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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修复大师杨晓邬

 

见到杨晓邬的时候,还没有介绍,记者就相信,要采访的青铜器修复大师一定是他了,因为他在四川博物院文保中心的修复室里,穿了一件白大褂,脸色沉静,谈吐沉稳,和安静的文物打了四十多年交道所呈现出来的气质,浸满了他的一切言行举止当中。他的周围的好几个桌子上都放着记者从来没有见过的青铜器的碎片,桌上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工具,有机器,有木锤。记者觉得这个地方又像一个实验室,又像一个车间,但是他在这里来回走动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他说,四川是一个文物大省,青铜器出土非常多,就这样修下去,他一辈子都修不完。 

 

一.

 

时间是在十九年前,一个溽热的天气,杨晓邬和他的同伴赶到了广汉的鸭子河畔,那个时候,三星堆还不是这个地方的标志性名称,但是当时已经搞了十二年青铜器修复的杨晓邬预感到,这里的一切可能会改变四川古文化的历史。但他当时怎么也无法想到,他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文物打交道了,他修了近二十年的三星堆文物,到现在还没有修完。

祭祀坑,对文物工作者来说,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但是三星堆的祭祀坑却让见多识广的老文物专家们都瞪大了惊异的眼睛。后来被命名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在并不大的空间里,发现了太多太震撼的青铜器等祭祀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经过了文物修复师修复以后的艺术品,放在展览大厅里,灯光聚焦,美轮美奂。可是在发现祭祀坑的时候,可以说,看到的是一堆碎片,按照古人的习俗,在举行了巨大的祭祀仪式以后,要把那些精美的祭祀品敲烂,再火烧,最后埋到一个坑里,把祭品的人间形式销毁,把祭品所代表的精神世界交给神灵,这样才是对上天的虔敬。

杨晓邬当时负责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修复工作,摆在他眼前的,是一堆集管状、弯道状、树叶状等等的一堆不成形的青铜碎片。这样的物品,他们以前谁也没有见到过,过去学习青铜器,修复青铜器,见过太多,但多离不开鼎、鬲、簋、豆,以及爵、角、觚、觯、尊、壶、以及盘、鉴之类,这样奇形怪状的碎片太罕见。面对这些颜色发黑,锈迹斑斑的青铜碎片,杨晓邬他们的脑子里把所有的储存都迅速的扫描了一遍,《山海经》当中有一个传说中的扶桑树的形象跳进了他们的脑海,从这堆碎片的形象和发现时候的样子来看,这应该是一个树状的青铜器,由于它太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室内无法把它拼接复原,空间的高度达不到,于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们挥汗如雨,把所有的青铜碎片一个个移挪到室外,日以继夜地拼接。

拼接是从底部的基座开始的,它是一个直径大约一米的圆形底座,从它的尺寸,他们推算整个树身一定很高,底座的上方向上伸出一根圆形杆状树身,整个树身不是一杆铸就,而是分成了三段套接而成,两段树干和一个树顶,在树干上有9枝,枝条和树干之间通过套箍延伸出弯成拱门形状连接。枝条的末端连接了一个小圆盘承接的花朵,花朵由三个花瓣组成,有一片花瓣变身成为镂空的鸟羽形状。加上桃状果实、小枝上的鸟、喇叭状花朵等等造型奇特又有其特殊审美趣味的呈现,让他们在组合完毕以后,顿时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兴奋和成就感,唯一有些遗憾的是,树体的尖顶部分完全残断无法复原。完成以后的这棵青铜树,高3.95米,形象大美。如果加上树尖部分,肯定超过4米。

有人把它叫做神树,有人把它叫做扶桑树,有人干脆把它叫做发财树。尽管说法各异,但是,让杨晓邬骄傲的是,这棵庞大少见的青铜器树,已经成为了中国青铜器当中,一件独具特色无可替代的器物。

杨晓邬四十多年来一共修复了多少青铜器,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但是,这座神树的形貌,却一直在他脑子里留存复活。

 

二.

 

杨晓邬在修复那棵著名的青铜神树的时候,还是一个满头青丝的青年,而现在的他,华发已落,但是脸上的沉静和专注却一脉相承。说起来,他踏进这个领域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了,当年一个知情进入到四川省博物馆搞青铜器的修复,他带着神秘和向往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小时候在展览馆里看到的那些精美的青铜器,在博物馆的库房里,简直可以说是一堆废铜烂铁。一段时间下来,小杨最大的感受是枯燥寂寞和脏。

谁也想象不到,大家在心里十分景仰的青铜器,古代人心目当中的神器,在博物馆的展台上熠熠生辉的艺术品,出土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被损坏了的,几近完好的少之又少,多数是被扭曲变形了的,许多是一堆散落的碎片。

当时也没有科班出身的专业青铜器修复人员,那么多的青铜器需要修复出来,找谁来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物部门都是找的民间铜匠来做古代青铜器的修复师的。虽然这些铜匠没有多少文化,对古代的礼制也不见得有多少了解,但是他们有一个长处,就是对铜制品的形状、性能了如指掌,还有一整套的焊接修复的技能和手法。

杨晓邬的第一个师傅,就是一个铜匠。时隔多年以后,他说,其实他在师傅那里被没有学到什么很具体的技能,但是师傅把他引进了门。

他知道了所谓的“锡焊”,是一种从宋代就有的青铜器修复焊接方式,是把一些腐蚀氧化得还不太厉害的,铜质还比较好的青铜器部分来进行焊接的一种方式。而所谓的环氧树脂的低温焊接,则是用在一些锈蚀得比较厉害的部分进行焊接的方式。在无法拼接的空白部分,用一些材料去弥补,最后再进行“做旧”的工作,让经过了上千年之后的器物,又经过了反复的工艺复原修补的它,再恢复成它古旧的原貌,让颜色甚至锈色,都如同刚刚出土时候的风貌。

1979年,他被安排到了上海参加了一个“青铜器文物修复培训班”,那个时候,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家文物部门非常重视青铜器的修复保护工作,特地邀请了水平很高的专家来讲课。半年的学习,让杨晓邬对此道的认识和水平有了质一样的飞跃,让他知道,这个领域已经不是靠民间的铜匠的水平能够混下去了,完全有了一种正规科学的方法,而且,除了技术层面的能力之外,对古代的文化礼制,对各种青铜器的形貌特点作用的学习,为他以后的路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三.

 

在杨晓邬所在的文物修复室里,记者发现有好几台电脑,这让记者有点吃惊,因为印象中的青铜器修复,是一件非常传统的活儿,需要的是匠心手作。而杨晓邬对电脑似乎还满在行,他熟练地打开电脑,让记者看了好多他保存的青铜器照片和他的工作照片。

而更让记者惊讶的是,在整个工作室里,除了杨老师一个老者之外,他的周围被一群年轻人包围,他们的衣着谈吐和周围的年轻时尚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你一问他们一个小姑娘,你主要做什么,她回答,我是修古瓷器的,着实让人吓了一跳。

杨晓邬已经退休,但是他现在还无法真正地在家休息,他的绝技如果不传授下去,那么多库房里破碎的青铜器谁来修复呢?

记者采访了一个跟着杨老师学习青铜器修复的小伙子刘洋,他的气质和师傅似乎差别很大,一看就是一个学习艺术的年轻人。的确,他在大学学的是雕塑专业,曾经做着雕塑家的梦,因为各种机缘来修青铜器,来到这里工作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记者问小刘,那么多像碎片一样的青铜,你怎么能够把它还原成原状?小刘说,师傅要求要对古代的各种青铜器的形状和细节了然于心,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对每一个地方都很清楚了,你就可以在心里把那些碎片还原成原来的形状。其实最难的还不是组接那些碎片,而是对更多扭损部分的整形还原,其中的工艺需要非常精细的经验和手法,弄不好破坏了文物罪莫大焉。这个看上去时尚帅气的小伙子已经修复过50余件青铜器了。

这群走出了四川博物院漂亮的建筑,可能就去歌厅唱周杰伦陈奕迅的年轻人,天天的工作却是个古人神交,和器物纠结。古今的错乱当中,是什么在支撑呢?小刘的一句话,让记者明白了,他说,跟着师傅学,像师傅一样,当我把一堆看似破铜烂铁的东西,经过我的心,我的手,把它们还原成一件一件的艺术品的时候,有一种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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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影的秘密地图

 

    现在,成都人说起峨影,脑子里反应出来的多是“峨影1958”。这地方,周围也没有什么影城,而且这种园林式的影城不仅在成都,在全国都比较罕见。门口开阔的停车场,里面的幽深的园林和有品的餐饮,是其他任何影城都不可以比拟的。

    今天要说的,是现在的电影观众完全不知道的峨影秘密地理。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影城旁边,目前还没有成为影城的一部分。

    先说摄影棚,摄影棚是当时电影厂的基本配置,峨影当然有自己的摄影棚。现在的“峨影1958”并没有涉及到摄影棚。1958建厂的时候,摄影棚还没有马上到位,因为要修一个摄影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据当时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川剧演员李增林介绍,这戏是峨影当年的大戏,镜头都在摄影棚里拍的,但是当时的所谓摄影棚并不是这个灰色水泥的大建筑,而是临时搭起来的一个真正的“棚”,下面拍摄的地方还可以通过置景搞得美轮美奂,上面却是四面透风的棚棚。后来建成的摄影棚在当时来说,一定是成都市的一座宏伟建筑,它虽然没有北影厂八一厂的摄影棚大,但也是相当了得,层高几十米,空间巨大,而且不是一个这样的空间,是并排的几个这样的大空间组成。在峨影的摄影棚里,拍过无数的戏,但是在笔者的记忆当中,搭景规模最大的是八十年代末由导演张一拍摄的《布达拉宫秘史》,这部当时的巨片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能够公映。但是当时在棚里搭出一个布达拉宫的内部主要场景,还是一件相当伟大的事情,最奇特的,是美工老师根据峨影摄影棚的结构和布达拉宫的内部结构,采取了“套搭”的形式,就是把一个大棚和另一个大棚之间的通道,以前搭景不会用的空间也利用起来,也搭成了布达拉宫里面的一个通道,让两个大棚不是孤立的各自的空间,而构成了一个整体,用一个长镜头,可以把布达拉宫里的复杂通道和辉煌的造型,一气呵成地表现出来。那段时间,峨影厂区经常有来来往往的来自西藏话剧团的帅哥美女,其中的男主角常常引得见惯了帅哥的峨影人说,汉族人还真找不到这么有气质的。

    其实,作为导演和制片,并不喜欢在厂里的摄影棚拍戏,常常是经过了一两个月外景拍摄以后,回到厂里摄影棚拍内景。摄制组在外,就跟带兵打仗一样,每一个人的弦都崩得很紧,回到厂里,大家的气一下子泻了,就在家门口,大家都懒散,经常快到中午了才再到齐,拍上一个镜头就该吃中午饭了。而且摄影棚里规矩还特别多,最要命的是不准抽烟,可是拍电影的人不抽烟怎么活啊,记得有一次,制片部门的人在摄影棚里查到了几百个烟头!这还了得,厂里决定重扣!

    其次说厂区外景地。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峨影1958内的餐馆“莲影”附近,当时是一片空地,地方并不太,在一角有一片芭蕉树,看上去还蛮有野味。当时峨影有不少戏的外景也爱在这里拍,记得八十年代最红的小生许亚军在这里拍过一场生离死别的戏,烟火师傅用几种不同颜色的烟,和几个火堆把这里制造成了一个战场,许亚军在战火里眼睁睁看到自己的爱人冲进一个火光中的房子,顷刻倒塌。许亚军发出惨烈的嘶叫,让周围的人着实感动了变天。

    第三,特技车间和烟火库。特技车间和烟火库的位置也不在现在的影城范围里,它们是在摄影棚再后面一个非常隐秘的空间里。特技车间也是当时所有电影制片厂的标配。许多人不知道这个特技车间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在当时没有电脑制作的时代,电影里常常有所谓的特技,诸如一个列火车爆炸了之类的场面,这就有要由特技车间来设计制作也摄影来完成,因此特技车间也有很细致的分工,诸如特技设计、特技摄影之类。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需要特技车间来完成,就是电影的字幕,现在的字母,有电脑制作了,完全是小菜一碟。可是当时,一个演职员表的制作是非常麻烦的“高科技”。到了后期,峨影厂的特技车间干脆连字幕也不做了,字幕部分都拿到北影厂区做。

    其实,说到厂区深处的特技车间,还有一段秘史,就是在中国和南亚共产党关系好的时候,峨影厂的特技车间曾经住过好多外国人,他们神秘而低调。由于特技车间地处厂区深处,非常隐秘,当时把这个区域搞成了一个秘密特区,时间大概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南亚几个国家的共产党要组织自己的电影拍摄队伍,作为他们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武器,就像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党都成立了一个电影团。那个时候,中国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理念是要输出革命,帮助一些小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上级部门选定峨影的这个秘密地点作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的电影摄影培训地。老峨影有不多的人还记得,那段时间,有许多各自瘦小,皮肤黝黑的人,在厂区深处的特技车间这里,现在的影城大门处,不往左转,一直往里走,很少有人去过的这个地方,当时受培训的外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吃住全在里面,和外界完全隔绝。据说,当时有缅甸的,有马来西亚的,有柬埔寨的同志,在这里学习过。

    在特技车间更深处,有一个小院子,这就是峨影的烟火库,有一帮专业人员,就是外界称做的烟火师,这里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烟火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种,当时峨影最红火的时候,烟火师大概也就是六七个人,他们的故事,以后找机会再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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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画修复师廖定一 命悬于纸的中国绝技

                                                        

    一、引子

 

廖定一,七十有四,头发有些灰白,已经退休多年,可是老退不下来,博物院有什么事情还经常要把他叫回去。那天他在四川博物院张大千敦煌画的展厅里径直地走,不用抬头,都可以说出他走过的那一幅幅精美的画卷是什么,就像知道自己的十根手指的长短和样子。随便在哪里停下来,他都可以说出身边这幅大千敦煌画的许多故事。

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廖老师可以说和这些张大千的敦煌画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可以说,展厅里的每一幅画,都浸有他的心血。

廖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做这个工作,好累。记者抬眼看他的脸,眼角的皱纹里的确显出了许多疲惫,可是在他的凌厉的言语和敏捷的身板当中,又透出一种精悍和倔强。

他在一脸的淡笑中自嘲说,我就一个做裱糊的。记者更愿意把他的职业叫做“古画修复师”。

他习惯了周围人叫他“师傅”、“老师”。记者记者更愿意在心里称他
“大师”。

 

    二、师傅的口粮和裱糊的浆糊

 

他自己的师傅名叫刘绍侯,北京人,却在四川生活的很多年,直到终老。说起来,刘绍侯可是一位大人物,在张大千离开大陆之前,刘先生作为张大千的特聘裱画大师,常年跟随他。也许有人不了解,张大千除了是一位画家之外,还是一个收藏家,收藏的量很多,历史跨度也很长,从元代,到清末的不少名家名画,大千先生都有收藏。就这样,刘绍侯先生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帮助大千装裱他自己的画作,而更大的精力,用在了古画的修复上,要把几百年前破损严重的画卷,经过许多无法想象的复杂细致的工序,重新让它恢复艺术光彩。这中间凝聚了刘先生几十年的经验、智慧和热忱。

大千离开大陆以后,刘先生就回到了老家北京。那个时候的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学者冯汉骥对刘绍侯的手艺非常推崇,派人追到北京,给了刘先生200个大洋,算是定金,把他硬生生地拉回了成都,据说后来故宫博物院非常懊悔。

廖定一成为刘绍侯的徒弟的时候,四川博省博物馆所在地人民公园的梧桐正浓密遮日,一侧的楠木林里沁出一种特有的香味。可是,那个年代还是小伙子的廖定一在崇拜这位名师的同时,更多的感受是自己的饥肠辘辘。师傅的要求是苛严的,可是,师傅却经常把自己的饭票悄悄地匀一点给正在吃长饭的徒弟。

小廖有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情,那个时候,粮食供应比较紧张,而他的裱糊工作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是浆糊,都知道,浆糊是粮食做的,在以填饱肚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浆糊的使用非常金贵。刘大师太爱自己的工作,他时不时地把自己应该吃的粮食省下来,换制成裱糊需要的浆糊。别小看这个浆糊,它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非常适合,非常有用。它的好处是,黏性没有胶水那么强,它是一种遇水可溶解的淀粉物质,如果以后再要修复古画,用水轻轻浸润以后,就可以把破损的部分去掉,让再次的修复有了可能。

这是一个千年之前就存在的手艺,许多技法延续至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廖定一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耄耋老者,可是师傅的浆糊还能唤起他清晰的记忆。

廖师记得,刘大师教他修复古画,就是张大千的敦煌画开始的。国民党撤离前夕,成都东城根街一带的旧货店里,几块钱就可以买到大千的原作。后来,人民政府收取了家人保存的张大千的几箱子的画,都是没有裱过的原作。

大家都知道,那几个箱子里的大千画作,成了四川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是这些有不小破损的画,是怎样被刘绍侯大师带着廖定一等徒弟怎么样修复装裱出来的,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廖师说,他就是从张大千那几箱画开始,跟着刘大师学习复杂的修复和装裱技艺的

 

三、为一幅画的修复方案冥思苦想一个月

  

几年前,记者在四川博物院看到一幅馆藏珍品,宋代一位皇帝的画,博物院的副院长魏学峰指着画卷中一处问我,你能看出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我仔细端详后很茫然地说,看不出来有任何瑕疵啊。魏院长说,其实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块很严重的缺损,但是我们博物院的老师把它修复得天衣无缝。

见到廖定一的时候,记者一定要追问古画修复的神秘技艺。廖老师以一幅他自认为比较得意的作品,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章于先生的《百猿图》作为例子,给记者揭秘了古画修复的整个过程。他的讲述有不少专业术语,为了让读者能够明白易懂,记者转述时做了一些“翻译”工作,有可能在表达中不是最精准的,但应该是最明白的。

当廖大师第一眼看到《百猿图》的时候,其破损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这个四米高,一米五宽的巨幅国画,在见过成千上万古画的廖老师眼里,也是一个超大画卷。画家精心构思,精细描绘,在这个尺寸的画卷上活生生地画出了一百只神态各异的猴子以及山石树木。

廖大师看着这幅破损严重,灰尘扑满的名画,陷入了苦苦的思索,要修复它,需要做的每一个细节,工程的每一个方案,可能遇到每一个问题,都在他的脑子里细细地思忖一遍,然后又推翻,再把各个细节更细致地想一遍,这样翻来覆去无数次。他每天低头皱眉,冥思苦想,用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四、一个最小细节的失误,可能全损一幅价值连城的作品

 

修古画就像做一场手术,甚至像做胸外科、脑外科这样精细无比的手术,哪个小环节出一点纰漏,就要死人,就要全盘皆毁,修复师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任何一幅中国的书画作品,都是由直接画上去的那张原始的画心纸,或者画心绢,以及一层一层托着它的辅助纸,专业上叫做腹背纸组成的。

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备料,在量度好原画的各种尺寸以后,首先要按照高雅的审美标准准备与之相配的纸张,然后需要喷壶、各种型号的刷子、糨糊、砑石、毛笔、墨汁、各种与古画颜色相配的颜料等等。然后就开始铺纸、喷湿、刷糨、抻平。记者问廖师,整体下来需要多少道工序?他闭目细忖了半天说,看怎么算,如果最细地算,简直无法说,如果粗略地算,整个流程下来得数十道大的工序。

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揭裱”,所谓揭裱,就是把一层层托底的“腹背纸”去掉,留下薄如蝉翼的“画心纸”。廖先生做了一辈子的揭裱的活,但是面对这幅巨大的《百猿图》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在专门为此工程准备的一间大屋子里,专门安上了一台那个时代很稀罕的空调。揭裱的工作像一台手术,必须一气呵成,他双脚稳站,躬着腰杆,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如果有汗滴落下,浸入古画,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就这样用各种工具,一点点揭去已经破败不堪的古画原装裱层,把画心纸以外的物质一点一点地清除干净以后,还有一个最让廖先生紧张的工序。

就是要把这个巨大的薄如蝉翼的画心纸整体翻转,安置在一个事先精心准备的木板上。在他看来,这是整个修复工作当中一个最危险的动作,如果是一个小画幅的作品,这个翻转动作不在话下,廖大师经历得太多。但是这是一幅丈二的巨幅作品,其难度比以前曾加了无数倍,廖先生不敢有半点马虎。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先组织了很多次的模拟演练,找来同样尺幅的“画心纸”,以他为主,培训几个帮手协同作战,那个模拟的巨大的,湿润润的画幅在他们几个人的手里翻转演练了多少次,廖先生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在那次真正的作品实战的翻转顺利地完成以后,廖大师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窗外的绿树和天空似乎突然之间亮色了许多。

接下来的工程,是全色补损,听起来是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是廖师的几十年的功力凝聚而成。他说,一个医生本科要学五年,研究生再几年,还要在工作岗位上磨炼多年,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

古画修复师和医生异曲同工。

当那幅破损得不堪入目的《百猿图》经过廖大师三个月的奋战以后,以它鲜亮的面貌呈现出来并得到大家啧啧称赞的时候,廖大师三个月茶饭不香,苦不堪言的一切,都在一瞬之间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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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己的人生和平相处

 

    冠在杨绛身上的名份很多:钱钟书夫人、闺秀、才女、作家、学者、人瑞等等。每一个名份都可以有太多事实来印证,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可是,对一位105岁的人来说,也许,这些名份在她的心里早已经如同过眼烟云。如果人的寿辰是一种境界的话,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也许很难企及。只是,我们通过杨先生的文字、杨先生家简朴的客厅,杨先生平和安静的面容,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境界:和自己的人生和平相处。

    杨先生曾经说过,她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话很平实,却是一种人生智慧,屏蔽开社会对钱钟书先生的高度推崇,在杨绛的眼里,钱钟书就是一个一生都孩子气的暖男,他的成就和名声,也许是他一派淘气痴气的副产品。杨绛的雍容护住了一个孩子不被周遭扰乱心智,也许她不会想到,她其实保住了一个国宝,她更没有想到,她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国宝。

    今天,社会对杨绛这样的国宝饱含兴趣,媒体的聚光灯似乎始终在她那里聚焦。这也许没错,社会需要一个国宝来彰显文化的重要。“有你在,灯亮着”这句极具分量的话,始终在那里诚挚而温暖地闪动着。

但是,我们也许忘了,杨绛把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痴气,当作她一生最大的成就,而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保护杨绛的平和之气?

    和自己的人生和平相处,恰恰才是杨绛先生此生的箴言。她也许不希望成为一盏灯,而她的存在却始终在告诉我们,照亮我们的是日月星辰,它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们要与它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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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峨影地方的前世今生

 

人们习惯叫它峨影,成都人不会去想它是大跃进的产物,那个时候,全国只有北京上海和长春有电影厂,郭沫若作为四川人,为他家乡可以生产电影而专门题写了厂名,后来就成了每部峨影片子的厂标。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位置对成都来说,非常偏远,不知道是不是规划者想在周围再开发出开阔的拍摄外景地,像地盘很大的北影和长影那样。反正,峨影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觉得自己住在农村,尤其是那些走南闯北的导演和演员,记得得过金鸡奖的女导演陆小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常常说,我一回到峨影,就觉得自己下农村了。

虽然地处成都郊区,但是毕竟是电影制片厂,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这里就是艺术的圣地。谁要是有机会到峨影的摄影棚里看了一次拍电影,回去以后轻轻一炫耀,就可以让周围的艺术青年双眼投来羡慕崇拜的目光。

好多人知道,当时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引进了好多人才,当时也不用这个词,当时就是工作调动,文革前大名鼎鼎的李亚林、贺小书、金迪都在这个调动的人员当中,其实,他们还不是最早来到峨影的引进人才,五六十年代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抽调了一批编导和技术人员,从导演,到演员,从摄影,到照明,从录音,到剪辑,甚至厂医务室的医生,一批专业的技术人员从大上海来到了西部的成都西郊,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到八十年代后期,我还在厂里幼儿园旧旧的长条凳上,在录音车间、洗印车间的片桶和片盒上,看到“天马”两个字。史上最风流倜傥的演员冯喆就是从上海天马厂调过来的,李亚林一批调过来的时候,他早已经在大邑县的一个小屋子悬梁自尽了。除了上海天马和长影,还从八一厂调来了很多   专业人员。导演张一、摄影李大贵、化妆师王泽政等都是八一厂过来的。

那个时候,你在一个小小的剪辑室里,看师傅剪片子,他随便说几个他曾经参加剪辑的电影,都会把你狠狠地赫上一跳,《卖花姑娘》配音的时候是他剪的,你随便和一个厂门口的老师聊天,他会说,八一厂拍《奇袭》的时候,他就是剧组人员了。还有更厉害的,一个当年的录音师开国大典的时候,就在天安门上录音,毛泽东当时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就是一位叫唐晋的峨影录音师录下来的。厂里的第二代照明师基本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但是他们中许多人可以说上几句上海话,原因就是他们的师傅,厂里的第一代照明师傅就有上海人,比如很有名的照明师王多根。如果你在厂区宿舍里听到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一口东北话在那里唠嗑吵闹,那太正常了,七十年代中期,一大批长影来的人几乎占据了峨影的半壁江山。

峨影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电影从这里诞生,陆小雅的《红衣少女》、谢洪的《京都球侠》、周力的《南行记》、米家山的《顽主》、韩三平的《毛泽东的故事》、王冀邢的《焦裕禄》。

《焦裕禄》的双片(只有台词,没有音乐和动效)是在厂里新修的最高级的标放间放的,不知道哪里得来的风声,都说王冀邢这部戏要火,车间里的、办公室的、宿舍区的人都跑来看了,高级标放间里全部是单人沙发,本来是为厂领导审片准备的,没有那么多位置,冲进来的就坐在地毯上看,开场大概一刻钟左右,就听到路面有人在抽泣,到了一个小时左右,抽泣声加大,有低低的哭声。放完灯亮的时候,半数以上的人眼睛都是红红的。

李雪健就这样红透了半边天。其实,《焦裕禄》还不是他在峨影的第一部戏,他人生第一电影主角也是峨影的,是才华和脾气都逼人的导演太纲导演的《钢锉将军》。许多人不知道,后来很多现在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其处女作都是在俺们西部成都郊区的峨眉电影制片厂拍的,比如那个赵氏本山先生,第一部电影是峨影马绍惠导演的《来的都是客》,比如那个永远牛逼烘烘才情冲天的王志文的第一部电影《秘密采访》,也是峨影出品的,比如那个全国最逗比的红人葛优先生,第一部电影《顽主》也是峨影厂永远的小米,米家山导演的,还有那个人红艺高能力强的陈红,拍第一部电影峨影的《戎马书生》的时候,还是一派蹦蹦跳跳的女学生范儿。

那个时候,峨影那个招待所和演员剧团是挨着的两栋房子,那里完全是星光灿烂,一抬眼,潘虹走过来,一顺眼孙淳走过去,一抬头王志文过来了,一低头林芳兵过去了。相当于现在抬头范冰冰,低头黄晓明的阵仗。

时间到了2011年的12月,这里变成了一个电影放映城“峨影1958”。那天厂门口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好多老峨影的人都来了,他们有的颤颤巍巍,有的精神抖擞,在过去的厂区里徜徉参观,一会大呼小叫,啊这里原来是我的办公室,啊那里原来是台词棚,啊这里原来是开水房,啊那里原来是洗印车间。有的人还红了眼眶。

又过了几年,门口那个篮球场和食堂没有了,变成了停车场,洗印车间没有了,变成了一个叫“闲亭”的主打团鱼的餐馆。

几个老峨影的人,坐在曲里拐弯才能进去的包间里,有一句无一句地闲聊着,说得最多的还是老的人,老的事。

上海天马厂来的老峨影人,好多都回上海了,长影来的人多数都留在了成都。好多当年叱咤风云的导演,没了。导演过《朝阳沟》、《节振国》、《奴隶的女儿》的曾未之导演,去世了,导演过《钢锉将军》的太纲导演,去世了,导演过《三进山城》、《玉色蝴蝶》的张凤翔,去世了,而且在他之前,他的儿子张一禾也去世了。给《流浪者》里拉兹配音的从连文,去世了。媒体似乎都没有报道过他们的消息,似乎他们和现在这个世界早已经没有关系了。

峨影1958,在夜里闪烁着灯光,来来往往的人,进进出出的人,没有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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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抛弃状元文化的时候了(章一飞)

 

    和天气一样,每一年高考成绩出炉的时候,一定会引发出巨大的热度。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永恒话题,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史诗。不管怎么说,高考成绩和青年未来的关系似乎是我们一直绕不开的话题。

这些年,关于这个话题,似乎不断有了一些和以往很不一样的声音,有一个网上的帖子流传很广,它开出了两组名单,第一组: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对这组名字,大家都很茫然。而第二组的名单却让人眼睛一亮: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个个都是响当当名留青史的大家领袖。然后告诉你,第一组的人都是清代的状元,而第二组的人全是清朝的落第秀才。想当年一朝中状元是何等风光之事,披红带彩光宗耀祖满堂生辉,而时间却轻轻地把他们洗成了一个一个冷寂的名字。想当年落第秀才是何等落寞,可是时间却把他们一个一个镌刻在历史的金箔之上。

这样的段子之所以这些年在网上越来越多,中国的外国的,似乎都成了一种时尚贴,恐怕和现代生活的变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过去的中国人,一个男子要想出人头地,只有科举一条路。就是严复这样当时已经因为翻译著述名满天下之人,因为没有功名,被人讥讽为野狐禅,年龄很大了还要去参加科举。

可是现在,社会的发展不仅仅和科举时代不可以同日而语,人之发展道路千条万条,同时,社会对人的要求也不仅仅是科举那样,熟读圣贤,满腹经纶,一篇策论惊动皇上,就是社会对你的全部要求了,现在社会越来越细密精致,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人具有综合方面的能力。

    一个孩子,高考成绩无比优秀,分数是全校第一,全市第一,乃至全省第一,这肯定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个孩子就具有全方位的能力,它也许只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个孩子会考试。

而社会在此时此刻,因为历史的、社会的各种原因,把会考试这个特殊的能力放得很大,大到整个社会都会给他一种“傲视群雄,舍我其谁”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很励志,很正能量,但是,今天的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加清醒的认识,就是,考试成绩好,至少现在只能说明孩子的考试能力强,还说明不了其他。

社会在推崇和宣传这些高考优异分数获得者的时候,往往还携带着历史上、文化上的“状元情结”,甚至还有许多学校形象的标榜意味,在可喜可贺的背后,如果没有清醒认识,过度的喜气和标榜,说不定会给孩子带来以后很难清理的负面影响。

会考试,是一种特殊能力。但是,这不是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当中唯一需要的能力,生活一定比考试更加复杂,它还需要有更多的能力,比如和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和坚持力,比如耐受力和容忍力,比如把握机会的能力,甚至还有处理私人生活的能力,等等等等。

有超强考试能力的人也许也会有很强的其他方面的能力,但是也不会那么简单绝对。在以后的发展中,情况一定比高考更加复杂,许多预测猜度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有一点却很清楚,就是过去科举时代那种相对简单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调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身处当今复杂社会的我们,如果还紧紧地抱着那个时代留存的科举文化、状元文化不放,一定会被今天的时代所嘲弄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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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滴小呀小苹果

   

    好多做流行音乐的高手,曾经捧红了港台和内地这个歌手、那个红人的大师们,说什么也没有想到,筷子兄弟的那首《小苹果》会在顷刻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不但把之前红透半边天的被谑为农民重金属的“凤凰传奇”甩在了后面,更把那些在各个音乐榜上的状元榜眼探花打倒在地。一时间,中国各个地方的广场上,大姐大嬢大婶大姑大姨们,蔚为壮观地排成各式方阵,在那里扭腰扬脖昂首挺胸地: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最后还要全身的抖动唱出那个最强音:火火火火火火!

    真是火啊,不服不行。其实,这不是我们最初的经验了,许多殚精竭虑的作品,最终被神曲甩下八条大街的事情,以前也时有出现,走心的干不过走神的,灵魂歌手干不过农民重金属,这是我们越来越习惯的结果。

    这样的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歌坛,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一个的小苹果在那里青葱呆萌,诱人垂涎。有了小苹果的爽脆可口,酸甜相宜,我们大可不必去淘神费力地吃什么水果之王榴莲,或者秘制佳酿之类。这样的小苹果好多,各个地方都男女通吃,老少皆宜。

    文学界的小苹果:琼瑶阿姨、刘墉蜀黍、汪国真大哥,当然,还必须有最鲜最红的郭敬明弟弟,这里丝毫不敢诋毁他们的文学成绩,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亿万读者,其甘美的品质,鲜艳的外观,丰富的维生素,让一代代读者趋之若鹜。就算那些喜欢雨果、易卜生、托尔斯泰、卡夫卡这些榴莲一样有些重口味的读者,对小苹果们投来诸多的不屑,但是谁也无力改变小苹果的时尚领先的地位。

    电影界的小苹果: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为代表的“大苹果”派,对以韩寒、郭敬明、何炅这些“小苹果”派骨子里一直有点嗤之以鼻的感觉,更为悲催的是,他们乜斜的眼睛还没有从乜斜当中抬正过来,更为让他们大跌眼镜的事情更加残酷无情地发生了,一批“综艺电影”如同一枚枚脆生生的小苹果一样,在每一个重要的档期杀将出来,鲜脆欲滴地摆在大众的眼前,什么《爸爸去哪儿》、《爸爸的假期》、《奔跑吧兄弟》一类,动辄扫荡它几个亿的票房,这让大苹果们情何以堪啊?

    舞台上的小苹果:说实话,现在的舞台,无论是戏曲,还是舞蹈,或者音乐剧,或者杂技魔术,基本上都是小苹果的天下,话剧偶尔有几台狠角色的剧目,不过也日渐式微。

    新媒体上的小苹果:当然,这是小苹果最好的果园,微博开始很多人关注社会,不久就被一帮鸡汤派夺了天下,不要一说鸡汤就蔑视,其实,鸡汤还是有好汤和孬汤之分的,好的鸡汤和小苹果有异曲同工之妙,清新自然,口感鲜香,孬的鸡汤嘛,肯定是动机不纯,原料不好,工艺欠佳,只有味精伺候。后来到了微信上,这样的鸡汤小苹果就有了很多变种,基本上分成三派,一派叫做风景派,出去一个地方,发九张像明信片一样风格的照片,虽然景致各异,但是一定有深邃的蓝天,第二派叫做花草派,基本上半个植物学家,各种奇花异草的特写镜头,标配还有文字说明,再配上一花一世界这样酸苹果风味的文字,就提高了档次。第三派最重要了,叫做自拍派,这是小苹果的最佳境界,因为她们每个人自拍自己的脸,都跟小苹果一样鲜嫩,《诗经》里面称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标准姿态是使劲睁眼睛,努力做酒窝,目光里有空洞的含情,嘴角上有苹果的酸香。

    其实,小苹果发展得最到极致的还是在各大卫视(含央视)的银屏上,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各大卫视的综艺节目有120多个,到了一个卫视如果不做综艺节目都无法在江湖上混的地步,尽管这些综艺小苹果都是从外国移栽过来的,聪明的中国人很快就把它中国化了,由于资金雄厚,许多移栽过来的小苹果长得比原产地还要好。其实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只要有人看,就会有人做,这是铁律。只是,这些年出现了一批专门吃综艺饭的艺人,他(她)在本来的电影电视本行当中,要更上一层楼太难了,于是就来混综艺,用综艺的名,抬自己的价,于是就有了职业评审老师,职业综艺真人秀艺人,成天从这个电视台的棚窜到那个电视台的棚,红透半边天了,却在自己的本行没有任何有影响的作品。小鲜肉被人抢,老腊肉拼老命,综艺是播种机,综艺是宣传队,综艺是以捧红一大拨人的结果而宣告结束。致于有人说,那个成天混综艺的乐嘉先生在录制综艺节目的现场发酒疯撒野,赫退了同样是成天混综艺的金星姐姐,会不会是综艺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我们姑且不论。

    你是我滴小呀小苹果。

    这是一个最好的苹果,这是一个最坏的苹果。

    谁让苹果现在那么翠那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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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不是摆形象(钟岚收稿)

                     

前些年,有人在媒体上感慨,现代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逐渐把书房淘汰了,或者把书房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装点和门面,在家庭空间的设置上,地位越来越低。

中国人对读书的重视不用赘述,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劝学敦读,永远是中国文化当中一脉义正词严的警醒。尤其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钱,把家庭空间里的书房装修得宽大高尚,把我们的图书馆修得美轮美奂,把我们的书店设计得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把各种大大小小的读书场地打造得优雅大气。

今天的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的物质条件最好的,我们可以在环境优美的图书馆流连忘返;我们可以在通宵营业的书店里呷一口咖啡,围炉夜读;我们可以在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大书店的书城博览精选,我们可以在遍布城镇的阅览室静读静思。

而且,在新媒体时代,我们通过电脑,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图书信息,可以在网上把一个一个的链接打开,把一本一本的大书翻开,可以随意链接你喜欢的作家的微博和他交流,可以加多如牛毛的关于读书的微信公号,在那里获取信息表达看法,甚至,你还可以在网上听书,听蒋勋细述红楼梦,听袁阔成激情说三国。总之,我们到了一个古人无法比拟的时代,我们的书房、书店、书城、书网把我们和书的距离拉得那么近,这也许是古人穷极梦想,都无法想象的读书天堂。

可是,关于我们的读书,关于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和欲望,关于古今圣贤对读书启智开悟的叮嘱劝慰,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解和实践,对书籍给我们内心点亮灯塔的作用,我们还是汗颜。

往往,物质的高度发展,一方面给我们的读书带来了更好的条件,可是另一方面,也许让我们在加速物质发展的时候,对内心的修炼和知识的增长,对自身创造力的提升上,减低了追求,下降了要求,我们的精神可能并没有随我们的高楼的拔起而挺拔,甚至可能变得萎靡。其实,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如果没有精神底气,没有创造灵气,漂亮的躯壳就没有生气,也不会长久。

那些花了巨资修建出来的图书馆,花了心血打造出来的书城,仅仅有漂亮的外表,华丽的形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读书的态度,不是装点门面,不是说几句新词,耍几个花枪就万事大吉的。就阅读的数据来看,中国人的平均阅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很不乐观,中国现在强调的创造性如果没有一个广泛的学习风尚,没有一个老实潜心的阅读和思考,是很难实现的。

过去很多人批评一些地方搞形象工程,我们的图书馆、书店书城更不能是形象工程,阅读是非常个体化的事情,不是可以像盖一个房子那样就可以立竿见影的,阅读是非常心灵化的事情,不是可以像拍一个照片做一个样子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没有用尽心力,耗尽骨血的精神,就不会有柳暗花明的彼岸。

我们在修建了那么多高质量的图书馆和书店的同时,能不能在我们的心里,也建造一个砥砺精神,脚踏实地,把古圣先贤的追求真正能够实现的坚实基地。(章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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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在成都(二) 诗歌与农妇脑瘫无关

 

    余秀华在成都似乎很开心,去草堂,去白夜,去锦里,去方所,吃川菜,啖火锅,还去商报食堂体验了一次传说中的商报伙食。

     她的脸上似乎总灿烂着,笑声不断。一个商报同事给她画了一幅漫画,她看了以后说,啊!怎么把我画得像一个妖怪?对方顿时很受伤,明明是认真画的,即刻,为了安慰对方,余秀华打趣说,不是你画的不好,是我长得很避邪。

     她是一个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人,在一些场合,她可能显得无精打采,但是在和大家玩的时候,她却可能兴致勃勃。本来想让她去都江堰青城山看看的,可是她决议不去了,理由非常温厚,怕麻烦大家。

     她是体贴的,温和的。她有一个近一米八的儿子,去年刚刚上了大学,和现在所有的人年轻人一样,儿子酷酷的,静静的,她之所以要把儿子带到成都来,就是为了让内向的儿子多见见世面,让儿子学会和陌生人交流,这样的用心,和天下母亲别无二致,她曾经在诗里写孩子的外公,因为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和正上高中的外孙,头发都不敢白。酷帅的儿子很少说话,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玩他的手机。他在武汉上大学,班上的同学都不知道他的妈妈就是著名的余秀华,他也不读诗,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男,和他嘻嘻哈哈的母亲保持着距离,至少在身体位置上。

    孩子一样的余秀华和做母亲的余秀华。

     可是,在谈起诗歌的时候,余秀华立马会变了一个人,她的脸色会突然之间变得凝重和不屈不挠,不管对方是谁。

    那天,我们在一个很小资的地方搞了一场她的读诗会,我特地请来一些专业的朗诵者和成都的一批虔诚的农民诗人,之前他们提前一天来现场排练,扣每一个细节。还专门配了一把大提琴,非常有心地把整个调性调整更接近她,她来的时候,脸有些红,似乎不适应,不习惯大家这样围在一起读她的诗,儿子干脆就躲在了一个角落里,头也不抬地玩手机。余秀华很认真地听完了朗诵以后,还上去和大家一起朗诵了一首。晚上我们问她,觉得他们朗诵得怎么样?她很肯定地说,他们朗诵得很用心,很卖力,但是好像和我无关!

    她不喜欢甚至不容忍自己心里冒出来的句子,被别人这样抑扬顿挫地朗诵出来,他们朗诵得再用心,也不是她初心写作时候,她内心的节奏和情感表达。说到一切和诗歌有关的事情时,她倔强得像一块石头,甚至是一块巨石,谁也别想在没有说服她之前从这块巨石面前走过去!以至于,这话题在我和同事之间产生了一场严肃的争论,我接着余秀华的感觉,认为诗歌是不可以朗诵的,所有表演性质的朗诵严格地讲都是戕害诗歌本身,至少是在戕害诗人内心的节奏,还不如,平静地、客观地、跳出地,来读诗,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介绍式地把诗歌读出来,其中的节奏和感动,让听者自己去体会。

    我盛情邀请余秀华来到窄巷子的白夜酒吧,和翟永明钟鸣茶叙。翟姐是中国诗坛的代表性人物,钟鸣是诗人也是评论家思想家。而余秀华是什么呢?媒体老喜欢把她的诗和她的写诗时候的状态,和她的农妇身份,脑瘫情况联系在一起。她在成都期间,至少我没有一次听到她反驳过这种联系,我曾经诧异她的漠视。但在白夜之后,我突然明白了,其实在她的内心深处,在她对诗歌的态度方面,她早就超越了媒体这样的联系。

    那天在白夜,她坐在翟姐的对面,喝了一点酒,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扎起来,在平常人的眼里,这位女性就是一个农村妇女,皮肤黝黑,衣着随意,甚至有些破旧。但是看她在翟姐温和地劝酒中和钟鸣高屋建瓴地谈文论诗时候,她的应答和反应,她眼里闪现出来的某种光,你会在突然之间觉得她完全不是一个农妇,她分明是一个学者。

    第二天,记者问她,你觉得昨天在白夜谈诗有收获吗?余秀华很平静地说,翟永明钟鸣谈的是诗歌的共性,说得很好,说得很深,但是诗歌是一个非常个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说的和我无关。我知道,在白夜她是这样,就是去北京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甚至去联合国,她一样会倔强地闸住她对诗歌的理解,没有半点地妥协和让步。这和她上没有上过大学无关,这和她出身百姓无关,这和她地处偏远无关,这和她罹患脑瘫无关。这,只和诗歌有关。

     这才是诗人余秀华。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在她的定语里放上一个什么农民诗人和脑瘫诗人,是多么的无聊和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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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大学生活(二) “哄抢”图书

  

 

    川大的足球场是一个地标,足球场平时是上体育课和学生锻炼的地方,但是一遇到什么重大的活动,这里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大会场,那个主席台上立马就会坐满各种领导。

今天说的不是足球场,而是足球场主席台背后的一个院子,我们一般把这个院子叫做川大工会,这是一个老式的院落,四周都是一层的小瓦房,以前有不少房子是教师宿舍,后来变成了多功能房间。比如,进门右边的一排小房子,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临时书店,那个时候图书都是经由新华书店的,我要说的事情是不是新华书店在经营,我忘了,也不重要。

重要是,那是我平生见到蔚为壮观的购书场面,说购书,其实不准确,应该说是抢书。

时间应该是1981年年底或者1982年年初,那个时候,成都的书店似乎只有市中心人民南路有一个比较大的新华书店,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卖的书首先是马列毛主席著作,然后是各个类别的革命书籍。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社会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版社可以出版一些外国的文艺图书了,中国的许多曾经被禁止的现代文学作品也可以出版印刷了。

可以说,那是一个饥饿的时代,思想被禁锢了十多年以后的突然开放,和十几二十岁青年本来就要发生的对社会、对自身的探索的井喷,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那个工会的院子不期而遇了。

那一天,成都的天气就和平时一样,阴沉沉的,但是校园里猛然之间热传一个消息:工会院子要来一批新书。注意,消息只是说,要来一批新书,具体是什么类别的书,没有细节,其实当时的学生不需要这个细节,只要是那个时代出版的新书,一定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饥渴般需要的。

我在吃了午饭以后就赶到了工会院子,我去了才发现,我晚了,已经有黑压压一大堆人把那个临时准备卖书的平房团团围住。因为是中午,卖书的工作人员还没有上班,但是透过平房那些木框间的玻璃,我们可以看见里面有两层桌子,一层是大桌放在屋子的中间,一层是小桌子围住屋子放了一圈,所有的桌子上都重重叠叠地摆满了各种图书,隔着玻璃,学生们就开始指指点点,眼尖的人已经从堆满的书籍里面发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书,并且发出了一阵阵尖叫。

我望着屋外黑压压的人群,再透过玻璃看了看里面的图书,开始担心起来,凭我最粗略的估计,外面的学生就算一个人卖两本书,估计里面所有的书加起来也不够的。

我的估计其实也是其他所有的人估计,这个估计和判断很快就化成了行动,演绎了一场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世纪大场面。

大概是两点钟,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的书店工作人员终于来了,她的胆子也很大,居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就把那扇门打开了。

说时迟,那是快。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不,像饿狗抢食一样,冲进屋子。开始的时候,有人还有选书的动作,很快,见形势不对,所有人顷刻之间改变了方式,见书就抓,开始用一只手,后来用双手,再后来展开双臂朴抓一切书!

如果当时有监控的话,调出来一看,大家肯定以为那是不要钱的,是发生了哄抢事件。其实,学生们都很文明,抓的抓,抱的抱,刨的刨,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交钱的。那个时候的书也便宜,一本内容和装帧都非常精美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才一块多钱!要是哪本书的价格上了两块,就是奢侈品了。

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妹妹抱了一摞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汗涔涔意满志得地交钱: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贺鳞翻译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演讲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这样的景象会显得有几分喜剧,叙述当中会冒出“晕死”之类的词,可在当时,一个新时代的女大学生,看这些高大上的书,是时代的需要,是渴望知识的大学生的需要,一点都不会引人发笑的。

我记得我随人潮冲进去,抢了一套诺贝尔文学奖丛书铩羽,我看到了很多我们中文系同学抢到的书,都是差不多类型的:比如《茵梦湖》、《月亮与六便士》、《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实这类型的书倒还真是适合当时我们的年龄,但是由于进入了中文系的环境,似乎就不看一点高大上的书籍,就显不出水平,于是,抢的书里一定有诺贝尔,有汉译名著,有哲学、有历史,一定还有美学方面的书,关于美学热,会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其实,那些进书的人也都选的是这类型的书,你闭着眼睛随便一扑,压住的肯定都是这类型的书。

那场空前绝后的抢书大战结束以后,我们班上的风气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班上几乎每一个人都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根和床一样长的木板,把它架在床边靠墙的地方,形成一个小型书架,然后把自己的书整整齐齐地摆在上面,形成了那个年代的精神展示平台,我发现,其实我们所有的同学买的书其实都大同小异,但是如果你没有其中什么什么书,你就有一种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同学之感。

那个时候我们床头书架的书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材,那个时候的教材比较乱,尤其是文学理论方面的,东一本,西一本,而且基本上还停留在恩格斯早期对文艺作品的传统叙述和要求上的,所有大家都没有什么兴趣摆。现代汉语的版本也很多,黄皮的绿皮的,硬生生把鲜活的语言变成学问,头疼,也不摆。倒是有一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厚厚的四本,而且似乎没有可以替代的,许多人就摆了出来,显得很有品。第二部分是文学名著,那个时候上现代文学课,基本上是“鲁郭茅,巴老曹”的天下,他们的书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然后更多的是外国文学作品,欧美加上俄罗斯占据大半江山,那个时候拉美文学还没有流行起来,是一个空白。第三部分就是哲学美学历史名著,这是床头书架的重点,一般型同学必有书李泽厚《美的历程》宗白华《美学散步》,外加几本“五角丛书”装点门面,足矣;专业型同学除此之外,一定要有几本黑格尔,几本佛洛伊德,几本存在主义,就可以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人说话的时候,便可以不太丢人了。甚至,还可以和高年级的同学来一点思想上的刀锋对决。

多年以后,许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和看法:80年代的大学生和其他年代的相比,有一种特有的气质,这也是我多年同样感受到的。细想起来,当时我们并没有在意的许多东西,也许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闭关锁国几十年以后,突然之间把门窗打开,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过去大家都爱从硬件上说,引进了多少先进技术之类,但是很少有人说软件。那种开放状态下各种思想的进入,遇到求知欲正强的年龄,这双重的相遇,至少产生出一种当时的社会风尚,就是崇尚思想解放,崇尚独立思考。有了这两个东西,尽管涌入的思想有些芜杂,年轻人接受的时候也一定会有片面、绝对和狭隘,但是,这两个东西却奠定了一代人的精神上气质,这种影响也许会非常长久,甚至可能是一生。尽管芜杂,尽管可能片面,但是,面对清风,面对大水的涌入,再通过时间的大浪淘沙,一切都是可以自我清洗的。

通过面对新思想的疯狂吸收,到囫囵吞枣一样的阅读和思考,再到时间长河的洗涤清理,八十年代大学生自有一种不一样的独特气质。再说,谁让历史给的时间那么局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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