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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伯鸿先生——书后的故事

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让我们充满敬意。

姓氏:陆费逵,字伯鸿。陆费是复姓,《百家姓》上没有,明末出现于浙江桐乡。陆费一族本姓费(bi四声),明代时其先祖出嗣舅父陆氏,遂冒陆姓。后费氏一支无嗣,为兼祧两家,改姓陆费。

家世:陆费逵先世自明代中叶以来世居桐乡。七世祖陆费培移居嘉兴郡城,五世祖陆费墀,在乾隆年间出任《四库全书》总教官、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于嘉兴城郊筑枝荫阁,收藏《四库》副本,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此段家事对陆费逵影响至深,后来他创立中华书局,下大气力刊行《四部备要》,即受此牵动。如他在此书《缘起》中写道:“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嚮往之。”一九一五年他曾动念印行《四库全书》,因工程巨大未果。一九二一年中华书局盘进丁辅之聚珍仿宋印书局,丁氏即八千卷楼旧主。两年后陆费逵开始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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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雄——书香故人来

上世纪中叶上溯五十年间,中国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论其竞争者,有名望的出版机构很多,诸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儿童书局等,其中最值得称道者是中华书局。

那时的中国出版界,常让我想到两位文化竞跑者:商务印书馆如领跑的巨人,步履稳健,胜券在握;中华书局如不屈的斗士,顽强追赶,成就卓然。他们时而摩擦,时而并进,时而变换身位,但共同的目标始终未变。

今天人们谈论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往事,赞誉之声很多,疑问之声也不少。单说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一八八六——一九四一),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业五年,后来因故自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原因何在呢?

一九〇八年,陆费逵二十三岁投身商务印书馆,很快显露才华,期间著文如《缩短在学年限》《改用阳历》和《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著书如《新编国文教科书》《新编算术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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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书香故人来

 谈到交友,有朋友说,到五十岁年龄,他的朋友圈不再轻易接受陌生人,一是好朋友已经不少,足够他一生享用;再一是来日时光有限,再深交好友的机会已经不多。

是啊,以常情而论,时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常数,五年只是了解,十年则为深交,二十年才是一辈子的朋友。回忆我半生结交朋友,达到二十年以上且不离不弃者,单以“书友”为记,人数实在屈指可数。那么何谓书友呢?我的界定是以书结交,在一起做与书相关的事,且志同道合者,是为书友。这里要剔除一些纯商业性的职业交往。那么随着时间流动,几十年书友聚聚散散,还会剩下谁呢?

先说王辉,他是沈阳日报读书版编辑,笔名大辉。他因为喜欢读辽教社的书而与我交往,我因为喜欢他的读书版,并且时常为其写文章而与他交流,二十几年从未间断。他最喜欢的书是“书趣文丛”和“新世纪万有文库”,还有《万象》杂志,为此他曾写文章《书人俞晓群》,品评我的工作。后来我写文章《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回忆此前编书的往事,王辉又有文章《俞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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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七家——书后的故事

我半生身居书业,那天突然想到,几十年走下来,与七类人物交往最多。我称其为“家”,强调他们是那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出版家:中国近百年出版,如果问:从出版人、出版商到出版家,他们的首要区别是什么呢?近读法国人戴仁著作《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颇受启发。他谈到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出版,一直处于出版、印刷和发行三位一体的状态,法国就不是这样。因此中国出版人不是或不完全是某种思想的传播者,而是产品的制造者和贩卖者。商业性的压力,迫使他们难于走向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我体会,一个出版家的首要条件是知识分子身份的确认。注意: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有文化的人。

作家:还有翻译家。著译者并非都称得上“家”,等而下者还有写手、译手和作者的区分。即使有作品出版,即使他的作品可以转化成商品,甚至畅销,但许多时候,写手依然只是写手,译手依然只是译手。因为他们要想“著译成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才华、情操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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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不寻常的纪念

时逢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不同寻常的纪念,再一次触动中国社会的神经。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欢庆的、追忆的、沉思的、争论的、……种种表情与言说纷纷显现。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商务印书馆从诞生那天起,就与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联系,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心中,留下一个长长的“商务情结”。 正如1933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那一篇《新年的梦想》,封面上有丰子恺漫画:一个赤膊少年坐在水盆边,用肥皂和来苏儿清洗盆中的一个地球仪。献梦者有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夏丏尊、楼适夷和丰子恺等142人,他们洋洋洒洒,挥笔写下244个梦想。如果说有“商务精神”的存在,这一次貌似“盗梦空间”的行为艺术,正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集体表达。

百年以来,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理解愈加深刻。有民族危亡的文化抗争,有东方乌托邦社会形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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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书——书香故人来

所谓出版人,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甄选作者的作品,择其优良者排印成书,向读者推荐。不同的出版机构有不同的选书信誉,商务印书馆善于选择辞书与译著,中华书局善于选择中国古代典籍,人民文学出版社善于选择文学作品,人民出版社善于选择政治读物……一般说来,出版社是选书的第一步,有了他们推荐的书目和产品,才会有后来的作者推介、媒体评介、商家宣传和读者口碑。

按此意义推演,一个出版人,他选书不单是给自己看,更是给大众看。所以他应该兼具两个重要素质:一是选书的良心,再一是选书的能力。就后者而言,选书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出版人本身是选书专家。张元济是出版家,还是版本学第一号人物。王云五说:“菊老平素撝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古都,故不免稍逊傅沅叔(增湘)矣。’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胡道静说,张元济对版本整理有三大贡献:影印出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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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绪帝找书——书香故人来

二〇一四年,我的著作《那一张旧书单》出版,书名取自书中第一篇长文的名字。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述一些名家开列的书单,第一个是“皇帝的书单”,讲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他找寻“新书”的故事。所谓新书,主要是指一些译介海外政治文化的著作。

没想到后来,这段故事竟然引出一位大出版家,并且与一个百年出版企业联系起来。他就是张元济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先生生于一八六七年,一八九二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间,他作为六品官身兼数职: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张先生回忆,当时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领袖。

光绪帝喜欢看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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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名著》九十年——书后的故事

提到商务印书馆,人们张口都是百年以上的数字,像建馆一百二十周年,张元济诞辰一百五十周年,《辞源》编纂一百一十周年。还有金字招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从一九二九年命名,到一九八二年更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今天也有近九十年历史。

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但开始译介世界名著是在一九〇二年之后,即蔡元培、张元济和高梦旦的加盟。最初有“帝国丛书”,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帝国主义》和《各国宪法略》等,还有严复、林纾译著。一九〇八年光绪帝去世前半年,他曾向内务部开列书目,其中多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如《日本宪法说明书》《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和《各国宪法大纲》等,还有“帝国丛书”之《帝国主义》。

一九二一年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他承继前任译书传统,陆续出版《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阿丽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科学大纲》《社会学方法论》(许德珩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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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书稿排队——书后的故事

多年做出版,总结起来有五件难事:找好作者难,找好作品难,找挣钱书难,找挣名书难,最后还有为书稿排队难。

有读者会说,你这“五难”矛盾啊。找到好作者不就找到好作品么?非也。一流作家未必将一流作品给你,他们也会“看人下菜碟”,将最好的作品交给更好的出版社,用他的二三流作品敷衍你。此时你不要责怪作家,要反省自己:如何做得比别人更好,如何提高明辨书稿优劣的能力,如何提高竞争书稿的能力。

还有读者会说,挣钱与挣名不是一回事么?有了钱就会出名,有了名自然会挣钱。唉,哪里有那么简单呢?记得十多年前,极端商业化风靡一时。我参加一个年度颁奖大会,一位思想混乱的老总站在台上,大谈“好书必须挣钱,挣钱的书一定是好书。不挣钱的书坚决不出。”当时有一位青年人站起来请教:“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项目不会挣钱,我们出不出?《我的奋斗》在世界上很畅销,它是什么书?《花花公子》也很畅销,它是好书还是坏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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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书香故人来

当你步入老年,当你陷入回忆的情绪之中时,你会发现,往事像一丛乱发,从少年到老年,由青丝如缕,渐渐步入“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境地;时间又像一位无情的理发师,他一手持梳,一手握刀,几经爬梳,几经翻剪,那一头“记忆的乱发”已经黑白掺杂,满地飘落,所剩不多。

我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几年,亲历亲见的学者、作家可谓多矣。如果以年龄为纪,我结识的作者中,年龄最大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诞生的老人。我与他们相互接触,那一点记忆,始终在脑海中留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面目日渐模糊,往事日渐凋零,想来颇为感伤。现在说几段他们的故事,聊慰情怀:

其一是“国学丛书”编委会。这套书是一九八九年末,由《光明日报》陶铠、李春林和梁刚建三位先生发起,在辽教社出版。一九九〇年二月组成编辑部,成员有葛兆光、王焱、冯统一、陶铠、李春林、梁刚建、俞晓群、刘瑞武和王越男。一九九〇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编委有:王世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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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书标——书后的故事

所谓“书标”,是说一个出版机构每年出版的标志性产品,它往往关乎一个文化企业的品牌建设与生存。

比如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七年竖帜,累计出版图书数量巨大,但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中,每年只列出几套、最多几十册书目。例如:一八九八年,《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还有代印《昌言报》和《格致新报》。一九〇二年,译印《帝国丛书》,包括《明治政党小史》《扬子江》《埃及近世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各国公民公私权考》和《近世陆军》。一九二九年,《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说文解字诂林》和《万有文库》第一集。一九三二年,《四部丛书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幼童文库》和《万有文库》第二集。一九五〇年,《辞源》(改编本)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河上肇著,郭沫若译)。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空白。一九七八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英词典》,还有《爱弥儿》《战争论》《拿破仑时代》和《未来形而上学 导论》。一九九六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七辑四十种)《现代汉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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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后”来了——书后的故事

“九〇后”来了——书后的故事

我组织出版“海豚小精装”随笔系列图书,已经有七年时间。最初是董桥《小品》《橄榄香》和《英华沉浮录》,它们有“当代中国第一散文”的美誉。直到王强《书蠹牛津消夏记》、韦力《琼琚集》《上书房行走》和《硃痕探骊》,两位藏书家中西互照,也将“海豚小精装”的影响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两年前我曾以年龄为序,从“三〇后”到“八〇后”,一口气写下多篇文章,用一个个人物故事,串起这个时代笔墨传承的一缕流光。他们都是书写随笔的高手,我为他们出版漂亮的集子,回忆与他们交往的日子,积年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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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售的目的——书后的故事

近些年出版社搞签名售书,请作者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很多,不可能每本书都组织签售,因此提出问题:我们该选哪些作者或作品参加签售呢?

通常认识,首选是“人气”。一部书能让更多的读者购买,一定是签售的重要目的,有时也是唯一目的,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深一层思考,还有“品味”。签售活动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销售,一位作者站在那里侃侃而谈,挥笔写下他的祝词和名字,此时他的表达已经大大超出作品本身。除去纸上的内容,还有更多的文化信息传递出来。在这里我强调品味,并不是在比较众多作者的格调高低,而是说作者、读者和出版者的气味相投。

成熟的出版者不会将“卖得多”作为签售活动的唯一标准,还有推介作者、团结读者、塑造品牌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最终归结为一个出版社或一个独立出版人的文化品位。常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正是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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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书香故人来

二〇一一年春节过后,梅杰离开武汉,来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不久他送给我一本《绮情楼杂记》节录本,喻血轮著,梅杰整理,长安出版社出版。我早年在天涯网上,即见到他经常以网名“眉睫”发帖,撰写各类学术评论,思想颇有见地。比如以“寻找文学史上一些失踪者”为主题,研究废名、许君远等文章非常好看。那时梅杰只有二十几岁,有这样的心智与追求,十分难得。

读那本《绮情楼杂记》,一时兴趣盎然。我曾为报刊写一段推介文字:“喻血轮先生是一位民国报人,也是一位言情小说家,早年他的《林黛玉日记》曾畅销一时,被鲁迅先生调侃‘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绮情楼杂记》号称‘民国版世说新语’,我草草翻阅,文字清楚,故事新鲜,八卦很多,确实好看。让人想到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他们都是‘大嘴文人’一类,喻先生则声言更注重‘就事写实’。其实此类笔记多为随性之作,文中演义或误传之处在所难免。比如书中写蔡锷与小凤仙,说蔡死后,小凤仙又嫁汉奸王克敏为妾,其实是将另一位妓女小阿凤安到小凤仙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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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真性文章——《书人为伍》序

姚峥华写书人书事,从二〇一三年末至今已有五部著作完成,除去勤奋因素,她的创作天赋也显露无遗。就风格而言,记者的敏锐、女性的细腻、南人的温婉、北人的锋利,都在她的文字中有所体现。纵观五部书稿中人物描写,个个新思迤逦而出,点点妙笔婉转纸上。再以赐序者观之,先是胡洪侠开篇,接着有毛尖、胡小跃、马家辉、张家瑜、杨照、初安民等文坛妙手、书业大佬纷纷“献芹”,精彩文字,让人目不暇接。

时光流转,现在第五部书稿落到我的案上。峥华指示:“你也要写点什么!”是啊,我该写点什么呢?

思想一下,还是从二〇一六年八月上海书展说起。那时峥华的新书《书人肆记》首发,邀我前去捧场。在此之前,我认真做一点功课,详读峥华的文章,想到三点意义:

其一,我想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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