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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立中把握宗旨——读《杨时集》

 

龟山先生,二程高弟,程朱理学,赖其传而发扬光大。其气温,其言霭如,无胜心之较如朱子,其言通俗而行深,有得之于言外者。朱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为先生三传弟子,好为章句之学,未必有居敬之功。若先生者,力行真知,无汲汲于世者,吾所见者,惟先生与张横浦也。故略梳理于下,以期功业未荒,道行未堕也。2018年7月7日

 

(一)道论

天:天道吉凶(天道与人世)

 

天:孟子之遇不遇,天实为之,非人力所能也。凡事可求,功可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非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天理与智谋)

 

天理:人各有胜心。胜心去尽,而惟天理之偱,则机巧变诈不作。若怀其胜心,施之于事,必以一己之是非为正,其间不能无窒碍处(天理与一己)

 

公则明,私则蔽。小人,自私开人贼。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犹面,其蔽于私乎?克己,胜己之私也(公与私)

 

仁:圣人以天下为心,民未得平土而居,则自卑宫室。物之为德,一视同仁。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恻隐为仁之端,久究自见(天下与自我)

 

义: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一梦黄粱。君子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告子之不动心,岂利欲能昏之哉?然未尝知义也。为人臣,任君之事,然后食君之禄,义也。不动心。所谓“喻于义”,则唯义而已。圣人之所谓知命,义常在其中矣(义与利)

 

君子:乃知君子怀,与世异沉浮。人生无艰危,君子竟何别?(俗人与君子)

 

(二)境界论:

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中庸二篇,圣学所传,具在此书(高明与中庸)

 

行无隐而不彰。虽幽僻,人亦可知其详。是以戒惧不睹不闻(幽与显)

 

(三)气质论:

温则无暴慢之气,良则生而善之,恭则不侮,俭则不夺,让则不争。当具温柔敦厚之体,远离暴慢邪僻之气。若安石刚褊自任,恐圣人则不然(温良与暴慢,俭与奢,让与争)

慎言则无口过(言默戒,时然后鸣)(言与默)

迟重则不为物迁(参也鲁)(重与浮)

聪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刚毅木讷,信乎于仁为近矣(聪明辨智与刚毅木讷)

礼——贫而无谄,则贫不至于滥。富而不骄,则富不至于淫。有礼以节之,则不陷于物欲。外心则循礼(礼与淫滥)

 

(四)修养论:

能不以外物累其心则诚。不蔽于物则明。人生本无待,岂受外物侵。逐物乃自戕。求放心。至诚者先觉。反身而诚,则万物备于我也,所格之物,乌愁其不可穷哉?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知。收心则拒邪。澄浊而求清(物蔽与诚)

 

尽心而后可以存心。能尽其心,自然知性,不用问人(尽心与未尽心)

 

心有所偏系,则不得其正。中道。其身正则天下归。心有七情,一毫偏差,则不得正。正心到寂然不动处方是极致(偏与正)

 

(五)政论:

法家弼士(有法与无法)

 

政,安民之道,在乎知人

 

仁政,合仁与政二事也(心与事)

 

(六)个人社会论:非巧言令色,不骛外;求其可知,而不必人即急知之。盖终可闪光,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求本与求名)

 

(七)学习论:

目标:圣人犹如鹄的。为学之方与为学之至,此事甚大,须着力体会,非苟文章忠信,不做非义之士而已。戒哉畏迷方(有目标与迷途)

 

敏:敏事则有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其不违可知矣(敏与钝)

 

士当以器识为先(大与小)

 

学:道之惟微,则验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微言期圣意,妙应期得髓。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秕。圣人必有学,然不在文字之多寡也。读书之法: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文字内与文字外)

 

学有疑,方有进

 

强毅:圣人学须强,一篑亏可耻

 

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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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背景下的庄子哲学

 

在一定背景下审视庄子哲学,会得到重新的认识。庄子哲学的一个关键词是“独”,它是对人纠缠于人伦世界、被人为和社会文化所伤害的“受伤自我”而开出的一剂药方。庄子要求人自我的独立,要求人顺应自我体内所运行的本来的天道,而无须后天文化的干扰。文化固然使启蒙发蒙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伤害的一面。想想人的自尊心被他人的损伤,他人对自我期望所带来的压力,人类世界的各种发明如游乐场、电子产品所造成的人心的沉溺和上瘾,就会发现庄子哲学实在是一剂良药。

 

庄子哲学是由老子的天道转化而来,向下转身而变为杨朱的为我。旁借着列子的逍遥,关尹子的清虚,浸淫着名家(如惠施、公孙龙)的诡辩和相对性,顺带着宋钘的个体独立,以及稷下学人(如彭蒙、田骈)的平等无择和顺应。

 

庄子哲学的对立面则为儒家。庄子将人从儒家人际关系网的泥潭中拖出,回归个体的真实。

 

《庄子》中有一篇《庚桑楚》引人注目,因为在这篇里,头一次出现了庚桑楚这个名字,他是老子的弟子,并被认为“独得老聃的真传”。这一篇里也有几个庄子的独特用语:一是“尸居环堵之室”。尸居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不受干扰的内心状态。二是“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这里也代表着庄子远离人世的态度。远离的目的是为了“全其形生。”

 

庄子还表达着这样的主张:弃贤去智。有了贤智,就会出现相轧相盗。宋代的党争,不正是因为举贤吗?而大盗的出现,如《水浒》里的花石纲被盗,不正是因为有智巧吗?“弃贤去智”,是庄子的社会主张,有了贤智,就会因为争而出现大伪。并且说“知出乎争,德荡乎名。” 名与利也是庄子所摒弃的东西,因为它对人性的戕伐。所以,“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这也是庄子反对儒家的有力论点之一。

 

接下来庚桑楚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弃形取神。放弃外在的表面的东西(如形体),而观察本来的内在的东西(如心神和内部运行的气血)。而老子也讲述了一段鲜明表达道家观点的话:“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这八句话几乎一字千金。抱一是形神相合,勿失是不丧失自我,能止是心神不动荡,能已是用心若镜,不藏外物。后面的翛然、侗然意味出自由的状态。

 

其结果是“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结合当代的“厌恶损失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因为福来了,祸也就来了。

 

《庚桑楚》还有两句重要的话:一是“兵莫憯于志,镆鎁为下”,意思是剑只是伤害人的皮肉,真正使人痛的是伤害他(她)的心灵。或者是自我的心志被外界不良信息所攻击,其害甚于剑伤。另一句是“忘人,因以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他人即地狱”。庄子这里提出的忘人,就是指不为人的毁誉侮辱所动。这种境界不易达到,但是一个理想状态。观文革可知,很多人都不堪外界的侮辱。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天人。

 

在庄子哲学中,天然与人为总是相对的,并且提倡前者,反对后者,这种观点,首先是个体本位的,并且暗含着谴责外界强加的道德意识对人的戕伐。总之,体会天然,是庄子的第一主张,它被魏晋人提炼为“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说庄子为素朴的自然主义者也无不可,这对所谓人类文明的社会不啻是一剂良药。

 

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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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悟言之五

 

历史虽然说的是古代,那时说的没有高楼、汽车和现代制度,但人的言说表现并无不同。所以历史至少说的一半就是当代史。

 

许多新发现可以都用老方法完成,如发现某个蛋白的晶体结构。

 

思想家是指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 现当代的思想家有鲁迅、梁漱溟、马一浮、梁启超、严复、熊十力、毛主席、林毓生、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杨国荣、许纪霖、赵汀阳、夏可君、薛涌,熊培云,刘仲敬,许知远,范美忠等。

 

思想史家与思想家不同。可以算作思想史家的有汤用彤、冯友兰、陈来、蔡仲德、余敦康、楼烈宇、葛兆光等。

 

德行的明智表现在选择上,同时在地理和历史的疆域内展开。

 

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要有丰富的认知基础。

 

通过几个大的原则,很快就能将一个事业的大框架建立起来。

 

时间的机会成本,意味着时间的价值只有在对比中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对于发展来说,先钩画出现有的资源,是第一步。 

 

对各项事物进行判断,合与不合,便构成了发展的大策略。以往的隆中对就是这样。

 

《现代艺术150年》--威尔·贡培兹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周国平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
《从卢梭到尼采 》-- 弗兰克·M.特纳 、 理查德·A洛夫特豪斯
《地理学与生活》--阿瑟·格蒂斯 、朱迪丝·格蒂斯 、杰尔姆·D·费尔曼
《激活你的日常》--吴冠军
《人工智能简史》--尼克
《鸠摩罗什》--徐兆寿

 

《蜥蜴脑法则》的三点启示: 1. 改变行动比改变态度更容易。2. 不要强迫对方改变愿望,而应该帮助对方实现愿望,简单来说就是"投其所好"。比如对于老师而言,在管束叛逆的学生时,不要说"老师管束你也是为了你好",这样常常会让学生更加叛逆,而应该告诉学生"你现在的努力和奋斗,是为了让你将来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3. 关注对方的感觉。人们对一件事情的感觉往往是影响其做出行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想要说服别人,就应该先让别人感觉良好。

 

事物有局限和不足,便会对它有批判。 

 

文笔清新纯净者,南有沈从文,北有孙犁。

 

不断地突破局限,便是人的发展目标。

 

朱熹《通鉴纲目》,大字为纲,体现褒贬,好比《春秋》,小字为目,记载史实,好比《左传》。上接《春秋》,并形成纲目体。

 

人脑中有动物脑,凡与本能有关的皆为动物脑,如食色,如逃跑和争斗的本能。

 

凡自我未形成清晰之观念,未去做所宜之事,自我就应受到批判。 

 

要使一个人健康的成长,一方面要用胡萝卜,一方面要用大棒。用胡萝卜容易,狠下心来用大棒难。 

 

信息容量,一望而尽矣。 容量尽则趣减。

 

人在对抗中才能发现自己的活力。

 

只有现象学的方法才能洞察人心,只有分析哲学的方法才能发现前提是否成立,只有解释学的方法才能解读文本,只有正念的方法才能真正提高幸福感。 

 

珍珠晶莹的光芒源于河蚌沙砾磨损的痛苦。一切真正的美丽无不如是。

 

模型离不开图形,图形更加简洁。

 

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早期风险评估和预防,干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

 

“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

 

东坡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过之”(施补华《岘佣说诗》),

 

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此诗的妙处在于禅趣。前两句为险恶大环境下的自保,后两句为坐禅空境中不为风雨江潮所动,反而更映照出空境。

 

韦应物《滁州西涧》诗妙处在于写出了庄子的逸趣。

原诗为: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前两句点出庄子的“见独”,后两句如庄子的无为虚舟,故妙。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记述了他对时间问题的看法。

 

无阳明修行之功,虽识王阳明之弊,不可批阳明。然既具修行之功,识阳明之弊,则可批阳明。 

 

对于指标来说,错误的定量也比没有定量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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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10)

 

许瀚《攀古小庐杂著》卷四《孝经韵》后记有“往在京师,喜与肃宁苗仙露谈韵。……每与仙露纵谈,孜孜忘倦。”时为道光十五年。见曹汉华《增广许瀚年谱》。

 

丁守存(1812—1883) 字心斋,号竹溪,又号次海,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咸丰皇帝派赛尚阿前往广西镇压,丁守存与丁拱辰先后被赛尚阿调往军营监造地雷、火炮等。丁守存与丁拱辰通力合作,铸造出各种类型的火炮106门,兼造地雷、火箭、火喷筒、抬枪、鸟枪等各式兵器,镇压起义。此间,写成《西洋自来火铳制法》,研究雷管起爆装置。晚年还乡。主要著作还有《造化究原》《火法本论》《筹河议》等。

 

丁拱辰(1800—1875),又名君轸,字淑原,号星南,福建晋江人,回族。十七岁随父到浙东经商,二十岁跟叔父到广东。在此期间,他继续坚持自学。他爱好研究天文,常于静夜仰观星象,得到启发,对古代天文仪器璇玑玉衡进行改造,制成象仪全周仪。道光十一年(1831年)出国谋生,先后到过菲律宾的吕宋诸岛和西亚的伊朗、阿拉伯半岛等地。道光二十年(1840年)回国,编著成《演炮图说》,转请丁守存等勘定。之后在丁守存和郑复光的帮助下,于道光二十三年增订刊行《演炮图说辑要》四卷,对各种西式炮、火药、炮弹以及轮船战舰的制法和运用都绘图详细说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前往广西桂林,与丁守存等铸造大小各种类型的火炮一百零六门、兼造火药、火箭、火喷筒、抬枪、鸟枪等武器。又编写了《演炮图说后编》一册二卷。同治二年编撰《西洋军火图编》六卷。他还与工匠们共同设计过蒸汽机车模型。

 

丁拱辰和丁守存根据英国新式火箭,于1850年在广西桂林成功地研制了由金属火箭筒构成的近代大火箭,射程200余丈(660米)。“后底五孔出火焚烧(5个喷管),一刻之久,烟雾迷空。以之火烧敌营,冲锋破阵,人遭必死,甚为得用,其功力与火炮并烈”。这是中国研制近代火箭之始。

 

黄履(约1800年前后),钱塘,黄超之女,中国第一位女摄影科学家。黄履发明了多镜头(片) 暗箱,陈文述《西冷闺咏》描述黄履发明的多镜头(片) 暗箱:“就日中照之,能摄数里之外之景,平列其上,历历如画。还发明了寒暑表,千里眼。其父黄超与清代著名光学家郑复光在学术上经常交往。

 

薄珏,字子珏,长洲(今吴县)人,明末清初机械制造家。制造过浑天仪、望远镜,著有《素问天倾西北之妄辨》、《浑天仪图说》、《行海测天法》、《天体无色辨》、《天形北高南下辨》、《荧惑守心论》、《格物测地论》等书。崇祯年间,流寇欲劫掳安庆,巡抚张国维令调薄珏入城制造铜炮,防御流寇,又制造了千里镜,已观察流寇的远近,还制造了水铳、地雷、地弩等武器。

 

孙云球(1628-1662),字文玉,或字泗滨,江苏吴江县人。明末光学仪器制造家,著有《镜史》一卷。曾钻研刚从西方传入的数学知识。《吴县志》说他“精于测量,凡有所制造,时人服其奇巧。”为了校准自鸣钟,他制造了“自然晷”,这是一种据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经过使用后证明,以之判定时刻,十分准确。据文献记载,眼镜在元代已从西域传入我国,但是其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至明代,眼镜仍是珍贵的稀罕之物,到了晚明,杭州成为我国早期眼镜制作的中心。孙云球年轻时就到杭州去学习制镜技术,而在他的思想中又接受了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几何、物理等科学知识,经过自己制作眼镜的实践积累和探索,最后终于掌握了“磨片对光”技术,创造性地用水晶材料磨制成镜片,还创造了磨制镜片的牵陀车。在磨制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基础上,他又利用水晶石磨制成存目镜、万花镜、鸳鸯镜、放大镜、幻容镜、夜明镜、千里镜(望远镜)等各类光学制品,使广大的眼疾患者能减轻痛苦。他的好友文康裔在《读〈镜史〉书后》中写道:“其远镜尤为奇幻,偕登虎丘巅,远观城中楼台塔院,若招致几席,了然在目;睹彼天平、邓尉、穹隆诸峰,崚嶒苍翠,如列目前,体色毕现。神哉!技至此乎!向见时晷,愚谓奇亦至矣,何幸又得此幻观也?先生曰:‘是未足以尽其奇耳。’更以存目镜相贻,试之两眸,心旷神怡,百倍光明,无微不瞩。先生资我披览诵读者,殆锡我以如意珠也。悉之有数十种类,各有不同,而功用亦迥别。”孙云球生平最大的成就在于光学制作。他常与苏州薄钰、杭州诸昇、桐溪俞天枢、西泠高逸上、钱塘陈天衢,在苏杭一带经常讲求光学知识,见《孙文玉眼镜法序》。

 

黄履庄(1656—?),广陵(今扬州)人。清初制器工艺家、物理学家。在工程机械制造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闻西泰几何比例轮捩机轴之学,而其巧因以日进”(《黄履庄小传》)。制有诸镜、玩器、水法、验器和造器之器等。其发明的“瑞光镜”可起到探照灯的作用。还发明了“真画”,人物马兽,皆能自动,与真无二,又创造了“自动戏”、“自行驱暑扇”、“验冷热器”和“验燥湿器”(验冷热器,即温度计)等。著有《奇器图略》,现已节存于《虞初新志》,共有27种。

 

谭学元,字少微,湖南清泉县人。生活于清末民初年间。幼有异禀,读书一目数行,通群籍,不喜举子业。擅长书画,皆能以指头为之。尤工琴,不拘守旧谱,而指法独绝。偶得诸葛武侯遗书,用木牛流马法而变通之,所制浑天仪、窥远镜及木鸡、木犬之类,见者诧为天授。当时他推算出北京、长沙、衡阳的经纬度,与现在基本一致。著有《推历指掌》、《星曜增考》、《九章算法适中》、《三角形纲目》、《琴谱管见》等。事见《中国艺术家徵略》。

 

郑复光《镜镜詅痴》曰:“迩来算学一道,颇能复古,仆所知交者,徐君青太守有壬,罗茗香上舍士琳诸公,皆能推阐古法,得不传之绪于残章断简之中,既出西人上矣。唯制器一道,儒家明其理,工人习其事,不能相与,故难与西人争胜。”

 

郑复光与易之瀚多有往来,见《镜镜詅痴》。

 

郑复光《费隐与知录》有道光壬寅(1842)包世臣序。言汪莱、李锐“皆与予善,予尝招集于秦淮水榭,二君皆言中西得失之故,龈龈辩论不可合。”

 

徐朝俊,字冠千,号恕堂。上海松江人,徐光启之四世后裔。嘉庆十四年著成《高厚蒙求》五卷,包括《天学入门》、《海域大观》、《中星表》、《天地图仪》、《自鸣钟表图说》(1809年写成)等9种。《自鸣钟表图说》为今所见我国第一本造钟专著。徐朝俊业师为祝德麟,见《中星表序》。

 

祝德麟(1742-1798)字趾堂,号芷塘,浙江海宁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官至提督陕西学政,升湖广道监察御史,掌礼科给事中。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言事不合黜归,主讲云间书院。工诗,以性灵为主。室名曰“悦亲楼”。著有《悦亲楼诗集》30卷、《外集》2卷、《赓云初集》4卷、《吴任杰离骚草木疏辨证》4卷。李调元与祝德麟为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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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演进历程和文化的循环

 

这个题目相当大。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题目?因为人不想做一只蚂蚁,而想当一只老鹰。地图般的俯视,避免当局者的庐山之迷。尼采般的永恒轮回,源于“在世”的沉沦。只有哲学才具备山峰上的鸟瞰资格,虽然科学可以为地下的深度自诩。

 

文明从来是不会停滞的,这要看它是在哪方面运动。边界是变革的起因,这缘于文明的游走。运动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跨学科领域的,二是历史的,三是地理的。群体的文明运动与个体不同。个体的有限性决定了他可以永久的运动,虽然因地理的固守而表现为文明的停滞,但这只是单方面的。而群体的运动则不同。某个领域的群体可以表现为相当长时段的沉默和停滞,犹如西方中世纪对自然的认识一样,尽管其神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为群体内的文明经常呈正态分布,新文明的创造总是由极少一部分人完成的。珠峰的攀登,需要非凡的勇气。志不强者智不达。然而某个领域竟然在某一长时段中变为了停滞,这是因为这小部分人的创造也需要新文明诞生所需的土壤。而这土壤已经被社会制度所破坏了。这好比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一样,它显然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中国自然科学的畸形发展,实际上只是技术的演进,而并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只是猜想,只是为了实用目的的满足,例如天文历法、纺织、医药等。然而,某个领域的文明一旦具备了演进的条件,便会毫不犹豫的发生变化。它将自身原有的力量,渗透到每一个可以渗透的领域,突进到每一个可以解释的问题,直到遇见困境,才发生真正的理论革命。这里的困境构成了一种阻力,反而成为文明演进的动力,否则如水库泻闸,大江奔流,两岸不辨牛马处,便没有任何动力。

 

之前提到过,一切历史演进,均由理和气两方面组成。有时有理而无气,有时有气而无理。理气不仅是文论用语,理学用语,也是历史的写照。二者对立统一,最佳则为理御气行,气促理化。这个化,就是要将“理”,通过“气”作为动力,推行到各个领域中去。文明的演进,也表现为已开垦的领域和未开垦的领域。桃花源式的初极狭,才通人,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一旦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新的领地就出现在面前,例如电磁波的发现,例如电磁感应的发现,例如光电效应的发现,例如液晶的发现,例如神经元网络的发现,例如热机的发现,例如DNA的发现等。

 

之前提到过,一个社会存在很多的部门,其中也包括文化部门,当然其他部门还有经济部门、政治部门、军事部门等。社会总共可以分为12个部门:首、食、衣、住、行、商、学、兵、法、医、礼、娱。首即政府部门。这其中,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文化部门,每个部门和其他部门都有交叉和沟通,“学”和“娱”这两个部门的文化性相对集中。“学”偏向于研究和教育,它推动了其他部门的发展。“娱”偏向于休息和娱乐,使各部门的发展不过分激进而保持一定的张力。

 

文化,其主要部分实际上是精神的东西,它是人类社会秩序和秩序创造的集中体现。但它的弊病在于浮,这源于文化与行动的脱节。行动需要系统的思想,而非思想的片断。思想也分上游和下游,形成体系并非易事。文化来源于远古以来的精神构造、现实对精神的激发以及精神自身的自由力量。它反作用于现实。而形成一个循环。至于文化作为精神上的鼓动力量,也是来自于现实的需要。总之,精神要在外界中看到自身的力量,并永无休止的追寻充满未知信息的内容。它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是独立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因而文化是具有主体性的。

 

文化部门对其他部门是具有反哺性的。并且这里的文化生产主要存在于两个区域:一个是纯粹的文化部分,是中科院、社科院、农科院、医科院、林科院、检科院、中央民族乐团、东方歌舞团、各个学会等等,包括国家级的,省市级的,以及教育部门附属的文化和研究单位。二是非文化部门附属的文化职能单位,例如北京二商集团,它是一个食品生产和贸易部门,生产经营肉、蛋、菜、海鲜水产品、糖、烟、酒、茶等,但它下属也有研究部门,如整合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北京市食品酿造研究所为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并主办发行有《食品科学》、《中国酿造》、《肉类研究》、《中国食品》和《天下美食》五种期刊。这就属于旁支的文化部门,因为它是隶属于其他部门之下的,而非隶属于中央和地方政府。

 

总之,文明的演进具有大领域分布的宏观特点,文化的循环亦以部门为单位形成流动的运行结构,则既张其目,必当不再匪所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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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干和四肢肌肉的总结

 

1、  斜方肌:使肩胛骨向脊柱靠拢,或上升下降(深部为菱形肌)

 

2、  背阔肌:使肱骨内收,旋内和后伸,使高举的双臂向臂内侧移动,引体向上。

 

3、  肩胛提肌:上提肩胛骨,或使颈向同侧屈曲。

 

4、  竖脊肌:使脊柱后伸、侧屈、仰头。

 

5、  夹肌:使头后仰,或转向同侧。

 

6、  胸大肌:使肩关节内收、旋内、前屈。

 

7、  胸小肌:拉肩胛骨向前下方。

 

8、  前锯肌:拉肩胛骨向前和贴近胸廓,下部肌束使肩胛骨下角旋外,助臂上举。

 

9、  三角肌:使肩关节外展、屈伸、旋转

 

10、              冈上肌:使肩关节外展

 

11、              冈小肌、小圆肌:使肩关节旋内

 

12、              大圆肌、肩胛下肌:使肩关节内收和旋内

 

13、              肱二头肌:屈肘关节,前臂旋后

 

14、              喙肱肌:协助肩关节屈和内收。

 

15、              肱肌:屈肘关节。

 

16、              肱三头肌:伸肘关节。

 

17、              肘肌:伸肘。

 

18、              髂腰肌:使髋关节前屈和旋外。

 

19、              阔筋膜张肌:屈髋。

 

20、              臀大肌:使髋关节伸和外旋。

 

21、              臀中肌,臀小肌:使髋关节外展,前部肌束使髋关节旋内,后部肌束使髋关节旋外。

 

22、              梨状肌:使髋关节外旋外展。

 

23、              闭孔内肌,股方肌,闭孔外肌:使髋关节旋外。

 

24、              缝匠肌:屈髋和屈膝关节,并使已屈的膝关节旋内。

 

25、              股四头肌:伸肌

 

26、              内侧肌群:内收外旋髋关节。

 

27、              股二头肌,半腱肌,半膜肌:伸髋关节,屈膝关节。屈膝时,股二头肌可使小腿旋外,而半腱肌和半膜肌能使小腿旋内。

 

28、              胫骨前肌:足背屈,内翻。

 

29、              拇长伸肌:足背屈,伸拇指

 

30、              趾长伸肌:伸2-5趾,足背屈。

 

31、              腓骨长肌,腓骨短肌: 足跖屈,外翻。

 

32、              小腿三头肌: 足跖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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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不期然与期然(完整版)

 

期然是什么?何谓期然?期然何为?动物是否有期然?当我们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无非是说到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状况,然而却有实现的可能。这个不存在的状况,通常是优于现实的。说期然,无非是盼望所期然之来到。然而期然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所期然之不能自动来到。事物之自己运行,与他人他物无涉。然而,我对该物期然,则源于我觉得该物与我有关。因而,这就造成,一个事物与我有关,而我却无法左右它的运行。

 

这个无法有三个原因:1、不知道入手的方法,没有认知。2、既予以影响,却达到不效果。3、我根本控制不了自我,例如拖延和懒惰。

 

事物故有不期然而然,亦有期然而不然。当事物变得可预期之然,要么是因为偶然,要么是因为绝对的控制。世界的可预测性在于正确的判断。然而世界之运行常出于人们意料之外,可见人们所能掌控之范围实在狭小。

 

在趣味上,人们追求不期然。在掌控上,人们追求期然。人其实无时无刻在心中存在期然。期然在大脑工作区为一恒定状态,却除了自身的身体,其他并不固定在某一个物体上。期然,也可以看作是期望,是世界事物表面的浮萍,它仅仅提出了一个标准,可清晰,也可模糊,而并没有提出确保它实现的承诺。

 

期然的前提是我已知某事物。已知是期然的基础,不能兑现期然,是因为知道的还不充分。更有许多事物,因为它们处在未知领地,所以连期然的影子也没有。对于现世的不期然,其根本原因是精神的独立运行,而不深入到所承载精神的身体的外面去,即使进入到外部事物,仍然需要意志部分的努力,并非能轻易进入。然而,认知来源于实践或者是间接知识。这需要意志的额外的卖力。因此,人先天就被大多数的不期然所包围,这源于先天的无知,但部分的焦虑感被人所承担的责任部分所冲淡。因为越年轻,所承担的责任却少。

 

期然的浮现,是事物对于“我”的紧密关系的体现。对于已知的疏阔的关系,期然也是较少的出现。期然,也可以看作是期望,其相关词为满足。期望水平越低,越容易通过努力达到,越容易被满足。反之,期望水平越高,实现的难度越高,越容易失望,不过高尔基也曾经说过:人的期望越高,他的才力发展得越快。高尔基没有说原因,不过可以看到期望水平拉升了动力。

 

因此,当人的责任增长,当人对自我的期望值增长。而他(“她”)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水平没有增进的话,就会出现一种危险,即人对自我的一种失望,甚至于甘于平庸,寻找其他理由进行自我的精神胜利,或者调整自己的期望值。实际上期望值不用调整,而需要调整的是策略,因为人的潜力没有尽头。前面已经说过,由于精神的独立运行,人存在对外界事物天然的无知,从而陷入到事物大多不期然的境地。但人的精神仍然发有月球式的微光,而非全然泯灭,因此,期然提供了普遍的外在标准和水平,精神的努力就有了目标和实现的标准,从而满足那些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期望,将其一一摆平,而见证出精神自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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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不期然与期然

 

这个题目大而虚,这是我所期然的。

 

期然是什么?何谓期然?期然何为?动物是否有期然?当我们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无非是说到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状况,然而却有实现的可能。这个不存在的状况,通常是优于现实的。说期然,无非是盼望所期然之来到。然而期然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所期然之不能自动来到。事物之自己运行,与他人他物无涉。然而,我对该物之投射期然,则源于我觉得该物与我有关。因而,这就造成,一个事物与我有关,而我却无法左右它的运行。

 

这个无法有三个原因:1、不知道入手的方法,没有认知。2、既予以影响,却达到不效果。3、我根本控制不了自我,例如拖延和懒惰。

 

事物故有不期然而然,亦有期然而不然。当事物变得可预期之然,要么是因为偶然,要么是因为绝对的控制。世界的可预测性在于正确的判断。然而世界之运行常出于人们意料之外,可见人们所能掌控之范围实在狭小。

 

在趣味上,人们追求不期然。在掌控上,人们追求期然。人其实无时无刻在心中存在期然。

 

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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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实力

 

文化实力,是看不见的,能看见的只是外在的一些东西。文化实力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更虚。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背后,其实质是以文化实力为基础。没有文化实力,经济与军事实力就是一层纸壳。

 

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并不是偶然的。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英国文化的全面开花和对自然社会的深入探讨,是当时诸多国家所不及的。从近代至当代,英国在各个领域出了很多有名的人物,如数学、物理学有牛顿、瓦特、焦耳、法拉第、麦克斯韦、汤姆逊、卢瑟福、亨利·布拉格、狄拉克,天文学有哈雷,化学有波义耳、卡文迪许、汉弗里·戴维、道尔顿、贝尔纳、汉斯·克雷布斯,生理学家有威廉·哈维、生物学有达尔文、赫胥黎、弗朗西斯·克里克,微生物学家有弗莱明、经济学有配第、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有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詹姆士穆勒、约翰穆勒、马歇尔及伦敦学派、凯恩斯,哲学有培根、洛克、霍布斯、哈奇逊、休谟、里德、亚当弗格森、杜加尔德•斯图尔特、西季威克、斯宾塞、布拉德雷、罗素、摩尔、奥克肖特、伯纳德·威廉斯、麦金太尔、达米特,政治学有埃德蒙·伯克、欧文、威廉·葛德文、以赛亚•伯林、麦金德、萨缪尔·E·芬纳、杰索普,法学有边沁、威廉·布莱克斯通、社会学有安东尼·吉登斯,文化研究有斯图尔特·霍尔、雷蒙·威廉斯、斯科特·拉什,史学有牛津学派(创始人为威廉·斯塔布斯)、托马斯·卡莱尔、爱德华·卡尔、柯林伍德、汤因比、保罗·约翰逊、尼尔·弗格森,教育学有洛克、纽曼、萨德勒、尼古拉斯·汉斯、布赖恩·霍姆斯、亚历山大·萨瑟兰·尼尔。

 

文化实力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能力:一是搜集力。这方面能力强的人,信息和情报搜索的越多越细,能够善于抓住蛛丝马迹和线索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二是综合力,它也包括管理组织力,协调力,即从整理上考虑问题,系统的处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整体上最大的效果。三是预见力,即能够预见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和趋势。四是推断力。即能从已经看见的、知道的推断出存在着的被遮蔽的东西。这需要运用推理和判断的能力。五是概念力。即从现实事物中归纳抽象出事物的组成部分和主要性质,提炼出本质,从而把握该事物的内涵。六是执行力。即在指令驱动下,能够推动历史进程,完成使命和现实对目标兑现的能力。

 

文化实力主要面对自己所要控制的事物,能够达到准确的把握(依靠数学)和关系的确定(依靠数学)。对于事物之间还不太明确的关系,则可通过假说加以考察验证,以得出事物关系的结论。在这方面的表现为方法学的确立。

 

文化实力依赖人力、财力、物力和战略选择,对资源和技术部门进行管理、开发和研发。它不仅通过技术力量对外界事物进行改造,也通过人文力量对自我进行改造。虽然文化实力常常表现为前者,但在后者的把握上,在艺术、宗教、体育和精神的领域,文化实力也常常表现为强大的力量,达到精神的鼓舞、感染以及人心的陶冶、升华。这里的艺术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绘画、音乐、戏剧、建筑、景观、雕塑、歌剧、舞蹈、电影、电视等。艺术讲究自然和浑然天成,与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科学不关注价值,只关注真伪。而艺术关注价值,甚于真伪。科学是世界获得确定性,艺术使世界获得不确定性,即带来新鲜感和趣味。

 

在具象意义上,文化实力外在表现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以及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程度。后几者都以文化实力作为基础,并反作用于文化实力。在广义的抽象意义上,文化实力表现在进攻力量和防守力量上,而在应对外界的挑战上不断发展。

 

2018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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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09)

 

吴士鑑《含嘉室文存》(《民国文集丛刊》)有《敦煌石室古地考》曰:“同好诸君如罗叔韫、王扞郑、王静安、蒋伯斧、曹君直,于石室文字皆有考证撰著。”

 

《江右校士录叙》曰:“流风所扇,硕儒踵兴,其达而在上者,睢州、高安、安溪、仪征诸公是也。”案:安溪即李光地,仪征即阮元。高安似指朱轼(1665-1737),江西高安人。康雍乾重臣,经学家、文学家。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进士。后官至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雍正时,充圣祖实录总裁。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睢州似指汤斌。

 

赵魏《竹崦庵金石目录》五卷,宣统元年刊于长沙,吴士鑑校字。此书吴士鑑得于海王村,见吴士鑑《竹崦庵金石目录叙》。

 

吴士鑑还撰有《含嘉室日记》40册,续记2册。日记中对金石,碑帖,古籍,悉加考证,旁及读书札记、官庭轶事、戊戌变法、义和团起义,记载详细。

 

《含嘉室文存》有《王翼北墓志铭》,即王崇燕;

 

有《李仲约侍郎师六十寿序》,则李文田为吴士鑑师无疑。《含嘉室文存》有《孙师郑六十寿序》言:“士鑑至京师游文恭、文诚之门时,文勤前卒,未尝亲炙。”又“君尝从文诚校士几疆,执贽门下,故文诚尤契赏之。 ”可知孙雄也是李文田门人。

 

有《金甸丞所藏钟鼎款识跋》。案:金蓉镜(1855-1929),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为端方幕僚。晚年与周梦坡多往来,见陈左高《金氏昆仲两宗师——记金蓉镜与金兆蕃》(《上海文博论丛》 , 2005 (2) :76-77 )。

 

有《涵斋遗稿序》曰:“光绪戊子己丑,闻海寓无事,朝廷右文一二名公钜卿主持风会,凡以科目进者,多闳通渊赡之才,论者谓嘉庆乙未以后,得人以己丑为最。余以是年冬,公车入都,始识徐君缦愔,继获交江君建霞二君,以己丑入词馆。缦愔治经史词章,建霞精目录金石之学,皆得其乡先生邵叔囗、顾涧薲之遗绪。三人者,月必数见,见则钩鈲赏析,移晷忘勌。”

 

程集义,字禀初,顾广圻门人,叶调生《吹网录》、《鸥波余话》中屡及之。

 

《唐写本经典释文校语自序》曰:“丙辰年,伯君以随使来华,道出沪上。张菊生得其所藏《经典释文》残卷影本,亟复印之,以贻士鑑。”

 

案:时为1916年。徐俊《伯希和劫經早期傳播史事雜考》将其原委所论详。羅振玉《京師大學堂藏敦煌石室遺書影本跋》曰:“甘肅敦煌縣之鳴沙山有石室千餘,均雕繪佛像,惟一窟藏書滿中,顧封以複壁,世莫知之。光緒庚子,寺僧治沙,壁破而書見。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後載數十車以去。逮去年秋,見伯希和氏於都下,知其所得雖已寄彼都,而行篋尚攜數十卷,皆唐人手跡也。乃約同好往觀,則皆已佚之古籍,因與約影照十五種,計書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畫五,其已攜往巴黎及斯氏所得,則不可得見矣。都下同好既醵資影印,幼雲先生複印一份存京師大學藏書樓,充學人之考鏡。命玉書其緣起於冊端。宣統三年七月。” 劉幼雲即劉廷琛,时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1909年,“經董康介紹,羅振玉于9月28日前往伯希和寓居的八寳胡同,第一次看到伯希和隨身所帶的敦煌秘籍和部分書目,次日即撰寫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 后“在《東方雜誌》11月7日正式發表”。在发表前,“其自印本已經在一定範圍内流傳。” 1909年10月6日,惲毓鼎“致安徽沈子培書,附寄石室書目記事八紙”。

 

1910年2月27日羅振玉致楊守敬函云:“去年秋,法人伯希和學士得我敦煌石室古書,舶載而去,此至可痛惜。幸得見其未攜歸者,書卷、拓本、彫本、壁畫等數十種,並得鈔錄影照十餘種,略加考訂,為《石室遺書》,寄呈一部,乞正。又目錄一冊,並希賜存。影本已製玻璃板,竢印成再奉寄也。”

 

羅振玉《敦煌本沙州圖經跋》末補記云:“此書乃浭陽端忠敏公方向伯希和君影照,予從忠敏借印十本,分頒同好。乃逾二年,神州淪喪,忠敏遽完大節,此書影片不知尚在京邸否?搜行篋得舊本,亟遣工復影,與《西州圖經》同印行之,以推廣忠敏傳古之雅意。攬卷悲往,為之涕零。癸丑八月又記。”

 

1908年10月2日,伯希和一行離開敦煌,經蘭州、西安,于抵達鄭州,隨即乘火車前往北京。伯希和到北京之後,最要緊的是籌劃接下來的上海、無錫、南京之行。伯希和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兩天之後,我們到達北京,這次旅行本身已告結束。……但我並未達到自己的全部目的。通過關係,我們還可以接觸中國業餘收藏家們的藝術收藏品,如總督端方,努埃特于其家中拍攝了某些照片。” 伯希和在上海、無錫拍攝了端方、裴景福的古物藏品,並到在南京的江南圖書館閲覽古籍。時任圖書館總辦的繆荃孫在日記中記載11月18日(舊曆十月廿五日):“伯希和到圖書館,言燉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寫經七千得(餘)卷,渠挑出乙千餘卷,並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書、回紇人書、宋及五代刊板,奇聞也。”

 

1909年6月7日,伯希和拜訪了端方, 6月8日,端方宴請伯希和,繆荃孫、陳慶年等應招作陪。繆荃孫這一天的日記云:“晚,匋帥招陪伯希和,王孝禹(瓘)、章式之(鈺)、況夔生(周頤)、景朴孫(完顏景賢)、劉笙叔(師培)、陳善餘(慶年)同席。” 7月17日,端方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離開南京赴都。

 

1916年,伯希和調任法國駐華使館武官,途經上海,7月21日張元濟宴請伯希和,繆荃孫與沈曾植、葉昌熾、張石銘、蔣汝藻等應招作陪,再一次見到了伯希和。這一次見面,繆荃孫、張元濟、葉昌熾三人的日記都有記錄。

 

伯希和回巴黎后,又陆续寄照片来,罗振玉据此于1913年出版《鸣沙石室佚书》,其中收录《尚书》写卷三件——P.2533《古文尚书夏书》、P.2516《古文尚书盘庚说命等卷第五》及P.4509《顾命》残卷。在此之前,刘师培就根据照片写成了《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一文,连载在1911年的《国粹学报》上。刘氏以写卷与唐石经及通行本对勘,指出了许多写卷可纠正传本错讹之处。又对写卷的隶古字作了考察,认为大多与《说文》及《三体石经》之古文相合,从而认定,“虽孔书伪托,未可据依,然传者欲托之壁经,则采辑古文之字必非尽与古违”。在这时期,王国维亦撰写了《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一文。

 

1934年,向达、王重民等受北平图书馆派遣,赴英法两国搜集资料。后由北平图书馆汇集成两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1936,1941),其中共为17号《尚书》写卷作了提要。1935年,姜亮夫自费前往法国留学,后写成《敦煌本尚书校录》一文。后龚道耕因病吴士鉴《校语》多错漏,遂撰《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之长文(《华西学报》1936年4、5期,6、7期合刊,1936年6月,1937年12月,1941年6月),对《释文》写卷重作校勘,纠正了大量《校语》之讹。以上见许建平《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唐写本《释文》残卷的研究亦渐成大势,主要有马叙伦《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校语补正》(1918)、吴承仕《唐写本尚书舜典释文笺》(1925)、胡玉缙《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书后》(1933)、洪业《尚书释文敦煌残卷与郭忠恕之关系》(1933)、龚道耕《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1936)、徐仁甫《唐写本隶古定尚书释文残卷跋》(1942)、潘重规《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1941)、罗常培《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四种跋》(1941)和“五种跋”(1951)、方孝岳《跋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1963)及其讨论(1964)等。以上见《〈经典释文〉研究综论》,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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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脉杂钞(408)

 

《慎园文选-校刊万里游草残稿跋》(甲子年作)曰:“右《万里游草残稿》三卷,吾沔陆太初先生撰。先生为文节公孙。文节公开府江南,网罗海内名宿,礼延长洲陈硕甫、上元梅伯言、监利王子寿入幕,校刊郝氏《尔雅正义》、金氏《求古录礼说》、胡氏《仪礼正义》、江氏《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纪氏《唐韵考》诸书,皆极精审,与灵岩、揅经相伯仲。”又“先生曩官刊曹,迁擢台谏,才藻华赡,云霞绮丽,所著有《周易象义择要》、《春秋三传分类异同考》、《说文古籀正譌》、《金石丛残》、《介石轩印影》、《贴考》各种,或佚或存,方谋蒐辑。喆嗣和九,绍录家学,雅娴书画,尤嗜金石”。

 

案:《万里游草残稿》,陆光祖撰,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于都门。文节公,指陆建瀛,湖北沔阳人,道光二年进士,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任两江总督,任内遇上太平军进军江宁,咸丰三年江宁城破时被杀,赐谥文节公。

 

《慎园文选-鄦斋遗书序》曰:“贵筑黄子寿先生,陈臬湖北。先兄木斋受知到门下。以布衣谒见,倾谈移晷。先生礼贤下士如此。量移苏藩,吴中人才渊薮,得士尤多。章式之、王捍郑、胡绥之,皆一时之选也。”

 

“鄦斋遗书”,胡玉缙著作集原名。其弟子王欣夫后为之刊,名改。

 

《鄦斋遗书序》又曰:“余少时获识捍郑于武昌,晚年订交式之、绥之于北京,文酒往还。时约柯凤荪、王晋卿、夏闰枝、李星樵、邵倬庵相聚,赏奇析疑,纵论今古。”“先兄木斋,与姚彦长、周沈观同肄业经心精舍,……先兄印行姚氏三种,……友人王季芗刊印其师周伯晋《传鲁堂全集》,此皆可以敦厉薄俗者。”

 

案:李星樵即李哲明,字星樵,号静娱,湖北夏口(今汉口柏泉)人。光绪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主考贵州乡试,累官至翰林院侍讲。民国初年,夏口县创修县志,审定志稿,后不问外事,博通群籍,著作宏富。曾参与《清史稿》编修,著有《黔輶集》(1912年)、《老子衍》二卷(1923年)、《管子校义》二卷(1931年)、《淮南义训疏补》等。

 

周沈观即周树模(1860-1925),湖北天门人,字少朴,号沈观,19岁入湖北经心书院读书,25岁中举,29岁中进士。1891年任武昌两湖书院理学分教和文学分教。1895年至1898年丁忧在籍,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至两湖、经心、江汉,蒙泉等书院讲学。官至黑龙江巡抚,兼任中俄勘界大臣。

 

周伯晋即周锡恩(1852——1900),字伯晋,别号是园先生。湖北罗田人。幼从张之洞学,深得张赏识。后就学于武昌书院。1876年优选贡生列为第一。光绪九年(1883年)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华甚著,同湖南才子张百熙有“北周南张”之称。1900年2月(光绪25年),周锡恩病死,年仅47岁。其著作汇为《传鲁堂遗书》,含《传鲁堂文集》六卷、《传鲁堂骈文》三卷、《传鲁堂诗》七卷、《易说》二卷、《使陕记》三卷、《观二生斋随笔》一卷等。2014年有《晚近黄昏一片云——周锡恩传》出版。

 

民国三年,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聘任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凤孙、王树柟晋卿、吴廷燮向之、夏孙桐闰枝等为总纂,金兆蕃篯孙、章钰式之、金北丰雪生等为纂修,俞陛云阶青、吴怀清莲溪、张书云卿五、李哲明惺樵、戴锡章海珊、奭良召南、朱师辙少滨等为协修(原聘一百馀人,终始其事者少,故不备录),从事编纂《清史》。惟《清史》历年二百七十馀年,史实繁多,不易编排。纂修诸人又多老病,荏苒数年,迄无成就。赵馆长乃裁汰冗杂,重行整理,始得完成其一部。然时局不宁,战事迭起,政府筹饷犹感不足,安有馀力顾及此事?赵馆长年事已高,亟欲早日付诸剞劂,乃向东北军阀张作霖呼吁。张果力任其难,并委袁金铠总理《史稿》发刊事宜。惟袁不知史事,又荐金梁箱理《史稿》校刻。未几赵馆长逝世,公举柯劭忞代之。柯与袁不洽,对于阅稿不肯负责。于是总阅之权,遂落于金梁之手。金于《史稿》颇多窜改,如原稿《列传》二百五十九,为陆润庠、世续、伊克坦、梁鼎芬(皆宣统师傅);二百六十,为劳乃宣、沈曾植(皆晚清学者)。金以劳、沈并入二百五十九,而以张勋、张彪、康有为,为二百六十。及至出版,众始发觉,立行追改(张、康与清室,大有关系,实宜有传)。然四百部已运关外,无法纠正矣!故此书遂有关内与关外二本。

 

钱基博与湘鄂学人皆有往来,后者如张舜徽、卢弼。

 

《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卷首有张尔田文,言章氏曰章氏弟子能文章者,仅张尔田、金天羽也。

 

陶浚宣也是李慈铭弟子,其《稷山读书楼日记》1873年有《致李?伯先生书》。陶浚宣与谭献(249页)、黄以周(256页)、何澂(361页)均有往来。

 

杨守敬在日访书时,与森立之、岩谷修多有往来。

 

《上海年谱珍本丛刊》有《陆继辂年谱稿》,言陆氏17岁时与丁履恒、洪饴孙定交(1788年)。1793年,陆氏与庄绶甲、刘逢禄订交。1797年,以洪亮吉介绍,入浙江学政阮元幕,直至1799年。1800年入两淮盐运史曾燠幕。

 

《齐彦槐年谱稿》言嘉庆九年,齐氏为安徽学使汪廷珍所赏。

 

高熙喆(1854-1938),字仲瑊,一字亦愚。山东滕州人,与柯劭忞有往来。1886年进士,1889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诰授朝议大夫。1894年为会试同考官,七月,充山西乡试正考官。1903年补授河南道监察御史。迁工科给事中。1904年升授甘肃宁夏府知府,赴兰州。1906年,丁内艰离任归乡。1908年七月服阙,补授直隶宣化府知府。宣统元年(1909年),改调直隶大名府知府。二年(1910年)回任宣化府知府。著作有《周易注》、《毛诗注》、《春秋左氏传注》、《四书说》、《高太史文集》十二卷、《续滕县志》三卷(卷四附有柯昌泗甲申正月所撰《高孝文先生别传》)等。

 

《柯凤孙追悼会记录》曰:“周旋最密者如盛伯羲祭酒、洪文卿、张幼樵两侍郎,刘幼丹方伯,袁忠节公,陈松山、沈子培两年丈,各以气节道义相期许。”又柯劭忞曾入朱肯夫幕。所言有陈田(1849~1921),字松山。刘心源(1848—1917),字幼丹,湖北嘉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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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07)

于省吾《未兆庐文钞》,皆于氏三十岁前文章,时为乙丑冬日。有柯劭忞署题,姚叔节、王晋卿、马通伯评语,亦证于氏为桐城派之人物。于氏乙未年曾入徐又铮幕,见集中《徐将军诔并序》。

 

卢弼《慎园文选》有《慎始基斋校书图题词序》,自言少时从伯兄木斋先生授杜注《左传》,又入经心书院肄业,光绪二十三年考入两湖书院,时分教有沈子培、姚彦长、杨惺吾、邹沅帆。庐慎园中岁好经世事功。“暑冷官闲,乃复治经心菱湖之业”,(案:卢弼也是梁鼎芬弟子,时梁氏主讲两湖书院,见《慎园文选?节庵先生遗诗跋》)“余佐伯兄,刊成《湖北先正遗书》、《沔阳丛书》”,“罢官以后,闭户著述,纂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镇日丹黄,几无暇晷。贺履之、余越园、溥雪斋、陆和九四君,先后为绘《校书图》”,“文字联欢,声气同谊。”此文乙亥年夏所作。时为1935年,卢弼59岁。

 

卢氏兄弟与傅增湘当时年龄相仿,并在官府供职,傅增湘官肃政使时,卢弼任平政院评事。又为藏书同好,故交往甚密。卢靖与傅增湘先后任直隶提学使,并为天津图书馆做过善事。卢靖先于清光绪末年,创建直隶省图书馆(今天津馆前身),有开创之功;傅增湘后来四处筹资,网罗-流散典籍,为直隶省图书馆访得善本古籍12万卷,奠定了该馆藏书基础。今天津图书馆庋藏古书,名居全国十大图书馆之列,实有两位提学使功绩。

 

案:贺履之、余越园、溥雪斋、陆和九,分别为贺良朴、余绍宋、溥濡、陆开钧。陆开钧(1883--1958) 中岁迁居北京,任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等教职,讲授金石学、古器物学、文字学及书法。撰有《汉武氏石室画像题字补考》二卷、《附考》二篇。有稿本而未刊行者,有《石刻名汇》 、《文字学》、《中国古器物学》、《金石文渊》四卷、《汉以後金文录》五卷、《珠璜碎稿》六卷、《北周造像考》三卷、《历代造像存徵录》四卷、《孝堂山画像考》一卷、《顺陵残碑考》一卷、《宋辽金元碑目》六卷。余越园即余绍宋。余绍宋不仅为书画名家,也精于文字学、目录学、方志学,日记内多涉猎学术事。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有《余绍宋日记》 10册,凡1714页。

 

《慎园文选?答王季芗先生书》曰:“手教敬悉。尊论纠葵园之失,不啻示下走之良规。”

案: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湖北罗田人。先后就读黄州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曾任晚清学部主事、礼学馆纂修。辑有汉阳“魏氏遗书”。

 

《慎园文选?覆胡绥之先生书》曰:“展诵惠书,承示拙著《三国志集解》,许以精深浩博,在长沙王氏《两汉书注解》之上。且云考征议论,并擅其胜,地理尤精云云”。卢慎园为杨惺吾弟子,故地理为精,又曾有志于《水经注》也。

 

南开大学图书馆,卢木斋发金十万建之。

 

卢弼校刊有《河源纪略》,此书为纪昀等撰。

 

《慎园文选?补三国志兵志序》曰:“囊者吴县胡绥之,同客旧都,问学商榷,阅十余年。丙子秋日,绥之南归。”胡玉缙为卢弼《三国志集解》撰有长篇序言。

 

左绍佐有日记一百三十余册,见《慎园文选?艺苑丛钞序》。

 

戴海珊撰有《西夏纪》,与卢弼订交有年,旅居旧京。

 

潜江甘药樵《潜庐类稿》、《潜庐随笔》,均卢弼序,言其治学通汉宋。二人为同校生,均两湖书院肄业。

 

李明彻(1751—1832)字大纲,又字飞云,号青来,广东番禺人。曾赴澳门向外国传教士学习观察天象推算地理测绘法和三角几何学。著作有《圜天图说》三卷、《续编》两卷。全书论述了对太阳系星球位置及对日蚀、月蚀成因、地球昼夜节气变化的测定之法。1824年参与绘制《广东通志》中的疆域图和海防图。

 

刘湘煃,字允恭,江夏人。闻梅文鼎以历算名当世,鬻产走千馀里,受业其门,湛思积悟,多所创获。文鼎得之甚喜,曰:“刘生好学精进,启予不逮!”其与人书曰:“金、水二星,历指所说未彻,得刘生说,而后二星之有岁轮,其理确不可易。”因以所著历学疑问嘱之讨论,湘煃为著订补三卷。又谓历法自汉、唐以来,五星最疏,故其迟、留、伏、逆皆入于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经度之法,而纬则犹未备。西法旧亦未有纬度,至地谷而后有五星纬度,已在守敬后矣。历书有法原、法数,并为历法统宗。法原者,七政与交食之历指也;法数者,七政与交食经纬之表也,故历指实为造表之根本。今历所载金、水,历指如其法以造表,则与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测天,则又密合,是历虽有表数,而犹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五卷,文鼎深契其说,摘其要目为五星纪要。湘煃又欲为浑盖通宪天盘安星之用,以戊辰历元加岁差,用弧三角法,作恒星经纬表根一卷,及月离交均表根、黄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补新法所未及也。所著又有论日、月食算稿各一卷,各省北极出地图说一卷,答全椒吴荀淑历算十问书一卷。

 

民国年间,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

 

席启駉(1896~1966),字鲁思,东安人。辛亥革命次年入长沙明德学校求学四年。曾师从长沙名流叶德辉。民国初年,他父亲在北京任国会议员,全家北上。他留京数年,一方面搜购书籍,努力研习;一方 面与京师名流学者陈垣、杨树达、吴承仕、高步瀛、尹炎武、孙人和等成立思辩学社,共同切磋。是时,他才26岁,是该社最年轻的社员。1925年,任公立武漢高等師範學校講席。隨後又應聘在國立武昌大學和私立衡陽船山大學講學數年。1928年至長沙,在國立湖南大學任教十年。1937年,應國立蘭田師範學院之聘,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起,任國立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逝世於武漢。終年70歲。著有《荀卿賦定本校箋》、《關於屈賦篇章疑信問題》、《世説中當時語釋》、《通錙春異引用書目專釋》、《尚書注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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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局到五力综合论

 

历史大局的构造需要想象力。它意味着你从目前所看到的,能想象未来;从目前的局部,想象各处的整体。例如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环境,各部门的协作,领导,指挥,军师,乃至预言家,和机制上的发明者。想象力是智力的重要一部分,另外四部分是观察力、思维力、记忆力、注意力。其核心是思维力。与之对等的是直觉。直觉超越逻辑思维,也有同样广大的空间。直觉在佛教中称为观照,又与“现量”密切相关。佛教有十地,而要对佛教了解,就要去研读吕澂的著作。神学中同样有直觉,这就需要去研读阿奎那的著作。

 

真正的大局比从初看上去想象的复杂,上面列举实在肤浅,而还涉及到博弈、造势、借力等。最有名的大局是三国时期。魏蜀吴,本来诸葛亮隆中对早定好了三分天下,是谁打乱了他的计划。荆州刘表本来是属于刘备的。原文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但这里面颇有《战国策》说客的说辞在里面。谁能保证荆州就一定归刘备,而不日后被别人夺走呢?在两汉时期,真正的中原实际上还是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长江流域在文明上还比较落后。象曹操的谋士群体如郭嘉、荀彧、荀攸、程昱、贾诩、毛阶、司马懿、刘晔、蒋济、杨修,乃至文书有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人,都是北方人,是北方士人乃至士族的代表。而诸葛亮呢,本来也是北方人,但随叔父诸葛玄来到的荆州,就在襄阳定居下来。因此变成了南方人,受到南方文明的陶冶。但长江流域的文明毕竟要落后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士人代表是庞德公、庞统、孟公威、石广元、崔州平、徐庶、黄承彦等人,还包括向朗等人。而这里面,有些是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士人。华夏文明的真正南迁,要等到东晋之后。再迁则见于南宋。士人传统,是从战国时期继承下来的,沿袭到两汉和魏晋。魏晋时期,儒学崩塌,没有人再遵守了,这和法家在秦朝末年的崩塌一样。因为乱世,连饭都吃不饱,没有人再信这些了。再信就得等到盛世的时候,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真正的形势是,南方士族一开始就干不过北方士族,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可能,而只可能借孙权的力量,暂且三分天下。因此,诸葛亮并没有对刘备说真话,而是与《战国策》的策士论调并无二致。而隆中对的失策还在于两处:一是没有想到曹操这么快的打过来。二是与孙权的关系没有搞好。而看曹操写的诗歌,磅礴大气,不愧一代雄主,继承所在为法家之风。而诸葛亮呢,观其《诫子书》一文,不过沾染的是南方道家的风气。两相比较,北方法家的峭劲之气,换来的是快速崛起。而南方老庄的海涵之度,不过是太极拳式的迂回绵柔。

 

所以,曹操之器识,非常人所及。此乃天地气象。而南方士人,就很缺少。前者让人想起北朝民歌《敕勒川》。有这种气象的,在理学那里,能看到一些。所以理学盛行于北方。南方盛行心学,近于佛,近于老庄。北方之理学,则近于豪杰和气节。著名者有元代许衡、明末孙奇逢。许衡,人言其“犯颜谏诤,刚毅不屈”、“不为利诱、不为势屈”,时有“元代的魏征”之称。

 

又道家多奇想,想象力发达,见于南方。法家多理性,思维力发达,见于北方。南方有直觉,北方有推断。器识发达者,推物及人,推此及彼,是以多自然科学家。想象发达者,则艺术发达,多艺术家。推之西方,是以文艺复兴,绘画三杰出于南方之意大利;西方近代之大科学家,如牛顿、麦克斯韦、笛卡尔、爱因斯坦,皆出于北方,盖有以也。是以诸葛亮之《隆中对》,盖出于想象欤?而能注《孙子》者,惟北方能思维缜密,如曹孟德之为代表也。

 

201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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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卮言(2)

 

流动与控制,是观察历史的两个视角。流动包括人、财、物、文化等,可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展开。如果流动出现遏制,就会对一个国家出现不利的后果。《国语·周语》里有一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指阻止人民进行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这是指言论的流动。战国时文化空前的流动,中亚时文化的兴起,民国早中期大师的出现,都与政治的控制减弱有关。对君主能否自由的进谏,是一个王朝是否开明的标志之一。而王朝衰败的标志之一,也是看是否对言论进行钳制,如民国的后期,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人的流动,包括官员的升降。如果人口的补给跟不上,官僚集团的形成就受影响,农业人口减少,农业也会受到影响。人口还进一步影响到兵员的数量。而从人口结构上看,如果官员都是大年龄的,也会死气沉沉,缺少活力。所以人口流动的自然发生,决定了社会的活力和政治的稳定性。

 

财的流动,从大的方向上,如果入不敷出,则国库空虚,如唐中期,如清咸丰时期。财,常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都被地方截留,中央就受影响(分税制)。如果不能用之于民,而都用于军费,则民穷。如果财物都存起来,也不能发挥它的作用。

 

物的流动也是一样,如果地方间缺少物品的贸易,则不能相互受益。如山西饶材、竹、谷;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姜、桂、金、锡、犀、玳瑁、珠玑;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巴蜀饶石、铜、铁、竹、木之器。

 

政治上的流动可资观察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决策的诞生,是君主独裁,还是经过了一个完整的程序,从民国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从中书省到门下省,到皇帝,再到尚书省等等?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双向对话。如果流动中断,则会出现干强枝弱,或枝强干弱的情况。宋朝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出现的党争实际上是皇权被削弱的表现。也就是说,真正的内阁和皇帝已无法驾驭和控制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在吏治削减过程中又碰到十足的阻力。迫切的改革,需要大量人才,而识人并非短时间可完成,所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因此,由于信息流动的不能及时完成,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和宋朝的衰落。

 

文化上的流动,包括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以及代际的文化传承,以及各个阶层之间的文化流动。如果流动受到阻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如康熙乾隆时西学传入中国,但仅限于天文,而其他的都受到了限制,结果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这一现状直到同光时期才有所改观。相反,明治维新大量引进的是西方的文化,民国时先觉者引入的是布尔什维克文化,以及进行的本土化尝试。文化的代际不传,也会出现绝学的情况。对个人而言,有文化信息流的引入,但如果没有出,也会发生很多问题,如闭门造车。又如宋代文化,虽然看上去很丰富,为许多学科奠定基础,但实际上文化已经逐渐僵化了,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正向的信息流的引入了,不像唐朝,还有许多胡人文化的加入。宋朝除了考古和窃取一点佛学,其他发展很小,即使如沈括、郑夹漈、朱熹、等人能实事求是的探求外物,但影响面却相当的小。而宋以前,主要是佛学和胡人文化的传入。佛学直接催生了道家内丹术的产生,但到了宋朝,就没有什么能引入的文化了。明末清初时,西学传入的又相当缓慢。道光年间,经世之学仅为农业和治河、漕运等,郑复光等人湮没无闻。直到清末,格致之学大规模传入,中国文化才焕然一新。而文化的流动还体现在向行为和向物质的流动,造成的社会的改造。物质和行为又反哺文化。没有这样的流动,单向的、中断的文化流动都是不健全的。

 

201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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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卮言(1)

 

体系、结构、流动、扰动、限度,这几个词可以用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过去观察历史,有从英雄的视角,有从历史大事的视角,有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有从长时段的视角,有从人物精神分析的视角。但一有了热力学和系统论,史学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首先从数学上看,存在一个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系数。身居高位的人影响系数大,这个甚至可以定量。其次,也存在事件对于历史(国家)的影响系数。因此,历史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甚至与张量分析相通。

 

一个帝国的存在,内部存在官员的流动,社会底层的流动,如商人;在特殊时期,如修建重大的工程,战争,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有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例如士人转变为商人,或者僧侣,以及人因为衰老和出生带来的社会人员的更迭。也存在钱财的双向流动,各州县的赋税,农业、工商及海关税收,以及政府向地方的投资和军事开销。也存在文化的流动,如外来的佛教文明的输入,儒家经典的复兴,民间文艺的活跃,以及士人之间的小圈子的对话交流。这些流动一旦某方面出现中断,就会引发出一些问题。

 

结构是一种稳定的存在,如土地对人的束缚,如官僚阶层的相对稳定。这种结构不单纯是分布,而且是动态的稳定,即总是这样流动的。例如某个士人总是从这个书肆上买书,看后又写出文章,周而复始。书虽然不断变化,但这种文化的流动状况没有变化。也即是某一种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它与谁在这个位子上无关。

 

扰动是难以避免的,某个民间的人犯事,但它影响不了中央的朝廷,一般在州县级就给处理了。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扰动时常存在,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

 

结构也带来一种不愿改变的惯性,使得限度在某个非常时期凸显。大明大清的财政能力,在非常时期得到考验。超过了它的承受限度,就会发生崩解。帝国的干强枝弱和干弱枝强都是不利的。

 

不同国家之间有不同的结构,这与地理以及文化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也都存在着结构。而对于国家的兴亡,一般是内部先垮掉,而后才出现真正的外患。

 

盛极必衰是历史的必然。久乱必治也是历史的趋势。也许大方向扭转不了,但在时间上可以延长。在以上所论述的方面中,能量体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好比是大唐王朝借助回纥的军事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大宋王朝借助金国灭了大辽,大清王朝借助洋枪队消灭了太平军。没有这种能量体,另一种衰弱的能量体就缺失了一大块,从而在能量的显现中苟延残喘。

 

军事,是最消耗能量的地方,因此,也最值得注意。而提供能量的地方常常是外国银行,或者是经济富庶的地区。古代,中原地区常常被草原民族打败,就是因为在体质魄力和灵活机动上与草原民族差了一块,这方面的能量体相比逊色,但财力上却高出一筹。所以草原民族一旦占领,常常不能固守。但等到占领的中原地区一多,补给有了保障,就立刻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中原地区打垮,这从蒙元灭宋上就可以看出来。能量体好比是哲学上的“气”。文明秩序如中原的“礼”,好比是哲学上的“理”。因为缺少理,强悍的草原民族常常发生内部分裂。魏晋南北朝和元朝都是例子。二者的调和是极为罕见的。

 

20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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