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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读书——答《藏书报》采访

二〇二〇年元旦前两天,《藏书报》主编王雪霞女史打来电话,希望能做一个采访。此时我正在写一篇长文《正史中的鬼》,此文整整折磨我一个多月,期间还要处理草鹭公司的一些事情,比如去上海操办“王强藏书品鉴会”,在北京研究“草鹭微店”的岁末活动,落实明年草鹭特装书的重点项目等,还要应付每周每月的专栏文章,确实有些吃不消。所以无论是谁约我相会,无论是谁让我去做什么光彩的事情,我都没有心思,尽力推脱;回答电话时,时常也会有些心不在焉。在此一并致歉。

 

我已经退休两年多了,业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已经离我渐行渐远。况且离职时,我曾经为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去做顾问、讲座、余热一类事情;绝不主动打扰过去职场的朋友圈;绝不为离职而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冷落,表现出半点抱怨的情绪。其实我天性中就有“被冷落”的癖好,生活环境越是冷清、越是孤独,我的内心中越会产生某种莫名的快慰。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做集团老总时,周末我也会来到办公室,反锁上门,一闷就是两天。我在那里读书写作,没有必要接触人,因为寻找思考问题的路径有网络,寻找阅读资料有满架的图书,寻找缺失的书可以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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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与总编辑——编辑学刊

出版人的身份认定,往往来自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比如总编辑与编辑,他们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的关系,也是一种选题组织者与参与者、执行者的关系。由此推断,有才华的编辑,未来就会成为总编辑;总编辑的水平,一定在编辑之上云云。这些观念不是错,而是要有更全面的思考。

 

其一,编辑与总编辑,分工不同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昌文先生在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吕叔湘先生写信给沈先生,其中论及编辑与总编辑的关系:“总编辑与编辑不同,总编辑管大事,一篇稿子用不用,有什么地方不妥要请作者修改等等。编辑就得逐行逐字读下去,大问题小毛病全得管。所以,根据外面对《读书》的评价,您的总编辑还是很不错的。但愿能顺手培养几个得力的助手,鼓励他们努力自学,愿意钻哪门钻哪门,罗竹风说编辑就是杂家。”吕先生身份,不但是语言学家,还曾任语文出版社社长,他拿沈先生的工作说事儿,对编辑与总编辑的身份加以定位,讲工作分工,说得非常有道理。

 

其二,编辑与总编辑,两者是互学相长的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中学教师的张中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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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梁的书香

时至岁末,总结笔下历史人物,有一个家族的故事,令我几番感叹:那是南朝时期的一个时代,有一个皇室家族,立国不过五十五年就灭亡了。正史本纪中,记载了他们的皇帝,也不过四位。但那个王朝,又被称为历史上最有文化风采的时代,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甚至不逊于盛唐与北宋。当时的大学问家,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昭明文选》之萧统、《宋书》之沈约、《南齐书》之萧子显、《文心雕龙》之刘勰、《诗品》之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庾信、吴均、刘昭、刘峻、陶弘景。常言六朝烟雨,这一朝更让人久久难忘。

 

它就是南朝时期的梁朝,史称南梁或萧梁。需要提到的人物是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还有昭明太子萧统。正史《梁书》与《南史》中有他们的纪传,与廿五史中的历代帝王比较,相似之处是一致的神化;不同之处,却是萧氏皇族读书与撰述的传统。这样的风度,说是家积缥缃,史记他们的先祖萧何,出身不过是秦时的一位县吏;汉时萧何暴得大名,其才华也在“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餽,不绝粮道”。说是时代使然,那一定是南朝文化的底色了。

 

正史之中,记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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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与尊经——常识辞典

本文所言经书,主谈中国古代儒学经典,如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有《易经》《诗经》《书经》《礼经》《孝经》《春秋经》云云。它们经过数千年时光,一直为历代读书人推崇。

经书被誉为圣人之书,正如《宋史·田锡传》有记,田锡在《御览》序文中写道:“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源。”再有,南北朝颜之推《家训治家》写道:“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经书被称为至善之书,《魏书·李先传》有记,北魏太祖拓跋珪问李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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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与畏史——常识辞典

明代吕坤,面对当时书籍混乱的现象,将图书分为九类:全书、要书、赘书、经世之书、益人之书、无用之书、病道之书、杂道之书和败俗之书。其中“全书”只有两部:《十三经注疏》与《二十一史》,列为群书之首。本文按下经书不表,先说史书的故事。

在经史子集中,史书登堂入室,始见于三国刘备与孙权的两段故事。刘备去世前,给儿子刘禅留下遗言,其中包括一个书单,有《汉书》;孙权与大将吕蒙等人,谈自己的读书经历,也列出一个书单,包括“三史”。章炳麟先生说:“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

在先儒的观念中,读史有多重要呢?我们接着听章先生的观点:“人不习史,端者不过为乡里善人,庸者则务在衣食室家,而尚奇者或为乱政之魁,清末至今,其弊可见。”章先生这段话说得很重,但并非独家之见。如明末清初魏禧,曾在《里言》中写道:“人不可不读史,未读时,觉自己尽高,七尺之躯昂然独上。及见前代人物,忽不觉矮矬极了,大地之宽,竟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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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基础

在职场上,图书编辑一职不算热门,但每年投身其中的年轻人不少。经常有人会问,从事编辑工作的基础是什么呢?对此答案很多。如果做一点极简的思考,我想无非有两个必备的基础条件:一是学识,再一是社交能力。

这里的学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学历或曰基础知识,这些年大学教育日渐进步,高学历的学生纷纷步入出版行业,总体是一个好现象。学习好的孩子,师训好的孩子,性格好的孩子,做起出版来上路快,工作中可以省去很多的烦恼。二是职业训练,也是职业基础,无论你未来做案头编辑、策划编辑,还是做统筹编辑、总编辑,做初审、复审、终审,甚至做出版社的大领导,有职业的基本功训练,你才敢说话,别人才能够听你说话、听懂你说话。出版业行话太多,外行进来,不知道三审三校,不知道核红付型,不知道字型字号,不知道护封腰封,不知道天头地脚、勒口环衬、毛边光边、封一封二封三封四,那就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大型综合集团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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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与多疑——常识辞典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引张潮《幽梦影》名句:“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此时又想到刘向《说苑》中,晋平公与师旷的一段对话。平公说:“我七十岁还想读书,恐怕已经太晚了。”师旷说:“晚了?为什么不点蜡烛?”平公说:“你身为人臣,怎能这样说话,戏笑君王呢?”师旷说:“盲臣怎敢开君王的玩笑呢?我听说,少年好学,好像早上的太阳;中年好学,好像中午的太阳;老年好学,好像点着蜡烛的明亮。在烛光中行走,与在黑暗中行走比较,哪个更好呢?(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说:“你说得真好啊。”

更让我受益的事情,还有我的专栏文章陆续发表后,前辈、友朋及读者的反馈。他们或有感而品评,或带着问题与我交流、商榷,令我至为快慰,由此想到“疑问”二字,在读书生活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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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啊,更像是一个不可清晰化的暗箱

二〇一七年十月,我从海豚出版社退休。转眼之间,已经有整整两年的光景。记得离职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渐渐静下来,我回到书桌前,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读写计划,重新布置日常的作息时间:不用再为朝九晚五而失眠、疲惫,不用再在工作之余伏案读书、撰写文章。此时在我的眼里,阳光与月光、星光,都显得那么温柔。尤其是我这个骨子里喜欢独处的人,似乎有了放飞身心的感觉。

 

但很快问题来了。

 

突然,某一天深夜,我在沉睡中一个翻身,顿觉天旋地转。我挣扎着扭开床头灯,却不敢睁开眼睛。怎么了?我病了么?

 

此时,夜,死一般的寂静。瞬间我有点恐惧,但很快镇静下来。怕什么?记忆中,我自成年以来,从未真正病倒过,从未为病患过分打扰别人,大多数的时候,我是在帮助别人、帮助老幼。此时,我也不想打扰他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种种思绪,绵绵而来:又是颈椎出了问题吧?人的生命,竟然如此脆弱?人类健康的时钟,真是以六十岁作为一个节点么?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常识中生存,现在我观念中,需要添加哪些新的生活常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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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读与晚记——常识辞典

前文《早读与早记》,谈到许多读书大家的观点,总结起来,少年读书大约有三大优势:一是记忆力好,有生理因素,所以读书能够记得牢;二是心理纯净,很少有杂念,且免于外界干扰,所以读书能够专心;三是时间充裕,精力充沛,所以读书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所谓“童子功”的训练与养成,正是以此作为基础。再者,少年读书有两大劣势:一是知识准备少,识字少,所以读书的范围受到限制;二是理解力差,自主性差,所以读书的目的性受到限制。

 

成年读书,时间界定在二十岁以后。此前没有认真读书的人,此后还有补救的可能么?再想练童子功是不可能了,比如记忆力,再想像幼童时代那样过目能诵,终生不忘,怎么可能呢?但补救的办法还是有的,成年人也有增强记忆的解决方案。清代姚鼐在《与陈定明书》中即写道:“凡书少时未读,中年阅之便恐难记,必随手抄纂。退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固古今为学之定法也。”此中“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一句,出自唐代韩愈《进学解》:“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姚鼐说,这是古今为学的定法;其实也是为早年读书不精的人,指出一条补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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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读与早记——常识辞典

一个人的读书体验,从少年、成年到老年,是大不相同的。清代张潮《幽梦影》中的喻说最为生动:“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早年读书,起于何时呢?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汉书·东方朔传》有记:东方朔“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蔡元培从十余岁开始读书,直至六十岁,“无一日不读点书”云云。

 

综上可见,前人开蒙读书,大体在十岁左右。他们有早晚之别,但天资不同,悟性不同,读书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比如,清代大学问家阎若璩,他六岁入小学,“读书千遍,不能背诵”;戴震“十岁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

 早年读书,止于何时呢?在前人的观念中,大抵以二十岁作为一个节点。如清代夏之蓉在《丙子六秩自述》中写道:“年十九,吾父见背,家道中落,益刻苦学问。《周易》《尚书》《三礼》一钞,《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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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展,让我迷恋的八个理由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在上海理工大学参加“沪江草鹭书籍装帧研究中心”成立活动,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一是网上有评论说,能够聚集多位海内外书装与藏书界的大腕,如吕敬人、王强和英国书籍装帧家Mark Cockram等莅临上海,可见这座城市与学府的魅力;再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先生前来祝贺,他在发言中谈到,有这么好的项目落户上海,实在是上海出版界的幸事。他还说:“这让我回忆起五年前,俞晓群为第十一届上海书展写的那篇文章《书展,为上海文化增添记忆》,至今使我感动。我们真心欢迎能有更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创意与激情,来上海创业、做事。”

现在,第十六届上海书展临近。当我的思绪如以往一样,再度迈入“书展模式”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脑海中,种种往事历历如昨,新鲜生动;件件新思纷纷呈现,充实诱人。此时,我又想起许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多来上海做事吧,那里是你的福地。

确实,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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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风格

出版做久了,一定会产生某种风格。不同的师承,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工作流程,产生的结果也会不同。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对于出版风格的选择与实践,有三段经历值得记忆。

 

一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最初模仿的是三联书店的风格,那当然是沈昌文先生退休后,参与辽教社选题策划的结果。标志性的产品有“书趣文丛”六十册,那是三联“读书文丛”的伴生物,或称副产品。接着又有《万象》杂志和“万象书坊”,都是三联风格十足,准确一点说,是沈昌文的十足风格。再融入陆灏的风格,陆的身后又有一大批海派人物如柯灵、黄裳、周劭、陈子善、傅杰云云。进一步思考,沈氏一半京派一半海派,号称在京海派;陆氏一半海派一半沈派,号称在沪沈派。那时将他们的文化风格移植到北方辽宁,竟然兴旺一时;再附以辽教社其他门类图书的兴起,最终构成辽教社的风格。

 

但一个企业的风格还有真伪之分,落地生根者谓之真,短暂繁荣者谓之伪。无论如何,一个好的风格,即使它只是在某处暂时栖身,即使它落地而未生根,也会在那里留下缕缕余香。比如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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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

《辽宁日报》记者高爽采访记录。

 对“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基于对普通阅读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大家对经典作品的敬意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又有些望而生畏。相比于一般的阅读物,经典阅读对读者知识水平和阅读能力的要求显然要更高一些,但同时,它们给予读者的滋养也会更多。

 在这个系列报道的最后一期,我们采访了三位著名学者俞晓群、田松、江晓原,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高建树,而且在推动大众阅读上也颇有心得。什么是经典?有没有具有普适性的大众经典?如何提高阅读经典的能力?希望他们的辨析能够让读者与经典的距离更近些。

 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

 文|俞晓群

在编“新万有文库”时,我曾经请教过陈原先生:什么样的书可以列入经典?

 他说,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存留价值。存留价值谁来界定?一个是专家界定,一个是大众界定,也就是市场界定。例如《红楼梦》,谁都不能否认它的存留价值。要说被大众接受的经典,考验它的就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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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思故乡

转眼之间,我离开沈阳到北京工作,已经有十年的光景。其实入京之前,我在沈阳从事出版二十多年,几乎每一、二个月都要去北京。京沈两地相距六百多公里,老话讲“里七外八”,说的是以山海关为界,沈阳到山海关有八百里,山海关到北京还有七百里,实在不算远。所以我最初举家迁往北京时,并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

 

几年过去,有一天我蓦然发现,不自觉间,在我的话语中,沈阳已经被另一个名词所代替,那就是故乡;还有那么多熟悉的沈阳人,他们也都成了故人。沈阳,一个我生活五十多年的地方,无论何时想起,它都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难道只是这一步迈出去,一切都变成了故旧的记忆?说来故乡与离乡是一对相伴而生的词语,只有离开家乡之后,故乡的概念才会在你的心中生长起来,并且离乡愈久,那样的感觉也会愈加浓烈,这是我亲身的体验。

 

在新的环境中,我已经是一个异乡人。经常会有人问:你是哪儿人啊?你是东北人吧?再进一步,人家会分析你的身世:你的父亲是南方人,母亲是北方人,你在沈阳长大,你永远操着一口平翘不分的沈阳话,还有一种爽直的性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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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志札记——五行家

班固创立《五行志》,也会让人联想到,那时流行的诸家学问之中,是否有五行一家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史记·日者列传》中,褚少孙补写诸多占家名目,记载了一段占验吉凶的故事,说的是汉武帝时曾聚会各路占家,问他们某日可以娶妻吗?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参与了占验,众说不一。最终他们听取了五行家的意见,认为可以娶妻。所谓“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1

 那么,这里的“五行家”,就是精通班固《五行志》一类内容的那一干人物吗?应该不是,或曰不完全是。《汉书·艺文志》记有五行家,称其“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接着还有定义写道:“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2将此说与《汉书·五行志》对照,内容大体一致。不过观其书目,虽然书的内容多已失传,仅看标题,在班固《五行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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