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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先生的情操——书后的故事

过去的一年中,几次陪伴韦力先生签售新著,几次聆听他与听众对话。韦先生回答问题不卑不亢,心胸坦荡,谈吐平和,称他贵族精神,或士大夫精神,都不为过。事后我时常感叹:当今之世,如此文化传统,如此华夏人物,多已丢失殆尽或存之寥寥。有韦先生存在,真是难得。本文略取几条共赏:

问:“藏书能赚钱吗?”答:“今天的观念和古代社会多有不同,古人要努力学习,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有钱后反哺于文化,其中包括藏书,官、权、钱和书,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今天,这样的链条已断裂,那个传统体系已不成立。”按:百年以来,自上而下的传统构建遭到质疑与破坏,重建的迷茫与拖延,还会使整个社会丢失对文化的掌握与尊重。

问:“与过去的社会比较,公藏与私藏有何变化呢?”答:“现在我国是公有制,书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在公家的图书馆。……中国有古籍的图书馆就几百家,我的藏书能排到前十几位。……我知道自己的藏书水准,知道在私藏界,自己是‘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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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书香故人来

我在《双雄》一文中谈到,一九〇八年,二十三岁的陆费逵离开文明书局,进入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他离开商务印书馆,创立中华书局,在商业上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甚至形成中国出版界“双雄并立”的局面。

但陆费逵的那一次辞别,也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结下许多难解难分的恩恩怨怨,诸如在新教科书竞争中的种种冲突,陆费逵与高梦旦家族的姻亲缔结等。许多年后,这样的交错关系一直存在。王云五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君,民前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教育杂志,民元脱离商务,与友人创办中华书局,其与商务旧日当局间自不免有多少芥蒂,实则同业竞争原为不可避免之事,……”

话虽这样说,在几十年间,商务与中华在商场上,或正面冲突,或此消彼长,或如影相随,长期处于竞争状态。最初的教科书之争亦有表现,后来蔓延到各个门类。其主流舆论是说,商务发先声,中华紧紧跟随,但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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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读哪本书——书后的故事

又到辞旧迎新的时候,清理我的读书与写作计划,过去的一年,有一本小书《杖乡集》面世;新的一年会怎样呢?

有一个书稿《中国出版家王云五》,应该在付印中。此稿完成于二〇一四年,历经几番修改。前不久我刚刚为出版社补写“王云五简介”和我的“个人简介”;编辑又指出几处书稿中的错误,比如一处“中正”错为“中山”,“三月”错为“三阅”。我心中赞叹,他们做事认真,确实名不虚传。

有一个专栏“书香故人来”,已经快写到三十篇,此为《辽宁日报》约写,每半个月一篇,题目如《书斋》《书癖》《记异》《专栏》和《女史》等,每篇约三千字,已经写一年多,实在很累,按照计划应该搁笔,准备结集出版。我将文章发给沈昌文先生,邀请他老人家不吝赐序,这样的“规矩”已经持续很多年,我的多本著作如《人书情未了》《这一代的书香》和《前辈》等都是“沈序”。

有一个专题“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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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伯鸿先生——书后的故事

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让我们充满敬意。

姓氏:陆费逵,字伯鸿。陆费是复姓,《百家姓》上没有,明末出现于浙江桐乡。陆费一族本姓费(bi四声),明代时其先祖出嗣舅父陆氏,遂冒陆姓。后费氏一支无嗣,为兼祧两家,改姓陆费。

家世:陆费逵先世自明代中叶以来世居桐乡。七世祖陆费培移居嘉兴郡城,五世祖陆费墀,在乾隆年间出任《四库全书》总教官、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于嘉兴城郊筑枝荫阁,收藏《四库》副本,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此段家事对陆费逵影响至深,后来他创立中华书局,下大气力刊行《四部备要》,即受此牵动。如他在此书《缘起》中写道:“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嚮往之。”一九一五年他曾动念印行《四库全书》,因工程巨大未果。一九二一年中华书局盘进丁辅之聚珍仿宋印书局,丁氏即八千卷楼旧主。两年后陆费逵开始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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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雄——书香故人来

上世纪中叶上溯五十年间,中国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论其竞争者,有名望的出版机构很多,诸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儿童书局等,其中最值得称道者是中华书局。

那时的中国出版界,常让我想到两位文化竞跑者:商务印书馆如领跑的巨人,步履稳健,胜券在握;中华书局如不屈的斗士,顽强追赶,成就卓然。他们时而摩擦,时而并进,时而变换身位,但共同的目标始终未变。

今天人们谈论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往事,赞誉之声很多,疑问之声也不少。单说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业五年,后来因故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原因何在呢?

一九〇八年,陆费逵二十三岁投身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期间著文如《缩短在学年限》《改用阳历》和《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著书如《新编国文教科书》《新编算术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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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书香故人来

 谈到交友,有朋友说,到五十岁年龄,他的朋友圈不再轻易接受陌生人,一是好朋友已经不少,足够他一生享用;再一是来日时光有限,再深交好友的机会已经不多。

是啊,以常情而论,时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常数,五年只是了解,十年则为深交,二十年才是一辈子的朋友。回忆我半生结交朋友,达到二十年以上且不离不弃者,单以“书友”为记,人数实在屈指可数。那么何谓书友呢?我的界定是以书结交,在一起做与书相关的事,且志同道合者,是为书友。这里要剔除一些纯商业性的职业交往。那么随着时间流动,几十年书友聚聚散散,还会剩下谁呢?

先说王辉,他是沈阳日报读书版编辑,笔名大辉。他因为喜欢读辽教社的书而与我交往,我因为喜欢他的读书版,并且时常为其写文章而与他交流,二十几年从未间断。他最喜欢的书是“书趣文丛”和“新世纪万有文库”,还有《万象》杂志,为此他曾写文章《书人俞晓群》,品评我的工作。后来我写文章《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回忆此前编书的往事,王辉又有文章《俞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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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七家——书后的故事

我半生身居书业,那天突然想到,几十年走下来,与七类人物交往最多。我称其为“家”,强调他们是那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出版家:中国近百年出版,如果问:从出版人、出版商到出版家,他们的首要区别是什么呢?近读法国人戴仁著作《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颇受启发。他谈到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出版,一直处于出版、印刷和发行三位一体的状态,法国就不是这样。因此中国出版人不是或不完全是某种思想的传播者,而是产品的制造者和贩卖者。商业性的压力,迫使他们难于走向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我体会,一个出版家的首要条件是知识分子身份的确认。注意: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有文化的人。

作家:还有翻译家。著译者并非都称得上“家”,等而下者还有写手、译手和作者的区分。即使有作品出版,即使他的作品可以转化成商品,甚至畅销,但许多时候,写手依然只是写手,译手依然只是译手。因为他们要想“著译成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才华、情操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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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不寻常的纪念

时逢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不同寻常的纪念,再一次触动中国社会的神经。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欢庆的、追忆的、沉思的、争论的、……种种表情与言说纷纷显现。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商务印书馆从诞生那天起,就与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联系,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心中,留下一个长长的“商务情结”。 正如1933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那一篇《新年的梦想》,封面上有丰子恺漫画:一个赤膊少年坐在水盆边,用肥皂和来苏儿清洗盆中的一个地球仪。献梦者有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夏丏尊、楼适夷和丰子恺等142人,他们洋洋洒洒,挥笔写下244个梦想。如果说有“商务精神”的存在,这一次貌似“盗梦空间”的行为艺术,正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集体表达。

百年以来,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理解愈加深刻。有民族危亡的文化抗争,有东方乌托邦社会形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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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书——书香故人来

所谓出版人,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甄选作者的作品,择其优良者排印成书,向读者推荐。不同的出版机构有不同的选书信誉,商务印书馆善于选择辞书与译著,中华书局善于选择中国古代典籍,人民文学出版社善于选择文学作品,人民出版社善于选择政治读物……一般说来,出版社是选书的第一步,有了他们推荐的书目和产品,才会有后来的作者推介、媒体评介、商家宣传和读者口碑。

按此意义推演,一个出版人,他选书不单是给自己看,更是给大众看。所以他应该兼具两个重要素质:一是选书的良心,再一是选书的能力。就后者而言,选书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出版人本身是选书专家。张元济是出版家,还是版本学第一号人物。王云五说:“菊老平素撝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古都,故不免稍逊傅沅叔(增湘)矣。’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胡道静说,张元济对版本整理有三大贡献:影印出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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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绪帝找书——书香故人来

二〇一四年,我的著作《那一张旧书单》出版,书名取自书中第一篇长文的名字。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述一些名家开列的书单,第一个是“皇帝的书单”,讲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他找寻“新书”的故事。所谓新书,主要是指一些译介海外政治文化的著作。

没想到后来,这段故事竟然引出一位大出版家,并且与一个百年出版企业联系起来。他就是张元济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先生生于一八六七年,一八九二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间,他作为六品官身兼数职: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张先生回忆,当时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领袖。

光绪帝喜欢看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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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名著》九十年——书后的故事

提到商务印书馆,人们张口都是百年以上的数字,像建馆一百二十周年,张元济诞辰一百五十周年,《辞源》编纂一百一十周年。还有金字招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从一九二九年命名,到一九八二年更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今天也有近九十年历史。

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但开始译介世界名著是在一九〇二年之后,即蔡元培、张元济和高梦旦的加盟。最初有“帝国丛书”,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帝国主义》和《各国宪法略》等,还有严复、林纾译著。一九〇八年光绪帝去世前半年,他曾向内务部开列书目,其中多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如《日本宪法说明书》《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和《各国宪法大纲》等,还有“帝国丛书”之《帝国主义》。

一九二一年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他承继前任译书传统,陆续出版《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阿丽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科学大纲》《社会学方法论》(许德珩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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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书稿排队——书后的故事

多年做出版,总结起来有五件难事:找好作者难,找好作品难,找挣钱书难,找挣名书难,最后还有为书稿排队难。

有读者会说,你这“五难”矛盾啊。找到好作者不就找到好作品么?非也。一流作家未必将一流作品给你,他们也会“看人下菜碟”,将最好的作品交给更好的出版社,用他的二三流作品敷衍你。此时你不要责怪作家,要反省自己:如何做得比别人更好,如何提高明辨书稿优劣的能力,如何提高竞争书稿的能力。

还有读者会说,挣钱与挣名不是一回事么?有了钱就会出名,有了名自然会挣钱。唉,哪里有那么简单呢?记得十多年前,极端商业化风靡一时。我参加一个年度颁奖大会,一位思想混乱的老总站在台上,大谈“好书必须挣钱,挣钱的书一定是好书。不挣钱的书坚决不出。”当时有一位青年人站起来请教:“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项目不会挣钱,我们出不出?《我的奋斗》在世界上很畅销,它是什么书?《花花公子》也很畅销,它是好书还是坏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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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书香故人来

当你步入老年,当你陷入回忆的情绪之中时,你会发现,往事像一丛乱发,从少年到老年,由青丝如缕,渐渐步入“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境地;时间又像一位无情的理发师,他一手持梳,一手握刀,几经爬梳,几经翻剪,那一头“记忆的乱发”已经黑白掺杂,满地飘落,所剩不多。

我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几年,亲历亲见的学者、作家可谓多矣。如果以年龄为纪,我结识的作者中,年龄最大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诞生的老人。我与他们相互接触,那一点记忆,始终在脑海中留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面目日渐模糊,往事日渐凋零,想来颇为感伤。现在说几段他们的故事,聊慰情怀:

其一是“国学丛书”编委会。这套书是一九八九年末,由《光明日报》陶铠、李春林和梁刚建三位先生发起,在辽教社出版。一九九〇年二月组成编辑部,成员有葛兆光、王焱、冯统一、陶铠、李春林、梁刚建、俞晓群、刘瑞武和王越男。一九九〇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编委有:王世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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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书标——书后的故事

所谓“书标”,是说一个出版机构每年出版的标志性产品,它往往关乎一个文化企业的品牌建设与生存。

比如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七年竖帜,累计出版图书数量巨大,但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中,每年只列出几套、最多几十册书目。例如:一八九八年,《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还有代印《昌言报》和《格致新报》。一九〇二年,译印《帝国丛书》,包括《明治政党小史》《扬子江》《埃及近世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各国公民公私权考》和《近世陆军》。一九二九年,《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说文解字诂林》和《万有文库》第一集。一九三二年,《四部丛书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幼童文库》和《万有文库》第二集。一九五〇年,《辞源》(改编本)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河上肇著,郭沫若译)。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空白。一九七八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英词典》,还有《爱弥儿》《战争论》《拿破仑时代》和《未来形而上学 导论》。一九九六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七辑四十种)《现代汉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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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后”来了——书后的故事

“九〇后”来了——书后的故事

我组织出版“海豚小精装”随笔系列图书,已经有七年时间。最初是董桥《小品》《橄榄香》和《英华沉浮录》,它们有“当代中国第一散文”的美誉。直到王强《书蠹牛津消夏记》、韦力《琼琚集》《上书房行走》和《硃痕探骊》,两位藏书家中西互照,也将“海豚小精装”的影响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两年前我曾以年龄为序,从“三〇后”到“八〇后”,一口气写下多篇文章,用一个个人物故事,串起这个时代笔墨传承的一缕流光。他们都是书写随笔的高手,我为他们出版漂亮的集子,回忆与他们交往的日子,积年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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