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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卮言(1)

 

体系、结构、流动、扰动、限度,这几个词可以用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过去观察历史,有从英雄的视角,有从历史大事的视角,有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有从长时段的视角,有从人物精神分析的视角。但一有了热力学和系统论,史学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首先从数学上看,存在一个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系数。身居高位的人影响系数大,这个甚至可以定量。其次,也存在事件对于历史(国家)的影响系数。因此,历史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甚至与张量分析相通。

 

一个帝国的存在,内部存在官员的流动,社会底层的流动,如商人;在特殊时期,如修建重大的工程,战争,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有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例如士人转变为商人,或者僧侣,以及人因为衰老和出生带来的社会人员的更迭。也存在钱财的双向流动,各州县的赋税,农业、工商及海关税收,以及政府向地方的投资和军事开销。也存在文化的流动,如外来的佛教文明的输入,儒家经典的复兴,民间文艺的活跃,以及士人之间的小圈子的对话交流。这些流动一旦某方面出现中断,就会引发出一些问题。

 

结构是一种稳定的存在,如土地对人的束缚,如官僚阶层的相对稳定。这种结构不单纯是分布,而且是动态的稳定,即总是这样流动的。例如某个士人总是从这个书肆上买书,看后又写出文章,周而复始。书虽然不断变化,但这种文化的流动状况没有变化。也即是某一种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它与谁在这个位子上无关。

 

扰动是难以避免的,某个民间的人犯事,但它影响不了中央的朝廷,一般在州县级就给处理了。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扰动时常存在,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

 

结构也带来一种不愿改变的惯性,使得限度在某个非常时期凸显。大明大清的财政能力,在非常时期得到考验。超过了它的承受限度,就会发生崩解。帝国的干强枝弱和干弱枝强都是不利的。

 

不同国家之间有不同的结构,这与地理以及文化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也都存在着结构。而对于国家的兴亡,一般是内部先垮掉,而后才出现真正的外患。

 

盛极必衰是历史的必然。久乱必治也是历史的趋势。也许大方向扭转不了,但在时间上可以延长。在以上所论述的方面中,能量体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好比是大唐王朝借助回纥的军事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大宋王朝借助金国灭了大辽,大清王朝借助洋枪队消灭了太平军。没有这种能量体,另一种衰弱的能量体就缺失了一大块,从而在能量的显现中苟延残喘。

 

军事,是最消耗能量的地方,因此,也最值得注意。而提供能量的地方常常是外国银行,或者是经济富庶的地区。古代,中原地区常常被草原民族打败,就是因为在体质魄力和灵活机动上与草原民族差了一块,这方面的能量体相比逊色,但财力上却高出一筹。所以草原民族一旦占领,常常不能固守。但等到占领的中原地区一多,补给有了保障,就立刻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中原地区打垮,这从蒙元灭宋上就可以看出来。能量体好比是哲学上的“气”。文明秩序如中原的“礼”,好比是哲学上的“理”。因为缺少理,强悍的草原民族常常发生内部分裂。魏晋南北朝和元朝都是例子。二者的调和是极为罕见的。

 

20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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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赵烈文

 

咸丰七年,赵烈文回家奔母丧,四年之后,即咸丰十一年,又重新被曾国藩邀请入幕。通过四年的反思,赵烈文的思想和作法也产生了变化。他重新入幕后,给曾国藩上了一本万言书,仔细地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他通过形势的分析,预见到了太平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中国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于洋人的威胁。对于太平军的问题,他提出,建立根据地,减租减息的方针。在军事上,他提出:稳扎稳打,攻所不守,守所不攻,避坚击暇的方针。在用人上,他提出,要广开门路,不拘一格,任用人材。而且要对人材不吝惜钱财官职,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

 

同治六年,在和曾国藩已很知心的情况下,两个人议论清朝的气数。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对赵烈文忧心忡忡地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一番话,参与交谈的曾国藩是不能接受的(这充分说明了,再优秀的人很难脱出自己位置阶层的限制,)。

  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

  余曰:“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淹,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同治八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九日,曾国藩在进京住了一个多月。这一段时间,除了四次觐见以外,他先后见到了清朝中枢的大部分要员,对清朝领导核心的人物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曾国藩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

  他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訢)、文(指文祥)、宝(指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谈到恭亲王的时候,曾和赵有一段对话。

  赵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

  “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

  “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两个都是识人的行家。不过由于阶层的不同,看法有些分岐。而赵烈文的由于地位比较超脱,看得更客观一些。在这个对人的评价当中,赵烈文给出了对人的评价的几个指标:“轻俊”与“重器”,“聪明”和“厚重”,“小智”与“大智”,“卓然自立”与“虑不出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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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06)

 

李因笃《汉诗音注》十卷,康熙三十五年(1696)洽阳王梓湖北孝昌官署槐荫堂刻本,又撰有《汉诗评》十卷,《古今韵考》四卷。与顾炎武多论韵。

 

《蕉声馆文集》卷五有《周郑堂同年中孚〈读书记·易类〉跋》云:“道光八年戊子(1828)仲夏,吴兴周郑堂同年来都门,出所著《易类》二册见示,盖其《读书记》之一种也。”

 

余嘉錫《藏園群書題記序》云:“江安傅先生掛冠以後,定居北平,閉戶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勝,取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顏之曰“藏園”。聚書數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聞人有異書,必從之假讀。求之未得,得之未讀,皇皇然如飢渴之於飲食,蓋其好學天性然也。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讎,丹黃不去手,矻矻窮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皆已定,可繕寫。每讀一書,輒為題跋一首,敘板本之同異,辨字句之譌謬,燭照數計,既精且博。至於撰人仕履,著書旨意,必詳人所不能詳,其常見者則略焉。凡所為又數百首,目之曰《藏園群書題記》,既鏤板行世矣。歲丁丑、戊寅間,龍蛇起陸,蜚鴻滿野,獨北平恬然,如在異國。先生顧不樂,日惟隱几讀書。因檢點近歲所為題跋,得百有六首,匯為《續集》”。

 

“其後如黃蕘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為藏書大家,而其所作題跋,第侈陳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裝潢之美,索價幾何,酬值幾許,費銀幾兩、錢幾緡,言之津津,若有餘味,頗類賣絹牙郎。至於此書何為而作,板本之可資考證者安在,文字之可供讐校者謂何,則不能知也。故其所謂《蕘圃藏書題識》者,僅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書,於學子實無所益。”

 

“吾嘗侍坐於先生,聞其談板本異同,如數家珍。有以書來者,望而知為何時、何地所刻,幾於暗中摸索能別媸妍者。至於校讐之學,尤先生專門名家。平生所校書,於舊本不輕改,亦不由徇,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如段若膺所謂“以鄭還鄭,以孔還孔”。其於向、歆父子雖未知何如,至於宋之劉原父、岳倦翁,清之何義門、顧千里,未能或之先也。故其所作《藏書題記》,於板本、校讐二者,自道其所得,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以先生書與《四庫提要》合而觀之,而後《隋志》所稱劉向校書“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者,義乃大備。此豈他藏書家徒以收藏賞鑒名者所能企及者哉。”

 

“《題記》前後兩集,凡數百篇,四部九流,無所不備,以視陳仲魚《經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贍過之矣。”

 

案:藏园在今西四北五条胡同7号。马叙伦故居位于东城区大方家胡同26号。

 

王定安(1833—1898)字鼎丞,湖北宜昌人。曾国藩幕僚。撰有《湘军记》、《求阙斋弟子记》、《曾文正公大事记》、《两淮盐法志》160卷64册(系光绪十五年(1889),曾国荃筹资设局,派委王定安主纂,历时3年,辑览成书)、《塞垣集》6卷(被贬任张家口军台时所作,共有诗405首,以赋边隘形胜及感咏时事之作为多。又编有《宝宋阁书目》2卷、撰有《彝器辨名》2卷,后者系在山西任职时所作。与黎庶昌合编《续古文辞类纂》28卷。又撰有《空舲随笔》4卷,系考证的杂记,举泰西一切事例于中国古记中,钩稽孽乳之迹。

 

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当年在北大中文系上学,一面和其他北京各大学学生在校求学,一面又到姚华先生的“弗堂”听讲学。听毕,还集体整理、油印出《弗堂弟子记》散发。  姚华先生在古文字学的高深造诣,主要体现在《弗堂类稿》和后人为其编辑成一册的《书适》(1914年成书)《黔语》《小学问答》等著述上。史学家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一书中,就曾十分推崇姚华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所学甚博,而尤精于许氏《说文》,一生肆力于文字诂训,可谓专精。”民初古文字学家丁佛言请姚华先生为其《说文古籀补补考》一书撰写序言,姚华先生的古文字学观点竟随丁佛言的这本论著一起风行。

 

姚华有稿本《龙门造像千品目索》,封面有姚华自题小记:“龙门造像千品目索,丁巳三月十有九日经始写记,弗堂夜窗署,茫父。”书名用篆书,落款为北魏隶书体,内页中前三页为目录,后为正文,卷首题:“龙门造像目录,未编本据近拓(小字双行),贵筑姚华记录”。

 

姚鋻(1913—1979 ) 字太坚, 自号茫子。考古学家。 姚华第四子。周大烈《贵阳姚茫父墓志铭》说: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肄业。又有资料称其清华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继续研究考古学。姚鋻后来成为日本考古名家原田叔人的弟子。先后到朝鲜各地作访古旅行。 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等职。撰有《营子古之壁画》、《从考古学上所见之东北文化》、《日本南画卷》等。

 

吴金鼎(1901—1948),山东东丘人。1926年进入清华研究院。著名考古学家。龙山文化发现者。

 

王重民撰有《老子考》七卷,著录了有关老子的著作近五百种。其自序云:“民国二十四年从袁守和先生受目录学,大好之,乃发愤先为《老子考》。”袁守和即袁同礼。

 

袁同礼(1895~1965) 目录学家。字守和。河北徐水人。生于北京。191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0年赴美深造。1924年底回国。1926至1929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著有《永乐大典考》、《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国音乐书举要》等。

 

1927年王重民先生开始整理杨守敬观海堂遗书,还将《日本访书志》中未收的群书题跋集录出来,辑成《日本访书志补》。

 

192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王重民先生在北海图书馆的工作,移居北海庆宵楼,他充分利用条件,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工作,经常翻阅古籍至深夜。 
   
1929年,王重民先生师大毕业,后专门到北平图书馆工作。此时,黎锦熙、钱玄同等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大辞典编辑处”,开始在从事编辑字典及词典的工作。王重民先生接受委托担任了重修《小学考》的工作,并开始了编纂《续修小学考》一百卷的工作。《谢氏小学考校勘记》五卷,《增辑小学考简目》十卷,《清人文集札记中文字说总索引》十二卷,《清人字说选录》第一辑五卷。这些文稿因当时还想继续修补,没有能发表。 
   
这一年,北平图书馆迁至中南海居仁堂,王重民先生与在师大共同读书的孙楷第一同从事诸子校勘训诂之学。王先生辑校《列子》,孙先生撮录刘子《新论》。这一年他们共同编写的《西苑丛书》出版。 同在这年,王重民先生又和刘盼遂、傅振伦、谢国桢等一起成立《学文》杂志社,编辑《学文》期刊,当时被称为“北学派”。 见刘修业《冷庐文薮·附录》(陈红彦整理为《王重民学术生平》) 

 

1924年,受业于陈垣的及门弟子有三人,分别为王重民,孙楷第,傅振伦,均为河北人,又有河北三雄之誉。以上亦见苏华《书边芦苇》。

 

徐樾(1853-1928前)字季同,徐灏子,广东番禺人,著有《说文检字》。徐绍祯为其弟。徐灏《说文注笺》由徐樾、徐绍祯于1914年开雕。徐樾姊婿朱芗谿任雠校。

 

罗元黼(1856~1931),字芸裳。与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骆成骧、蒲殿俊、张澜、吴虞、彭家珍、谢无量、吴玉章等,都是尊经书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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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05)

 

管庭芬著有《天竺山志》,光绪元年刊,有曹籀序。

 

宋翔凤著作结为《浮溪精舍丛书》,又著有《四书纂言》。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乃晚年成书。

 

桂含章,字坤三,著有《春秋大事参议》十六卷,1882年方在金陵刻板。有薛时雨、何金寿、冯煦序,是书乃桂含章五世孙桂正华所出,冯煦校字。

 

魏源《诗古微》有李兆洛序。

 

张作楠《翠微山房数学》,光绪五年刊,有汪曰桢序,自言“算术非专家,不过稍涉藩篱,一知半解。”

 

《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杨守敬著,1901年刊。

 

沈家本子为施补华岳丈,见《春星草堂集》施补华序。

 

杨琪光著有《枉川合集》。

 

《式训堂丛书》二集有诸可宝《元魏熒阳郑文公摩崖碑跋》,光绪二年所作。

 

何梦瑶《算迪》八卷,1831年刊,南海伍氏刊本,有江藩序。曾钊、吴兰修与江藩皆有往来。

 

王廷鼎《紫薇花馆集》有王颂蔚序,1891年刊。

 

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四十卷。

 

王代丰,字仲章,王闓运次子,年二十余殁,著有《春秋例表》,1908年刊, 廖昺文补。

 

王之春,撰有《椒生随笔》八卷,1881年刊,有周寿昌序。王之春乃周寿昌弟子,见《随笔》称师云。

 

张元济与傅增湘、刘承干颇有书信往来,见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2017年10月出版。

 

道光四年,汪喜孙与刘逢禄重校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见序。

 

郭阶,著有《春晖杂稿》,光绪十五年刊本。自言曾著《易注音疏》六十四卷。

 

谢堃《春草堂三种》,1880年刊,多言碑学。

 

章大来撰有《后甲集》二卷,载《式训堂丛书》,又撰有《偁阳杂录》、《滇南忆旧录》、《漱华随笔》。《绍兴市志》卷三十四云:“章大来,字泰颛,会稽人,诗孤峭沉郁,文亦峻洁,著《玉屏山房集》、《后甲集》”。《后甲集》有康熙丁酉年(1717)仇兆鳌序,言其为毛奇龄高弟子。据该序,仇兆鳌亦为黄宗羲、毛奇龄弟子。据王荣鑫《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2016年09月20日《光明日报》),仇兆鳌,原名从鱼,字沧柱,浙江鄞县人。52岁开始辑注杜诗。53岁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其间与顾祖禹、查慎行、阎若璩等学者交往密切。著作还有《周易参同契集注》和《悟真篇集注》。

 

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光绪十四年苏州藩署刻本,诸可宝署题,有黄彭年序。黄彭年自称再传弟子。是书乃其孙所献。

 

傅以渐(1609~1665),字于磐,号星岩。山东聊城人。傅斯年七世祖。很有顺治帝器重。著有《易经通注》4卷。

 

钱国祥(1834-1907后)吴县人。字乙生,号南泉,一号吴下迂叟。室名式诂堂。光绪十七年总督刘坤一聘为上海制造局兼翻译馆校勘,教习方言馆、画图馆工艺学徒,造就甚众。平生博学,喜交游,通诗文経算、天文、地理等学,尤精于医。著作甚多。今人陈左高有《钱国祥《日记》》文载《学林漫录》,云汪鸣銮视学陕甘,延往襄校,事具《吴县志-列传》,著有《身体解》、《式诂堂文稿》、《筹算易知》、《测量算式图解》、《代数演算》等,《吴县志》载其亦著有《群经解诂二续》。又有《日记》十五册。《东游日记》四册言光绪十年教读汪鸣銮家,时偕江标出游。

 

陈左高论张叔未《清仪阁笔记》稿,原为叶景葵所藏,为1805年生活日记,其中还有与吴兔床、陈仲鱼之学术交流等。

 

《学林漫录》有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吕思勉回常州青云中学教书。黄永年慕名转学到了这所中学,盖十四岁时曾读吕之《经子解题》。黄母姓程,为吕母同族的内侄孙女。后吕思勉在光华大学,与钱基博同校,关系很好。胡适邀吕思勉来北大,吕不赴。

 

唐长孺为吕思勉的学生。

 

童书业在抗战初到上海,认识了吕思勉,被吕邀请至光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胡道静《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曰:“我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七岁时拜陈老为业师的。他是我爸爸和伯伯(怀琛先生和朴安先生)的至交”。在该文首段,引傅璇琮书信曰:“乃乾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1958-1966),琮曾多次求教。得蒙教诲奖誉,至今印象甚深。”

 

钟歆,字骏丞,上虞人,黄侃弟子,著有《词言通释》、《扬子江水利考》等书。民国四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时,曾记“切韵指掌图”。

 

清吴县有褚通经,著有《尚书无逸集说辨证》,嘉庆十三年刊,又有《尚书今文翼伏》三十卷、《诗疑参》二卷、《三礼随笔》六卷见《吴县志》

 

又有吴县徐华岳撰《诗故考异》三十二卷,道光十二年刊。徐华岳还著有《咫闻斋诗文集》。

 

潘观保(1828~1894),字辛芝、辛之,室名鹊泉山馆,江苏苏州人。潘遵祁子。咸丰八年举人。工诗文。有《鹊泉山馆集》、《十三经异文考》,见《吴县志》。

 

2012年,《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出版。中有《洪钧日记》、《潘观保日记》、《经籍异文考》三十卷等。

 

顾沅辑《吴郡文编》二百四十六卷,稿本藏苏州博物馆。

 

《学林漫录》初辑有陈左高《述清代数学家李锐《观妙居日记》未刊稿》。稿藏上海图书馆。其中言清初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中国,精历法,有《坤舆图记》。所造地球图,李锐极加赞赏。又嘉庆十一年访得梅文鼎批注之《时术草》。又曾向钱大昕借《岁实朔实考》,对江声谈星宿语。又有谈碑刻语。

 

洪钧亦是正谊书院冯桂芬的学生。

 

吴云与冯桂芬二人为友,《显志堂稿》有吴云序,其中曰:“岁庚戌,淮南改行票盐,余奉制府陆公檄,赴扬州筹议新章,先生亦膺纂修《盐法志》之聘。余慕先生名垂二十年,至是始识先生于扬之梅花书院,相与议 鹾纲利病及时事得失,辄有水乳之契。暇时纵论今古,商订金石文字,相得益欢。先生长余二岁,以兄事之。是为订交之始。”

 

《张佩纶家藏信札》16册201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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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教育

 

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每天都要进步,成长,其本质就是教育的结果。那么,什么是一个人的完整教育?应怎样教育?

 

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是改造的基础。人的认识活动离不开语言、逻辑。就语言来说,他应掌握尽可能多的词汇量,能够理解它们的意思,并且会运用和表述出来。词汇的丰富和细微差别的辨别,决定了人的思维水平。他并且应该知道语义的结构,这样既不会疏于细处,又能从整体上把握。就逻辑来说,他应能自我生成概念,知道判断,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判断,知道推理。就智力的五个步骤来说,观察、分析、比较、归纳、实验(科学方法论),每一步都可以进行训练,包括思维的发散力、想象力、问题的解决(正向和逆推)、体验顿悟(incubation是前提)和了解历史。历史的学习需要很好的课本,以学习到真正的历史经验。历史学习的难度非常大,这是因为历史的高度综合性。但博雅的历史教育的好处是,有利于对现实和未来走向的整体判断和认识。

 

人还应训练自己的右脑,这是感性的一面,是艺术的领域。怎样设计和搭配更美?训练感官的细腻和想象,感悟图像和声音的语言(不同于文字),或者在文字中感知其中的感性。

 

人还应认知自我的意识系统。这样不仅是内控的需要,也是元认知改进的基础。

 

然而,教育就完成了吗?没有。哈佛大学有多元智能理论,上述只涉及了很少一部分,如肢体运动,人际沟通等,都缺乏相应的内容。不过也已经够了。只是需要增加运动或体育的内容。他应该知道有哪些肌肉,对应什么功能,以及体育的生理作用。

 

他还应学会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多的掌控世界。他还应具有见微知著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节省更多的时间,而能走一条捷径。实际上,这也是历史博雅教育的效果之一。

 

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培根此言并不足取,盖从此言即可看出,培根锋芒毕露,因此后来蹲过监狱,其祸从来有自矣。

 

总之,教育不易,而且是一长期过程。且教育资源并非人人可享,珍惜为上。至于大学的技能教育,则用于谋生之用,反而不如早期的基础,较能概括耳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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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到主流的异质史

 

历史,真正的历史,总是悄悄的从边缘发生。“同则不济,和则生物。”一个地区的文明,也需要吸收外域的异质,才能滋养发展。文明的惯性,总是将自我拖累。纵观历史,此条百验不爽。

 

周代的文明,大约以镐京为中心。最后统一六国的,是距离中原文明较远的西边的秦国。孔子一心恢复周礼,但其实,文明的发展更需要生气。一篇《谏逐客书》,道尽了秦国的人才,无一为国产,全都为引进。包容的心态,不仅诞生了大秦,也诞生了大唐、大宋与大元。

 

东汉末年,完全不见了两汉礼法的踪迹,反而是不循规蹈矩的曹阿瞒,统一了北方的政权。到了南北朝,五胡乱华。人们也许非常奇怪,那么多的五胡是哪里冒出来的?中原的连年征战,反而滋养了北方的少数民族,此消彼长,五胡也就真正产生了。大量北方的士族南迁。南方多山水,山水文化由此兴起。江左的兴起,与南宋的兴起一样,是凭借长江天堑,远离中原战场的结果。

 

蒙古是位于宋辽金的边缘,最终崛起。后金又位于明之边缘,入关为清。虽位于边缘者,未必都能崛起,然将来崛起者,必位于边缘也。

 

故位于边缘者,不必自鄙;居于主流者,反应自儆。盖异质文化,在吸纳主流文化后,反成优势,反哺滋养。主流文化则自居于大,反而故步自封。小说者,明清之异质文化也。异域小说者,又民国时之异域文化也。然皆以大兴。而明清之诗文,鲜有所立。桐城者,清代古文之宗派也,前有唐宋派。唐宋派者,秦汉古文之异端也。桐城者,唐宋派之异端也。何曰此言?桐城讲“神气”,重“醇厚”“雅洁”,唐宋派重“心源”,重“心源”者,不拘于套路,不易有义法。而义法者,正桐城之所长也。同理,阳明者,程朱之异端也,然卒以大兴,盖盛世讲程朱,乱世讲阳明,程朱遵义法而易堕于伪,阳明直入心源而容易堕于狂。

 

然程朱者,千年以上,未有遵者,从汉至宋,圣学不彰。王安石之新学,学之不明,故变法有败。晚清之学新,西北史地之学,新学也,公羊学,新学也,格致之西学,新学也,然皆当时之异端。又张居正,主实学法家,乃心学之异端也。然其于心学有承,非空穴来风者。此心学之外转,而另开一路。盖所继者乃狂者胸次,孟子气概,故曰:“圣贤之学有举世不见知而无悔者”,“则虽不见知于世而无闷也”,(《张太岳集》卷三十《答司空雷古和知己》)其谓曰:“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同上卷三二《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盖心之所在,物之所在,物不离心,情不离感,苟心有所立,是非利害皆可不入于胸次,日月天地皆无所挠于心中,是以江陵能放胆改革,而敢于大刀阔斧。

 

又吴清源,围棋大师,入东瀛而所向披靡者,盖当时日本棋坛之异端也。其新布局久已闻名。而日之本因坊者,秀哉也,棋风被称为雄肆奔放、机略纵横。日本棋坛重小目,重角,而新布局独重中央,以全局观之。吴清源受秀哉之棋风有之,盖亦有机略奔放之风,然亦超越于角隅纷争之中,而开拓于四海疆域之外,以至极端者,有武宫正树之宇宙流,此新布局之遗风也。然近几十年之棋手,尤重计算与实地,盖虽高者在腹,有限时间内极难下好,容易百密一疏,故皆复争角地。及近年阿尔法狗及星阵出,方觉三三可点,四路可肩冲,而二间大拆守角可走,乃至无忧角几无人下者,此高者在腹者之复兴也,以边缘异端之复起,而主流者,复翻然巨变,焕然一新,然后知史家独唱,复可成众口谐音,荒言僻解,或可居学坛正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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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

 

 《红楼梦》一书,说者极多,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谓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见耳。观贾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实礼烈亲王名,可以知其确确明珠矣。今略举所臆见诸条于后,以谂世之善读此书者。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祀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与玉字相合,而去其四点,明明“代理”两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理亲王本皇次子,故以双木之林字影之。尤虑观者不解,故又于迎春,名之曰二木头,迎春亦行二也。宝钗之影子为袭人,写宝钗不能极情尽致者,则写一袭人以足之。而“袭人”两字拆之,固俨然“龙衣人”三字,此为书中第一大事。

 

  此书所包者广,不仅此一事,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之据台湾。焦大盖指洪承畴,承畴晚年罢柄权闲居,极佗傺无聊,曩曾于某说部中得其遗事数则,今忘之矣。大醉后自表战功,极与洪承畴事符合,妙玉必系吴梅村,走魔遇劫,即记其家居被追,不得已而出仕之事。梅村吴人,妙玉亦吴人,居大观园中而自称槛外,明寓不臣之意。参观《桃花扇·余韵》一出,当日官府方点派差役,持牌票访求前代遗民,可知梅村之出,必备受逼迫也。

 

  王熙凤当即指宛平相国王文靖,康熙一朝,汉大臣之有权衡者,以文靖为第一,书中固明言王熙凤为一男子也。

 

见《栖霞阁野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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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04)

 

杨文荪受业于刘凤诰,见《存素堂诗集》序。

 

光绪33年(1907),王仁俊《存古学堂从刻》出版。

 

《辽文萃》七卷附《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有王仁俊自序,曰:“岁在戊戌,客武昌官报局,暇编辽文十四卷。既脱橐,嘉兴沈子培比部曾植、侯官陈石遗孝廉衍,怂恿付梓,因循未果。嗣闻江阴缪筱珊先生方辑此文,遂置之。甲辰春,自宝塔洲还楚,省先生,示新刊六卷。比斠旧稿,则云:自在堪本外尚剩百余篇,复发箧陈书,搜阙补遗,凡所已刊悉予删落。黄陂陈士可征君毅,复叚吾《辽东行部志》、《承德府志》,踵事订补,都为八卷。于是契丹遗文,盖萃于此矣。至于编辑大恉,别详例言,考证所及,缀以艺文,不以卷轴之隘而滥收,犹先生之意也。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十二月之望,吴县王仁俊序于楚孙卿故里。”

 

案:陈毅(1873~?)民国藏书家。字士可。蕲州黄陂(今湖北武汉)人。清末贡生,毕业于两湖书院,历任学部参事、京师图书馆纂修、法律馆纂修等职。辛亥革命以后,历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蒙藏院参事,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1917年被任命为库伦都护使、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司令,任蒙藏总务厅总办等职,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被免职。精通边疆舆地,嗜典籍,喜藏书,精于鉴别,藏书中多地理、边防之书,颇多海内孤本。藏书处曰“究斋”,去世后,后人编有《陈毅藏书目录》,著录明版书就有772种,4 200余册。藏书印有“黄陂陈毅”、“黄陂陈氏究斋图籍记”等。编著《魏书官氏志疏证》、《邺中记校辑》、《邺城故事校辑》。

 

1913年,江瀚编《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目录》出版。

 

《旧五代史考异》六卷 余姚邵晋涵著,见《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

 

乾隆间金匮吴鼎著《考律绪言》四卷,见《无锡县立图书馆善本书目》。

 

《说文校义》十五卷 清严可均撰 何绍基手录本 二册;《古今韵类求》三十二卷 清陈诗撰 旧抄稿本 三十二册 海日楼藏;《息塵盫诗稿》六卷 清王秉恩撰 精抄稿本 六册,见《第三批运台善本装箱目录》。

 

宋继郊撰有《大梁古迹考》(手稿本)一册、《学斋随笔录》(同治年间宋氏手稿本)二册、《杂物撰德》(光绪年间宋氏手稿本)一册,见《河南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录》。

 

罗汝怀(原名罗汝槐)与何绍基有往来,曾借书几十种,见《何绍基诗文集》之《罗研荪生日》,中有“三十年来老诗友,长沙尚余罗研荪。-------君来借看数十种,其所未看气已吞”云云。又有《左季高太常究心乙部,自统军以来,战无不捷,现奉命援浙》,时约1861年。

 

《何绍基诗文集》又有《龙城书院谒李申耆年丈》、《题李申耆丈辈学斋授经图》、《扬州魏默深留饮挈园》诗,时为己亥年(1839)。

 

丁未年(1847),何绍基于京师厂肆得写本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五卷,后有潜丘自跋。

 

1852年(壬子),何绍基入蜀,直至乙卯年(1855)。

 

《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收有张廷济日记、何绍基日记、潘曾莹日记、陈倬日记、李鸿裔日记、萧穆日记、陶浚宣日记、俞鸿筹日记、沈曾桐日记等。

 

以下见《栖霞阁野乘》:

季野先生名最高,昆山徐氏之《读礼通考》,华亭王氏之《横云史稿》,皆先生所著书,而两尚书攘之者也。其解经论史之书,未经刊布者尚多。

 

红豆书庄:东吴惠氏红豆书庄,在苏城东南冷香溪之北。先是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为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朽,复萌新枝,周惕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因自号“红豆主人”。僧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主人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属和者数百家。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传至子孙,数十年来,铁干霜皮,遂有参天之势。惠氏三世研经,蔚然为东南耆硕,风流余事,洵令人追慕不置。

 

江郑堂令后世难于位置:甘泉江郑堂,淹贯经史,博通群书,旁及九流二氏之学,无不综览。诗古文豪迈雄肆,才气无双。尝作《河赋》,以匹郭景纯、木元虚《江》、《海》二作。其为人,则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狂歌豪饮,好游好客,至贫其家。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令后世难于位置。

 

杭堇浦负谢山于死后:徐先生《烟屿楼文集》,有记杭堇浦一篇,节录之。曰:“始二人以才学相投契,最为昵密,客京师维扬,无一日不相见。谈笑辩论,相服相称叹,数十年无间言也。既而谢山膺东粤制府之聘,往主端溪书院,堇浦同时为粤秀书院山长。谢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虽弟子馈时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则捆载湖州笔数万,乞粤中大吏函致其僚属,用重价强卖与之。谢山遗书规戒,谓此非为人师所宜,不听。谢山归,以告扬州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马氏秋玉昆季甚诘责堇浦,堇浦不敢辩,而怨谢山切骨,而谢山不知也。谢山既卒,其弟子如蒋樗庵、董小钝诸君,念其师执友莫堇浦若,乞之铭墓。堇浦使来索遗集,与之,久无报章,屡索还遗集,终不报。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诸君视其目,有《鲒埼亭集》序,欣然检读,则若誉若嘲,莫解所谓,细绎之,又似谢山有败行者,皆大惊怪。又遍观其他文,则窜谢山文为己作者六七篇。于是知堇浦卖死友,而不知其卖之之故。既而有自维扬来者,道其详于樗庵,始恍然大悟。其后樗庵弟子,有抄《鲒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庵见之大怒,乃手记堇浦负谢山始末于序后。”而此书后归徐先生,故先生详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语,徐先生亦不轻诋前辈者,且堇浦《粤游集》,每有以湖笔馈某官诗,其文集中考据论辨之作,颇有《鲒埼》相出入。然则才如堇浦,竟有文无行至此,亦可唏矣!

 

《鲒埼亭外编》:谢山先生易箦时,以诗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纯、小纯藏弆,手定凡六十卷,其余残篇剩简,几满一竹笥,小纯泣拜而受。粘连补缀,又汇为七十卷。其中与正集重复及别见于他作者,几十之四。拟重删定,以多先生手书,不忍涂乙,因手自誊写,课徒之隙,抄得三百余纸。船唇驴背,挟以俱行,竟未竣事。小纯旋判池州,地僻政简,日课字四千,四阅月始卒业,即今所传《鲒埼亭外编》也。先生没,无后,著述三十余种,多赖小纯与蒋学镛、卢镐为之排比雠正。虽书不尽传,而风义足尚矣。

 

《湖南省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载《三国史辨误》一卷 清叶名沣抄本 叶德辉跋 湖南图书馆,《云山读书记》不分卷 (清)邓绎撰 稿本 湖南图书馆,存清同治五年至光绪二十三年,《湖南省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载何蝯叟遗著稿不分卷。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推荐名单,含:

宋太学石经考一卷附鲁斋先生武林金石录校跋一卷 (清) 罗以智撰 稿本

后汉书旁证不分卷 (清)王先谦撰 稿本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 (清)赵一清撰 稿本 丁丙跋 陶濬宣 校并跋

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 欧阳修 宋祁等撰 明崇祯二年 (1629) 毛氏汲古阁刻本 王闿运批校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新旧唐书合注二百二十五卷 (清)王先谦撰 稿本 中国科学 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存四十二卷(一至十、七十六至一百四、一百九至一百十一)

辽史拾遗续三卷 (清)杨复吉撰 稿本 汪曰桢 丁丙跋 南京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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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产品与竞争优势

 

实事求是的说,我现在觉得我提供不了什么有大价值的东西。因此,知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值钱。

 

有一个知识星球的APP,据说原来叫小密圈,我想我是不会去开的,这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

 

知识付费之所以有价值,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读变成了听,经过通俗化和精炼,人们不必自己重头读、二可以采用碎片的时间、三是真正能帮人解决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专家,懂的一定范围不会太博。因为他在这个领域足够深入,博会影响他的深入。所以,他提供的知识产品一定很有限。也一定会有些自己的特色,同时,只能靠购买人群数量取胜。或者,他也可以开自己的圈,问答式传授。

 

出书也已经out了,真正的modern是提供知识付费产品,因为后者更通俗,接受成本更低。但对于品味的高级受众者,书籍如同茶叶一样,仍然需要包装、装帧和文字的品尝,在这方面,知识付费产品就完全没有了优势。

 

而我觉得,最好人能做自己觉得有价值和感兴趣的事,同时把这事服务了别人,这是最理想的。而传授云云,对自己没有长进。

 

一个人能做知识付费产品,别人也能做,同学历、同专业的人都能做,大量同质化的内容会冒出来,这样如何口碑相传?所以今后一定会冒出一个豆瓣电影评论式的平台出来,成为一个第三方的平台,给这些产品打分。

 

我觉得一个读书人在知识付费上的价值是:读了一本书后,可以告诉别人对这本书的意见和感受,也就是说,帮助别人筛选,节约了别人的时间。

 

但看书实际上是很个人化的事情。只有二十多岁的人,对看书才能那么较为迫切的愿望。

 

还有一种类型是解惑型,这是针对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这也包括指出别人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帮助别人提高。

 

门槛越低,理解门槛越低,越有利于普及。这和交易成本下降一样。一个人的优势可能在于,他能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明扼要,通俗而利于理解。所以,一个人通过知识付费产品这种形式,可以写出一本带有他自己特色的教材出来。编教材不再是某个院校的特权。

 

真正的看书是为了解决问题,否则就是消遣。但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同。所以,知识付费产品将来的趋势是一种广义上的“看病”。但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主任医师级别,甚至连主治医师都算不上。明儒讲独得心得。也许我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曾经说过,西方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似乎人能碰到的问题都能在老外那里找到答案。但现在不在欧美,图书并不便利。所以,这无法成为一个优势。但也许,可以有一个在那边的学友,或者是到那边的大学图书馆泡一个月。此后也许会有独得心得。

 

各种知识付费产品的合理分类和精准定位,以及可以准确的查找,一定是将来的趋势。但现在,只有看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的心理疲倦期马上就要到来了。还是有人说的对,纵深化、垂直化的知识付费产品及其门户呈现也是将来的趋势。它呼吁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不是摆花架子。过于水的知识付费产品,只会使得受众人群鉴赏力越来越高,汏芜取精的能力越来越强,泡沫者也终将成为泡沫。

 

201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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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庄子学说中的核心

 

上次在《庄子的情感伦理学》中提到了“大”。“大”实际上在庄子学说中居于核心的位置,阐述如下:

 

庄子在《逍遥游》一开篇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人在时空中的拘限。他拿大鹏与小鸟作对比,大鹏能击水三千里,而小鸟只能在树丛中飞跃几米,这是空间的束缚。它又拿众人和彭祖对比,来表达时间对人的束缚。这种束缚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英国的经验主义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诟病,就因为这个经验是狭隘的。人以有限的经验,来推广到表达对世界的所有看法,这是荒谬可笑的。人的眼只能看到自己周边的生活环境,生活年代只能经历在几十年到百余年之间,眼界的狭隘,反而形成了深根固蒂的成见和偏见。因此,庄子在《齐物论》中询问,什么是成功?又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实际上也是成功了。这种成见实际上就是人的认识框架,这实际上就是培根的四圣像说。以这种成见去看事物,会得出许多看法和结论,但它不会去质疑自身的成见。这好比做梦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直到醒了之后才发现是做梦。因此,要去成见治疗,只有归依到“大”。而只有天地是大的。心虚才能归依。关于大的哲学,《吕氏春秋》专门有一篇谈到,可以参看。

 

所以庄子不是个人主义者,不是放纵逍遥者,不是虚无主义者。真正的无,是无无,连无也没有,有无不立。所以庄子看问题,一定是站在“大”的立场上,周界非常宽,非常广。所以谈历史,不能就看一个人的传记,需要看几群人;不是看一个年代,而是也有长时段;不是只看人,也看气象和地理;不是只看一个国家,还是要看各国的往来。

 

因此,庄子说隅见不足取,这与孔子的“博我以文”、与黑格尔的整体叙事风格和注重事物的运动发展性颇有些相近。一个学说,首先是放在历史长河中,跨越时空的,才能确立它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学说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庄子片章中,与大相关的很多,不仅是思想上的,而且从题目上看也不少。例如天地即喻示着大,有《天道》、《天运》、《天下》、《天地》、《知北游》、《逍遥游》、《大宗师》。“大”使自我实现一种超越。但如何使这种“大”不堕于一种虚空呢?这需要一种行动上的工夫。“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而“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真人,即是一种行动的指向。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思想的变化,尤其是外天下和外物,“无以人灭天”。又“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所以能保精。“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所以无得失利害于胸中。这样就可以接近于“大”。

 

总之,时空拘限是庄子提出的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概念。只有“大”才能消除这一点。人类的分工与合作固然可以克服这方面,但就个人的超拔来说,只有庄子式的修养方式才是最彻底的解决之道。至于其具体内涵,只有践行者本人才能深有体会。这里只能浅浅的一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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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三个结论

 

这本书看上去很现代,实际上是几百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杜阁(又称杜尔哥)的代表作。但书实际上不难读。这本书精义无多,值得提出的有三点,附带一点。

 

一是只有田地才能生产出真正的价值来,其他如皮革、纺织等,都需要农业提供原料,不能真正产生出附加价值,因为他们的劳动所得,只是获得了自己的工资。而耕地人在土地种植中,远远获得了自身耕种成本和垫支之外的利润。这个额外利润,便是用于与皮革、纺织等行业所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时,付给他们的工资。而这个额外利润,是大自然通过土地产生出来的,只有它是唯一源源不断产生出价值的地方。

 

二是提出了包括农业在内的行业方面垫支的必要性。资本投入才能使之生气勃勃。

 

三是区分了货币资本和可变资本,提出贷款的利息一定大于购买田地所获得的利润,而贷款给农业和工商业的利润一定又大于贷款所获得的利息。杜阁正确解释了利息的来源,驳斥了基督教的看法,这比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的看法还要先进和精辟。利息的上涨与否与货币总量无关,而是与储蓄的货币量有关,也就是节省下来用作资本的货币量有关。利息反映着资本的多寡和企业规模的大小。

 

亚当斯密访问法国时,与杜阁相处过一年,之后写作的《国富论》,很快就将这本书盖过去了。但即使这样,这本书仍然不愧为经济学的一个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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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收益论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有偏颇的,因为它没包括成本,而任何收益也都包括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

 

之所以有这个题目,是因为不同事物的收益看上去是不好比较的,而只有价格一个衡量尺度,而价格是无法反映收益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偏好不同。即价值观的不同,因此价值带有主观的尺度。另一个是收益是带有主观内容的,无法客观衡量。反而,只有实实在在的价格可以衡量。例如,我要买一本100元的书,如果有了一个电子版,那么我同样可以阅读,虽然不如纸质版方便有质感,但至少也能剩下一多半的钱,这样一个电子书的价值就可以显现出来。

 

又如同样是两部电影,票价是一样的,但一部有意思,一部没有意思,那么这个效用就无法通过价格来显现出来。这应当通过什么尺度来衡量呢?当代神经科学的发展,到将来应该可以通过脑电波或者脑内特定区域的内吗啡肽的分泌量来衡量,内吗啡肽量代表着一种快乐程度。人可以将自己的快乐进行等级划分。但情绪能否真正反映收益?一个人受了治疗的痛苦,但是把病治好了。这个过程从长远看,仍然是值得的。因此,收益不能仅仅看短期的,长期的甚至比短期的更有价值。而快乐等级,无疑是可以评价收益的一个尺度。

 

同样价格的东西,人可以使用货币来选择那些使自己收益最大的货品或服务,这就是边际收益。除了快乐这个评价标准外,利益也是一个评价标准。然而,利益这个词仍然太抽象,而且和效用、好处几乎等义。经济学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但正如上述所言,货币无法将所有收益化约。还是举具体事例来看好处。例如小A今天加班3小时,而且没有报酬,也没学到东西。相反,第二天,小A不仅不用加班,而且下班后接受了一次舒服的按摩。那么从健康这个角度看,小A第二天的待遇显然是好过第一天的,它增进了健康,这就是利益,收益或效用。不论这次按摩是否收费,至少这次按摩的市场价格反映了它对健康的效用值。而实际它的价值,如果超过价格的话,实际上要加上消费者剩余(surplus),因为市场价格只是反映一个平均水平。

 

但有些事物无法被市场价格化,并且,事物的效用是实实在在反映在主体的身心及其附属物上。因而,对于无法市场价格化的事物,价值的尺度应以这些指标为准。例如,增长了多少信誉,增进了多少健康,弥补了多少心理空缺,填上了多少物质漏洞,带来了多少身心愉悦,战胜了多少无聊或提供了多少趣味等等。而最终,则归结为给心灵带来了多少自由。这个自由度,就是价值的尺度。

 

而如何对自由进行理解呢?例如,黑暗中看不到一页书的内容,但打开一盏灯后,就能看到了。可以说它给心灵带来了自由么?实际上,这取决于书籍的内容能否带来趣味和差异化。如果不能带来,那绝对不能说给心灵带来了自由。心灵的自由有两个含义,一是摆脱身体的束缚,这即是舒服的源起;二是心灵没有外在的压力。但这容易让人想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反映出人无法逃避的伦理责任。庄子式的自由,一定是以他对人类社会的不认可为前提,否则他就担负有伦理责任。自由与伦理束缚看上去是对立的,但它实际上是通过分工与合作来使人获得更大的自由。人在选择时,一定会去寻找使他自由度最大的那个选择。选择的价值即表现为自由的尺度。这需要臻向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使每个人全面的发展,而非异化。这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使人各尽其才,各尽其力。这样他所作的,并非是被迫的,而是他自己选择的,符合他的自我发展要求的,同时,他所作的,给整个社会带来福祉。这既是个体的最大效用,也是群体中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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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渔洋神韵论四首

 

岸阔湖平入唐风,

荷叶深碧露荷红。

莫作寻常景物看,

拟人移情最能工。

 

刹那楼台七宝生,

海市奇观贝阙宫。

只嫌卮语浮俚浅,

诗人岂可作儿童?

 

肌理密裁复深缝,

神韵倒转覃溪翁。

摹拟有违真格调,

文章不写一句空。

 

未离大厚与清空,

沈著痛快待两逢。

修身本是诗人事,

本色高华含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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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情感伦理学

 

之所以有这个文章,是因为并不是因为认知影响了情感,而是情感影响了认知。情感被认为是更居于本质的东西。因此,从情感伦理学角度而非单从学理上去探讨《庄子》,具有独特的价值。

 

归纳一下,庄子的情感伦理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庄子好游。大,方能有游。游代表自由,不喜约束。推广开来,好大而恶小,如“大知闲闲,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二)养生。

(三)庄子好艺术,好美,从“庖丁解牛”可见,又从“淖约若处子”可见。

(四)轻外物而定其心,如“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重外者内拙。”不求利,不避害,喜心无挂碍。重神明,重神明凝一。

(五)对人世的悲叹,对天的赞颂。因而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天钧”。

(六)厌恶烦累。不喜事务。

(七)厌机心。

(八)于世间则具平等心,见《齐物论》。

(九)厌争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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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四首

 

参差燕尾剪刀横,

岭南无处不春风。

衔泥裁柳两不误,

北人犹惊故人逢。

 

案:故人,指止于南之北燕。

 

春光不待费嫌猜,

黄花白兰次第开。

正待晴日踏青去,

料峭寒风裹雪来。

 

一树嫋嫋枯朽枝,

绿叶未长花未迟。

娉婷小巧春心动,

信有天工造物知。

 

一年此季时最好,

匆匆此去春易老。

花期有定难遮拦,

怅怅流水心如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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