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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毁了我——书后的故事

近日王强旧著《读书毁了我》将出新版,他约我写一篇序言,勾起我对这部书的一些记忆。

王强文章惊艳,但文字不多,落笔与出版都极其谨慎。这部《读书毁了我》已在坊间长销多年,名声不小。其前身为二〇〇〇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书之爱》(世界知识出版社),“新东方学校文丛”中一种。那套书开本很小,《书之爱》一册甫一面市,立即显示出不同反响。沈昌文先生曾拿着这本小书,大肆张扬作者有学识、有见识、有功力,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王强”真身,一方面按照书中提到的书目开始找书,安排我们出版。那时我正在辽宁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沈公建议收入“反乌托邦三部曲”,翻译出版查·德·柏利《书之爱》等,都是从王强小书中得到启示。

书不在小,影响力渐起,海外购买版权,国内也有修订版推出,且将《书之爱》更名曰《读书毁了我》。据言新书名是时任中信图书策划的徐晓女史所赐,它看上去有些“标题党”,实则一个“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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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的《万象》——书后的故事

一九九八年末创刊的《万象》杂志早已经远去,时而还会在我的梦中出现,星星点点的情节,比现实中的记忆还要清晰。

睡梦中,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老坊主沈昌文没有变化,虽年近九十,还是背着一个大书包四处游逛。中午一瓶啤酒,一碗羊杂,面色绯红,目光炯炯;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购书、上网都不耽误。小坊主陆灏迷粉如昨,英俊如今,只是减几分公子遗风,添些许大王气势。眼下他钟情两个藏家、两个书房,一对夫妻、一双佳作,都是什么?还有什么?新时代,容我慢慢道来。

睡梦中,忘不了二〇〇一年香港贾子祺为《万象》定义:“一本脂粉气和尸腐气俱备的新‘旧杂志’。”当时沈公慌了,我们安慰他“被敌人反对不是坏事”;后来沈公发现,贾兄不但骂《万象》,还骂《读书》,他才安静下来。

睡梦中,忘不了贾子祺说:“总算沈昌文从《读书》的班底中挖了几块老姜。”第一块老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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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书香故人来

回忆我的写作生涯,从未用过笔名。如果非要较真,早年中学毕业到农村务农,几个年轻人心血来潮,刻钢板办一个小报,每期只有十六开对开两页,单面印刷。我们在上面写诗歌、短文,逢年过节还会套色印刷。在那个小报上,我们发表文章都起笔名,其中必须落一个“农”字,比如为农、建农,我是“乐农”。

此后进入出版界,虽然喜欢写作,从来都用本名。有言“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却没有那样的豪气。只是私下想,本来写文章就费劲,唯恐人家不知道,哪还有用“笔名”的心思。这些年网络生存来袭,所有上网的人几乎都有网名,其形式类似于笔名,我却一开始就实名上网,时常遭到蒙面者詈骂,我厚着脸皮,硬挺过来。也是我的文字藏头缩尾、不见锋芒,不值得水军、暴徒们围攻;再者不管对方说什么,我都咬着一句话:“问好!”这招很灵,一般都会平息对方的怒气,因为更多的时候,骂人者自己都不知道怒从何来,何况还有“礼多人不怪”的说法呢。

好吧,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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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年前的梦想——书后的故事

新年伊始,许多媒体在征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勾起我复述八十五年前那段著名故事的欲望:

一九一四年经张元济批准,年仅十八岁的胡愈之进入商务印书馆做实习生。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人炸毁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停刊;当年十月十六日《东方杂志》复刊,总经理王云五任命胡愈之为杂志主编。胡愈之接手主编不久,即组织一次“新年梦想”征文活动,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你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其二,你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征文将发表在翌年《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

胡愈之是有号召力的,他在发出的四百多封征稿信中写道:“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就这样,他请来一百四十二位献梦者,有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夏丏尊、楼适夷和丰子恺等。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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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先生的情操——书后的故事

过去的一年中,几次陪伴韦力先生签售新著,几次聆听他与听众对话。韦先生回答问题不卑不亢,心胸坦荡,谈吐平和,称他贵族精神,或士大夫精神,都不为过。事后我时常感叹:当今之世,如此文化传统,如此华夏人物,多已丢失殆尽或存之寥寥。有韦先生存在,真是难得。本文略取几条共赏:

问:“藏书能赚钱吗?”答:“今天的观念和古代社会多有不同,古人要努力学习,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有钱后反哺于文化,其中包括藏书,官、权、钱和书,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今天,这样的链条已断裂,那个传统体系已不成立。”按:百年以来,自上而下的传统构建遭到质疑与破坏,重建的迷茫与拖延,还会使整个社会丢失对文化的掌握与尊重。

问:“与过去的社会比较,公藏与私藏有何变化呢?”答:“现在我国是公有制,书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在公家的图书馆。……中国有古籍的图书馆就几百家,我的藏书能排到前十几位。……我知道自己的藏书水准,知道在私藏界,自己是‘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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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书香故人来

我在《双雄》一文中谈到,一九〇八年,二十三岁的陆费逵离开文明书局,进入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他离开商务印书馆,创立中华书局,在商业上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甚至形成中国出版界“双雄并立”的局面。

但陆费逵的那一次辞别,也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结下许多难解难分的恩恩怨怨,诸如在新教科书竞争中的种种冲突,陆费逵与高梦旦家族的姻亲缔结等。许多年后,这样的交错关系一直存在。王云五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君,民前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教育杂志,民元脱离商务,与友人创办中华书局,其与商务旧日当局间自不免有多少芥蒂,实则同业竞争原为不可避免之事,……”

话虽这样说,在几十年间,商务与中华在商场上,或正面冲突,或此消彼长,或如影相随,长期处于竞争状态。最初的教科书之争亦有表现,后来蔓延到各个门类。其主流舆论是说,商务发先声,中华紧紧跟随,但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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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读哪本书——书后的故事

又到辞旧迎新的时候,清理我的读书与写作计划,过去的一年,有一本小书《杖乡集》面世;新的一年会怎样呢?

有一个书稿《中国出版家王云五》,应该在付印中。此稿完成于二〇一四年,历经几番修改。前不久我刚刚为出版社补写“王云五简介”和我的“个人简介”;编辑又指出几处书稿中的错误,比如一处“中正”错为“中山”,“三月”错为“三阅”。我心中赞叹,他们做事认真,确实名不虚传。

有一个专栏“书香故人来”,已经快写到三十篇,此为《辽宁日报》约写,每半个月一篇,题目如《书斋》《书癖》《记异》《专栏》和《女史》等,每篇约三千字,已经写一年多,实在很累,按照计划应该搁笔,准备结集出版。我将文章发给沈昌文先生,邀请他老人家不吝赐序,这样的“规矩”已经持续很多年,我的多本著作如《人书情未了》《这一代的书香》和《前辈》等都是“沈序”。

有一个专题“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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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伯鸿先生——书后的故事

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让我们充满敬意。

姓氏:陆费逵,字伯鸿。陆费是复姓,《百家姓》上没有,明末出现于浙江桐乡。陆费一族本姓费(bi四声),明代时其先祖出嗣舅父陆氏,遂冒陆姓。后费氏一支无嗣,为兼祧两家,改姓陆费。

家世:陆费逵先世自明代中叶以来世居桐乡。七世祖陆费培移居嘉兴郡城,五世祖陆费墀,在乾隆年间出任《四库全书》总教官、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于嘉兴城郊筑枝荫阁,收藏《四库》副本,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此段家事对陆费逵影响至深,后来他创立中华书局,下大气力刊行《四部备要》,即受此牵动。如他在此书《缘起》中写道:“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嚮往之。”一九一五年他曾动念印行《四库全书》,因工程巨大未果。一九二一年中华书局盘进丁辅之聚珍仿宋印书局,丁氏即八千卷楼旧主。两年后陆费逵开始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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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雄——书香故人来

上世纪中叶上溯五十年间,中国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论其竞争者,有名望的出版机构很多,诸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儿童书局等,其中最值得称道者是中华书局。

那时的中国出版界,常让我想到两位文化竞跑者:商务印书馆如领跑的巨人,步履稳健,胜券在握;中华书局如不屈的斗士,顽强追赶,成就卓然。他们时而摩擦,时而并进,时而变换身位,但共同的目标始终未变。

今天人们谈论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往事,赞誉之声很多,疑问之声也不少。单说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业五年,后来因故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原因何在呢?

一九〇八年,陆费逵二十三岁投身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期间著文如《缩短在学年限》《改用阳历》和《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著书如《新编国文教科书》《新编算术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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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书香故人来

 谈到交友,有朋友说,到五十岁年龄,他的朋友圈不再轻易接受陌生人,一是好朋友已经不少,足够他一生享用;再一是来日时光有限,再深交好友的机会已经不多。

是啊,以常情而论,时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常数,五年只是了解,十年则为深交,二十年才是一辈子的朋友。回忆我半生结交朋友,达到二十年以上且不离不弃者,单以“书友”为记,人数实在屈指可数。那么何谓书友呢?我的界定是以书结交,在一起做与书相关的事,且志同道合者,是为书友。这里要剔除一些纯商业性的职业交往。那么随着时间流动,几十年书友聚聚散散,还会剩下谁呢?

先说王辉,他是沈阳日报读书版编辑,笔名大辉。他因为喜欢读辽教社的书而与我交往,我因为喜欢他的读书版,并且时常为其写文章而与他交流,二十几年从未间断。他最喜欢的书是“书趣文丛”和“新世纪万有文库”,还有《万象》杂志,为此他曾写文章《书人俞晓群》,品评我的工作。后来我写文章《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回忆此前编书的往事,王辉又有文章《俞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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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七家——书后的故事

我半生身居书业,那天突然想到,几十年走下来,与七类人物交往最多。我称其为“家”,强调他们是那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出版家:中国近百年出版,如果问:从出版人、出版商到出版家,他们的首要区别是什么呢?近读法国人戴仁著作《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颇受启发。他谈到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出版,一直处于出版、印刷和发行三位一体的状态,法国就不是这样。因此中国出版人不是或不完全是某种思想的传播者,而是产品的制造者和贩卖者。商业性的压力,迫使他们难于走向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我体会,一个出版家的首要条件是知识分子身份的确认。注意: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有文化的人。

作家:还有翻译家。著译者并非都称得上“家”,等而下者还有写手、译手和作者的区分。即使有作品出版,即使他的作品可以转化成商品,甚至畅销,但许多时候,写手依然只是写手,译手依然只是译手。因为他们要想“著译成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才华、情操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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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不寻常的纪念

时逢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不同寻常的纪念,再一次触动中国社会的神经。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欢庆的、追忆的、沉思的、争论的、……种种表情与言说纷纷显现。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商务印书馆从诞生那天起,就与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联系,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心中,留下一个长长的“商务情结”。 正如1933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那一篇《新年的梦想》,封面上有丰子恺漫画:一个赤膊少年坐在水盆边,用肥皂和来苏儿清洗盆中的一个地球仪。献梦者有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夏丏尊、楼适夷和丰子恺等142人,他们洋洋洒洒,挥笔写下244个梦想。如果说有“商务精神”的存在,这一次貌似“盗梦空间”的行为艺术,正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集体表达。

百年以来,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理解愈加深刻。有民族危亡的文化抗争,有东方乌托邦社会形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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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书——书香故人来

所谓出版人,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甄选作者的作品,择其优良者排印成书,向读者推荐。不同的出版机构有不同的选书信誉,商务印书馆善于选择辞书与译著,中华书局善于选择中国古代典籍,人民文学出版社善于选择文学作品,人民出版社善于选择政治读物……一般说来,出版社是选书的第一步,有了他们推荐的书目和产品,才会有后来的作者推介、媒体评介、商家宣传和读者口碑。

按此意义推演,一个出版人,他选书不单是给自己看,更是给大众看。所以他应该兼具两个重要素质:一是选书的良心,再一是选书的能力。就后者而言,选书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出版人本身是选书专家。张元济是出版家,还是版本学第一号人物。王云五说:“菊老平素撝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古都,故不免稍逊傅沅叔(增湘)矣。’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胡道静说,张元济对版本整理有三大贡献:影印出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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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绪帝找书——书香故人来

二〇一四年,我的著作《那一张旧书单》出版,书名取自书中第一篇长文的名字。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述一些名家开列的书单,第一个是“皇帝的书单”,讲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他找寻“新书”的故事。所谓新书,主要是指一些译介海外政治文化的著作。

没想到后来,这段故事竟然引出一位大出版家,并且与一个百年出版企业联系起来。他就是张元济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先生生于一八六七年,一八九二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间,他作为六品官身兼数职: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张先生回忆,当时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领袖。

光绪帝喜欢看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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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名著》九十年——书后的故事

提到商务印书馆,人们张口都是百年以上的数字,像建馆一百二十周年,张元济诞辰一百五十周年,《辞源》编纂一百一十周年。还有金字招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从一九二九年命名,到一九八二年更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今天也有近九十年历史。

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但开始译介世界名著是在一九〇二年之后,即蔡元培、张元济和高梦旦的加盟。最初有“帝国丛书”,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帝国主义》和《各国宪法略》等,还有严复、林纾译著。一九〇八年光绪帝去世前半年,他曾向内务部开列书目,其中多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如《日本宪法说明书》《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和《各国宪法大纲》等,还有“帝国丛书”之《帝国主义》。

一九二一年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他承继前任译书传统,陆续出版《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阿丽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科学大纲》《社会学方法论》(许德珩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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