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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脉杂钞(418)

1905年严复译穆勒《名学》二十八卷刊,卷末有“歙县汪德渊、长洲王季同初校”。

 

案:王季同,字小徐,王颂蔚次子,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出生,侨寓苏州。毕业于北京同文馆,光绪末年到欧洲留学,在英国学习电机工程,毕业后到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实习。曾发明 ‘转动式交流直流变压器’,并以英文撰写《电网路计算法》论文,在欧洲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民国初年返国,初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并曾一度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与胡适之、辜鸿铭等为同事。后来创办了 ‘大效铁工厂’,制造柴油引擎及发电机,绩效颇著。民国十七年进入上海‘中国铁公司’担任总技师。民国二十二年,他为周叔迦所撰写的《唯识研究》序曰:‘我少年时代喜欢研究数学、科学,读明季利玛窦、徐光启,到清季江南制造局的译本书,周美权先生与我有同好,四十年前我们二人就因为讨论数学结为友......’。周美权,即周达,号美权,是周叔迦的堂兄。(于凌波《王季同居士传》)

 

董佑诚数学著作有五种七卷:《割圆连比例术图解》三卷、《椭圆求周术》一卷、《斜弧三边求角补术》一卷、《堆垛求积术》一卷、《三统术衍补》一卷。《割圆连比例术图解》之后继者为项名达,见项名达《象数一原》道光二十三年自序(《古今算学丛书》本)。《象数一原》为项名达绝笔之作,最初由戴煦校。后以《古今算学丛书》出版时,有王季同参与校对。“椭圆求周术”即求平面曲线弧长的微积分方法。

 

据史籍记载:“有王大有者,字吉甫,仁和诸生。翰林院待诏。穷究天算,问业於处士戴煦。凡煦所著述,皆录副本去,名达见之,因与煦订交。大有尝校割圜捷术合编。后殉於杭州。”

 

黎应南道光壬辰秋所作《下学庵勾股六术序》曰:“余在都获与项君梅侣交,辄以数学相过从。梅侣耽精思,当穷极要眇时,虽寒暑饥渴不暇顾。苟有得,则欣然意适,若无可喻于人。尝语余曰:‘守中西成法,搬衍较量,畴人子弟优为之。所贵学数者,谓能推见本原,融会以通其变,竟古人未竟之绪,而发古人未发之藏耳。’余是其言,顾以碌碌走尘俗,未遑卒业。迨余筮仕浙,梅侣亦主讲苕南,见所著《勾股六术》,击节称善,曰:‘是足为数学导矣。’……梅侣尝立弧三角总较术,求椭圆弧线术。术虽定,未有诠释。余促成之,而义奥趣幽,非旦夕可竟事。……”

 

案:道光壬辰即1832年。该序收入《勾股六术》卷首(《古今算学丛书》本)。筮仕,即初出做官。苕南,在湖州。黎应南道光年间曾任浙江丽水、平阳知县。

 

崔朝庆(1860~1943),字聘臣,海门静海乡人,清末数学家。19岁师从通州顾韵芳、马勿庵两先生学章学、习数学,1885年入南菁书院师从瑞安黄漱澜学算术。后在上海求志书院师从刘彝程。光绪皇帝时,朝廷开经济特科,征召天下硕学通儒。崔聘臣因精于算术,曾在京师大学堂、南京高等学堂教授算学。在京曾受李善兰弟子席淦的赏识。1889至1894年,回南菁书院任教,杨冰为其得意门生。1912 年,在南通中学创办《数学杂志》,为国内最早数学期刊。著述颇丰,著作达数十种。(见《清末中国“算圣”崔朝庆》,海门史志网站)。其作《垛积一得》推衍李善兰“垛积比类图表法”(即今之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后被收入《古今算学丛书》。

 

山西乡宁杨之培,撰有《微积新术》四卷,还编有《玉吟数学演草集要》(1875年)。其父为杨笃。杨笃生平,见常赞春《学博杨秋湄先生事略》载民国六年版《乡宁县志》。其中曰:“旋张文襄抚晋,与王学使仁堪,悯晋士学殖将落,议仿浙诂经精舍、粤学海堂成法,设令德堂。肄业诸生悉取按试,各属高材生或甄别书院之前列。 延王顾斋先生为总校,先生初为襄校,既改分校,以杨、张二先生任襄校事。并训迪殷殷,间日为讲生讲《仪礼》、《说文解字》,学者多通其诣,乙酉、己丑乡试闱艺出经文,多援据许书贯穿经诣,均堂中肄业生也。……先生子二:长之培,字小湄,光绪辛卯优贡生,承先生书数诸学而益致其精,所考石刻诸作,刊入胡中丞聘之《山右石刻丛编》中,数学数种,亦为人借名刊行。于戊戌岁,赴湖北当道之召,道出河南,殁于旅邸。……(先生)考金石尤为专家。《山右金石记》本附《通志》中以行,一时人争快睹。与王顾斋先生《山西疆域沿革考略》,均印刷别行,见重于世。” 又今人学位论文《晚清方志学家杨笃及其文化成就》载:1844年,王筠任乡宁知县,杨笃父亲杨恩树师从王筠,学习许郑之学。杨恩树,号凤岗,其生平见杨深秀《教授杨风冈先生行述》。杨笃也从王筠学,同时受王轩影响也很深。杨笃与杨深秀往来甚密。杨之培好西学,通算学,后在令德堂讲授西学和数学。《杨笃诗文选》有《王顾斋先生行状》,其中曰:“其于算习宣城梅氏之学,探颐索隐及二十年于中西法”。杨之培好西人算学,恐受王轩和杨深秀影响。杨深秀笃好西方算学。见2010年出版的《杨笃诗文选》。

 

谢家禾《衍元要义》(《古今算学丛书》本)卷首有道光十七年戴熙序,首曰“谢榖堂算学三种,孝廉谢家禾著,曰《衍元要义》、《弧田问率》、《直积回求》,凡三卷。榖堂死,其友人戴熙于破簏中搜得之,写而授诸梓。校雠者,熙弟煦也。……榖堂与余兄弟为同学,同癖于数事。(余)浅尝而弃焉,榖堂与余弟,则孳孳不已。其于中西术法,迨无所不通晓。既而两人将为《小品丛书》,未竟功而榖堂中道夭,故所存止三卷。”该书在《古今算学丛书》中为沈善蒸校。

 

同治十三年,左潜忽然下世,时丁取忠与曾纪鸿、黄宗宪研讨圆周率。见《圆率考真图解》丁取忠序,该书为左潜、曾纪鸿、黄宗宪三人合作完成。左潜、黄宗宪将圆周率计算至百位之多。

 

《开方说》为李锐遗著,上中卷为李氏著,下卷为黎应南补著。庚午年冬,黎应南从李锐学。见该书后跋。庚午年即1810年。

 

项名达与戴煦为好友,见项名达《开诸乘方捷术》一书(《古今算学丛书》本)。

 

邹伯奇的弟子有孔继藩,学海堂专课肄业生。见邹伯奇《乘方捷术》卷二及《学海堂四集》。孔继藩还著有《孔子生卒考》一册。

 

孔广森著有《少广正负数内篇》(《古今算学丛书》本)。

 

1851年,戴煦获交李善兰,颇受其助。最开始讨论者,则项名达也。见《外切密率》戴煦自序。

 

戴熙之子曾至广东,将戴煦著作给邹伯奇阅读。见《假数测圆》(《古今算学丛书》本)伍崇曜后跋。其中曰:“同治壬戌,文节哲嗣保卿来粤,以示南海邹特夫,则鄂士手定而文节题封者也。”

 

宣统二年,陈崧所撰的《东溪算学》刊,含《弧角平仪简法》三卷、《椭圆盈缩简法》二卷、《截垛发微》三卷、《引錣录》三卷、《垛积比类后记》一卷、《借根代数会通》五卷、《玉鉴垛题阐幽》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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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秩序

 

待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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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

 

阴阳的先天属性,决定了自我行为也有相互矛盾之处,遑论自我与他人之间。先天个体成长环境的差异、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看法的貌似相同和实际相左,以及本质上的相左。然而,在个体说服行为中,说服的效果值得质疑。在什么情况下,说服能够有力?什么情况下,说服行为是竹篮打水?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哲学思辨的角度,也许能得到一些答案。首先来看个体的行为结构。

 

但凡一个个体的行为作出,必有它背后的认识基础。思想结构是否就决定了行为结构?认知心理学的出现,反映了相同刺激与不同反射的内涵。也就是说,行为的出现,与个体的思想基础与外在的环境刺激(最主要是他人的因素)密不可分。趋利避害以及反复性,决定了人的行为导向。而思想的基础,就是将“自我”与环境统一起来,达到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在认知层面上实现对利和害的本质认知和实现方式的认知。

 

那么,问题就来了。说服,是从什么层面对能对个体的行为加以改变呢?常言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韩非子》曾有《说难》一篇,提到的就是情。即,即使你出发点是好的,但你没得到对方的信任,你再怎么说也不会被采纳。动,是感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感动呢?这里有个词,阈限。施与多,被施与者并不一定会被感动。施与并不是感动的前提,不是感动的必要条件,但也与感动有部分关联。如汉初大将韩信有漂母一饭的故事,韩信就很感激。为什么?因为吃饭对于韩信来说太重要了,而饭对于漂母也很重要,漂母也不求回报,而只是怜悯他。再来看一个感动的故事。即发生在蔺相如与廉颇之间的“负荆请罪”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赠与,只有往来。但它也与阈限有关,就是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很高,但却委屈自己,屈尊下位,舍弃自我的面子,原来是为了国家的“大”而舍弃自我的“小”,这让廉颇很感动。因此,感动发生的必要条件是越过阈限。这里的阈限,表现在各个方面,但它必定是自我的附属品,而且是较为重要的东西。把它割舍出来,作出牺牲,就有可能形成感动。

 

因此,先动之以情,再晓之以理,就有可能成功。反之就不成功。晓之以理,表面上是说利害,实际上是要改变对方的思想结构,可谓难上加难。思想结构是看法、主张加上各种道理和事例的支持和佐证。只用几句话就改变思想结构,可谓是不自量力。古代的臣子奏议,大多是皇帝还没主意的时候,起到拨云见日的效果。在用人方面,则有臣子多次禀奏才改变皇帝用人主张的记载。这个多次,可见之难。即使用事例加道理来说明,仍然可能被对方找出漏洞。因此,古代论辩,多用排比,加强气势。所以韩文如潮,论辩之用也。

 

最关键的是,他人与自我之间的思维结构的不同,从而不能相互理解所言。这一方面是价值观的不同,一方面是经验和偏见所致的行为方式的不同。说服的一个较好方法是自己先作表率,所谓上行下效,“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次,最好能有图片、客观的报道以及权威专家的观点以加强信服力。总而言之,勿争论,但劝说,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是《鬼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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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杂言

 

理学至今,传西方一变而为正念疗法或瑜伽,而反哺。或探讨宋明以来,理学流脉,则清晰可见,或兴或衰,皆门弟子有无之赖也。

 

西方科学亦如是,若非大学,则必有师授友问,此已明言者也。

 

然学之兴衰,不仅在乎传人,亦在乎时代。即如南宋衰而有理学兴,道咸衰而有理学复,故时至,则有用于学。学成而不胜,则学有变,即如理学一变而为经世学也。

 

然学有终乎?曰:无终。即如儒学虚,而经世学实。然经世学亦非终。盖所谓经世学,俗也,不能振乎人心,拔乎流俗。且经世学多注目自然科学,非社会科学。故世变时移,终有赖于马列。此西学之传入,而为吾国所承者也。

 

故晚清之学新,西学之所传入。故学之兴衰,不仅在于人,亦在乎时世。

 

今之学,厚而积。非但学之不易,亦行之且难,况探讨哉?

 

学各有畛域,素安其位,则佳。

 

学虽厚,其要则寡。

 

西学高于中学论,自近代以来有此说者,久矣。然自勃兰特罗素至中国,自新儒家诸人出,自科玄论战,此说遂有抗衡。尤以梁漱溟东西方文化比较为大宗。西学之高明之论调稍歇。自建国后,意识形态之争,吾国遂又以大国社义自负矣。及八十年代,西风复刮,而崇西者复多。实则两种文明矣,何有上下哉?

 

吾国文明之所长,不在与西学争高下,而在文明素养之结构,与直观体悟之绝诣。前者如君子文化,可媲于西方之绅士文明,后者可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相抗行。直观者,现量也;体悟者,自觉觉他也。张东荪尝言:“西方人所求的是知识,而东方人所求的是修养。换言之,即西方人把学问当作知识,而东方人把学问当作修养。”熊十力则认为:西学任量智,致力于“支离破碎”,成就了科学,但却不见本体。“若性智障蔽不显,则所有量智,唯是迷妄逐物。纵或偶有一隙之明,要不足恃。”而知识,则恰成为性智的绊脚石,即所知障。

 

总之,西方多工具主义,吾国则自身为修养之具,万物皆备于我也,此境极难达到。西人偶或有染指者,如《学箭悟禅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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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脉杂钞(417)

 

张尔田(1874-1945),字孟劬,号遁庵、遁庵居士,杭州人。据《张尔田的来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张尔田给陈柱的信里回忆说:“鼎革后,学堂停办,益庵(德谦号)遂客上海,时与诸遗老往还,与仆同见知于沈培老。时王静安亦来沪,仆因介与益庵相见,三人者遂相视莫逆。培老诗所谓‘三客一时隽吴会,百家九部共然疑’者,指吾三人也。” 

 

其致陈柱书札又云: “追惟仆与益庵同学四方,四十余年,较静安尤密且久。光绪甲午,中东役起,仆侍先君子归吴门,始与益庵定交,相约治许氏《说文》、江都《文选》之学,两人皆惨绿少年也。笃志朴学,不尚举业,虽老辈目为暴弃,不顾也。翌年,先君子复出山,署直隶元城县,遂延益?课读舍弟东荪。丁酉,仆与益庵同赴乡试,先君子有词赠行,推奖益庵备至。两人秋闱报罢,仆宦游京师,益庵仍居先君子幕中。先君子工骈文,每有所作,必就益庵商榷,益庵于是大治骈文。先君子由元城改静海,后又改广平府永年县,益庵皆从之,仆亦时时省亲至署。是年,始同读章实斋书,两人者始尽弃从前训诂章句之学,潜研乙部。拙著《史微》所谓“谈道广平者”,此也。庚子拳匪之乱,益庵先归,未几先君子亦挂冠归隐,仆旋由部曹政官江苏,至是与益庵踪迹复合。是时研治诸子,以为诸子之学绝千余年,国朝儒者非无治之者,然大抵皆校勘家,非子学也。”

 

2017年10月,《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全六册)》出版。收录了张尔田致王国维书札多达一百三十余通。王国维是张尔田晚年引为“知己”的少数人之一。

 

据张勇《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一书,1894年前后,梁启超与夏曾佑在京比邻而居,相与论学(见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又据夏曾佑《日记》,1896-1898年,张尔田与夏曾佑在京津多有交往。夏曾佑比张尔田年长十岁。1896年11月,夏佑曾《致汪康年书》曰:“同乡张子蓴之子幼蓴,读书甚精敏,先已通小学,古文经等学,近治金文学,而旁及于内典。” 幼蓴即张尔田。夏曾佑擅长今文学和佛学,有“定庵化身”之说。张尔田治今文学,即受夏曾佑的影响,见张氏早年读书札记《孱守斋日记》。

 

谭献与夏家颇有渊源。夏鸾翔、夏凤翔兄弟与谭献均为故交,夏凤翔子夏曾传从谭献学诗文,其《在兹堂诗》即是谭献为之审定。1888年,夏曾佑初见谭献。夏曾佑《日记》自1888年至1895年访谭献有十余次的记载。夏曾佑今文学当得到过谭献的指点。

 

张尔田没有和谭献直接交往过。但其弟张东荪《<史微>记》曰:“少餍闻乡先生谭复堂绪论,于古师东莞、居巢,近则章实斋。”又钱基博《复堂日记序》云:“钱塘张尔田孟蘧著为《史微》一书,以《公羊》家言而宏宣章义,实与谭氏气脉相通。”

 

王钟翰为张尔田门人,见《王钟翰清史论集》第2367页《读张孟劬先生<史微>记》。王钟翰(1913-2007)当代清史专家。1934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邓之诚、顾颉刚等,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历史研究之路。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1957年出版《清史杂考》,1963年再版,代表中国当时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清史补考》五部文集,被誉为“王氏五考”,最终由中华书局汇集出版四巨册《王锺翰清史论集》。

 

邓之诚是张尔田晚年在燕大的同事,亦是至交。见邓之诚《张君梦劬别传》。

 

张尔田最后的及门弟子是张芝联。张芝联为法国史专家,是张寿镛之子。张寿镛为张尔田老友。

 

张之铭(1872~1945)民国藏书家。号伯岸,晚号豚翁。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从小经商,然嗜书如命。少时在上海与学校诸友建立实学通艺馆,专储藏仪器以待求者。游历日本,在日本东京横滨侨居多年。见流落到日本的中国古籍后慨叹道:“不及百年,中国图籍尽矣”,遂不余其力求购搜集图籍,从四部、释典道书以至碑版书画,无不收藏。闻有孤本秘籍,非收购不快,即使资金短缺,也不惜奔走乞借收购,得中外图书数以万册,有两地藏书,一在上海,一在在日本东京桥区建书室三楹以庋藏,命名“古欢室”。1923年,因日本东京地震,藏书大部分被毁。次年返回上海,继续广收群书,以原通艺馆为藏书室,仍以“古欢室”名其书楼,藏书1000余种,古今中外兼有,其中不乏日本所刻的“和刻本”古籍。章炳麟为之作有《古欢室记》。有藏书印曰“恒斋书藏”、“张之铭珍藏”等。其收藏的《兰蕙小史》,至今仍在古玩市场上销售。其藏书在解放后数年内出售。著有《新撰安南国年表》(稿本)、《新撰朝鲜国年表》(稿本)、《历代帝王纪元表三编》、《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等。陈汉章与之有往来。

 

1926年,张尔田与陈汉章有往来,曾寄著作。见《陈汉章全集》第19册第573页。又陈汉章曾为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校正二十余事,见第639页

 

又据《陈汉章全集》第19册第575页陈汉章致张尔田书信,陈汉章旧有《易》、《书》、《诗》说,多为马其昶采入所著。又曾著《三礼拾遗》、《两汉书脞说》,多补王先谦《补注》、《集解》。又著有《通鉴补注》、《诸子卮言》、《上古至六朝文编校录》等。

 

同治光绪年间(1865-1877)广西灌阳县唐景崧、唐景崇、唐景崶同胞兄弟三人,先后中进士。唐景崇(1844—1914) 字春卿。同治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后任浙江学政,后授江苏学政,主持扩充江苏南菁高等学堂,并增招生员,以广育人才。宣统二年任学部尚书。著有《新唐书注》、《新唐书刊误》、《经筵讲义稿》 等书。宣统二年,陈汉章致信唐景崇,论注《新唐书》。又,马君武是唐景崧的学生。见第553页。

 

1911年,陈汉章有与姚永朴(姚莹孙)论声韵,见第557页

 

1917年,陈汉章与丁谦有书信论《水经注》。丁谦为陈汉章师。见第558页及576页《与益甫大人书》。

 

又1917年,陈汉章与王先谦有书信往来,中托顾竹侯。谈及光绪季年,灌阳唐尚书方位吏部侍郎,舍弟畲为部属官,尚书命畲助注《唐书》,畲请陈汉章替代。第560页

 

1926年,陈汉章有辞柯劭忞书。第563页

 

徐行可与黄侃为儿女亲家。陈汉章与张之铭、冯孟颛为至交,见《复张伯岸》,第661页。

 

张寿镛之父张嘉禄(1846-1900)著有《困学纪闻补注》二十卷,有陈汉章序并校对。张嘉禄为陈汉章师,见陈汉章1935-1936年致张咏霓书,第662页,第664页。

 

黄侃与陈汉章同为北大教员,故相识,时刘申叔虽病,然三人谈艺极相得。第674页

 

通州雷介庵著有《竹书纪年义证》四十卷、《古经天象考》、《世本夏小正韵辨》、《经谊考》、《考订竹书纪年》十四卷。1918年,雷介庵曾孙雷蔗民藏《竹书纪年义证》四十卷稿,写定未刊,送校审正。北大校长蔡元培托陈汉章校对。见《陈汉章全集》第19册第684页,第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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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盛衰

 

老化是因为缺少创新。盛衰是因为气之长短。

 

气,在传统哲学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含义颇广。它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功能性的。

 

它是流动的,可以聚散。它代表着生生不息。

 

道,乃生物之祖气,玄牝之门。

 

先天之气,固存,遍之四体。

 

后天之气,固续,接往不断。

 

杂役耗气,思虑耗气,久行耗气。

 

气可养,可健,可发,可旺。

 

气是能量体。葡萄糖有何能量?曰化学键能也。当查诸于有机化学。

 

有气则盛,无气则衰。

 

有能量之物质,不化则不得。故谭峭有《化书》。故多糖为单糖。

 

单糖亦化,而为能量单位之载体。

 

故气化,而后可用。

 

故有摄气,有储气,有气化。

 

无能量,不成气。故气应天,为乾。然王船山谓健顺乃道之本体,可见气仅为一偏。

 

无健则僵,无顺则乱。顺者,理之枢也;健者,道之运也。

 

健顺相合。不合则健极则悖,如盛极而衰。顺极则固,如僵而不化。

 

故不盛则不衰,存气而安顺。顺者,斯多葛之真义,坤道之承载。健者,孟轲之沛然,大易之乾体。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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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

 

该书是陈寅恪教授的一部力作,大约1944年成书,实际上也是当时的一个讲稿。如明了唐代史,该书为必读。它提纲挈领地讲述了唐代历史大事背后的原因、以及深层的社会基础。它分为上中下三篇。这次看的是上篇和中篇前半部分。陈寅恪从种族和文化入手,切入唐史。如唐高祖李渊等皇室成员均为胡人,遵循的是北周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即选拔官员的胡汉不分,将相不分,且多被任命为边镇鲜卑贵族之后,即奉行的胡汉两族的融合政策和府兵制。但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科举进士受到重视,汉人得到提拔,多为宰相,于是与边镇的胡人逐渐隔阂,判为两分,“关中本位政策”和府兵制也被废弃,终酿成安史之乱之祸。而胡汉的区分,是通过文化,而非为种族。

 

中篇讲的是中央政治革命和地方政治革命,提到唐代前半段多宫廷政变,但地方稳定,后半段多地方政变,但中央稳定。前半段与唐代皇位继承的不固定有关,当时的皇帝选谁为太子颇为犹豫。而宫廷政变的成败,多与是否镇守宫城的北门有关。当时禁军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比南军更有优势一些。唐代中期文官多为进士文词出身,武将多为汉化不深的胡人,或胡化较深的汉人。唐代后期的宦官把持朝政,也与此有关。因唐代宦官多出于福建、广东、四川等当时蛮夷之地。

 

后期牛李党争,实为北朝依赖遵循礼法较深的山东旧族,与新进文词科的进士之争。也是文化上的差异所致。当时科举录取有两科,明经科与进士科。山东旧族多录取为明经,看重的是对礼法传统的固守,是属于李党(李德裕为首)。新兴集团多为进士,是通过文学才能而被录取,行为上多放浪浮薄,如杜牧,是属于牛党(牛僧孺为首)。牛党结伙,多因同乡或同门之谊,多在科举录取上拉拢同党,行为作法上为李党所瞧不起。渐渐两派差异越来越大,遂酿成晚唐牛李两党之争。李商隐政治上很不得意,就因本属于牛党,但因娶了李党之女,而终被两党所排挤。

 

陈寅恪先生透过历史表象而观察深层原因,眼光独到,以小见大,博考广证,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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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脉杂钞(416)

 

以下至姚鼐《礼笺序》转自徐道彬《清代学者金榜著述与佚文辑考》

 

金榜《礼笺》三卷凡50篇,1794年刊,有朱珪序。金榜弟子方起泰(方晞原之子)云:“金檠斋先生所著《礼笺》,凡十卷,其书未写定,秘不以示人。癸丑冬,以髀痛卧床褥间,因刺取其荦荦大者数十事,录寄大兴朱大中丞。大中丞既为之叙。泰等窃见远近承学之士,愿睹先生书者众矣,辄不揆梼昧,将此帙依经叙录,厘为三卷校刊之,资省览焉。”

 

金榜37岁中壬辰状元,任武英殿缮写校正《四库全书》分校官多年;乾隆丁酉,出典山西乡试副主考,此后即辞官归里,“徜徉林下,著书自娱”,年至67而逝。

 

金榜有江永《读书随笔》题记一篇:“此江慎修先生《读书随笔》原书叙目也。自三卷至九卷,本名《周礼疑义举要》,先生以其为随笔签答之书。又《夏》、《秋》二官尚未卒业,因改名《读书随笔》,而以散见群经诸条,依经类次之为12卷。先生殁,史馆檄取其遗书,同门戴东原以《随笔》之名难以缮进,取其说《周礼》7卷,复名《周礼疑义举要》;其说群经5卷,更名《群经补义》,今据以录入《四库全书》者是也。先生之族子鸿绪为刻《群经补义》。同门方晞原欲并刻其《周礼疑义举要》而未遑也,其子起泰、起谦乃校刊之。榜既幸二书并行,又嘉起泰兄弟之克成父志也,爰取先生《读书随笔》原叙,并手定目录冠于前,以存旧观,而述其分合之由如此。乾隆壬子,门人金榜拜记”。《读书随笔》十二卷,包括《群经补义》五卷、《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方起泰兄弟在乾隆五十七年刊刻。

 

巴慰祖(1744-1793)字予藉,号隽堂,歙县人,与金榜交好。汪中《述学》收有《巴予藉别传》。金榜有题诗曰:“衡山狂道士,不解世俗书。说子不去口,相与游物初。一见若旧识,高言时起予。低徊感旧游,弹指卅年余。”又“鸟迹既茫昧,今惟石鼓尊。昧者纪其近,但说李少温。斯人篆籀学,如导源昆仑。兹事竟不坠,世守到儿孙。”

 

姚鼐为金榜《礼笺》作序曰:“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笃学不倦,老始成书。其于礼经,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于郑义所未衷,纠举之至数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见其善而后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尽其真也。岂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书读之,有窃幸于愚陋夙所持论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闻,得此而俯首悦怿,以为不可易者。”

 

姚鼐《惜抱轩文集》有《方睎原傳》,其中曰:“余始聞方睎原之名,自戴東原。東原爲言新安士三:曰鄭用牧、金蘂中及睎原也。蘂中在京師,與相接最久。用牧、睎原之文嘗得讀之,而不識其人。及睎原殁之前一年,余主紫陽書院。用牧以鄉試去里,不得見。得見晞原,果君子,然以事促歸,不及造其靈金山居也。其後余不復至歙,而睎原、用牧相繼喪矣。人存殁數十年閒耳,遇不遇曷足論。士有所以自處其身者,足矣。蘂中書來使作睎原傳,余以所知者述於篇。”

 

姚鼐与王昶相识,见《惜抱轩文集》之《述菴文鈔序》:“鼐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日《述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 姚鼐亦对谢蕴山《小学考》有序。

 

姚鼐《惜抱轩诗集》有《過程魚門墓下作》,曰:“憶挈柔豪就石渠,春風花藥襲襟裾。隨珠荆玉多奇士,金匱名山見異書。霄漢幾人成令僕,滄洲吾道在樵漁。獨君埋骨青山隧,長鬛松呼似識余。”

 

《惜抱轩诗集》又有《爲胡雒君題說經圖二首》(圖三人:一雒君、一錢?之、一陳仲魚):“遺經殘缺在人間,巳墜斯文不復還。一髮千鈞餘傳說,九州三子尙追攀。孝廉郡國同推舉,吳越溪山共燕間。若使老翁參坐,論頻遭奪席也欣顔。”“聞名吾未識錢陳,應是東南兩俊民。最憶半生同硏席,獨誇胡子岀風塵。文章經術元同貫,場屋徵車總致身。他日聖朝論白虎,三君誰是著通人。”

 

《惜抱轩诗集》又有《孫淵如觀察星衍萬卷歸裝圖》,曰:“自興雕板易鈔胥,市册雖多亂魯魚。君自石渠繙七略,復依官閣惜三餘。世推列架皆精本,我願連牆借讀書。政恐衡山承召起,牙籤三萬又隨車。”案:姚鼐与孙星衍均朱筠门下,故二人相识。程晋芳与朱筠交好,故姚鼐与程氏相识。

 

《礼笺》金榜自序曰:“榜幼承义方,治《礼》宗郑氏学,长而受学于先师江慎修先生,遂窥礼堂论赞之绪。其间采获旧闻,或摭秘逸发,于郑氏治经家法,不敢诬也。昔郑氏笺《诗》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辨识。'《礼笺》,凡十卷,盖首其义。”

 

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有金榜墓志铭,又《娑罗园燕集序》有1784年金榜林下生活的记录。凌廷堪《题程易田先生让堂话别图乙卯》诗有1791年与金榜交往的记录。

 

王鸣盛说:“吾友中通《易》者凡三人:惠征士栋、褚员外寅亮、江上舍蕃也。惠氏《周易述》未成而没,上舍补之,所采虽博,大旨究以孟、京为宗,能尊信此书者,员外与予外无多人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27。

 

胡培翚曰:“吴中近年为《仪礼》学者,有冠云沈氏、鹤侣褚氏、震苍江氏。”《研六室文钞》卷6。

 

乾隆十六年,钱大昕、褚寅亮、吴烺为同年进士,三人曾向梅毂成学历算。见任兆麟为褚寅亮所撰墓表及袁敏《关于吴烺生平的一点注记》。

 

吴烺进京前曾向刘湘煃学历算。曾向周榘学音韵,著有《五声反切正均》

  

《清史稿·卷五百六·列传二百九十三·许如兰传》曰:“许如兰,字芳谷,全椒人。乾隆三十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发福建。因亲老改江西。 ……如兰性敏,所读书皆究心精妙,于历算始习西法,通薛凤祚所译《天步真原》、《天学会通》。时同县山西宁武同知吴烺受梅文鼎学于刘湘煃,如兰因并习梅氏历算。又于乾隆四十年夏,谒戴震于京都,受《句股割圜记》。四十四年,谒董化星于常州。戴传《缉古算经十书》,而董则专业薛氏者也。由是兼通中、西之学。 尝谓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方程列于小学,童而习之,人人能晓,今则老宿不能通其义。一则时尚帖括,视句股为不急之务;再则习为风雅,不屑持筹握算,效畴人子弟所为。噫,过矣!”又谓:“士大夫不精弧矢之术,虽识天文,无益也。畴人算工不明象数之理,虽能步算,无益也。”著有乾象拾遗、春晖楼集诸书,今多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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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与时——王船山之论

《几与时——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学范式的反思与转化》

 

王船山即王夫之,明末清初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曾组织反清复明的斗争,失败后隐居湖南衡阳。王船山的父亲和老师都有很强的理学背景,对王船山影响很大。明朝的覆亡使得王船山对以往的时代思潮进行了反思,对道学范式进行了改造。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念:几与时。“几”来自《周易》,如“知几其神乎”。“几”既代表了客观事物微小的变化,有象而无形,又代表了人在主一慎独的时候,精神所处的微妙的状态。时则是指事物先后之序,特别对应卦中的爻位。天地万物所处之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时是不可改变的,在每一时刻所作的行为选择,则有恰当和不恰当之说。中国传统与西方不同,西方发明一定律、一公式,具有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而中国传统之“研几”、“趋时”,则没有一定之规,全靠个体在每一时刻所做出的当下选择,而不同时刻所作的恰当的选择也是不断在变化的,真理即在变化之中。

 

王船山的学说,以气论为基础,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互相感应,神化不息。而圣人之神,则能合乎天地,无深不至,无几不察。研几不是单纯的感通,也有思的内容在里面,所谓“慎思”、“明辨”,缺一不可。而恶,即是不思。

 

王船山改变了理学过于强调“理”的弊端,认为理即在气中。性也并非绝对不变,而是日生日成。王船山认为,圣人与凡民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一直承担研几与趋时的工夫。物来之几与吾之往几构建起成德工夫的基础,同时成德也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论基础。其核心则为正心,即不忘过去,也能预见将来,心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一种状态。王船山具有很强的道学背景,然而在时代的大变动下,通过对《周易》的注释,他使宋明以来的道学具有了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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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性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实际上人不仅仅是动物。历代文学作品所下的工夫都在描写人性,揭示人性的秘密,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戏剧。人常常为了很切近的私利而争,常常可以从事与自身非常辽远的事情,如天文、考古、哲学。有人揭示性别的不同和差异,如对于男的,家庭只是一小部分,尚有余裕从事他务;然而对于女人来说,家庭似乎就是她的全部。心理学曾经断言,人是本能的,自私的,并且有马斯洛总结的五大需求层次。但哈奇逊、康德等人又揭示了道德的神圣本源,这是用自私所解释不清的,因此才出现许多慈善家。而慈善本身,没有任何目的,慈善或者说帮助他人就是目的,这是功利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人性中看似有许多矛盾的方面。有人把自由看得超过一切,有人却如阿Q一般,终身无法摆脱自己的奴性。因此,陈寅恪先生在提出“自由之思想”的时候,大约不少人对此会无动于衷,毫无感应。西方的解释主义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视域的观念,即Horizon,每个人看到的景象都不相同,因此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沟通困难。而要达到沟通顺利,就要尽力去理解对方的Horizon,即视域。不了解他(她)的视域,就对他(她)的行为难以充分解释。西方的心灵大师赖尔曾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很容易被观测到的,但他(她)的动机却难以把握,因而可以有许多解释。经济学说每个人的偏好不同,这个preference很多是由先天,甚至是早期的童年时期,以及后天的经历和经验造成的。这些看上去似乎无好坏之分,实际上全是偏见,有待于治疗。但经济学家却隐而不言,因为正是这些偏见,才导致了消费行为。没有这种执着,就没有这种需求,也就谈不上消费。经济学家真正讨厌的是那些和尚,因为他们恬淡虚无,无所消费,也无所需求,因此,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很少出现和尚和僧侣的身影,除非是讨论宗教经济学,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每个人固有的偏见和有待治疗,是西方近代认识论发展以来,哲学家们达成的一致共识,无论是休谟、孔地亚克、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还是拉美利特、莱布尼兹、洛克和康德。西方真理观的突进,到了存在主义的年代,“真理”的概念真正得到瓦解,因为不存在真正的“真理”,替代的词语是“遮蔽”与“澄明”。“真理”所在的根基,被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之上。不是先有“真理”才有“存在”,而是先有“存在”才有“真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世界不是你观察到的样子,而是取决于观察者本身。

 

西方形而上的危机,我相信尚未终结。神学自称通往上帝,把握了真理,但现世的人们睁眼才发现,是科学,而不是神学,给他(她)们带来了福祉。科学是什么?就是可被证伪或证真的事实,加上事实之间的逻辑。但科学无法解决终极意义的问题,因为科学所解决的只是事实的真假,无法解决价值的高下。

 

价值问题是伦理学的领地。笛卡尔说,最高的科学就是道德科学。道德科学的核心其实就是价值的判断。所以古希腊人说,美德即知识,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古希腊人归纳了四大美德,智慧、勇敢、正义、节制。这四大美德又可以相互融合,生成新的美德,例如慷慨、果断等等。而一个人如果不道德,最终也会导源于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至少一条。康德和亚里士多德都区分了目的和手段,并且强调了目的对于手段的优先性,因为最终的善是在于目的,而不在于手段。

 

有人把中世纪描述为黑暗,但有人恰恰认为那时是一片光明,是神学将人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近代以来的世俗权力战胜了神学,同时也是因为神学人员自身的腐败。但神学并非一无是处,黑格尔讲扬弃。神学使人的精神境界崇高而辽远,使人看到自身的渺小而谦卑。《诗经·大雅·文王》中多次讲到上帝,但降至先秦,诸子常曰“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可谓物类相感,于是冥冥之中,不得不感叹天地之间,大化流行,耀而为天地,幽而为鬼神,而能避免“形不正,德不来”,做到“敬除其舍,精将自来”者,可谓“知几”者矣,是谓“穷神知化”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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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通说

 

以往的历史多纠缠于细节,不能归纳出普遍的规律。能这样做的,就鄙陋所闻,仅周谷城《中国通史》略有之也。于是有了本文。

 

清代之弊,首在闭关锁国,不与外界通往来。此弊初不显,久则被动挨打矣。盖其他世界诸国,与各国交通往来,而吾国独自我为大,不通往来,则外界之美不得,外界之恶,不得以警。而世界通往来之其他国,则得其利,除其弊,演化逾进,万器俱兴,则吾国之差距,与各国渐渐大矣,尤与明治维新之日本为照。日本或西方之贷款,传西方之技术制度,绍介西方之文明,遂于近世腾跃而起,跻于世界领先之位。故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必一方面不忘吾国之本来,一方面能绍介西方之文明。故对于个人,对外开放有益;对于一国,对外开放也有益。越开放,则越进步。不开放,则所择之资源仅限于身边矣,仅限于国内矣。

 

下面阐述历史发展的动力原因。历史,一言以蔽之,资源利害抉择史。此基于知识经验之累积也,故不断有演进进步。然历史亦有恒常。如耗,人日食,季衣,生子,子有需。则需不断耕种纺织矣。又朝廷亦有耗,兵防、土木、饷俸,所耗尤甚,故需不断征税。此恒常者一。又人处社会之中,与人争、与病菌争。与人争者,领土之争,胡汉之争也,故有边防之事;嫡子之争,故有继承之变。学说之争,而辩议起。朝廷权争,而有除辟。争与人出头地者,故有科考投卷;争市利高利贷者,故有商争;争多征少征者,而有土地隐瞒丈量之争;吏治贪腐,则有银钱之争。老而衰者,病而药者,则与病菌争。故争也,此恒常者二。人心微妙,过犹不及,利弊是非,善恶乘侮,则恰者难。盖恰者,仅为一点。世界之铺展,则为一线。以概率为论,则历史者,求治恰也。盖事易左偏右偏,能知其正者,惟人心乎?故偏易失敏,正恰为难,此恒常者三。又事每具内在之矛盾,犹郑也夫所拈之《代价论》,故事每连环相索,烦扰而不息。如北洋水师训兵买舰,军费则症结也。而水师既成,练而不用,则建水师何为?而水师一用,费用益涨。军费之耗,可见一斑。又如朝廷选贤相,如张居正,张之洞等,一人之为,功高震主,尊主反为所制。而贤相之令不行,则贤智何为?此内在之代价而不可解也,只可求平衡。故吾曰:盛极必衰,此亦内在之矛盾也,此恒常者四也。

 

古之成败利钝,皆在于人主之正心。人主心扰,则或令错,或用人不当、或怠政而无绸缪。而人主之心易扰矣,盖天下之美享皆聚于朝,心拒之方得为清,然难矣。故曰,人主心乱则国败,心浊则国衰,心清则国治,心正则国稳。故求之于史,成败利钝,皆可导源于人主之心。则史虽弥之于四海,实亦存之于方寸。故人主不可不慎哉,盖错之于一人,而举国罹之。故敬者圣功之谛,人心道心危微之论,其所指不可不察矣~

 

2018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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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脉杂钞(415)

 

1907-1908年张祖翼曾入端方幕府,见张宪光《清代野记作者之迷》。上海图书馆藏其手稿《下里巴人集》,内有《清故遗民桐城张处士墓志铭》。另杭州师范大学2014年学位论文有《张祖翼金石学成就及其书迹研究》。据该文,张祖翼与吴昌硕、吴隐有往来。

 

又据上文,1906年,端方的金石学活动进入鼎盛期。《匋斋藏石记》四十卷1909年出版,实际编纂者为况周颐、龚锡龄、李详、陈庆年。《匋斋吉金录》八卷1908年出版,乃端方、李葆恂、黄君复、陈庆年商订体例,后有《续录》两卷,宣统元年出版。《匋斋藏在砖记》两卷,宣统元年刊行,端方、龚锡龄编纂。又有《壬寅销夏录》四十卷。时端方为两江总督。

 

1902-1908年还有金石题跋者,如杨守敬、张祖翼、李葆恂、王瓘、褚德彝。

 

张祖翼还存有手稿《磊庵金石后编草》

 

张祖翼次子张延奂(1874-1931),著有《汉碑古字通训》,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

 

顧燮光《河朔古蹟圖識》自序云:“民國三年甲寅(1914,甲寅年)八月迄十年辛酉(1921,辛酉年)三月,燮光館河南省河北道尹范公幕,編纂《河朔古蹟志》。時赴彰德、衛輝、懷慶三舊府各屬縣,實地調查,若王屋之崔巍,大行之廣大,沁衛洹漳之瀠洄,以及大伾、百泉、沐澗、黃華、林慮、霖落、鼓山諸勝境,均為行縢所及。浮啚造象,豐碑巨幢,梵宇精藍,名勝餘墨,胥自攝影。綜計八年之久,跋涉廿四縣,攀葛捫蘿,鑿險縋幽,所得僅此而已。范公好古情殷,裝為巨冊乎!加題識,別為《河朔古蹟圖識》二卷,忽忽二十餘年矣。丁丑(1938,民國二十七年),軍興,燮光避地上海,存杭書書籍半付飄零。此二冊納諸敝篦,幸得無恙,而原照玻片粉碎無全,此數百幀者已成孤本。老友 葉君揆初創辦合衆圖館,網羅文獻,不遺餘力,燮光自念蕭然白髮,已屆古稀,晚景桑榆,時虞艱澀,因以志圖兩稿為身後之託,茲承館中,先以圖識整理景印,留茲鴻爪,克償夙願。范公九原有知,亦當含笑。惟河朔各地已更滄桑,圖中諸蹟是否俱存,皆不可知。追憶舊逰,至為悵觸,披覽再三,不勝東京夢華之感!癸未(1944,民國三十三年),會稽顧燮光鼎梅識。”

 

《西域南八城纪略》一卷、《新疆志稿》三卷,钟镛(广生) 纂。《新疆志稿》,亦称《西疆备乘》。广生,名镛,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遣戍新疆,从王树枬纂辑《新疆图志》之交涉、实业诸志。此书辑录了《新疆图志》中之建置志、人物志、实业志等钟氏所撰之文字及序言单行出版。全书三卷:卷一新疆建置序、新疆职官表序;卷二新疆实业志总叙;卷三新疆邮传志总叙、驿站、程表、邮政、电线、铁路虚线图。有抄本及宣统元年(1909)哈尔滨中国印刷局铅印本、民国三年(1914)铅印本、十九年《湖滨补读庐丛刻》本等。是研究新疆政治、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见《新疆历史词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纪大椿。

 

汪篯(1916-1966),江苏江都人。历史学家,师从陈寅恪,北大历史系教授,毕生从事隋唐史研究,身后文稿札记大部分佚失。所余论作由唐长孺、吴宗国、梁太济、宋家钰、席康元等学者编选为此书,计二十二篇,辑为《汪籛隋唐史论稿》。

 

1894年,姚永概于保定书院从吴汝伦治学,前后长达九年。1912年,民国成立,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邀姚永概任北大文科学长,姚与马其昶、林纾等以桐城派古文相号召,与其时任教北大提倡魏晋之学的章太炎发生冲突,章对桐城古文大加攻击,林纾、姚永概愤而辞职。

 

姚永概长女嫁于马其昶子。马其昶《姚君叔节墓志铭》曰:“ 姚君永概,字叔节,……其祖父乃石甫先生姚莹是也。……永概论学不分门户,汉学、宋学兼修。”

 

柯劭忞在给姚永概的诗集《慎宜轩诗集》序言中曰:“昔桐城姚惜抱先生以辞章之学诱掖后进,天下翕然从之,而及门之士称高第弟子者凡四人,姚石甫先生其一也。石甫先生为惜抱从孙,善为古今体诗,传其诗学于子曰慕庭先生。桐城之弟子多以古文名家,至为诗,则称石甫、慕庭两先生。慕庭先生有子曰仲实、曰叔节,仲实研究经术,叔节殚力辞章,尤以诗为谈艺者所推服。”

 

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范文澜是一位经学底蕴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生在,自幼习读经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毕业后又在北京、沈阳、天津、河南等地高校任教,讲授经学、古典文学及文学史等。范文澜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和撰述,是在1940年1月到延安以后。几年之内,他成为延安史学界的权威,在延安学术界享有盛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但同时有几个学术界公认的特色:一、资料极其丰富;二、训诂依照故训,解说严谨;三、文字锻炼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特点。《中国通史简编》追求实事求是、考订详核、文字表述准确质朴,体现了古文经学家的治学风格。

 

1893年出生的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岁,与顾颉刚同庚。这个时代的人,在他们求学阶段,中国学术正处在由旧向新转变的过渡时期。范文澜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在北京大学的四年,他受到经古文家大师的熏陶,并被视为最能继承古文经学衣钵的学人。这期间,他受三个学者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黄侃、陈汉章、刘师培。此三人均属古文经学的重要学者,当时在北大讲授经学、小学、文学史等。刘师培1914年初进入北大,主要讲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范文澜是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的,民国初年,他很佩服鲁迅,经常登门拜访。但五四时期,看到鲁迅写白话小说,他深为不满,为鲁迅惋惜。他说:“‘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我甚至荒唐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谒见他。”

 

范文澜受黄侃影响很大。他继承和发扬了黄侃的学术,撰成《文心雕龙注》三册,上册是本文的集校,中、下册是注释。上、中册出版于1929年,下册出版于1932年。范文澜早期的经学观点,倾向古文经学。他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他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书中有不少节,直接用自己老师的成文,更反映出范文澜经学的家派特点。如内中有六节均直接采自刘师培的文章名,下署名刘申叔先生,这六节依次为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毛诗词例举要”、第九章的第十三节“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第十四节“周官左氏相通考”、第十五节“左传荀子相通考”、第二十节“公羊荀子相通考”、第二十二节“穀梁荀子相通考”。第九章的第八节“左传时月日古例”,也基本用的是刘师培的观点,该节移录了“刘申叔《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诠微》”。有两节直接采自陈汉章的文章,即第一章的第五节“今古文家法”、第七章的第七节“仪礼行于春秋时证”,均在下面署名陈伯弢先生。在今古文两家有争议的地方,范文澜大都表明自己支持古文家的观点。如对于《周礼》,今文家认为是伪书,该书设立专节“周礼不伪证”,引用汪中、陈澧、陈汉章、黄侃等人的观点和论证,否定今文家的看法。逸礼古经,汉初鲁共王得于孔壁,河间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为歆赝作也。”“皮锡瑞辈称逸礼即非伪造,亦必孔子删弃之。

 

1963年,范文澜为《红旗》等单位再次讲经学,形成文章《经学讲演录》。

 

范文澜的学术助手主要是蔡美彪,从1953年起,蔡美彪协助史学大家范文澜编写了《中国通史》前四卷。蔡美彪,浙江杭州人,1928年出生,1942年,曾参加天津崇化学会举办的国学专科讲习。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等。长期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曾主持《中国通史》等五至十册的编写工作。著有《元代白话碑集录》,与罗常培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在北大期间,他选了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旁听了金毓黻的“东北史”。他同时在东语系选修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语系选修法文。读研期间,他基本都在学语言课,为其日后的满蒙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搬进了原文科研究所驻地。时任所长罗常培先生对八思巴字(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书史会要》中记载他“采诸梵文创为蒙古字”,即八思巴字)很感兴趣,读到蔡美彪写的研究八思巴字的文章,大为赞叹,把他从明清史研究室调到藏有几万张拓片的金石拓片室。蔡美彪不负众望,从拓片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字材料。因缘际会,罗先生后来又安排他到社科院语言所工作。期间,蔡美彪和罗常培合著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又独力著成《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其他著作还有《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7月。

《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4月。

《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

《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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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14)

《逸周书注》十卷 晋孔晁撰,旧写本,卢文弨用朱笔手校。“去年除夕吴中度岁,往悬桥巷黄荛翁家作祭书之会,因得明嘉靖卄二年四明章檗刻本逸周书,系顾君千里依元刻手校本。余既跋而藏之,新岁携示同里吴槎翁,啧啧称善,遂取其旧藏章刻本录顾校文于上,且以明钟文杰校本及汪士汉刻入秘书本重加参阅,跋云惜抱经学士本案头适乏,异日当取而重勘之。余曾以槎翁所校补入章本,比复至吴,忽从水关书肆获一钞本,乃抱经学士未刻此书时缮写手校底本,上作细楷书,朱墨雑陈,极为精致,不胜狂喜。学士校此书时在乾隆庚子春日,越七年丙午始付诸梓,故校语与定本多有增损,所谓积数年校勘之功,盖其慎也。忆庚子三月鳣偕槎翁造访,学士欣然出见,曰:顷自庆春门外归,今日家属亦往从观,前辈风流可挹。惜其遗书多不能保,新桥第宅半属他人,逸周书之板已鬻诸坊间矣。展阅手笔,又不胜浩叹。时嘉庆十一年丙寅三月,陈鳣记。”

 

“同治六年丁卯岁三月庚午嘉善钟文烝见此书于上海,善价得之”。

 

金国南迁录一卷 金张师颜录。旧写本。黄丕烈跋语:“右叶石君校藏本,海宁陈仲鱼借以示余,余昨岁购一本,与此正同。……辛未三月卄九日灯下校毕识。复翁”。案:辛未年即1811年。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 唐李吉甫纂修。“是书为冶泉司马钞本,吾友黄君荛圃既识其原委矣。越二年,又见钱献之别驾所藏钞本,每卷题武陵卢文弨校阅,盖从吾郡卢抱经学士校本传录,而误书武林作武陵也。中有孙渊如观察跋语及评校处,知观察曾校阅一过,后卽刻入岱南阁丛书者。然脱误甚多,不及此本远甚,因互为一校而并录钱、孙两家之说,虽寥寥数则,究属通人之笔,非凭空臆譔比耳。嘉庆十二年秋日海宁陈鳣记。”

 

又黄荛圃丕烈跋:“郡县志近始有聚珍本及岱南阁刻,前此则惟钞本流传。然钞必以旧为佳,此本出冶坊浜陈冶泉家,冶泉名树华,承累代书香之后,由茂才作宦,官至司马而止。居平手自钞校诸书,犹及与惠松崖、余萧客诸君相周旋,故所藏书皆有渊源。罢官后,余犹及见其一面。身后书箱零落,半归他姓,闻有蜀石刻左传残本,见质诸葑门宋于庭孝廉处,宋又随父任贵州作县,其物携行箧中,物主屡欲赎而无由,未知其作何归结也。今仲鱼从坊间易得,不知其书之何来,余悉其原委,因志数语,并着物之聚散亦无甚定也,为之嘅然。荛翁书于石泉古舍。乙丑六月十日。”

 

管庭芬《陈简庄征君经籍跋文跋》(选自管元耀《海昌观一百八十三卷》,海宁图书馆据浙江图书馆原稿抄写本,1987年,卷十四叶十九。)曰:“吾乡陈简庄徵君生平专心训诂之学,闭户勘经,著述不倦。中年与钱竹汀宫詹、翁覃溪阁学、段懋堂大令,抽甲科之秘,质疑问难以为乐。------晚客吴门,闻黄荛圃,------于是欣然定交。------戊子春季,庭芬于西吴书舫适见是册,为徵君手稿,不觉狂喜。急以善价购归。学师钱深庐夫子亦读而称善,手录一通,藏置学舍。今夏命芬校定数字,属同门蒋君光煦刻入别下斋丛书。”

 

案:戊子年即1828年。钱深庐即钱泰吉,比管庭芬大六岁。

 

华阳国志十二卷,乾隆五十五年,冬十有二月,访卢弓父先生于杭州新桥之抱经堂,借其手校足本《华阳国志》以归。次年七月,寓震泽,以此本对校一过。海宁陈鳣记。(摘自(晋)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第763、764页。)

 

“忆初入京师与给谏王怀祖先生交最深。时先生方著《广雅疏证》,而鳣亦譔《说文正义》,每相见时必剖析字形、卟求声义,娓娓忘券。或数日不见,必手札往来,且千百言。后,鳣将南归,先生执手而言曰:广雅卷袠浩緐,余稾已数易,近日多病,恐不能必是书之成也。鳣曰:先生思精而学博,志专而业勤,何患不成?遂挥泪而别。越十年,再至京师,适先生击权贵名振公卿,时权贵已伏诛,而先生杜门谢客。独鳣往谒,则亟出见,曰:余待子久矣。《广雅疏证二十卷》发愤垂成,惟后二卷命子引之足成之。今付刻甫完,特以初印本持赠,子其为我校阅焉?会先生出巡漕务,公子伯申以对策弟二人成进士,入词馆,而鳣则罢举南旋……嘉庆四年十月书。”(摘自(清)陈鳣《简庄文钞》,光绪十四年海昌羊氏刻本,卷三叶六。)

 

《咫进斋丛书》二集有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四卷,光绪四年刊。姚衡(1801-1850)字雪逸,归安人。姚衡乃姚文田次子,姚晏之胞弟,姚觐元父。藏书家。《寒秀草堂笔记》含《小学述闻》两卷、《宾退杂识》两卷。卷首云:“家大人与严丈铁桥共造《说文长编》。群书引《说文》类先成。命衡书之。每有所得,辄以小纸别书其副,置之箧衍。岁月既久,所积遂多。------嘉庆甲子月日衡记”。《宾退杂识》中有碑石考证。

 

1914年,吴隐编印方若(药雨)《校碑随笔》六册,并跋:“右校碑随笔,定海方若药雨撰。自乾嘉以还,金石家有二派。一曰鉴赏家覃溪派。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凡所藏,断自明拓,上溯元宋迄唐,明已下弗屑也。尤必有名家题跋及其印记,无之其为宝,未至也。其位置在商彝周鼎、法书名画、古玉旧瓷之间,其书人必远而斯冰,近而褚薛之俦,间有著述,大都句斫鹗文字之属。其于拓本求精不求备。一曰考据家兰泉派。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专注意小学、舆地、职官、氏族、事实之类,高者证群经之异同,补史传之阙略,纠志乘之舛谬,次亦繁曲鬯,广学者之见闻,或有甄采遗佚,则搜岩寻壑,从事毡椎而不以为劳,虽远在数千里外,必辗转求索得之而后快。其所著录,或分时代,或分地,或考专一器、一碑,必穷原竟委,句栉字比,累数千百言,穷日夜之力而不稍厌倦。或一谊未研,一间未达,则寝馈不能以自安,其引据赅博,往往后人突过前人,而未遽为止境。其于拓本求备不求精。之二派者,皆见重于艺林,然而赏鉴其外焉者也,考据其内焉者也,赏鉴而矜创获,不如考据之裨实用也。药雨先生《校碑随笔》之作,于二派之外,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考阙字之多少,定拓本之新旧,虽半字及字之一角,一画,或存或泐,或明晰或漫漶,皆在所必详,是金石学之校勘家也。微特视赏鉴为有用,尤可补考据所弗及,于金石书为创例。作者自药雨始,犹之赏鉴家之覃溪,考据家之兰泉也。夫学问之道,以真知灼见为要归,如药雨之校碑,点画无忽,纤悉靡遗,以言知见有真灼于是者乎。引而申之,凡人为学,凡学之事,皆实事求是若是。所谓致知格物,躬行实践,自明而诚者,比物此志也。------”

 

丁仁,外祖父为魏稼孙,见沈慧兴辑《叶铭年表》。

 

褚德彝,褚成亮之子。八岁丧父,由祖父褚维培养育成人。光绪十三年(1887)十七岁时,考取余杭县学官附生,光绪十七年(1891)考取浙江乡试第五十八名举人。清末曾参端午桥幕。对于褚德彝来说,端方既是师长,也是益友,与其不断切磋金石学,让自己学问大进、眼界益阔。宣统三年(1911),褚德彝被清廷拣选为知县,分发福建。没多久,清朝覆亡,遂定居上海。褚德彝精于鉴赏,眼界很高,当时上海藏家如张石铭、奚萼铭等人,购买到书画以及金石碑帖后,往往请褚德彝鉴定真伪,褚德彝晚年因精力日渐不足,不慎染上鸦片烟瘾,日不敷出,渐感拮据,所藏多有出手。见《余杭史志》电子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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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余脉杂钞(413)

 

沈大成《学福斋文集》有惠栋在扬州寓宅所作序,言“反复揅求于古与今之际,……,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来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案:惠栋1758年卒。

 

案:沈大成1700年生,比惠栋小三岁。百度百科云:“父乔堂卒官,家遂中落。自是屡就幕府徵,由粤而闽而浙而皖,前后四十余年。然性勤敏,虽舟车往来,必以四部书自随。晚游维扬,客运使卢见曾所,交惠栋、戴震、王鸣盛等,益以学业相砥砺。”又“校定书籍颇富,有《十三经注疏》、《史记》、《前后汉书》、《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献通孜》、《昭明文选》等”

 

《学福斋文集》又有乾隆辛卯(1771)秋戴震序,言“强梧赤奋若之岁,余始得交于华亭沃田先生,既而同处一室者”,沈氏治学之勤且专一,寒暑不辍,其神凝然,“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其知之也独深。……今隔别六载……”又“小学故训,研究靡遗”。案:强梧赤奋若之岁,即丁丑年(1757)。沈大成《学福斋诗集》有《久不得戴东原音耗,近知主席河汾,诗以怀之》诗,曰:“嗜古穷经最重君,却教讲学向河汾。雅琴独奏难为听,野鹤高飞自不群。羁客尚悬畿辅梦,远书犹隔太行云。年来疑义知多少,挥尘何时到夕曛。”

 

程晋芳与沈大成于乾隆庚寅夏会于扬州,二人为挚友,见《学福斋文集》程晋芳序。又有任大椿乾隆三十五年(1770)序,言与扬州与先生相识,朝夕往来。《学福斋文集》有《兴化任幼植雪屋笺经图序》曰:“吾友兴化任君幼植,治经有年矣。……而于三礼尤深。”云云。

 

《学福斋文集》之《张竹村诗说序》曰“往在广陵,亡友惠徵君定宇”,又“惜惠徵君已先下世,不得与之把臂而共论也”云云。

 

《学福斋文集》之《万季野先生群书辨疑序》曰:“甬东之万氏,以经学世其家,充宗、季野两先生,所著尤富。其精言奥论,为昆山徐尚书才刻《读礼通考》者,几于什之三四。”“今春,其从孙近蓬,路出广陵,谋刻先生《群书辨疑》,曰家藏仅八卷,尚佚其四,属为访寻。余行箧中有完本,因举以归之。明珠复还,当非偶然。此书将显于时矣。”“余生晚,不获从先生游,幸与近蓬为同志之友,习闻两先生之绪论。”

 

案:嘉庆丙子春(1816)有万斯同《群经疑辨》开雕,汪廷珍序。

 

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曰:“贞文先生万斯同,字季野,鄞人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时议意其专长在史,及昆山徐侍郎乾学居忧,先生与之语《丧礼》,乃知先生之深于经,侍郎因请先生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当时京师才彦雾会,各以所长自见,而先生最闲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日万先生,而先生与人还往,其自署只曰‘布衣万斯同’,未尝有他称也。”

 

案:今人有曰,《读礼通考》始作于康熙十七年,万斯同为徐乾学母丧撰《丧礼》而作,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完成。此书原为康熙十六年徐乾学居母丧于江苏昆山时所草创,因力有未逮,于是请万斯同撰纂,万氏独力成九十卷。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九年归里,又请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续补审订,积十余年,三易稿而后成。蒋学镛《鄞志稿》卷一二《儒林传》下《万斯同》中说:“尚书(徐乾学)又请遍撰五礼,遂节略前书,复补其四,共二百余卷,未及缮写,先生卒,稿本留京师一故家。近时有检得之者,其书多以片纸粘缀,或脱落失次,因重为编葺,竟窜名已作。昆山(徐乾学)所刻(指《读礼通考》),人知出先生之手,而《五礼通考》,人或未之知也,因附著之。”

 

吴烺《周髀算经图注》有沈大成序,二人算学为同道。沈大成也有为老友刘君其晖《北极高度表》作序。案:刘茂吉,字其晖,安徽旌德人。约1736~1795在世,精研天文、地理,撰有《北极高度表》等。

 

《学福斋文集》之《朱文游五十寿序》言“凡插架之书,必手自校勘。……前后藏至三万卷……朱君当日之友,若惠松崖、李客山、陈东庄、何寓庸诸人,皆吴之大师硕儒,过从讲习,收丽泽之益。中年以往,于书无所不窥。……近时东南藏书家,浙中推倦圃曹氏、竹垞朱氏、碧巢汪氏,吴则健庵徐氏。……余衰拙苦读,书不多,家贫客远,力又不能聚。每从君借观,君不我拒也。”

 

案:李客山即李果(1679-1751)号客山,晚年文誉霭郁,过吴门者争识其面,时以“鲁灵光”目之。著有《在亭丛稿》十二卷,《咏归亭诗钞》八卷,与《石闾集》并行于世。陈东庄即陈黄中。何寓庸即何堂,何焯从子兼弟子,与何煌、沈彤、陈黄中有往来,见《义门读书记》何堂序。《义门读书记》为何焯卒后,其子何云龙(字祖述)、从子何堂与门人沈彤等整理而成,乾隆十六年(1751)刊行,仅六卷。后何焯弟子蒋杲之子蒋元益的从弟蒋维钧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完成了《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本的整理并刊行。见蒋元益《序》。又据该序,何焯弟子著录有千余人,除蒋杲外,惟陈景云、陈汝楫、金农得窥精要。

 

蒋杲(1683-1732)字子遵,号篁亭,别署香岩小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官户部郎中,出知广东廉州知府。早年尊师于校勘学家何焯。家有“贮书楼”,一作“赐书楼”,何焯曾在此教经授学、鉴定古籍。藏书多古本,如宋刻《三谢诗》、《新序》、《画鉴》、《嘉祐集》等,版本精良。学者陈汝楫观其藏书,为其题有“好友频来书满屋,人间得失总悠悠”之句。手校诸经史图书不下数十百种,艺林所称“贮书楼本,得藏庋者以为善宝”。藏书散出后陆续归于黄丕烈、周锡瓒等家。藏书印有“篁亭墨迹”、“贮书楼藏书”等。著有《于京集》、《挹秀集》等。弟蒋重光,亦为知名藏书家。

 

顾莼,为顾阶升孙,顾应昌(1735—1796)子。顾应昌与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交谊甚密。钱大昕撰有《顾桐井应昌墓志铭》。

 

《学福斋诗集》有乾隆丙戌(1766)杭世骏序,言“吾与之共学,穷年累月,而不能究其底蕴”。杭世骏比沈大成大五岁。杭世骏晚年主讲扬州两书院,故与沈大成有往来,《学福斋诗集》中有载。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云:“《郑志》三卷。……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七日卢文弨阅于京师李倩印舍。……甲辰春二月二十又二日吴骞从擎斋学士案头借临,丁君小疋同观。……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陈鳣借阅于武原客馆……” 乾隆四十五年即1780年,甲辰年即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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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赞

 

《管锥编》,体大思精之作也,三百年来无此作也。千汇万状,无所不有,虽不无小舛,大体则确。人间百态,皆汇于此。略一道来,以邀同趣。

 

书学,有张伯英之草书,张飞之俗擅;画论,则有含蓄之神韵,与达文齐败壁之妙;音乐,有王褒之《洞箫》,舞蹈则有傅毅之《舞赋》。风怀女子则有蒹葭之苍苍,睹物见人则有静女其姝,六朝有骈散之争,明清有经史之辨。道论与诸子争辉,言意与文士细论。宗教则佛道留迹,怪谈则妖鬼不避。或存方士之神通,或拆文思之倏忽。时论修辞,时则兵法。时则民俗,时则政治。以上大观,遑论诗词曲赋。拆之为一,则为专论。故各取一瓢,皆能满腹。名士高论,发为一书。拆之为廿八,或可一读。

 

以下分类曰:

 

人生境遇篇、心理学篇、伦理学篇、语言学篇、民俗学篇、修辞学篇、史学篇、训诂篇、哲理篇、书法篇、画篇、政治篇、音乐篇、舞蹈篇、诗篇、词篇、兵法篇、诙谐篇、小说篇、杂剧篇、鬼神篇、佛篇、道篇、社会篇、家庭篇、治学篇、养生篇、世俗篇

 

201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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