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以血书者天涯名博

不贵虚言而贵实功,脚踏实地,近世故有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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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这个论题是不能深究的。中国人是谁?他能否代表中国人?显然,这里的中国人是个虚指。有别于外国人。外国画家也画风景,也画山水,但和中国截然不同。外国是写实的艺术,中国是写意或者说是写虚的艺术。要理解中国的山水,就要从虚这个地方入手。

 

实是拟像,真实记录。虚是会意,得意忘言。后者来自于《周易》和《庄子》,所谓“书不尽意,意不尽言”。因此,真正的山水是个精神符号,是个意象,永远不要用具体的形象来套在山水上,因为真正的山水只是存在于人的精神感知中,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中,而肉眼看到的山水都是表面的,肤浅的。

 

然而,我们为什么要纠结山水?因为我们是人,是大写的人。当人站在山上是什么感觉?当人看到清泉时是什么感觉?对!这就是山水!它不是都市,不是尘嚣。山水是人的精神庇护所。当人的村庄被战争烧毁时,家园被破坏时,藏书被一捣而空时,当人要避难时,他要逃到山里。例如,清代著名的浙东学人徐时栋就是这样。明末的张岱就是这样。山水代表着天地的广大,代表着崇高,代表着万古长青。人来到山水之间时,会觉察到空间的广大和时间的悠远,而衬托出自我的渺小和短暂。

 

大山没有感情。而人来到山水时,也许会感到一丝悲哀。因为华夏是农耕民族,山地并不适合居住。山地并不抛弃人类,而是人类抛弃了它。人类来到平原,因为平原适于交通,适于种植,适于建造房屋。终于有一天,人类又想起了大山,想起了它的存在。又想回到它的怀抱,但大山并不拒绝他。因为人作为一个个体在大山看来,实在太小。大山巍峨,高耸云端,甚至插入云海,人在山脚之下,只象一只蚂蚁。大山胸怀宽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万物在这里生长。山,不仅变成了一种精神超越式的存在,而且具有某种母性精神。

 

山水,变成了可触可感的人类的终极依靠,变成了天地的化身。水,何尝不具有一种仁德精神?水滋养万物。同时,水的流动又是那么的自然。大诗人杜甫说:“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水气升腾,化而为云。云又化雨。“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这雨声,这水声,是那么的有灵气,为寂静的大山带来生气。然而这是自然的声音,这是天籁。

 

自然之动,是为至动。至动又衬托出山的宁静。这宁静的深厚,是为至静。山谷的回响,愈发空灵。山多石,有人名石介,取自“其介如石”。介是什么?耿介。石上裸露,没有任何修饰,似有一种本性的意味。

 

山是水发源地,水永远在流动,流逝,带走了一切。所以,苏轼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虽然说的是江,其实说的就是水。永远不要把水看作是山里的泉水,或者是河水。水实际上是一个泛指。它可以是湖,可以是江,而山,在这种情况下,称为水的陪衬,水自身成为主要部分。

 

大江弥漫,吞天包地,滚滚东流,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有点悲壮。这和山的壮悲很相近,但感觉的来源不同。小谢有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真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如果说山意味着空间,那么江水就意味着时间,永久的那么流,似乎抵达了时间的尽头,这边望到了历史的洪荒之初,那边望到了千百年后。因为它永久的那么流,而人事却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几度更迭。因此流水无情,然而却似乎直抵历史的本质。我曾写一诗云:“万物与汝不相关,长江无语东海还。千古兴亡多少事,湮没绿波白水间”。理学大家朱子曾说:“这道体浩浩无穷”,这就让人想起大江。

 

因此,无论是山,还是水,都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这精神的向上一著,将人超拔出来,甚至想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这天地之根,叫人无所言语,只是感到自我的渺小,将要招魂归去。

 

我爱这山水,谁让我是人。我想变成这山水,可惜我不能。但精神的变幻,或许能留稍许自由吧。

 

20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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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师承

经学的师承是一个不大为人所注意的问题。汉人师承经常被人提及,例如董仲舒通《春秋公羊传》,绝非自学。司马迁也绝非经学门外汉,也有师承。张禹精《论语》,渊源有自。就连扬雄(今人辨为杨雄),也绝非儒学自成。那么,以上这些人是什么来历呢?

 

董仲舒的公羊学师承并不清楚,清楚的只有当时胡毋生一系。但胡氏影响不大,著名弟子只有公孙弘。有人说:董仲舒是师承公羊寿。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史书说董仲舒与胡毋生同业。而胡毋生就是师承公羊寿。

 

司马迁的老师是孔安国,从其学《古文尚书》。

 

张禹则是从沛郡施仇学习《易经》,从琅琊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

 

扬雄是师从严遵、林闾,见今人《扬雄年谱考订》。林闾字翁孺,善古学。

 

清人师承和汉人一样,有的并不清楚,但凡是经学有造诣的,一定有师承。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后出者转精,则尚书者有皮锡瑞,礼学有黄以周,毛诗者有陈奂,易学有尚秉和,春秋学有廖平。则取法乎上者,斯得其中。取法其中者,斯得其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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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余脉杂钞(395)

段朝端(1844-1925)为高延第弟子,1880年冬为高延第《老子证义》撰后序。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三有《冯景传》,言其“说经之文尤邃”。又“太原阎徵君若璩精于考核,景驳其《四书释地》中十事。”又“景多读书,善文章,师友风义以责善为事。仁和汪煜、汤右曾,同学密友也。”

 

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受到黄宗羲的影响。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曰:“《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徵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请黄宗羲为之作序,黄宗羲序曰:“淮海阎百诗寄《古文尚书疏证》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

 

康熙二年(1663),阎若璩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在这一年,他拜访了太原著名学者傅山,两人一起讨论《左传》。《潜丘札记》卷一:傅山先生,少耽《左传》,著《左锦》一书。秘不视人。余初访之松庄,年将六十矣。”又阎若璩《移寓诗》注:“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伪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阎若璩第二次会见傅山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见《古文尚书疏证》卷五上。

 

阎若璩与毛奇龄的交往,开始于康熙十年(1671)。毛奇龄《送阎徵君归淮安序》:“余避仇之淮安,与淮之上下无不交,阎君潜丘在其中,暨之梁之宋不能前,复归淮安,则稍稍有言潜丘君年损而学多者,于是躬诣之,与之等程将军冢,题名而去。顾余变姓名,独于淮有识余毛生者,予漫应之曰:毛甡。于是有毛甡与潜丘君游墓之题云云。”

 

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曰:“西河(奇龄)平日亦素不持十节,多仇家,乃相与共发其杀人事于官,当抵死。…亡命淮上,得交阎徵君百诗,始闻考索经史之说,多手记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闻讲学之说。西河才素高,稍有所闻,即能穿穴其异同,至数万言。…其与百诗,则力攻之,尝与争不胜,至奋拳欲殴之。”

 

康熙三十八年,毛奇龄撰《古文尚书冤词》,学者李塨携此书访阎若璩,若璩见此书,“潜丘大惊,索阅,示之。潜丘且阅且顾其子曰:‘此书乃专难我邪?。” 见冯辰《李恕谷年谱》卷三“乙卯”条。

 

马骕是当时研究三代及《左传》的著名史学家,阎氏在康熙十二年(1673)途径灵璧县时与马骕秉烛夜谈,一起校对《古文尚书》的真伪。《古文尚书疏证》卷八云:“邹平马公骕,字宛斯,当代之学者也。司理淮郡,后改任灵璧令。余以癸丑东归,过其署中,秉烛纵谈,因及《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别,为具述先儒绪言,公不觉首肯,命吏急取《尚书》以来,既至,一白文,一蔡(蔡沈,朱子弟子)《传》,置蔡《传》于余前曰:‘子阅此,吾当为子射覆之。’自阅白文,首指《尧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谟》,便蹙眉曰:‘中多排语,不类今文体,恐是古文体。’历数以至卷终,孰为今文,孰为古文,无不立验。因拊髀叹息曰:‘若非先儒绝识,疑论及此我等安能梦及,然犹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辈尚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复再三慨叹。余曰:‘公著《绎史》引及《尚书》处,不可不标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绎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五云:“马公骕力辩为臆说? 近时马公骕著《绎史》,内《仪礼》十七篇,分章句附传记,又兼及大小戴诸书,真是蚕丝牛毛,读之每令人心气俱尽。”

 

以上见《阎若璩家学师承及其游学考论》。

 

徐兆玮《虹隐楼诗文集》中有戊辰年《胡氏二叶诗存序》云:“予从胡小竹师授经,为光绪丙子、丁丑岁。” 案:光绪丙子为1876年。《胡氏二叶诗存》所载为胡益谦与胡朝铨所作诗。又《虹隐楼诗文集》卷一有《释说文引经说会意例》,辛卯年作,即1891年。卷一又有丙申年作《姚补篱校吕氏春秋残本书后》,其中曰:“补篱名福均,字屺瞻,绩学嗜古,淹贯群籍。虞山学人肆力经史者,吴顼儒、黄琴六后首推补篱。顾以一诸生连蹇场屋,穷老无所遇,厕身学使幕中,客死浙水,遗书霾晦,不获与澹成居、第六弦溪馆并曜邑里。呜呼!”该年为1896年。

 

姚福均还著有《琐学录》十六卷。又徐兆玮光绪二十五年(1899)日记云:“午后访王聘三丈,知现为殷子嘉大令校录《姚补篱文集》出目录见示。予谓《经说》二卷可别刊行,聘三丈颇以为然”。

 

1919年,孙鸣锵在《国故》1-4期发表《吕氏春秋高注补正》。1925年11月至1926年7月,宋慈袌在《华国》2卷10期、12期,3卷2期、4期发表《吕氏春秋补正》。

 

胡敦复(18869~1978),无锡人。数学家。教育家。1907年—1909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12年创办私立大同大学。1935年7月,当选为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

 

姜立夫(1890—1978),名蒋佐,字立夫,以字行。温州人。曾深受姨父黄庆澄的影响。1911年赴美入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州立大学专攻数学。民国4年(1915)毕业,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8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9年初,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建立数学系,任系主任。1929年任中国数学会会长,1931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研究员。解放前夕,被迫随所迁往台湾。姜立夫妻子是胡芷华,为胡敦复之妹,儿子是著名数学家姜伯驹。

 

郭宝钧(1893~1971),字子衡,河南南阳人,考古学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河南省立南阳中学任教,后到省教育厅工作,多次参加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撰有《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等。

 

管雄(1910-1998),字繞谿,浙江溫州人。1930年考入国立大学中文系,受教于黄侃、汪辟疆等。后歷任國立廈門大學中文系講師,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江西大學、江西井崗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字学》、《洛阳伽蓝记疏证》等。论文有《汉书古字论例》等,文稿后结为《三思齋文叢》于2017年出版。见《管雄传略》。

 

董朴垞(1902-1981),名允辉,号敬庵,浙江瑞安人。1919年,董朴垞考取瑞安中学(旧制)。与阮抱山、王志西、许成远、胡质民等关系密切。还常和李雁晴、薛钟斗、宋慈抱、陈逸人、何励生诸学长,相聚谈艺,酬和诗词,增益匪浅。后与周予同、夏鼐、孙孟晋、王季思等知名学者交游,友谊情深。1930年,适值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招考研究生,董朴垞将撰写的《永嘉耆旧传》(草稿)、《敬庵文内外篇》寄去报考,颇受陈垣赏识,经审核破格录取。他在研究所承蒙新会陈垣、钱塘张尔田、吴县顾颉刚悉心指导,2年后为燕大国学首届研究生毕业。1932年,董朴垞为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专科学校所聘,南下厦门。抗战军兴,他旋归故里,受聘于温州中学。著作共有15部,已出版的有《清代学术编年》、《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未出版的有《中国史学史长编》、《民国史稿》、《瑞安孙诒让学记》、《桐城古文研究》、《中国整史编纂法》、《乡邦文献集》、《修学庐文稿》、《修学庐日记》、《俞曲园年谱》等。晚年特别致力研究朴学大师孙诒让著作和学术思想,得到孙延钊的鼓励和支持,搜集大量资料,整理纂述《瑞安孙诒让学记》,于1964年成书,全书14卷,共有120多万字,后作为《瑞安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出版发行。

 

李宗昉(1779-1846),字静远,号芝龄,山阳人。嘉庆七年一甲进士,为许梿的受业师。其《闻妙香室诗》12卷卷首有道光乙未许梿序,文十九卷亦许梿拜题,自言受业云云。道光乙未为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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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书籍择要(三)

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

廖季平先生年谱长编 

闻一多多年谱长编(增订版) 

柳如是‎ (2012)

浮世的晚风——还原明清江南士林生活图景

生活的史学  作者: 孙明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典藏本)

人生难得是心安:另类西方哲学简史

钢铁、蒸汽与资本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文明的解析  作者: 查尔斯·默里

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

如何看中国画  作者: 王耀庭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地图的文明史 作者: 诺曼·思罗尔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周必大的历史世界

读李安  作者: [美]罗伯特·阿普(Robert Arp) / [加]亚当·巴克曼(Adam Barkman) / [美]詹姆斯·麦克雷(James McRae) 编著

思想家手帐:居伊·德波:遭遇景观

不确定性之痛 作者: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 

幽玄·物哀·寂  作者: [日] 大西克礼

地理学与生活 (全彩插图第11版)

读书这么好的事  作者:  张新颖 

大清帝国  作者: [日] 增井经夫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人物、文本、年代  作者: 李锐  副标题: 出土文献与先秦古书年代学探索

大卫·休谟传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

突破可能性的极限  作者: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

古筛勒苏菲论集 作者: [古阿拉伯]艾布·嘎希姆·古筛勒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  作者: E.A.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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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价值与不确定性

 

平面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意思是铺排的事物,构成一种看似庸碌的均不突出的状态。价值的平面化就是如此。化学中也有一种拉平效应。在一定条件下,本来具有一些差别的事物,变得彼此间不再具有差别。犹如黑暗中把美丑都遮掩掉,一人言的大会把与会人员的个性都淹没掉。因此,当我们说“太平”的时候,实际上它所展示的就是一种平面效应。苏轼在《晁错论》中曾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而什么时候就不再具有平面效应了呢?将领提拔,校尉选拔,常常是在战争的时候。在考验面前,美德与否,而变得凸显。没有考验,平庸与平面与太平与和平,大多构成了一系列可持续延展的近义词。

 

价值的平面化在这个情况下,也成为一个问题。在历史上紧张的军事斗争时,每一步的对错都称为事关全局的紧要一步。但和平时期则不同。价值,是一系列需求的潜台词。健康与疾病、自我实现与才能埋没、孤独与归属、富裕与贫困、贫乏与丰富、无知与博学、子女的贤良与纨绔、时间的紧要与宽松等等,都具有需求的隐含意味。价值具有对主体的有利性、选择的优先性。但价值只有在稀缺时才凸显意义。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没有价值的撕碎给人看”。这两句话值得回味。人们观看悲剧,觉察其悲,是因为内心中早有价值取舍,并看到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掉。当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时,这是才凸显价值。例如布莱希特戏剧《伽利略》中的伽利略被囚禁。而喜剧呢,如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里面的假冒钦差大臣并没有价值,最后他被撕碎里,弄得啼笑皆非,人们在撕碎中才发觉之前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没有价值。因此,悲剧是在毁灭中凸显价值,喜剧是在撕碎中消解价值。前者是价值从无走向真的过程。后者是价值从有走向伪的过程。人们需要做这种价值的体操,并且在考验中实现区分效应。

 

而人没有这种考验,以后也会遇到这种考验。因为人在当今社会中会遇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在与不确定性进行着斗争。从天气预报、制度、警察、社保,到外交、旅行、计划、申报、批准、新闻报纸、农业、科学、机械自动化,都体现着人类对降低不确定性的努力。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如鲍曼所说,其流动性又在不断增加,流动的增加即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人类社会加强安全控制的努力又进一步降低其中的不确定性。但确定性太过,则社会僵化,没有活力。确定性不够,又容易动荡不安、社会混乱。

 

个体的不确定性在于,你无法预测你的未来,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有的时候你受环境所左右,而环境不受你左右。你只有逐渐降低外界的不确定性,降低对外界的依赖。在对外界的分析框架中,最简洁的是opportunity和threat之间的划分。其次是物的不确定性和人的不确定性。人的又分为关系近的和远的。财务的以及健康的。物的又分为所属物和环境的。环境又分为小区环境和城市环境,以及国家环境或者社会大环境。这是空间上的。性质上又可分为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而就健康而言,又可分为大气环境、水环境、居室卫生、食品安全、交通环境、安全意识、医疗环境、健康意识、人文健康环境等诸多方面。要而言之,不确定性具有多个维度。它为价值的隐没和出现设置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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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主业与契合

 

“限度”这个词是模糊的,但却不是虚构的,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限度不是事物的边界,在这里是指构成事物的全部要素,它同时也反映着事物的可能变化或者变量的个数。

 

限度,与兴趣紧密相连。限度越多,引发的兴趣可能就越多。对单调的事物感到无聊,正是因为限度少的缘故。不论什么事物,只要它引发兴趣,就因为存在限度,存在可供其存在的多个变化的要素。把这些要素说清楚了,就算研究清楚了,该事物的轮廓和内在本质也就清楚了,兴趣也就消失了。兴趣的消失是因为事物总是出现主体所预期的变化,因此主体就没有了兴趣。每样事物因为其限度的有限,因而也就总有对于主体而言,其引发的兴趣消失的一天,主体也就不断在寻找新的事物。

 

而兴趣是什么?兴趣是主体认知活动的推动力,是主体认知意志前行的动力。没有兴趣,那就是苦学。有兴趣,就是乐学,爱学。兴趣是主体自身发出的,不依赖于外界压力的主动,是自身能量的释放。兴趣属于主体,限度属于个体。兴趣一直伴随在主体的“醒”的意识活动中,这正如情感和意志无时无刻不存在一样,兴趣也无时无刻不在存在。在地铁上看手机,在车站上等车时四处张望,堵车时听音乐或广播,正是因为兴趣发挥着其力量的缘故。没有兴趣,人们所做的就是一件苦差事。人们不断的处于“此事物限度的模糊到清楚——此事物的厌烦到彼事物的寻找——彼事物的限度的模糊到清楚”的循环之中,而不断发生事物的转移与限度的波动起伏。尼采和叔本华都讲轮回,大概就有这样的意思。

 

主业,则是串穿在一个人一天中主要的时间活动之中,是在主要时间段上所投入的对象事物。主业也有限度,但更重要的是目标、意义、方法和组织。主业的活动,主要是以组织为单位,而非以个体为单位。目标是对组织而言,方法是对目标和起点而言,是组织所投入的资源与实现的路径的统称。意义则是对社会或者活动所服务的目标群体而言。意义有大,有小,或者无。意义总是比较而生的。意义越是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价值越大;意义越是具有直接性,其整体就越显著。例如热门行业之所以热门,正是在于这些行业对于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其意义的不可替代性。物质性的工具其意义比言语性的指导在某种意义上更具象,更容易捕捉,也就更容易理解和转化,因而也就更直接,其整体更显著。意义是主业的本质灵魂。

 

那么关于契合,正是从主业本身而来的。因为马克思所关注的“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尔塞库提到的“单向度的人”以及席勒的《美学书简》所针对的,正是因为主体对于主业的不契合。契合在这里所提示的,是主业、主体与社会三者之间存在的一种隐秘联系。它是主业完成所对应的主体的能力,具有主体的心理客观性;也是主体自身出发所具有的兴趣,因而具有心理的主观性;同时主业也需符合社会的需要,具有意义。也即:有趣、有力、有用。那么,实现了这三者,是否有契合了呢?并不是。真正的契合,不必考虑有用,因为凡事必有用,所考虑的只应是意义的不可替代性,即是否有大用。真正的契合,应要考虑的是主体的能力结构与主业完成所需要的能力要求之间的契合。如果主体的能力结构中,居于前三位的主要能力并没有用上多少,那么就可以说是不契合。而我国关于能力研究的书太少,这是因为它虽然属于心理学的书,但心理学领域的人又不去研究它的缘故。因为心理学领域的人自身就缺乏能力增长的体验。心理学只是去研究学习和记忆。而学习多着眼于认知的增进,而非能力的增进。因为能力表现为行动,多非心理过程,不是心理学研究的要素,它只是个人心理特征,而且并不神秘。事实上,主业完成所必须的能力结构值得期待,也值得研究。这一领域待成为热门。因为它关系到异化,关系到择业以及成就这些重大的问题。能力与兴趣也存在隐秘的联系。对足球有兴趣的人并不意味着他踢足球的水平很高。但踢足球水平高的人,可能正证明着他对足球存在兴趣。兴趣只是一个先导。在能力形成的机制探讨中,这种先导却也是创造的先声。因而,关于能力的研究,对于我国的创新驱动与创新发展而言,也是非常必要的,希望能得到大力的发展。

 

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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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XX论当世书(1)

 

XX夫子教席:

 

久不聆闻高论,不得侍奉左右,窃自惜之。来信询自我之役,惟如日常,无多可言。间有思想,而一一书之,特庞杂而不成统,恐为过眼烟云尔。近购王源《居业堂文集》与《戴名世集》,书价不菲,惟觉二人明末豪杰,与孙夏峰鼎足而三矣。久与豪杰处,则自身亦为豪杰,故窃自我之视,夫子可得闻矣。窃藏书不少,亟待收拾,盖读者甚寡,愧不能为学,而时摭取成功学之一二矣,或得夫子哂之。

 

前一阵借《群书治要》,又得古人如张居正一二片言,以为至宝,或董理钱默存之养生论,以为精华具在,何可高置?今日或可得毕其业,择日为文投刊之,未卜也。

 

近年史家,颇有其论,瞻望来轨,或可大明。惜吾未尽其道,不学之过也。前人早曰,学有急缓。又吾常恐学不得其大,故不肯就小,然又不得尽思之,故一片迷茫之中,无所适从。又近年之论学,自媒频出,书不必读而可听,吸纳甚易,而今人益难估轻重而入信息海中。昔人曰根本,今人则视之门户,则学之无方可想矣,只得博见而已。

 

故居家时或无所能,惟碌碌,甚愧之。盖无掀雷决电之功,锱铢累成之效。所持之乾嘉、之古哲,或养生,亦不见其彰。故吐故纳新有之,惟贪新奇,而不得建实功现效于世,此吾所以之不甘也。或曰“合作”,则吾之尚欠“组织”也。

 

今日国祚昌运,虽艰途仍在,而前景可知,居上者知阴阳交感之吉而以人民为本,故能得其正,又时引传统而不失其基,改革开放而无其闭弊。故世风一反于前,而清明复在,可喜可贺也。然欲求大功,翻然骤变,举世创新者,亦难。盖革器物易,革人心难。窃前些日略闻福泽谕吉之《文明论概略》,于文明之进步略有所闻,或与吾文明之观点略近,或解吾之前之惑。文明之者,由能进于不能,举凡天地草木虫鱼,无不在所研范围之内,特有所分工耳。而统其分工者,管理层也。则文明之进,在于知之深广,而改造之力甚强,持宇宙之秩序,归各自之理位,故有除惑成成之功,有去弊取益之效,无时不检讨以自省,无时不自耻之以自励。故《孙子》曰:治乱之枢机在数。此大难之所在,而往时之盛世武勇之俱衰,盖为此也。无身经百战者,则不得其人。

 

昔李卓吾有曰:“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故材成之难,而庸碌甚易。无深研特出之人,则世不易变。举世消息往来甚易,特往汇成海,能消纳镕通者,则大师所待也。吾不肖,自为疲羸之躯,而难抵捆纸之消纳,故为井蛙斥鷃,非无故也。

 

问候秋安!匆匆不尽!

 

某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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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木水火土的模型论启示

 

好久没有在这里写一些东西了,但书写又是不得不进行的。世界的辩证统一与先天的无序(即熵的最大化)使得书写的结论即使是错误的,也仍然具有正向的价值。

 

但以火星人的视角来看,书写却不是越多越好,因为任何书写都要付出代价。只有当书写的价值大于代价时,才会去书写。同时,书写后给阅读也带来收益和困扰。因为理论的抽象,远离现实物质世界,使得不容易被掌握,也不容易有兴趣。但从一个方面看,理论由于它的广泛存在适用性,又使得它成为许多事物的一个分析框架,而变得格外有意义。

 

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学说,又是中医的组成部分。天人相应,五行具有双重适用性,这是不难理解的。它是宇宙控制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理论界通常并不将五行应用得更广泛,除了在中医以及五型人格论上。当然,中医讲五行推演得范围较广一些,比如味道、季节、方位甚至风水等都与五行有关。但这个面仍然较窄。五行学说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对外界事物的分析框架。

 

从秩序的角度来看,宇宙间的事物至少是五行的,才能保持稳定和相互制约关系。二元、三元和四元都不能保持稳定。是所谓内稳态的最小五个元素说。这个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我认为,不论是物质世界,人伦世界还是理论世界,五行学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可以排除的是,二元学说即阴阳理论是不足的,是过于宽泛的。其次,内稳态的保持最少需要五个元素是可以论证的。再次,世界分为五个方面是可以穷举的。拿力学这个理论体系来说,基本就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力的物质性、力的方向性、力的相互作用性、力的效果(动力学及形变)、力的叠加性。时间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时间的度量、时间的客观性、时间的主观性(时间知觉)、时间的可分割性、时间的连续性。一本书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书的实体,内容,出版社,装帧设计、印刷。一幅画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笔、墨、色、构图、意境。诗,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沧浪诗话》所说的: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体也可分为古体、律诗、绝句、乐府体、竹枝词。一个房子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选址、面积、采光、装修、建筑时间。哲学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科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散文的特征也可分为五类:实用性、真实性、抒情性、意象性、灵活性。古代散文文体也可分为五大类:书信赠别类、序跋类、写景记事类、传状墓志类、考证说理类。实验科学也可分为五个步骤:观察、比较、分析、归纳、实验。智力也分为五个方面: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现代逻辑也分为五个基本逻辑联结符号,即“非”、“并且”、“或”、“如果……,则……”、“当且仅当”。欧几里得几何也只有五个公理,其他都是定理或推论。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五个方面: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

 

以上可以看出五行学说具有的广泛性。还可以在适用于很多方面。总之,能用好五行,其裨益将大著于世!故不揣浅陋,略书于上。

 

20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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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与传统

 

现在,某某人的书成了禁书,书价也一个劲的上涨。这不仅让人重新思考历史的哲学。

 

从自然演化角度来说,整个国家和社会先天的就是被历史所限定的。犹如胚胎干细胞,一旦确认了它的命运,例如要分化为神经细胞,就会一直朝那个方向发展下去,除非人为大力逆转,否则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看一个人的历史,至少会猜到他一半的未来。

 

历史的书写,常常有书写者的目的。搞清了他的目的和视角,就完成了历史阅读的本身。至于历史本身如何,对于阅读而言并不重要。而要搞清历史本身,就要挖掘更多的史料。这就不是仅仅阅读一本历史而所能完成的,而需要阅读更多的历史,并进行辨析。

 

历史似乎总是老人在做的事,在回顾过去。其实不然。创新总是踩在历史的基石之上。同时,历史是哲学的铺路石,有历史支持的哲学才具有真正的深度。因为当下的秘密就隐藏在历史之上。从当下可以看到那个事物的历史,从那个事物的历史可以看到当下。

 

因为历史与现实的隐秘联系,同时现实在将来也会变为历史,从而使得回顾历史并非是一种倒退,反而是一种拉开距离的研究。对于社会的现实,我们无法进行实验,然而对于历史,它的丰富性弥补了这一不足。

 

文采是文学的代言人,好比华。历史则是它的根。

 

历史是变化的代名词。历史并不完全决定现在和将来,只是提供了一定的限度。这正如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一样,历史是时间上的决定论同样有其局限。当一个人认识的局限越多,他也就越拥有自由。

 

在现实中,你会感到很多的局限。历史的书写也是一样,并非和写小说有什么两样。作家在小说时,并非常能自己杜撰,而是笔下的人物自己发出声音来。历史中的人物也是一样,到了一定阶段,也自然能判断历史的走向。

 

历史、地理、逻辑,三足鼎立,才能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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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02)

 

栾调甫(1889-1972),山东蓬莱人,名延梅,号山东侉子,书斋曰“三经堂”。任齐鲁大学教授,主持齐鲁大学文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工作。建国后任山东大学教授、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栾调甫先生以研究墨学闻名于世,号称当代四大墨师之一,同时又精于经学、文字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农学。在上世纪中前期与王献唐、路大荒等共同高举朴素求真的“齐鲁学派”大旗,就学术成就与私人交往而言,可并称为“山左三杰”。在青岛,栾调甫创立“字系说”,著“说文解字补正”(10册20万字)。栾调甫业余时间经常与王献唐、路大荒、张景栻等藏书家优游济南书肆,广罗群籍。著作还有《经学概论》、《墨学研究论文集》和《齐民要术考证》、《栾调甫子学研究未刊稿》等。2001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栾调甫文集》六卷。

 

 栾调甫,蓬莱人,自学出身,专研《墨子》。某日,王献唐先生娓娓谈栾公连升三级之事。栾因无学历,在齐鲁大学只是一名“录士”(即抄写员),月薪三十元。足够养活八口之家。忽一日,梁任公自天津来访,剧谈三日夜而去。洋人闻知,顿改职称为研究员,月薪一百五十元,暴增五倍。又一日,南京国民党组织部部长丁维汾又到济南造访,亦剧谈三日夜而去。洋人闻之顿改职称曰教授,月薪三百元,较最初薪水,已增十倍矣。(赵俪生《桑榆集》)

 

章士钊次子章用,字俊之,1911年生于苏格兰。章用母吴弱男(1886—1973),安徽庐江人,为吴长庆孙女。1931年章用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兼习物理、化学和哲学,业余治拉丁文。1936年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对中国数学史研究日深,也精于历法,且能以拉丁文原著校核明代西方传教士所译之书。遗文有《阳历甲子考》、《僰夷佛历解》、《垛积比类疏证》、《越历朔闰考》等数学、历法著作。上述几项研究,都能由科技史旁证宗教史,也是巧妙地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竺可桢读了《僰夷佛历解》,在日记中称道:“驳董彦堂(按:董作宾)《僰夷奉秦正朔之说》体无完肤。”

 

曾炯(1897~1940)字炯之,江西新建人。数学家。1926年毕业于国立武昌大学数学系,师从陈建功。1928年考取公费留德,入柏林大学数学系学习。1929—1934年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学习数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1935—1937年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37—1940年 先后任北洋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及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教授。在有关函数域上代数的研究中获得重要成果。

 

陈建功(1893年—1971),字业成,浙江绍兴人,数学家,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赴日学的数学。

 

吴少辉《我的父親吳秋輝》言:“追憶當年欒調甫、解子義、王敦化、張默生每周末課餘之暇,即來我家聽先父講課,風雨之天,亦未嘗間斷。研討古文、詩詞,質疑問難,賞奇析密,執弟子禮甚恭,他們師生關係很深。先父諄諄訓我,以他們爲榜樣,勤奮讀書,力求進步”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有《吴秋辉遗稿》六册。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有《侘傺軒文存》,2001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有《說經》,2008年齊魯書社影印出版《侘傺軒說經》。

 

張東蕙《有關吳秋輝先生遺著的出版情況》云:“王敦化(熙如)研究員,蓋因王老當年就讀齊魯大學文學院時,曾與解子義、欒調甫、張默生先生同時師事先外祖門下。從王老處得以聆知先外祖當年之軼聞、趣事,王老並示以所珍存的手鈔本及石印本數卷。叮囑大哥積極收集遺稿,返疆後即着手整理並油印分贈友人” 先外祖即吳秋輝。

 

王敦化 (1901~1991),生于山东。字熙如,书斋别署“小红莲庵”,“沂风堂”。受家庭薰陶,幼时爱舞文弄墨,金石书画,后入私立齐鲁大学国文系求学,毕业后留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中国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供职于南京博物院,从事文物鉴定和研究工作,为解放后第一代文物鉴定工作研究员,是著名的文物鉴定家。

 

李果撰有《在亭丛稿》。

 

康乾之间,蒋汾功之经学、蒋骥之楚辞学、蒋金式之杜诗学享誉江左。蒋汾功撰有《读孟居文集》六卷,又乾隆18年曾为《五礼通考》作序(时82岁)。卢文弨曾作蒋汾功墓志铭。庄存与为蒋汾功受业门人,曾学古文。《读孟居文集》卷首有庄存与序,其中曰:“先生自记云乙卯后二年授徒温州署中则存与暨弟培因随侍先大夫于官署朝夕亲炙于吾师之岁月也追念畴昔涕泪潸然”。案:乙卯后二年即1737年,时庄存与19岁。赵怀玉亦曾闻蒋汾功绪言。见序言。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亦请蒋汾功作序。

 

李调元《童山文集》有与赵翼书,与赵翼为好友。又与程鱼门有往来。又有与纪晓岚书。其从弟李骥元会试出纪晓岚门下。

 

赵翼与袁枚、王鸣盛为好友,见《童山文集》所载赵翼书信。

 

施世杰为黄以周门人,见《儆季杂著》。

 

又阮惟和与施世杰二人为友,见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序。阮惟和有《读小戴礼日记》一卷。

 

沈惟贤《唐书西域传注》有施世杰序。沈惟贤号师徐,盖师法徐星伯之意,著作多由苏州学古堂印行。

 

徐时栋有《山中学诗记》。

 

同治十年,董文涣撰有《集韵编雅》。

 

钱大昕说文之学先传钮树玉,再传高翔麟,最后传朱骏声。

 

章箴(1865年~?),章太炎二哥。字钟铭,余杭人。清光绪年间举人,近代目录学家。曾任杭州安定中学、宗文中学国文教员,浙江印铸局编纂等职。1913年4月,任浙江图书馆监理兼编辑,不久,因馆长龚宝铨赴日本就医,被委为代理馆长,1922年6月至1937年4月任馆长。主持刊行丁谦《蓬莱轩地理丛书》、章学诚《章氏遗书》。发起组织浙江省会图书馆协会,当选为会长。编有《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图书目录》、《浙江图书馆通常图书目录》及《乙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目录》。

 

洪允祥(1874―1933), 原名兆麟,字樵龄,后改名允祥,别号佛矢,慈溪人,近代南社诗人。1896年求学于宁波储才学院。1899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蔡元培教授的经济特科班学习,与谢无量、李叔同交情最笃。1902年毕业,与钱保杭、陈屺怀在上海创办“通社”,开设“科学仪器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次年与钟观光、虞和钦等在上海创办《宁波白话报》。1904年自费赴日本清华学堂求学,1907年回国。后由陈屺怀介绍,加入同盟会,先后在温州、山阴等地任教,与汤寿潜、马一浮等为莫逆之交。博通经史,常将历代治乱兴衰之因果,举以为教,使学生知古鉴今,多所成就。工骈文,喜作诗,性嗜酒,嬉笑怒骂,人称“狂生”。书法宗汉隶,古朴遒劲。著有《悲华经舍文存》两卷及《悲华经舍诗存》五卷、《书牍》两卷、《樵舲诗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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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的史学功夫

 

案:考证是史学的基础。陈垣先生乃史学宗师,超迈前贤,沾沽后学,桃李天下。其早年即博通四库,尤以《元史》为绝诣。晚年愈臻精醇,虽四方来信如万箭齐至,题义纷披,而先生不以为仵,一一回复,四两千斤,虽只言片语,亦点中孔窍,益人神志。兹转引选摘周少川先生《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一文,以见一斑。

 

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先生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和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讨论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和6个方面的重点(注:见《光明日报》1958年2月22日。)。此后,他多次参加全国性古籍整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并对一些具体项目进行指导或提出意见。1956年,范文澜、吴晗主持点校《资治通鉴》,就征求过他的意见(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99页。)。同年,又对科学出版社校点出版的《新旧唐书合注》进行指导。他还主持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的整理出版,用《册府》残宋本校补明刊本重要缺文142条,重编全书目录和分类索引,并亲自撰写了《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指出《册府》考史补史的价值,纠正了傅增湘、陆心源校勘《册府》的失误,《册府》的整理出版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注:见《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晚年,陈先生还参加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不仅自己承担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还审阅了其他史书的部分校勘记和出版说明等。

 

50年代,郭沫若先生出席一次国际性会议,遇到有关屈原的问题未能解决,特意从国外打电报向陈先生核对史实,“他就像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活字典,胸中装有千书万册,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92页。)。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发现明代印尼浡泥王陵墓的消息,印尼国务部长了解此事后,即与我国有关部门接触,希望能看到碑文。但发掘的结果却是碑体已残,碑文漫没,当时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请陈先生查出此碑碑文。在陈先生指导下,他的助手刘乃和先生及时在《明文衡》卷81查出了这段碑文(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146至147页,第399页。)。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奉迎佛牙出访缅甸、锡兰等国,约请先生撰文考证佛牙自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尊奉延续的历史。刘乃和先生回忆说:“当时正是三伏天气,气候闷热,他不顾酷暑,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76页。),最后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注:见《人民日报》1961年7月20日。),历述南齐法献将佛牙传入中土后,一千五百年间有关佛牙的史料故实。 

 

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对素未谋面的包赉、杨廷福、梁家勉、谢仲墨等学者,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其中与包、杨二人的往返论学信札更多。杨廷福后来回忆说,他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给陈老去信,求借《释氏疑年录》,“一周光景,邮局寄来《释氏疑年录》四册,陈先生亲笔写了热情洋溢、勉励备至的回信”。“以后,我在学习时,遇到疑难,就向老人家请益求教。他有问必答,为我函授教导了十二年”。“十二年来,陈先生对我的通讯指导,约计共四十封左右长短不一的信函。这种雪中送炭的温煦,成了我在逆境中不甘自暴自弃的精神支持,更可宝贵的是毫无保留地教导了治学的方法,启迪科研的门径”(注:杨廷福:《缅怀新会陈先生对我的教导》,《读书》1981年第7期。) 

 

香港存萃学社在《历史学家陈援庵先生》一文中说,晚年“先生任校长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师表群伦,士林宗仰,后辈质疑问难,先生欣然解答,娓娓忘倦”(注:周康燮主编:《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版,第152页。)。此说甚为中肯。 

三、晚年历史考证的成就 

 

先生晚年的考据文益臻佳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先生晚年所作考据文,涉及范围甚广,大致可厘为考辨历史人物、事件,考辨年代时间,辨析史料等几类。如《跋董述夫自书诗》(注:以下凡引论文,皆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考明洪武、万历两董良史,指出洪武者乃名董纪,字良史;万历者乃名良史,字述夫。辨《明诗综》、《四库提要》、《明诗纪事》混二者为一人,相继蹈袭之误。《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则述海云及撰碑者王万庆事迹,又用《元史•刘秉忠传》,指出秉忠释僧服为宰相,实出海云所引之因缘。考事件则有《佛牙故事》、《法献佛牙隐现记》、《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等文。《佛牙故事》爬梳剔抉内典、外典各类材料,展示佛牙在中土流传千余年的踪迹;《法献佛牙隐现记》是对前文的补充,考揭南齐僧统法献自芮芮得佛牙,传入中土,经济、梁、陈、隋唐,至孟蜀、后唐、后晋、北汉、辽、清等十余代隐现过程,补述了佛牙自汴入北京,由辽丞相耶律仁之母郑氏埋于西山招仙塔下,清末八国联军炮轰招仙塔,僧人复得佛牙一节。《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一文,指出鉴真失明事《宋高僧传》不载,仅《东征传》提及一句,且前后叙述可疑,如鉴真的弟子竟能当面谈及盲龟等等。

 

年代学是陈先生专精之学,他晚年跋清人手札信简,多涉及时间年代问题。此外,又如《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则先考据胡金竹生卒年而辨“草书千字文”之真伪。《萨都剌的疑年》和《戴子高年岁及遗文》则为专考人物疑年之作。考辨史料文献的工作亦是他晚年注意较多的问题,其中大如校勘、评述《册府元龟》,小如考揭敦煌西凉户籍残卷。此外,还有对《元代大德南海志》、永乐大典本《南台备要》、《旧五代史》辑本、《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的辨析,等等。 

 

第二,陈垣先生晚年的考证短文,愈显布局周匝缜密,行文老健的气象。

 

其三,在纷繁的史料中,人物的生卒、地点的变迁、官职的升黜,往往是历史记载的关节点,每一个关节点都隐含不同的时间坐标。陈先生的年代学考证,便常能准确捕捉历史记载的关节点,由此及彼推导出正确的年代。例如,《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一文,所跋洪亮吉与王复信札有月无年。在考证年代的过程中,先生以信中“新方伯”一词为关节点,展开辨析。指出“新方伯”即景安,乃和珅族人,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由河南按察使迁河南布政使,所谓“新方伯”,正是接任未久之意。移前一年,景安未为方伯;移后一年,不得称为新方伯。“因此断定此札作于乾隆五十三年,当无疑义”。 

 

其四,在歧说较多又无其他确证的情况下,陈先生则运用排除法,通过反证剔除各说中疑问较多的材料;最后当明显优于它说的史料成为最符常理的证据时,问题也就豁然得解了。《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一文,从札中“弟服阕后已半载”一语为关节点,着手研究孙氏丁忧在何年。孙氏丁忧有三说,其中孙氏自述“嘉庆丁巳岁予丁母艰”之说本最为有用,但却与孙氏自言丁巳九月办理河工等数条记载自相矛盾,经反证,陈先生指出:“是‘丁巳丁艰’为误记,在渊如著作中,此等错误常有也。”故此条可以排除。接着,他又排除了阮元“嘉庆四年己未”说的可信性。最后,从礼制的实际情况和记载的详细程度等方面,确定孙氏表弟张绍南所作《孙渊如年谱》的“嘉庆三年戊午六月”说为较可信。结论是:“戊午六月丁忧,庚申九月除丧,再加半载,则此札应为嘉庆六年辛酉四五月作,与札中‘溽暑苦陆行’语亦合。” 

 

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所考问题虽小,关联之事却大,这是先生晚年考证尤为突出的特点。比如,他跋王羲之书卷真迹,揭示题记中巙巙、边鲁、偰玉立、忽都鲁弥富、纥石烈希元、雅琥等题名,皆精于汉字书法的少数民族书家,其中巙巙尤为著名,与赵孟頫并称北巙南赵。由此见元代各族文化之融合(注:陈垣:《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他考敦煌西凉户籍残卷所载姓氏,证其皆中州旧姓,指出自汉以后,敦煌为中西交流之枢纽,西域与京洛必经之孔道,故敦煌文化极盛,在此多见中州旧族姓氏,则可证中西交流之频繁(注: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他跋孙星衍信札,考揭孙星衍不信西方天文学说及孙氏对戴震、江藩、江永、凌廷堪等人“笃信”的批评,从而说明乾嘉学者对西方科学的不同态度(注:陈垣:《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以上是从小问题的考证,看不同文化的交流,看社会历史风尚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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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的特定结构

 

此在的特定结构是遮蔽的,因为从内至外的照亮,无法再反过来回照本身。但它允许从外在的迹回溯到自身。迹的保留,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记忆,都较为确定。不确定的只是此在本身,因为它什么也不是,也可以容纳外在的事物信息,变化为其中的模样。但此在毕竟在迹中得到了一些确定性的存在,这便是此在的前在特定结构。

 

任何追溯或者把握,意味着照面,认识,关心,或者伴随可有可无的控制。此在的回溯意味着此在成为自己的操心对象。这种操心,并非是必然的普遍存在,尽管每个个体的操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但它们仅仅是在个体的整体角度去整体操心,是在行动意义上的。而此在对自己的操心,却只是在精神领域,对此在特定结构的把握,这种把握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完成,而神经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只能作为辅助,因为任何外在的和形式的追溯,都无法反映此在自身所包含的实质的内容,或者这种反映,也仅仅是肤浅和狭小的。

 

此在要完成自我之澄明,就要直面自我的意识投射。这种投射或者其他意识内容的临近,或者仅仅依据于时间或空间的邻近,或者依据于逻辑。这三种类型不可不加以区分。而此在的特定结构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特定所反映出来的在庞大范围事物中的一种选择,好比一个10X10方格中的特定选点,它既是空间尺度上的,也是交错组合和具有时间顺序的;二是结构所反映出来的此在,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些事物构成的逻辑关系。

 

意识结构的组成,从童年早期就可以窥探。它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呈现。一是兴趣。兴趣是一种从初期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逗引,以及引领主体要去把握的倾向。它并非一种征服,而是了知所有变化。好比捉迷藏与森林所带来的神秘气息。兴趣并不必然存在,即使主体对某一事物未知,也未必具有兴趣。兴趣本身就具有一种意识结构。新鲜、刺激、奖赏,以及大脑对空虚所天生具有的厌烦,可能都是兴趣诞生的土壤。兴趣促使原有的意识结构生发扩张。兴趣与价值观相连,越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有意义的、可被了知征服的事物,就越能引发兴趣。这里的重要和有意义并非在功利的层面上成立,因为许多游戏和竞技并没有什么功利,所谓“重要”,只是在自我评价系统中生发出来,这只适合自我参与的那些活动,或者有任何自我镜像和影子的事物。在自我的价值链条中,这是隐形的层面。而显现的层面,在大人来说,常在美学的和权威崇拜的心理上发生。后者是一种自我的镜像和移情,与自我实现与自我评价有关,前者则因为伴随着联想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直观上的隐秘规律而生发兴趣。

 

意识结构的另一维度是情绪和情感。它们虽然为人所知,但它们在此在前在结构中的作用并不明确。它们是心理过程,在事件发生的始终相伴随,并且往往在不愉快中记录事件的信息,愉快因为麻醉作用反而不清。因此,不快提供的动力比快乐提供的动力要大得多。情绪和情感遍及一切事物,并且有着强度上的大小。情感的内涵则更加丰富。因此,它们决定了意识结构上,哪些元素被连接在一起,连接的强度如何(仿佛胶水),以及之间的关系类型。

 

意识结构的第三个维度是认知。它决定了新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层次关系。认知,从本质上说,即是新的元素与旧有元素之间的连接,并确定元素之间的重要地位或价值的不同。

 

在这三个维度中,兴趣代表着意识结构发生的时间过程,情感代表着周边意识结构与中枢的关系,认知则代表着意识结构的内部层次及相互关系,它不仅是以节点和分支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与情感关系密切。情感确定了意识结构内部各个元素的地位以及整体意识结构的地位,而认知除了表现为结构,还反映每个元素在机制上的轻重,它和情感确定元素地位的轻重并不相同。

 

以上仅仅是形式上的确认,此在亲历事件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展现。少年时期意识结构的可塑性最大,受环境影响也最大,也容易形成各种偏好。此在对自身的把握,部分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可以看到,但更多的源自行为塑造后所带来的心理影响,从早期精神依恋到后期的友伴依恋,无不看出此在对自身的不确信和对外界的畏。此在浸身在世界之中,一方面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对世界之大的畏和对自我持续的不确信,使得自在需求各种方式来逆转后者,或者封闭或逃避,或者探知,或者追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或者竞争,也就是说,此在一方面极力肯定自我而形成自尊,另一方面对自我又高度怀疑,不确定自我与世界在高度上的平齐。也许有人会争辩即许多人是没有自卑之心的,也的确是这样,在与同族竞争中屡屡获胜,在外界解题中屡屡破解,足以培就对自我的高视。然而,它形成一条边界。在边界之外,自我的各种茫然和不确定显现无疑。这也是为什么从远古至今,一些人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与无边的外界和解。神的崇拜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才逐渐消退,人的力量凸显,然而未几,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经历了战火的西方世界,反而疑虑增多。新的问题随着旧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冒出来,而在之前,它们甚至还从未进入人们的视界。

 

不过,人类的自信心整体增强,不言而喻。但此在对自我的怀疑,从未消失。此在的意识结构,在元素上是通过感觉和语言表现出来,每个元素实际上也是一系列判断的集合体。因此,语言在其中起到压缩抽象的作用。语言是信息纯化淘汰后的物质结晶。形象,首先表现为此在周围事物所呈现的表象。生活行为提供了验证和关系的确立。但地域和时代的偏颇,给此在的特定结构先验地进行了塑形。另一方面,它们使得此在尽快地摆脱了原始状态,而进入文明的某个型式。偏颇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居所周围的环境和家庭内部的环境,二是学校的教育内容、方式和班级环境,三是社会大环境和社会小环境。友朋择处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可归为学校或者社会环境。此在的特定结构基本上在大学毕业前或者25、6岁左右完成。而究其具体内容,可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纪律与制度伴随的惩罚与规诫;二是自豪或自卑相伴随的荣誉或耻辱,这是群体心理;三是对自然外界的探寻;四是对各种事物的情感体验;五是友伴的交往体验;六是对他人的心理揣摩以及伴随的陌生化。这几个方面大致勾勒了此在特定结构的内容类别。它们也是此在所经历过程中对此在特定结构塑造所产生较大影响的经历事件。此在越是早期,越是不加辨别地吸收。晚期则不然。早期关系到主干的确立,晚期关系到支派的延伸。不过可以看到,同样的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许多人还是表现不一样,这是因为家庭环境和居所周边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在的特定结构上,早期兴趣的强化而形成的偏好,也增强了意识结构的可持续性增长的能力。它与情感和认知系统关联发展。而哪部分的兴趣则决定了意识结构增长的方向。

 

此在的特定前在结构决定了看问题的视角和倾向,决定了行为模式。同一外界事物,在不同的此在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该外界事物,可能自身也具有呈现的可分析框架。因此,探讨这种此在结构,不仅因为外界事物与此在之间所存在的可能的同构,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在对外界的认识,而且因为此在能因此而了知自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1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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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活着》的哲学意蕴

 

余华小说《活着》,是一部作家的代表作,我没有读过,但在喜马拉雅上听过别人讲述了大约40分钟,了解了大概的情节。但主旨并没有被讲述人说清楚。有人说,《活着》是探讨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不是为了之外的任何事物。

 

但据作家在某个序言中曾说道,他有一次听一个老黑奴讲他自己的故事,他的亲人一个个都死了,但他似乎仍然乐观的活着。余华受到触动,就写了《活着》这部小说。

 

应该说,《活着》的含义是多歧的。它既可以探讨活着的意义。例如有人活着是为了财富,如龙二;有人是为了尊贵,如县长;有人为了亲人,如福贵和他的妻子。或者不为什么,活着就是活着,活着的意义不依赖于外界。《活着》也探讨了活着比死要强,活着本身就是成功。《活着》也探讨了生命的无常,活着本身就有忍受的意味。《活着》还探讨了享受等同于行尸走肉,苦难才使人明确自身的责任和生活的意义。其实,《活着》最重要的哲学意蕴是表达对生活的态度。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无论是苦难,还是纨绔,我们都应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样就不为生活的境遇所动,就能真正的活在当下,发现自我。这种态度,实际上也是西方近十年来兴起的正念疗法。

 

正念疗法来自于禅宗的启发,对于快乐和不快乐,都以一种直观的态度观察体会它,是一种超然的态度,也有些近似台湾的黄庭禅。《活着》探讨生死,“活着”意味着一个过程和持续当下的状态,它既有直面,也有超然,它是甚至近似斯多葛主义的坚忍,也有兰波式的颓废,正如福贵开始的纨绔生活,生活只是为了欲望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

 

在《活着》这部小说中,人都是小人物,被时代所牵引,被环境所改造,这似乎是小人物的悲哀,也是无可奈何。然而,余华曾在清华讲座时说:“‘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福贵)其实是充满了幸福感的。”的确,福贵开始的纨绔生活其实并不十分幸福,豪赌让他失去了一切。快感也犹如上瘾,并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后来的还债的苦难生活,也并非完全苦难,他与妻子的关系之好也绝非往常。余华说:“福贵的整个讲述里边是充满了幸福感的。”又说:“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别人对你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从生活角度。”这当然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方面。

 

余华曾在《活着》的序言中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它没有断,《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最后一句看上去有些费解,但想到康德的一句话,也许就能容易理解得多。即,人不是任何工具,人就是目的本身。《活着》对社会的影响也许更大的在于承受苦难的本身及其经历,而呈现出一种坚忍的精神。但我想,提倡自然主义的生活过程和体验胜过生活目的,超然而承受,并对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探底,这也许是《活着》的最主要的意蕴。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提到“通其情而不同其情”。在高大天穹上向人世间观照,一个作家也应保持这样的姿态。王国维在《浣溪沙》中曾说:“试上高峰窥浩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又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余华《活着》,其姿态也可见一般,因而它不是一般的描写常人苦难生活的小说,而是在通常的世情苦难的作品中,具有了一定境界和哲学的高度。

 

201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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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最重要的2小时

 

江西人民出版社,《每天最重要的2小时》,美国Josh Davis所著。作者是个心理学家,所以书中提到了MBSR正念疗法。

 

书中的主要意思是,把时间塞得满满的并不科学。每天重要的只有2小时。书中以美国的富兰克林为例。能把这2小时提高效率,足矣。书中每一章节讲了一个方面。包括学会利用你的觉察点,这是一天轨迹转折的地方。包括学会放弃一些东西,避开那些琐事,节约自己的心理能量。保持好的情绪,从而激发你的效率。

 

还包括适当走神,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光线暗时,不能帮助提高效率,但能提高创造力。带蛋白、脂类或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和水都有助于提高2小时的效率。环境适当布置,也有激发能量的作用。运动对提高精神状态也有帮助,所谓具身认知。

 

当人作各种选择的时候,这是最消耗心理能量的时候。

 

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章,认清一天里最重要的事。这2小时里就用来做这些事。

 

总之,这是一本讲如何提高时间效率,并且精优于多的故事。能够充分使用这2小时,足以让人完成许多大事。

 

下一本:《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中信出版集团,2个美国人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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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读书

 

记忆中,我从未写过这类题目。现在忽然写,是发现读书人很容易误解,以为别的读书人和自己一样,似乎有很多共同语言。其实不一样。

 

记得二程兄弟曾经说过,读书也可以玩物丧志。记得王夫之曾经论述过梁元帝烧书的事情。可见,读书并不是一件很好,或者很高雅的事情。但读书需要一种心情,喧闹的世情之下能容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是可令人叹服的。它当然还具有另外一面,即爱因斯坦所说的,阅读可以使人逃避。

 

但阅读的人,要比不读的人,在文明的等级上要高一些。当然,有人会争辩,这在于他究竟读的是什么?或者说,会不会读?我们当然可以觉察出来,唐诗人王维的语言要比杜甫秀雅。蔡元培要比鲁迅温醇,这是所受教育不同的缘故。后者的阅读量很可能比前者要大,贡献可能要比前者要大,但在文明的程度上,我以为前者要胜过后者。文明并不等于知识,而在于教养。因此,通过阅读量来看文明的程度,只能看平均水平,而不是成绝对的正比。

 

我读书的原因很简单,即如梁漱溟所说,我是问题中人。书籍能提供给人答案,给人以慰藉。不过,这个答案看上去简单了些。但也至少说出了一些主要方面。我因此欣赏有思想的书。

 

记得黄庭坚和陆九渊都把书比作药,阅读比作治疗,我觉得很有道理。有时觉得,阅读其实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相反,自由的阅读,其兴味也许更在于自由,而不在于阅读本身。认识的大厦需要修修补补,不属于这个大厦的瓦砾尽可丢弃,一些砖头则可捡起。从这个角度来说,阅读和建筑并无二致。

 

从近代以来,小说作为一种俗文学而兴起,读小说并不能使人教益,但可以了解社会。要瞭望和了解文明,一定要去读文言文,了解传统,这正如西方中世纪要读古罗马,要掌握拉丁文。文明的等级从一个窗口可窥见,即语言的丰富程度。从这个角度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贵族子弟要去读《文选》,也正是这个道理。当然,语汇的丰富程度对文明的支持而言,也不具有必然性,但可作为一个支持性的观察窗口。阅读,从而就不仅是为了精神的极大满足,而更是使自我的教养得到提高。阅读,就不再是流连光景,而是与高贵的人物对话。

 

201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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