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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权利系列)《宪法篇》之三——住宅相关权利

  前几天扫墓的时候,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堂兄谈起计生工作.印象中,抓计生的人都是拿着个大喇叭,拎个大铁锤,开辆破车,满村呼叫,见门就踹,见东西就拿,见人就抓。堂兄说,现在已经不象以前那么惨了,计生工作有"八不准",其中有一条是不准破门.这不准破门,就涉及到了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住宅权。
  宪法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真正了解这一条的人并不多见。住宅权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未经主人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别人的住宅(有搜查令的警察除外)。住宅权是个很重要的公民权利,在国外被贯彻得很充分,在美国曾经有陌生人敲门被开枪打死的事件.这虽然过火了点,但是从侧面反映了住宅权的重要性.国内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未经主人同意是不能进入别人住宅的,但是作为主人一方也很少有人会就此提出异议。这是法律意识不健全的一种表现,望国人切记于心。

还是老样子,合作写东西,我补充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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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权利系列)《宪法篇》之二——平等

  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全中华国民的追求。这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也有可能会造成大家的误解。
  首先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请一直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能有的人会说,现实中有很多法律面前不平等的事,你叫我们如何相信这句话?我想说这话的人可能是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在,任何人在面对法律的时候,他们的身分地位都是一样的。现实中法律领域有不公正的地方,但是没有不平等的地方。打个比方,你和群众眼里的所谓“官”打官司,在法律意义上,这些“官”们和你一样,都是官司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别的意义。也许官司中可能会有偏袒“官”这一方的事情发生,但是那只是不公平,并非不平等。
  再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有不平等,我们也应该相信这句话。有了这样的信念,才会促使我们去为实现平等而奋斗。而如果我们不相信,不奋斗,最终我们还是得不到平等。当然这只是假设,前人已经为我们争取到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它,坚持它,执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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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权利系列)《宪法篇》之一

  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共一章三十四条,由于其中大部分内容已在初、高中政治课本上有所涉及,因此本文将不再一一叙述,仅择其几个重点进行介绍。
   一、公民
   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此款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词是“公民”。我们平日里较常见到和使用的,是“人民”;“公民”这个词,对于广大国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那这两个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从它们的性质来看,两者区别还是很大的。“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公民”则是一个法律词汇。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内涵和外延各部相同。举一个例子,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总人口数为12亿多(包含台湾)。也就是说,这12亿多的人都是中国公民,但是是否这12亿多的人都可以算入人民这个行列呢?显然不能,至少台独分子就不能算。以上说的是两者外延上的区别。另外,“人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本身象征着不平等,而“公民”则是一个平等的称谓。法律是讲究平等的,所以不能把人民沿用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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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尾续貂

  沈兄大作,今日方得拜读,甚是惭愧。沈兄既然将鄙人列入三个火枪手之列,如不发点东西上来,实在有违沈兄好意。今日姑且来个狗尾续貂,还望列位看官鼠下留情。
  “文革文化的特征可以不可以概括成两个字——洗脑?”对此,余委实不敢妄下断语。顾名思义,洗脑就是指思想控制。纵观中华上下几千年历史,思想控制就一直是统治者惯用的政治伎俩。做皇帝的一个很大的心愿,无非就是一统江山。何谓一统?从字面上理解,那当然是是疆域完整的被自己的统治所覆盖;可是,倘若民心不统一,又谈何一统呢?李世民为什么要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实就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担心。所以,汉武帝才会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宋朝统治者才会力挺程朱理学;所以,大清朝才会大兴文字狱。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这还能说明其它的什么,除非这些人脑袋都锈逗了,吃饱了撑着,没事瞎闹着玩。
  可是,我思来想去,怎么看这文革也不像是场洗脑运动。打建国之时起,社会主义道路是当前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个思想,就已经深入国民的心中,根本无须再通过搞一场文革来再次强调。我不知道诸位对历史有没有一些兴趣,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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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一些“经典”做法,汗

  转版了,写点与实践相关的内容。
  前段时间去了市检察院实习,可以说是经历了几个月枯燥无味的生活。不过接触了一些case,感觉还是有点意思的。下面挑一类比较“经典”的案例作为我挑战权威,“砸烂” PGA PP PC 的宣言。
  YN是毒品犯罪高发区,案件数量多得惊人。某市检察院每年经办的毒品案件超过1200件。算上某市各个区,其他地州经办的以及没法抓获的,可以想象出来有多么恐怖。不过YN这里的禁毒工作也是“新招百出”,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有一种叫预备贩毒案件(又叫预谋案件)的操作程序很具有代表性,很想把它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参考。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在这里我们姑且把他们叫做犯罪嫌疑人)想要购买毒品,在联系货主的过程中被线人举报到公安局,公安局经PGA PP PC 部门的头批准后,提出库存毒品化装成货主与他们交易并将他们抓获,然后交由检法以贩卖毒品罪处理。实践中这类案件所占的比重相当大,我实习了几个月就总共碰上了大概20多件。
  一般人看来这样的操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从法律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我看来,预谋案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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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效率之惑

  前几天群里面的人改革群管理制度,要设立议会,选举管理员,叫我写了个管理章程。完工后自我感觉良好,便兴冲冲的发上去了,还引来掌声一片,当时心里真是得意啊。可是 没几天就被泼了一盘冷水:最后并没有按照我所设定的方案来实施。主要是大家都认为操作起来太麻烦,费事。我在草案里面把管理员和议员的产生办法都设定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这样耗时耗力;而且直接选举要面临拉选票的问题:拉选票很容易造成关系票。最后开会决定只在议员上采取选举,管理员由议会指定。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省下了一些麻烦,但是我心里面委实感到有一些不爽,因为我觉得其实管理员其实才是群管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必须进行直接选举才能保证选出来的人都能被大家所接受。
  说实在的,我当时是本着保证民主和公平的基调来撰写这篇草案的,招致反对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事后想想,其实在坐起草过程中我就忽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要有多多民主,多公平,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要的是,如何有效而简洁的管理好这个群,至于如何保障行使管理权的这些人不会乱来,很简单,只要他们认为不合格,开个会,换调就OK,哪里需要那么繁琐的程序?
  所以说,要民主,其实是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的,而且民主与效率似乎是鱼肉和熊掌不可得兼。在其他领域,好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村和邻村相隔一个一个大水库,名字叫做太平水库。去年两个村相继进行换届选举。其中邻村实行的是全民选举模式,总共历时2个月,而我们村则采取的是各队长推举模式,耗时3天。单就效率而言,的确是我们村要高得多,镇领导大力褒奖了我们村得选举,说这是兼顾民主与效率的最佳方式。因此,我村的村民经常在心里面暗自讥笑邻村的人,说他们乐此不彼的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搞这么简单一次选举,真是笨到了极点。我记得俺们村以前的头老马经常说,办事情要坚持两分法,两点论,要善于扬长避短,以达到最佳效果。看来这些人的理论水平太低,应该好好向老马学习。
  其实当时我也是十分疑惑,俺们村老马的理论一向是被公认是十分正确的,夸张点说,基本上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按理说应该是存在这样一种兼顾民主与效率的方式的,而事实上好像我们村也做到了。可是邻村的人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我私底下问我一个在邻村的同学,他说,其实民主与效率本来就是不可得兼的。要民主就无法兼顾效率,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不屑一顾的说,切,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村不就做到了吗。他反驳说,你们那个是伪民主。我一听就更来火了,脸红耳赤的说,你们那个才是假民主呢,然后拂袖而去。要知道,我可是按照老马的理论结合我们村的实践而探索出来的一条新的道路,是一条最正确的道路,竟然敢说我们是伪民主?简直是不可理喻。他扔下一句话,不信你等着瞧,你们村迟早会出问题的。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们村还真的出问题了。新上任的村领导班子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征求村民的意见,犯下了好几个大错,经常采取暴力方式征收各种统筹。更惊讶的是,竟然还查出大部分村领导存在腐败问题。这一下问题严重了,更令人咬牙切齿的是,邻村的村长竟然向镇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反映我们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对此我们当然无法接受,极力否认,并且我们村的村长也同样回敬了一份同样内容的报告。彼此间斗来斗去,结果是我们村情况越来越糟糕,而邻村虽然也受到一些不利影响,但是始终保持了一个较高水平。我气炸了,心想,像我们这样最正确的道路反而没有这个看起来没有我们正确的要运作得好,真是天理不公啊。可是这也说不通啊,难道是我们自以为最正确的道路根本就是不对的,难道真的就无法兼顾民主与效率?我百思不得其解,千思万思也仍然不得其解。难道是我水平太低了?今天我把我的困惑写出来,做个纪念,待有朝一日,若得其解,真是幸甚快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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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点思考(续)

  (竟然有字数限制,害的我要分两次发)
  上述表明两大法系国家在程序设计上,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强调突出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并非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可以附带、也可以不附带民事诉讼,是否附带,当事人享有选择权。在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国家,规定当事人请求赔偿的范围与民事实体法一致,鼓励其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救济方式,保障其在两种不同的程序中获得同样的利益。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仅能节约时间和费用,而且能使民事原告因刑事公诉人为证实被告人有罪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得到便利。 
  我国在解决刑事赔偿问题上,采用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但与上述国家的附带模式又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其一,被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刑事诉讼所包含或吸收,如在立案、审理、期限、上诉等程序上,均要遵循刑事诉讼的规定或受其制约。其二,当事人不具有相应的程序选择权。只要案件进入了公诉程序,则被害人只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管这种诉讼需要被害人等待多久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诉讼结果。其三,被害人请求刑事赔偿的范围与民事实体法的规定不统一,使得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两种程序得到的救济效果不同一。其原因有二:一是立法上,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均缺乏相应的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也没有明确民事赔偿之诉的请求范围;二是观念上,长期以来奉行国家本位主义,强调公益优先,认为刑庭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是“刑主民从”。
  理论界对刑事民事诉讼制度中两大诉讼的关系一直有“独立论”与“从属论”之争。“独立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在诉讼性质、审理程序、适用法律、诉权行使方式、上诉权行使、执行方式等方面均有不同于刑事诉讼之处,故具有独立性。“从属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立案上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审判组织上与刑事诉讼的相同,在实体处理上依附于审判机关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认定,在上诉期限上依附于刑事上诉期限,在上诉审理活动上,必须对刑事部分进行审理或再审,以确定民事部分裁决的正确性,故具有从属性。我们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既有独立性,又有从属性。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因犯罪行为引起)不同质(刑事与民事性质有异)。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说仍属于民事权利争议,是一种民事纠纷,主要解决民事损害赔偿问题,故应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在实体上具有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又不同于典型的、独立的、纯粹的民事诉讼,而是与刑事诉讼一起并存于同一审判程序之中,且是“附带”于刑事诉讼的。易言之,在这种程序中,必须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主,在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发生碰撞时,应遵循刑事程序优先原则,故在程序上具有从属性。但这种从属性是相对的,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还要受到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制约,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给付、诉讼保全、调解、和解、撤诉、反诉等。从这点上说,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性是主要的,从属性是次要的。两大法系国家在程序设计上,就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强调突出了这种独立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仅在程序上具有“有限”的从属性,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一诉讼放在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而是置于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时,它便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并无任何区别。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唯此,才能消除制度设计上的许多困惑、矛盾和混乱。
  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那么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还其本来面目,则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始终没有设立,日本是“从有到无”,德国是“从无到有”再到实践中的“无”,均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做至少有以下意义:首先,有利于确立不同诉讼的证明规则。虽然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与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但是二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故刑事诉讼证明不能代替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彻底分开审理,有利于不同诉讼证据规则的确立和推行。其次,有利于推行对抗式庭审程序,保障私权救济目标的实现。现代刑事审判方式是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体现法庭的庄重和肃穆。现代民事审判的理念则是贴近社会,亲近民众,使程序和审判行为能为大众所理解,强调民事纠纷的和平解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加入公诉一方控诉犯罪人,不但增加了诉讼结构的倾斜和失衡,而且因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民事诉讼救济的专业性和周到性使被害人难以得到公正的赔偿。再次,有利于克服以罚代刑现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愿意赔偿与否、赔偿态度好坏、赔偿数额多少成为法官对其量刑予以考虑的一个重要情节。如果被告人或其亲属能在法官刑事判决作出之前筹集到足够的赔偿金,则往往被视为有悔罪表现,甚至可能适用缓刑。这种做法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相互吸收,强化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错误观念。如果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彻底分开,分别由不同的审判组织按不同的程序处理,则必将避免上述现象的重演。第四,有利于法官走精英化道路。精英化法官的特征之一是专业娴熟,而专业娴熟必须建立在分工精细的基础上。在当今各门法律浩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法官都很难成为既是刑事审判的专家,又是民事审判的能手,专业分工已是一种既定的趋势。就我国刑事法官的现有素质而言,其对刑事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问题十分富有经验,但对民事审判工作却知之不多,普遍感到不适应,造成处理上的厌烦和草率,久而久之,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相当不利。最后,有利于民事法律特有规定的适用。如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是适用《刑法》的追诉时效,还是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民事诉讼单独提起,单独审理,则这一矛盾自然不复存在。又如财产保全措施,在公诉机关将刑事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之前,民事赔偿问题只能由侦查、公诉机关进行不规范的调解,还不能由法院处理,自然也就不可能适用财产保全措施。但在这段期间,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可能转移其个人财产,这对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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