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 名博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现居深圳。已出版《书中风骨》《那些人,那些事》等十六部作品。本博均为原创,转载请先联系本人。手机,15999648246,QQ:651476448;电邮:rssj@163.com
博主:真正易水寒

古代的经济制裁

 古代的经济制裁

    在史书中,北宋、南宋是所谓的正统王朝。其实此时中国大地上先后并立着几个政权。除了南方的藩属国,北方的辽、金、西夏等,都不是善茬儿,随时可以给中原王朝致命一击。宋王朝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双方打打杀杀,战战停停,谁也吃不掉谁,只好承认客观事实,打仗的间隙彼此还要经济往还,互通有无。于是,大家在边境上设立了交易场所,这就是著名的“榷场”。

    “榷”,“专营、专卖”的意思。这个字本身就说明了榷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易。名义上是边贸,但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同时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比如,榷场的管辖权属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榷场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买卖双方不得直接交易,政府派官牙人(中介)评定货色等级,包揽交易全过程,收取牙税(中介费);小商人十人结保,每次只能携一半货物到对方榷场交易;买卖的物品也不是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最后一条尤具指标意义。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大宋和西夏在保安军(辖境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志丹、吴旗两县)设立榷场。交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方的交易:宋方用缯帛(丝绸的总称)、罗绮换取夏方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用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换取对方的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冈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另一部分是民间交易。此处语焉不详,只说“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随意买卖,估计交换的物资面应该更宽泛一些。早在景德三年,皇帝曾下令对大辽国的输出产品中增加缯帛、漆器、粳糯。这可以说明,以前是禁止上述物品外流的。但为什么要禁止出口缯帛、漆器之类日用品,不得而知。宋英宗治平年间,在河北四个榷场明确禁止民间买卖硫黄、焰硝及以卢甘石。这些东西可以制造火药,属于战略物资,落入敌方后对自己不利。

    在南宋和大金国之间的榷场上也存在着类似的封禁。金世宗大定七年,金朝禁止秦州榷场出售可作军器之物(应该是包含了硫磺焰硝和铜铁之类),同时还禁止出售米面、腊猪肉、腊羊肉。估计那时旱涝不定,靠天吃饭,粮米不易得,多存米面有益后方稳定。

    也有稍显奇怪的封禁——宋英宗曾告知奔赴榷场做图书生意的老百姓,只能带九经(即《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其他书籍均不得在边境买卖。这肯定不是要替对方把一下政治关,以免对方读者受到不良影响,也许是担心新著书籍会把有效信息透露给对方吧?

    尽管有种种限制,榷场还是如火如荼地在各国边境间成长起来,官府获利颇丰。宋英宗时,“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大金国也有两个统计数字。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说,息州(今河南息县)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两国开战后都没了。另一组数字更精确。金史中说,“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枝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

    巨额进项显示,畸形的榷场边贸虽然条件严苛,违背市场规律,但毕竟是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无论如何,有,总比没有好。

    对于榷场这种东西,执政者始终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想通过榷场获取利益,舍不得这块肥肉,又想通过停止榷场活动来挟制对方,让对方低头服软。纠结的思维造成了政策的摇摆。

    赵匡胤时代,大辽国跟北宋在交界处民间贸易比较活跃,但未设置专门的官署进行管理。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在镇、易、雄、霸、沧等地各置榷务。后来两国在范阳交战,遂罢市。雍熙三年,更是禁止河北民间人士与大辽通商。某种意义上,这也算经济制裁的方式之一。你不是打仗吗?我不跟你玩了,你也别想从我这里挣到钱。自然,所谓制裁,又是一把双刃剑,导致两败俱伤。双方常年作战,经济凋敝,民困粮乏,上上下都有怨言,万一激发国内矛盾,来几个农民起义,也够皇帝喝一壶的。这种情况下,宋太宗赵光义在端拱元年下决心恢复榷场:“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岂欲穷兵?至于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以爱民的名义,通过边贸振兴经济。政令一出,官民皆喜。就在大家撸胳膊挽袖子,借钱的借钱,囤货的囤货,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皇帝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恢复了榷场禁令,且惩罚更加严厉——私自贸易的全部处死,大辽国的人民私自进入领地进行经商的人,见者必斩。

    朝令夕改,透支信用,他这是疯了吗?其实,这种反复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考虑。比如,榷场内外常有奸细出没。你一放开,对方的刺探就通过各种方式进来了。早在南北朝期间,南朝刘宋政权中的颜峻便提出边境互市的危害:“敌人不但战斗力顽强,而且大大地狡猾。在互市明着跟我们做生意,实则窥探我方国情。如果过多满足他们的要求,早晚生事。”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二月,皇帝对大臣们说,宋人喜欢背信弃义,制造事端,不可不防。陕西沿边的榷场可留下一处,其余的全部停止。同时令当地官府严查奸细。此前,为防止奸细入境,已经取消了兰州、保安、绥德三个榷场。大定二十一年正月,大臣们讨论是否恢复陕西榷场时,有人提出陕西邻近的西夏经常有“奸人”往来,所以不能恢复。可见当时奸细刺探军情并非个案,或是一种常态。

    还有一种考虑是,通过榷场的设立和取消来制造敌方的国内矛盾。宋仁宗嘉祐初年,西夏人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并州地方长官庞籍建议取消榷场。理由是,侵耕河地都是西夏权臣没臧讹庞的主意。如果互市不通,对方的货物无法出口,也无法进口急需的我方物品,上上下下必然怪罪讹庞。他疲于应付,就得想办法停止侵略。

    但彻底断绝交易又不行。你固然惩罚了对方,于己却亦属自杀性行为。赌赌气可以,不能玩大了。这时候总得有一方先提出恢复榷场。谁先提出请求,谁批准同意,又有讲究。一般情况下是弱势一方服软,主动示好,除交流物产外,似乎也正借此修复关系。这里有几个例子:

    咸平五年,契丹请求北宋恢复榷场,朝议辽国经常翻覆,不可靠,没有同意。

    李元昊建立大夏政权后,北宋就取消了双方边界的榷场。后来元昊上表称臣,数度遣使请求恢复互市。庆历六年,应其所请,在保安、镇戎二地设榷场。

   治平四年,西夏边疆的河东经略使上书,说西夏请求互市。自从夏军攻打庆州大顺城,宋朝皇帝下诏不再赐给他们岁币,严禁边民私相贸易。现在既然上表谢罪,乃复许之。

    金朝也是这样对待南宋的。熙宗皇统二年五月,应宋人之请,在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设置榷场,进行交易。海陵正隆年间又增设若干。不久双方开战,金朝取消了这些榷场。

    边疆榷场反反复复,一打仗就停,和平了就复设,简直成了和平的测试剂、试金石,不过想想他们半推半就的样子,其实也挺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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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集市

皇帝的集市

    中国历史上,有几位皇帝拥有一个共同的怪癖,即,在皇宫(或皇家园林)内开办集市。集市乃民间最普及最常见的交易场所,嘈杂、混乱,皇宫或皇家园林是皇帝起居、办公、游玩的地方,肃穆、安静,两者性质截然相反,能将其有机结合起来的人,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奇葩了。

    第一个是东汉灵帝刘宏。他在位期间,宦官与外戚不断争斗,搞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爆发了黄巾起义,终将汉朝四百年基业推向了灭亡的境地。刘宏各种荒淫之外,还在后宫人为造出一个集市,一些宫女和嫔妃扮成各式各样的商人大声叫卖,五行八作,应有尽有。刘宏自己也骑上驴扮作商人,另一部分人扮成客人跟他讨价还价。还有一些人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刘宏向以贪财著称,据说他这么干有敛财目的。但一个集市能敛多少钱呢?不可理喻。

    第二个皇帝是南朝宋少帝刘义符。与刘宏一样,此人也是纵情声色犬马,并“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沽卖”。他在园中建造商铺集市后,赤膊上阵,亲自买入卖出。

    第三个皇帝是南北朝时的南齐皇帝萧宝卷(死后被贬为东昏侯)。此人生性残忍,滥杀无辜,他在宫中开办集市,据说是为了取悦妃子潘玉儿。潘妃出身市井,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在集市上摆摊卖货。进宫后时时怀念儿时场景,为满足其怀旧心理,萧宝卷“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日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妃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妃决判”。让潘妃做市场的管理者,如果大家在生意上产生了纠纷,就由潘妃来裁决。如果这个宫廷集市真的为“千金博一笑”,对于性格怪异,民怨极深的萧宝卷来说,重情若此,倒也不失为一点点人性亮色。

    以上几位皇帝有个共同的特点:年轻。刘宏死时33岁,刘义符与萧宝卷被杀时都是19岁。所以他们这么干也有可能出于年轻的冲动,爱热闹、喜欢玩,反正肯定不是为了繁荣经济。

    相比之下,乾隆皇帝的集市显得有点特别。这位先生被认为是少见的“明君”,有想法有作为,跟他的爷爷康熙联手制造出一个“康乾盛世”,谁想到他也在皇家园林中搞了个集市。很多史料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一个名为同乐园的所在,历代皇帝每年春节都在此请群臣看戏。乾隆时期,在演戏的同时,于园中开设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等,外面有的店铺,里面都有,连挎着小筐卖瓜子的小贩都备齐了。所有开店者均以内监充之。为保证货物品质,其古玩等器,先由崇文门监督在外城有信誉的店铺中选择入货,采取代售方式,双方商定好价格,写成文书后画押。卖出去的,按商定的价格付给外城店铺,未售出者返还原物。大臣们在园中可以竞相购买。傍晚时分,臣工们退出,宫内女眷也可以来凑凑热闹,买点东西。各种具体办事的官员,可以像在城外一样,聚于酒馆饭肆中开怀畅饮,大肆饕餮。那些跑堂的皆为外城选拔出来之声音响亮、口齿伶俐者。每当皇族銮驾从店门口经过,则跑堂者的喊叫,店小二报账,掌柜者核算,众音繁杂,此起彼伏,以为新年游观之乐。集市一般要持续到正月十九燕九节。正月十九是全真道掌教人以及掌管天下道教的宗教领袖——丘处机祖师的诞日,民俗以当天为燕九节。集市的缘起,似为让百官借此周知民间风景,兼享百姓生活之乐。

    但这项“盛事”在乾隆死后就被嘉庆皇帝废除了。要想周知民间风景完全可以深入到民间去体验,何必在皇家园林里造一个?说来说去,总归还是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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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动员来养马

全民动员来养马

    从前看《西游记》,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做一个喂马的弼马温,很替猴子生气。但如果你了解历史就会发现,弼马温虽然地位不高,但养马确是一等一的大事。《西游记》成书的明朝时代,甚至全民总动员,一些地区家家户户都要为政府养马,一时间万人瞩目,议论纷纷。养马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关注养马,就是向主流话语靠拢。

    朱元璋登基后设立了很多规矩,搞了好多新举措。比如,他认为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大小。应该说,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明朝建立三十多年后,全国的马匹存量才两万三千七百多,数量之稀少,远远少过今天的宝马汽车,影视上的古战争场面动辄遍地人马尸体似有夸张之嫌。

    明朝以前,政府的马主要靠官府自养。朱元璋开始,百姓养马就像纳税一样,成为重要义务。其饲养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官府交给你一匹母马(骒马),明年你必须交一匹小马。母马不死你就得年年交幼崽。但谁能保证母马年年怀孕,且必须生产呢?官府不管那一套,你交不上,就得赔偿。这就相当于官府存款在你这里,年年收取旱涝保收的利息。又比如,官府把良马寄养在你的家中,有了差池,原价赔偿。但谁能保证马匹没个头疼脑热,生老病死呢?官府不管那一套,马匹比你祖宗还金贵,后果自负。

    百姓养马基本没什么回报,而马匹又很贵,动辄二三十两甚至五六十两,相当于一般中等家庭全年的收入。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官府采取“轮养”政策,一家养不起,左邻右舍凑一块,十来户养一匹马。怎么样,皇帝多体贴百姓,这样你们就可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群策群力,取长补短。但乡民可没皇帝想象的那么善良,实际操作中,谁的弟兄多,势力大,谁就不用出钱出力了;谁家里穷,孤儿寡母,谁就多干活儿,不服来战!这样一搞反而增加了穷苦人的负担。朱元璋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手下严查,并下了一道命令,说自己本意是好的,被底下人搞歪了,乡民们良心大大坏了,“有伤风化”,如果孤老病残孤儿寡母被逼养马,有权将为首作恶的人绑缚至京城,将其全家发配边疆。说来挺吓人,但贫弱者本来就被欺负,谁还有胆量有能力把恶人绑缚至京城?所以最后没有一个恶人被绑缚至京城。朱元璋使挺大劲放了个闷屁。

    百姓义务养马不算完,还得送到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进行验收。动辄几十里地几百里地,人困马乏精疲力尽,人吃马嚼费用不少,到了目的地,太仆寺的老爷们要严格查验啊,查完告诉你不合格,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据说当时的退货率达到百分之四五十。白养一年不说,还得赔上人家一匹马。为减少损失,他们只好凑钱贿赂查验官,放自己一马(“放人一马”合着是从这儿来的)。收了钱,查验官心里舒服了,老百姓交来的马也就合格了。你算一算,里里外外老百姓得付出多少代价。

    太仆寺这么干,地方官不高兴了。地方官负责向老百姓收税,老百姓忙着养马耽误了种地,交不上公粮怪谁?地方官要求百姓专心种地,太仆寺要百姓专心养马,上头本想一鱼多吃,但厨师为争夺原材料打起来了,一个要红烧,一个要清蒸。中国的官员自古就是有利的事都抢着管,无利的事争先恐后地推,百姓这块肥肉谁都不肯放。双方互相告状,官司一直打到最高层。皇上也没办法只好和稀泥。和来和去,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田赋劳役本是老百姓已经习惯了的负担,朱元璋创造性地搞出“马政”,并叠床架屋地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机构,大大增加了运营成本。这些官老爷要吃要喝要领工资还要克扣勒索,个个都是养不肥的吸血鬼,老百姓忍无可忍,有的消极反对,有的揭竿而起,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终明一朝遗患多多。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设计弼马温这个情境,或许是有言外之意的:你再叫我养马,我就大闹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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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来往,黄金万两

 信使来往,黄金万两

    中国古代,大一统之外还有很多分崩离析的时段。一个个国家并立在东方大地上,互相对峙,经济上也各自封锁,不相往来。但人们对物产的需求多种多样,本地不产,就要想办法从他处索取。正常渠道得不到,只好走非常规渠道。于是信使的作用凸显出来了。

    所谓信使,就是两国之间的使者。你派人给我送封威胁信,我派人给你下个战书,或者在休战时向对方通报一下情况交个底,表示一下友好,都需要信使。信使完成工作过程中也可以顺便夹带些物品,跟对方交换一下,形成特殊的交易方式,这种交易在三国、南北朝时期尤其多见。朋友有幸被政府任命为信使,这边厢赶紧去找他:给我带几箱方便面回来可以吗,给我带瓶嘎啦油吧。总之,缺什么带什么,信使成了兼职的快递小哥。

     武定初年,东魏官员李绘出使南朝大梁。所有的跟班以及副手都抓紧时间上街采购南方珍品,出售带来的北方异货,个个大包小裹,忙得不亦乐乎,唯李绘“独守清尚”,既不买也不卖,我自巍然不动。在世人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梁人重其廉洁”,虽然他很二,但是很特别,我们敬佩他。东魏另一位很特别的官员崔暹也曾出使大梁。达官显贵纷纷派人做他的跟班,目的很明确,到南方买点新鲜货回来。而崔暹到了大梁没买东西,却要买佛经。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还曾舍身寺院,亲自入庙修行。大臣们群龙无首,三番五次跪求,才把他请回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听说北方来的信使不抢购物品却要买佛经,欢喜得不得了,觉得找到了知音,就亲自抄写了一本,装帧整齐,让人送给崔暹。梁武帝好歹也是个皇帝,他的亲笔还是值点钱的,崔暹因为不贪货而得到了更高的回报,也成就了一桩美谈。

    总之吧,信使的夹带,部分地解决了外贸问题,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利润。今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古有“信使来往,黄金万两”。攀上个信使当亲戚(当然是除了李绘和崔暹那样的),顺利倒腾几次,发个小财是没问题的。但能得到这种机会的人非富即贵,一般人想都别想,还是得老老实实接受与外国老死不相往来所产生的不便。

    其实,金字塔尖上那些人,也得接受这种不便。不过他们有自己的渠道,可以通过信使明目张胆地向敌国索取稀缺物资。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遣使到江东,向孙权讨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物品。群臣议论说,咱们每年给朝廷进贡的东西各有清单,没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本次所求珍玩之物不合礼仪,不给他。孙权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像石头瓦块一样,值不了仨瓜俩枣,给他。该则出自《三国志》中的典故有个背景,即,曹丕逼汉献帝(曹丕的妹夫)禅位于自己,当上了皇帝,刘备不甘示弱,也在四川称帝。作为三足鼎立之一方的吴国认可了曹丕的正统地位而不屑于刘备。曹丕为试探孙权的政治倾向,特意向他讨要这样物品,看他给不给。孙权毫不犹豫地给了,曹丕也就放心了。但从曹丕讨要的清单也可以判断,北方是真没有这些玩意儿,真把这些玩意儿当好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是白要。两年后,吴国派使者到魏国,魏文帝赠送给信使鼲子裘、明光铠、騑马等北方特产。十多年后,魏国大使又带着马匹到吴国来换取珠玑、翡翠、玳瑁,孙权还是那句话,这都是我用不着的东西,且能得马,为什么不干?换!

    那些在驿道上来来往往的信使们,给两国权贵传递珍品的同时,自己免不了顺便揩点油。正因为各方长期隔绝,他们才有了机会。自由贸易状态下,任何地方都没有稀罕物品。什么东西稀缺,大家都会从价低的地方往价高的地方运,直至平衡。商人比信使讲规则,守本分,也比信使专业。他们才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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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铧,梨花

犁铧,梨花

    《耒耜经》记载:“辕有越,加箭,可弛张焉。…所以进退,曰评。进之则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土也浅。…横于辕之前末曰槃,言其可转也。左右系,以乎轭也。辕之后末曰梢,中在手,所以执耕者也。…江东之田器尽于是。”这一农具出现于A.春秋战国 B.西汉 C.东汉 D.唐。

    以上题目来自中学历史题库。看完之后我笑了。中国古代的农具从出现第一天,就在无尽的变化中,一时一地尚有不同,用搞学问的态度来打量农具,硬是给它划分阶段,搞出条条框框,我只能呵呵呵。《耒耜经》是唐朝著名诗人陆龟蒙撰写的专门论述农具的经典著作。但在当时,可能就是一部工具书,介绍一下农具的来源、结构、使用方法等。虽然这些文字现在读起来很拗口,如:“耒耜,农书之言也,民之习通谓之犁。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镵……”古人读时不一定为难,毕竟是非常普及的生活用品,随时能看到,可以跟书中提到的名词一一对上号。

    那么,陆龟蒙介绍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今天的犁铧。说“今天”有点不准确,这个东西“今天”几乎消失了,而在我国北方的农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很常见。一些文章常常煽情地提到“松软的土地”,其实土地大多是很硬的,撒种前必须经过人工松动。耒耜即为松动土地的工具。其外形如木叉,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

    我记忆里的犁铧,应该是最后的耒耜,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犁,一部分为耙(此处读作“爸”)。犁为铁铸,下面是尖利的犁铧,像是特大号码的箭头,可深深扎入土地中,划开土地的皮肤。使用过的犁铧,被打磨得闪闪发亮。上面是一根木制扶手,用以调整犁铧的方向和深度。耙是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木框,类似东北农村常见的狗拉爬犁,只是下面整齐地钉了一排排铁齿,仿佛把五六个钉耙粘连在一起。松动土地时,以马、牛、驴、骡等牲畜在前面拉动铁犁,人在后面扶稳,铁犁豁出一道道深沟。然后,再用牲畜拉耙,人站在耙上,手牵缰绳固定住身体。在土地上走一遍,把豁开的土地平整一遍,便可播种。有犁无耙或者有耙无犁,都是不完整的。

    我们附近有的村子把耙称为“拉拉”。十里不同音,对农具的叫法也不一样,但都很形象,体现了底层民众的智慧,也体现了事物的复杂性。

    这种最原始的耕种方法也有危险。比如牲口忽然受惊,猛地乱窜,扶犁人或者踩耙人会被带倒,被犁或者耙刺伤。大概是三十年前的八十年代,我家和邻居合作耕地(一家出牲口,一家出农具)就发生了状况,忘记了当时是我父亲还是邻居被牲口带倒,锋利的耙齿从脚面上划过,鲜血淋漓。

    河北南部及京津一带,有一种梨花大鼓,演唱者手持犁铧片伴奏,叮当作响,颇有特色,后将犁铧大鼓错讹为更文艺范儿的“梨花大鼓”。犁铧普及、易得,艺人们因陋就简,有什么用什么,倒成就了一种不错的乐器。

    在北方农村,犁和耙如今基本消失了,就像当年的呼机一样,疏忽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没有了犁铧,也就少了耕种者和土地的一种亲近方式。但我知道,农民根本不稀罕这种听来颇具诗意的方式。实际操作太累太辛苦,完全没有诗意。社会进步,必然要抛弃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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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前泼水

马前泼水

说出去就出去

让回来不回来

骄纵的眼神 轻狂的挞伐

在一滴水里放大荡漾

涟漪扫过2015年

 

阳光晒干这盆水

露水还在枝头滴答

滴答  滴答

珠线般串起卑贱和高贵

卑贱和高贵

此时都是一样的卑贱

201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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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资请你花

 

    嘉靖二十年(1541年),朱氏王朝的祖庙损毁,需要更新翻修。古代修庙是件大事,耗费不小,而此时边防军饷亦连连告急。内外交困之际,吏部尚书许赞上疏,提议暂借百官的工资(俸禄)应急。嘉靖的回复是,上司借下属的钱,非盛世王朝所为,不干。1584年,万历皇帝在大峪山下修建陵墓,又有大臣提议让百官捐献俸禄,相当于每人交一份份子钱。皇帝没有答应。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坤宁二宫被大火烧毁,群臣又打算“捐俸助工”。商议过程中,一个御史奋笔写了这么一句话:“皇上需要钱,喜欢钱,你们就心急火燎地捐出工资,如果皇上好色,你们想怎么办?”在座者皆面红耳赤,无语退散。但此后各衙门、各官员陆续以公函或上疏的形式请愿,希望“捐俸助工”。万历皇帝忸怩作态地推辞了几下,欣然应允了。不知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怎么想的,仅仅是拍马屁吗?反正开了这个口子,祸害无穷,上自宗室亲王、下至低级军官、监生生员,纷纷向皇帝进献年俸乃至祖产。而捐俸助工成为政府的潜规则后,一直祸延清朝。

    清朝从明朝手里接管了天下,修正各种政策,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调整捐俸助工这样的恶政,相反却变本加厉。康熙中晚期,克扣官吏薪俸的现象已极为严重。因军需不足,云南官员的俸银已预扣至雍正十三年,而湖广官吏则十多年未领分文。为官者为什么愿意交出本属于自己的薪俸?原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家国不分。把自己的钱给政府用,相当于交给家长了,自己扮演了忠臣孝子的角色,易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雍正元年二月,广西巡抚孔毓殉上奏,因广西省贡院狭小简陋,自己率下属捐俸改修之,并添造号房(考试用的小房)一千五百间,自称“不敢支销库项,不敢丝毫派扰小民。”当年六月,他又上奏,自己率司道各官捐银五万两,已送至西安藩库帮助军需。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孔毓殉自豪的表情,也可就此猜测,他的下属不一定心甘情愿捐俸,但自己的顶头上司发话了,不响应就是跟上司对着干,只好在胁迫之下交出俸禄。

    其实真是挺变态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年不领工资,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养家的钱从哪里来?用脚丫子都能猜到——从别处搜刮而来。

    雍正皇帝对此深有感触,也非常恼火,上台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个积弊多年的问题。他在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中批示道:“听说捐俸助工一事,我相当生气。如果是必需的花销,那就正大光明地列支,动用国库钱粮。如果是你们地方上自筹资金一类的小事,何必详细汇报?在捐俸过程中,若有不守规矩的督抚虚报数目,明明只需花销一万两银子,却让下属和百姓捐两三万,也没个具体账目,这怎么成?另外就是因为有了捐助,某些地方官才敢拖欠钱粮、亏空仓库,打着为公的旗号,最后还不是从国库里拿?此等有害无益之举,你们要给我好好改改。”此话说得相当不客气,让喜欢搞这一套的官员碰了一鼻子灰。其实他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江西道监察御史蔡仕舢就曾上奏,认为官有俸薪、役有工食,此乃养廉之具,但各省主政者习惯了把下属的工薪直接提解藩库以充公用,大省多至十余万,小省亦不下数万两。名为公用,实则偶遇公用不免摊派,其他的作何开销,有无剩余,都是一笔糊涂账。

    也就是说,看似铁肩担道义的行为,却敞开了贪污滥权的大门。这或许是地方大员们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自然,地方财政的严重亏空也让他们不得已而为之。但无论如何,“我的工资让你花”都不是正经办法。雍正帝数次就捐俸助工一事发狠话。雍正三年,甘肃巡抚石文焯仍跟皇帝讨价还价,认为“甘属从前悬项累累,议以俸工捐补在先,势难停止”,并提出分步走的解决方案。雍正批复道:“无耻之极!难为你下笔书此一折。”

    皇帝一怒天下惊。绵延了一百多年的“捐俸助工”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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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札记》代序)

我与《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札记》代序)

    一个偶然机会,《证券时报》评论版编辑孙勇兄向我约专栏稿,希望能跟经济能沾点边,该报毕竟是一份经济类报纸。我说,就写《儒林外史》中的经济现象吧。写到十万字,凑成一本书。孙兄觉得这个角度比较新颖好玩。一个月后,名为“儒林经济”的专栏就开起来了。

    这四十多篇文字,其实并非篇篇谈经济。往大里说,人类所有现象均与经济有关,中学时我们还学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呢。不过古人多爱奢谈道义而轻利益,何况《儒林外史》骨子里还是一本通过描摹读书人百态来弘扬“主流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书。从狭义经济角度打量,我的专栏是打了折扣的,举凡各种考证、梳理和议论,均率性而为,适当的时候往经济上靠一靠,实在靠不上的,就起一个与经济有关的标题,我干新闻出身,对标题党那一套轻车熟路。最后汇集成书时,标题都改了回来,尽量文题相符。孙兄自然看出其中端倪,偷偷纵容我,或许只为让我完成此书。在此深鞠一躬道一声感谢。

    那么,为什么要写《儒林外史》呢?

    原因有两种。

    其一,价值观问题。中国传统文学名著我囫囵吞枣读过不少,感觉价值观极其混乱,所谓四大名著中,《水浒》津津乐道于一帮精神病杀人狂,《西游记》语言幼稚,不知所云,《三国演义》教你尔虞我诈。此评价在他人看来或简单粗暴,但我实实在在就是这么理解的。古人也曾发现这些书籍诲诈诲盗,甚至还把《水浒》列为禁书,似乎认识到了其中的价值观问题,但没有一部正确的、人性化的来替代之,禁了反倒等于宣传。相形之下,《儒林外史》就明朗多了。说不上价值观多么正能量,起码说人话,像正常人的思维。在一大坨乱七八糟的“名著”中,濯清涟而不妖,非常难能可贵。犹记1993年夏天,正准备去上大学的我,躲在闷热的苹果园里,连续几天沉浸于该书中。当时就很奇怪,它也算传统名著了,怎么就不如“四大名著”有名呢?除了课本中讲过的王冕、范进、严监生,其他情节在民间几无流传。分析一下,或许《儒林外史》都是由一个个单个的故事串起来的,没有从一而终的主人公,不易改编成雅俗共赏的影视剧,导致在今天的流传渠道缺失。还有就是基本白话文,不像《红楼梦》那样暗藏很多隐喻,后世研究者无法装神弄鬼,添油加醋地敷衍。既无高大上的顶层设计,又无下里巴人的基层话题,《儒林外史》搞夹生了。但这些都遮掩不了《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光芒。

    其二,写长销书的夙愿。作为一个写字的人,自然希望作品能够传世,如果退而求其次,也不要速朽,尽量多卖几年。古典的东西虽不畅销,但总是长销,每年都卖出几百几千本,不像一些所谓的畅销书,转瞬成了垃圾。时间已证明《儒林外史》是经典名著,研究(或曰解读)之,题材稍偏,内容也不那么花哨,不过总算跟名著搭上边。对《儒林外史》感兴趣的,没准愿意听我说说。我前前后后读过多遍《儒林外史》,颇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打捞出来与投缘之人分享,如同暗夜里找几个人对对暗号,无需哗众取宠,只求会心一笑。

    这本书里的文字自然都与《儒林外史》有关,但篇篇独立,互无关联。有的是考证书中某个问题的来由,有的是追究原委,有的是梳理书中某种有趣的现象,还有的就是针对书中某个人物、某个情节发发议论,总之吧,它适合与《儒林外史》对照着看。如果读者读到《儒林外史》中的某个细节,跟我写的互为印证一下,产生了一点点共鸣,我即满足;也可以将此书当成一本杂文集来品,若读完跟着“呵呵呵”,我亦满足;如果从没读过《儒林外史》,接触了我这本书后产生找原著来读读的冲动,我更满足;你若是自掏腰包买下的这本书——我最满足。

    吉林的《天下书香》杂志记者马犇对我做过一个专访,他问我:“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未来有何打算?”我说:“我的想法是,写自己愿意写的,跟着兴趣走;用自己熟练的笔法写,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很多朋友跟我说过,应该搞一门学问。我也知道,一辈子只要把某一门类的书籍(如古代官职、古代财经之类)找三十本来,全部读透,然后开写,你就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有个毛病,兴趣太广泛。比如我喜欢《儒林外史》,目前正在深圳《证券时报》开设一个叫做‘儒林经济’的专栏,专门写《儒林外史》中的经济现象,我计划凑成一本书,然后再也不读《儒林外史》。如果我一辈子只读《儒林外史》,只写跟《儒林外史》有关的文章,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但那么多书籍摆在面前,我为了当个专家就把精力全耗在这一本书上,多傻啊。我才不干呢。我接下来可能还是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玩。我觉得这样挺好。”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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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若干

随感若干

    屌丝可怜,不在于穷,而在于一辈子怀着屌丝思维。一年能挣十万的时候,赶紧向以前一起讨饭吃的路人甲炫耀:我比你多好几十倍了吧?已经年薪二十万的路人甲看着他不说话。屌丝挣到一百万的时候,又向路人甲炫耀,怎么样?年薪五百万的路人甲看着他,还是不说话。于是屌丝一辈子处在癫狂的骄傲中。

 

    人可以没文化。但疯狂踩踏文化,贬低文化,在文化圈干着凌迟文化的事的那些人,一定要远离;人可以高尚,也可以卑贱,但如果卑贱而无耻,就是屎了,沾一点就恶心一生。

 

    一个设想,免费提供给电梯生产厂商和商场小区物业:安装电梯时在最下面装一特大网兜或布兜,仿佛汽车的安全气囊,是最后一道屏障。乘客万一踩空,掉下去,不是摔在地上,而是掉在网兜里。别问我如何安装,只要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这些具体技术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如果同感,请转发,也许能救命。

 

    公交车上脱鞋,吃味道很大的食物,加塞,无视他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你说这是红卫兵那时候遗传下来的风气,年轻人不了解情况,所以不信。认为中国人向来如此。其实不然。传统的中国人真是知道廉耻的。文化大革命把廉耻都搞没了。

 

    有些词汇是有毒的。日常为文时自觉调换过来。比如“解放后”或“建国后”,改为中性的“1949年后“。谁解放了谁?谁被解放了?1949年前我们没有国家?”中国的封建社会“改为”中古社会“,根据政治需要生硬划分的年代不可靠。

 

    无论高晓攀、曹云金,还是宋小宝小沈阳,在《欢乐喜剧人》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传统,传统的曲艺、二人转都出来了。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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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布买过东西吗?

你用布买过东西吗?

    古代货币有什么?铜钱、金元宝、银两,这些都没错。不过,翻阅古籍你会发现,我国历史上一度曾摒弃铜钱、银钱,以布帛为货币。

    东汉章帝时,粮食和布帛价格越来越高,基层经费严重不足,朝野上下产生强烈危机感。尚书张林说,“当今不仅是谷物贵,万物皆贵。为什么贵呢?是因为钱太贱(好像是一句废话)。最好的办法是修改法令,让人们用布帛交税,买东西也用布帛,把钱都封存起来不让它流通,这样钱少了,物价就降下来了。”这是史书中较早出现的以布帛为货币的文字记载。另一个尚书朱晖说,自古天子不谈论财货之有无,诸侯不交流财货之多少。咱们这些吃国家俸禄的人,不能与民争利。如果用布帛交税,必然会有官吏从中捣鬼牟利。不好不好。章帝认为张林说的对,听朱晖讲一堆大道理,心里很烦,当即采纳了张林的建议,但时间不久就废除了。为何废除,不得而知。

    温饱问题乃农耕社会第一要义。粮食与“饱”有关,布帛与“温”有关。以物易物,莫过于谷物与布帛。直接以谷帛结算,看起来还能节省中间环节,免被盘剥呢。古代的工资称为薪资,便是买柴买米的钱。很多时候,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干脆用每年多少石粮食来统计。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爷爷的月工资上标注的还是22斤小米。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朝野均无心(也无财力)铸钱,钱、物比例失衡,货币太少,故物品价格极低。转眼到了三国时期,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曹丕下令废掉钱币,让老百姓以谷、帛作为交易媒介。到魏明帝时,废钱用谷多年,投机取巧的人渐渐摸到了门道,故意把交易用的谷物弄湿以增加重量,把布帛织得很薄以节省成本,结果粮食换回家没法吃,布帛带回家没法穿,本该实用的物品变得不实用了,所谓暴殄天物是也。大臣司马芝等一致认为,钱币的流通不但对增加国家收入有好处,而且可以减少犯罪。建议皇帝赶紧下令造钱。魏明帝从谏如流,废除了曹丕时代的政令。

   东晋安帝元兴年间,桓玄当政,也不知道他搭错了哪根筋,再次提出用粮食和布帛取代钱币。西阁祭酒(一种官衔)孔琳之发表长篇反对意见,要点如下:一.古今帝王制造无用的钱币,用来让有用的货物得以流通,既可以减少货物的损耗,又可以减少运输的麻烦,此乃货币不废的根源;二.前朝兵荒马乱,钱币流通不畅,是自然而然废止后被谷帛取代的,并非政府强力推行;三.前朝曾经的废钱用谷弊端重重。曹魏时代屡用酷刑,亦无法禁止人们在谷、帛中造假掺土;四.近年来经常打仗,灾荒不断,饥寒问题解决不了,这是本次讨论废除钱币问题的原因。我认为大力发展农业,让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和布帛增多才是根本之道。吃饭穿衣问题都搞定,还废除钱币干嘛?

    大家对孔琳之的发言纷纷叫好,桓玄的主张亦没实行。

    不过,此后多年,民间还是经常以谷物布帛做货币,它们与各类钱币并行于市场上。北魏时三门都将薛钦在一份上疏中计算运输成本时说,通过税收收上来的物品,从华州运到京都,每车运费官府发给绢八匹三丈九尺,另外民户私人还要给雇价布六十匹;河东郡一车的运费官府发给绢五匹二丈,另外民户还要给雇价布五十匹……以布匹来计算报酬而不是以钱币,可见当时这是多么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的梁朝初期,唯有京都和三吴等地用钱币流通,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进行交易。一直到陈朝灭亡,岭南各州都以盐、米、布进行交易,很少使用钱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卖炭翁》中说,卖炭翁的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他的意思是用“半匹红绡一丈绫”充当卖炭的价值,给少了,值不抵炭,没说以布当钱不正当。相反,宫使的做法恰说明几百年后,中国社会使用布匹充当货币的现象依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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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漕运之害

明朝的漕运之害

    交公粮,是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词汇。历朝历代,农民都要把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拿出一部分或者大部分无偿交给政府,即“交公粮(纳粮)”。天经地义,似乎与生俱来。李自成带着一帮人闹事时,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简直石破天崩一般,大家马上都跟着他跑了。公粮征收不但是根据你的收成、土地质量、人口等按比例征收,而且政府的各类花费比如跟外族打仗了,打了败仗给人家赔款了,某个地方闹灾需要救助啦,等等都要摊派到公粮中。

    漕运是跟纳粮密切相关的一个词汇。我国南方富庶,粮食产量大,需要运到北方,但古代交通不便,人们还不会修建公路,土道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根本走不动。水路遂成重要运输手段。如果有心,你会发现古代正史野史中“船”出现的频率可能比“车马”、“轿子”还多,由此可证彼时水路交通的普及。但河流几乎都是从西向东流,歌曲里唱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是有事实依据的。南北运输的河流主要靠人工开凿,即所谓运河。一个“运”字说明实质——开凿之后主要用来运人运物。大家都知道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的政绩工程,其实在此之前,大大小小的帝王们都很重视这个事,也一直陆陆续续地在做。春秋吴王夫差就曾开凿邗沟以通江淮。此后的唐宋元明等朝,不断疏浚和治理运河,使其运输粮食(漕运)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和完善。在运粮的同时,亦间接方便了南北物产的交流,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到了明朝,漕运机制已相当成熟。首先在中央设置相应官职,初置京畿都漕运司,后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又设漕运总督,品级为从一品或正二品。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运总督辖十二总,运军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在地方上,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均为地方长官的副手)掌管本地与漕运有关事宜。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从上至下,密如蛛网。

    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古代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斛)。按相对标准的计量,1升米重约1.25斤,1石米重量就是125斤,但“石”作为计量单位,标准是120斤(一石四钧,一钧30 斤),而我国古代计量向来混乱,俗语“十里不同音”,计量单位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变数也很大,据说万历年间一石就合现在的188斤左右。古代人口少,亩产低,生产率低下,能凑够六百多万石,对当地百姓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搜刮了。这些漕粮主要给驻守北京和东北、西北边疆的军队作为军饷。此外,还有所谓的“白粮”,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江南出产的白熟粳糯米,质量更好,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主要用于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关于漕粮运输,明代先后使用过三种方式。最早是支运法。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地设仓收囤。各地应缴纳的粮食就近运至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节节接运,故名支运。这里有两个细节,其一,漕运不仅是官方承担的事儿,农民也可参与运粮,如参与运粮则免纳当年税粮;如果纳当年税粮则可免除运粮。相当于二选一。按当时计算,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其二,运军从各仓支出的粮,不一定是该仓当年的进仓粮。仓里的粮食并非即收即放,而是一年压一年,使仓中总有存粮,以便稳定存量,保障供给。宣德年间,支运法改为兑运法。《明史·食货志三》中说:“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即,各地漕粮先运至淮安和瓜洲(今扬州邗江区),兑与运军转运。百姓不再全程参与运输,军运的费用则由农民承担。这样做的好处是,农民可以省出时间来从事耕种。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到成化年间,漕运都御使滕昭又将其兑运改为长运(亦称改兑法、直达法),即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粮食生产区交兑公粮,农民不再参与运粮,但要增纳所谓的过江费用。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这个从支运、兑运到长运的过程,直白点说,是老百姓逐步退出参与运输的过程,也是各项苛捐杂税逐步增加的程。

    看似完美的漕运制度,仔细打量却弊端丛生,人人自危。张瀚在《松窗梦语》、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对此均有详细的描述与深刻的反省。

    整个漕运过程中,最明显的受害者竟然是负责督运的官员。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如此。按顾起元的说法,运军中太多奸诈刁顽之徒。一到运输时间,他们家中妻子儿女衣食之需,酒肉之费,甚至连吃喝嫖赌的花销都取之于兑运的粮米。粮米成了他们的唐僧肉,谁都来吃,吃多吃少完全看自己的手段和胆量。收兑粮食时,为了赚取钱财,明明收到了二十斤,他写成三十斤,自己私藏十斤的钱。还有的收受贿赂,听任缴粮者往粮食里加水添土,一百石实际只收了不满六七十石粮食。船未离码头,粮米已经亏损无数。到了中途,为了弥补前述各项费用,运军开始大肆盗卖船上的粮米。但运到目的地后亏损怎么办?而且这是铁定要亏损的。如何东挪西凑还能补上账目,运军会让船顺利上岸。如果补不上,他们干脆把剩下的粮米全部卖掉,凿沉只船,诡称被激流冲跑了。这一招跟皇宫频频着火的原因一样,太监从皇宫里偷了东西,担心被查,于是放一把火,将人祸转嫁为天灾,此乃釜底抽薪。惹祸之后,也有的运军直接跑掉,天地之大,往哪里去找一个小兵?船只到岸入仓,若亏欠太多,无论审查、动刑,还是赔补钱财,却都由当官的一人承当,鲜有让基层小兵抵罪的。很多官员定罪入狱,扣发俸禄,卖掉家产,绵延多年都结不了案,而运军们领了新的运输任务,跟着新的督运官继续干。后来的运官方因为任务紧急,明知其中的猫腻,也不敢追问。当时的主流舆论普遍认为挂欠之法严于官而宽于军,且在整个系统的管辖上也是对官员严苛,对普通军士则纲纪废弛,因此运官日益困窘而运军日益刁蛮。不过从管理程序上讲,这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一层一层追责嘛。上级当然只能追责到官员,至于普通运军违法违纪,乃官员御下不严,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从实际情况看,官员多为临时委派,对运军的实际管辖手段和效果几近于无。责任与义务两层皮,以致无法管理。他们被查,颇有谁赶上谁倒霉的意味。有的督运官收到任命后涕泪求告,请求赦免,却无济于事。不过也有一些运官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他们视官银为己物,和运军沆瀣一气,共盗粮米,今朝有酒今朝醉,到岸之后的事听天由命吧。

    那么运军就是罪魁祸首喽?也不尽然。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大多运军家中的父母妻儿全赖其一人收入。但在出发前,有的运军能预领到半年的粮米,有的一粒米也领不到,屡遭克扣与盘剥,以致“众心不服,易于犯法;及责赔补,辄先逃避,无产堪变,贻累各官”。运官要置办行李、轿伞,到岸要有交际之费,到了粮仓,见到衙门里的书吏要有常例之费,给人家点零花钱,否则就会刁难你。这些花销皆取资于运军,来源于他们的“行粮银两”。运军作奸犯科,貌似也是迫不得已。至于遭遇洪水激流不幸淹毙的,并不在少数。出一趟差,等于玩一次命,面对滔天巨浪,心中的苍凉一言难尽,其不法行为可视为上演最后的疯狂。

    而被盘剥最苦的,应该是最底层的农民。自兑运改为长运,每一石米除了这一石正数外,还要加收各种耗损之米,另有运军的过江盘费等。运船是官造的,修补蓬桅锚缆等项费用由政府补给,运军出发前还有行粮之赏,船上允许夹带各地土特产,从此地运到彼地以营利。按理说他们不该再敲诈农民,但运军和运官的各种花销搞来搞去几乎都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运一斤米,成本可能达到三四斤。农民再无可推之处,只能逆来顺受,实在没办法,或逃亡,或起义,给垂垂将堕的大明王朝以最后一击。但在某些地方,州县官员偏袒本处百姓,逼迫运官收下百姓交来的成色不够的粮米,加水者有之,掺土者有之。运官收下一石米,经簸晒之后,损耗竟然将近三四成。他们心里一定骂死那些农民了。

    如此一来,整个参与漕运系统的人,都是受害者,又都是加害人。这种看上去十分完备的机制,实则漏洞百出,千疮百孔,根本经不住打量。以现在的角度看,如果放开粮食市场,让民间资本介入运输,政府花钱购买现成粮米,未必就有这么多矛盾和受害者,成本或许也会降低。可惜古人不懂市场的力量,以为自己可以大包大揽,以“父母”自居,这就只能自作自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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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身的小高(小小说)

卖身的小高(小小说)

    从前,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姓高。老高不幸去世,只剩下小高和妈妈孤苦伶仃过日子。

    一天,家里来了一帮黑社会,说老高当年参与赌博输了钱,从他们这里借了十万高利贷,如今这些钱利滚利已经变为一百万,今天他们是来收债的。

    可是我爹死了。小高说。

    父债子还。你都三十好几了,从小吃你爹喝你爹,现在他死了你也该回报回报他。

    可是你们有什么证据?

    黑老大拿出一张借条,上面清晰地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老高从某某处借款十万,利息多少。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一看就是老高的。下面还有老高的签名、盖着手印、脚印、唇印。凡是能印的,都印上了。黑老大从皮夹里拿出两根毛发,说,这是你老爹当年特意留下的证据,要不要从你身上抽点血,咱们做个DNA验证?

    小高的老娘哭天抢地,你个死鬼,当初我为什么要从了你,跟你啪啪啪,听你哈哈哈,陪你啦啦啦,到了现在哇哇哇。你一个人死了也就死了,这么多的债,我拿什么还啊?

    小高小心翼翼凑过去,对黑老大说,大哥,咱们商量商量。我又不是卖汽车的,真没钱。你有办法把债抹平吗?如果能抹平,我情愿一辈子给你做牛做马做鸡做鸭。

    黑老大看看小高,用鼻子哼了一下,既然没钱,你卖身吧!

    小高目瞪口呆。

    不是让你卖那个身,你这猴头八相的谁能买?我让你卖肉体。

    那不一样吗?

    我是让你卖掉眼睛、鼻子、胳膊,肾……总之,你身上能卖的东西都敛巴敛巴,凑一凑,看看能不能凑够。

    随后,黑老大告诉身边的黑老二,你带小高到收器官的二道贩子那里去测算一下。

    小高一听,测算,还挺专业呢。像那么回事。

    小高的老娘在后面哭天抢地,大声喊,儿子,咱可不能卖便宜了啊!要是卖便宜了,回来我就死给你看。

    到了地点,二道贩子拿一把尺子撩起小高的眼皮,问,眼珠卖不卖?一个三十三万。

    小高有点意外。想了想说,那我卖一个吧。

    你想卖两个我也不买,还得留一个给你认路。

    嗯。小高想,挺人性化的呢。

    二道贩子又用尺子撩起他的手看看,一个手指八万,两个十六万。

    能不能多卖一个?

    二道贩子一瞪眼。小高赶紧说,好好,我知道了,限购。

    二道贩子用尺子扒拉一下他的耳朵说,买一个,九万。

    小高兴奋得频频点头。

    二道贩子让他脱了鞋,用尺子撩起他的脚丫子说,一个脚趾头四万,八个三十二万。

    小高想起妈妈的话,忙问,脚趾头怎么比手指头便宜一半,好歹人家还接地气呢。

    接地气也不行。臭,还有脚气。就这价。买你八个够给你面子了。

    二道贩子让他脱了裤子,用尺子捅捅他的屁股说,可以从屁股上割点皮,九万。

    你给我算算,现在多少钱了?

    黑老二在旁边用苹果手机的计算器已经算了两遍:九十九万。

    再看看肚子里面。小高说,肚子里面的东西值钱。先看看我的肾。

    二道贩子说,刚才已经自动检测了,你肾虚,可以把别人的移植给你。你的移植给别人会让别人雪上加霜。

    再看看我的肝,也值不少钱呢。

    刚才已经自动检测了,你的肝脏严重萎缩,相当于没心肝。不买。

    小高有点失望,说,你好歹给我凑凑,就差一万了。

    二道贩子把尺子捅进他的嘴里,撩起来看看说,就它了,一万。

    才一万!能不能涨点?这张嘴好歹还能用来说话呢。

    只给这些,你口臭。

    无论如何,一百万算是凑齐了。

    小高开开心心跟着黑老二走在返回的路上。小高说,真没想到,我这干干巴巴的身子骨,还能卖这么多钱。

    黑老二半晌不语,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小高有点奇怪,问,你好像有心事。

    黑老二说,我是替你妈担心。你的眼睛啦,脚丫子啦,屁股啦,卖价都还可以,但你的嘴这么贱,你妈知道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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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食”:从经济问题到人性问题

“人相食”:从经济问题到人性问题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中,狂人打开史书,看到写满了“吃人”两个字。老师们给学生讲课时,将“吃人”解释为礼教杀人,礼教吃人,说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吃人的关系。这么理解也许有其道理,但事实是,史书中确实记载着好多“吃人”事件,没有隐喻,是实打实的吃人,张开嘴,吧唧吧唧咀嚼的那种“吃”。并且,早期的吃人记载多出现在史书的“食货志”中。食货志是干什么的?谈经济问题的。吃人是个经济问题。衣食住行,温饱排在前两位。人肉是食物的来源之一。

    《汉书》中提到,西汉初年,天下尚未平定,诸侯并起,老百姓无法正常从事生产,饥荒开始蔓延。“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一石米卖到五千钱,买不起啊,只好吃人肉。战死的,饿死的,被吃的,天下的人死了一半。这里有个问题,米贵,人肉就不贵吗?吃不起米吃人肉,这不合理啊。其实,那时候有一个通行的办法,叫易子而食。自己不忍心吃自己的儿子,那就吃别人的儿子,同时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吃。从经济角度讲,这是平等交换,没付出成本,又都解决了果腹问题。还有一些“人相食”情况比较复杂,比如偷偷割取死者的肉充饥,杀掉路人吃其肉,军队把俘虏吃掉或者把平民百姓吃掉,唐末起义军黄巢就曾用石磨碾碎人肉充当军粮。自然,也有人花钱去人肉市场上买人肉来吃,穷苦家庭卖掉亲人给屠夫,屠夫将其宰割后零卖。总之,“人相食”让一部分人成为盘中餐,养活了另外一批人。

    同样是《汉书》中,写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琅邪,山东古地名,曾为琅玡国、琅玡郡,范围在青岛东南、临沂一带。到了成帝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又发水灾,“人相食”,刺史、太守等官员皆被问责免职。王莽新朝末年,盗贼群起,官匪争战,将吏乘机做大,为所欲为,横征暴敛,北方边境以及青州、徐州等地“人相食”。

    人吃人毕竟不是回事,王莽便派遣官吏奔赴各地,教给老百姓“煮木为酪”,煮木头吃。吃无可吃之际,人肉总会和各类奇葩食物一起出现在餐桌上。《新唐书》中提到,唐朝末年,全国大旱,冬储菜蔬和粮食全被吃完,贫家用草籽磨面,用槐叶煮粥。虽没营养,好歹可以骗一骗肚子。唐昭宗时,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人饿坏了,动物本性恢复,连易子而食的面具都懒得戴上,直接吃自己的儿子了。

    《晋书》中则提到,东汉末年,董卓被设计诛杀,其手下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又是粮贵,又是吃人。不过,此前的“人相食”都是简单一句话带过,似乎可证此事之普遍,也可证时人对此之麻木,后人从中读不出时人太多的态度和感受。而此处的“人相食”有了细节,白白的骨头扔得遍地都是,割下来的肉臭不可闻,画面感强,易给读者带来直接的感官刺激和想象空间,也会让他们心理上产生震撼,并开始排斥和反感此事。读者有空可以读一读纪晓岚著作《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滦阳消夏录》中关于“菜人”的章节,再读一读余华的小说《古典爱情》(在网上随时可以搜到),看看“人相食”是一件多么惨烈的事情。血淋淋的、原声再现的细节描述,终于让“人相食”由经济问题变成人性问题。

    此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到大跃进期间,“人相食”事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但不再出现在“食货志”中,而是出现在零零星星的野史记载中。当政者都学精了,想方设法要把这么黑暗的事遮盖掉。后人只能从民间野史中管窥一二。正史中披露的“人相食”,多是改朝换代后,新朝以此抹黑前朝,佐证自己的正当性,反叛者以此让当政者难堪。通过狗咬狗式的揭发和撕逼,“人相食”这种反人类反社会的事件得以留下痕迹,昭示后来者以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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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的东北人

三亚的东北人

    如果说东北还有一块飞地在山海关外,那一定是三亚。

    “师傅,请问,鹿岭路口那尕怎么走?”“一路往前,过了夏日百货左拐,小心,别卡马路牙子上。”在三亚街头,问路的,解答提问的,都是纯正东北口音。作为曾经在东北生活过十八年、常常以半个东北人自居的我来说,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时颇觉新奇,但一两天后就见怪不怪,甚至还会感到其他口音是别扭的,只有东北口音才正常。为何?因为三亚东北人实在太多了。

    到底有多少东北人在三亚居住?我问一个在三亚生活多年的东北人。“三亚常住人口六七十万人,东北人能占到一半吧?”“也许不到,但至少占三分之一”。没人能给你一个准确数字,毕竟人是流动的,今天和昨天都不会一样。但就是凭感觉,你也会被汹涌的东北潮冲一个跟头。

    去旅行社询问行程,接待我们的是个东北小伙,介绍景点情况的,也是个东北小伙。旅游小巴上的售票员还是东北人,这位女同志介绍“兰花大世界”时说:“兰花不能长到土里。你给我一片土,我就死给你看。”但为什么兰花不能生长在土里,并没给出明白的解释。她又介绍南山寺:“见了菩萨该拜就拜,但人这么多,菩萨这么忙,也许照顾不过来”,典型的东北式幽默。最普通的那种老年公寓,1800元一个月,管吃管住,在寸土寸金的三亚,真心不贵,里面住着的基本都是东北老头老太。这些候鸟老人夏天住东北,冬天回三亚。“你哪儿的?”“大庆的,你呢?”“鞍山的。旁边这位是四平的。”东三省有哪些地级市,到三亚一打听,齐了。

    大街上的汽车牌照也是一景,除了琼B、琼A之外,黑ABCDEFG,吉ABCDEFG、辽ABCDEFG的牌照到处都是。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千里迢迢把汽车运过来的。幸亏三亚还没限外地牌照,万一将来有那么一天,只需取消东北牌照,就能立竿见影地减少不少车。呵呵,这是开玩笑的,我祈祷三亚不要像其他某些城市那么颟顸,限了外地牌也没解决拥堵。

    我们全家到三亚旅游,岳父给当年在吉林市的一位老邻居打了个电话。这位邻居姓王,我们称其为王大爷。王大爷的女儿安排我们在一家高档酒店吃饭,老友异地相聚,非常感慨。王大爷的女儿(我们称为王姐)原先在故乡一家酒店当领班,大概是2000年左右,到三亚闯荡,事业越做越大,成立了自己的旅行社,扎下了根儿,把家人陆陆续续都带了出来。王姐的弟弟开出租车赚了钱,又把他的妻弟一家人带过来,他的妻弟如今也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多东北人就是这样一个带一个,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像涟漪一样一圈圈越扩越大,成为三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东北人前赴后继奔赴三亚,就连跟东北相邻的俄罗斯、韩国、日本都被波及了。三亚的景点除了英语注释外,俄文、朝文、日文注释亦必不可少。为什么东北人乃至俄罗斯人都喜欢到三亚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那里太冷了。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青蛙被放到热水里,会一下子蹦出来,而在寒冷的地方待得时间长了,估计也有蹦出来的本能和冲动。不蹦则已,一蹦干脆就蹦到最热的地方。所谓物极必反。有一年印尼巴厘岛海啸,不幸遇难的,大多是来自北欧国家芬兰、挪威、瑞典的游客,北欧极寒,所以都往最热的地方凑。不过,南方城市并非三亚一个,还有其他如北海、珠海、海口等等,都是好地方,为什么不如三亚更吸引东北人?原来,这些城市属亚热带,还不算热带,一字之差,泾渭分明。据说从海口到三亚的高速路上有条隧道正好处于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不过几公里的路程,入口和出口气温就差了两三度。自然条件是一方面,人文环境包括政府的管理和宣传、土著对外地人的包容度等等,都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吸附力,从这方面讲,三亚也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三亚的东北人起码打破了两个魔咒:一是东北土地肥沃养人,以致东北人安土重迁,不愿意外出。其实只要有他们能够去、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也会像温州人一样呼朋唤友,蜂拥而至;二是东北人相对懒惰,无创业冲动和激情。但一个个东北人在三亚的成功案例表明,东北人不懒不笨,在异地他乡同样可以闯出自己的天地。

    有一种被称为“东北大板”的雪糕在三亚很畅销,此雪糕由奶油制成,块大,乳白色,简单朴素,口感清爽。其实在东北并没有这样一种品牌,只有相似口味和造型的雪糕。所谓“东北大板”应该是综合了东北地区雪糕的特点,并取了带有“东北”字样、具地域特色的名字,它像畅销东南亚的“海南鸡饭”和风靡全国的“扬州炒饭”一样,在原产地并不著名,异地风行的是改造过的,消弭了强烈原产地特色,却又综合了所在地特色的食物。在三亚,触目皆是的东北家常菜、哈尔滨饺子等,亦成为一大风景。这种外来的饮食文化,正在渐渐成为三亚的文化现象之一。

    走马观花地在三亚呆了几天,接触过十多个东北人,有导游,有司机,有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总体感觉还算可以。我知道,三亚的某些东北人名声并不好,关于他们骗人、骗钱的新闻不绝于耳。人口多了,人群复杂了,自然什么人都会混进来,不过可以确定地说,那些人只占少数。多数东北人还是中规中矩,本本分分,每天用辛勤的劳动换取养家糊口的钱财。我亲眼目睹女售票员大骂堵在前面的私家车司机,不知她在暴怒的情况下会不会骂顾客。在东北生活过多年的我,总结东北人的性格是,简单,豪爽,脾气急,服务意识不强。饭店服务员骂顾客的事儿并不鲜见。但我不希望这种文化被带到三亚成为三亚特色。

    岳父那个老邻居虽住在三亚,可他从始至终认为自己是东北人,而他的孙子那一辈儿,据说已经有了归属感,把自己当三亚人了。有了归属感,就会爱惜、心疼这个城市,会用行动维护这个城市的声誉,身体力行修补这个城市的文化。这是好事,也需要时间,甚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

    三亚一个副市长曾对媒体说,“外地人口撤出,三亚一夜之间会变成空城”,我认为这是一种颇具危机感的认识。人就是资源,有人就有生意做,就有撞击的文化,就会让城市更完整更强壮。三亚的包容,让人看到了她更加美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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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豆腐和闲磨牙

磨豆腐和闲磨牙

    初听扬剧,每逢过门时,总觉似曾相识。仔细分辨,这不就是上海老电影《天涯歌女》主题歌的过门吗?对,就是那首“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流行音乐与地方戏曲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一斑。

    扬剧《王樵楼磨豆腐》也是一出生活戏。丈夫王樵楼(杨国斌饰)酷爱赌博,输了钱,回家向妻子(苏春芳饰)讨要。夫妻两个拌了一会儿嘴,王樵楼许诺改邪归正。妻子把刚纺好的棉纱拿去让他卖,买点豆子回家来磨成豆腐做生意。王樵楼卖钱后禁不住赌场诱惑,再次把钱输完,并向豆行铺赊欠了豆子。夫妻两个一起磨豆腐的过程中,王樵楼说漏了嘴,夫妻再次争吵。王樵楼上吊明志(其实是假装的)。妻子哭祭之,王樵楼深受感动,承诺彻底戒赌。“妻儿一番真情话,处处为你好;从今后再也不朝赌场上跑,常言道败家子回头金不换,小夫小妻恩恩爱爱白头过到老。”一出意料之中的圆满结局。单看故事本身,毫无新意,几乎就是东拼西凑硬凑出来的,但整个演出并不乏味。这是因为,烂俗的骨架子里面添加了一些江浙人所特有的机巧,词句很绕,细节也绕。绕来绕去,故事就有了情趣。

    比如,王樵楼有板有眼地自白:“我赌钱的脾气怪,有个三不走。钱不了不走,人不散不走,天不亮不走,就这样出来才三四天,我算一算,一共输了八吊五百九十九”。他回家敲门,妻子说,樵楼在家关照我,不管叫门是谁人,不报名,我在家里就不开门。于是王樵楼先在外面说自己是对门的干爹爹,带你去看灯。妻子答,纺纱带把樵楼等,哪有心肠去看灯。王樵楼又说自己是看你长大的干妈妈,带你去看会。妻子答,我怎能陪你去看会?会场上,闲游浪子触刮鬼。王樵楼再说自己是干哥哥,带你去看戏,顺便替你买东西。妻子答,你句句话儿不正气,再不走,把你抓到衙门里。直到王樵楼说自己是“你家亲而嫡、嫡而亲、亲亲嫡嫡、嫡嫡亲亲、长寿子爹爹、你丈夫王樵楼回家门”。这么屁大个事,能磨半天牙,也是闲得蛋疼。

    剧名《王樵楼磨豆腐》,其实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表现两个人的拌嘴、你要上吊,我也要上吊之类。唯一跟磨豆腐有关的一段情节,也是玩嘴皮子的。王樵楼说,人家推车挑担都有号子,我们磨豆腐也把号子撒。妻子问,唱什么调子呢? 王樵楼:就唱六更里。妻子:只有五更天,哪里来的六更里呢?王樵楼:大戏里头不是还有九更天的嘛!(作者注:此处是什么典故?存疑。)妻子:大戏是大戏,我们是唱小调。唱起来哟!妻子:一更里磨豆腐,什么东西来吵闹?王樵楼:蚊子来吵闹哪。妻子:蚊子怎么样子叫呀?王樵楼:蚊子嗡嗡嗡嗡地叫呀。妻子:叫得我不高兴。王樵楼:叫得我多吃劲。妻子:我不高兴。王樵楼:我多吃劲,棉纱钱被我在赌场里输干净,我的奶奶不知情。妻子:二更里磨豆腐,什么东西来吵闹?王樵楼:老鼠来吵闹。妻子:老鼠怎么样子叫?王樵楼:老鼠吱叽吱叽吱叽叫呐。妻子:叫得真难听。王樵楼:叫得我真伤心。豆行里旧帐新帐还未清,再玩什么花样经。妻子:三更里磨豆腐,什么东西来吵闹?王樵楼:猫子来吵闹。妻子:猫子怎么样子叫?王樵楼:猫子咪呜咪呜地叫哟。妻子:叫得我好开心。王樵楼:叫得我不开心。妻子:看樵楼今天推磨不安心,他一定有隐情。

    接下来,四更里磨豆腐狗子来吵闹,五更里磨豆腐金鸡来报晓。王樵楼担心豆行的人来催债,只好向老婆交了实底儿。很多事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掀开锅也不过如此,一个鸡毛蒜皮的家务事,经过吵吵闹闹,疙疙瘩瘩,最终还是要了结。总之,结尾是两口子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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