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 名博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现居深圳。已出版《书中风骨》《那些人,那些事》等十六部作品。本博均为原创,转载请先联系本人。手机,15999648246,QQ:651476448;电邮:rssj@163.com
博主:真正易水寒

生生死死寻常事

生生死死寻常事

    小时候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如果死了,他的亲人不哭行不行?这是因为我的老家河北农村至今还保持着若干丧葬古风。比如,停丧几日、何人祭奠、入殓时辰、头七、三七、五七上坟之类,自然,这些仪式可以保留,也应该保留,但提供一个肃穆的氛围就行了,而我从小耳闻目睹仪式中非常强调“哭”。死者亲属在每个环节都要一把鼻涕一把泪,放声嚎啕,哭得死去活来,精疲力尽。眼泪哭干,最后只剩下干嚎。不哭天抢地会被视为不孝。其实孝不孝的,亲人活着的时候对他好点,让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心情愉快即可,死后表现得再伤心又有什么意义?伤心总是难免的,可谁都改变不了生生死死的事实,每个人都会死,只是时间、地点无法提前预定。

    朋友去南亚某国旅游,在一个小岛上目睹了一起车祸。警察用布盖上遇难者的身体。家属赶来后,在尸体前双手合十祈祷了几句,不哭不闹,静静地等待着处理后事。朋友说,他们对待死亡太超然了,仿佛置身事外。事实当然比他描述的要复杂一些,但岛国人那种淡定的态度让我们这些中国人感到不解,他们麻木不仁,还是另有原因?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貌似宏大的哲学命题。即,我们对待死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我们东方人对死亡严重恐惧。民间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把所有关于生死的思考都消解了。有一位前同事,年纪轻轻得了绝症。最后几天陷入迷幻状态,一觉醒来,急迫地对照顾他的亲人说:“我梦见某个老大夫藏有一个偏方,就放在他家的房梁上,赶紧去找那个老大夫!”家人看着他,无语泪流。在这里,怕死是一种本能,就像动物被大水冲走时要下意识地扒住一根稻草一样。但这种本能也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我们的文化中把死渲染得太可怕了,悲壮的死,惨烈的死,大义凛然的死。悲壮、惨烈的背后实际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疼。看到了疼,又知道早晚有这一遭,纠结心理让大家无可奈何,只好装作没有这么一回事,暂时逃避,忌讳谈死,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为目标,梦想“再活五百年”,用“可以永远永远存在下去”的心态生活着,一旦死亡来临,不由“大吃一惊”,怎么还真有这回事?于是拼命抗争,仿佛砧板上待宰乱蹦的鱼,人类的最后一点自尊荡然无存。

    假设一下,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时不时告诉他,死亡其实没有什么,是人类的正常轮回。水到渠成的死亡和突发性死亡都是人类离开的方式。好好活着,好好死去,每一天都是过程,死亡只是终点。这样,那一天来临时,他的心里是否会稍微踏实一些?当事人的亲属也不至于天崩地裂,无所适从。

    我国古代有一种丁忧的方式,父母去世了,儿子要辞工回家,在坟前搭建一个窝棚,吃住于此,守孝三年。现在的人做不到这些了,但也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来表示一些哀悼的心情。在一次聚会中,见一位朋友胡子拉碴,惊问为何不刮一刮,答曰父亲去世,以此纪念。我觉得这样挺好。逝者走得坦然,生者亦庄重从容。

   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改变生的态度。要我看来,很多生硬的掠夺、生猛的撞击、生分的纠结,恰因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历史上多少皇帝为了长生不老胡作非为,他若以死为鉴,以生为敬,或许过程会干净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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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织业的南移

中国丝织业的南移

一.北方产绸缎,南方穿葛衣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丝织业是我国长三角一带的特产,到湖州、杭州、苏州等地一定要买点丝织品回来。殊不知,中国的丝织业最早是在北方发展壮大起来的。两汉期间,北方的丝织业一度达到鼎盛。

    《地理志》中记载有如下内容:“山东多丝”;“齐……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沂泗水以北,宜桑麻”;“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齐鲁冠带衣被天下”。虽然只是片言只语,可见当时山东地区纺织业的发达。其原料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丝,一种是麻。丝即蚕丝,蚕吐出的像线一样的东西,是织成绸缎的原料。麻是草本植物,种类很多,有“大麻”、“苎麻”、“苘麻”、“亚麻”等,茎皮纤维通称“麻”,可制绳索、织布。流传至今的一些词汇如麻绳、麻袋、麻衣等,都与此有关。“齐鲁冠带衣被天下”的意思是,山东做的衣服够全天下的人穿了,供给充足,仿佛温州的皮鞋曾经供给全世界穿一样。

    原料充足,与此有关的手工业也特别发达。或者说,正因为本地有发达的加工能力,所有也才有了原料的大生产、大丰收。两者相辅相成。

    在汉代,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纺织、服装的官员。名为“三服官”,全国只有两地,一个是齐郡的临淄,一个是与齐鲁区域接近的陈留之襄邑(今河南省睢县一带)。这两个地方各有特点,齐郡善于机织,襄邑善于刺绣。一个是加工,一个是再加工。但三服官的设立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人家的任务是主做皇帝冠服(或许也兼顾皇室其他人员)。《汉书·元帝纪》中说,“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春夏冬三季的衣服统统由他们打理。但这些官员似乎不怎么干活,政绩不突出,常常受到非议。《汉书·贡禹传》中说,“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筒,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好几千人给皇室做衣物,一年花费成千上百万,值不值?《汉书·哀帝纪》中记载,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勿作输。”他们连个女红都干不好,撤了算了。

    但裁撤的只是山东的三服官。《舆服志》中说:“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卿已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辨。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显宗乃东汉明帝刘庄,他的衣服是陈留贡献的,说明后汉时陈留襄邑仍为服官所在地。

    除了山东,还有一个地方丝织业已成气候。这就是成都。蜀锦发源于战国时期,历史悠久。但相对于中原地区,蜀地仿佛孤悬海外的飞地,跟内地没什么交流,蜀锦是他们的特产,要买也只能去他们那里买。彼时的普世价值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上去了,一切都好办。蜀锦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再加那时候人们商品意识不强,原料、技术、人才几乎没有流动,所以蜀锦一直蜗居西南一隅,没有外流。

    那么,南方土著用什么做衣服布料呢?用葛。葛是一种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茎长二三丈,缠绕他物上,花紫红色。茎可编篮做绳,根可提制淀粉,纤维可织葛布。这是一种比麻更粗糙,更不抗用的品种。上上下下所有阶层都穿葛布。那时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是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整个长江以南还是没怎么开发的蛮荒之地。他们吃的用的都比较落后,也属情理之中。

    著名经济学家李剑农对此总结道:“中国固有之服装原料,以丝麻为主。普通丝织物为绢帛、麻织物为布。两汉时期,桑麻并产于北方,尤以丝织物为盛。长江南岸则以麻葛织物为主。东汉时期,桑蚕业虽然开始南移,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普通服装,似乎仍以麻葛织物为主”。

 

二.士大夫引导消费

 

    先来看一个故事。《东观汉记》中记载,西汉元和年间(公元84-87年),荆州刺史给皇帝写信汇报工作,说,我来到长沙地界,见围观的人都光着脚,便问随从的人是怎么回事,不穿鞋子应该很痛苦吧?随从回答,当然辛苦。十二月盛寒时, 他们的脚大多会冻裂,流出血来,只能烤火取暖。春天气候转热,烤出的脓包就会溃烂。几十年前桂阳太守茨充曾教当地人种桑蚕,江南开始有人种桑养蚕做鞋子,但效果不明显。

    这里的江南,指长江以南,似乎指代中上游更多一些。今天的江南基本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沪一带,甚至更小到长三角。这个地方古时候被称为江东。西汉时的桂阳郡,辖今湘南粤北十一县,基本属于蛮荒之地。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在两汉时期,南北方交流还很少,条件所限,人们对外来物品的羡慕率和期待值也不是很高,哪怕那些物品能让自己生活得更舒适。但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以长江为界,南北双方互相征战,却也因为人口经常大规模流动而互相融合。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文化上,巨大的差异也带来巨大的隔膜。人们开始关注彼此的生活习惯和物产的不同。具体到文化人这里,常常互相不服,互相讽刺。

     北魏末年,南朝梁将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返洛阳即帝位,陈庆之被任命为侍中。后来陈庆之得病。北朝士人杨元慎来为他治病,口含清水喷到陈庆之身上,然后念念有词道: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飰,茗饮作浆……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杨元慎通篇都在讽刺南方人的生活习惯,其中关于穿戴的,提到了“冠帽”、“衣裳”、“布袍芒履”,都很寒酸。杨元慎为什么瞧不起他呢?因为北方穿用丝绸,南方还是葛麻,北方比南方更讲究些。

    但也有北方人士羡慕南方的衣服布料。也许是物以稀为贵,也许是葛布确有不同之处,总之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士大夫阶层)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南方衣物,以此形成了南方衣物的紧俏。魏文帝曹丕特意下诏批评这种做法。《与群臣论被服书》全文如下:“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难晓也。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总绡穗,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固縠,衣叠鲜文。未闻衣布服葛也。”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咱们这里(即中国)。咱们的衣食住行,是祖上一辈辈传下来的,有着光荣的传统,无可替代,没听说穿葛衣还能穿上瘾来的。你们千方百计淘换那些玩意,是不是疯了?

    事实上,葛布在南方确实不值钱。《陈书·姚察列传》中说,姚察“自居显要,甚励清洁”,有个学生给他送来“南布一端,花束一匹”,姚察说,我平时也就是穿“麻布蒲束”,你这些东西咱都用不着,还是拿回去吧,谢谢不送。可见士大夫中仍以葛布为艰苦朴素,保持本色。但这不能说明南方人不喜欢北方的麻布和绫罗绸缎。逆向思考一下,正因清廉者坚持穿葛布,和百姓打成一片,恰可反证不清廉者不喜欢穿葛布。毕竟,任何时代都是不清廉的官员占了大多数。

    追求舒适,追求好奇,某些时候乃人类进步的动力。而官府及士大夫所谓的精英阶层,又是引领社会潮流的,他们的追求像潮水一样常常带动全社会追求和喜好。北方士大夫喜欢南方的衣物,南方的士大夫喜欢北方的丝织品,这就有了双方的内需。有了内需,接下来就应该是大生产,大发展。

    于是,北丝南移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三.人口流动决定丝织品的南移

 

    说到丝织业人才南移,不得不提到当时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大融合。无论干什么,人都是第一要义,没有了人,其他都是白扯。

    东汉末年直至魏晋,群雄并起,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建立大一统的政府。与此同时,有一种叫做“部曲”的组织出现。最初,士族大户为了自保,把宗族、宾客、佃户、门生、故吏等组织起来,平时种地,战时出兵。许多苦于战乱的农民无路可走,纷纷投奔过来请求保护,而士族大姓正需要扩充规模,于是来者不拒,私募部曲。这种部曲相当于私人武装,全体人员只效忠“主公”一人。曹操手下的兵将只认曹操,不认皇帝,司马懿的手下也只认司马家族的人。部曲和主人之间是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各地军阀动辄带着部曲(甚至席卷整个郡县的人)一起东奔西走。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者已经与农民共同沦为半奴隶状态。而有特别技能的人,为武夫将军所需要,则尤不愿意给以自由。

    掌握丝织业技术的那些人,原本在北方老家生活得好好的,但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裹挟在逃难者、流离者、被俘者、胜利者的队伍中,一起从这里跑到那里,从那里跑到这里。跑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这里有几个例证:刘裕灭姚秦,迁关右(亦称“关西”,汉唐时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百工来到南方。南朝的丹阳,有官设的“锦署”,专门为皇家服务,这些机工即来自关右的“百工”;北魏道武帝灭后燕,徙山东六州民吏及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三月诏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随着丝织人才的流动和南移,南方宫廷里出现大量用织工。陆凯曾经上书给当时的吴主孙皓说,“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他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织工太多会带来奢靡之风。但在广大民间,提倡桑蚕之业逐渐成了应有之义。《三国志》中,有位姓华的大臣向孙皓建议应“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不可估量的储藏)”,“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并得到了正面回应。有了政策上的支持,民间的呼应,就有了对丝织业的认可共识。

    同时,丝织技术也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提高。织机的构造不像耕具那样守旧,在三国时期颇有改进。《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记马钧改良织机的事,说他“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总之吧,技术的改进属于全国性的,北方发明后,很快就会推广到南方。这还有归功于人口的流动。 

    南方的丝织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征收的各种税赋中,开始布绢皆收。晋书中提到,苏峻攻陷宫城,发现宫中收藏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这说明,绫罗绸缎不再是北方的特产,已经在南方扎根发芽,逐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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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叫做遗失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叫做遗失

    那天跟人谈起所谓的著作。我说自己已经出版了十六本书。这其中,多数是出版社正式出的,还有一两本是某个书店掏钱给我印的,他们想在网上独家出售。这十六本书,仅仅是回忆书名,我都费了半天劲,好在最后一一想起来了。

    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上大学时其实也是出过一本书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印刷出来的样子却依稀可见。简单的封面,幼稚的设计,里面收入了好多我曾经写过却再也找不到的篇目。那些文字,现在看来相当不成熟,但它们都曾经出自我的笔下啊,是我的心血好不好?我珍视它们。找到它们的那一刻,仿佛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那么真切的喜相逢,心情难以言表。而且,这本书似乎跟“学人书店”有关系。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那座城市,学人书店名气响当当。但这本书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是他们帮着出的,还是在那里代售过?想不起来。

    这种感觉是模模糊糊的,找不到源头和症结所在。隐约有这么回事,但禁不住触摸和梳理,一触摸,就没有了;一放开,任思绪乱飞,它就出来了。而这种感觉不会无来由,一定是有原版(原型),有出处,出处在哪里?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齐秦在一首歌中唱道:“你懂不懂得一种感觉叫做荒凉”。而我想问,你是否有种感觉,叫做遗失?

    它,或者他,或者她,本来属于你,你曾经坚定地相信那就是你的,从没怀疑过,然后,就没了。而你,还记着他,她,它,常在不经意间杀回你的脑海。

    还有一个遗失的笔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生们酷爱“交笔友”,没有手机微信QQ之类的,写信交流想法,发泄躁动的青春期情绪,乃是常态。你在报纸上刊登了哪怕豆腐块大小的一篇短文,只要后面附有地址,就能收到成百上千封全国各地的来信。因为时不时有些文字见报,我收到的类似信件很多很多,回信交流过的笔友估计也有百八十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如过眼云烟,跟自己的青春一样悄悄地没了。但是1989年安徽什么县的一个笔友(似乎是亳州之类),读完他的信心有所感,但当时因为有事没来得及回复,那封信找不到了。如果联系下去,也许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莫逆之交,也许像其他笔友一样无疾而终。不管怎么样,那个遗失的笔友几乎成了我所有笔友的代表词,每每闯进我的梦中。 

    遗失感几乎都是以梦入心的。

    貌似我还遗失过房子。总觉得自己在某地还有一套房子。不大,位于城市边缘,经年未打理。迷蒙中和妻子聊天,忽然想到,对了,咱们还有一个房子呢。是不是该去看看了。妻子说,已经租出去了。她回答得真切,我听得真切,前提都是我们真的有一个房子。那是我们的,而我平时很少想到它。

    那时候就会感觉到梦与现实距离之近,简直触手可及。从去年存放的衣服兜里掏出一盒烟,一把零钱来,总会产生白捡一个东西的惊喜。而遗失的事物,我对他们(或它们)是知道的,了解的,他们(或它们)本来就属于我,只是遗失了,什么时候遗失的,怎么遗失的,还是想不起来。

     这种遗失感怎么来的?莫非潜意识里对目前的境况不是很满意?还是对过去的一切有遗憾,希望它更完美?

    窗外广场舞大妈们一阵热烈的《最炫民族风》飘来,悚然一惊,慢慢意识到这只是个梦,惺忪半醒中回味梦境,有种怅然若失之感。

    还有什么遗失过的事物呢?

    想想,还真有三两个说都说不出的痛点、痒点,就那么无声无息地遗失了,人与宇宙相比,渺小得可以忽略;遗失的事物与人生长河比,渺小而若隐若现。或许某一天,它也要进入到我的梦境来。

    而我抚摸着它们,不知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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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迁户政策的失败

明朝迁户政策的失败

    西汉初年,娄敬曾向刘邦建议,匈奴离长安不过七百里地,骑兵一天一夜就能赶到。万一发生战事,长安堪危。现在关中地区战后少人,土地肥沃,“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充实关中,无事时备战,有事时出征。刘邦采纳之,从上述地区迁移了十万余人到关中。到了明朝,新贵朱元璋也来了这么一手,迁移成千上万的富户到首都南京及他的故乡凤阳。

    先看看数据。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手下调查百姓经济状况,工部从中选出五千三百户迁移到南京。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命令户部调查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等九布政司及应天、苏州、松江等十八府州的富户,家有土地超过七顷的共计14241户,列出目录,朱元璋亲自召见,“量才用之”,说是这样说,其实就是他们搬家到南京。

    朱元璋特意说明“欲令富民入居京师”是学习刘邦。其实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刘邦迁移的是能征善战的人及其后代,注重其作战经验和潜质,朱元璋迁移的是富户,注重其经济实力,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刘是备战,朱却为何?把那么多富户集中到京城,出于什么目的?

    表面上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富人有经济实力,到京城后可以迅速建成一个繁华的都市。民间传说当时的南京城有三分之一是著名富户沈万三投资修建的。即使具体数据有出入,而沈万三在建设南京新城上出过大力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还能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手里有钱才敢花钱,才愿花钱,才能花钱。做个小本生意,开个饭店,肯定愿意跟有钱人做邻居。富户家庭子弟大多接受过文化教育,基本素质高,可以提到整个城市的文明指数。

    可换一个角度想,强行把马云、李彦宏、王健林、宗庆后、马化腾、刘永行等人都搬到一个城市里,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吗?一个人由穷变富原因很多,与其资源、人脉、居住地的风土人情都有关系,换个地方或许就不灵了,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况且当时的富户多为地主,即“田赢七顷者”。人搬走了,土地走不了,必须卖掉或托人管理,如果出了事。还得舟车劳顿回来处理,增加管理成本。富户经过这么一折腾,极易迅速变穷。所以如果算经济账,迁富户充京师,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    

    朱元璋算的其实是政治账。作为草根起家的革命者,对富豪的直接感受是他们的为富不仁,武断乡曲。至于富豪提供就业、创造社会财富,上缴税收的另一面,要等革命者上台之后,执政多年,需要维护现有秩序时才能体会得到。洪武三年,朱元璋刚上台就把富户中的代表人物召集到南京教训了一顿,要求他们不许欺凌乡邻,要安分守己,以保其富。否则就保不住财富。仇官仇富、抑官抑富的革命者思维和做事方式很容易获得底层百姓共鸣,估计民间已经掌声响起了,朱元璋再加把油,把他们迁移到身边来。

    你们不是牛逼哄哄吗?但再牛逼也不过是我的一颗棋子,我想把你挪到哪里就挪到哪里。放在我的眼皮底下天天看着你,谁还敢有二心?俗语讲“擒贼先擒王”,把有经济实力和有话语权的人制服了,其他人自然俯首帖耳。

    富豪闭嘴天下安。这才是朱元璋打的小九九。

    不知道这些富户后来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其子朱棣往北京迁移的富户倒有一个绵长的结果。

    朱元璋死后,孙子朱允炆即位。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与之内讧,成功上位。这位被称为永乐皇帝的先生登基后继承乃父遗风,大搞移民政策。这其中有因战乱造成的人口亏空,需要从人口较多的山西、河南一带往自己的大本营北京迁移。著名的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即是此时流传下来的。还有迁富户充实北京的需要,其心理应与朱元璋有相同之处,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许还有复仇心理。朱棣以藩王身份推翻侄子,自己当皇帝,一度被理解为篡位,民间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在双方征伐的过程中,南方富户肯定对建文帝朱允炆有所支持,将其全盘端走,可谓斩草除根。

    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作为陪都留存下来。政治上被边缘化,经济上也被抽血。朱棣首先从南京“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两万多户能工巧匠搬到北京。后又下令选应天、浙江富豪三千户,充实到北京宛平、大兴两县做厢长。“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的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明代在乡称里,在城称厢,厢长相当于里长。让这些富豪搬到京郊帮着官府管理地方,同时还免除差役,看起来还是很优待的。但对于安土重迁,被迫北上的富户们来说,再多的优待也弥补不了他们心灵的创伤与现实的落差。

    祖先的坟墓还在故乡,想家是一定的了;大老远搬出来,被本地人时不时欺负一下也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经济上需要重打锣鼓另开张,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能不能创业成功,继续维持富裕家境,只能听天由命。明史中说“供给日久,贫乏逃窜”。事实证明很不乐观。时间长了,他们坐吃山空,由富变贫,社会地位降低,只好跑路。有的回原籍,有的干脆另选地方,只要官府找不着抓不到就好。

    但你是跑了,富户充填京城的政策不能改。官府命令,凡有跑路的,“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从你老家选取其他富户来填补。这就相当于连坐。其实哪里有那么多富户,经过第一轮筛选迁移之后,剩下的按成分划分也就是一些中农。那就矬子里头拔大个,谁家财富多于其他人谁就倒霉,反正窟窿得填上。老家剩下的“富户”不愿意来,只好检举揭发逃窜之人。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深。

    时间到了宣德六年,永乐皇帝的孙子宣宗朱瞻基明文规定,富户已迁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者躲避他处者,发配口外充军。《明律》充军条例多至二百三十条,发边充军分为附近(千里)、边卫(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以外)、极边烟瘴(四千里为限),可见惩罚之重,且“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此时,距离朱棣死去不过六七年,宣宗对其政策有一定延续性。尽管措施严厉,但富户逃往事件似乎没有停止。这个过程中,官府也似乎在检讨该政策的利弊。到了五十多年后的弘治朝,朝廷终于变得开明起来,宣布免除在逃富户的罪行,不必再押解到京,每户每年只需交纳三两银子,补贴宛平、大兴两县的现任厢长。你不愿意当厢长就算了,掏钱免灾。此时,最初逃亡的那些富户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垂垂老矣,抓回来意义不大。朝廷此政策也算符合实际情况。当然,或许还有新逃往的富户。五六十年后,原富户的子孙还在逃亡,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可见政策十分歪曲了。宽待之,也好。嘉靖二十九年,离永乐迁富户已经一百多年了,皇帝下诏说,从原先收取富户的银子中收取四百两,给宛平、大兴两县厢长代役。逃亡富户查实者每年减少一两银子,只交二两就行了。至此,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正式的说法,真乃皇恩浩荡。

    明史中说,“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老祖宗朱元璋主义正确,亦本好意,最后还是底下和后代落实不好,才成为恶政。又是上梁不歪下梁歪的典型说法,而我们看到的是,对恶政的清洗,如同吐一块口香糖到地上,他自己嚼完舒服了,殊不知,清洁工要擦啊擦,擦了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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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套子和你给别人的套子

你的套子和你给别人的套子

   “你随手丢弃的垃圾,可能就是我们家园里那些小伙伴一生的痛苦。”这样一段解说词下面,是几张触目惊心的图。

    一只白鹤,从头至尾套着一个塑料袋。也不知道怎么套上去的。是白鹤自己钻进去的,还是大风刮过的时候,正好把塑料袋吹了上去?看塑料袋脏兮兮的样子,应该有段时间了。白鹤的羽毛也已发乌,眼睛无神,貌似随时会窒息而死。

    一根铁丝,乱七八糟地缠在一只海豹的脖子上。不是勒得很紧的那种,而是漫不经心地缠了一下。海豹无助地昂着头,油黑发亮的皮肤与脖子上勒出的粉红的疤痕形成鲜明对比。

    海龟的龟壳应该是长圆形的吧。而这一只海龟,龟壳竟是8字形,仿佛小蛮腰。腰中间套着一个带孔的塑料制品。大概海龟小的时候钻到了孔中,从此带着它游走一生。

    它们形状可怜,表情痛苦。人的痛大多写在脸上,而动物的痛只能写在他们身体造型上。

    对于人类来说,那些套在动物身上的垃圾随手便可扯下去。但动物们没有手,大概也没有智力让周围的亲人朋友帮着它扯下去,也不会自己到树桩上蹭掉。他们只好带着那些垃圾走来走去,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垃圾自己掉落,那就是它们的终身枷锁。

    但垃圾做成的桎梏还不会一招毙命,动物们带着它还要活下去啊。怎么活?它们的肉必须屈服于那个强加在身体上的物体,顺应其形状调整自己的姿势。植物也有这种本能。我养过几株绿萝,广口玻璃瓶中的绿萝围绕着瓶口长成一圈,长筒玻璃杯中的绿萝则笔直地长长一束。海龟的龟壳如果还按长圆形生长,就会被那个塑料孔越勒越疼。而且是长久的疼,刺痛。肉体上的异物永远无法融入肉体。鞋里的一粒沙子都会让你低头弯腰,一根小小的木刺扎进手掌都能让你坐卧不安甚至痛不欲生,一个蚊子嗡嗡嗡在你耳边转悠,叮咬你几下,都能让你一宿睡不好,何况一个长久的桎梏。无论人与动物,肉体都是很脆弱的,简直不堪一击。

    于是它就长成8字形。脱离了常轨的肉体,乍一看都奇形怪状,像是歪瓜裂枣,让人悚然心跳。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塑料袋,一根纤细的铁丝改变它们到如此地步。就像孩子小时候,你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就改变了他的方向。他以后的态度,对他人的影响或影响力,皆出自你最初的“无意”。一个小小的痛点在他身上结下多大的疤痕,不得而知。  

    人其实没比动物强多少。周围走来走去的人,外表看上去差不多,而心灵千差万别。很多人带着小时候套在身上的桎梏,带着伤,走到了今天。在旁观者看来,那些桎梏真就是无所谓的东西,随手便可摘下,而对当事人来讲,那是重伤,是甩不掉抹不去的痕迹。

    也有强悍的人,在别人看来很重的桎梏,他却轻轻摆脱。一个在当地还算有点名气的人,三十多岁的时候,老婆得了绝症。两人是患难夫妻,情深意重,日子刚有点起色就遭此大难,对其打击甚大。治疗过程中,他提心吊胆,彻夜难眠。他求医问药,四处借贷,几乎穷困潦倒。然而,在妻子去世一两年后,传来他再次恋爱的消息,而且很快结婚了,而且有了二胎,而且还时不时在博客和微博上晒一下。

    有人受不了了。你这是干嘛呢?这么快就从苦难中走出来,不现实啊。你要痛不欲生才对。几年内都得愁眉苦脸,未曾开口先落泪。你轻易地解脱了,让那些为你担心、操心的人怎么办,你把他们置于何地?

    旁观者心中其实个个都有一个套子。那些偏见、固执、傲慢、自以为是和廉价的同情,就像随手乱扔的垃圾,准备随时扔到当事人身上,让他在这些套子里生活一辈子。

    反省一下,对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同事,对你周围的陌生人,你是不是也给他们下过无形的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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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高于自己工资的生活

过着高于自己工资的生活

    在中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很多人似乎过着明显高于自己工资的生活。月薪三四千甚至更少,也买了好几十万的房子,按时还按揭;有的还开着汽车,虽然车不贵,总有十来万,抵得上他不吃不喝三四年的收入。还能时不时的大餐吃着,苹果6拿着,名牌穿着,该旅游的还旅游一次。你去算吧,怎么算他那点工资都不够。可人家逍遥自在,跟土豪生活没什么区别。当然,你可以说,“我每天省吃俭用从没买房买车没旅游没吃大餐”。好吧,咱不抬杠。我说的是别人,不包括你总可以了吧。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工资不高,却可以过上土豪一般的生活呢?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是灰色收入。提到低灰色收入,人们就会想到政府系统的跑冒滴漏、贪污受贿。的确,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部分收入是一些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的重要来源之一,吃的用的都是“公家”的。制度和监督的不健全、不作为让很多人有了挣外快的机会。但随着“八项规定”、“反腐倡廉”越搞越深入,这种现象已有了较大改观,灰色收入来源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尤其是中下层公务员。

    二是投资收入。说中国人喜欢投资,很多人一定不同意。在他们的经验里,中国人似乎更喜欢存钱。其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是由经济政策和经济现状等外部环境决定的。跟个人兴趣没关系。存款利息高,投资无门的时候当然要存钱;穷掉了底,随时温饱不保的时候,也要存点钱才有安全感。反过来,温饱问题解决了,利息又低,把钱存在银行里擎等着贬值,谁还存钱?当然要投资了。所谓投资,不过是利用各种方式放高利贷,回款快,回报率高,尤其在我国南方,民间借贷成风。这种投资风险很大,但也确实为一部分人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与此相关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无息借贷属于名正言顺。中国人其实忌讳从朋友那里借钱,平时很好的关系,常常因借贷产生矛盾。相比之下,从直系亲属那里借贷就理直气壮多了。在买房买车治病救人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亲人们大多会慷慨解囊,能拿多少拿多少,如果手头富余而不借给对方,还会遭到鄙视。这种应急式借贷在民间比较普及。

    三是全家挣钱一人花的生活方式。现在独生子女多,父母挣钱愿意给子女花。平时小打小闹的零花钱就不说了,有大支出的时候垫付首付甚至直接买单也不鲜见。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成了年轻人的提款机。此外还有一人挣钱全家花的方式。有位朋友,家中兄弟众多。老大做生意成了大老板,上亿资产,弟弟妹妹要么在他的公司里任职,要么干脆直接从那里揩油。吃饭用哥哥的名字签单,买东西拿到哥哥的公司里报销,这么点小钱,当哥哥的要是太计较,也就没法相处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自己吃独食,兄弟没有跟着沾光,乡里乡亲的都不会看好这个人。

     四是群体消费的方式。比如你看到一个人去吃大餐了,其实他是白吃的,下一次他还是白吃。七八个人一起吃大餐,他吃了十来次,只需年终请一次就够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只需花一次大餐的钱,即可吃十多次大餐。虽然也有人推行AA制,但天天AA制、处处AA制也不现实。用中国话讲:不符合国情。

    我把以上几条统称为互助式消费。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方式。我这么说,可不是认为这样做就合理,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的工资制度有问题,很多单个的家庭,光靠工资几乎无法养家。正是有了以上原因,才勉强过得去。如果工资足够养家,谁也不愿意这么干。自己的钱自己花多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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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舒服决定去留

小舒服决定去留

    我曾在东北的C城生活过十八年,几年前移居深圳。一次和朋友们聊起深圳优劣种种,忽然想到,以前在C城时,曾期待到很多地方去看看,比如武汉、大连、上海、成都等,旅游也罢,定居也罢,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到深圳后,去其他地方的意愿锐减,甚至想,在深圳呆一辈子,不再到任何地方也无所谓。实在想溜达,到附近的东莞惠州珠海转转即可。此言一出,竟有很多人表示同感。大家几乎都认为深圳就是最好的地方了。这种判断显然极端,但深挖一下,为何如此?

    看上去,深圳工资高,挣钱容易应是最直接原因。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深圳挣钱才不容易呢,尤其私企老板,一分钱掰成好几瓣花,怎么舍得平白无故给你。深圳的市容市貌也一般,虽说市中心高楼林立,有点国际大都市的范儿,但遍地的农民房和所谓违建占了城市建筑的大半,用脚丫子都能想出整个城市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去过几次杭州,看人家,那才叫整齐、干净、漂亮。至于风景,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东部华侨城、人挤人人挨人的大梅沙,去上两次也就够了。而办证难,买车难,摇号难,上学难、看病难等大城市病症,深圳一个都不少。这样看来,深圳似无特殊之处。但根据个人体验,以下两条足以让我对深圳充满不舍与爱恋。

    一个是没有陌生感。“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个政府的口号,体现了深圳的包容与接纳,以及其能提供的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现实生活中,它又有很多具体的体现。比如,我乘坐公交车时没零钱,到附近一个小卖店换一点零钱,店主客客气气地给我换了,如果在其他城市,你一般得买点东西才行,跟你不认不识的,干嘛帮你忙,万一你是骗子拿假钱蒙我怎么办?半路内急,到路边一饭店借用厕所,服务生毫不犹豫地打开卫生间的门。他们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远没有外地人想象的那么冰冷生硬。据说,这是深圳人做生意的精明,把你当成潜在的客户,乐得帮你一把。但这种与人为善,长而久之就会成为民风,让社会风气发生变化。而在其他一些号称有人情味的城市,热情是送给自己认识的人、熟悉的人或者本地人的。你一不小心暴露了外地口音,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谁都可以宰你一把,你还不敢还嘴辩论。旁观者即使知道店主坑你,他也下意识地向着店主说话。甚至,他也是刚刚被店主坑过的,只因你是外地人,他就想看你的笑话。你不得不小心翼翼,时时担心被坑被拒绝。

   另一个是各行各业的服务意识。比如我到现在仍坚定地认为C城的出租车司机是全世界最操蛋的司机,没有之一。拒载、故意绕远、加价、抽烟、说脏话、开车煲电话粥……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出租车司机之恶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好人。而且我的很多好朋友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一年打一百次车,遭遇十次不爽,概率才十分之一,不高,但足够让我提起他们就感到厌烦。反正每次打车的时候,我都会犹疑,这次又会遇到怎样的傻逼?在深圳,我完全不用有此顾虑。同理,深圳出租车司机也不全是好人,但比起我去过的其他城市,动辄拒载、坑人的司机比例小多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在深圳不用顾虑的事还有一些。无论多晚,不用顾虑买不到东西。很多便利店24小时营业。在饭店不用顾虑被服务员瞧不起或者训斥,你花十块钱都能享受到真正的大老板一样的服务。一天,我们一行人到一个路边店吃饭,饭后开始打扑克,一直打到凌晨两三点,服务员就在旁边坐等,后来困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没撵我们走。这在其他地方是奇迹,在深圳却是常态。当然,我们也体谅人家的不易,给了他一笔不错的小费。

    那些让你不爽的出租车司机,坑你的小摊小贩,不耐烦的超市服务员,跟你耍态度的行政单位窗口阿妹,欺负你家孩子的小混混,压榨员工的私企老板,任何城市都有,深圳肯定有。但还是那句话,你在深圳碰到的概率比较低。不是说深圳人素质比外地人高,而是从管理上对那些欺人太甚的人有相对成熟的惩罚机制。因此,在这里你碰到傻逼的机会比较少,不必一出门就提起一颗心来准备战斗。当你到其他地方走走,生活一段时间,多遭遇几次无缘无故的戾气后,才会意识到深圳跟它们是不一样的。

    那些动辄贪污几亿几十个亿的高官,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我们每天都在跟普通人、陌生人打交道。他们对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幸福指数以及你对一个城市的评判。城市的好坏不在于你碰到好人的概率,而取决于你碰到傻逼的概率。若总是碰到傻逼,时不时怄气,自然对这个城市没好感。一个个小舒服或不舒服可决定你的去留。一些离婚的夫妻,往往是忍受不了对方的小毛病。外在的大毛病本来就在那儿摆着,一眼就看到,不会在乎。小毛病天天见,怨恨与不满便日积月累,以致分道扬镳。

    在深圳,我的脾气慢慢变好了。这样的城市,只有浸润其间,才能领略其美,并深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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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的人间好风景

——《漂在深圳的女人》序言

十十的人间好风景

    那天在小区门口遇到十十夫妇的时候,他们正在张罗看房子。原因是,现在的房子没有电梯,上楼越来越累,这次无论如何要买个电梯房。但同时他们也感叹房价越来越高,房贷负担实在是重。

    微风吹过大叶榕,哗啦啦作响。这时候的十十,站在丈夫旁边,像个最普通的家庭主妇那样,算计着首付多少,每月房贷多少,新购住房地段的优劣。从她身边经过的人,不会想到她是个作家,而且是势头正盛的女作家。

    深圳市宝安区,听起来只是个行政区域,却是全国各地来深作家的聚集地。若说在这里写作的人有上万人,可能有点夸张,但几百上千绝对不成问题。这些人中,有些本已是国内有名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机缘巧合,凑到了一起,因此成为了一个小社会,小江湖。能从这些人中冒出来,还真得拼点实力。十十似乎是突然出现在人群中的,从毫无名气到圈内皆知,也就三四年时间,其潜力可想而知。

    十十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琐屑,细密,但又不像张爱玲那样腻腻歪歪。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张爱玲的东西,反正我读不进去。同样是女性作品,池莉、方方、迟子建的文字要有趣、大气得多。我对池莉反映武汉市民生活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尤为欣赏。2013年深圳市第一届社区文学大赛,我是评委,按大赛规则,我推荐了十位作者的十篇作品,记得有个网名彼岸朵朵的作者,写了一篇参赛作品《开杂货店的女人》,我写了如下评语:“肠粉、叹茶、偷东西的顾客、孩子早恋……这些琐碎的事凑在一起,再加上时不时冒出的客家方言,很容易让人与池莉的代表作《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做对比。尽管深圳是个移民城市,但还是有自己坚固的底层生活,如何呈现它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在本文中,情节已让位于细节。这是细节的胜利。”自然,我也推荐了十十的一篇作品,有一次见面,十十当面向我表示感谢。我则有点兴奋地告诉她,咱们宝安还有一位新作者,写的小说也很不错,网名彼岸朵朵……十十笑着说,“其实,那是我的一个化名……”

    现在想来,十十的许多作品都有着类似的特质。细节紧密,故事性强,可读性强。但具备这些似乎还不够。作家和作家的不同,恰恰是不可言说的那一部分。同样讲一个故事,情节、节奏也相同,有人就能讲成“故事会”,有人讲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处没有谁优谁劣的比较,只是客观陈述),而十十讲的介于二者之间,有文学味,还有趣味。我总觉得这种东西是学不来的,非后天努力可成,需凭作家本人天生的禀赋。有什么样的资质就有什么样的文本,这种“天赋论”可能招骂,但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深圳的文学赛事很多,前几年十十颇为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我看来,她的文本要高出很多人一大截,但她从没夺过大奖,基本都是二等奖、三等奖,其中三等奖居多,被文友戏称为“千年老三”,但读者们绝不会因此看低十十的文本。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说自己写得好,人家就是不喜欢你也没办法,要重视评奖,但也不能把这种主观性很强的东西当成独一无二的标杆。就算你让写出过《蜗居》的六六去参赛,也不一定能获奖。

    如果给十十一个机会,有一天她的某篇作品突然火起来,出版商找她出版作品集时或许会发现,她原来写过这么多好玩的小说。她的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现在十十欠缺的可能就是那画龙点睛的一篇作品。这样的作品,肯定不是刻意写出来、憋出来的,也需水到渠成,且待瓜熟蒂落。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十十的丈夫。我认识她的丈夫张伟明比认识十十要早。2011年夏天,因为与宝安区群艺馆有一个合作项目,我与对方的负责人张伟明先生有过长时间的交往。从别人嘴里得知,作为《大鹏湾》杂志的执行主编,张伟明是最早为打工文学鼓与呼的人之一,写出过很多打工文学类作品,也借助《大鹏湾》这个平台帮助过不少人,说他为深圳的打工文学做出过巨大贡献,应不为过。伟明在宝安名头很大,但他很少参加各类活动,倒有点像独行侠。对此他有过解释。他认为自己已过了为事业打拼、整日抛头露面的时段,况且单位有着较为宽松的环境,有足够多的创作时间,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写作,一家人平平静静地生活,挺好。期间,他曾向我推荐他妻子的一篇文章。我不记得后来是否刊发了,不过内心里应该有这种偏见:让亲戚推荐来的,好不到哪里去。还是在社区文学大赛的一次聚会上,听在座的人都夸一个叫做十十的人,而且十十在座,接着,她说自己的老公是张伟明,我才彻底对上号。此后经常读到十十的作品,喜欢得不得了,成了她的作品的重要鼓吹者。我负责着《打工文学》周刊,看完每期稿子后,都要写一篇卷首语,对本期作品做个点评。后来检视才发现,我曾数次在卷首语提到十十。

    再后来,我们刊发了她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漂在深圳的女人》。因为作品太长,有三十多万字,分为上下两次才连载完成。

    有人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十十的迅速成名是否跟丈夫张伟明有关?我觉得当然有关系。据说,当初伟明用钢笔稿纸写出的作品都是十十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这对其语感、文字感是个训练,所谓潜移默化是也。另外,夫妻两个都关注草根生活,抱有底层视角。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伟明注重(或者说从没忽略过)形而上的总结,这也是很多男性作家的特征,十十就是老老实实讲故事,态度都在文字里。

    十十曾写过自己十多年前突发抑郁症的经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那篇文字中,十十这样写道:“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足足瘦了十几公斤。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此生从未经历过的伤痛,无法言喻的苦,那是一种磨难。我终于悟到丈夫时常跟我说的‘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庆幸,我最终没有崩溃。我庆幸,丈夫最终没有放弃。我庆幸,我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心。我庆幸,我有家人的支持。我庆幸,我有朋友的关心。我庆幸,我最终走了出来。眼前突然一片光明,世界变得如此的可爱,朋友变得如此的可亲,生活变得如此的美好……”生活的磨难让她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因为离得近,我们两家时有来往,偶尔一起吃个早茶什么的。他们夫妇都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有点小个性,但我们全家都能感受到隐居在城市的他们,幸福感无处无时不在。

    到了这个年纪,不就是为了平静地生活吗?写作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能把这个点缀转化为平静生活的催化剂,便是人间好风景。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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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衣

估衣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张勋复辟时的场景:“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

    溥仪提到的估衣铺,乃旧时的旧衣店。所谓估衣,指市场上出售的旧衣服或原料较次、加工较粗的新衣服。“估”是估计的意思,即大致估个价,可以讨价还价。按我的理解,也许应该写作“故衣”,就是旧衣服。

    古时候物质缺乏,自己不用的衣物拿到市场上出售,有人愿意接手。当铺也愿意接收这类实物。现在全国各地的典当行,大概只接受房产、汽车、股票、金银等物品做抵押,如果拿一件旧衣服进门,一定会被打出来。但有需求就有供给。穷人在夏天把棉衣卖出去换钱应急,到了秋冬之际再筹钱购回。估衣店作为二手店,可以有效沟通买方卖方,曾一度盛行。

    天津有一条估衣街,至今仍是非常有名的文化景点。南京有条估衣廊,在中山路东侧,南起长江路,北通北门桥。明清时代是卖衣服的市场。济南、淮安等地也都有类似的街巷。郭全宝、郭启儒曾经说过一段名为《卖估衣》的相声,透露出不少相关信息。比如提到卖估衣有各种叫卖方式:乐亭估衣、北京估衣、天津估衣、山东估衣、南边估衣(上海)。这些都证明了估衣的普及。其次,卖估衣的人叫卖形式很特别,说唱为主,卖家主唱,旁边一个小伙计帮腔,一唱一和,字正腔圆,信手拈来却又字斟句酌,句句说到你的心坎里,这种集心理学、表演学、经济学于一体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而文化之形成非一时之功,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数代人的打磨,亦可管窥估衣历史之悠久。还有估衣的砍价方式,根据买家图便宜的心理,卖家要不断自己往下压价。但怎么压也有个底线,卖家不会降到底线以下,其性质有点类似今天的赌石。一块石头放在你面前,你根据自己的判断出价。如果石头内部藏着一块上好的玉,你就赚大发了,如果里面跟外面一样,只是普通的石头,你出价高了只能认倒霉。买估衣也是这样,卖家对这件衣服的品质看走了眼,要价低了,你便捡个大便宜;如果你自己看走了眼,多给了钱,也算活该。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估衣不过是件旧衣服,要价都不会太高,再亏也亏不到哪里去。

    现存与估衣有关的典故大多生发于清代。但按一般规律推断,其实际出现,应该远远早于这个时期。《老残游记》第八回中讲,申东造以为老残不接受自己送的狐裘,是因与行色不符,派人到估衣铺内又选了一身羊皮袍子马褂,专差送来。《满清外史》中讲,乾隆每逢新岁在同乐园中特设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一不备”,一日乾隆带公主同游买卖街,和珅陪同。乾隆看见一个卖估衣的有大红夹衣一领出售,对公主说,这件不错,可以向你公公要钱来买嘛。其时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和珅与乾隆是亲家。和珅赶紧掏出二十八两银子买下。可见其丰俭由人,雅俗皆宜,即使王公大臣从估衣店买东西也不掉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我所在的乡村偶尔还会有卖估衣的人出现。那时候已隐约得知估衣乃通过走私偷运过来的洋垃圾,也曾谣传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但那些衣服比起我们身上穿的还是要漂亮得多,干净得多。而且村子里最有钱最富裕家的孩子也买,干嘛不买呢?很多时候,家长其实是都舍不得买,而是向城里的亲戚讨要。定居湖北十堰的三姨经常把一些旧衣服邮寄回乡。收到邮包的日子,每每成为我们的节日。前两年,表弟开车从河北到湖北去探望三姨,三姨依然把旧衣服拿来,表弟有点无所适从了。现在家家户户都过得很好,自己家的旧衣服都得扔掉,谁还要别人的旧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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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生育

 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生育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人口统计数字出现在公元2年(西汉平帝年间),当时全国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八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明朝达到两亿,民国时应该是四亿(那时总唱四万万同胞齐努力嘛),上世纪50年代初统计数字为六亿左右。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1900年,人口一直是缓慢增长。由于战乱频仍,瘟疫时发,生产力低下,人口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有了人,才能创造大量财富。反过来,人口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人数上去了,证明生产能力提升了。因此当政者是多么希望人口增加啊。

    所以,我国历史上的计生政策都是鼓励生育的,虽然清朝人洪亮吉在《意言·治平篇》中提出过要重视人口过剩问题,但基本属于边缘言论乃至被视为哗众取宠,从没被讨论过,采纳过。

    古代当政者的计生措施具体如下:

    鼓励早婚,限制、惩处晚婚。早婚在我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孔子家语》中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古代环境恶劣,长寿者少,人到七十古来稀,相应地成熟也早,男性十六岁,女性十四岁,都可以算作成年人(古代计算年龄多按虚岁,若按周岁算就更小了),要尽早结婚,承担家庭责任。

    早在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就规定男子二十岁应娶,女子十五岁应嫁。到宋仁宗时期,规定男子十五岁娶,女子十三岁嫁;明朝是男子十六岁娶,女子十四岁嫁(改),年龄都在十多岁。如果不按时嫁娶怎么办呢?《宋书·周朗传》中说,“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女子十五岁没有嫁出去,家人有罪,应该连坐。够狠吧?司马炎更绝,《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下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到时不嫁,地方官有权拉郎配,随便找个剩男嫁过去。西汉惠帝时则采取经济制裁法。女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而不婚的,按五倍征收算赋(人头税),什么时候嫁出去才算完。结婚早则生育早,生育早则人口更新快,早婚对多生的效果显而易见。

    禁止溺婴。古代溺杀婴儿的现象并不鲜见,尤其福建浙江一带。原因比较复杂,比如,担心赔嫁妆,溺杀女婴;害怕多子分家,溺杀男婴;赋税严重,养不起;生下的是残疾婴儿,不想承担抚养责任等。总之大多因为穷困。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自发调节人口结构的一种方式,尽管残酷。好在政府对此行为是禁止的。《宋史》中记载: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杜杞“知建阳县,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保住孩子诚然是出于人道主义,但客观上是保住了社会资源。

    鼓励再婚。我国古代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夫”的说法,貌似推崇从一而终。但实际上,民间的再婚不受什么约束,甚至受到鼓励。传统文化中颇有一些类似口是心非的理念。更重要的是,皇室女儿屡屡再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寿,曹寿去世后,改嫁夏侯颇,夏侯颇死后,又改嫁嫁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高阳侯薛宣。有人统计,唐代一共有210位公主,结过婚的130位,这中间只嫁一次的有100人,再婚“二嫁”的有27人,“三嫁”的有3人。皇家的示范效应比多少宣传推广都有效,所谓上行下效。而寡妇再嫁,符合人性,亦能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生育率。

    此外,各朝各代在安置流亡人口也多有努力。此行为虽不能直接增加人口,但生活状况改善后,人口肯定会增长。

    想来,繁衍应该是人类生而自由的一部分,但被为当作生产力的一部分进行配置古已有之,只是如何配置需要智慧与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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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比 你 快

我 比 你 快

    早晨开车送孩子上学。后面忽窜出一辆豪车,猛插到我前面,急刹,轰然起动,然后见缝插针、左奔右突、闪转腾挪、绝尘而去。那叫一个敏捷,晃得我眼花缭乱。下一个路口,却见它就排在我前面,然后又是闪转腾挪,绝尘而去。我乃新手,不敢大意,依然慢吞吞地开着,车速严格控制在四十迈以内。五六个红灯之后,到达学校,只见那辆车也在我旁边刚刚停住。不禁莞尔,世界就这么大,你折腾个一溜儿十三遭,最后还不是和我同时抵达吗?

    将此遭遇发至微信圈,一朋友说,“人家享受的是过程,二货的世界你永远不懂。”

    原来如此。

    不过我还是想详细分析一下二货的心理。他天天走这条路,应该知道大致路况,超车可以,但闯不了红灯,在红灯那里还是要等,无论开快开慢,最后总的时间不会有太多差别。他没进行成本核算吗?不,他们应该是算得最认真的。之所以折腾,目的就是要比旁边的人快。他不一定要省时间,而是生怕自己吃亏。在他们内心,也许已经把人生想象得相当灰暗,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要超他的车,要别他的车,故意挡在他前面。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心中有花看到花,心中有粪看到粪”,二货心中灌满了大粪,看到满世界的“阴暗心理”。他人即地狱,二货自然要斗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并在斗争的人生中获得巨大安慰。这种安慰常态化以后,便成为他的快乐之源。

    “在向前的路上,我比你快!”这是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猛踩油门,猛打方向盘,一路狂奔。

    但是他们的数学太差。你告诉他:“你并没有比我快多少,最后大家几乎是一起到达目的地。”他怎么能相信?他会说,我毕竟比你早到了三秒钟。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路程比别人多走了将近一半,他们会说自己的乐趣在于“行走”——行走,多么诗意的词汇。他至死都不会承认自己在瞎折腾,必须用一个十分诗意的语言来概括自己的行为。至于因此对别人造成的困扰和不便,在他闪转腾挪的过程中,是否差点让别人撞了车,甚至真的撞了车,那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这才是核心:二货的本质是自私。他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快乐,哪怕没有得利。所谓损人不利己是也。

    但我们每天都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抬头不见低头见,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不小心,你就成了他,他就成了你,警惕心中的“二”,时时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他,我们的人生才不会被灰暗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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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密码

身心密码

 

    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心理学家金天博士说了句话:人的每一个情绪都会体现在身体上。比如有些人一生气就浑身发抖。

    的确,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以前有个同事,生起气来就嘴唇发紫,直打哆嗦,有几次看到他跟人吵架时的表情,样子很吓人,不禁为他担心。气不是一种物质,不同于外力,肉眼看不到。打他一拳头,可以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而“气”是说上几句话,就能让活人变成死人。两人正吵着呢,其中一个咣当躺在地上,气绝身亡。用医学术语讲是心脏病突发,但有人并无心脏病,也会被气死。

    作家周晓枫在一篇文章中说:“快四十岁,以为自己不惑,但我还是不能很好控制体内的化学。情绪问题往往能具体到化学配方,如同爱情也是多巴胺、加压素和醋酸催产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因此,心理上的每个不适都会体现在身体上,身体与心灵之间是有密码的。我们最常见的,是牙疼。牙疼就治牙疼病吧。用不着,吃两片清火的药就好了。哪里上火?当然是心里上火。心里一急,牙就疼了。就是这么个因果关系。

    人一羞涩就脸红。不过是不好意思嘛,脸怎么红啦,怎么黄啦的,事主一会儿“精神焕发”一会儿“防冷涂的蜡”地乱答一气。都说变色龙怪异,其实人的皮肤跟变色龙性质差不多,只是没那么明显。这种东西造不了假,有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明自制力强,但这样的人活不长。特别能控制情绪,把自然的状态像机器一样迅速调整到不自然状态,时间长了,还能有好?

    人平静的时候,身子特别放松,舒适,一有变故,你想控制都控制不了。大概十多年前,我和怀孕的妻子乘坐公交车,售票员嫌我们下得慢,用力把我们推下车。我一怒之下报警。在公交派出所说明情况时,精神高度紧张,一出门就呕吐不止。还有一次,跟朋友出了趟远门,朋友的妻子因为要见到多年未见的亲戚,心情激动,在火车站候车时一遍遍去厕所。朋友摇摇头,叹了口气。

    还有一位朋友,前几天换了工作。以前住处离公司近,每天步行上班,形成了规律。现在需要开车上班,结果一上车就尿急。他自己分析,腿部已经习惯了走路的姿势,每天开车时窝着大腿,姿势的变化带来生理的变化。我却想,这也许是生活节奏骤变在身体上的体现。节奏一变,身体就要重新调试,通过“不适”来反抗一阵。时间一长,身体发现抵抗无效,便会努力适应新的规律。尿急这事,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那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要与我们的心灵保持一致。越是这样,我们越应珍惜身体,它易受外力伤害,还要受心理变化、生活变化的影响,一步一个坎,直到与我们的灵魂一起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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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再见

深圳的再见

    陈再见,初见这个名字让人以为是笔名,其实是不掺假的本名。粤人有多子多福观念,父母希望在他下面“再见”一个男孩。一个朴素的想法,造成与其告别时的困扰,你跟他摇手说,“再见,再见”。第一个“再见”是名字,第二个“再见”才是本意。

    四年前,我到深圳参加的第一个饭局就有陈再见,他算是我在深认识最早的人之一。他个子不高,有点腼腆,话不多,不喝酒,抽点小烟,别人介绍说这是位八零后作家。那时“八零后”还是个很时髦的词,很多人以此自居,但大浪淘沙后也没剩下几个。此后我们见面不多,所有与他有关的信息,多跟找工作有关。一次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总说,陈再见曾在他们公司短暂工作过,后来大概觉得不适应,给老总写了一封长长的辞职信表示感谢(典型的文人作风)。那时再见的创作正渐入佳境,有一点“文坛新星冉冉升起”的意思,困在一个私人公司里写文案的确是屈才了。一次是我所在的单位创建专副刊部,文友徐东数次向我推荐再见。但半官方性质的单位,一个学历问题就把他远远隔在外面——再见高中辍学,没读过大学。接下来,又听说孙向学把再见引进到一家内刊做兼职编辑;再往后,再见给两家杂志当编辑的同时,还在香缇湾社区图书馆当管理员,终于有了一份还过得去的稳定收入。

    在各种场合的闲聊中了解到,再见的工作经历相对单纯,高中毕业后从老家陆丰来到深圳,2004年至2008年一直在工厂车间里做产业工人。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拉长。拉长是个怪异的词。常年在珠三角打工的人都知道,这是生产线上的一个职位。生产线在工厂里面称为“拉”,每条“拉”都有人负责,负责的就称“拉长”。拉长是事业成功的标志之一,干得好,会逐步成长为公司管理层,直至最后自己开工厂。很多本地人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但他就很快辞职了,躲在出租屋里专职写作。

    专职写作能维持生活吗?

    陈再见敢于辞职,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大原因在于一份叫做《打工文学》的周刊。每周24个版面,刊发纯文学作品,由区级的《宝安日报》主办,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有影响,稿费千字百元,一首诗八十元,曾经担任这份周刊主编的徐东说,“《打工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可以给初学写作者发稿费”。那些年物价还不是特别高,一个月如果有一两千块钱稿费,对改善作者们的生活还能起点作用。其实,深圳各个区各个街道(还有很多其他单位)都办有类似的杂志。曾经风靡珠三角的《大鹏湾》、《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除了刊发打工作者的作品,其稿费额度也是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有一段时间,再见频繁在《打工文学》上露面,自然也多多少少得到一些稿费。后来,他的路越来越宽,在《人民文学》、《钟山》、《当代》以及各省的文学期刊上已经发了一个遍,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似乎还是深圳,生活来源也是深圳。举个例子,他的小说入围了本地举办的睦邻文学奖,就能获得五千元的奖金。在各种文学赛事中,陈再见是个常见的名字。

    等我主持《打工文学》周刊时,陈再见的作品已经刊发得不多了。成名后的他,每年仅仅以“老作者”的身份露几次面,表示一下和这份周刊的粘结。更多的新作者来到这里,起步、长跑、冲刺,成为下一个陈再见。但从他一些自述性文字中,你能感到他是一个“柔弱”的人,生活上随遇而安,除了写作,并不主动去追求太多其他东西。周围的朋友们也许因为他外在的“柔弱”时常会有照顾之意,并为其提供某些方便。如果说每一个朋友是一条线,那么这么多条线很容易织成了一张网。一根线救不了你,一张网却可以保证你不掉进生活的深渊。转而如果是在小县城里,寥寥两三个文友,既是志同道合的同行,又是须臾离不开的朋友,既谈梦想又在生活上相互介入太深。这就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了。在深圳,大家并不经常见面,即使那些互相提供了帮助的人亦如此。这是一种常态,不唯陈再见。而这种距离感保证了大家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不被打扰,可以凝神思考,安静写作。

    稳定的收入,平和的生活,让再见进入了更自如的状态。他说自己创作时,写着写着,文字会从笔下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一句话该怎么说,情节该往哪里走,不用自己多想,跟着感觉写下去即可。有些地方甚至不是自己最初构思时的那个样子。这种表达的顺畅,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神来之笔吧。这几年,他不再急着发表作品换稿费,自认写得不好的,可以推倒重来,慢慢地磨,一年十几个中短篇,越磨越光亮。

    他的故事来源比其他小说家要多一些。他有三个基本的生活圈子:文学圈子、同事圈子、同乡圈子。写作圈的聚会,往往乱作一团,大家七嘴八舌从头说到尾,陈再见相对安静,其实如果仔细打量你能看出,他有表达欲望,但凡有机会,总会插几句嘴,不突兀,稳稳当当地穿插在满屋子横飞的语言中。不过其他人太大声了,他的声音通常会被淹没。客观地说,他是抢不上槽的。

    然后人们普遍认为,陈再见不爱说话。

    事实上,陈再见也许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柔弱。他曾经敢于辞职在家专事写作,本身就是勇气。他在同事和同乡的饭局上,也很容易成为一个话题引导者,主动的倾听者。短短几年工厂生活结交的那些同事,至今还在联系,偶尔也会吃顿饭,聊聊天。至于同乡,在深圳则更多。他的两个哥哥来深已经三十多年,陆丰老乡遍地开花。再见请他们吃饭,听他们讲故事。他们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傻,说你请我吃一顿饭我给你讲一天。再见说,我会把你们的故事写成小说。他们说写吧写吧,写完给我看看。其实再见拿过去他们也懒得看,一两个小时时间读一篇小说,还不如去喝一泡功夫茶,抽支烟聊聊天。但大家还是尊敬地称呼他为作家。有个老乡当作家,多多少少是件有面子的事。

    他如鱼得水地在深圳生活、写作。如此受益者,不止陈再见一人。陈再见的突出,在于他阅读效率更高,悟性更好,心境更纯。你得承认一种人人有别的东西,叫做天赋。

    在深圳这种氛围里,再见的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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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对我的专访

访资深媒体人王国华

(周丽丽 韩宇/文)

梦的种子

经过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迭,曾经的人们自认为无尚的记者是“无冕之王”,但在这种特定的大环境下记者的存在意义似乎有所改变。一直怀揣着华丽编辑梦的王国华走过的路似乎暗合了这种变化,在他年少的世界里也曾弥漫着记者的“铁肩担道义”理想主义情怀。可是上天并不懂他的一片赤诚之心,现实竟使他拥抱了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

王国华:“上世纪80年代我还小的时候,编辑记者正是最吃香的职业,所谓‘无冕之王’是也。原先的记者大多有‘铁肩担道义’的理想主义情怀。但那是特定环境下的提法。今天的记者可能更强调专业性,对某个行业、某个事物的精准理解,精准把握。所谓情怀不再是站到前线,而是旁观;不再是热血沸腾,而是冷静、准确;不再是大声呼喊,而是轻轻一招打中七寸。”

在孩提时代,王国华立志自己做一名编辑记者。理所当然地,择业时从未考虑过其他行业。因为从小他就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所以连看报时也会把一份报纸从头读到尾,甚至连版式都研究。在中学时期,他曾作为《少年智力开发报》和《语文周报》的小记者,发表过二十多篇作品。

种子要风雨兼程才能扎根深处

成为报社领导后,王国华曾多次主持和参加招聘工作。以他的角度观察看,传媒业的各类主管并不青睐新闻专业的人才,而着眼于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理科类等专业性比较突出的毕业生。因此,新传媒行业真正必需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王国华:“在吉林工人报一年多,是我真正在媒体工作的开始。当时这份报纸还是周报。我工作的专刊部,属于编采合一的部门。我编辑副刊和读书版面,同时还采写、编辑月末版。月末版上有特稿版面,我就采写了很多特稿。其实就是深度大稿。那时特稿很时髦,而且以社会新闻、人物稿为主。现在看来,那些都是很浅的东西,基本可以一挥而就,但当时写得很累,采访得很累。一年多的时间,对我是很大的锻炼。我拼命地写,也给外面写稿,挣点稿费。我也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现在想来,主要是没多少人认真干活。大家都混日子,你稍微一认真,再加上一点灵气,就冒出来了。”                                

谈起过往经历,他总是不禁感叹年华已逝。因为当今新媒体的发展节奏与未来轨迹风云变幻,对于他来说,每一天都是充满未知与挑战。

王国华:目前我国的新闻工作,基本就是熟练工种,干得时候长了,凭着本能就可以干下去,基本没什么困难。但要想出色,青史留名,那还真的需要情怀、天赋,再加上一点机遇。这样的人简直寥若星辰。所以学会把握一种尺度的智慧至关重要。

    1999年3月12日,《新文化报》由机关报改版为都市报。那时的他来到这里负责编辑副刊版面和特稿版,但是这样的工作似乎使他并不开心。

王国华:我是第一批改版元老之一。在那里将近三年,我主要是编辑副刊版面和特稿版,特稿版也需要自己采写一些,其实跟在《吉林工人报》的工作内容差不多。客观地说,那三年我呆得很不舒服。当然有自己不成熟的一面,但工作环境实在不敢恭维。那时候我已经是专刊部主任助理,也算中层。

2001年末,他走进了《城市晚报》。时至今日,他都感激程体义总编的知遇之恩。

 

王国华:2001年12月末,我跳槽去了《城市晚报》,根据我的特长,程体义总编先安排我做特稿记者,这本是我的特长嘛。2003年,又被任命为副刊部主任。2004年做要闻编辑部主任。当时要闻部相当于整个报社的中枢机构,所有的新闻版面都出自这个部门,也是最重要的部门。

我在这里主持工作一年多,以后又被提拔为中心副主任,协助副总编分管文娱、体育、时事等部门,干得风生水起,业务水平也逐步提高起来。在城市晚报十年时间,程体义总编是我的知遇恩人。

俗话说:“命运由天不由人”。十年之后,他离开了《城市晚报》。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尊重那另一个自我的心”。无时无刻,他的心中充满着对岭南的向往,所以决定去深圳闯一闯,享受新鲜的经历。

王国华: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一直想到珠三角的城市工作。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惠州等城市我都考虑过,但最想来的还是深圳,也给深圳的报刊投过简历。我喜欢岭南的风景和包容。
    2011年,他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了《宝安日报》的招聘启事,该报社正准备筹建专副刊部(后改为周刊部),猛然发现这是他的强项,接着很快就下定决心要在这里一展身手,尽情地发挥他的一身本领来创造另一个不一样的高度。

王国华:人到中年,出来重新开始创业,是有点不容易,但还可以承受。毕竟深圳跟在东北形成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最不方便的是生活。我在长春已经形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刚开始一个人要学习使用银行卡、洗衣机,要自己装电脑,寻找、结交这边的朋友。还好,深圳不排外,我很快成为深圳文坛上的熟面孔,工作也顺利展开。2012年8月,我竞聘编委成功,成了报社的领导之一,全家也都搬过来。

在大家的眼中,如今的他已是一位成功的传媒人士。但是他谈到自己今天的成就,却有自己独到的理性。

王国华:这里有个成功概念,什么叫成功,不是说你当了多大官,挣了多少钱,其实只要你比周围的人,比如同事、亲戚、同学,总之吧,都是你认识的人,稍微强一点点,他们就认为你成功了。

谈媒介转型

关于在如今的新媒体大潮中,传统媒体如何才能保持生命力的问题,他提出了鲜明直接的观点。

王国华:就我所知,目前所谓的新媒体,比如各类微信公众平台、APP等,经营都很惨淡。一万个微信号,也就能有三五个经营得还不错,况且经营收入不容乐观。与其相对应的传统媒体(纸媒和电视)活得太滋润了,再死掉十分之九也没关系,剩下的十分之一整合原有媒体资源,最后做大做强,让资讯更丰富,更有针对性。

在他眼里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需要有过硬的编辑和好的团队。

王国华:现在全国总共有多少新媒体,多少纸媒,可以拿一个城市来衡量。一个城市里,报纸电台电视台总共就那么几家,但微信公众号大概有成千上万个,放大到全国,报纸电视台有几万个,但公众微信号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他们中的僵尸率远远大于传统媒体。好的新媒体也是需要编辑的,而且需要团队合力去做。
对新闻学子的期冀

在谈到对传媒学子的寄语时,王国华表示要权衡好“专”与“博”的关系。不仅要什么都懂,而且更要在某一领域有专家一样的见识。

王国华:做新闻工作,不要求全面,要求专业性。你只要把一门功课吃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就可以吃一辈子。这跟记者的“博”“杂”要求并不矛盾,记者要什么都懂,但不是均衡发展。只是在都懂一点的前提下,必须在某一方面具备专业特长,这样饭碗才能端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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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睦邻文学奖”评委王国华提名作品

1、《再见,固戍》     段作文

“离这里最近的工业区在107国道旁,好些厂房都年久失修,低矮破旧,要么改装成了别的行当,要么空着。”还有,主人公所在工厂因为上游的钟表厂倒闭而没了生意,这些都是大背景。打工者是这个洪流中的浮萍,所有经历都非自己可以把控,但心境却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感受而不同。这篇跌宕起伏的典型的打工文学作品,将群体性迷茫通过个体的感受准确描述了出来,堪为本阶段经典作品之一。强烈推荐。

 

2、《从深圳到石节子村有多远》     婉君

表面上是清淡,下面涌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爱情、事业、梦想等。笔法有点像民国期间的废名和无名氏。故事是深圳的故事,但这样的笔法在深圳火热的氛围内似乎是个异数。提名这样一篇作品,可以丰富社区文学大赛的种类。

 

3、《深圳改革开放纪念物》     伟彬  

股票、撰稿人证、工作证、BB机、边防证、加薪通知书、暂住证,这些词汇在打工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而作者将这些整体组合起来,却比一篇小说来得更真切、带着血丝;比诗歌来得更厚实,贴着地面。它符合我对一篇好的社区文学的想象:平实、纪实。在我看来,朴拙也是优秀文笔的一种。这组作品每一个故事(纪念物)后面都有人的身影,即作者本人。因此,这些纪念物不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是个人化的,且有代表性的物品。

 

4、《龙华笔记》     孙海涛

这组诗歌从内容选择上讲,写龙华,不再是常用的、表象的地点或景物,而是深入到更具体入微的生活,药片、雾、落花、雨,以及更远的故乡的山和芦苇荡。其实这种日常化写作让作者跟龙华的关系更贴近了——它是一个龙华人的内视。从文笔上看,“我可能在礁石上滑失也可能/俯身摸见了海水”这类文字比比皆是,词句的信息量够大、文字的延展力也不错,属于比较成熟的诗歌。

 

5、《布吉城寨》     张夏

一个地方是否引起关注,地域、建筑只占一小部分。首先是这里的人,其次是这里的历史,再次是围绕这里的人和历史引起的话题。这些东西才会使一个地方被恒久关注。布吉地方不大,建筑曾一度混乱不堪,但这里的人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记忆,这便有了可以从各个角度切入的话题。张夏用小说作家的文笔,用带着体温的文字,写下了这些相对丰富全面的感受,给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布吉的文本。挺好。

 

6、《消失的电梯》   游利华

写中长篇小说,可以老老实实讲故事,写小小说和短篇小说最好有隐喻。否则小小说成了段子,短篇成了“故事会”。我从头至尾就把本文中的电梯当成了叙述中的一个道具,一个隐喻(如同结尾那个消失了的钟,忽然插进来的人物“刘半仙”),它的问题解决与否,和美国订单解决与否,同等重要又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本文必需的元素,让一个短篇承载足够多的信息,让小说更加丰满,让这篇小说要表达的生活更加多元、真实。

 

7、《十张边防证》     东篱

如果我说,每一张边防证都有一个无奈甚至屈辱的历史,也许绝对;但把边防证当成美好记忆的,却一定不多。如同粮票布票一样,它们都是历史的疤痕。这段历史过去了,却不应该被忘记。作者这篇文字从个人经验推及边防证的带有若干共性的故事,还算不错。只是文字有点短,内容似还可以再丰满些。期待作者通过其他方式弥补一下。推荐先。

 

8、《比比李奇幻历险记——写给我们的女儿》      笑笑书生  

当年读梁实秋翻译的《彼得潘》,惊艳于其想象之奇特;再看前几年拍的电视《巴拉拉小魔仙》,感觉也就是那么回事。其实,它们并无高低之分,我女儿喜欢小魔仙,与我喜欢彼得潘乃异曲同工。孩子的判断与我们的判断不同,但或许更重要。我要说的是,应该鼓励大家多写一些纯粹“传播正能量”的童话。它们的想象力可以给孩子们奠定一个根基,他们渗透的价值观可以给孩子一个基本的认知。当然,前提是文本要顺畅、耐读。笑笑书生做到了。

 

9、《下等车厢》     陈雁  

虽然没有“下等车厢”这样一个词汇,但社会阶层客观存在的不平等,已经将人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分为了三六九等。“下等车厢”是社会洼地,得以接纳各个阶层,各种生存方式。它们在这里汇聚、碰撞,容易看到各种矛盾。作者没有明着写矛盾,而是写“启发”。其实,这里的启发,本身就是矛盾,与主人公生活认知的矛盾。和谐车厢内的冲突极具画面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复杂。

 

10、《祝你生个大胖小子》     清如海兰

是不是在很多人心里,都存在着这么一个错过(甚至连真正的错过都算不上的错过)? 是不是每个错过,都是最无法触碰的记忆?像一块疤,不摸的时候痒,摸了以后会疼。 是不是每个错过,都只在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了三十岁,每一个事件都不可避免地牵扯上利益和算计。 是不是所有的错过,都脆弱得经不住追问?因为追问后,发现还是自己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最踏实?让你重头再来,你还是会让错过的错过……

 

11、《奇葩处处在》    郑荣

一篇好的小说,文字最好有张力有弹性。而这篇并无弹性的小说却能吸引着我一步步读完,恰说明文字有各种可能。拿作品的第一部分举例,如果没有结尾几段,前面绝大多数的描写像流水账,而陈娟婚前表态的四个条件,峰回路转,一下救活了前面所有的文字。另外,我对作家的专业背景抱有期待,余华做过牙医,阿乙做过警察,郑荣也有医学背景,作者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而这些专业知识比春秋大义更有意义。

 

12、《舌尖上的诗》     李双鱼 

李双鱼的日常化写作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 我看重这些蔬菜及植物后面的信息量——即阅历和情感。双鱼通过几个词句的组合,将一个个情节告诉我们。使用文字堪称娴熟。应该说,国内这样写作的诗人不在少数,但深圳寥寥无几,而双鱼又是较出色的一个。

 

13、《以舞入道》     刘菡萏

信仰危机这个词已经很俗套了。但信仰问题,心灵的皈依问题始终困扰着都市里的人。深圳题材电影《亲爱的》中,一群寻子的男男女女一起拍手高喊“鼓励鼓励鼓励”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几乎是深圳独有的某种方式。刘菡萏的《以舞入道》敏感地抓到这个“点”。在全民下意识地信仰“金钱教”的前提下,我同情乃至理解任何尝试。尽管他们最终会以各种方式被曲解打击,但谁能给我们哪怕是暂时的止痛?

 

14、《历史纪实:皇岗公园今昔》     道长

深圳的历史还很短,一个公园及其所在社区的历史更乏善可陈。道长能挖掘出这么多东西,说明很多事物也许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这篇文字成功地把一个社区写活了。忽发奇想,如果有人能静下心来一个公园一个公园,一棵树一棵树地写下去,凑成一本书,也许比那些宏大叙事模式的整理更有意义。宝安有个作者徐志鹏,在沙井寻访古井,写了一百多口井,我还在报纸新闻版面上为其连载过。徐志鹏和道长都属于有担当有坚持民间记录者。

 

15、 《【系列散文】病区——始于疾病,止于思想》      张谋  

这个世界上,两个地方可以改变人生态度:一个是病房,一个是监狱。其实,一根扎进脚掌上的木刺就能改变人的想法,让一个安静的人变得狂躁。人类之脆弱略见一斑。我们这些幸福的、平静的人平时接触最多的大概就是病房,可惜,很多感慨随着病愈出院而烟消云散。张谋用这么长的文字表达这么多的想法,说明他沉进去了。沉浸、自拔之间,世界已经变了……

 

16、《楼道口》     骚风 

邻居也许貌似是我们最熟悉其实往往是最陌生的一个人群。人们常说的“邻家小妹”应该是三四线城市或者乡村的“邻家”,跟深圳这个一线城市完全不搭界。作者骚风将这个“陌生”呈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观察力不可小觑。本文好看,耐读。推荐。

 

17、《龙华,短歌行》     蒋志武  

除了叙事诗,诗歌多是断断续续,若隐若无的情绪,“辗转漂泊的青春/我学会了在返回的车轮之中停歇”,“青春就甩在流水线上/谁愿意搬走,谁就写下名字”,这些断断续续的思绪,在志武的笔下,汇聚成了一条河,这里面有对故乡的怀恋,有对现实生活的描摹,有对未来和过去的打量,我将之归纳为漂泊心态。即便作者是无意识为之,而这种情绪却击中了我。因此,深圳的很多异乡人都从这些诗句中多多少少找到自己的一点影子……

 

18、《生存》     十十

对十十的小说一直抱有期待。她的作品充满了烟火气——不成器却有了外遇的老公,不修边幅的家庭主妇,叛逆的女儿,仿佛身边随便拽出一个人,一个家庭来,就能对上号。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能吸引着读者耐心地读完,就在于其烟火气。如果把十十的小说收集起来,凑成一本集子,就是一幅当下深圳生活的风情画。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矫饰。是真正的、素描式的风情画。 期待将来有那么一天看到这样一本集子。

 

19、《涂超美的个人历史》     谢端平  

逃港是深圳人的痛点,也是一个时代的痛点。本地学者和作家们以此为题材,写过不少文字,但特别有影响的不多(甚至没有)。本篇小说也算其中之一,文中主人公涂超美逃港成功,后回乡创业。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的原始积累就靠这些真真假假、鱼龙混杂的投资者完成的。在这些人中找出典型性人物来似乎不难。本篇文字塑造的这个典型人物还算完整,但文字稍嫌粗糙了些,还需打磨。

 

20、《三城小记》      七里老塞

深圳人的公益情怀在全国大概都是一流的,资助或收养贫困家庭中孩子的事例也不鲜见。这个题材不错。塑造的主人公方洋飞温暖、完整,堪为深圳公益人物的代表。不足之处是小说味道太浓,特别是作为反面人物的秘书,显得有点为反面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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