比较合适的。

总之,过去说三公经费太高,现在说对居民补贴太高。财政到底该干啥呢?又不能给公务员花钱又不能给老百姓花钱,那国家收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最后估计还是要落实到俩字才点出真意:减税。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比例或上升》文中说,《经济参考报》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六年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贴的增幅一直高于人均个人缴费增幅,从而使得人均筹资总额中财政补贴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由2009年的60.8%增加到了2014年的79.3%,财政补贴与个人缴费之比已接近4∶1。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为每人380元,个人缴费为人均不低于120元。

《经济参考报》记者的数学水平和所有财经记者一样不怎么好。380元:120元(由于是不低于120元,所以实际上肯定不只120元)大约是3.17:1,怎么着也不是接近4:1,倒是和职工医疗保险的单位与个人比例差不多。事实上,2014年的城镇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贴与个人缴费之比为320元:90元(同样是不低于90元),比例大约是3.56:1。也就是说,相比2014年,2015年财政补贴的幅度减少了,根本就不是什么“六年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贴的增幅一直高于人均个人缴费增幅”。

但是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居民缴费与财政支付到底是多少钱呢?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字非常不靠谱,与人社部和财政部的数据都差得太远,就不说它了。2015年的数字现在还没有。人社部2015年5月28日发布的《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末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31451万人。但该《公报》没有给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收支数字。而且也没有新农合的参保人数和收支数字。

财政部给了个数字。根据财政部2015年11月16日公布的《关于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包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本年收入4477亿元,比上年增加551亿元,增长14%,完成预算的101.8%。其中:个人缴费收入843亿元,比上年增加105亿元,增长14.2%,完成预算的103.4%。本年支出4243亿元,比上年增加555亿元,增长15%,完成预算的103.9%。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4075亿元,比上年增加474亿元,增长13.2%,完成预算的103.1%。本年收支结余234亿元,年末滚存结余2086亿元。

个人缴费在总的收入中的比重约为18.8%。问题来了,其余的那81.2%是从哪来的呢?

不是个人出钱的,就应该是财政出钱咯。居民医保的总收入与个人缴费之差达到3634亿元。财政部公布的《2014年全国财政决算》表明,全国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2732.12亿元,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出676.39亿元,合计3408.51亿元。这样就差不多了,尽管还是有差异。

但是从《决算》来看,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筹资水平的增长主要依靠财政”,而是个人缴纳与财政支付同比增长。事实上,如果按照城镇居民医保每人补助380元的标准,财政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出至少应该1006亿元,而不是只有676.39亿元。按照676.39亿元,平均每人只补助了215元。政府做得不是太多了,而是说到的都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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