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 名博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现居深圳。已出版《书中风骨》《那些人,那些事》等十六部作品。本博均为原创,转载请先联系本人。手机,15999648246,QQ:651476448;电邮:rssj@163.com
博主:真正易水寒

所谓经典,就是脸谱化的极致

所谓经典,就是脸谱化的极致

     名为俄罗斯喜剧,场景实为前苏联;一个老式的机关——统计局,办公室六个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名字,诺沃谢利采夫之类,记都记不住。

    看这样的话剧,会有心理障碍吧?作为今年文博会展演内容之一,由中国话剧院两个老戏骨,国家一级演员冯宪珍、韩童生领衔主演、重新演绎的俄罗斯经典喜剧《办公室的故事》,4月23日在深圳市保利大剧院上演。故事非常紧凑,观众沉浸其中,时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不知不觉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

    看来,不一定非要设置多么紧跟潮流的场景。所谓场景不过一层皮,扒开这层外皮,里面的人情是一样的,关键看你能把人情演到什么程度。

    六个人。

    一个局长,中年女性,刻板,严肃,穿着深色的风衣,拎一个包,走路时像一辆坦克。

    一个新来的副局长。男性,八面玲珑,讨好所有人,坚定地相信组织。

    一个平庸的统计员。男性,副局长的老同学,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官迷,一心当处长。

    一个前台女秘书。年轻漂亮,酷爱煲电话粥,传播八卦。别人的信件,她只需看一眼就能全文背下来。

    工会主席,中年女性,老黄牛一样混日子的人。

    普通女同事,已婚,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在外地。与副局长、统计员都是老同学。年轻时曾与副局长有过暧昧。

    六个人一台戏。如何吸引住观众?

    坐我旁边的朋友只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小声感叹,这个女局长跟我们领导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肯定做不到,但这种轻松的对号入座恰可证明:经典的作品,一定是高度的脸谱化,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或找到身边的人。脸谱化一度被指为恶俗,其实在实战中,这是对演员的基本要求。演员的功力,就在于走入角色内心,将他(她)演活,在清晰的脸谱下,赋予其更多的指向和可能。

    副局长为帮助老同学,组织了一个party,并手把手教统计员如何向局长献殷勤。笨拙的统计员向局长讲采蘑菇的故事,朗诵诗歌,跳舞,碰了一鼻子灰。后来他乘着酒劲发飙,把局长大骂一顿,说她没有人情味,铁石心肠,干巴巴的。此话对局长造成极大的伤害。局长第二天将他找去,推心置腹地交谈,甚至哭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哭过了,可是一个人哭有什么意思?”统计员安慰她说:“想哭的时候请找我”,“你一笑看上去只有25岁”。统计员看到局长脆弱的一面,对她由同情而暧昧,由暧昧而生情。期间,局长对统计员的感情也曾发生过反复,曾当面声言:“其实我很好,管着一个大机关,好多人怕我。不需要同情我。”在被人挑拨后怒斥统计员与自己恋爱是另有所图,直至统计员一怒之下拒绝升职并辞职,才柳暗花明……

    一个高高在上的局长,一个战战兢兢的小科员,让这样两个人由沟沟壑壑的距离水到渠成地转化为办公室恋情,该是件多么难的事。而这其中,主人公的标签都是始终存在着:局长走路的姿势,冷漠的表情。仿佛一块黑板,咣当杂文观众面前。当别人说局长是老太婆时,统计员先后两次喊:“她不是老太婆!”性格与情感呼之欲出。副局长也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的人。他跟谁都客客气气,“从不认为客气是一种缺点”。他克制自我,对外部世界有恒定的价值观,领导为大,他对局长说“不管怎么说,您都是对的。”他珍惜(或说是保护)现有的一切,为了这些来之不易的利益,他可以抛出任何人。在风言风语被前台秘书传出后,他主动向“组织”交出女同事写给他的信,“我们的生活要求我们小心谨慎。我没有任何秘密需要向组织隐瞒的。”

    如果站在每个人的角度,他们都是对的,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标签不是粗暴描画,而是让人性更回归人性。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虽然场景放置在机关,但对号者无需局限于机关,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有人聚集的单位对应这类人物和这类故事。这是个可以贴到任何地方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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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音乐会上的想象

在古典音乐会上的想象

    4月24日,深圳音乐厅。第十二届文博会艺术节优秀节目展演“荷兰长笛与钢琴二重奏”。钢琴演奏者习丽亚·加尔西亚优雅美丽,长笛演奏者蒂姆·文特索尔高大帅气。再加上“古典音乐”背景,这么高大上的节目很容易望而却步。不过,作为一个作家,沉浸在这些曲目中,却获得了另外一种享受。思绪和想象,随着音乐的起伏而飞翔。

    长笛独奏《激烈的火车竞赛》。悠扬的笛声里,夹杂着火车有节奏的开动声和汽笛长鸣的声音,间或黯哑,更添一丝情趣。

    德彪西的作品、钢琴独奏《喜悦之岛》,舒缓、轻柔,让你感到,欣喜从来不会“若狂”,狂喜不是喜,是癫。真正的喜悦,道法自然,可以平复人的情绪,偶有高潮,也是短暂的波澜。

    德彪西的另一个作品《西琳克丝》据说是个爱情故事。半人半羊的潘神爱上了海的女儿。但是,女神看到潘神的奇怪长相吓坏了。她逃到海边,请求海神帮助她。海神把她变成了海边的一枝芦苇。潘神追着女神的踪迹来到了海边,没看到心爱的人,就伤心地折了一枝芦苇吹了一支伤心的曲子,但他不知道,他折的芦苇就是爱人变的。

    两位演奏者仅凭两件乐器,就将这个故事生动地演绎出来。闭上眼睛,仿佛在听电影的配乐,可以感到故事在行进,人物的悲欢离合在行进。睁开眼睛,只有音乐在流淌。音乐水到渠成地带动我的想象。不管你有没有想象力,脑海里总会自然而然跟着音乐呈现出画面。

    大概要照顾中国观众的口味,演奏者特意穿插了一首钢琴长笛合奏《阳光灿烂照天上》,音乐无国界,谁都可以演奏,谁都可以从中获得美的感受,谁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在那带着明显新疆音乐元素的合奏中,我看到天山的缥缈高远,浩大乃至神秘。人们骑在马上,悠闲自得。

    主持人说,荷兰除了风车和郁金香外,最多的是水,因此很多荷兰的音乐家多喜欢与水有关的作品。

    钢琴和长笛协奏曲《海上风暴》,共三个乐章,分别为快板、缓板、急板,过渡之间禁止观众鼓掌,观众们都屏气噤声配合着。第一乐章响起的时候,钢琴声像波浪一样,仿佛水在流动,长笛像波浪上飞翔的小鸟和跳跃的阳光。声音的力量和魅力,统统显现出来了。

    钢琴和长笛二重奏《船》。听着乐曲,仿佛看到船一耸一耸的,有点忧伤,承载着一群人去远方,在海平面上渐渐消失。

    钢琴独奏《水的嬉戏》。钢琴好像天生就是要表现水的,否则就浪费了这么好的资源,而且必须由女性来演奏。习丽亚白皙的臂膀,灵动的手指,金色的头发以及她仰俯之间的表情,和琴声合二为一,大波小浪之间的跳动,让你看到了水的美与人的美。

    钢琴长笛二重奏《夏雨中嬉戏的金鱼》。雨水滴滴答答打在水面上,鱼在水中轻轻摆尾。四处无人,只有鱼自己,那是它自己的世界,在绿树掩映下安然地度过这代表着一生的一天。

    艺术都是相通的。音乐只是表现生活的工具之一。有些音乐可以转化成文字和画面,同样,有些画面和文字也可以转化为音乐。说演奏者用音乐作画作文讲故事,并不是单纯的比喻。只是,有些音乐作品乃生命凝结而成,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音乐里有大悲伤,大悲悯,承载的东西太多。而我在这个晚上听到的这些音乐,是音乐家用他们生活中一个个的片段,一个个的情绪和感触做了一篇文字,故而进出自由。进得去,出得来。

    到了《海之组曲》,音乐更加形象化。长笛奏出海马的小巧、灵动。用钢琴铺垫的深海中,水母们聚集、开合、摇摆。你还看到在水面上跳跃的海豚,在远处孤独游弋的庞大鲸鱼……

    那么高大上的音乐,就这样成了一首诗,一副画。当然,你可以买一套高档音响,坐在家中的沙发上倾听,但如果在音乐厅里现场聆听,又是别一番感受。

    好吧,我带着你,你带着票,我们一起去现场吧。你一定要带着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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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校园生意

九十年代的校园生意

    因为平时写点东西,常有人问我是哪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要一次次跟他们解释,我大学读的不是中文系,是经济系。看他们吃惊的样子,我进一步解释,确实是经济系,我还做过一些小生意呢!于是,他们更目瞪口呆了。

    1993年9月到1997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系,那一届就招了一个班,共26人,是全校最小的系中最小的班。也许真的是读经济系的原因,我们班的学生特别爱做生意。依稀记得贾六同学倒腾过背心,老寒倒腾过羽绒服。当时一个批发店的羽绒服才卖20元一件。老寒想,运回老家一件至少可以卖50块,若倒卖一百件,扣除各种费用至少净赚两千,够自己一年的花销了。他向班里最土豪又最抠门的浙江同学钱老七讲了这个想法,当即获得热烈响应。钱老七借给老寒两千块钱,约定赚钱后提成。老寒凑钱将羽绒服运回老家桦甸囤积起来。结果那年夏天东北地区发了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水,整个城市都淹了,羽绒服被泡,全砸手里了。

    或问,即使九十年代物价低,一件羽绒服才20块钱,那是什么档次?不瞒你说,都是不折不扣的伪劣产品。两块粗糙的帆布中包裹着一坨鸭毛或者鸡毛,看上去厚厚实实,但水洗两次就露馅,鸭毛横七竖八地扎出来,只能一扔了之。再问,这样的东西有人买吗?当然有人买。我就买过。谁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但大家手里是真没钱啊。花这么少的钱,可以解决一冬的保暖问题,你还想怎么着?学校附近岳阳街早市上30块钱的塑料“皮夹克”,15块钱一双的“雪地鞋”,十块钱一条的香烟,五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基本都卖给了我们这些穷学生。现在想来,那些年深圳、温州等地原始积累时制作的假冒伪劣轻工业品也许都被我们这些人使用了。大家都讨厌这些东西,但从辩证的角度看,若没这些便宜货,当时何以度日?商店里的正品你买得起吗?

    那时学校管理较为宽松,图片社(即照相馆)、冰激凌店、各种小书店都由本校大学生经营,偶尔摆摆摊也没人管,既方便了大家,年轻人们也能挣点钱养活自己。大概在1995年左右,出现了一种比较先进的经营方式。新学期开始时,一个大三或者大四的学生到各个寝室(尤其是新生寝室)去散发传单,上面印着各种物品的品牌和价格,都比商店中略便宜一些。你需要什么,多少数量,只需在上面打个勾,写上你的名字和寝室号。第二天散发传单的人将其收走,再过几天就把你需要的物品送来。付钱收货,交易完成。这应该算最早的人工型“互联网+”,也相当于原始的快递小哥。后来了解到,那是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组织的“股份公司”,根据大家的需求到批发市场低价进货,赚取差价,其实就是挣点运费之类。当然,也有的会掺杂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碰到这种情况,买家只能自认倒霉。

    我也通过这种订单购买过方便面之类的东西。从那张订货单上我还知道了“潘婷”、“海飞丝”等品牌,看着动辄二十块钱一瓶的价格,心里一愣一愣的。在我印象里洗发水不过两三块钱。倒是一个低年级的同学告诉我:“这是新出的产品,效果很好,用这个很时髦的。商店里更贵。我一下子就订了两瓶。”在我看来,那时候有个大致规律,越是低年级的学生,家庭条件越好。高年级的都很穷。

    既然是做生意,肯定有赔有赚。某个秋天,我上届的安徽师兄刘健,让老家的乡亲们拉来一车苹果。满满一车啊,就在教学楼前停着,来来往往的师生谁看见谁买。但学校的消费能力毕竟有限,摆了很长时间也没卖完。那些老乡晚上挤在学生宿舍,一日三餐和师兄在食堂里解决。最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拉走了还是贱价处理了。

    不仅我们系,那时好像全校的学生都在力所能及地做生意。经济状况实在窘迫,劳动力严重过剩,产品不足,现金不足,大家只好倒腾点东西赚点小钱。幸亏学校管理者开明,网开一面,也让大家有了初步的社会尝试。

    身在其中的我,卖过图书,卖过梳子,最大的生意是卖拖鞋。大一时看到早市上有卖布鞋的,在东北称为“板鞋”,三块钱一双。我记得老家河北也有这种鞋卖,而且价格不高。于是写信给老爹,让他到沧州去批发一些来,只要低于三块就有的赚。结果,老爹给我邮来整整一麻袋——拖鞋。他所理解的“板鞋”就是劣质拖鞋。价格倒是不高,两块钱一双。我和同学们拎着拖鞋到各个寝室走了一趟,两块五一双,两天时间没没卖出几双,大家都很泄气。这些拖鞋就一直堆在寝室里。每次换寝室,我都要把一麻袋“板鞋”从这屋拖到那屋。那四年我的同学们基本没买过拖鞋,随用随扔,他们有时候抱怨我,这是什么破拖鞋,鞋底打滑,差点摔倒!我无语凝噎,你白吃白拿还嫌不好,牛逼啊。一直到毕业,还剩下半麻袋拖鞋没用完。我和好友黄冶将其拖到早市上,8毛钱一双,全部处理给摆摊的小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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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杀与爱

 

搏杀与爱

    有一天,我给阳台上摆着的一组花盆拍了照片,晚上细看,见到了触目惊心的如下场景。

    三个花盆中,盛装着三种植物。

    第一盆里是野草和牵牛花。秋天回河北老家探亲时,捡了些牵牛花的种子,回到深圳后随手扔进花盆。岭南气候温和,空气湿润,牵牛花很快发芽长大。随着牵牛花长大的,还有一株野草。野草种子来自何方不得而知。野草性情不羁,本应恣肆开放,不幸遇到了牵牛花,它的世界与其他野草的处境大不相同。牵牛花紧紧缠着那颗野草,一路攀爬上去,就像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肩膀。一边爬一边手拽脚蹬,丝毫不顾脚下之物的死活。野草并不情愿,它扭曲着身躯,苦苦挣扎,尽力从纠缠中伸出头颈,大口喘气,一副撕心裂肺的样子。

    第二盆里种的是深圳的市花簕杜鹃,这是一种木本植物,在其他地方亦称三角梅。当初我把牵牛花种子也随手扔了一粒在这个花盆里。牵牛花发芽了,逐渐长大,但始终显得弱不禁风。天生要攀附身外之物的它,也试图伸出臂膀去够簕杜鹃的枝桠,但无论怎么踮脚,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粗壮的簕杜鹃正眼都不看一眼牵牛花,它把所有的营养都吸收了,留给牵牛花的所剩无几。一阵风吹来,它的枝叶毫不客气地甩向牵牛花,仿佛飞奔的泥头车蹭到旁边的小奥拓,将其刮得遍体鳞伤。旁边花盆里的牵牛花是遇弱而强,这个花盆里的,只好遇强则弱,没有抵抗能力,委曲求全地苟活。

    第三个花盆里,是两株牵牛花。同一品种,势均力敌。俗语说人生如战场,植物的世界亦然。两棵牵牛花相互缠绕着,扭打在一起,你揪着我的头发,我薅着你的脖领子,满地翻滚,绿叶与花朵分不出你的我的,从花盆的这头打到那头,谁都不肯示弱。看照片,你都能听到它们嘶喊的声音。

    人和人、动物与动物打架,一般只打一会儿,各自拍拍身上的土,抖落抖落毛发,悻悻地散去。所谓大战三百回合,基本不可能,无论人还是动物,最多十分八分钟必分胜负,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即便分不出,也不再恋战,该走就走。而植物却不,它们一直保持着同样的战斗姿势。就像极慢极慢的慢镜头,连续快播,或能看到情境转换,但我们看到的是定格,它们从白天打到黑夜,又从黑夜打到白天,不舍昼夜,不知疲倦。

    或曰,是人把植物生生放在一起的,让它们被动地相互残杀。此乃人的不是。但植物以风传播种子,与被人拿到什么地方,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命运安排。它们在哪里生活,都免不了与周围的生物搏击。除非身边没有一株其他植物。没有其他植物就好吗?牵牛花还怎么攀爬?它生来就要借助别人爬到高处去吸收阳光。

    平时喜欢用手机拍摄各种各样的花草,手机相册里保存着大量植物近照。那些远远望去浩淼一片的花海、绿海,在近景中各自都有独特的表情。把它们和那组花盆近照对比着看,就知道我的描述是有根据的。

    三亚的鹿回头公园里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景点,像“永结同心”台、“连心锁”、“夫妻树”、“海枯不烂石”、“月老”雕像、“爱心永恒”石刻等。这些景点旁边,有两棵大树,紧紧地拥在一起。在三亚旅游时,导游说,你们不要以为它也象征着爱情,其实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榕树的果实被鸟兽取食后随粪便排出而四处传播。有的榕树种子会在其它种类树木的枝干上生根发芽,成为附生植物。一段时间后,寄生的树用自己的根须把原来的树紧紧包住,以掠夺其养分和阳光,直至被缠绕的原主植物逐渐死亡。看见这两棵树了吗?一棵在喝另一棵的血啊。这是热带雨林中常见的“绞杀现象”。

    看上去是爱,其实是杀戮。

    在三亚著名的“鹿回头”公园,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一个勤劳勇敢的小伙,手拿弩弓,身背竹箭,在搜山打猎时发现一只梅花鹿。青年追啊追,梅花鹿跑啊跑。一人一鹿,翻山越岭来到这个最南端的海湾,梅花鹿走投无路之际,猛回头,变成一位美丽的少女,含情脉脉地迎上前来向小伙表示爱慕之心。后来,猎手和她结为恩爱夫妻,定居此地,把荒滩开拓成椰林,男耕女织,繁衍子孙,便成了一座村落。由此,“鹿回头”成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据说还感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游人。但我越琢磨越不对劲。所谓的“爱”,竟由追杀而生。这和我们看到的植物相拥,有什么区别吗?

    但愿是我多虑,子非鱼,安知鱼之悲欢,差之一寸,失之千里。你并不在彼时彼地,怎知彼时彼地之爱恨转换。

    回头再看那些花盆里的照片时,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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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复述的真实生活

被复述的真实生活

    《漂在深圳的女人》这个书名并不起眼,放在书店里,泯然众“书”矣,不容易冒出来。现在一些作家越来越会做标题党,一本滥得没边儿的书,只要作者稍微有点名气,起一个抓眼球的书名,搞一个貌似时尚的包装设计,基本就算成功了。有些人还将其作为经验四处传播。我就上过这样的当,把书买回来,翻翻就扔了。用这种办法骗人,骗一次行,骗两次很难。

    而《漂在深圳的女人》这本书,内容比包装要好。十五个故事,讲述了十八个女人的故事。其中,《雅》是讲述夫妻之间的性关系的,《霞妹》讲了一个被拐卖女子的故事,《荣姐》讲述的珠三角打工族中常见的临时夫妻现象,《娴》讲的是底层打工者的故事,而《刘丽丽》描述的则是家家户户都要碰到的婆媳关系。“深圳”这两个字很容易让人跟漂泊联系在一起。的确,作者十十在这本书中主要写那些漂泊在深圳的女性,但这里的“漂”,并不仅仅是漂泊,也可以理解为“漂浮”——她们的生活漂浮在水上,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顺水推舟,或者逆流而上,或者激流勇进,即使她们在深圳有了貌似安定的生活,但心灵没有落地,她们的心是“漂”着的。这样,“漂”的内涵和外延就都扩大了。

    你可以将这本书当成休闲类的小书,放在床头,每天翻几页,而不是将它当做文学作品去读。猎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女性、深圳、漂泊,这些元素都是很好的卖点,但关键是如何把它们组合起来,或者说,如何讲述这些故事。同样一个故事,有人讲得磕磕绊绊,有人行云流水,谋篇布局大有讲究,这是后天训练,更是天赋。十十很会讲故事。这十多个故事,不疾不徐,有悬念,有起承转合,没有一句评论,都是就故事讲故事,所有的态度都在故事中。无论是让读者读完生气的,感动的,还是忍俊不禁的,都是这样。这本书的定位名为非虚构,但在我看来更多是根据故事原型进行的再创作。哪位作者都无法复制哪怕是刚刚过去的生活,他(她)的复述是一种再创作,尽管难免偏颇,但那就是他(她)看到的、真实的生活。

    会讲故事有什么用呢?我以为,读者在感受到文字之美的同时,会不知不觉中跟着作者走。因为信任你,可以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的情境,从而接受你的生活态度,改变读者的价值观。这种润物细无声是非常重要的,你故事都讲不好,何谈影响?

    如果把《漂在深圳的女人》中的故事拍成影视剧,作者因此一举成名也未可知。不过我还是推荐读者读一下原作。文字有其特殊的意义。就像金庸的小说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很多人追着看,殊不知原著给人更大想象空间,宏大叙事扑面而来,其真正的美,非是影视剧可以复述的。

(《漂在深圳的女人》,十十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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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执政,米价最低

李世民执政,米价最低

    古代的米价,是社会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治安状况、发展前景的风向标,如同今天的股市、房市一样,时时牵动着上至皇帝公卿,下到胥吏平民的心。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恐慌。我们就来打量一下唐朝的米价。

    古代的计量单位中,一般的最小单位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石)。升和斗为最常用的计量单位,平头百姓因此被称为“升斗小民”。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进制,南宋末年一斛改为五斗。一斛在今天折合为一百二十斤,一斗等于十二斤。但古代计量十分混乱,一时一地皆不同,大约就是这么个数,上下经常浮动,有时候浮动的幅度还不小。

    再来读读杜甫的诗歌《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也就说,到了杜甫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一匹绢的价值为一万文钱。不排除这种可能:为了押韵或者表述顺畅,杜甫进行了简化,一匹绢不一定可丁可卯地卖一万钱,但上下应该差不了多少

    在这里提绢的价格,是为了对照米价。唐时一匹绢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一斛米。如果一斛值一万钱,那么一斗就是一千钱。杜甫的《忆昔》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一千文钱买十二斤米,显然已经超级贵了。

    往回捋一捋。在唐朝以前的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乱,河北一带斗米大概几百钱,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战乱甫平,民生凋敝,洛阳一带斗米飙至八、九千钱。这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米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旧唐书·代宗纪》中说:“广德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师米斗直一千文。”“永泰元年三月,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七月,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亦是。”跟杜甫诗中描述的几乎一样。“大历四年八月,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师米至八百文,五年七月,京师米斗千文。”《新唐书·刘晏传》中亦云:“代宗立,时大兵后,京师米斗千文。”

    其实,唐朝米价一度非常贱。《新唐书·魏征传》中:“于是帝即位四年(贞观四年,630年),米斗三钱。”没错,是三钱。该书《食货志》中重复了这个数字:“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资治通鉴·唐纪》中也强调:“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值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岁(四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贞观四年是个分界线,这一年,经过李世民的休养生息政策,天下大治,再加风调雨顺,米价降至最低点。不仅在唐朝,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米价最低的时候。从贞观元年的米价千钱到贞观四年的三五钱,不过三四年时间,这说明政府只要干正事,总是能干成的。有句话叫做“谷贱伤农”,贞观年间米价如此低,百姓怎么看?类似的资料比较少,但从各类野史笔记中,零星可见,朝野基本对此都持正面态度。米价低,证明生产力高,亩产高,丰收了,天下不愁吃的。即使农民没有因此增收,但对整个社会来说,生活成本更低,生存更容易了,终究是件好事。温饱问题历来是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但比之下,“饱”比“温”更重要。如果穿不暖,将就一下还能活下来,如果没饭吃,几天就挺不住了。

    贞观之后,武则天前后统治多年,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混乱,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后来李隆基上台,肃清对手,整理内政,社会经济逐渐发展。《旧唐书·玄宗纪》云:“开元十三年,时累年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东都指洛阳,青州齐州在今天山东境内。这几个地方具有指标意义,可证米价偏是普遍现象。一直到开元二十八年,“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折合下来,一斗不到二十钱。当时没有什么通胀率,货币(金银铜钱等)超发不多,如此低的米价,都可佐证当时是难得的治世,可惜,好景总是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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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村,村庄的村

真的是村,村庄的村

    有一位作家朋友,发表过多篇小说。有一段时间他在豆瓣上搞了个“7号小说馆:一杯咖啡换您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请人讲自己的故事,他给讲述者一杯咖啡喝。按我猜测,这位朋友可能是写小说没素材了,听别人讲讲,触发一下灵感,获得一些线索;或者,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当下,喜欢倾诉的人多,不管别人感受,只顾喋喋不休,而有些人,偏偏就喜欢倾听。这位朋友曾说要效仿“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在路边设茶摊听故事”,咖啡换故事不过是蒲松龄清茶换故事的变种。我在媒体工作多年,对这种方式并不陌生。电台和报纸都有”倾诉“栏目,但这种倾诉与倾听是单向的。你说我听,我再转给其他人听,听来听去,跟小说、评书效果差不多,反正就是听故事,只是身边人的故事更接地气,易产生共鸣。

    不久前,作家朋友又升华形式,这回不用咖啡换了,也不是一对一地交谈了,而是大家围坐一起,设定一个主题,主持人先讲自己的故事,其他人随时插话、提问;然后别人再讲,倾听者亦随时插话、提问。

    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晚饭时分,大家都端着饭碗来到场院里,张家长李家短地里闲聊,饭后也不回家,依然兴致盎然地接着聊。这种交流中有信息,有谣言,有评论,有感慨,就是一锅大杂烩。但离开了这种交流,村庄也就不成其为村庄。有些老人被功成名就的孩子带到大城市里去,很快就呆不下去,吵着闹着要回家。他们的生活习惯里除了饮食、起居外,一定包含了这种原始的交流方式。

    我1997年大学毕业,同学天南海北。当时长途电话都罕见,办公室里的电话只能打市内,打不了长途的,最普遍的沟通方式是写信。分别那一刻,感觉大家一辈子都再难见面。2000年,网上有了“校友录”,同学们兴高采烈开办起来,以为这样联系方便了。但过了些日子,发现除了叙叙旧,介绍一下近况,并没多少话可讲,再以后有了论坛、博客、QQ、手机、微博、微信……微信上加了好多人。无论你在何方,都如近在咫尺。

    但这又怎么样?每一次技术更新都让大家惊喜,每一次波澜过后都风平浪静。因为大家并没那么多话可以说。互相加了QQ,90%的好友一年到头都互不搭理,有的甚至忘了名字,忘了什么加的——哪来这么个怪物?他干什么吃的?微信上的好友,只是向你推销推销化妆品、营养品而已。距离似乎近了,心没拉近,反而远了。原先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倒好,大宝天天见,只能拉黑不再见。

    能让人凑在一起的,要么是利益联结,要么是价值观认同。大家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要通过QQ和微信布置工作,交流信息,不得不定时说上几句。对某些事物某些政策有相同观点,一拍即合,愿意听他说说,于是一心巴火地找上去。价值观不同,又没利害关系,多近也没用。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流逝,早晚散去。朋友圈换来换去,照以前反而不稳定了。

    信息的畅通的确让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子,所谓地球村。但从现实看,也只是多了几种选择,人的实际交际圈没有扩大。人这一辈子,能真正联系的,不过身边常见的那几个人,就像农耕社会里的人:小范围、近距离、闲聊。

    那位作家朋友的尝试,据说是一种新颖的创造。不过我要说,其实作家朋友又把大家拉回到了原点:小范围、近距离、闲聊。他的努力,是在都市里寻找本真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久违的方式,不仅是密集信息带来的反作用力,更是人性的力量。

    你相信人性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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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与社保有什么关系?

闯红灯与社保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样,反正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电单车已成为城市交通的一大顽疾。电单车好像具有魔性,无论多么遵纪守法的人,只要一骑上车,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不仅可以在主干道上横冲直撞、见缝插针,在路口更像完全看不到红灯,直眉瞪眼就开过去了,时不时就有电单车司机在各种场合被撞伤亡的消息传出,但其他电单车司机充耳不闻,前赴后继。要说交警没下功夫也不客观。他们隔三差五就搞一次综合治理,这里严管,那里严查,甚至还“禁摩限电”,但总体来看,没个卵用。

    相比之下,汽车司机就显得老实多了。虽然也有超速、抢道之类不良行为,但有几个敢闯红灯的?有几个随便压实线的?在路口观察,直接观感是,汽车都老老实实呆着,电单车像蝗虫一样刷刷刷横飞,让人心惊肉跳。

    为什么有如此差别?显然不是汽车司机比电单车司机素质更高,根源还在管理上。对于违法的电单车司机,你拘留他?似乎没有这么大罪过;扣他的车?反正也就三千两千,二手的更便宜,不过几百块钱,他一赌气就可以不要。汽车司机舍得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他真的不要汽车了,通过他的车辆信息,也能随时找到他。他如果耍赖,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查封他的银行存款,吊销他的驾照。他有单位,有公司,有银行流水,有社保,你随时可以制约他。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一个身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走路时闯了红灯。在咱们国家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事,即使被罚20元钱,被罚者还能跟交警胡搅蛮缠大半天,大大提高管理成本,久而久之,交警也懒得管了。而在德国,这个留德学生的行为直接被记入了个人信用记录,从此办不了驾照,坐不了飞机,贷不了款,可谓寸步难行。同理,在西方很多国家,你在自己家里大声喧哗,吵到了邻居,邻居一个电话把警察叫来,恶行登记在案,你就麻烦了。

    我的理解是,管理者的服务与市民个人义务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有效的、全方位的服务可以让每个社会人与管理者紧密地连接起来。管理者既服务着你,同时也制约着你。你享受到了服务,自然就有了顾忌,怕失去这些服务,就要按着管理者制定的规则行事,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光靠讲大道理、靠强力压制有用吗?

   而在我国的城市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完全不在被服务行列。他们摆地摊、打零工、随来随走,没有社保,没有低保,买不起房也不贷款,买不起汽车用不着驾照,年终岁尾官方慰问送米送油也轮不到他们。他们甚至连身份证都用不着,反正在城市里就是混口饭吃。说句稍显极端的话,他这一辈子,除了被城管撵来撵去,跟政府机关几乎没任何关系。更直白一点,管理者为他提供不了什么有效服务。没有服务,互无关系,怎么制约他?

    所以,很多看似鸡毛蒜皮却又常常引发重大矛盾的问题,根源也许在于全方位服务是否到位。管理者的服务如果平等地覆盖了每个人,每个角落,无论你开汽车还是电单车,都处于监控之下,约束之下,管理起来自然顺畅多了。

    或曰,这种思维是不是歧视弱者?有钱的人走出国门去旅游,在外国大声吵闹、打架、乱写乱画的并不少见,他们享受的服务不少,还不是照样不守规矩?的确如此。但这是我们的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有了制约前提,还需完善制约机制,随时启用悬在违法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据说有些旅行社已经将不守法不文明的游客列入黑名单,不让他们去旅游,不让他们坐飞机,对这些有钱又想享受的的low逼就是一种惩罚。你想去,但不让你去。如果再连接上贷款、驾照等相关制约,他是否会老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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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生命如何延续

 物品的生命如何延续

    搬入新家,原业主慷慨大方,把屋内所有用品都留给了我们。该先生有着岭南人的细腻,见缝插针把每个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但我们家人却秉持着北方人的居住观、审美观,喜欢宽阔、清爽。于是第一天就大规模清理原物。大理石茶台两张,留下一张就得了,沙发三组,留下两组就够了、挂在墙上的音箱,用不着;洗手间里的桑拿房,用不着。虽然原业主说过,这些东西才用了三四年,基本还是崭新的呢。

    物品还可以再利用,总不能暴殄天物,那就卖掉吧。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旧物根本没人要。小区门口倒是有几个收废品的,但只收报纸、衣物、旧电视等,一看这么大的茶台和沙发,连连摆手。我们干脆大气一下,对收废品的说,送给你,不要钱。对方却答,这么沉的东西,搬下去很费劲,不给钱我们是不搬的。无奈,一个崭新的茶台,一个漂亮的沙发,付费才被搬离我们的房间。

    或曰,还有收旧物的二手店呢。实在不行,到58同城或赶集网的二手店上去试试运气亦可,总不至于扔掉。但事务繁忙,时不我待,实无精力细嚼慢咽。事虽极端,却也普遍。我将此现象定义为物品的猝死。昨日还是主人座上宾,是金碧辉煌、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转眼就是弃物,灰飞烟灭,一文不值。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之类的感慨都无法表达这种落差了,只能说是断崖式堕落。

    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在很多家庭,衣服是哥哥穿完弟弟穿,弟弟穿完妹妹穿,实在没人穿了,把衣服改成围裙,改成袜子,直到布匹破烂不堪,彻底寿终正寝。鞋子、帽子均如此。物品的消失就像人的老去一样,有一个从小鲜肉到中流砥柱,到与世无争再到老骥伏枥几度夕阳红的过程。对于物品来说,这样使用它,将其生命发挥到极致,也许是一种尊重。它跟人类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产生了人的灵性,有了人的味道。终于有一天,它死掉了,离开了,而关于它的记忆还流传在主人的生命里,同主人的青春一样,时不时被提起来。

    被扔掉的大理石茶盘、沙发、音箱、桑拿蒸房,价钱从成千上万到倒贴,与其本身价值无关,基本上取决于主人的心理价位。这位主人珍视它,它就是高大上;那位不珍视它,它就瞬间拜拜。没有一个恒定的,人同此心的标准成为它的护身符。

    但我们的物品似乎还没多到真的要扔掉才可的地步,总有人需要它们。小时候,常常盼着湖北十堰的三姨给我们邮寄物品,每一个邮包都充满了惊喜。无论衣服,还是糖果,都带着城市的讯息。前几年,家乡的表弟开着豪车去十堰探望三姨,三姨又拿出旧衣物来,大家都无所适从。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了,它们不再被需要。可有的地方或许还有需要啊。我所在的小区,常有义工回收衣服定期送给四川凉山的贫困小朋友们,我觉得这就挺好。物品流动起来,便是其生命在延续。

    想来 ,如今物品生产的源头上就出现了问题。 我们生产出那么多东西,都是用来换钱和增加鸡低屁的,潜意识里希望使用者快点用坏,马上换新的。厂商只设计了物品的青春和夭折,没有设计它的老去;强调的不是结实耐用(结实耐用成了蠢笨的代名词),而是新颖;不对物品施加感情,只是当成玩物;鼓励喜新厌旧,随时抛弃旧物。从环保的角度讲,这当然是浪费。但不如此不足以拉动消费,不足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似乎比幸福感重要。小时候,知道暴殄天物要遭天谴的,但现在谁还管这些?

    我自己不也是把毫不疼惜地把物品扔掉了吗?然后白白发一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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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三首

回南天

 诗歌三首

散步,散步

散布,散布

你指一指天,天就热了

你看一看地,地就潮了

 

冷雨热气交织

滴滴答答的痒

滴滴答答的痒

滴滴答答的痒

蒲葵上滴滴答答

你的头发,好痒

 

绿色还在继续

拦住一片哭喊

散步,散步

别摔跟头

散布,散布

流言濡湿

 

我们去散步

热热的,凉凉的

见惯了冷与热的人

伤不着心

 

2016年1月30日

 

春节

 诗歌三首

不要让快乐太多

拿一把锋利的小刀 

削下一片一片

用花朵包起来

藏在暗角

剩下的芳香 够你生活了

 

或者在细雨中呼喊

唤回一小撮幸福

用雨伞遮挡着

保持干燥 防阴防潮

一个香囊足矣

倾听你的歌唱

 

或者与落叶同时落地

捡拾某一个心形

贴在怀中 心跳加速

细微的纹路

用圆圈的形状 

走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

 

或者等待雪

说着 不冷不冷

你被白色笼罩

手中还有鲜花雨伞和落叶

坚持温暖自己 坚持温暖别人

已经一年了

收集到爆竹里

点燃  等待那一声脆响

散落在天空里

 

2016年2月4日

 

看见好风景我才想写诗

 诗歌三首

心里没有的,是已经没有了

随着童年

错过了一片片原野 耀眼的向日葵

蓝天 风中飞散的垃圾 

高速路  高速路上晕眩和事故

城市的街道

呆呆的摊贩 虎视眈眈的老板

倾斜的招牌 随时倒下来

锋利的阳光 穿破树叶泄露下来

在路边描出两行字:

这就走了

看见好风景我才写诗

 

201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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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是用来保命的

禁忌是用来保命的

    我是“吓大”毕业的。我们那一代,几乎都是被吓大的。

    从记事起,脑子里装满了各种禁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必须,那个必须。大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告诉我们各种禁忌。

    比如,小孩不能踩门槛。农村的门槛是很高的,小孩子喜欢蹦蹦跳跳,尤其喜欢在有点小危险的地方搞点小刺激。但大人们说,踩门槛会受穷。一巴掌把小孩子从门槛上扒拉下来。那重重的一扒拉,实在是疼,让小孩子长了记性。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么高的门槛,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可能会头破血流,摔掉牙齿。但大人们不讲这些“科学”,而是用一个貌似毫无关联的结论来吓唬你——受穷,是件多么可怕的事。

    “小孩不能玩火,否则尿炕”。小孩都喜欢划火柴玩,一根接一根的,但尿炕太丢脸了,传出去让人家笑话,为避免尿炕,小孩们都不敢玩火了。

    类似的禁忌,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原因,估计大人们自己也不知道,就那么凭着惯性,口口相传,一代代流传下来。

   “年初一不能掏灰,不能扫地。煮饺子时不能乱说话。”小时候,每年初一都因为说话挨爷爷训斥,我只好拼命吃好东西,堵住自己的嘴。到现在则养成了初一禁言的习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干脆什么都不说。

    过年这一天的说道还不少呢。“不能拉风箱”,平时烧火做饭都要用风箱,但这一天风箱休息了,直接烧芝麻杆,寓意为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且必须由一家之主亲自煮饺子。

    “不能把筷子插在饭碗里”。旧时给死人上祭品时才这样做。

    “不能敲碗”。对做饭者不尊重。

    “不能骑狗骑羊,否则小鸡鸡会烂掉”。畜生性情不稳,万一失控,会伤及自身。

    “不能倚门框”。电视上的妓女们常常倚着门框说话,姿势十分不雅。在讲究行得正坐得端的国度,各种不雅的姿势都要杜绝。传统的太师椅,板板正正,硬硬梆梆,坐上去并不舒服,但可以让你整个人显得端庄、肃穆。端庄比舒服重要。

    在我们河北农村,夏天吃凉面都要拌花椒油,老娘每次都提醒我:“花椒要嚼碎,否则会划坏肠子。”当时听到这话确实害怕,赶紧把花椒嚼得碎碎的,还伸出舌头给老娘看。现在已经形成生活习惯,吃什么硬东西都嚼碎。

    大人们对这些禁忌态度很认真,看我们不遵守,不仅仅是恐吓,有时候还佐以暴力。你吃饭不老实,跑到别人面前去夹菜,一筷子就抽过来了,好疼。原先在农村,“家里来了客人,孩子不能上桌”,这是基本的礼仪。估计是怕孩子打坏了盘子,或者胡乱夹菜,扰乱了气氛。现在的孩子都娇惯得不得了,满桌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客人被迫搜肠刮肚找各种美好的词汇来夸赞那个把唾液沾到所有盘子上的小孩儿。

    小时候禁忌多,也不理解其实际内涵,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将其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后来渐渐地明白,这些东西都是人类长期总结出来的“人之为人”的经验,也符合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的文友郑德林甚至给出这样一个结论:禁忌都是保命的。他举了《水浒传》中的一个例子。林冲闯入白虎堂,被高俅陷害治罪。但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应该深知白虎堂是军事重地,相当于现代的军备司令部,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携带武器进入。那是一条红线。尽管是被陆虞侯和高俅联手陷害,起码林冲也没守规矩,他自己要负大部分责任。这就像不能闯红灯一样,一个好友告诉你,这边的交警都归我管,你随便闯红灯吧,他们不敢找你麻烦。结果你闯红灯出事,好友说的话不算了,你怎么办?还不是自己负责?每个小细节,小禁忌都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门槛可以踩可以不踩,不踩肯定没事,踩一下也可能没事,也可能活活摔死,你说该踩还是不该踩?

    时过境迁,有些禁忌不一定全部照搬。比如大年初一不能拉风箱,城市里连风箱都不用了,想拉都没有。但一些新的禁忌应该应运而生。比如我就教给自己的孩子以下禁忌和必须遵守的规则:小女孩不能吃太凉的东西;吃饭不能翘二郎腿,不能抖腿,不能唱歌;不能随便往地上坐;饭后一定要漱口;上车就系安全带,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上大巴车也要系上,不能嫌麻烦;睡觉的时候不要整晚开空调;做事情要打提前量,留出多余的时间;写作业时不可以驼背……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小的细节,件件关乎身体,自然也关乎生命。只要记住,总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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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的禅机

美食的禅机

   在都江堰市,诗人文佳君邀我们到一个名为“铜锅牛肉面”的饭馆就餐,每人一碗面,其他菜品都是老板从别的店铺提前预定的,这个店只卖牛肉面。我吃完之后,只觉味道甚佳,却说不出佳在何处。文佳君说,这就对了,好吃就是好吃,管他为什么好吃。此店是都江堰“十大苍蝇馆子”之一,年轻的老板娘一个人从零开始,苦心经营,很有故事。佳君兄此言,让我管窥了“苍蝇馆子”之一斑。

    所谓苍蝇馆子,是川人对一切街头小餐馆的统称。这些小餐馆大多面积不大,设施简略,甚至卫生条件也差强人意。但有些小餐馆颇具特色,一招鲜,吃遍天;一招绝,就是爷。不过,也需小心掉入“民间”的陷阱。真正的“民间”是良莠不齐的,优秀的、出色的东西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得过且过,因陋就简,平庸无奇。一说民间,一提到平民,某些人常常下意识地与“神秘”以及最好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个“好”是怎么来的,不得而知,只能说明拥有话语权的人对“民间”的疏离和陌生。而正因为大多从业者是平庸的,少数专心于本业者就很容易埋没其中,需要有心人去淘,把他们从平庸中拎出来。

    手头正好有一本吴鸿先生的《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他就替食客做了这么一件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老成都人,他几乎走遍整个成都的大街小巷以及省内其他地方,寻找好吃的饭馆和有特色的美食,然后记录下来。各方面的信息显示,吴鸿是个“好吃嘴”,网络语言是个“吃货”。川地向来是各方食客向往的地方,朝拜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四川美食神圣化和神秘化,而吴鸿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将这些美食平民化、世俗化,还原到食物本身。比如他介绍西安中路的“李孃(娘的繁体写法)兔头”,开篇就是“西安中路45号蓝色的门牌下端,是一个自动售卖安全套的盒子。一蓝一白,特别的显眼。如果安全套盒有知,会不会不好意思呢?……李孃兔头准确地说不是一家店,而是一个摊,白天不营业,下午5点才摆出来。一直要经营到凌晨3点,生意好得好像点燃了的炮仗,热闹得狠。”这个摊位除了兔头,还卖鸭肠、鸡皮、木耳、土豆片等,但所有的菜加在一起,最大的特点是“辣”。一个“辣”字引得无数成都小妹竞折腰。吴鸿在书中还介绍了豆腐皮、卤菜、冒菜等,一般人眼中,这些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吴鸿用一支朴实自然的笔,将之复制到纸上。他笔下的那些饭馆,有的还在红红火火地迎接着各地食客,有的已经关门大吉,有的改换门庭重打锣鼓另开张,如果没有他的记录,饭店的名字和曾吸引过无数食客的饭菜早已淹没在时间的大海里。

    作为一个外地人,初来乍到,摸不着头脑,四处乱撞,有了这样一本手册,似乎可以按图索骥。其实也真有这样的功效。毕竟这些饭馆和美食都是作者一家一家去吃过的,有的还不止一次品尝,将其经验当成一个抓手和参照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书中所记虽不过川地美食的九牛一毛,但有总比没有好。

    不过,若仅限于此可就大错特错了。吴鸿的文字,带着浓重的个人体温,不一定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这个世界上,自称“作家”、“作家”、“音乐家”的多,但自称“美食家”的却少之又少。因为美食(尤其中国美食)是极其个体的体验,强调所谓个性,配料多少、色泽深浅、口味轻重皆无一定论。可说人人都是美食家,人人又是美食方面的菜鸟,如果按照作者指点的去找到了这家饭馆,并且获得了共鸣,也只能说是一种缘分。

    一个冬日的晚上,我们一行四人被吴鸿先生领进一家名为“毛庐老火锅”的饭馆。席间,吴鸿讲起,其他店的“老锅”多有苦头,这家的“老锅”有回甘;所谓“眉毛肉”,是猪胛骨上面的一块重约一公斤的的瘦肉,眉毛形状,但是肥瘦相间,不怕煮,越煮越嫩,口感甚好。他一边介绍一边举著示范,其兴致勃勃的投入之情,令人神往。吴鸿先生饭前先吃药,口腹之欲对其身体不无伤害。一切事物均为双刃剑刃剑,美食与健康并非比翼齐飞。但蔡澜酷爱猪油,常念猪油拌白饭之妙不可言,从健康角度讲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却又难舍难离。

    因此我想,再好的馆子,也不过是一个馆子。只有吴鸿这样,怀揣一颗执着的吃货的心去打量世界,苍蝇馆子们才能散发出光环。心有美食,处处美食,这也是禅机之一种。

(《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吴鸿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定价4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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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你那里,去吃

我要到你那里,去吃

    《舌尖上的中国》百看不厌,闲着没事时就搜出视频复习一遍。里面介绍的每种食物都让我产生快到那个地方去大快朵颐的想法。比如建水烧豆腐。多年前应伍立杨先生之邀去云南,还真在建水停留过一两个小时,但不知有此味,活活错过了。下次应该专门去那里尝一尝。比如金华火腿。只闻其名,从未吃过,听到名字就感觉有食欲,也应到金华去买一只。

    或曰,如今天下一盘棋,食材大挪移,想吃火腿随时随地可以买,网购也可以,干嘛要去金华。我说,好吃的东西一定在原产地。吃煎饼就要到山东,吃辣白菜去延边,吃大盆菜到深圳,甚至吃拉面到兰州,品小吃到福建沙县。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物产,这个地方的物产经过这个地方的人打磨,就成了本地特色,这是人与物的缘分,无可替代,你也强求不来。

    或曰,跑大老远去产地吃,和在本地坐等而食,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我在东北生活时,超市里有卖荔枝和芒果的,图新鲜买几个来尝尝,味道颇像烂地瓜。就想,这有什么好吃的?苏东坡吃这些东西居然还希望长作岭南人?后来在深圳吃到应季的荔枝、芒果,诶,味道隐隐还是那个味道,怎么口感就不一样了呢?这种差别我还真难用语言描述出来,你只需在东北吃几次荔枝,再到岭南这边来吃荔枝,自能领会个中不同。这么说吧,北方的荔枝味儿是怪味儿,岭南的荔枝味儿是正常的、大自然的味儿。

    全国各地都有泡馍、肉夹馍和凉皮。但在西安吃的泡馍就是不一样。就这,当地人还笑话我呢。出租车司机说,不要去媒体经常报道的那些店,比如“某某家”之类,店家要迎合四面八方的口味,菜品做了调整的,专蒙你们外地人。要去就去小胡同里的连锁店,本地人常吃的,口味才正宗。我按图索骥,去吃了一次,确实好。怎么个好法,不告诉你,你自己去喽。

    荔枝半生不熟时就摘下来,从南运到北。送到消费者手中时,似乎刚刚成熟,但它跟那些在树上长成的怎么能一样呢?食物无法保存太长时间,即便偶有,因为两地气候不同,从那边运到这里,物理属性也发生变化了。外形是一样的,核心物质则大相径庭。

    或曰,物产也不是永远在一地,随着人的迁移,物产也会走路。辣椒本来产于墨西哥,现在我国东西南北都有种植和食用,这怎么讲?的确如此。但墨西哥辣椒肯定跟中国辣椒味道不一样。人有随遇而安,物有随土而安,能落地生根,证明有存活的环境,但存活与存活不一样,长成的东西还是不一样。要吃墨西哥辣椒,还是要到墨西哥去吃。

    宋朝有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的规矩,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只能食用汴梁(开封)附近出产的物品。主要目的是防止横征暴敛,但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讲究饮食卫生。远方运来的物品容易变性变质,也没成熟的检测机制,吃坏肚子可就麻烦了,干脆拒绝。

    或曰,现在这么发达的科技,这么快捷的运输方式,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飞机早晨运过去,到那边中午就可以吃,物品怎么会有变化?

    我说,有变化。吃它的人不一样了。这边厢,本是天天吃的常用食物,食客端个搪瓷缸,在当街树荫下吃。那边厢当珍惜物品,远方高价运来的,当然不能造次啦,要用青花瓷,认认真真端坐在酒楼里小口品。这样的吃,味道岂能一样?

    或曰,饮食也要讲究原教旨?

    我说,我只是对“原汁原味”抱持敬意。希望各地物产葆有一点神秘,同我拉开一点距离,让我有一个向往,一个盼头,一点对美好事物的想象。事物已经败落到如此地步,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我怎么拒绝得了扑面而来的各地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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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发财了

经纪人发财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纪人大概跟牛、马的买卖有关。古代有一个字“驵(读作zǎng)”,意为壮马,后特指“马侩”。马侩是个什么东东?《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商业门类,于最末有“节驵会”三字。这里的“会”通“侩”,节,意为“节物贵贱”。三个字连在一起,意为评估马匹的价值高低,再进一步理解,其实就是通过评估马匹的价值来营利,用现在的方式讲,就是经纪人了。

    古时候,牛马经纪人门槛比较低,成本也低,只要脑子灵光,凭一点家畜知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进入。《后汉书·逸民逢萌传》中记载,逢萌与徐房、李子云、王君公等人关系很好。当时天下大乱,徐房与李子云为了自保,像其他豪强那样网罗徒众上千人,啸聚江湖。王君公性格恬然,不肯与之为伍,而是“侩牛自隐”,在乡下安静地做个牛经纪。由此也可判断经纪人需求量较大,是个常态的、常见的行业。

    我的老家河北阜城县农村,把集市上撮合牲口买卖的人称为“近记”,这两个字应该是“经纪”的以讹传讹版。另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普通话其实是满族人说的蹩脚汉语,据此推断,“经纪”在清朝以前本就读作“近记”也未可知。

    经纪商人作为商业中重要的一环,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汉书·音义》里有一句话令人费解,“谓估侩其余利,比千乘之家”,意思是,做经纪人挣的钱,可以跟那些家中趁一千辆马车的人相比。古代,马车、战车都是重要不动产。门槛低的行业,利润一定微薄,照此原理,经纪商人挣不到多少钱,怎么能跟这样的人家比?

    原来,做中介的那些人,做着做着就开始坏了心肠。汉朝的经纪商,往往由“会”变成了“榷会”。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榷会的百度解释是1.为商贾说合交易并总计其财货以征税;2.古代倚仗特权,促成商人之间的交易,从中取利。说到底,经纪变成了拥有专利权的经纪。谁来买,谁来买,由中介说了算。

    而中介的权力背后一定有官府的力量(所有的垄断经营背后都有官府的影子),否则无法约束百姓的进出。正常的交易,应该是买卖双方自愿。官府出手,难免带上威逼的成分,你想干也得干,不想干捏着鼻子也得干。否则官府给你小鞋穿。《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以封君身份、皇室宗亲之尊而经营榷会之业,收入多于封土上的租税,可见其利之大,亦可见各封国之不择手段,涸泽而渔。

    再往后,榷会演变为“辜榷”。辜榷亦作“辜较”,即由经纪的独占,变为买卖的独占,这是更进一步的垄断。《汉书·翟方进传》:“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族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后汉书·灵帝纪》中,记有“光和六年,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二百万”,从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必需品要从拥有专卖权的豪强手里买入,价格畸高。反正都是公家的钱,谁在乎呢?

    垄断经营顺理成章地给豪强们带来了巨额利润。奇怪的是,到了今天,垄断经营者如高速公路之类也号称赔钱,真搞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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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5:养老问题令人纠结

我的2015:养老问题令人纠结

    2015年我最关心什么问题?想一想,竟然是养老。

    十一期间回乡,一帮中学同学把我拉到县城喝酒。结果喝多了,右肋周围疼痛难忍,怀疑是肝儿疼。问了懂医学的朋友,说也可能是胆和肾有问题。父母都有点着急。我回到深圳的第二天,母亲就打来电话询问病情,并督促我尽快去医院检查。平时都是老爸打电话,母亲极少跟我们通话。此时可见其心焦程度。她说了一句话很触动我:“你可别拿身体不当回事,我们还指着你养老呢。”

    父母年近七十,都是普通农民,没有退休金。古人讲养儿防老,岂不知在今天很多地方还有现实意义。今年下半年推出的二孩政策,诚然是要解决劳动力不足难题,但推动社会自主养老也未必不在政策制定者的考量之内。像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上有老下有小,战战兢兢,死都死不起。关键是,我们自己也要考虑养老问题了。曾经觉得“养老”二字离自己远而又远,最近几年,尤其今年,老友相聚,话题最后都要落到养老上。

    首先是在哪里养老。有句话叫做“叶落归根”,据说人越到年老越是怀旧,我小的时候还听说有两个老人闯荡关东多年,最后竟然回到故乡的小房子,并死在了那里。但我的故乡近年连年雾霾,空气质量一直排在全国倒数十名以内。回乡时在那座小城里可以闻到一股古怪的酸甜气味,空中漂浮着好多细小的棉絮状的东西,刚开始以为是小虫子,仔细打量才发现那是粉尘颗粒,污染物由气体变成了固体,进入人的肺里会是什么样子?想想都吓人。我的第二故乡东北似乎也是个选择。妻子是东北人,三亲六故都在那边。但这些年东北的雾霾也越来越严重。去年冬天回去,连续几天,整个城市干冷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烧糊的气味。专家们对这种气味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貌似非常专业,然并卵,空气质量越来越差的趋势却是谁也挡不住。并且东北经济状况不好,人口不断外流,将来那里怎么样,真不好说。

    还是在岭南养老靠谱。气候好,自然环境好,整天红花绿叶蓝天白云的。但生活成本太高了,房价一路看涨。仅今年一年时间,深圳房价在原来已经很高的基础上几乎又翻了个倍。妻子甚至开玩笑说,如果咱们卖了深圳的房子,回乡生活一辈子吃喝都不愁。但也只能如此这般想想而已。有些走过的路,回头看看,已没有回去的车票了。深圳附近的中山倒不错。深中通道动工在即,修好以后,半个多小时就可以由此及彼。中山市容整洁,人口不多,小区安静,经济基础又好,并且有个多年的好友也在此地,来了以后不陌生。我头脑一热,真的跟同事跑到中山去看房。嘿,一栋别墅的钱,在深圳都不够买二十平米的房子。同事立即下单买了一个。幸亏我手头没钱,否则也忍不住出手了。

    但房子好只是一方面,你吃什么,喝什么?曾经虚妄地以为人到中年便获得了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给外人的观感也确实如此。殊不知,我们仍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和制约。二孩政策、房价、环保,每一个风吹草动,都不可避免地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向,改变我们原先的想法。单个的人是一个蚂蚁,无助地在水中飘浮着。30年前,一个作家曾放豪言:“等我凑够五万元钱,就再也不工作了,专心写作”。当时的一笔大钱,现在都不够一年的生活费。同样,你以为卖了深圳的房子回乡就可以衣食无忧,几年后也许活活饿死。所以我们最后能有所期待的,还是养老保险。

    受大形势的冲击,我所在的这个大型国企中,有些子公司效益不好,鼓励员工以各种方式提前离职,比如满30年可以退休等。我算了算,自己已经工作十八年,按这个政策,还有十二年就能光荣退休了。那时候自己的身体还好,还能东逛逛西看看,享受自己的生活。近日网上忽然流传出一份“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虽然人社部回应是假的,政策仍在制定,不过明眼人都能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网民骂声一片,皆因他们看到了延迟退休背后的动机不外乎让你晚领退休金。到时候你身体不好,估计也会允许提前退,反正机会给你了,你可以干到六十五岁,你自己挺不下来我就没办法了,社保却铁定要65岁之后才能给你。像我这种岁数的人,差不多还要再工作二十年。想想真是心灰意冷,不用再顾虑什么养老问题,在单位干一辈子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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