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暗室天涯名博

让那些被监禁的人获得释放,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获得自由,让那些沉默的人获得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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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地打捞历史的真实

耐心地打捞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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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五·四”运动已经高度抽象化,演变成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而这符号所包含的意义已经远远低于符号本身的含义,它使复杂的历史变得简单明了。就是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也仅仅剩下教科书里的那点印象了。故谈起“五·四”,好象人人都知道这回事,但细说起来,又不免茫然。其实世上很多事都是这样,无意的遮蔽与有意的掩盖一直是我们常用的伎俩。在这种遮蔽与掩盖中,真相渐渐成为一种渺不可寻的遗迹。也可能人们害怕真相,并不愿意去知道真相,情愿永远被欺骗。就连“真相”这个词在某些网站的论坛里也成为无法发表的“敏感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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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阅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夏晓虹女士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却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从中发现了一个与传统印象大相径庭的“五·四”,一个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五·四”,可以说这是一个“另类的五·四”。这样的“五·四”让惊异也让人振奋,可能这才是真正的“五·四”。或者说,这是最可能接近“五·四”真相的一种讲法。当然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真实只能是一种逐渐接近的理想,而永无实现的可能,类似于我们常常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真相的获得只能是点滴式的改良,而不可能是翻天覆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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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与以往相关的书籍相比,有两大特点。一是提供了大量鲜见的图片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编者从清末民初的书籍和报纸中搜集而来的,“图文并茂”的形式更凸透出历史的原有的“音容笑貌”。第二个特点是这本书体现了一个多棱镜般的“五·四”。“五·四”在一般人眼中,是火烧赵家楼的“五·四”,是北京大学的“五·四”,是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五·四”,是所谓历史观念中的“五·四”。而《触摸历史》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的与众不同———另类的“五·四”肖像(注重历史细节的“五·四”本色)。这样的“五·四”更接近于事实上的“五·四”,有这样的“五·四”,才有后来的“六·四”,它们其实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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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的主打部分是陈平原先生亲自执笔的“总说”,也是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叙述的重点,在于呈现“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也正是所谓的“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记得陈平原先生在给《北大旧事》一书所写的序言里,便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策略:“回到现场”,作为进入历史的必要门径,同时希望借此兼顾“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并特别以“五·四”为例,表示他“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这些愿望在《触摸历史》一书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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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先生认为:“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与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于是陈平原先生试图将众多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回忆录与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材料相对照,通过对个人感觉的揣摩,寻找一种“回到现场”的亲切感,这是一种逐渐接近历史的有效方法。当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让正统历史全都翻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暗夜里的真实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无法割舍的血缘记忆,记忆总有被唤醒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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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描写了当时各种不同的声音与肖像。例如,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并非后来史家所描述的那样“野蛮”与“残暴”。作者认为“徐世昌虽然对学生的态度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知识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不仅政府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在知识分子中对“五·四”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一个唱反调的代表人物便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梁漱溟先生。不同的声音与肖像构成了一个远非历史教科书上那样简单明了的“五·四”,这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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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触摸历史》一书,可以体会到编者“耐心地打捞历史的真实”的良苦用心。在逼近历史真实的写作中让我们更加接近历史,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历史。虽然历史难以完全被我们把握,历史的偶然性让我们无从琢磨。但渐进的接近历史真相其实就是一种抗拒遗忘的方式,抛弃那种一统化的教科书式的虚假历史,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貌。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指“一旦人类久远的往事为生活所发现,为精神所贯通,那就自然成为真正的历史,即当代史”。所以陈年旧事与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或许就是纪念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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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氓与情色之间

在流氓与情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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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喜欢看香港电影,而这种爱好来自于中学时代看港剧《霍元甲》、《上海滩》的体验,万人空巷的情景仅仅出现了这么一次。受其影响,后来又看了一段时期的香港录相片,大多数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制作的古装武侠;人物挺简单的,反面角色永远都是白胡子的老家伙,功夫不错,手脚也灵活,但最终被少年英雄抑或流氓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这似乎印证了老人家的一句话:世界最终是属于年轻人的。正如香江后来出现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一样,青春当道,靓丽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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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触动我的香港电影还是来到南方以后看的,一些影片诸如《英雄本色》(吴宇森作品·周润发主演)、《喋血街头》(吴宇森作品·梁朝伟主演)、《倩女幽魂》(王祖贤主演)、《胭脂扣》(梅艳芳主演)、《旺角卡门》(王家卫作品·刘德华主演)等,那种极端的暴力与精致的抒情让人心跳,让人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目睹一个个梦幻般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充满了暴力、情色、恐怖等欲望的展示,隐秘地传达出异化状态下的真实人生。这样的"爱与哀愁"又如何不打动禁欲中的少男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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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全式的人物不符合普通百姓的欣赏习惯,党的好干部更是让人厌烦。于是乎一些有着英雄形象的流氓闯入了我们的期待视野之中,小马哥、船头尺等平民流氓吸引了万千的目光,英雄不问出身,皇帝本来就是大流氓一个。在"9·11"之后,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冲突似乎也不遑多让。武侠之开风气者梁羽生与发扬光大者金庸皆出自香港,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譬如当时的香江还有一大盛事,就是当代新儒学在此正式开山立派,尔后蔚为大观,成为学界富有号召力的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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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差异化为影视上的不同时,香港电影表现的多是有人情味的流氓,行走在情色之间,化爱情为巫山云雨,正所谓有情有色。相反我们的电影则多是坚持原则、一脸正气的英雄,他们不为美色所动,漂亮的女特务对他们恨之入骨。英雄们把爱情当成相敬如宾,真正达到了孟老夫子的要求。然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偶像始终会坍塌,坍塌之后的欲望大逃亡更让人目瞪口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长久忍耐贫困与虚伪的,男女饮食,人之所大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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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美国学生反战运动时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如今恍如梦寐。一个时代过去了,可能再也不会重现当年的盛况。香港电影也常常有"做爱"的主题,但所表现的情色与政治性的要求不同,它更多蕴涵着人类古老的欲望,在情色的背后是不断的枪声与暴力。中西文化之不同也隐隐约约地从影片中透散出来,此床第之欢非彼床第之欢也。正如1968年巴黎学潮时一幅很引人注目的标语所写的那样:"我越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干革命。"原来革命并非与经济与政治要求相联系,而是来源于性的要求。(这一观点在20世纪中国先锋小说作品中屡有表达,譬如格非的《大年》、苏童的《罂粟之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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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一句俗语似乎传达了流氓与情色之间的一种隐秘的暧昧关系。才子佳人式的古典故事只是旧文人一相情愿的意淫而已,正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弥天大谎也。种种信仰(或迷信)消散以后,我们只剩下对金钱与肉体的欲望而已,满足于感官的刺激,徘徊于"下半身"的祭台之上,心灵渐渐荒芜,美成为不可能的幻梦。世俗的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也难怪西方思想家会说:消费主义比专制主义更具有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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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与日本电视剧集《东京爱情故事》掺杂在一起,仿佛就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村上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已经出版,但其真正流行开来却是近几年的事,那种虚伪的纯情忽然之间吸引了无数的少男少女,成为小资必读书目,其走红之程度让许多大作家目瞪口呆,据说此书印数高达500万册。看来村上春树深深懂得"情色的魅力",他后来的小说基本上是这一主题的重复而已。可能,我们所处的世界正是"情色"开始泛滥的季节。在这样的季节里,惟"情色"才能无敌于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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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自由边上

写在自由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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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笔墨生涯以来,对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报刊多有关注,常常看到署名胡一刀的好文章。而今读到他的思想随笔集《最是文人》(野火文丛之一),真正地欣赏到好文章的魅力,也因此缘与胡一刀先生相识。南方写手,常常以武侠中的人物为笔名,诸如小李飞刀、中原一点红等等,胡一刀之名显然采自于金庸武侠《雪山飞狐》之主角名字。不过胡一刀显然与那些专栏写手不同,专栏写手的文字关注的是风花雪月,而他关注的是沉重的现实与暗夜里的思想。其实胡一刀的本行是治文字训诂的,一个极为寂寞的专业。

《最是文人》分三辑,第一辑“自由心史”,如作者所云:“多是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个案的,较接近于谢泳的《旧人旧事》等书的路子。其中论及陈寅恪最多。”第二辑“时事论衡”,笔触直抵当下的现实,或赞或弹,流露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第三辑“读书杂志”,意为读书之余的随想与札记,但其所读所写,,又不脱“民主与自由”的主题,带着问题意识打量书中的人与事。我觉得胡一刀的文章之所以不同流俗,很大的原因是他有深厚的专业背景,且又能对现实抱有兴趣并加以批判,其思考常能见出深度来,决不是那种表面文章可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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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主义,坊间议论极多,争议亦极大。胡文辉先生(胡一刀为其笔名)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既不深奥,也不新鲜。在西方,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由古典自由主义(个人的自由主义),到修正自由主义(集体的自由主义),再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哈耶克、波普、伯林是伟大的代表),已经历了从右到左再到右的思想轮回。”他还鞭辟入里地指出:“自由主义,是知易行难,而自由主义的知易行难,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知易行难。自由主义的困难,不在于缺乏理论,而在于缺乏勇气。”由此,胡文辉得出的简单意见是:多实践些自由,少谈些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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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更是中国知识界的话题,无论是歌颂与谩骂,谁也无法避开鲁迅巨大的身影。《最是文人》中的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基本上是从闲处落笔,并非歌颂,亦非谩骂,而是诸如想象:“如果周作人早死,而鲁迅长寿……。”此文虽短,却意味深长,从中可以读出种种的信息。如果鲁迅真的长寿,他如何度过解放以后的种种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呢?然而,“鲁迅不寿,则一切问题都灰飞烟去,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张中行先生语),历史如此,我们只能感慨而已。在“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一文里胡文辉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虽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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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性丑闻案曾经轰动世界,胡文辉在“时事论衡“中的一篇文章《丑闻与民主》对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尾的话尤其令人深思,照抄如下:“罪恶和丑闻暴露得最多的社会,并不是最坏的社会;相反,罪恶和丑闻掩盖得最多的社会,才是最坏的社会。对中国人来说,克林顿性丑闻案重要之处,不在于克林顿(作为一个美国白种男人)的婚外性行为本身,而在克林顿(作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的总统)对婚外性行为的公开承认——个可以控告总统性骚扰的国家,一个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私生活不检的国家,无疑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丑闻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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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最是文人》所寄托的批判意识与自由精神其实仅仅是作者所说的“因为我在这儿生活”、“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语虽平凡,行之却不易也。《最是文人》虽仅薄薄一册,但其中的思想力度却厚重扎实。好的文章总给我们一种信心,让我们知道世间还有思想者,让寂寞潜行的人感受到一点微薄的希望与温暖,让彷徨无助的人振奋起心中的血性。文字如此,足矣。陈寅恪有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信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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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文人》(胡文辉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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