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天涯名博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现居深圳。已出版《书中风骨》《那些人,那些事》等十六部作品。本博均为原创,转载请先联系本人。手机,15999648246,QQ:651476448;电邮:rss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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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流水花落去,形势比人强。

但也是生机勃勃,茂密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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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丰富,一如既往地好看。

分类:流水账 | 评论:0 | 浏览:77 | 收藏 | 查看全文>>

谁说老板比你蠢

谁说老板比你蠢

    我有一个表弟,初中肄业,在省城做生意。后来越做越大,不仅光耀门庭,而且为四邻八村的乡亲们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去年一个晚辈考上大学,和我闲聊时,他说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就是他的表叔(亦即我这位表弟)。不是金钱上的帮助,而是精神上的。表弟经常给他讲各种生活的道理,让他茅塞顿开。而这个晚辈的父亲,多次向我发牢骚说,孩子不愿意跟他说话。想来,年轻人有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但晚辈的话还是让我心有所感。在世俗概念里,老板、土豪,基本就是“粗俗”和“没文化”的代名词,这种标签有来自文艺作品的渲染,有来自底层的仇富心理,有来自人们无意识的传播,但事实呢?也许没这么简单。

    还有一位同学,小学毕业后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来鏖战商场,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成功人士。在一个饭局上听他聊天,国家大事、经济形势、文化前景,都有话题,什么都能侃几句,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如果没人介绍,单猜他的身份,说是个教师人们都会相信。

    愚蠢得像猪一样的老板有没有?当然有。任何群体里面都有。但据我直接感受,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还是有知识的居多,起码比国民平均值要高一大截。

    道理很简单,做生意接触的人多。他们有各种机会与经济学家、文人墨客、律师、医生以及各类真真假假的学者面对面,信息接收量很大。这些信息经过消化就成了企业家个人的知识,并逐渐塑造他的气质,形成他的价值观。即便他没有消化,只做“知识的搬运工”,原封不动拿过来,都比你显得有文化。有人曾做过假设,把一个没读过书的年轻农民放到大学宿舍里,让他跟大学生们一起吃住四年时间,他出来后,谈吐一定有所不同。此所谓耳濡目染。

    没有瞧不起农民的意思,打个比方而已。

    很多老板看上去什么都懂一点。但都蜻蜓点水,囫囵吞枣,半生不熟。不过,这个社会上,除了凤毛麟角的专家,谁又能每个专业都样样精通?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半生不熟。比较起来,老板们掌握的东西或许比你还“熟”一点呢。

    也不可否认,一些老板只是喜欢“玩票”,附庸风雅,跟着凑热闹而已。有了几个闲钱,搞搞画展,练练书法,参加各种培训班。即使这刻意附庸的风雅,也是风雅啊。只要有向善之心,向雅之心,持之以恒,早晚有一天会成为真善,真雅。

    做企业能坚持个十年八年的人,都不是一般人。他们的立足,离不开潜规则,也要靠关系靠机遇靠金钱开道,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本质上还要靠他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这才是他们的立身之本。财富的积累和学习能力应该是同步增长的。不信打量一下身边,哪个像样的企业家是纯粹的混子?

    记得当年文化圈揭发某某画家,说他水平很一般,就知道忽悠那些商人和政客。有人对此评价道,画家诚然有炒作的部分,但你以为商人和政客都是傻子?他们就那么容易忽悠?他们的鉴赏水平即使不比一般人强,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们见得多,听得多,见多识广,这就是一大优势,自然形成相对准确的判断。你还真不能小瞧了人家。

    人的知识储备,光靠在学校里学习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个铺垫。到社会上去学,上社会大学,也许更重要。不少企业家是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评判一个人时,这一条不可不查。

分类:散文随笔 | 评论:3 | 浏览:314 | 收藏 | 查看全文>>

多少钱能够买个未来

多少钱能够买个未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大潮的第一波汹涌而来,一个作家放言,下海经商,挣够五万元,就不工作了,回家专心写作。那时候,五万真是一大笔钱。家里有一万块钱的人凤毛麟角,“万元户”成为土豪的代名词。这位女作家的理想在当时获得很多写作者的认同。到了今天,这可能只是个笑话吧。五万块钱,都不够一个人一年的花销,更不要说养家了。

      那么,直接乘以一百怎样?十多年前的五百万,在人们心目中足可以买个未来了。买一套大房子,舒舒服服住着,剩下的存起来吃利息。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当时很多人买彩票,可能就有这种想法。沧海桑田从此与我无关,就这样天荒地老有保障地过下去。

       时间很短暂,今天的五百万在一线城市都买不到一套像样的房子。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七百五十万人民币奖金,在北京不过就是一套一般住宅而已。就算不买房子,光吃利息,定期存款一年不到2%,五百万的利息还不到十万块钱。看上去挺大一个数目,其实给不了你任何安全感。

       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有个年轻人不成器,天天在家打游戏不上班。年轻人的妻子找到公婆诉苦。公婆都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收入也高。他们安慰儿媳说,你不用管他,我们挣的钱够孙女花一辈子了,儿子挣不挣钱无所谓。话说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儿子不得不四处打工讨生活。

       到底有没有一个数目,给我一笔钱,我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做了,一辈子都够花。

       真不好说。

       既然五百万不行,两千万怎么样?按普通人的花销,一年二三十万顶天了,两千万保他一百年。

       按当下的物价来看,似乎可行。但再想想,三十年间物价几乎长了一百倍。再过三十年,物价不用涨一百倍,算它只涨五十倍,这两千万就变成了今天的四十万,还是不够。说起来似乎遥不可及,在大米一两毛钱或者几毛钱一斤的时候,谁又能想到现在高级一点的大米可以卖到几十块钱一斤。简直天方夜谭。所以将来两千万、几千万够不够花,谁也不敢打包票。

干脆一步到位。八个亿!我买彩票,中奖八个亿,一年平均一两千万,这回总可以买个未来吧?嗯,按说是够了,但你想想,能有八个亿的人,会是怎么一个花钱法?他们的各种花销与开支,绝非你能想象。当年陕西农民想象蒋介石的奢侈生活,言之凿凿地说,蒋委员长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的辣子调得红红的呢!想象与现实之间差距就是这么大。一个人如果不劳而获有了八个亿,他一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你想象不到的短时间内)挥霍完毕,这是人性与金钱的绝对性,没有第二种可能。谁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自制力。

       那位说了,我就不信邪。我就能按自己的节奏,一天一万地花。

       我只能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如果你有了,钱就把你改变了。手头有八个亿的人,跟手头只有两万的人,绝对不是一样的想法和活法。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从年收入两三万元的人问到年入几十几百亿的人,看看谁觉得现在的钱已经足够了,可以保护自己的未来,好像没有。

       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前提还是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战乱,没有各种意外的事儿发生。这个脆弱的世界,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让你倾家荡产,瞬间返贫。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事事顺遂呢?这种可能性简直跟你得到八个亿的概率差不多。

       所以,八个亿,再多个亿,也都只是个数字,也保证不了你安然的未来。你这一辈子,注定要劳碌终生,日日奔波。

分类:散文随笔 | 评论:5 | 浏览:323 | 收藏 | 查看全文>>

成都寻书记

成都寻书记

     成都的城市宣传语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作为西南重镇,这里经济发达,山清水秀,美女如云,生活便利。我想,那隐藏在大街小巷的大大小小的书店也应该是这个城市重要的一部分。手机时代,信息顺畅便捷,唾手可得,书籍和各种纸媒的信息载体功能日趋减弱,但“图书”这个美好的字眼起码会保留一两代甚至几代吧?我们这一代还能够与其共生,足矣。因此,我的成都之行,就是要追寻几个书店,淘淘旧书,与读书人见个面,谈一谈与书有关的那些故事。

 

方所书店的美

 

    方所书店是家连锁店,在广州、重庆都有分店。而我要去的成都方所书店据说是全国十大最美书店之一,也不知道是谁评出的。不过去过以后就会感到这一称号并非浪得虚名,确实很美。

    说是美,不如说是文艺范儿。方所书店位于繁华的太古里区域的地下部分,整个书店像个巨大的山洞,如果无缘亲见,你想象一下《西游记》中妖怪们藏身的山洞即可。尤其那些巨大的柱子,空旷、坚硬,呈三角形或者菱形,互相勾连着,里面放多少东西都不显得拥挤。高低纵横的书柜仿佛小桥、峡谷、吊桥、观景台的形状。一二层楼都是书,但一楼的中心部位在卖各种物品,甚至香皂都有一个专柜。每一种物品都那么精致,让人爱不释手。资料显示,诚品书店的创始人之一廖美立,正是方所的策划总顾问,一直以来方所也在“复制诚品书店”的标签下,走着“书店+百货”的复合经营模式。成都方所更像是一个集图书、服饰、美学商品、咖啡、植物、展览等多业态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

    毋庸讳言,现在这个时代,光靠卖书是挣不了钱的。我在方所书店呆了足足三个小时,看到里面闲逛的人也不少,而且多为年轻人,成双成对,成群结队,但到柜台前结账的人并不多,两个收银员面对着面闲聊天,他们那轻微的成都话,听起来倒是挺悦耳。书店要盈利,或许还要靠图书之外的东西支撑。图书只是商家销售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整个组团的一部分,书店要通过概念把所有的物品销售出去。这个概念,就是“格调”,上海话讲是“有腔调”,网络语言是“有逼格”。

    一步一停地游弋在书架间,耳边是动听的、柔柔的轻音乐,整个人都变得放松起来。我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翻一本,再翻一本,有一搭没一搭,时间就这样流淌过去。有个英语词汇“kill  time”,方所确是“kill  time”的上佳所在。

    不过,我还是关注图书本身。书架上大多为人文、艺术、设计、建筑类书籍。我找到与历史有关的两个专柜,看了看,觉得很靠谱。图书的分类摆放与组合,能够透露出书店人员的基本功,或曰学识。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笑话是,顾客问店员有没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书,店员说,你到生理卫生专柜去看看。靠谱的分类与摆放,应该是融会贯通的。读者看中其中一本,马上就能找到与其相关的图书。而这相关的图书,大多数从业人员都可以判断出来,关键是其中的一两本。如果你能把那一两本拎出来而别人拎不出来,高下立判。现在出版商学聪明了,为避免被书店店员乱摆放,大多会在新书封底标明建议上架的分类,如“历史、文化随笔”之类,但这种分类也存在着粗放乃至外行现象,根基深厚的店员可以点石成金,一摆中的。比如,我的熟人王熙远先生的著作《神巫毛拜陀》曾获本地散文大奖,却被方所书店摆放在“宗教”柜台中。不由暗想,这就对了。

    够格的书店和其他书店之间还有一个区别——是否有新诗集。诗是新诗,而非古诗、律诗之类。我在方所见到几个本地诗人的诗集,如翟永明等。成都诗人多,还有一份《星星诗刊》,诗歌土壤肥沃,诗歌的花朵四季盛开着,蔓延到书店来顺理成章。但很多书店并无此情怀。新诗集读者少,销量低,不进货似乎也正常。殊不知,作为语言的艺术,当代新诗若无一席之地,仿佛龙身上少了鳞片。画龙点睛者固然专注于眼睛,但忽略了鳞片,龙还怎么算作龙呢?继续翻阅,又见到于坚、余怒、骆一禾等人的诗集,不由暗暗点了点头。

    店内一块茶褐色的大玻璃上,写着狄兰·托马斯的诗句:

    “暗处的歌声,

    歌唱着美好的事情,歌唱着美好;

    歌唱着,回到一首歌里。”

    这就是美。

 

送仙桥旧书市场的清冷与热闹

 

    送仙桥旧书市场藏身于同名古玩市场内。

    送仙桥这个名字还有些来历。据说旧时三月三,老成都人经常在桥头看见八仙下凡来赶庙会。时辰一过,众位仙家便在桥头踏云归去,向河中撒下万千珍宝。市民眼睁睁看他们离去,故称“送仙桥”。送仙桥下的河称为“摸底河”,摸摸河底可以摸到珍宝。关于八仙啦,乾隆啦、王母娘娘啦之类的传说全国各地都有,无中生有的有之,穿凿附会的有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种事不能较真。

    送仙桥的旧书市场,其实就是几个旧书摊位。听说原先在楼下,后来挪到了三楼天台。将旧书与古玩捏合在一起,或是因为旧书有收藏价值,且可营利。各地均如此,此地亦未免俗。我读书较功利,坚信书是工具,只看内容,不太在乎品相、版本。读完以后,谁都可以借走,如果不还,我也不去追。因此在古玩市场淘书,于我来讲堪为奢侈,亦文不对题。

    和朱晓剑兄登上三楼,见到冷冷清清的几个摊位旁,摊主们凑到一起,大呼小叫地斗地主。冷清与热闹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感觉他们不是摆摊的,而是借这个机会玩乐的。既然摊主这种心态,我们也就不用郑重其事了,一边逛一边闲扯。旁边一个顾客坐在花坛上,手里拿着一本画册,对摊主说,二十元喽,反正我可买可不买喽。摊主说,不行啦,怎么也要加五块啦。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攻防,谁都不着急。后来顾客站起身,硬把二十元钱塞到摊主兜里,起身走了。摊主也不追,嘴里却喊着,再加五块啦。直到顾客的身影消失。

    书摊虽不多,但足够消耗上大半天。闲逛的女人,把挂出来的衣服挨个摸一遍、试一遍,乐趣无穷。真正的爱书人,就像逛街的女人,把每一本书都拿起来翻一翻,若碰到中意的,就掏钱买下,反正也不贵,一般都是三五块钱。有些人心中存有若干定见,以为旧书就比新书好,其实不然,旧书中还是垃圾书居多,能留存下来,靠的就是当时印量大。风靡一时的大路货到现在还有人买,皆因时过境迁,它们的数量变少了,物以稀为贵了,但也不怎么贵。我用两元钱买了一本期刊,1976年第6期《黑龙江演唱》。当时已是文革后期,这本纯文艺性质的期刊充满了杀气腾腾的斗争气息。虽然有诗歌、新民歌、二人转、相声、竹板书等形式,但基本都是大批判内容。如今读来,恍如隔世。

    珍贵的书还是有一些的。我看到一家摊位上摆着一套民国期间的银行内刊,小心地用塑料袋包起来,叫价很高。研究者见到,或会以之为宝。

    这个旧书市场并不是天天开市,每周只有周三和周日两天,而且到十一点就散了。不知是谁规定的这个时间,下午接着摆摊有什么不好呢?不得而知。

    古玩城旁边的摸底河畔,有一排排的茶馆。垂柳、竹椅、荡漾的清波,三五知己,五元一杯的绿茶,可以喝一整天,反复加热水也不加钱。曾疑惑这样的生意怎么赚钱。晓剑兄说,很少有一两个人泡茶馆的,大家动辄七八个人,除了喝茶中午还要吃饭。我们逛书摊逛累了,就来这个茶馆喝茶,店主还是有的赚。

    茶馆文化是成都一带特有的文化。跟旧书摊一样,是胎里带的文化,无论被贬到什么地步,都有着打不烂的生命力。据说成都的旧书市场数度搬迁,先后经过猛追湾游泳池、青羊宫花鸟市场、文化公园、杜甫草堂北大门等,直到今日的送仙桥古玩城。但愿送仙桥旧书市场能多活几年。

 

毛边书局的坚持

 

    所谓书局,其实是一个人的旧书店。老板傅天斌是湖北襄樊人,年轻时曾在新华书店上班,对图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创立毛边书局。毛边书局这四个字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即,只经营用于收藏的毛边本。不过,深入了解后,误解也就没了。误解与了解,都需要时间。毛边书局在旧书网上曾经很有名气,全国众多图书爱好者都从这里买过书。

    一个阴冷的下午,我和深圳年轻的图书收藏爱好者欧海在朱晓剑、傅天斌带领下,来到隐于一个老旧居民区内的毛边书局藏书库。几间屋子都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书架,遮挡了所有的光线,书架和书架之间的空隙很小,像我这样的身材,基本上转不过身来。我和欧海每人拿着一个手电筒,侧着身子进去,侧着身子出来。晓剑兄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黑乎乎的背景下,一点微弱的光,我聚精会神地在书架间搜寻,画面有点惊悚,也有点温馨。

    书架上的书,只能看最外面的一层,里面还有好几层。想想,把这么多书搬进来,进行分类,再一排排摆好,需要下多大的功夫!我们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淘书,无法把外面的一层全部搬开,里面的书看不到,选中哪一本,与哪一本擦肩而过,还真靠点缘分。人与书的缘分,与人与人的缘分一样,命里注定的。

    有人说现在网络真是方便,点击一下,对方就把书送到家门口。但这多为一厢情愿。好书在淘,而且必须当面淘。你在网上搜索图书,只能看到一个名字和内容简介。按“相关字眼”搜索书名的局限性较大。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关注古代经济,搜索“古代 经济”,只能看到有限的一些书。而我在毛边书局淘书,得到《清代前期的米谷贸易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太平天国的工商管理》等书籍, 这种书你在网上是搜索不出来的。

    淘书的间隙,天斌兄邀请我们喝茶聊天。我比较关心旧书的销售市场,遂问起经营状况。他说附近有个医学院,老师和学生们经常来淘书,关于医学的旧书相对好卖一些。另外,关于成都以及川渝本土文化的图书也占一定比例。但总体上卖旧书挣不到什么钱,他的妻子是注册会计师,有一份还过得去的收入,才能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另外,毛边书局还向国外的华人社会出售一些工艺品,聊补不足。傅天斌先生卖书,更多是自己喜欢书,有这方面的情怀。我挑了几本

分类:散文随笔 | 评论:1 | 浏览:292 | 收藏 | 查看全文>>

新媒体时代的读书

 新媒体时代的读书

    必须承认,微信对我的阅读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我原先每年大概可以读百八十本书,当然有很多是囫囵吞枣地翻翻,但精读的至少也有几十本。而微信出现后的最近两年,我的读书量断崖式下跌,现在每年也就是读十来本书。

    开始时我还试图安慰自己,每天刷微信,不也是获取信息吗?但事后回忆,虽然这一年读了很多文字,但都是碎片化的,特别杂,能记住的没有多少。印象最深的,只有读过的那几本书上的东西。

    仅仅两年时间,仿佛穿越了千年,手机阅读成为常态,纸质阅读离我越来越远,甚至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不要简单地以为这只是阅读载体的转换。不,这是本质的不同。打量人类的历史,结绳记事的历史最长,肯定比其后所有文字存在的历史都长,那时或许还出现过“结绳艺术家”,就像后来的书法家。但竹简出现以后,结绳记事的表述方式以及那种方式承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消失了。纸张出现后,竹简亦然。虽还留下零星的四书五经之类,但也仅仅是九牛一毛,我们已无法复述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照目前的趋势,用不了多长时间,纸张的断崖式使用就会从纸质媒体蔓延到书籍上来。图书的载体功能或许会完全让位给手机以及其他更易携带的物质。网络阅读很长时间内没有取代纸质读物,只是因为电脑不方便携带。现在有了手机就有网络,就有信息,人类的惰性会让他们对此产生越来越多的依赖。不要再说什么电影和电视的区别,那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汽车和马车的区别。

    幸好,现在在内容上,书籍的自成体系和深入思考,还是新媒体不方便承担的。即或有,很多人还不习惯在手机上阅读,比如电子书之类。人们读厚重内容还是喜欢捧着一本书,因此我希望现在的图书出版者多下点功夫,多考虑一下读者的阅读体验。图书能跟手机拼的,也就剩下阅读体验。我作为一个个体的读者,希望图书能做如下改进:

    第一.不要做硬壳书。硬壳书往往是所谓的精装本,成本高,看上去高大上。但翻起来不方便。

    第二.开本要小。大开本的书看上去富丽堂皇,摆在书架上有气势。但问题同上,翻起来不方便。

    第三.纸张要软,不能硌手、扎手,翻阅时要舒服。

    第四.书本不要太厚。十来万字足够,五六万字最好。厚厚一本拿在手里,阅读时想捧着个大馒头,又傻又笨拙。

    第五.字号不要太小。小字号显着时尚,有小资味儿,但是真费眼睛。

,  我不知道图书出版者们是否想过这些问题:你们出版的书籍是要让读者舒服地读完,还是只摆在案头和书架上充门面?人们读书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姿势?是坐着读,躺着读还是站着读?如果躺着,是仰卧还是侧卧?我觉得,这些问题不是胡扯,是从消费最终端倒逼生产环节。以上几条,抛开了内容层面,仅仅从技术角度打量。如果是这样的书,我起码还是愿意读的,愿意用书籍取代手机。图书市场早先是买方市场,生产者可以随便玩;现在是买方市场,你得迁就读者,内容上达不到人家的最高要求,技术手段上就要多迁就迁就读者。

    当然,我的想法也是阶段性的抱残守缺,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书籍,人类惰性使然。这种大趋势谁能改变得了?

分类:书边杂记 | 评论:5 | 浏览:125 | 收藏 | 查看全文>>

问道青城山

问道青城山

     到了成都,一定要到都江堰。县级的都江堰市有两个著名景点,一个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儿子率众于公元前256年左右修建的都江堰,一个是道教圣地青城山。所谓“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到了我这个年纪,看风景的心思似乎不盛了;到景点瞧瞧新奇、去学点知识的意愿也不强烈了。那么,出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反正只要有机会出去走走,我还是兴高采烈。

    在都江堰,文友文佳君等人陪我参观了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看着湍急的、深绿色的雪山融水浩浩荡荡涌下来,我终于明白了都江堰的意义。所谓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等,都建立在管住水的基础上。雪山融水激流而下,如果急拐弯,天长日久,极有可能将附近的山体冲垮。我理解的都江堰其实是个“人”字,左边的一撇,很短;右边一捺,无限长。而短短的一撇尤其重要,大水在这里分为两股,滚滚的冲动一下子被卸掉。再往下流,就平缓多了。

    下午我们去青城山上转了一圈。青山绿水间,上山的路直通云渺,爬到顶上时累得气喘吁吁。据说画家张大千在这里隐居过。我忽然想到,都江堰与青城山离得这么近还真有一定的道理,都江堰的内核正是“顺势而为”,它就像道教中的“太极”,四两接千斤,安抚着本难驯服的大水,化险为夷,为我所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就是“道”吗?

    傍晚,几个文人雅士在青城山脚下的清都书画院聚餐。大家亲自下厨,摆放桌椅。丰盛的饭菜刚吃了没几口,一个“老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后面。

    他佝偻着腰,动作迟缓,脸上脏兮兮的,嘟嘟囔囔地用本地方言说着什么,我们听了半天也没听清。后来才闹明白,他要找村主任。原来,书画院所在的这个四层小楼是从当地村主任手中租来的。在座的A女士告诉他:“村主任搬到其他地方去了。具体在哪里住,我们也不清楚。现在是我们住在这里。”“老人”嗫喏着,说:“要钱。”“村主任不在这里,你如果要钱请找他去要。”他站在我们桌子后面,不肯离开,反复说着“要钱”。他是回迁户?五保户?还是村主任真的欠他钱?无从知道。仔细打量才发现,他的年纪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老,只是穿着打扮太不讲究,胡子拉碴,显得老而已。在座的B先生拿了一张票子递给他说,我们要吃饭了,你到其他地方去找村主任吧。他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左看看右看看。C先生说,如果再不走,就把钱还回来。他犹豫了一下,不情愿地往门口挪去。

    这个人明显智力有问题。D先生沉吟着说,一个村子里,总会有几个各种各样的残疾人,或者呆子傻子等。你们小时候是不是都见过这样的人?我们说是。D先生说,如果村子里的人个个都精神伶俐,这个村子也许会遭灾。比如附近的某某村,就真的一个傻子也没有,但前几年发大水,只有他们村子被水淹了。为什么?这些呆傻的人承担了整个村子的灾难,他们是村子的泄洪区。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闻听此言,四座哑然。这可不是什么迷信,这是“道”啊。

    D先生是退伍军人,在青城山景区表演太极拳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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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市场”是什么样子

古代的“市场”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所说的市,一般指城市,是一个整体的地域。但古代的“市”,真的就是市,市场的“市”。在一座城池中,有住宅区,曰“里”;有商业区,曰“市”。秦、汉时代,城池中的住宅区与商业区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里、市的四面都是墙,有一个总门可以出入,派人看守着,里面的住户或者商户不得擅自在墙上开“门”,权贵除外。权贵在任何时代、任何禁令下似乎都有区别于常人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居住区的房子称为“宅”,而当道开门的宅子称为“第”,《汉书》中说“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者,不得做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商业区里则既没有宅也没有第,全是摊位了。

    一座城池里面一般都要有一个“市”,所有商业活动都在此举行,想象中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农贸大市场之类。超大城市中如长安、洛阳等,还不止一个“市”。秦汉时的首都长安至少有九个“市”,《三辅黄图》中说“长安市有九,各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同时也提到当时的住宅区,“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从这些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彼时的区划相当规范、整齐,多长多宽都有具体数据;居住区与商业区比例适中,不是随机而设。

    隋唐时代,城池中仍有“市”、“里”之分,只是“里”改称为“坊”。坊间坊间,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对于市场的管理,仍然沿袭秦汉惯例,在“市”中设置官职进行管理,并根据相关规章制度按部就班运作。《唐会要》卷八十六中说,“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什么地方可以设,什么地方不能设,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开市,用什么方式收市,都有着较强的仪式感。

    不过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市”内也悄悄发生着变化。隋唐时代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市场内部设置,已经有了邸店行肆的区别。“邸”相当于仓房或者货栈,店就是店面,行肆则是摆摊的,一个个的摊位。后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购货者常常寄居“邸店”中,货栈兼职住处。久而久之,专业的旅店出现了。

    一直到北宋早期,“里”“市”的区分犹在。东北方的大辽国还当成新兴事物向其学习呢。《辽史》中载,“太宗得燕,置南京(现在的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 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 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 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

    然而到了北宋中后期,情形大变。《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首先是交易不再限于“市”,居民区的街面上随处可见小贩。卷三《诸色杂卖》中载,“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其次是居民区内出现了很多店铺。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载:“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自大内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西宫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大辽驿也),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再次是交易时间不再被严格限定,只要有人愿买,有人在卖即可。卷三《天晓诸人入市》中载:“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凌晨即营业,可见时间之灵活。

    中国古代的交易,从春秋之前的无序到秦汉唐时的严格秩序,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要,某种意义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大一统下的规划,约束了人的灵性,而且不方便,大老远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买东西,一个门进一个门出,万一人多,可能还发生踩踏事件呢,所以越来越有悖于经济规律,终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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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碗与醢碗

海碗与醢碗

    大概七八年前了,有个南方文友问我,你们北方人常用“海碗”这个词,你知道它的含义和出处吗?

    我说不清楚,海碗就是大碗吧?像海一样,那还不够大吗?

    文友感觉不过瘾,继续追问。我也莫名其详,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经常读古书,忽然想到,“海碗”是不是“醢碗”呢?两个字发音相同,前者是后者的讹传。

    对,那简直是一定的了。

    “醢(hai)”古代指肉酱,扩而大之,也指把物体砸成肉酱的过程。北方常见的砸蒜泥,应该就是典型的“醢”,把蒜瓣剥好洗净,放在一个碗里,用一个蒜槌啪啪砸下去,直至均匀成酱。碗最好是广口,砸的时候以免蒜瓣蹦出来。所以,今天的“海碗”,最初就是砸酱用的碗,特征是广口,比常用的碗要浅一些。

    此外,“醢”在古代还是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或者砸成肉酱,只是“醢”的对象由蒜瓣换成了人。

   “醢”这个字今天其实还在用。北方人吵架,常说“小心我醢你一顿”,“你这人是不是欠醢啊”。东北二人转《情人迷》中,小伙子半夜偷情,对姑娘说:“就怕你爹搁那洋炮醢。”就怕你爹拿洋炮把我打成肉酱的意思。

    这里的“醢”,不仅仅是狭义的砸成肉酱,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打”了。这种用法,叫做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用,都这么理解,渐渐就成了这个意思。随着时代变迁,事物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永恒的,常态的。所以,把“醢碗”写作“海碗”也不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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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一幅画

如何阅读一幅画

 

    给你一幅画,你能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估计很多人都得发蒙。不就是画吗,在那里明晃晃地摆着呢,别人看到什么我就看到什么啦。

    说是这样说,其实心里还是犯嘀咕。

    确定的一点是,画是需要读的,需要思考的;就像书需要读,需要思考一样,如果风过了无痕,水过地不湿,看见就像没看见,创作它们还有什么意义?

    当年诗人、画家马莉画过一组诗人的头像,我仔细研究后,发现诗人的嘴绝大多数都是闭着的,于是写了一篇《闭嘴的诗人》给马莉看。不知她是否受到了触动,那一段时间她画的诗人开始频繁张开嘴,但不久以后又都闭上了。我颇为自得,以为读懂了画,或曰会读画。但这也只是灵光一闪,此后去看各种书画展览,还是不得要领,莫名其妙。

    及至得到远人先生的新著《有画要说》,都是一两千字的短文,共七十篇,逐一读完,不禁豁然开朗,读画,原来应该这样读。

    就拿普通读者最熟悉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为例,中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对此画有提纲挈领的解读,大意是“充分表现了在封建势力和资本家的剥削下,俄罗斯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远人读画时,一个标题就把要说的话几乎都说明白了——《让纤夫还原成纤夫》,附着在画面上的压迫,过多的政治内涵,瞬间被消解掉。这并非彻底否定所谓的“压迫内涵”,而是要将画作拉回其原点,揭掉蒙在读者眼睛上的那层纱布。“过于强调阶级,往往使人无法看清个体。俄罗斯天才们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个体之上,锁定在生活之上,也锁定在艺术的原则之上。”

    如今中国的大小城市,广场街衢,常见各类雕塑,尤以人像雕塑居多。这些雕塑有什么特点和门道?远人在《坐在一起的人》一文中,介绍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的青铜作品《家族群像》;“……丈夫和妻子微微有些距离,丈夫很自然地将手臂伸向妻子,后者亦然。在两人交叉的臂弯上,坐着他们的孩子。三个人都雕塑得无处不圆润,因此他们的姿势和动作都给人温暖和幸福。”他进而分析这位雕塑家:“不管他使用的材料是青铜还是石头,完成后的那些作品总是非常圆润。圆润意味棱角的取消。因此,面对他的随便哪件雕刻,都使我感觉一股能抚摸到的温存在其中闪现。”不由联想到,我们身边的雕塑,果然是圆润得居多,尖锐的少见,原来来历在这里。

    有些事物,因为平常、易见,便会视若无睹。就像这些画,只有静下心来打量,才会发现各有其独特和值得深究的东西。比如,人类讲究和追求成熟之美,远人在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中,发现了“诞生之美”,“尽管画中的维纳斯不是一个婴儿,但她所处的时刻却恰恰是生命将要绽放的极致时刻。就美的范畴来说,这或许就是最初之美的顶点。在这个顶点上,……是连‘天神也会感到喜悦’的时刻”。他还从法国画家劳特雷克的若干关于红磨坊的画作中看到人类的“孤独”,无论画作中出现多少人,那些人总是显得不怎么兴奋,且都紧皱眉头,郁郁寡欢。从古至今那么多画作,无论抽象的,具体的,写实的,变形的,都是凝固的看到。远人眼睛看到的,心里看到的,说出来的,都有着作家独特的敏锐,带着强烈的个人体温。

    有必要说一下专业的问题。远人将这本书定性为随笔集,不愿称其为艺术评论或者画评,其潜意识里也许是担心专业两个字吓跑了读者,或者被那些执迷于专业的“匠人们”指为不专业,所以才干脆拒绝专业,拒绝定位为评论。的确,这不是一本正襟危坐的评论集,而是有着轻松笔调的随想录,但从普通读者角度看,这仍不失为一本相对专业的、起码是半专业性质的普及书。作者曾习画十多年,对西方各类文化艺术有着广泛的兴趣,因此他在谈画时往往更准确,更有话可说,更一针见血。就像解读一个人,如果对他没有基本的了解,完全不知道其性格、成长历程、知识背景、价值取向等,怎么能凭空瞎说?远人在解读画家英国透纳的《商船遇险》,就告诉读者,画家当时就在这条船上,当海浪翻滚时,他要求水手将其绑上桅杆,以便目睹海洋是如何展现自身的。“因此,他的笔下不仅是真实,还有激情”。这些基本的知识有助于普通作者更深刻地理解作品。梵高的作品为什么可以卖出那么高的价钱?远人在解读梵高的《星夜》时说,梵高看到的星空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星空。“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是有激情的生命体。对任何人来说,激情都毫不陌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期和青春期,都或多或少地体验过,激动过。但没有多少勇气,我们就很难将这种原始而充沛的情感延续。”“而今天梵高的作品屡屡被标出天价,抛开那些商业运作,里面是不是也包含人对生命和激情的最终肯定。”尽管是一家之言,却有让人因共鸣而拍案之冲动。

    远人的看到,更适合当成画作的旁白。面前挂着一幅画,你在看,他给你讲。很老实,很扎实的述说,没有一点故弄玄虚,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句句说到点子上,让你简直无法再去概括他的话,只能频频点头。

(《有画要说》 远人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定价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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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话剧是认真的

搞笑,话剧是认真的

    看《一夫二主》之前,先在朋友圈里发了个微信,很多人都说:哦,话剧啊,高大上哦。

    这就是所谓的误读吧?话剧看上去高冷,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娱乐,即使它的导演是赖声川。

。  此前看过不少现场版的娱乐节目,比如二人转剧场和各类演艺拼盘。演员们很会调动观众情绪,从始至终都让你的神经紧绷着,直到演出结束的那一刻。在那两三个小时里,你大悲大喜、从一个情绪的顶峰走向另一个情绪的顶峰,但走出剧场的那一刻,你会感觉非常累,如同一通大酒之后,内心里充满了空虚和失落……

    而话剧就弥补这个缺陷。

   《一夫二主》是根据意大利经典喜剧改编的,讲述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仆人,为了赚钱而兼差,同时服侍两位主人,来回穿梭在一对乱世情人之间,眼睁睁看着剧情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按中国人的理解,叫做“一仆二主”似乎更准确些。据说赖声川对剧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但再怎么改也还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经过多年打磨,有铺垫,有转折,有高潮,每一个情境转换都如行云流水,自然生成。仅仅是这样一个故事,就够那张票钱了。此前看过的晚会性质的娱乐表演,各个子节目都是分散的,分开来看都不错,但凑在一起就有一个竞争乃至相互消解的过程,以致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比较凌乱,而话剧里面的细节和小噱头,都是相互补充和递进的关系,看完之后总能记住重点所在。这些小调料或蜻蜓点水,或浓墨重彩,却让人心情平静,即使有点喜悦,也是小喜悦,小欢乐。

    名为“剧”,实际上,里面各种娱乐元素都具备了。比如杂技。端盘子的仆人要把脏盘子送下去,上菜的女侍者要把新盘子端上来。开始是一个个地送,后来是一个个地扔。扔过去,接住;扔回来,再接住,高潮部分全体演员都走上来耍盘子,让人眼花缭乱。倏忽,灯光变暗,其他演员下去,剩下的三个人继续扔盘子。比如仆人点菜时,与饭店老板有一个对话,长达将近二十分钟,简直就是一个对口相声。其实是个老段子,议论意大利人、法国人、中国人谁更可怕。意大利人吃小只牛,牛还没断奶,就被吃掉了。法国人吃鹅肝,把鹅肝催得巨大;中国人到人家去做客,人家的花园里有各种小动物,河里还有鲤鱼和乌龟,一片生机。而中国人住了几天,几乎把动物吃完,整个院子里鸦雀无声。结论是中国人最可怕。

    整个演出中,类似的对话比比皆是。比如小伙子威胁别人时说:“杀了你,我也是无罪的,因为我爸爸是法官”,“我要把你的素颜照挂满整个城市,让人们都看到你没化妆时的样子”,“我的生意开那么长,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诸如此类,让人会心一笑,乃至振聋发聩。你可以说这是讽喻现实,从中看出微言大义,但如果只当成个纯粹的笑话看,也未尝不可。郭德纲说,观众花钱来看演出,就是图个乐子,不是来接受教育的。外面有学校,有社会,谁会听你一个演员来给人家讲大道理,他有病啊。

    要说不足,就是话剧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的宣传海报上,不讲故事细节,不透露一句台词,不透露里面的看点和笑点,甚至连演员的名字都没有。你要判断好与不好,只能到现场去看,然后方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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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田

    中古时代,土地一直私有的,所谓耕者有其田。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有权力重新分配天下土地。专制社会,巧取豪夺在所难免,不过还是要相对尊重土地私有原则。因此,土地就分成了两大类别,一类是老百姓个人拥有的,称为“民田”;一类属于政府,称为“官田”。民田倒也简单,土地在谁的名下就是谁的。官田则复杂得多,所有权归政府(官),使用权林林总总,具体划分如下。

    最尊贵的土地应属皇庄。顾名思义,这是皇室占有的庄园田地。或问,皇室的人又不会种地,不愁吃不愁穿,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成化初年,刚即位的皇帝朱见深没收太监曹吉祥的田地,改为宫中庄田(始有皇庄名称),就有大臣向皇帝朱见深提出这个问题:“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朱见深心说,放屁。庄园田地乃财富象征,且租金全部收归皇宫私有,小钱凑多了也是大钱,岂能拱手让人?于是将意见当成耳旁风。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官员总觉此举不妥,就通过各种方式来委婉地规劝。比如,他们会拿灾异说事。天上星象发生位移,气候有重大变化,都属于上天对人间的警示,皇帝得认真对待这事。户部尚书李敏曾上奏说,北京近郊有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管理庄园的官兵召集流氓地痞,非法占人土地,敛人财物,污人妻女。稍有反抗,便遭诬奏,百姓不得安宁,天上灾异频发。这几句话还真把皇帝吓着了,除了戒饬庄户外,还废掉了仁寿宫庄,退耕还牧,命侵人草地者悉数退还。

    可惜这些小调整无法改变皇庄越来越壮大的现状。皇帝好货,下属必疯狂进献。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送给皇帝属于顺水人情。从成化到弘治再到正德,五六十年间,各地官员以各种理由把各种土地改为皇庄,正德皇帝朱厚照登基不过几个月就建了七座皇庄,其后增至疯狂的三百余处。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皇庄增加了,百姓土地就会减少,且要受皇庄管理者的欺凌。终明一朝,皇庄骚扰百姓极甚。

    与皇庄有关的是赐乞庄田。明朝建立,当初无立锥之地都的小和尚朱元璋上台了。深山出太阳,翻身把歌唱,共同打天下的弟兄们都来吧,给你,给他,也给他。丞相、勋臣及以下百官,统统分田(名曰赐田)。多者高达百余顷,亲王乃至千顷。公侯暨武臣亦赐公田。至于在前线打仗阵亡的将领,更要赐给公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诸王、公主、皇亲、大官僚、宦官、大寺院主向皇帝请乞庄田之风盛行。大家一起向皇帝伸手,皇帝很受用,经常如约赐给。这种庄园与赐田统称为赐乞庄田。

    还有百官职田。即职分田,皇帝赐给百官田产,收入供给官吏办公费用或充部分薪俸之用。请注意,百官职田与赐乞庄田不同。前者可充抵薪俸,后者是白给,不碍俸禄的事,勋臣一边拿了地,还一边额外领着朝廷发的工资,这就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期间,朝廷也曾收回赐乞庄田,但臣子们乞赐不断,皇帝抹不开面子,赐乞庄田不久回潮。

    另有一些专用土地(相当于专款专用)也属官田。比如学田。基层一州一府一县基本都有学田,租金专供各府州县学校的教育经费,不可挪移。

    牧马草场。明朝以前,政府的马主要靠官府自养。朱元璋开始,百姓养马就像纳税一样,成为重要义务。政府拨出部分田地供给百姓放马。这种方式对百姓来讲是件很痛苦的事。比如,官府交给你一匹母马(骒马),明年你必须交一匹小马。母马不死你就得年年交幼崽。但谁能保证母马年年怀孕,且必须生产呢?官府不管那一套,你交不上,就得赔偿。这就相当于官府存款在你这里,年年收取旱涝保收的利息。又比如,官府把良马寄养在你的家中,有了差池,原价赔偿。但谁能保证马匹没个头疼脑热,生老病死呢?官府不管那一套。百姓义务养马不算完,还得送到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进行验收。动辄几十里地几百里地,人困马乏精疲力尽,人吃马嚼费用不少,到了目的地,太仆寺的老爷们要严格查验啊,查完告诉你不合格,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据说当时的退货率达到百分之四五十。白养一年不说,还得赔上人家一匹马。为减少损失,他们只好凑钱贿赂查验官,放自己一马(“放人一马”合着是从这儿来的)。收了钱,查验官心里舒服了,老百姓交来的马也就合格了。算一算,里里外外老百姓得付出多少代价。

    牲地。指光禄寺、太常寺供宴飨、祭祀用牲畜的种植饲料或牧放用地。

    城壖苜蓿地。近城或城下之地,长满野草苜蓿。此等土地原来禁止耕种,十六世纪后准许开垦。

    园陵坟地。皇帝陵墓占地或地方公共墓用地。

    边臣养廉田。边疆辛苦,收入有限,朝廷在各边镇置官田,收租作为将官在俸饷之外的津贴。

    那么,官田是从哪里来的呢?强夺百姓的田产或有之,但不能是常态,否则社会矛盾就大了。常态大概有如下几种。其一是还官田,即田地一度赐给官员或由民承种,后因事故又还回来的田地;其一是没官田,即没收上来的田产。凡“民间有犯法律复籍没其家者,田土令拘收入官”。明初,这种没官田以江南为最多,大多是没收当地犯法土豪或张士诚集团的土地;还有断入官田,即官府通过一定法律手续,把民田改为官田的,比如某户人家全家死亡,户口已绝,田地无主便改为官田。

    专制制度下的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想增加点官田,办法有的是。

    还有一种官田比较特殊,这类官田称为屯田。即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采取各种方式开垦边疆土地,以给养边防军队。这是扩大国有资产规模的方式,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从西汉武帝时起各届政府多有屯田之举,到明清时代,虽有间断,但一直存在。

    屯田又分军屯、民屯和商屯。军屯是由军人开垦的土地;民屯是由政府招募、迁移民户或者派驻流放人员开垦的土地;商屯则是由商家出资,招募百姓垦种官田,用粮食换取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比如给予食盐专卖的权利等)。无论哪种,都由在当地设置的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明朝的军屯开始时曾非常成功。朱元璋设立民兵万户府管理军垦事宜,寓兵于农。那么庞大的军队,不能坐吃山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操练之余,大家干点活还能锻炼身体呢。屯军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负责守城,一部分负责耕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比例。原则上越靠边境的地方,守城军士比例越高,大概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内地驻军屯田,从事耕种者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每名军人受田五十亩(这是个平均数,此外还有受田百亩、七十亩、三十亩、二十亩的,均称为“一分”,其实就是一份的意思),同时给予耕牛、农具等。为了鼓励生产,朱元璋让各地积极种植“样田”(示范田),对成绩优异的军屯给予表彰。其中,太原左卫千户陈淮因为亩产高而得到朱元璋的重赏,宁夏总兵何福因为粮食存量大而被皇帝“赐敕褒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屯军掀起一波又一波大生产运动,成果显著。京城附近有专门从事耕种的屯军四万人,专任战守的常操军十九万,以四万人供养十九万人,居然绰绰有余。还有一个数字:明初全国设置卫所约八百余,合计军人总数三百一十多万。天下屯田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分到每个人身上,均摊二十九亩。这三百一十万军人每年大概吃掉三千七百二十二万石粮食,基本可以完全自给,甚至连相关的花销也可以自理。故几百万大部队也不嫌其冗,岁费数十万而不见其匮乏。

    为了保护军民屯田的积极性,开始时严禁向其征税。洪武三年,中书省请求向太原、朔州的屯田征税,诏命勿征。第二年,中书省再次建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是官府给牛和种子者应该让他们交一半公粮,自备生产资料的,也应交百分之三十。诏令不能征收。三年后,每亩开始收租一斗。因为屯田余粮颇多,洪武十五年终于制定了相关征收条例:军田一分,缴纳正粮十二石,存储在本屯仓内,由本军自支,余粮作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年,制定屯田官军赏罚例:每年完成十二石粮外,还要有六石余粮,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同时配套一个人性化的规定:年满六十岁的屯军与残疾及幼小者,产粮用于养活自己,不受该条例限制;屯军若因公事耽误了农务,免征公粮。

    但奇怪的是,此后各地开发的屯田越来越多,而征收上来的粮食越来越少。正德年间,辽东地区屯田比永乐朝增加将近一万七千顷,而产粮由原来的七十万石缩减为十七万石,骤降五十三万石。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来看一例。宣德六年,有人揭发宁阳侯陈懋私遣军士操舟出境捕鱼,采集木头,又派军士携银子去杭州买货物。后来一查,此人侵吞屯仓粮食二十多万斤,私自役使军士为其种田三千余顷。这么大一块肥肉摆在面前,谁说了算就是谁的。谁又能受得了这种诱惑?英宗以后,败坏更甚。太监刘瑾的党羽韩福任御史,奉命到辽东清理屯田,激起屯军哗变,费了好大劲儿才平息下去,可见此时矛盾之深。屯田多被内廷太监、各卫所的军官占夺。军士越种田越赔钱,苦不堪言。屯丁逃亡者日益增多。当初的仁政终于成了万人憎恨的恶政。

    户科一位叫做管怀理的官员曾分析屯田破坏的四大原因:“疆场戒严,时不能耕”;“牛种不给,力不能耕”;“丁壮亡徒,无人以耕”;“套为虏有,…势不能耕”,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还是体制问题。给了管理者拿钱的机会,人性之恶就会被激发出来,怎么能要求个个都当圣人?

    制度本来就应把管理者当硕鼠防着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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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救灾考

宋朝救灾考

    农耕社会的中国,靠天吃饭,水旱不均,经常闹灾荒。这种情况下,如何救灾考验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宋三百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人文情怀的时段。虽是专职制度,但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太宗、真宗、英宗、神宗及以后的各个皇帝,大多仁慈为本,关心下属和民众,体现在救灾上,便是实行了一系列操作性强、较为人性化的措施,有些至今仍堪揣摩。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鼓励民间资本介入与以工代赈

       解决灾荒问题说到底是解决吃饭问题。为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发放粮食。景德三年(1006年)三月,真宗皇帝下令开封府、京东西、淮南等闹饥荒的地方开仓赈贷,不分“主客”,流入灾民和本地灾民同等待遇。此外,还要让存粮流动起来,鼓励民间借贷。天禧元年(1017年)五月,殿中侍御史张廓奉诏安抚京东灾民,出发前提了个建议:倡导保有存粮的家庭将之借贷给乡邻,秋收后按民间惯例连本带息收回。如果借贷者出于各种原因还不上,由官方负责赔偿,用政府信用解决出借者的后顾之忧。获得批准。

    免征粮食运输中的车船税。宋朝初年设置了一种名为“力胜钱”的税种(即对运输谷、盐的车船所征的税),该税种从一开始就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苏东坡写过一篇著名的《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苦口婆心地请求取消这个税种。他说,“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谷价的平稳,就是靠舟车运行,从贱处运到贵处。古人知晓其中利害,所以从不向他们收税,而我们大宋朝这么干了,将来的史书会重重写上一笔“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丢人,掉价,耻辱,咱们可不能这么干。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曾免征力胜钱,鼓励南粮北运。但在整个宋朝,力胜钱时征时免,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在饥荒年免除,给饥饿中的人们一点小小的安慰。

    兴修水利与募民扑捉蝗仔。熙宁五年(1072年)遭遇饥荒,皇帝下诏司农寺(掌粮食积储、仓廪管理及京官禄米之供应等事务)出常平仓粟十万石,拨至南京、宿州、亳州、泗州,让当地官员招募饥民疏浚河流。饥民有活干,有饭吃,可以有尊严地活下去,顺便解决当地的大型工程。第二年,又下诏说,从今开始,遇到灾年,除了正常的救济外,可以核算一下各地有哪些农田水利方面的活,需要多少劳力,统一规划,赐以常平仓里的钱粮,招募饥民,以制度的形式将这个办法保留了下来。此后屡次重申,也多次照办。比如元丰元年八月,青、齐、淄三州发水,流民所到之处,各地方官大量招募少壮者参与政府工程,以工代赈,一时民心安定。

    景祐元年(1034年),皇帝下诏指出:去年飞蝗为患,所至遗种,恐春夏之交大量滋生,可令百姓到田地中攫取蝗仔,一升蝗仔给豆米五升。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诏,天下诸县,凡攫取蝗仔者,可给米豆三升。蝗虫是除水旱之外的重要灾源之一,防患于未然,又能借此向饥民发放劳务费,可谓以工代赈的代表作。

    听任地方官招录灾民从军。咸平年间,潭州知州李允则招募近万饥民“隶军籍”;大中祥符年间,江淮粮食歉收,洪州知州王济“录饥民为州兵”;大中祥符末年,方偕为温州军事推官。时遭荒歉,饥肠辘辘的民众请求从军。地方官不敢做主,方偕就去问自己的上司吕夷简,说,“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吕夷简认同他的观点,录取了七千饥民。朝廷对吕夷简的做法持肯定态度。

    还有一种相对极端的做法:出粟赏爵,其实就是赤裸裸地卖官买官。太宗淳化五年(994年),通令遭遇水灾的诸州军县,本地有物力的富户如果愿意将自己多余的粮食拿出来赈贷,可以根据捐助多少赏赐爵位:一千石赐爵一等,二千石给予本州助教的名分,三千石给予本州文学名分,四千石给予大理评事。当时朝廷初立,百废待兴,捐粮得到的回报比较优厚。以后出粟赏爵的价码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小。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给出的价码是:“二千石与摄助教;三千石与大郡助教;五千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学、司马、长史、别驾”,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湖南、江西大旱,给予捐粮者的回报是:“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二千石补进武校尉,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宋沿唐制,官员每日领“日历书”,自记政务大事及功过以备考核政绩,称“书历”。如果劝谕本地富户捐粮成功,允许写入“书历”,作为政绩上报。

    但出粟赏爵破坏公平,虽解一时之需,却属饮鸩止渴,并不值得称道。

 

二.慎重对待流民问题,避免引发次生灾害

    人吃不饱饭就要逃荒,逃荒就会形成巨大的迁徙潮。而大量饥民堵塞在路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处理不当就可能揭竿而起,对朝廷造成重大打击。中国历史上的起义绝大多数跟饥荒有关。中国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但凡有口饭吃,就不至于闹事。而一旦走投无路,啸聚江湖,亦具极大破坏力。对于这种风险,有些地方官意识不到,万一生变,往往简单地把责任往天灾或者高层决策者身上一推了之。有些眼光远大的官员则居安思危,解决问题于萌芽之中。

    庆历八年(1048年),被外派青州的资政殿学士富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汹涌而至的灾民潮。他选择管辖区域内粮食富余的五个州,劝民出粟,得粮十五万斛。以前存粮都是转运、聚集到固定的官廪中,现在则因地制宜,择公私房舍若干,哪里有空间就放在哪里,使粮仓均衡地遍布辖区各地;山林河泊,只要能以之为食的,如树上的果实、水里的鱼虾、路边的草籽、田地中残存的块茎等,任由饥民取之,主人不得制止,其损失最后由官府打包补偿;死亡流民由官府派人统一埋葬到名为“丛冢”的公共墓地中,富弼亲自撰写祭文以奠之;流民度过难关回乡复业者,仍一路包吃包住,直至其彻底安定下来。救灾期间官吏各司其职,严防死守,避免群体性事件,事后集体向朝廷请功。如果把嗷嗷待哺的灾民比喻为一股四处乱窜、随时爆发的洪流,富弼则是及时地将其导引至广袤的平原上,所到之处即消隐于土地中,无法形成破坏力。在一系举措之下,五十万灾民得以存活,另有一万多人从军,成为一支生猛的保卫力量。朝廷下令褒奖富弼,并总结了他的经验:“以前救灾,往往将灾民聚集到城郭之中,煮粥赈济。饥民拥挤不堪,互相踩踏,死者枕籍;或者引发病疫,相互传染;或者等待几天都分不到一口粥,活活饿死。名为救人,实为杀人。富弼之法简单易行,应天下推广”。

     但灾荒之年,走投无路的饥民饿红了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果他们真的做了违法之事,又该怎么办?宋《编年备要》卷五中讲,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有“宽饥民罪”的提法,明确了这样一条原则:“因为饥饿而抢劫他人家中的粮食,只诛杀为首的人,其他从犯减轻刑罚,避免死罪”,并举了一个例子。说当时饥民抢粮盛行,以强盗论罪被诛杀的人很多。发生在蔡州的抢粮事件轰动一时,饥民张渚等三百一十八人按律皆当死。但知州张荣、推官(掌推勾狱讼之事)江嗣宗商议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为首的人杖脊若干,其余的人全部打板子放回家。事情传到上面,宋太宗非但没有责怪,反有所感慨,下诏褒奖张荣,令其开仓济民。同时遣使至诸道巡抚,提醒他们“彼皆平民,因饥取糇粮以图活命尔”。如果情形不是很严重,应便宜从事,不可一概加以强盗的罪名。咸平元年(998年),京兆府上奏说,今年谷贵,藏者惜售,有老百姓聚众持杖抢粮,依律当死,但察其情只因无粮可吃,请求免其死罪,等麦熟以后,新粮上市再恢复原律。宋真宗准奏。景德元年(1004年),寿州知州陈尧佐上奏,本地七十余人劫掠别人家的窖藏粟麦,以强盗计赃,应该全部是死刑。但兹体事大,请皇上出招。真宗下诏,令其杖责罪犯,刺配牢城,为首者发配到五百里外,其实也是免除了当事者的死罪。接下来,宋仁宗当政,也多次减免抢粮者死罪。

    对此,朝野并非“思想一致”,时有反对声音。大臣杨安国认为,如果一味纵容,不足以禁奸。仁宗则回答,天下百姓皆吾赤子,一遇饥馑,州县不能及时救助,饥民走投无路才抢粮,我再捕而杀之,不是雪上加霜吗?

    两宋期间经常发生饥馑,每次都出现大批的流民,多时达到数十万或数百万,灾民起义连绵不断。如果没有“宽饥民罪”政策,其破坏力或更强烈,政权因此早早断送也未可知。

 

三.广置义仓、常平仓和广惠仓

    义仓,又名义廪、社仓,是一种由国家组织、以赈灾自助为目的的民间储备,亦即官督民办。义仓一般在县一级政府所在地,社仓一般在村镇设仓。隋朝开皇年间创立,此后各朝断断续续地沿用。粮食来源原则上出于百姓。秋收季节,各家各户根据自家情况,分别上交一定数额的粮食,储存起来,凶歉时再发放给百姓。有的朝代则以赋税的形式强行征收。建隆四年(963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兴复义仓。岁收二税,每石别收一斗,这就属于强行征收了。仁宗庆历初年,诏天下复立义仓。说明中间义仓被废弃过。

    常平仓。顾名思义,设置该仓以平抑物价为目的。在丰收年买进粮食,荒歉年低价卖出。其与义仓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民办,后者为官办。常平仓前朝也有设立,到了宋朝,又有恢复和创新。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始置常平仓于京畿。景德三年(1006年)后,除沿边州郡外,全国先后普遍设置。启动资金为本该向上供应的钱款,各州按人口多少酌留两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为籴本,每年夏秋谷贱时,以高于市价三五文的价格买进粮食。为避免奸商无底线地抬高价格,扰乱社会秩序,谷价高涨时,则减价出粜(所减不得低于本钱)。如果存粮三年未经出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粮,使常平仓的粮食不至腐烂坏掉。有的常平仓具有很强的自我造血能力。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提举、著名理学家朱熹上表讲述自己的成功案例。他说,乾道四年(1168年),本地百姓生活困难,我经过请示,得到常平米六百石,夏天收粮后马上发放给缺粮群众,受益者冬天连本带息偿还。此后随年敛散。以有利于民众为原则,歉收时利息减半,如遇大灾荒,则连本带息都不追讨。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原从常平仓借的六百石谷米全部还回,且用息米造仓三间,储米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经营,不复收息,每石米只收三升米的损耗费用。因此,在我管辖的范围内虽遇凶年,百姓也没有饿死的。中央政府对朱熹的做法大为赞赏,并做了推广。

    广惠仓是始于宋朝的一种官办粮仓,初设于嘉佑二年(1057年)。以前,一些地方的绝户田(即全家人亡后,无人耕种的田地)都被地方官卖掉,卖田的钱去了哪里,不得而知。枢密使韩琦建议,以后这样的田地都留下来,招募农民耕种,将收获的粮食存放在固定仓库里,用来资助城中无以自养的老幼病残。建议被采纳,以后遂成定例。此类粮仓被命名为广惠仓,由提点刑狱司(俗称“提刑官”)管理,年底将各类进项与花销上报三司。广惠仓将原先灰色地带的收入纳入阳光管理,规定城中人口不到万人的,留田租一千石存入仓中,其余上交;超过一万户,留两千石;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如果还有剩余,田地可以卖掉。州府设置出纳两人,每年十月按例验视,将有资格领取者的名字一一登录在册,从十一月发放,三天给一次,每次给米一升,儿童半升,到次年二月止。 

    开始时,三仓的收粮和放粮各有针对性,后来由于互相调来调去,在一般百姓眼中,已经没什么差别了。又由于同属司农寺管理,广惠仓经常与常平仓相混,共称为常平广惠仓。

    有了这些粮仓,饥荒年自然就有了物质保障。皇祐年间,郓州知州刘夔打开粮仓赈济饥民,百姓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神宗即位以后,河北诸路水灾旱灾连年不断,不断发放广惠仓粮食赈济灾民。但是,由于执行者本身素质不同,执行的标准和力度亦有不同,其效果反差很大。《宋史·食货志》上也认为三仓设立的出发点虽好,“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无可给,或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

 

四.设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安置场所

    所谓救灾,实际是救人。安置好灾荒中的老弱病残,处理好因饥荒不幸死去的灾民后事,是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有宋一代先后设立了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安置场所,分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福利院、救助站和公共墓地等。

    京城开封旧设福田院,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福田”是佛教用语。佛教徒相信“轮回报应”,认为救济穷人、积德行善会使自己得到好的报应,所谓“行者得福”, 就如种田会有收获一样。北宋嘉祐(1056~1063)之前,京师就已经设立东、西福田院,但救济的人很少,能够从这里领取钱粟的才二十四人。后英宗增置南、北福田院,每天可救济三百人。每年费用五百万钱先从皇室费用中拨出,后来用泗州的施利钱供给,并增为八百万。有迹可循的证据是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的诏书。当时京师雪寒,诏曰:“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

    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开封府知府吴居厚上书,建议在各路设置将理院,收养无人管的病人,根据病人病情,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屋子里,以防传染;同时设立厨房,为病人做饭和汤药。徽宗同意,并赐名“安济坊”,俗称“病院”或“病患院”。同年九月,又设立居养院,命鳏寡孤独无人抚养的人到居养院领取米豆,不限时月,随到随领。启动资金为官方接收的绝户财产,如果不足,支取常平仓的利息钱。居养院本来只养不能自存的人,但有时也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收养面。大观元年(1107年),京城冬寒,要饭的人常常露宿街头,乃至倒毙野外。徽宗紧急命令将乞丐一概收入居养院,后又宣布遇到特殊天气,过往军民看到冻僵之人,均应就近送到附近的居养院,给以钱米。不愿入院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在居养院生活的贫寒少儿,要让他们有学上,有钱花;被遗弃的婴儿则雇人乳养。长成以后,可以送到道观和寺庙里出家,让他们有个长期吃饭的地方。

    宋真宗天禧年间,政府在京城近郊买地掩埋瘐死街头的人。每具尸体要花费棺椁费六百钱,幼儿减半。该政策后半途而废,道路上常现尸骨。但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此为对死者的基本尊重。从科学角度讲,曝尸于野也不卫生,容易传播疾病。徐度在《却扫编》中讲,元丰年间,自己的外祖父陈向以朝官的身份巡视开封府界,留宿在野外的庙中,半夜忽被外面汹汹的人声惊醒。点烛探视,却见外面累累骨骸,幻化成各种形状,如诉如泣。陈向心中酸楚,上书皇帝请求收葬这些尸骨。神宗命其亲自办理。陈向共收葬尸骨八万多具,令人挖沟垒坎,编制图表,在墓地旁规划佛寺,聘请僧人为之超度,成为一桩美谈。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选择高旷的不毛之地设置漏泽园,即公共墓地,专门掩埋野外尸骨。彼时流人甚多,莫名其妙死亡的人也多,做这种事很得民心。

    但宋徽宗时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已很严重,蔡京主持设置的救济机构,各地效果不一,百姓甚至感受不到。据《宋大诏令集》记,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五月诏:“朕之志于民深矣,吏不奉法,但为具文,以应诏令,并缘为奸,欺隐骚扰。元元之民,未被惠泽。”次年六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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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三百六十行

说说三百六十行

    人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三百六十行”的来历是什么?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三个字:“肆”、“列”、“隧”。

    秦汉时,城池里面分为“市”和“里”两部分,后者为居民区,前者为商业区。在“市”内,商人的货物不能乱七八糟摆放,而是按照合并同类项的原则进行陈列。卖布的跟卖布的排在一起,卖肉的跟卖肉的排在一起,远远望去,这一排都是卖肉的,那一排都是卖布的,鳞次栉比,非常整齐。古人把这一排排的货物称为“肆”、“列”,或者“市列”。汉朝以后至唐人,常常以“列”解释“肆”,以“行”解释“列”。各列肆间的人行道,被称为“隧”,班固的《两都赋》中说,“九市开场,货别隧分”。懵懵懂懂中,似乎隧道的“隧”也有了来历哎。

     到了唐代,商人的“列”、“肆”已逐渐改称为“行”。长安东西市中,有铁行、肉行、大衣行、鞭辔行、秤行、绢行、药行、金银行等。此时,以手工业为主的各种小作坊逐渐兴起,它们有组织地按类别聚集于坊间,亦称为“行”。这里的“行”,性质悄悄发生了变化。北宋学者宋敏求在《河南志》中讲,隋唐时代东都洛阳的丰都市场内有“一百二十行,合三千余肆”,“行”已经代表了今天所理解的“行业”。到了宋朝,“市”和“里”已经解体,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分区,居民区里有商业活动,商业区里也有了居民,商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聚集在一起排列组合了。卖肉的东城也有西城也有,吹糖人的南城也有北城也有,大家各自为营。但单打独斗,势单力薄,容易受人欺负,怎么办?——组织同业行会。用一个共同的组织把大家有效粘结起来。行会的地位、分量由此加重,并通过各种形式,如衣着、行话等来强化自己的存在。《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中说:“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明朝钱塘名士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中也说,“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刷存在感就是强调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这一点,各行会常常各显神通,出其不意,自然也产生了有点趣味的效果。

    现在通行的“三百六十行”之说不知具体源自何时。但元代剧作《白兔记》中有句台词:“左右的,与我扯起招军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通过戏剧传播,“三百六十行”之说广为流传。同时代的关汉卿在《金线池》中则有“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的说法。无论三百六十行,还是一百二十行,都是个统称。行业种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

    行业组织最初是为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而存在。唐末五代时,有一种役外之役叫做“行户袛应”,即,官方需要什么物品或者需要什么服务,都直接找行会,要求行会免费提供。行会按照官方的需求一一分派到每个个体头上。但时间长了,行会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比如协调内部纷争,平衡各方利益;抱团取暖,一起跟政府谈判,讲条件;跟对手谈判,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垄断,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元代学者赵素在《为政九要》中讲,“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坊、酒肆、妓馆、 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告报,无不知也。” 新任官员密问三姑六婆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后面的“行老”,毕竟他们有组织有力量,官员不敢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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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跟我一起往西去

走,跟我一起往西去

    为什么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愿意跟着唐僧走路?有人说他会念紧箍咒。但紧箍咒是给孙悟空一个人预备的,对二师兄和沙师弟没约束力。再者,唐僧也没因孙悟空要离开念过紧箍咒,只有吵架吵得不要不要的时候,才祭出这一招。三个怪兽确实对菩萨有过承诺,要跟着唐僧去取经,不过那也就是承诺而已,他们当年差不多都有过不讲诚信出尔反尔的记录,诚信并非他们安身立命的道德准绳。遵守不遵守的,谁奈他何?几个人时不时闹情绪闹辞职,最后还是乖乖跟着唐僧,所谓何来?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唐僧有方向感。跋山涉水,历尽险阻,迎战妖魔鬼怪,流血流汗流鼻涕,坚定不移地告诉三个徒弟,咱们一路往西。就是往西,打死也往西。往西去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坚持,他的不容置疑的小眼神儿。要能耐没能耐要钱财没钱财要什么没什么的这么一个肉唐僧,凭借他的方向感,获得了古往今来多少人的敬仰和称颂。你让孙悟空试试?他能耐再大,跟头翻得再远都不知道往哪里翻,老是想着回花果山当猴子王,能给他的弟兄们带来什么归属和归宿感?混吃等死而已。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羊群中为什么要有头羊,也就的领头的那只羊。头羊走到哪里,群羊就跟到哪里。刨根问底,人这辈子实在没什么意义。人类的一生跟虫子的一生没什么区别,都是宇宙里的偶然。偶然出生,碰到各种偶然的事改变各种偶然的命运,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死掉,这就完了。但这个过程中,人们要假装自己有意义,赋予其各种使命,让自己忙活起来走起来,正步走齐步走侧身走一二三四。朝哪里走?没人知道。反正就是随大流喽。绝大多数人都在随大流,带头的总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那么,能找到方向的人,有方向感的人就成了大家的头羊。

    但谁也没问过头羊怎么想的。他仗着胆子走,后面的人就放心大胆地跟,就认为他的方向是正确的。想来再差也差不到哪里。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光明大道。阳光灿烂,鲜花盛开,蓝天白云之类,大家有吃有喝有情调幸福感爆棚。一种是半死不活,有阴有晴。再一种是死路一条,走着走着duang一声撞墙上或者呼拉一下子掉沟里了。掉沟就掉沟,人多势众的,要掉一起掉,有人陪着会削弱恐惧感。如果能爬出来重头走,还会陡生柳暗花明人生何其豪迈的幸运之情呢。三种可能之中,撞墙掉沟其实都在大家伙的潜意识中存在着,真碰上了,也不过是印证了他们的猜测。他们不会因此要把头羊打死,接下来还指着头羊继续带路呢。

    不要说群羊是愚氓。很多所谓的高大上的人物,骨子里跟你差不多,他们也需要引领的。原先有位朋友,几年不见,忽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不是某某吗?他说“我不是某某,其实我是如来佛,隐藏了那么长时间没告诉你。”我以为他疯了,可后来听说他在北京混得着实不错。经常有高官显贵偷偷溜到他租住的豪宅里,听他讲人生大势,点拨其人生走向,然后收取常人想象不到的点拨费。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感觉自己真是鼠目寸光。

    原来人家是只头羊,我小瞧人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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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典,就是脸谱化的极致

所谓经典,就是脸谱化的极致

     名为俄罗斯喜剧,场景实为前苏联;一个老式的机关——统计局,办公室六个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名字,诺沃谢利采夫之类,记都记不住。

    看这样的话剧,会有心理障碍吧?作为今年文博会展演内容之一,由中国话剧院两个老戏骨,国家一级演员冯宪珍、韩童生领衔主演、重新演绎的俄罗斯经典喜剧《办公室的故事》,4月23日在深圳市保利大剧院上演。故事非常紧凑,观众沉浸其中,时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不知不觉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

    看来,不一定非要设置多么紧跟潮流的场景。所谓场景不过一层皮,扒开这层外皮,里面的人情是一样的,关键看你能把人情演到什么程度。

    六个人。

    一个局长,中年女性,刻板,严肃,穿着深色的风衣,拎一个包,走路时像一辆坦克。

    一个新来的副局长。男性,八面玲珑,讨好所有人,坚定地相信组织。

    一个平庸的统计员。男性,副局长的老同学,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官迷,一心当处长。

    一个前台女秘书。年轻漂亮,酷爱煲电话粥,传播八卦。别人的信件,她只需看一眼就能全文背下来。

    工会主席,中年女性,老黄牛一样混日子的人。

    普通女同事,已婚,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在外地。与副局长、统计员都是老同学。年轻时曾与副局长有过暧昧。

    六个人一台戏。如何吸引住观众?

    坐我旁边的朋友只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小声感叹,这个女局长跟我们领导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肯定做不到,但这种轻松的对号入座恰可证明:经典的作品,一定是高度的脸谱化,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或找到身边的人。脸谱化一度被指为恶俗,其实在实战中,这是对演员的基本要求。演员的功力,就在于走入角色内心,将他(她)演活,在清晰的脸谱下,赋予其更多的指向和可能。

    副局长为帮助老同学,组织了一个party,并手把手教统计员如何向局长献殷勤。笨拙的统计员向局长讲采蘑菇的故事,朗诵诗歌,跳舞,碰了一鼻子灰。后来他乘着酒劲发飙,把局长大骂一顿,说她没有人情味,铁石心肠,干巴巴的。此话对局长造成极大的伤害。局长第二天将他找去,推心置腹地交谈,甚至哭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哭过了,可是一个人哭有什么意思?”统计员安慰她说:“想哭的时候请找我”,“你一笑看上去只有25岁”。统计员看到局长脆弱的一面,对她由同情而暧昧,由暧昧而生情。期间,局长对统计员的感情也曾发生过反复,曾当面声言:“其实我很好,管着一个大机关,好多人怕我。不需要同情我。”在被人挑拨后怒斥统计员与自己恋爱是另有所图,直至统计员一怒之下拒绝升职并辞职,才柳暗花明……

    一个高高在上的局长,一个战战兢兢的小科员,让这样两个人由沟沟壑壑的距离水到渠成地转化为办公室恋情,该是件多么难的事。而这其中,主人公的标签都是始终存在着:局长走路的姿势,冷漠的表情。仿佛一块黑板,咣当杂文观众面前。当别人说局长是老太婆时,统计员先后两次喊:“她不是老太婆!”性格与情感呼之欲出。副局长也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的人。他跟谁都客客气气,“从不认为客气是一种缺点”。他克制自我,对外部世界有恒定的价值观,领导为大,他对局长说“不管怎么说,您都是对的。”他珍惜(或说是保护)现有的一切,为了这些来之不易的利益,他可以抛出任何人。在风言风语被前台秘书传出后,他主动向“组织”交出女同事写给他的信,“我们的生活要求我们小心谨慎。我没有任何秘密需要向组织隐瞒的。”

    如果站在每个人的角度,他们都是对的,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标签不是粗暴描画,而是让人性更回归人性。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虽然场景放置在机关,但对号者无需局限于机关,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有人聚集的单位对应这类人物和这类故事。这是个可以贴到任何地方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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