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与太极天涯名博

天地自有一仲尼,人中自有一太极。浮光掠影千般过,深微潜藏造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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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内生性模型

 

历史典籍那么多,但很少有人上升到一定高度去思考历史。大部分只是记载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这些记载的完整性令人质疑。历史的共性和个性是可以同时借鉴的。许多事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并从历史中得出能应用于将来的那些经验和教训。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史学批评和文艺批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史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一个过程,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有“史学史”。历史最大的让人思考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代表,它会遇到什么样的事物,遇到哪些问题?它是否预见到这些问题?是否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又是否存在一些内在问题?

 

内在问题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一直是传统的难题。地方不能过于强大,但地方又需要有一定的自治权力,否则事事上报中央,这中间信息的传递往来,就很会造成效率的低下,会耽误很多事情。内在还会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如派别纷争与继承太子选择的问题。

 

外在问题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海上的倭寇等带来的。

 

历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我把它归结为二。一是能否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从大面上来说就这一句话,但内部却包含很多内容。在和平年代,有效的治理结构包括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组织上又分为基层组织和官吏队伍。这种治理结构既包括对内的,也包括外交、朝贡以及双边往来方面的。从更大的方面来看,这种治理结构包括对自然方面,以及对人事方面。自然方面包括应对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人事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当地的治安,从纵线上看,这种有效治理结构以赏罚为基础,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以及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归。

 

历史国家面临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能否架构起坚固的军事结构和有效的军事防御力量。这个主要是在朝代更替上看出来,在战争年代反映出来。它主要是国家应对外部世界所凭借的力量。它决定了国家的底气和外交政策。而军事方面,对国家经济的消耗是很大的。

 

再来看所谓朝代的元气问题以及目标问题。元气是传统医学的一个概念,非常抽象,但又很重要。后来元气一词被广泛挪用,包括用于国家。元气是一种先天具有的一种自主性力量,它是被赋予的、很难再生的。元气是可能被损害的、消耗的、泄漏的、加固的。元气是在时间的尺度上展开的,一方面,元气要发挥出力量就要外化出来,就要消耗自身;另一方面,元气被消耗以后又在不断减少,这方面有点像货币。但不论如何,元气是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如果整体性的力量已然削弱,即使局部再强大,也无力回天。因为与该局部对接的地方是无法很好的接洽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晚清。

 

目标问题指的是,一个历史国家是否有自己的目标?从近代来看,肯定是有的。但从历史上看,如果一个国家自我封闭起来,或夜郎自大,它是不会有一个整体的目标的,因为并不存在它所视为对手的国家,它也无须自我设立这种整体的目标。只有当它处于众国之中,且不自以为强,才会出现一个整体的目标。秦朝和隋朝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就是因为统一后带来的自大和整体目标的缺失,国家的目标的一部分被个人的目标所替代。而当国家目标缺失以后国家就会停滞不前。当然,当一个国家刚刚成立时,它也不需要一个对手国家,它也会有自己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从另一个角度说,有整体目标并不等于就能实现。我相信南宋有自己的整体目标,但长期的战争会将自我慢性拖垮,从而使得整体目标总也无法实现。

 

最后一个是组织内部的合作与冲突问题。合作意味着团结和发挥整体力量。我相信古代地方上的地主并非只出租田地,而无所事事,而是起着协助维护地方秩序的作用。但地主和农民之间总是存在着对立的关系,社会中不同位置的阶层人,不同生长环境的社会人,也存在眼光和认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造成冲突。合作意味着分工,但组织者的凸显和是否存在是个问题。没有组织者,单凭契约,合作是无法完成的,而只是实现了一种社会维持。中国古代是否经常出现合作也是个问题,大部分常见的只是社会维持。合作经常出现在政府和军事上。且合作是具有目标导向的。从这方面切入历史,是一个不错的观察角度。

 

201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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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爆炸,只有人工智能能解决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这不需要论证。每天都会冒出新闻,涌现一些新的书籍。电子书更是这样,一天进账二十本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至少30%是最近3年的书,可是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一天静下来能看一本就不错了。信息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人能消化阅读的速度。而人的阅读,只是保证自己不掉队而已,不在时代中落伍而已,又谈何运用呢?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最近三四年来显而易见的。卷积网络,深度学习,高速运算,语音合成和语音输入,第一个机器人公民索菲亚的出现,这些成果都在昭示着最终AI大师不仅是在围棋界,也是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界的,而不仅仅是医学图像的识别而已。

 

这其中的关键技术,就是自然语言的理解。自然语言需要编码转换为人工语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自然语言带有先天的模糊性,同时又有暗示和隐喻性,从而带来丰富的语义。AI要突破,就需要机器达到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也就是能阅读,并理解,并将意思提炼表达出来。让机器人来做语文试卷,这些年已不是新闻,但其根本和重要的在于,机器要能够理解。所谓理解,就是一篇文章,无论人们关于这篇文章的什么问题,只要答案在文章里,机器就可以解答上来。乃至于两篇文章的综合,也能够解答出来,以此类推,让机器短时间内读完十万本书,都不是问题。

 

当今的电子书,已经为这一点作了准备。电子书不再是pdf和图像扫描版的,而有了其他的多种格式和文字版。大量的电子书,拷入机器的大脑已不成问题。下一步就是机器对这些内容的消化理解和提炼表达了。后者涉及到机器的语言构造能力。

 

如果能够实现,一个机器人的知识量和学问,就能够达到人类几百个博士的水平。你只需要跟它聊天,它就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回答你感到疑惑的问题。从而信息再如何爆炸,在机器这里都是小菜一碟,它对语言信息和科学人文的消化能力,足够庞大,并且能对于你所关注的领域和课题,进行知识和学问的汇聚,与你交流。

 

这样的人工智能博士的出现,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最迟十年内就能实现。如果要诞生有创造力的机器人,则30年内也可以实现了。

 

这样的机器人来看书,会发现书中有哪些不足之处;来看哲学,会看出有哪些逻辑不能自洽之处,有哪些含义模糊之处;来看小说,会看出有哪些结构欠缺之处。这时的机器人,再进一步,具有艺术审美鉴赏能力,并逐层提高(深度学习运用到审美能力的训练上),以至于能进行文学批评和文艺批判了。这和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围棋AI对棋局的评点,又有何本质的不同呢?

 

因此,AI博士的出现,会颠覆人们对博士的看法。因为人类的博士并不是真正的博士,他只是掌握了方法和极窄领域的丰富知识。真正的博士是AI,它掌握的是多个学科的方法和大量领域的更丰富的知识,并将这些集中提炼为更精辟的哲理,更深刻的格言。我们对它只有佩服,没有别的,虽然它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它却比人类的水平更高。这不是一个悖论,这就是一个事实。

 

AI并非万能,它只是潜力无限。人要想潜力无限,就要对照AI这面镜子。左面是动物,右面是AI,人在中间。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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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听书类栏目开始走下坡路

 

从2015年开始,听书类的APP确实火了一阵,但到了2019年的秋季,据我的观察,听书类的节目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紧张和宝贵,不愿意再把时间放到随意的类似“浏览”上了,而是定向性增强了。

 

二是人们发现,听的过程虽然省事,也好理解,但听过后也容易忘掉,忽略掉,而成过耳旁风。人们被省事惯了,不愿意再下功夫去做后续的功课。

 

三是人们对这些事物逐渐腻了,失去新鲜感了。

 

这三条理由已足以构成听书类节目走下坡路的原因。

 

所以,这也是有些节目在办线下大学的原因。

 

那么,人们的需求是什么呢?这里暂时不提。只是想指出,听书类的形式将很快被迭代。即会有新的物种出现。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听书领域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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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观念史学

 

最近发现史家有三何,即何炳松、何兹全、何兆武,本文即与之略有点关系。

 

没有去查前人谁提过观念史学,所提观念史学与笔者所主张的观念史学观点是否一致。但对古代到现代的史学,很多地方是不能满意的。最主要不满意的地方在于,通过史学跟出的历史经验很少,大部分史学都是讲史事,并没有把史事上升为可供后世借鉴的经验上来。即使是《资治通鉴》,可供借鉴的地方也不多,因为它围绕的大多是政治事件,而且缺少提炼。

 

我们不感说,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都是哲理,因为哲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所以这里只能说观念。历史当然也不是干巴巴的经验,而是应当有血有肉。但有时候,这种历史事件的阐述过于详细,以至于忽略了观念的提炼。

 

也许要问,要提炼出何种观念?此种观念,当于后世有益,其益处之一即在于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哲理,对立统一、量变质变与否定之否定,当然可以适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当然也可以适用。历史的观念应围绕何种主题?建议大略可分为研究成败、研究局限、研究创新性和进步三个方面。

 

成败主要是指国家治理的成败、企业的成败、个人的成败。局限主要是指历史不能跨越某个阶段而承受的局限,它包括国家发展的局限、个人头脑的局限等。研究创新性和进步主要与近代新航路的开辟与科技的发展有关系。

 

观念史学的任务是从历史中得出经验,经验再上升为观念。只有观念才能应用于其他空间和时期,同时又要注意其中的区别,不能过于随便挪用。如果只是注重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则于后世能有何用?《春秋公羊传》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中提出了观念。

 

后世观前世,当时人物的言行出处进退,皆可寻史料一一说明之,乃至评判之,则于其中可得其宝贵之观念,似有因果于其间。世之迁移,每于其中连环发展,利久则生弊,物极则必反。佛教曰缘起,则诸缘于其间,乃生其果也。然史学非仅仅分析其缘,也展望其预果,所以其他可能发展空间也,所以研究局限,则在于知其发展空间之大小也。故历史上所发生的,仅仅是发展空间中的一种途径,其他途径未为隐现,此所以现实与历史之不同也。盖历史乃是过去发生的事,已成既定之事实;而现在则尚处半发生半未发生的状态,乃有可变之轨辙。

 

当今的史学,大多是不令人满意的,有仅仅翻译史书的,讲历史故事的;有评价史家文笔的;有讲史官设置的;有讲经济状况的;有讲文学成就的,等等。它们均是在讲事,在讲当时的状况,而不是在讲理。此所以史学之不彰也。

 

观念史学实际上亦为一笼统之称呼,具体而言,可分为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亦可借比较史学而得出当时之状况,如兵力强弱,非描述所能看出,但几仗下来,即可有知。又观念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国家,或个人,或一组织,或某地区。对象既定,则可观全体,亦可观一局部,但最终呈现的都是理,而不是事。理不能离于事,但事可简略,而理可详明。

 

明史在于少走弯路。但不得不说,并非所有史都是有用的。没有观念或者观念不明的历史,则仅仅是在呈现故事。是为叙事,或为历史编纂,而非为史学之核心也。史学之核心者,观念也。有此形而上之观念,则可超越形而下事物之障蔽,而直见本来,如AphaGo每着得其胜率,则成败之概率,着着皆可寻见,而不可忽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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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科班教参

 

《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福建人民 朱绍侯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 中华书局 李侃

《中国现代史》(上下册) 高等教育 王桧林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宁 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大钧主编:中国当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学史,白寿彝

中国历史文选(上)(下),汝企和

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宁欣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王开玺

中国史学史资料汇编 张越

中国史学史教程, 瞿林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史学史,于沛^郭小凌^徐浩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上册)(下册) 赵淡元 ,高等教育

中国近代史,陈旭麓 ,高等教育

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平装 –曹天忠 (作者), 张岂之 (编者)

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中国思想文化史(修订版) 张岂之

中国古文献学史.孙钦善.中华书局.上下册.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荣新江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

读史阅世六十年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桑兵.)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民国丛书第一编72-史料与史学.zip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尚小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史学原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大象出版社2010.

《史学研究经验谈》.余英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周清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新史学圈外史学》.王尔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中华书局2009.

《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中华书局2011.

《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胡正宁.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张京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国史学通论(瞿林东+武汉出版社2006).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

何兹全文集

上学记,何兆武

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何兆武

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

清代学术史讲义,柴德赓

宋辽金元史讲稿,柴德赓

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陈垣

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陈智超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

《史学方法》,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史学方法论》,杜维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梁启超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治史三书》(第2 版),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史学论文写作指南,申友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史学论文写作,宋冬霞,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史学论文写作,焦培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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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排座次

 

最近又看了点诗歌。何逊的诗要好于阴铿。

 

唐代诗人中,贾岛的诗名不虚传,不过题材较窄。贾岛的诗要好于孟郊。孟郊的诗又好于韩愈。李白杜甫诗名最高,自不待言。王维的诗则一般,孟浩然的诗要好于王维。贯休的诗较野,许浑的诗太熟,没有新意。

 

韦应物的诗实在一般,他是羡慕陶渊明,多有仿作。柳宗元的诗也一般。

 

王冕的诗长于七律,多仿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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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成功与现世

 

 

诗歌有什么用?询问时,就意味着诗歌在当今生活已经衰落了,不再为人们所重视,换句话说,人们不再陪你玩诗歌了。即使有,也只是少数。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真理,人们对于功利价值的追求,高于对审美的追求。这让人想起另一个现象,即儒家对于仁义的追求,又高于对功利的追求。但大部分人不是儒家,只是俗人,只是达到冯友兰所说的功利境界。也许功利价值满足了,自然会出现道德境界和追求。

 

诗歌与功利、道德都没有关系,它只是审美,是语言的游戏,尽管它还承载着一些社会功能,包括兴观群怨、诗史、对现实的批判等,但它本质是非功利的。人们将有限的时间资源投资到非功利的事情上,本身是一种奢侈,是六朝贵族才做的事情。于是,可知,诗歌本质是一种社会超前的产物。

 

即使这样,诗歌仍然可以愉悦人心、警醒人心,尤其是将那些好诗从浩如烟海的诗歌中挑选出来,装为一帧,合为一册,则沙里淘金,而可赏心悦目矣。什么是真正的好诗?本无一定之规,但从我个人角度,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一是警句。即用短小精悍的诗句,讲出一些深刻的道理。这方面代表的诗人之一是孟郊,如“道语必疏淡”、“高怀无近趣,清抱多远闻”。二是描写出一些少见的、美妙的境界,如李白的《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飘飘江风起,萧飒海树秋。登舻美清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归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复听菱歌愁。岸曲迷后浦,沙明瞰前洲。怀君不可见,望远增离忧。”全诗非常流畅清丽,所描写的境界令人向往。三是忌直白,贵含蓄,贵象征,贵意境。许多人的诗太直白,没有回味的余地,所以不能入选好诗。随举一例,如韩愈的《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这首诗最妙的是最后一句。前面都是在描写长安曲江的景色,看似平铺直叙,但最后一句直接荡笔开来,讲到“谁到这时候,会因为手里事忙,不愿放下手里的事,来看这美好的曲江景色呢?如果忙而不来的话,就错过这大好时机了吧。”所以这最后一句,实际上是在讲那些忙的人,在劝那些忙的人。这首诗实际上是韩愈写给白居易的,最后一句衬托出韩愈为好友不来而感到可惜。它将诗人的失望、埋怨情绪抒写得极其委婉含蓄。四是诗歌对一些情境描写得非常真切、地道,这一点和前面几点有时是并列存在的。如彭孙遹的《秋日登滕王阁》:“客路逢秋思易伤,江天烟景正苍凉。依然极浦生秋水,终古寒潮送夕阳。高士几回亭草绿?梅仙一去岭云荒。临风不见南来雁,书札何由达豫章?”将那种荒凉悲切的心情写得十分到位,情景交融。五是诗歌能出新意。如汪琬的《月下演东坡语》:“自入秋来景物新,拖筇放脚任天真。江山风月无常主,但是闲人即主人。”最后一句即颇出新意,但又和全诗格调非常和谐。

 

诗歌的这种美感,并非许多诗都有。可以说,大部分诗都是平庸的,可有可无的,尽管它可作为诗史,但在美学上价值不高。同样,在现世的成功中,人们所需要的实际上不是一时的成功,而是能时时出现的成功感,否则一时成功之后,就会出现空虚。成功感是需要不断升级的,小成功不能带来主体的满足,通常小成功换来的反而是成功的升级,以及需要带来更大的成功。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孟郊、贾岛都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们在仕途上很不得意,甚至贾岛、孟郊都没有自己的后代。但同时,也可以说他们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青史留名的。而且在当时,他们的诗名也很高。韩愈好歹四十多岁时还有自己的房子,虽然也并不富裕,也没有作大官,但他在唐宋文学史上却是赫赫有名,文起八代之衰。成功是需要代价的,明白这一点,就会去考虑,要用什么样的资源去换取成功?你要通过失去什么去换取成功?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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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再补

 

消失的古城: 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王笛 ,2019-1

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美]罗威廉,2019-5

大国战略: 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王缉思,2016-4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方震华,2019-4

您没看清的辽朝,何玉湖,2019-6

汴京之围: 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郭建龙 ,2019-7

南宋行暮: 宋光宗宋宁宗时代,虞云国 ,2018-9

汉赵国史,周伟洲 ,2019-7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周黎安,2017-8

财富的本质:1%的人如何实现爆炸式财富增长,[英]萨姆·威尔金,2018-10

富人的逻辑,[德]雷纳•齐特尔曼 ,2016-8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美]戴尔•科普兰,2018-3

日常生活批判(第1-3卷),[法]亨利•列斐伏尔 / 著,2018-6

缔造大英帝国:从史前时代到北美十三州独立,[美] 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2019-1

美国史(第13版),[美]艾伦·布林克利,2019-1

竞逐权力:1815—1914,[英] 理查德·埃文斯 ,2019-1

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英] 詹姆斯-布莱德尔,2019-7

当经成为经典: 现代儒学的型变,任剑涛,2018-4

入圣之机: 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陈立胜 ,2019-3

小邦大治: 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欧树军 / 王绍光 ,2017-6-1

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新]约西·拉贾,2019.7

广州贸易: 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 [美] 范岱克 ,2018-4

生活在此处——中国社交网络与赋能研究,朱迪 / 何祎金 / 田丰 ,2018-3

未来战争:科技与全球新型冲突,[美] 罗伯特·H.拉蒂夫,2019-7

何为自我:分人理论,[日]平野启一郎,2019-8

新城市危机,[美] 理查德·佛罗里达,2019-7

学术启功,钟少华,2019-6

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蒋童,2019-2

存在主义救了我,[美]戈登·马里诺,2019-7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1927-1937),杜恂诚,2019.6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李强,2019.6

拿破仑从不睡觉:从耶稣到乔布斯的微观社会学分析,兰德尔·柯林斯、马伦·麦康奈尔,2019.5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美]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2019.5

孔子大历史,李硕,2019-04

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罗新,2019-7

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吕正惠,2019-6

大元史与新清史,沈卫荣,2019-6

历史的逻辑:吴晗讲历史系列,吴晗。2019-8

启蒙 : 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2019-7

寻迹北京问年华,陆波,2019-6

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奥利弗·斯通,彼得·库茨尼克,苏珊·坎贝尔·巴尔托莱利,2019-7

至道无餘蕴矣 梁漱溟访谈录,梁漱溟,[美]林琪,伍贻业,2019-7

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张海英,2019-8

改变世界的邂逅——时光列车上的柏拉图与梦露,[德]赫尔格·黑塞,2019-7

学史门径详说,吕思勉,2018-1

知识帝国: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美]范发迪,2018-1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 [日] 宫崎市定,2018-1

聚变:商业和科技的前沿思考,吴晨,2019-9

驾驭未来:抓住奇点冲击下的商机,[日]斋藤和纪,2018-9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美] 易劳逸,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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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要书籍补存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傅刚,2017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2019

文化经济学,厉以宁,2017

弱德之美——谈词的美感特质,叶嘉莹,2019

稷下学公开课,王志民,2016

法蕴漂移——《心经》的哲学、艺术与文学,李森,2018

狄仁杰传,杜文玉,2019

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龚之允,2016

中国绘画史,潘天寿,2019

《可能世界的名字》,刘新文,祝瑞,2017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孙正聿,2016

文化生产力与人类文明的跃迁,李春华,2016

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吕铁 等,2014

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吴太昌、武力 等,2012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王震中,2013

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与知识体系建构,陈秉公,2012

中国高科技企业成长研究,冯宗宪 等,2011

超级个体:打造你的多维竞争力,徐大维,2019

自适应学习——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

创新之道——TRIZ理论与实战精要

历史的六个面孔:探求历代经济变革家的局,余耀华,2018

中国古建筑知识一点通,张驭寰,2019

智能科学(第三版),史忠植,2019

新范式经济学,戴天宇,2017

智能改变世界:你的财富和竞争力将如何被影响,王建国,吴斌,2018

算法通知世界——智能经济的隐形秩序,徐恪,李沁,2017

创新秩序重构——未来30年世界与中国大变局,吴家喜,2018

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毕竞悦,2018

与诺奖同行,与大师对话——清华大学“巅峰对话”演讲纪实文集,张小平,白本锋,2017

彭林说礼——重建当代日常礼仪(增补本),彭林,2018

弱宋——造极之世,陈胜利,2016

你好,弗洛伊德——解构精神分析核心概念,林良华,2017

一个人的紫禁城,孙克勤,2018

认知行为思维模型,王蓁蓁,2017

功能医学新思维破解心血管病难题,耿世钊,2018

社交网络演化计算——模型、方法与案例,2018

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程乐松,2017

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王勇,2017

华为启示录:从追赶到领先,2018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王丽雅,2018

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彭秀良,魏占杰,2017

金丝猴的社会(第二版),苏彦杰,2014

五百年来王阳明,郦波,2017

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曾瑞龙,2013

《<韩熙载夜宴图>图像研究》,张朋川,2016

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常建华主编,2017

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白谦慎 ,2019

贺又新张度诗文集,2018

潘钟瑞日记,2018

凡·高,北京出版集团公司,译者: 赵宏伟 / 姚珊珊 ,2018
日本的细节,刘正民,2017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九卷),吴松弟主编,戴鞍钢副主编,2018

西餐,王森主编,青岛出版社,

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赵金刚,2019

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佩德罗

欲望的力量:人类科技创新简史,董洁林

从祖先到算法:加速进化的人类文化

胡大一医生浅谈心脏健康

中国艺术史九讲,方闻

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庄聪生

人文之蕴——北京城的空间记忆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名画在左,科学在右,林凤生

 

2019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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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东欧的姑娘

 

那是一个东欧的姑娘,纯洁又善良。

德国的小酒吧里,她在柜台旁。

我不知她来自何方,只见她高耸的鼻子,单纯的面庞。

她时时拿起酒杯,时时露出迷人的光芒。

 

我偶尔瞄一眼看她,赶紧就闪到一旁。

她的笑脸,我宁愿她沉浸在她自己的幸福之乡。

酒杯的光芒,啤酒的芬芳,跳动的蜡烛,

有如温暖的阳光。

我知道她从东欧来,因为她没有德国女孩的气质,

那是东欧的气质,

也许我了知这一点,

是因为她身在服务业这一行。

两两攀谈,一个熏熏醉的夜晚,

我不敢上前搭讪,也许因为民族和肤色的两样。

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欣赏,美的女郎!

希望之乡!

我没有别的企望,

只愿刹那的永久,

永久,永久,

留在我的心上。

 

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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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本书的梗概

 

前一阵写了一篇《王国维与屈原》,文章没被放出来,但幸好别的地方可以贴,可以参看这个地址: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8545021/

 

收书,有时会有一点悲哀,但完成的一篇《如何快速把握一本书》又带来些许慰藉。阅读,本质上是一种求解,也是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90年出版,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书,它研究的是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历史证明这些地方武装是有效的,并且最终成为击败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困难,它的对手是如何从零起步,从而反败为胜的。

 

《史记赏析集》,1988年出版。司马迁可谓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物传记作家。《史记》篇幅众多,这里除了节选,更给出了值得赏析之处。这可和2005年出版的陈正宏《史记精读》一起来看。

 

《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这是美国兰德智库编的一本书,但不大为人所注意。对于国家实力的比较,这本书可谓开山之作。

 

《国富国穷》,(美)戴维·兰德斯写的,2010年出版。广受好评。书内梳理了近五百年世界演进的历史,尤其是从国富论的角度写的,值得关注。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2006年出版。整个周朝,大部分都是在以周公为代表的礼治教导下完成统治的。东周后期周礼的衰落和崩解说明了其先天的不足之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儒家带有的过于理想化的色彩,虽然可看作是终极道极,但在与现实的接壤上,终究不宜全身而动。在对待传统方面,实际上也可如是观。

 

《政治学》(第二版)[英]安德鲁·海伍德,我有一本英文版,和一本中文电子版,二者可对照看,主要在讲西方政治学。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让人知道政治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以及让人知道在政府内部,权力是如何分配的。

 

《历史与战略:中西军事史新论》,从战略角度看历史当时的割据局势,就是这本书的意义。可与更具体的《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对照来看。

 

《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要明白古代的军事地理,这是一本入门书。可与胡阿祥《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一起看。

 

《纠结:现代生活为什么让我们幸福不起来》,如果你抱怨为什么生活不够精彩,那么可以来翻看这本书,一个英国人写的,2011年出版。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万历十五年》探讨过明代的财政,这本是横跨历朝历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说不出的苦衷。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作者(美)彼得·戴曼迪斯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认为四大力量会使人类富足。实际上是否富足取决于心理和态度。但即便如此,事实与心理仍然可以看作是两回事。

 

2019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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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较快地把握一本书

 

书籍的累积是令人愉快的,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但同时也是令人恼火的,因为把握它们需要消耗自我的时间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一本书的精髓,并不容易。阅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沉浸体验式的,如文学书。另一种是提取归纳式的,如学术书。有时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学术书里也必然带有现象事件式的描述,文学书通过人物命运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会凸显拷问式的哲理。但作者应自我进行区分。这是所说的把握一本书,指的是后者。因为只有后者可以速读,人文体验式的都是不可以速读的。

 

任何有效的阅读都至少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信息的接收,二是信息的内化。在字词关已过的情况下,内化越容易,也就理解得越快。从生活经验可知,离读者生活常识越远的内容,越不容易理解。如果读者能从自我的生活经验中提取一个模型与所阅读书籍的内容相配,则理解越能变得容易。这个提取在于读者自己,即调动自我的知识储备与资源。但在字词的微观角度,越是抽象的词越不容易被理解,政治哲学的书就不如社会学的书好理解,社会学的书又不如历史学的书好理解。越是容易理解的书越“水”,反之则是干货较多。一句哲理可能抽象,但它远胜于小说中的一个普通句子。

 

信息学中讲信息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即使信息熵减少。真正的信息即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如这一句:“他让我当领导”或“我和他去打球”。这两句话实际上都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根本算不上信息。再来看另外一句话,如“根据价值链分析法,商业模式应该是企业价值链上某几个战略环节的组合。”这句话告诉我们,存在一种“价值链分析法”,同时,有一种描述变量叫“商业模式”,另外一种是叫“企业价值链”,价值链上有一些“战略环节”。这几个战略环节的组合即是商业模式。但根据经验,可以知道这些信息是不够完整的。如商业,除了商业模式,肯定还包括别的。价值链在企业活动中有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作用?战略环节指的是什么?

 

一本学术书,之所以被称为学术书,一定是它讲出了客观真理,同时是否容易理解,这跟作者的文笔有关,也跟叙述的逻辑思路有关,以及空间和时间的展开程度有关。如上面的商业模式一句,它先显现了作为信息消除不确定性的一面,但同时又暴露了它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能否克服,需要通读全书才能知道。

 

学术书还有个特点,就是要就某一个局部exhausive。Exhausive就是周知,就是好比在一个跑马场里,把各个地方都跑遍了。书籍内的阐述就好比在跑马,有时间,也有空间,会捎带提到别的马。局部不能做到exhausive的书不能被称为学术书,因为书中的结论是带有普遍性质的,不进行exhausive,则此结论不能普遍成立。历史书是个特例。这种特例的表现在它不需要提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但它同时具备学术书的特征,即在局部也要做到exhausive,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只能称为半学术书。其实严格说来,没有哪个历史书都阐述到某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人物,但每个阶层可以挑出来几个个代表。如果不这么做,而只是提到某个阶层,那么它一定是因为作者的主题即是限定到这个范围里的,否则就只能说作者带有先入为主之见。

 

一本书的输入和输出部分是值得关注的。输入部分是指作者在阅读之前,先看到书名和序言甚至内容提要后抱有的阅读兴趣,它可能是读者心中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有待这本书去解答。而这个问题,要么与读者自身生活存在密切关系,要么可能给读者带来重大的认知结构的颠覆和改换。书与读者的关系,在阅读之前,可以用阅读兴趣来替代,可以看作一个函数,用T表示,B代表这本书,H代表读者,M代表现实的不满程度,P代表阅读后对现实的改造力量,那么T(B,H)= M × P

 

下面提出一个阅读理解框架,许多学术书的知识点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框架中去,从而有利于对信息进行加工,以期完成对这本书的较快的把握。

 

表1.

这本书的题目:

这本书的作者:       作者国别:             作者背景:

这本书的出版年代:                      

这本书主要的议题范围(exhausive的范围):

输入部分:你期望这本书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或消灭什么信息不确定因素。

输出部分:你期望阅读后你的       (认知?行为?)发生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

这本书的议题分为几部分:                   哪部分和你的问题最相关:      

每部分是否可以再分类:                     是怎么分类的:

部分之间的影响关系是什么:

这个影响后的效果和你有关系吗:             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作者得出什么结论:

你觉得这本书好阅读吗:

你觉得作者的文笔如何:                 作者的逻辑思路如何:              

阅读后:

这本书是否帮你解决了阅读前存疑的问题:                                  

它是否真给你带来了变化:                                                

 

2019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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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十年“清代学术史研究”管窥

清代学术史是一门很新的学科。清代灭亡以后,清代学术史的正式研究才刚刚开始。在民国以及民国之前,较显著的研究者是章太炎、刘师培和梁启超。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晚出,较为系统,影响很大,其代表作即《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概论》被评价为“其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民国期间,还曾出版其他有关书籍,如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930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或有学者系统整理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颉刚《清人著述考》,涉及了清代五百多位学者的著述。

 

清代学人多,著作量大,涉及学科广泛,且有不少精深之作,还有众多未刊著作或手稿,这些给清代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另一方面,清代学术史研究又强调以历史流变的角度观察学术发展变化,而非仅仅了解或深入某一学者的著述。这种以历史流变的角度观察清代学术,正是因为“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而文化又是居于社会的核心层。最外层为物质基础,次一层为社会制度,仅仅改变物质基础或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在文化的改变上,学术又居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学术发展和国家建设,颇有意义。本文拟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对建国初至当前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作一简要回顾。

 

在建国后,史学的研究主要是为无产阶级和现实服务。史学研究者被划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这时,史料派的声势逐渐减弱,史观派逐渐崛起,在史学界占据了主要位置。他们主要采取的是马克思唯物论的方法,附带清学史的研究也深受影响。以1955年至1978年的《文史哲》为例,这段时期关于清代的研究论述,主要是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以阶级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方法,关注的大多是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康有为、王船山、顾炎武、张之洞、黄宗羲等,多为个论,且那时对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并没有做很好的区分。

 

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阶段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代表人物是侯外庐”。以他为代表的史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侯外庐著作主要有《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17 世纪至19 世纪40 年代》(1956年)、《中国近代哲学史》(1973年)。

 

这段时期另一位值得关注的史学家是范文澜。范文澜“经学底蕴极其深厚”,同时又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建国前就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梳理了经学的演变。1963年,范文澜为《红旗》等单位再次讲经学,形成文章《经学讲演录》,当时印成单册供内部阅读,后来作为遗作刊载于1979年《历史学》第一期。该演讲虽然是讲整个封建社会的经学史,但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颇多启发,且最后一部分也涉及明清的经学。范文澜是以一分为二的平实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经学,同时“注重从政治、经济、学术等综合的因素,论述一个时期经学的特点及产生之原因”。他“大量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指出各个学派和各个历史时期治学的特点,“娴熟运用辩证的方法解释经学的变化”,“注意考察经学与社会的矛盾,经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以及两种矛盾的相互作用”

 

①祁龙威:《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疏证发凡》,《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清代著述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

③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导言”,第1页

④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⑤武少民:《20 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期

⑥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和史学》,《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⑦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4页

 

 

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同样涉及清代学术史。早在建国前,周氏就有众多经学史专著出版。建国后,自1956 年起, 周予同负责组织重建中国经学史学科。1959 年, 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经学史”课程。周予同被学生称赞为“有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种种学问”,“第一堂课讲‘历史’两个字就用了近半堂课的时间。”又“善于总结归纳”,“将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派归结为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和宋学三派,而将学派的要点归纳为对孔子的看法、经典、对经典的看法、注重点、特征、流弊、对学术的关系、开创者等八个方面,并列成简表,这就一目了然地将经学中三派的不同点清晰地呈现出来”。周予同善于结合时代特点和运用比较的方法,例如他从王学的角度将清初之学分为修正派(以黄宗羲为代表)和反对派(以颜李学派和顾炎武为代表),并从顾学的角度来看待乾嘉学派和晚清之学,认为乾嘉学派“虽推祖顾炎武, 但所继承的却只是顾炎武的治学方法, 而违失了顾氏的本志”;“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含义, 到了清朝末年, 章炳麟又‘继承’了它, 井且有了新的发展”。在清代今文经学上,周予同也善于从比较中论述其发展进程,认为应分为两期,“前期的今文学派,崛起于庄存与,成立于刘逢禄,而下终于戴望;后期的今文学派,创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而下迄于崔适。

 

张舜徽是朴学出身,对清学史同样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著有《顾亭林学记》(1957年)、《清代扬州学记》(1962年),甚至在77岁高龄完成了《清儒学记》(1988年)。张舜徽“以学术经世和学术求真双重标准来评价学术”。其学术史研究“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表现出兼容开放的思想特点”。他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到价值阐释领域,力求不受意识形态的致幻”;赞赏扬州学派的会通精神,“力主学术兼容并存”,“反对用儒学一家的标准来评判学术的优劣”

 

从1978年起,清代学术史研究从之前发表的寥寥无几,开始逐渐回暖,论文和相关出版书籍也越来越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李泽厚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学术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联系和区别也渐趋分明,如2006年刘曙光在《学术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及其反思》中所指出的,学术史更看重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是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因而与思想史能划清界限。下面笔者就国内近70年的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视角及切入方法,取得的部分成绩,试作如下归类和总结。由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颇多,难免挂一漏万,而且可能会有不正之处,还祈求方家赐教。

 

一、前人著作发覆论。

研究者主要是以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人的清学史著作为基础,展开对清学史的研究,如梳理其写作的脉络,发掘其著作的写作背景,肯定其优点,批评其不足,有的对其著作进行补充纠正,更深入一些的是探讨其研究的范式。如1988年祁龙威的《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疏证发凡》,探讨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产生过程,肯定了梁氏研究清学“能从大处着眼, 抓住重点”,又指出“梁氏征引繁博, 但有时不明出处, 需要加注”以及其他种种不足。2000年周国栋的《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指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体

 

①廖梅:《文章丹心共辉光———周予同先生纪略》,《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05期

②孙以昭:《怀念周予同先生》,《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

③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④周予同、汤志钧:《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学术月刊》,1963年12期

⑤武少民:《周予同论清代今文经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

⑥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⑦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第4页

⑧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第240页

⑨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第251页

⑩祁龙威:《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疏证发凡》,《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例受到刘师培所提到的西学的影响,是以“学”为中心,打破了传统的“学案体”,并且该书为未竟之作,内部存在着尴尬的矛盾;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体例为传统的“学案体”,以人为中心,关注的是宋学精神在有清一朝的传承嬗变,两部著作的写法凸显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在专著方面,以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有研究》(2006年)为代表,该书尤能注意到这些学人的清学史著作,都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息息相关。

 

二、组织中心论。

从社会组织入手,探讨清代学术的发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并且在组织中,常常存在着关键人物。清代不同时期存在某些官方的学术组织,如三礼馆、史馆、四库馆等,从事朝廷委派的一些任务,例如编纂《明史稿》、《四库全书》等,这些编纂起到了推动当时学术的作用,如四库馆就被认为是汉学的大本营。但更多更重要的组织却在幕府。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1999年)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围绕徐乾学、毕沅、阮元、曾国藩、张之洞、端方等幕府开展的学术活动以及学人之间的互动,进行了集中的阐述。后来的《清代士人游幕表》(2005年)则囊括的士人更为广泛,更为全面。其他人的研究著作还有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989)、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2015年)、林存阳《乾嘉四大幕府研究》(2016)等。

 

三、师承交游论。

师承被认为是把握中国学问传承的三个关键点之一。“汉代最重师法传授,清代汉学家的师承关系同样内在地规定学术的路向”。阐释清代汉学家法流派的《汉学师承记》也多次再版。2006年出版了漆永祥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和《汉学师承记笺释》,系对该书的专门研究。通过对学人师承交游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该学人的学术特点,从而便于把握整体学术的脉络。在这方面,柳向春《陈奂交游研究》(2010)即是一个显著的代表。该书勾勒出清代中后期著作学者陈奂与嘉道咸时期一批学者的交往活动,以了解这些学者对于陈奂学术成长及著述完成的推进和帮助,并从局部上展现清代中后期学者于学术上先后承继、相互促进的实况。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2008年)则以发生在北京宣南的五个有影响的文人交游圈作为个案,探讨了19世纪士风、学风、诗风、文风的转变,包括嘉道时期宣南士人开展的顾祠修禊活动对当时转向经世学风的影响

 

师承与交游还有助于与西方的社会网络理论对接。社会网络理论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新的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它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以及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同时,与之相关的还有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话语和文化权力等无形的资本。

 

四、政治时局互动论。

曾为周予同助手的汤志钧1989年出版了《近代经学与政治》,“以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为背景”,“将传统经学及其在近代的演变情况,与中国近代的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周予同的学生朱维铮,所著有《走出中世纪》(1987年)、《音调未定的传统》(1995年)、《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1997年),《走出中世纪二集》(2008年),对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史具有精湛的研究,尤其关注学术与政治时局的相互关系,只是存在某些过于将经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2008年出版的林存阳《三礼馆:清

 

①周国栋:《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②李卫民:《学术史研究的独特视野——李帆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12年第4期

③陈其泰《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文史哲》,2006年第2期

④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⑤王标:《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8页

⑥吴杰:《开拓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读〈近代经学与政治〉》,《清史研究》,1990年第3期

 

 

 

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以乾隆朝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为探究视角,从清代学术史发展的整体过程人手,通过对这一具有典型特征的政治性学术活动的系统梳理和考察,力求呈现学术思潮赓续与政治文化取向的互动影响。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2006年)也从社会时局的角度揭示了乾嘉时期汉宋的紧张关系和调融走向、汉学学风的演变,以及西潮冲击带来的学术影响。史革新在《晚清学术文化新论》(2010年)中也注意到了汉宋学的对立关系,并系统阐述了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西学在中国传播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对晚清学术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了重要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五、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延伸。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俊义与黄爱平,在这方面领风气之先。他们在清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如《〈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989) 、《清代学术与文化》(1993年)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与文化卷》(1999年)、《清代学术文化史论》(1999 年)。他们在“探讨清代学术文化时,将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进行研究”。作者在谈到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时说:“在进行学术思想史研究时,一方面要看到作为观念形态的学术思想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学术思想自身的特性和能动性,它又能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然而,在以往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却存在着两种偏颇;一种是脱离时代条件,不考察学术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环境,不分析各种学术思想与其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孤立的就学术思想论学术思想,,使学术思想成为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另一种偏颇则是忽视学术思想自身的特性,搬用经济决定论机构唯物论模式,学术思想仅是社会经济决定支配下的附属物,取消了对学术思想内在逻辑的具体分析。

 

同样,中国社科院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1992年)也“从社会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以顺治、康熙二朝学术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合众多个案研究为一体,对清初80年间的学术演进趋势、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等,进行了探讨”。陈祖武还著有《乾嘉学术编年》(2005年)、《乾嘉学派研究》(2005年)等。陈祖武认为,“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六、本源澄清论。

中山大学的於梅舫著《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2016年)一书,对原始文献深入挖掘,细加梳理,重新纠正了人们对清学的一些认识。该书在《绪言》中指出:“认识清学最为核心的是,需要将后世不同时期的解读(以及解读背后的用意)与当时的事实相区分,并能将相关线索疏证,见其条理,以洞知学术的渊源流变” 。因此,作者指出:“(清代)所谓偏汉、偏宋的异时歧见,并非单纯学问的分歧,而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与不同立意”。这正如古诗的用典,“清学的本相,它毫无疑问也是由古典和今典两个层面共同构成的。”“所谓今典,则是清人针对‘汉宋学’的‘运思创化’,重点不在‘汉宋学’本身,而在于‘体贴时事’,亦即清人经由‘汉宋学’表达出的“不同立意。’

 

 

①漆永祥:《清学领域辛勤耕耘的厚重之作——评王俊义、黄爱平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总第33期

②陈祖武、邹兆辰:《我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访陈祖武研究员》,《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4期

③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④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第16页

⑤张循:《今典、古典与清学本相——评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在该书中,更加注意当时学人的心理动机层面和人生际遇,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因此,作者通过还原文献,指出惠栋并非主张纯汉学,其实是在同朱子争道统。而江藩作为惠栋的嫡系再传,面对的是“惠栋之后,戴震之学大为流行”的局面,“尤其是与江藩同时之扬州学人,扩张戴震‘求是’与‘求古’之分别,不断冲击惠栋一系汉学”,因此,江藩通过《汉学师承记》建构出以惠栋为宗师、以戴震等人为其后劲的“汉学师承”的系谱,其更多是在替惠栋及其汉学争立学术之正宗与统系。刺激江藩的不是“宋学家”,而是“汉学家”,尤其是阮元。因此,《汉学师承记》实非有意与宋学相争为敌,而方东树著《汉学商兑》的直接动因也不是激于江藩,而是身在阮元幕府时其学问遭到阮元的轻视,乃不得不发愤著书。因此,汉宋之间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样存在非常紧张的关系。对于东塾之学的微言大义,作者也同样是力求复原历史本来面目。

 

七、道统学统论

这方面在上述所提的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中也有所反映。道统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学术史所关注的话题。道统与学统可作为观察儒学学术之所以在十八、九世纪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台北中研院张寿安在《打破道统 重建学统 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认为,“考证只是清代学术呈现的方式,考证工夫开拓出的多元知识才是清代学术的新面貌。”作者先引出前人的研究,即儒学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是一种“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进而作者从制度层面,观察到从清早期到中期为汉唐之儒入祀孔庙的种种努力,是为了“矫正道学独大所造成的学术偏蔽局面”。而程朱理学的道脉谱系以周敦颐直接孟子,完全抛弃了汉唐诸儒,是“饮流而忘其源”。乾嘉学界致力于考证郑玄学术、孔门弟子、秦汉经学传流,目的在于重建孔门儒学的传授脉络,重新整理儒学的学术统系。因此,“从清初道乾嘉学术界一股‘有意识’的复兴经学运动,表面看来是讨论礼制,实质意义则在争取秦汉经师进入孔庙以取得儒学的正统地位,取代当时作为科举程序的宋学诠释。

 

以上是从理论与切入角度方面对建国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大致的鸟瞰,肯定会漏掉一些重要的论述。不过,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清代学术史时间跨度大,有将近三百年,涉及人物众多,学人之间又存在各种联系,其间又有大大小小的政治和社会事件,每个学人又有自己的人生际遇和学术品格,其学术著作的啃读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如何切入清代学术史,如何开展微观兼顾宏观的研究,的确是一个长期面临的挑战。前人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既铺设了一些分析和研究的框架,也因为时代和材料的局限,使得这些分析研究的框架狭隘了我们的视线。而中国传统的史学又向来很少讲方法和理论,史往往是作为经的附庸。从清代以来,史学渐渐独立出来,乾嘉史学有一些微观方法论,尤注重从职官、舆地、氏族谱牒入手,而更看重史料。马克思主义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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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开端

什么是理解? 理解就是将一个新事物纳入自己原有的认知框架,使该事物获得它的价值和地位。我们对许多事物不理解。我们对一些事物又开始变得能够理解。理解的前提是新观念的纳入。新观念,自然它是原先所不具有的,但是是新冒出来的。人的工作记忆区本来是非常有限的,但这里的新观念,是能够将记忆区拉过来进行比较。人的注意力本来是非常弥散的,同时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可以保证它的高效性,但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范围。理解就是将该范围之外的事物进入该范围,进入焦点。

 

因此一本书如果它是有价值的,那么一定它是需要带来新事物的。可惜人类社会的新事物实在有限,连《圣经》也说: 太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因此这个所谓的新事物一方面是外界的供给,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合理想象。因此,历史学的方法不完全是归纳,同时也有演绎,以找到新的证据。所以钱锺书先生治学,并不看重理论,而是看重现象。朴学的史学家并不看重议论,而看重事实。

 

举个例子,当今的90后很多都不理解捻军,都不知道捻军是什么?之所以提90后,因为社会的中坚已经很多被90后所替代。但90后的知识结构能否胜任,这就是个问题。

 

捻军是太平天国起义前期和后期北方发生的一场农民起义。捻军的捻,是一捻一股的意思,形容他的军队比较分散。捻军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太平天国时期,后期是同治二年到同治七年。前期的捻军领袖是张乐行。后期的捻军分为东西两路,赖文光是东路的领袖,张宗禹是西路的领袖。捻军的前身是捻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在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省边界上就已经出现他们的活动。他们结合起来,主要是反地主和反官府。其特点是集中成捻,分散回家,即居则为民,出则为捻。捻军的发展主要是清政府正全力对抗太平天国,无暇它顾。捻军也包含太平军的残部和将领。但捻军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仅维持了四年,即为清廷所灭。

 

当理解开始对自身进行理解时,理解即要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这种自身理解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理解的目的。目的过于狭隘,和过于宽泛,都不适合正确理解活动的进行。二是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新事物的特点与原有知识结构对接的过程。三是理解的效果实现。知识活动从来不是徒劳无为的,而是为行动打基础。行动从来都是发生在一定时空下的环境中,脱离不开情境和主体。主体的自身历史和想象,对情境的认识,都脱离不开理解活动。主体的观念变化,特别是self-efficacy的变化,与主体的行为息息相关。在空间上,主体需要消除自我眼界的盲点,在时间上,则需要对环境和自我主体的发展轨迹和趋势有一以回顾为基础的前瞻性了解。

 

理解能存在的原因,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动态性、可改造性。外在的改变促进了对事物内部性质的理解,对事物内部的理解加深反过来又能促进对事物变化趋势的预测。例如,经济学家曾对利息这一经济学现象感到不解,并曾有过多种解释。是最后凯恩斯的解释最为到位。其理解最终促成了通过利息来调控经济的手段。著名的美联储加息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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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29)

 

以下见《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

 

王闓运《曹镜初先生〈墨子笺〉书后》:“镜初先生博通三教,以为释迦兼仲尼墨翟,故自许立身兼仲尼墨翟。晚治《春秋》,尤与余善。余方治《墨子》,时与讨论。”该序作于丙午年冬至前五日。案,则时间为1906年。

 

邹汉勋《长沙丁果臣〈数学拾遗〉叙》曰:“余与果臣交十有五年矣。……道光丁酉,余与果臣同事蔗农师于城南,往还最密。先是余家居聚九数之书而学之,限于荒僻,所得书仅《算经十书》、《梅氏丛书》、《数理精蕴》而已;所与研求者,仅季弟季深而已。及至城南,始得果臣与黄朗轩,与相证明,益有所通解。余向不解立天元一之术,而《句股割圜记》,仅通其二十九术,果臣与朗轩为余求算书,以互相研究,始克于是学略涉藩篱,故余资于二人者深。”

 

案:蔗农师即贺熙龄,字光甫,号蔗农,或柘农,长沙人,贺长龄之弟。晚年任城南书院山长,并倡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内。撰有《寒香馆集》。1837年,丁取忠入长沙城南书院。其表弟李锡藩亦在城南书院,亦喜算学。

 

罗元鲲《新化邹氏舆地学会与亚新地学社》曰:“新化邹氏舆地学,发端于清嘉庆间邹文苏之德配吴夫人。夫人为邑名宿吴兰柴之女,兰柴当乾隆时,于科举帖括之外,独好舆地。考覈研求,著《地理今释》四卷。夫人随父编校,遂周知天下方舆沿革,郡县四履,为专门之学。夫人归邹,生子六,于授读时,尝聚灰画禹贡山川图教之,后皆为一时闻人,而三子汉勋尤著。

 

汉勋字叔绩,年十五,佐伯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年十六七,佐仲兄汉璜,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二十以后,精研汉学,撰《读书偶识》。王先谦编入续皇清经解中。尤长地理,应聘修宝庆及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郡志。所撰新宁形势说,及贵阳循吏传,皆洞中后日情形。汉勋与新宁江忠源为莫逆交,太平军之役,从江忠烈公忠源殉难庐州,年四十九。

 

汉勋冢孙邹代钧,幼开朗,思先人遗志,努力上进。年二十,补县学生,负祖父遗稿,走谒左文襄公于酒泉军次,乞序而行之,即今传《邹叔子遗书》是也。文襄以系故人之后,留幕读书,兼令佐理笔札。光绪十一年秋,以两江总督曾国荃之介绍,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为随员。除努力办公外,遍购外国各种图籍,潜心稽考,得度里相推之理。驿悟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随之而差。以地定尺,地有准尺以随之耳准,以地定尺,是为迈特。迈特者,法兰西之尺度名也。一迈特为四千万分地周子午圈之一。以吾华一尺,与迈特比,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万分与四百万分之比。华之一尺,适等于百万分迈特之三十万又八千六百四十二。遂以此率命西匠制中国舆地尺,而绘图乃有准绳。回国以后,所购精本地图甲海内。因陈三立、汪康年、吴德潇诸名士之怂恿,独力创办“舆地学会”于武昌。翻译地名,改订经纬线,用新法及滥铜版法,绘印中外地图数十百幅。由是邹氏地图,屹然为天下重。时张文襄督鄂,创办两湖书院,以经史地算教士,聘代钧为地理教习。旋张调入枢府,复聘为北京大学堂地理总教习。流风广播,至今全国言地理学者,皆代钧三四传及五六传弟子也。光绪三十四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公已病偏枯,卒于武昌舆地学会,年五十五。

 

其时公弟子宁乡周震麟在侧。……”

 

案:吴枟,字季文,号兰柴, 湖南新化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有《兰柴诗存》。其兄吴思树,字尚松,一字建轩。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官岳州教授,新泰知县。于经史之外,广涉百家传记,旁及道藏佛经,并精于天官星算推步之法。

 

周震麟(1875—1960),湖南宁乡县人,1894年中诸生。后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为同学。喜读经史、兵法、地理。毕业后回湘,与人创办宁乡师范学堂、宁乡中学堂。1902年到长沙,任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1903年受胡元倓的邀请,至明德学堂任地理教习。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7年9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与程潜等人发起湖南和平自救运动,1951年毛泽东主席电邀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

 

邹氏舆地学第五代传人的邹永瑄(一说萱)(1858~1952),是邹代钧的堂侄。永碹在邹代钧身边作书童,曾随邹代钧出国学习印刷刻版工艺,成为绘图专家,后—直在武昌舆地学会工作。邹永瑄在舆地学会解散的当年,利用学会部分资产,筹资在学会原址,即武昌横街,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民办地图出版社——亚新地学社。社名取“亚洲”及其家乡“新化县”的首字而得名。该社从1908年创办到1954年迁至北京,合并于国家地图出版社为止,先后由邹永瑄及其子邹兴矩(第六代传人),其孙邹新垓(第七代传人)三代经营,长达近半个世纪。20世纪20年代,学社兴旺时,还在长沙、广州、南京、成都等地设立分社。均采用经纬度等新法绘制地图,套色印刷,精确程度不断提高,国内所出中外地图,大半出于邹家之手。武昌一度成为地图出版中心,为我国地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邹永瑄之孙邹新垓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理研究员。后随张印堂赴滇缅地区考察地理。回校后,清华大学决定派他赴美深造,因父邹兴钜病逝,应祖父邹永煊之召,回新化主持亚新出版业务,并兼任清华大学地学会主办的《地学集刊》主编,由亚新出版,每年4期。1975年,新化邹氏地图世家最后一位传人悄然离开了人世。

 

苏舆,年十二,毕十三经句读,大义粗举,一时号为圣童。后补湘水校经堂肄业生,经主讲杜贵墀介绍给王先谦,即从王先谦受学。苏舆继配为贵筑黄国瑾之女。见杨树达《平江苏厚菴先生墓志铭》

 

杨树达《葵园先生著作述所闻》云:“十余年前,余由北平暑期归省,晤见黄麓森先生山,因叩文葵园先生著述事。黄先生见告云:葵园师之著汉书,亦如刘宝楠诸君撰新经疏故事,本与友数人,约定分撰四史补注,师任汉书,湘潭王理安先生启原任三国志,尚有分任史记后汉书二人,其人为谁,今忘之矣。后来理安先生三国志,草就稿本甚多,未能付刻。”

 

案:黄麓森曾校《齐民要术》。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云:“(黄麓生)麓翁言,葵园初与王理安(启原)、刘笏云(巨)及某君(翁忘其名)约分治四史。拈阄,刘得史记,葵园得汉书,某君得后汉,理安得三国。某君先死,故葵园于汉书成后,复治后汉。理安于三国志已具稿云。”

 

沈恩孚,亦南菁书院肄业生,见欧阳翥《葵园先生百有六岁纪年献辞》。又黄麓森、黄宇逵、龚闇斋、周介祉为王先谦弟子。黄麓森所著《曲寿庐稿》,经兵灾后,荡然无存。

 

案:黄兆枚(1868~1943)字宇逵,号侗斋,晚号芥沧,长沙人,早年人岳麓书院学习,为王先谦弟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人,二十九年成进士。官至直隶州知州。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变法时,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倡民权、平等学说,王先谦曾指使黄兆枚与宾阳、杨宣霖等上 书,请求清廷将梁启超辞退,向当时主张变法的巡抚陈宝箴施加压力。黄兆枚曾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晚年居长沙,以鬻文自活。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犯湘,他避居河西乡下得保晚节。1943年,黄兆枚病逝,遗著有《芥沧馆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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