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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舞、嘻哈与中国人的身体解放

 

    在讨论中中国有没有嘻哈文化中国人有没有嘻哈精神之前,先要问,中国人学会扭动身体了吗?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以捕捉中国人的表情而著名。相当长时间,类似《中国》的纪实影像里,中国人的身体多是僵硬木讷且色彩单调的。不用追溯得太远,如果你有十年前中国三四线以下城市或乡村娱乐经验,应该大致能想起来,即使最该放松的KTV和迪厅里,中国人也是相对拘束拘谨的。今天,这一情况因为广场舞大爷大妈的曼妙舞姿和杀马特青年的各种尬舞有所改观,但他们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自由到放飞,身体里像住进了怪物,让人怀疑是不是打开方式出了问题。

 

    身体——人类自我意识的碳水化合物承载体。身体的打开方式是每个人的自我与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映照。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人普遍对肢体的使用并不自如。拘谨和僵硬是身体不够解放的表现,但违和的尬舞、无视周遭环境的广场舞以及各类近乎癫狂的身体表现恰恰是身体没有彻底解放的另一个表现。有意思的是,拘谨、僵硬和癫狂尬舞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当一个人长时间尤其青少年成长期被环境压抑,他的身体也由此被规训,从而显得拘谨、僵硬,但一旦他的自我意识觉醒,而社会规训解封,他就会去寻找自我的宣泄,缺少日常训练的身体突兀地伸展,傲慢、自我、目空一切地独自漫舞,如同示威。

 

    社会学意义上,可以得到一个不严谨的推论:个人成长期在权力环境下被规训导致身体的压抑和羞于展现,导致社交场所和公共场所身体的拘谨僵硬,而在成长定型后,社会规训(如学校、家庭、单位)解封,身体得到解放,但由于身体没有得到过充分训练,不知道如何打开,且对身体寄予过多对抗性,从而会显得用力过猛。

 

    概括来说,中国人总体还不知道如何跟正在解放的身体打交道,尤其是处理身体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身体的解放要经过三个阶段,矇昧阶段、激进阶段、自如阶段。身体的真正解放其实不是尬舞,也不是不考虑环境没有形成文化的情绪和姿态式宣泄,而是得体、自然、自信的自我表达。目前中国人正处在从身体的蒙昧状态(拘谨僵硬)往身体的激进状态(尴尬违和)转变。注意,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所指的是中产及以下的基础人群。在对身体的灵活运用上,是存在阶层区隔的。中国上流社会的身体使用明显更加自如,大城市出生人群相比中小城市和农村出身人群身体使用也明显更自如。

 

    身体要从矇昧状态往自如状态转变,需要经过激进状态,因为激进说明个人意识觉醒,个人对身体的自由支配意识增强。正因此,我不主张对大妈广场舞和杀马特青年尬舞采取不宽容态度。相比中国的大爷大妈几十年前的身体禁锢状态,相比小镇青年压抑晦暗的青春,他们如今的打开方式虽然不够赏心悦目,但也就......随他去吧,现在开心就好。

 

    火了整个夏天的《中国有嘻哈》,大家只觉得这是一个音乐节目,其实所谓嘻哈的英文Hip-Hop中Hip是臀部的意思,Hop是单脚跳的意思,加在一起是摆臀跳动的意思,所以,Hip-Hop文化其实不只是一个音乐形式,而是包括身体形式(街舞、滑板之类)和语言形式(rap、DJ)以及视觉形式(衣服、造型、涂鸦)的整体文化系统。在中国人没有学会扭动身体(摆臀跳动)之前,谈太多嘻哈文化难道不显得过早一点了么?

 

    《中国有嘻哈》为什么火?我以为是中国人的身体解放尤其是庞大中底层将他们的身体和欲望主流化的一次出击。在社交媒体上,海量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底层年轻人成为主要追捧者,而他们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早就diss了主流文化。他们未必多了解狭义的嘻哈文化,但他们处于激进状态的身体、他们一直被主流挤兑的尬舞和口水low歌早就有了蠢蠢欲动的主流化冲动。

 

    所以,遍布今年夏天的“Be real”、“freestyle”、“diss”,与其说是嘻哈文化的突袭,不如说是中国庞大中底层意志觉醒和身体解放的“标语”和“宣言”。

 

    与此相比,媒体对《中国有嘻哈》的批评就显得有些酸腐,批评认为,《中国有嘻哈》舞台的rapper们根本不具备真正的嘻哈精神,他们的diss看上去更像是嫉妒、内讧、派系斗争等狭隘个人遭遇的发泄,而不是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当下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的批判,他们的freestyle看上去更像是自说自话的琐碎个人表达,而缺少更超然更悲悯的自由精神。

 

    如果对比西方以及日韩等成熟嘻哈文化的标准,这种批评没什么错。但在当下,这种批评过于苛刻。

 

    第一,中国人的身体解放和文艺解放远未完成,现如今的rapper们本来就是初期产物,他们达不到那种水准属于正常。他们有时会很显得low,他们的diss不少看上去就像自怨自艾,他们的词曲缺少格调和情怀,甚至很多歌词和舞蹈本身就是“尬”的,可是,一方面中国嘻哈就是这个水平,如何苛求?另一方面,大众对他们的反diss也会反过来促进他们的反省和进步。毕竟是嘻哈第一次大规模主流化出现,这次之后,中国嘻哈会有新发展也很难说。

 

    第二,中国中底层身体解放的激进状态和配套文艺的整体low水准的形成原因有超越音乐的各种因素,与经济发展不均、阶层分化和社会区隔、整体文化环境都有关系,归咎于他们无济于事。看不惯其实没问题,diss那些胡乱diss人的歌手也没什么,但把嘻哈精神缺少的锅扔给一帮rapper歌手,太重了。非得较真的话,难道中国就有多么纯正的摇滚精神、民谣精神、爵士精神或者流行文化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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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窦文涛

 

    以政治正确来说,其实没有比窦文涛更人精的了。锵锵三人行公认的最佳三人搭档,许子东,1954年人,上海出生,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有包括文革在内的内地经验,年龄也最大;窦文涛,1967年出生,河北人,职业生涯早期在广州,97年到香港任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香港土著,但早年在台湾成长,1970年人,文化人。你看,三人的身份、经验和领域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完美体现了二十年前设定的“两岸三地”的和谐格局?当初凤凰创始人刘长乐先生给节目取名时是费了心的,“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出自《左传》里的这句话,重点不在锵锵,而在“和鸣”。

 

    窦、许、梁三人的合作,倒真是堪称“和鸣”,琴瑟和谐,龙凤呈祥,好基友,一生走。这种格局固然有许、梁二人情商学识皆备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有赖窦文涛之调和把控。如果有锵锵五年以上观看经验的人,会明白许、梁的出现并非偶然,窦文涛在锵锵整体嘉宾格局的安排上是颇费心力的。在日常常请的嘉宾中,譬如马未都、查建英、李菁、何平、叶檀都是大陆背景,而两岸三地和国际友人的比例也安排得很是妥当,譬如马家辉(港)、竹幼婷(台)、孟广美(台)、加藤嘉一(日),而且窦文涛还有本事左中右、老壮幼通吃,陶杰来,宋晓军也是常客,王蒙是老朋友,新晋网红张召忠局座都能过来喝喝凉茶,锵锵的嘉宾看似随着谈论话题变化,也看似随意自由,其实背后是文涛乃至节目组的苦心经营。

 

    所以,人精的窦文涛才能让这档节目走了十九年。十五周年时,锵锵做过快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那时候,很多人还真是看哭了的。从前,很多观众都喜欢抱怨,这个锵锵怎么老是夜里11点半才开播,哪里等得到那么晚。凤凰对节目时间的安排可能有很多考虑,但如今回想,这个时间段的安排其实蛮对的。深夜11点半,是坚硬白天消融的时候,是人比较放松的时候,在凤凰总体比较硬的节目里,窦文涛的锵锵是柔软的相对自由的,它有点像深夜电台,哪怕聊的其实都是正经事儿,也容易让人对它产生情感依赖,以至于今天窦文涛的石家庄普通话一旦在其他场合出现,总让人恍然又到了夜晚,自由的放飞的发生过很多故事的夜晚。这是锵锵能够长久打动人的原因之一吧。

 

    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很多本科研究生论文都把锵锵和窦文涛作为案例研究。中国的常青节目很少,有自由倾向带有较强主持人意志的节目更少。或许白岩松的节目算常青的,但毕竟是两种性质。脱口秀里,《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的主要事业已经转向反转基因了,《鲁豫有约》也过气了,《财经郎眼》——这节目还在吗?如今的脱口秀最红的早就换成互联网媒体时代的红人,比如《罗辑思维》、《晓松奇谭》。从持续时间来看,锵锵已经像一个电视时代的活化石。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大到吓人,新闻或者电视行业变化跟着大也很正常,但其实私心里总还是祈盼我们能不能也出一个常青主持人,像李普曼的新闻专栏、华莱士的《60分钟》、奥普拉的脱口秀一样,持续几十年,追着它成一个传奇。

 

    当然,窦文涛和他的锵锵已经是一个传奇了。十九年,从来都是小众的锵锵居然一直这么在小众里红了下来,培养了一堆忠粉。比它红几十倍上百倍的节目,如今尸骨无存的有多少,如今不尴不尬的有多少,如今主持人换了一茬茬的有多少。1998年创立的锵锵,十九年时间,其实是凤凰命运乃至两岸三地关系变化的一个隐喻。刘长乐先生的“和鸣锵锵”是一个美好理想,当年有此理想的香港媒体也不只这一个。但“和鸣”至今,仍有声响的,也只有锵锵了吧。把凤凰主持人挨个拎出来看,能做到团结两岸三地各类文化人、媒体人、学者或者意见领袖的,还真只有看上去最不严肃、最嘻皮笑脸的文涛能做到。文涛自嘲自己是卖笑卖艺,说真的,梁文道、何亮亮、邱震海包括胡一虎其实都没有他那股把自己放低又能拉得起来的身段,于凤凰,于两岸三地的“和鸣”,窦文涛其实是个宝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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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听过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一开始,我是这么回答的,因为你听的道理都是今日头条、新世相、罗振宇告诉你的啊,再高档一点说,微信公号大V或者微博大V或者知乎大V告诉你的啊。

 

    听过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这其实是个古老问题,在不同的年代完全可以效仿以上回答方式,十年前,还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或许可以这么回答,哦,因为你听的道理都是《读者》、《知音》告诉你的啊,是周国平、林清玄、刘墉、卡耐基、于丹以及《狼图腾》、《厚黑学》、《货币战争》告诉你的啊。

 

    图一时口快而已,我知道这种刻薄其实毫无意义,就像你不能因为《平凡的世界》讲了一个扯淡的“屌丝兄弟奋斗逆袭”故事就否定年少时曾经被它激励过、感动过的事实,就像我也不能因为《读者》这煲中国鸡汤鼻祖就忘掉初高中时曾经订阅过近六年并且帮我完成无数作文任务的事实。

 

    内容创业、知识付费,过去五年里,热得快冒烟了,眼见着一批批知识网红出道,又一批批地由红变黑,乃至于如今吃相难看到令人瞠目,成功取代十几年前的那些流量杂志和流量作家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毒担当”。那些什么改变潮水方向的,放到历史长河里,听上去就像笑话。红转黑,香转臭,悉数近代史迄今,这个国度里上演过多少次了?

 

    今日头条挖了知乎三百大V,巨头布局知识平台、内容平台,明里暗里争夺。写手跟平台的关系,在“知识有价”的政治正确下,撕成一地鸡毛,斯文扫地。过去十年里,恐怕还是只有过气的陈彤让人怀念,而眼下的幸好也还有微信的张小龙和豆瓣的阿北勉强支撑,让知识人的内裤没有完全掉下来。

 

    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听过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我尝试回答一下。

 

    其一,大部分人听到的道理、看到的知识都被流量内容平台和知识网红把持,这种平台上提供的知识和道理当然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知识网红和知识付费平台都在告诉你,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现在是知识平权时代,信息获取成本降低,只要你想要的,我都有,而且听了我的,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无论他们如何巧舌如簧,相信我,他们两片嘴皮底下其实就只写着两个字,流量。

 

    不错,互联网的确实现了知识平权,任何人都随时可取弱水三千,但改变人生的牛逼思想和高深知识从来都是极高门槛。在庞大而森严的古典知识生产体系里,知识网红、流量作家以及大部分所谓内容平台提供的都是最浅表而缺少思辩力度以及经验证明的东西,很多东西不只是没营养,甚至有毒。指望这样的知识和道理过好一生生?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人类早就创造了获取知识的经典模式,那就是高校、学院和经典作家、思想家、学者的著作。每天睡前一分钟的罗辑思维,你就把互联网商业模式全部搞懂了么?每天半小时的吴晓波频道,你就形成敏锐的经济嗅觉了吗?花几百块以内的付费,你就能得到洞察现实的思维水平以及应对职场和生活的高超能力了么?

 

    其二,严格意义上说,就算是高深知识和深刻道理全部掌握,人类也从来没有因此就一定过好了这一生。过去几千年不会,未来也不会。

 

    一个人眼下的生活,是太多要素组成的事件集合,如果你还要拉得更长变成“一生”,那就更是太多因缘际会。我倒不是宣扬知识虚无主义,也不是说,一个人的先天条件和家庭背景决定一切,而是,抛开所有非个人决定的约束条件,知识或者道理本身对一个人形成的真实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认为,以下因素对一个人“过好这一生”的影响更大,那就是“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传统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地区文化和国别文化的长久影响,直觉是一个人的遵从身体的本能反应,而经验和常识按照字面意思就可理解。概而言之,用学院的话说,我是在倡导休谟和洛克意义上的经验主义。

 

    古典中国是一个偏向经验主义的国家,孔子学说很少宏大叙事,一旦沦落到程朱式的理论体系,儒家反倒陷入困境。现代中国,经验主义反倒一直被打倒。这里不展开,但对普通人来说,假如“过好这一生”的标准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量化,而是一个人每天的真实幸福值的叠加,那么,一个更依靠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而活的人可能会相比其他人更能“过好这一生”。

 

    原因也不难理解,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是几千年下来沉淀在人的基因里的知识,它们成为一个人的行动遵循往往比所谓的新知识,新道理更靠谱,更何况,如今的新知识、新道理有相当多都是被营销、公关和萱萱把控,他们并不在乎你过得好不好,只在乎他们的话术能不能让你点击、转发或者掏钱购买。

 

    信息时代会让人们更容易“过好这一生”吗?很难说。对于那些缺少知识体系,没有思想能力的人来说,有可能,他们这一生更难过了。如果没有那些推送给他们的图片、文字和视频,他们可能还能依靠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活得好好的,但假如那些烂知识、烂道理入了心呢?

 

    我做媒体不少年,如今每天看的资料和各类文章平均下来也不下十万字,就算这样,也经常被各种套路。这个庞大的信息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充斥着各种故事、套路、话术和“局”的时代。我经常需要花费很多力气去辨别很多事情,更何况那些大量几乎不从事我这类职业的人?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如今,或许尽信知识网红、内容平台,不如没有知识网红和内容平台。

 

    其三,从高一点的视角看,造成当下鱼龙混杂的原因是,我们可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市场”,却没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知识和思想是两回事。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是知识,但以此为基础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却是思想。东北衰落的现状是知识,但林毅夫提出的东北报告却是思想,反击林毅夫的人的文章也是思想。

 

    经济学家科斯和张维迎都说过,中国当下可能最需要解放的市场是思想市场。自由的思想市场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各种观点的针锋相对,意味着对眼下怪现状的批判以及批判后形成的共识。现在是,大家都可以讲知识,但无人提出思想。无论左中右,严肃知识界似乎集体陷入了沉默。官方学者、经院学者、资深媒体人、作家,言论活跃度下降得厉害,几乎已经没有了自由的严肃思想市场。

 

    没有由严肃知识分子参与的自由的思想市场,知识市场的庸俗化和功利化就是必然的,它们缺少批判,缺少制衡,以至于如今各种伪知识网红充大拿,伪内容平台充优质媒体。或许一个人无论听多少道理,学多少知识,这一生都没法彻底过好,但假如思想市场能够解放,大家过不好的概率还是要降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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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随便踩,许知远骂不得

 

    拿萨义德的一句“知识分子就是公开提出令人窘迫问题的人”就想把许知远先生的一堆毛病豁免,这套路,本身就很许知远。

 

    假如许知远算是知识分子的话,我只能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太低了。“质疑时代、对抗正统和教条、不唱颂歌不跪舔、怀疑一切、无惧公共讨论”,没错,这些品质都很好,但它只是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是什么,简单说,他的著作、文章或言论达到了知识界公认的某个水准。一个学者、媒体人或者作家,如果他的著作或文章达到公认水准,就可以称他为知识分子,假如在此之外他还能不功利地参与公共讨论,还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发言姿态,那当然更加分。但是反过来,假如一个人只有姿态,为了对抗而对抗,为了质疑而质疑,或者始终对抗质疑不到点子上,而它的著作和文章又在水准之外,那他不但不能被称作知识分子,被人骂也就很正常了。

 

    急着给许知远先生辩护的各路人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其实说起来比许知远先生的节目更尴尬,那就是,许知远的书和文章,再如何给他面子,充其量就是个二流水平吧。摆在流行作家或者专栏作家行列里,也许十年前还有文本的特色,在今天,他甚至都算不上第一流专栏作家。

 

    因为他是许知远,他是一个敏感多疑的公知,所以,他的不合时宜,他近乎自恋和偏执的“尬聊”,就是可以被原谅,甚至,应该是被鼓励的,因为我们时代太不缺马东这样的圆滑人物,恰恰需要许知远这样让人尴尬的人。这种辩护逻辑,暴露了本国朋友圈辩论大赛常见的没逻辑。对读者或者观众来说,没有人有义务包容一个跟不上趟的主持人。顺便说一句,很多人惊叹中国人甚至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的没逻辑,其实中国人聪明得很,哪里会没逻辑,你看到的没逻辑只是故意没逻辑,要站队,要考虑人情世故,或者要顺便为自己辩护,就跟本国大学常见的辩论赛一样,所谓逻辑,先看你站在哪一边。

 

    其实吧,对很多知识分子,我们还是会宽容的。比如,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嫖妓,张五常先生据说在广东嫖妓,大家觉得,名士风流,原谅他咯,但是你换薛蛮子、黄海波或者王全安试试?为啥,因为人家陈独秀和张五常的文章牛啊,牛到有一些怪癖我们都觉得可爱。鲁迅刻薄,周作人附逆,郁达夫暴燥,胡兰成滥情,奈保尔家暴,萨特搞女学生,海德格尔拿纳粹钱,谁都有些毛病,可是,人们多数也是选择宽容的。这样说有些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许知远先生的成就还远远未到让人可以忽视他的一些毛病的程度,他的著作、文章达到的水平和他在公共场域里的姿态并不相符。

 

    关于许知远式的“对抗和质疑”,多说两句:

 

    其一,对抗和质疑一定要放在公共镜头之下么?我在陈寅恪、费孝通、田余庆、高华、瞿同祖等等太多先生的著作下都看到了对抗和质疑,他们产生的影响也更长远,但老先生们几乎都是寂寞生前身后。而那些公共镜头下的很多所谓对抗和质疑往往太过肤浅和偏狭,以至于让人生疑。我总觉得,许知远式的对抗和质疑要么是种表演,要么已经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病。

 

    其二,就算在公共场域的对抗和质疑,也得分场合,质疑者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同时,质疑难道一定得是拧巴着来么,完全可以是一种圆润的方式啊。胡适始终是他的时代的批判者和质疑者,但人家也一贯春风和煦、不疾不徐,起码不会尬聊吧。陈丹青可以算是本时代最敢言的了,被他刻薄的人估计都想掐死他,可人家公共场合的起承转合都很得体,发表意见的领域也都是有底气有发言权的,嬉笑怒骂,分寸恰当。

 

    方韩大战时,我批评过韩寒,如今批评许知远还是基于同样的逻辑。许知远和韩寒一样,最大的问题是太过浮夸,没有“老实头”的精神。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把自己定位或者大众把你推到了“公知”的位置上,那么就请你老老实实去做点学问,多读点书,仔细研究,发表符合这个身份的著作、文章或言论。我们藏丕人物的基本出发应该是一个人在它的领域付出的努力和达到的成就,而不是他的姿态以及他有多少粉丝。相比许知远还保留的一些木讷,韩寒其实更鸡贼,他的文章比许知远更差,但他拿到了比许知远更多的好处。

 

    所以,我一直觉得郭敬明怪不容易的。郭敬明从没有说我是一个公知,他也很少轻狂地发表公共意见。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青春小说作家和一个文化商人。这是很诚实的态度,不篡越自己的身份,也不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说自己不了解的话,而郭敬明在自己的领域,其实相当勤奋和努力。试想一下,假如郭敬明也时不时发表一些公知言论,是不是今天在舆论场上的友军就多很多了呢。抛开价值评判,我恰恰觉得,郭敬明这样的人恐怕更靠谱。但是如你所见,郭敬明随便踩,许知远骂不得,嗯,这就是本国公知界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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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捞要赞,但也要警惕“公关文化”泛滥

 

    海底捞事情一出,本国市场营销类、公关品牌类流量公号和机场快消书作者们又找到可以大写特写的危机公关案例,大学市场营销系的老师们也可以给学生们眉飞色舞地讲个几年,而在各大公司内部,相信将会有无数个老板指着手下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蠢货,公司一出事儿,全部我背锅,你们怎么就不能学一学人家海底捞公关呢?

 

    海底捞在调查记者发出证据确凿的卧底调查稿子之后三小时内即发出一篇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公关声明,不掩盖、不文过、不狡辩,态度诚恳,整改迅速。与海底捞这次被媒体曝光的问题的负面程度相比,这篇公关声明甚至显得过于冗长。相比较国内绝大部分公司常见的层出不穷的推诿卸责、死不认账,海底捞由此赢得广泛赞誉合情合理。

 

    但这种赞誉到了后面开始发生变化。人民群众一开始的反应是朴素的感情,无非,哇塞,没见过这么有个性的企业,跟那些平常遇到的不要脸的企业差太远了,点赞点赞。当朴素的赞美汇聚成舆论造成一次影响力很大的公共传播之后,各种企业人员、公关从业人员开始进行二次解读,如果说“诚恳的道歉是最好的公关”还能保持政治正确,那么,“海底捞的公关声明是一次成功的市场营销,给海底捞带来的品牌价值超过1个亿”、“海底捞的公关太精明太厉害,他们就是把准了消费者的心理,这是一种心理营销”、“杜蕾斯之后,海底捞式危机公关的几个要点”就愈发趋于功利化了。

 

    中国当代市场化企业发展至今,如果说要挑毛病的话,那么,“公关文化”盖过“产品文化”或者说是市场营销思维远远强过追求质量和技术创新的产品思维必居其中之一。从早期的保健品到后来的快消品以及各种概念性产品,无不是概念大过实质,有一些产品如脑白金之类甚至完全靠广告和营销开路,而这些案例一度成为经典案例上了各种市场营销教科书和高校讲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企业界浮躁氛围的滥觞之一。而最近十年,又兴起一种公关文化,很多公司甚至出现公关强势过产品部门的现象,企业一方面利用公关怀柔媒体(尤其是新兴自媒体)删除负面稿件、消灭负面言论,另一方面强调公关是最好的营销,打着公关(如慈善、公益、环保)的旗帜行绑架营销之实。

 

    在这个大众传播时代,企业都重视所谓品牌形象,体量稍稍大一点的企业,公关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同很多人所分析,海底捞之所以能够克服危机不止靠它一纸声明,还在于其长期塑造的品牌形象。这种良好形象当然跟它的公关策略有关,但要注意的是,海底捞的品牌之所以立得起来根本上仍然因为其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甩了绝大多数饮食企业几条街。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无论在哪个时代,在企业发展的几个要素中,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服务)仍然是核心发展要素,用公关文化或者营销思维主导公司,无异于缘木求鱼。

 

    海底捞是要赞的,但我们也要防止把海底捞的公关庸俗化,把对海底捞成功经验的总结功利化。公关要重视,但“公关文化”泛滥对国家社会绝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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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集体用地入市的,既不懂农村也不懂地产

  

    8月28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减少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当天就开启了房地产流量公号界的狂欢,标题都是类似《超级震撼,这一政策将彻底改变中国楼市格局》。流量公号蹭热点、夸大其词我还能理解,不太能理解的是昨天晚上《财经》和今天早上《财新》的两篇评论。

 

    《财新》的这篇叫做《集体土地建租赁房,解开房地产“死结”关键一步》(见《财新网》)。这个标题就有误,国家决策并不是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而是“集体建设用地”。当然,《财新》文章虽然对集体土地制度理解不够透彻,对该举措过于乐观,但总体分析不算离谱,而《财经》的这篇《楼市最大杀招来了,2到3折的房子将面世》则是彻底的糊弄读者,逻辑混乱,错误百出,不值一驳。 

 

    怎么评估这一新政策?我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这一政策的关键词还是“租”,这跟7月份的一系列以“租”为核心的系列楼市政策还是一个套装的。

 

    第二、区别是,7月份的系列政策是针对城市,而8月末的这一政策针对的是农村,或者说前者是针对国有土地基础上的城市住房市场,而后者是针对集体土地基础上的城中村和城郊农村住房市场。

 

    第三,我认为,7月份的系列政策,包括7月20日住建部会同多个部委发布的《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并将广州、南京、深圳等12个城市设为首批住房租赁试点,其取得成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8月28号的这一政策,夸大这一政策效果的,如《财新》认为传统楼市的供地制度由此撕开一个口子,集体土地由此进入土地供应市场,如《财经》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不用经过国家征地环节,直接进入了市场”,“政府向社会大规模转让土地红利”,怎么说呢,要么就是不懂农村,要么就是不懂地产。

 

    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城乡二元,所谓城乡二元绝不只是体现在户籍、社会保障上,最根本的在于农村的基本土地制度。总体来说,城市是国有土地,农村是集体土地,两种土地在土地权利方面有很大不同,构成了城乡二元格局的基础,此处不展开。要注意的是,集体土地又区分为三种,农用地(包括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利用地,以农田为主)、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国土部和住建部所说的不是农用地,也不是未利用地,而是集体土地中的集体建设用地。熟悉一点农村土地改革历史和现状的都知道,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土地基本制度没有太大变化,但农村土地制度大改的呼声已经有二三十年,代表性的就是私有化。由于此举牵涉太广,决策层实际上是以保守型为主,但为平衡各派声音和利益,也经常搞一些土地改革试点。由于农用地的敏感性(十八亿亩土地红线),各方面的打算其实都是围着集体建设用地转。

 

    集体土地——广大农村的土地,听上去很多,但是,集体建设用地其实非常少。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总量也不过16.5万平方公里,跟广袤的集体土地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而集体建设用地其实又包括两种性质,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这16.5万平方公里中,宅基地又占了70%以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是村委会、村办企业用地只有10%。

 

    第一、这16.5万平方公里的集体建设用地中,绝大部分都是跟城市楼市半杆子关系打不着的,真正有关系的其实就是大中城市郊区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其实就是那些城中村或郊区农村。这部分的土地占比不超过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的5%。而这些土地在过去二十年的楼市狂飙运动中,很多早就已经被国家征收成了国有土地了。从存量的角度来说,这部分土地非常之少,对中国楼市的影响能有多大?

 

    第二、更何况,敲黑板划重点,人家国土部和住建部说的很明确啊:“集体租赁住房出租,不得以租代售,承租的集体租赁住房,不得转租”。换句话说,这城中村和城郊的土地哪里叫什么入市,只能用来租赁,产权仍然是集体的。请问,这跟在北京的宋庄农民房租个房子和在广州的石牌、沥滘城中村租房有什么区别?小产权房(就是城中村农民房)本来就一直是可以租的,只是买卖在法律上不合法而已。换句话说,这个政策现实中早就在实行,只不过那些农民房不是集体统筹建设、统筹管理的,而是农民自己建自己管理收租的,请问这算哪门子重磅政策?

 

    第三,方案中提到的“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大白话就是,你们那些小产权房都是农民自建的,太脏乱差,各种隐患特别多,现在赋予你们村镇集体一定权利,可以自己开发运营了。这一政策在很多地方,比如广州在三旧改造中早就践行了,广州的猎德村、潭村,都是村集体组织开发商建房,改造后由村委管理出租的。这个政策无非就是将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总结一下并文件化、正式化就是了,算是什么“大招”?。

 

    第四、这一政策倒是有可能加大村镇官员的权力,给他们提供了寻租可能性。在农村制度下,村委会拥有的经济权利主要就在于处置土地。如果城中村和城郊村的村官们利用这一政策的空子钻营,本就存在的城中村村官与农民的内部矛盾又会继续扩大,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地方的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已经见过多次了。

 

    总而言之,农村土地制度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集体土地向市场供给。土地要向市场供给,核心措施是要解决产权问题,土地是真正可以交易,而不是只是上面盖个房子用来出租,而产权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的命根子,在目前中国国情下,发生颠覆性改革,可能性非常小。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隔靴搔痒的政策甚至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提出的指导意见都还差得远。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你看,这里提到的至少还有“出让”,而眼下的政策,也还只停留在租赁阶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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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新闻系都死哪去了

 

 

    难道现在不是科班新闻系同学最该出手拯救时代的时候吗?

 

    自从三个月前,我为了找一些材料在百度上搜索许晴小姐八卦之后,我的手机百度的打开页面下方就永远是许晴小姐的长腿、黑丝和撩人眼神。只是因为万恶的大数据算法推荐吗?亲测证明,能够把许小姐换掉的方法只能是搜索杨幂、王鸥或者angelababy,否则,我搜索过那么多次各种历史人物或者经济学家,为什么封面霸权仍在当红一线女星(男星)手里?

 

    科班新闻系都死哪去了

 

    我断定,大数据算法推荐一定是一个阴谋。假如,人工智能替代流水线工人还可以探讨,强东哥的“机器人生产一切,正常人全部进入共产主义”尚有类似不识奶茶美的傻白甜,那么,大数据算法推荐绝壁是一种行业羞辱——对新闻传播系的集体羞辱。本国只会鼓动高中生千万别报考新闻系的前新闻系科班们,难道不是最该组团抗议吗?今日头条和百度们的流量每增加一分,就在你们脸上打一巴掌。

 

    在本国当下环境下,假如科班新闻系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议程设置,起码也应该是守护底线,假如没有进击的勇气,起码也应葆有批判的自觉。本人读书时,蹭过两年新闻系的课堂,工作后也去过一些高校新闻系做过讲座。最基本的印象是,正如很多新闻系师长前辈所言,新闻是实践性极强的学问,而书本课堂理论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实践的技术指导,还不如说是为实践做务虚的准备,换句话说,新闻系的价值之本源在于传播伦理和新闻理想的树立,而非技术的训练。伦理为纲,技术为目,纲举才能目张。若概而言之,所谓大学,大部分学科之本义也同样如此,非独新闻传播系一家专属,但新闻传播系又的确相对更特殊。

 

    我的确没见过哪个行业像广义媒体这样堕落到它的经院师生们对此处于完全无可奈何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状态。我丝毫不觉得马克思主义在臭氧监测中的应用或者在炼钢过程中的指导会比那些蹭这一热点的乱七八糟公号文更荒诞反讽。人家臭氧检测、大气物理或者杂交水稻专家发论文蹭马列跟自媒体蹭热点蹭情色暴力谁更道德优越?完成政治任务跟“我们把一箱硬币放在XX城市,供路人取用,结果出人意料……”或者“XXX万XX人假装在生活”的下三滥营销号相比谁是五十步谁是百步?人家做了还未必敢声张,以营销稿、流量稿、抄袭稿为生的自媒体、新媒体还要到处讲“几招教你轻松打造十万+”、“我是如何在一个月内疯狂吸粉二十万”呢。

 

     科班新闻系都死哪去了

    (八月初,这厢硬币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城市)

 

    在人格统一这件事情上,中国人向来都难以自律,但分裂得快成一字马的恐怕还要数新闻传播系的毕业生们。不用说新闻史了,就是西方传播学的经典书籍,只要稍稍读过一些的,如今还要去做营销号或者挣扎在有变态KPI考核要求的新媒体的新闻传播系毕业生们,不知道会不会在午夜徘徊时,心疼得抱起自己——假如他们在校时曾经为施拉姆,为麦克卢汉,为李普曼们的伟大著作激动过的话。当然,也不排除本国向来多奇才,传播学的批判反倒成了他们掌控话术操纵大众传播心理的理论来源。我就曾经听说,某个著名流量新媒体总编最为得意并自认逼格最高的事情就是把勒庞的《乌合之众》中的几段名言作为格言送给他的小编并要求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全面落实:

 

    “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更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要感动群众,就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

 

    ——真是人才啊,不过他的网站和微信公号也的确都做得风生水起,我能说什么?

 

    你看,新闻传播系是多么尴尬的学科。假如它的学生们是按照它的理论指引走下去,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或者变成终身异类,假如它的学生们朝着它的理论指引的相反方向走下去,那么请问为什么要设立这一学科,那些经典书目又何必年年列在考试名单上?如此形势下,难怪国内新闻传播系的技术主义抬头,学院主义势衰。

 

    在人文社会学科里,或许也有学院书本和实际工作脱节乃至背离的,正如学着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却干着凯恩斯乃至计划经济的,学着孟德斯鸠、霍姆斯却干着敏感词的,学着孔孟、程朱却干着敏感词的,但经济、金融、法学乃至政治领域,一般中等以上层才有明显分裂感,中等以下层都是技术操作层,并无明显感觉,而可怜的新闻传播系,哪怕一颗螺丝钉也是分裂的,而且分裂得最厉害,毕竟螺丝钉的时候人脸皮最薄。

 

    饶是如此,我还是止不住地诧异。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有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在校新闻系本科生23万人,加上硕士生和博士生,在校新闻系学生约30万人。以1978年入学计算,近四十年来,中国各类高校新闻系科班毕业出去的学生总数起码在500万以上。几百万科班新闻系学生们到底都去了哪里?他们看不到如今的大众传播几乎处在全面沦陷边缘吗?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我看不到行业性的抵制,看不到学院或者行业意见领袖的批判和反思,反而只有其他学科的甚至冯唐这样的人出来说几句。原本应担负行业批判责任的新闻院系教授博导们呢,近几年,我看到的似乎也以站台为主,最多也只是说些不痛不痒的门面话,开些不咸不淡的行业会。一个学科和行业集体沦落至此,也无怪乎只能靠朋友圈转发“十大谨慎报考专业,新闻系居首”之类的段子刷刷存在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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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中国楼市多年的市场放任主义正在被终结

 

    在过去两三个月内,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新闻加起来有一箩筐。总体来看,我总结为,统治中国楼市多年的市场放任主义正在被终结。

 

    一、放任主义:开发商寡头化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在相当部分时间,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宏观经济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眼中市场化最为彻底的主要经济领域之一。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在准入门槛上,对民营资本几无限制。不仅没有限制,早期朱镕基政府主导房改时,还在税收等政策上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而且在2010年左右,国家专门出台政策,限制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限制住);

 

    其二,在土地一级市场以下,政府实行放任主义。2016年之前,无论出台多少调控政策,政府在需求端所做的都只是堵,而不是疏。在招拍挂之后进入市场的房子,政府除了在交易环节的税收部分有一些调控,总体没有严厉的措施(比如房产税)。而所谓各种公租房、廉租房等政府控制的本用来“疏”的政策,却多数停留于表面文章,未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实质影响。

 

    严格意义来讲,过度市场化的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是中国楼市,中国土地市场并不市场化,甚至是高度垄断。正是土地一级市场的高度垄断和土地财政的存在,导致土地二级市场,以及后面的所有链条先天就有放任基因。有趣的是,在楼市上的自由放任并没有带来充分的市场竞争,相反,中国楼市同样形成了垄断,虽然是寡头民营企业的垄断,但是,民营企业并不因为产权是民营的就天然拒绝垄断,寡头化的开发商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是过去十年中国楼市激进市场化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土地一级市场的国家垄断,因此,将中国楼市多年沉疴完全归咎于后者的过度市场化,也并不完全公允。但问题在于,从价值评判的角度来说,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租金毕竟最后成了土地财政,虽然某些官员中饱私囊,大部分还是成了地方财政。但开发商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导致的寡头化和过度市场化的确对中国社会分化和实体经济恶化造成了困扰。

 

    二、“租”与“共有产权房”:改革是一连串事件

 

    在过去两个月,中国楼市政策界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事件,显示出跟过去十年楼市调控完全不同的特征和力度。

 

    这一连串密集政策,核心关键词就两个,“租”和“共有产权房”。

 

    先说“租”,其关联核心词为“只租不售”、“租售同权”或“租房即可落户”。

 

    7月初,上海市政府出让两快住宅用地,明令未来将只租不售,同时,公布《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未来五年上海新增住房将以租赁住房为主。

 

    7月中,广州市政府公布《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提出“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

 

    7月20日,国家住建部会同数个中央部委发布《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并将广州、深圳、南京等12个城市设为首批住房租赁试点。

 

    7月28日,江苏无锡宣布租赁住宅落户新政策,取消年龄限制、学历限制、投资限制,无论是谁,只要符合租赁住房要求,缴足一定社保就可落户。类似的政策近日也在郑州、济南等地出现。

 

    很明显,这一系列关于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是有规划、有步骤推进的,既有自上而下的国家宏观政策定调,又有起于重要一线城市的地方政策破冰。而地方对中央和一线城市的呼应也来得很快。

 

    进入八月,楼市重磅政策仍没有停歇。这次的关键词是“共有产权房”,而实施地是在此前“租”系列政策中没有露面的北京。北京楼市不仅没有被豁免,其政策来得更有冲击力。8月3日,北京市住建委毫无征兆地发布了《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8月14日,北京市住建委就宣布,共有产权房可入户、入学,也就是说,共有产权房和一般商品房同权。

 

    无论是“租”系列政策还是“共有产权房”,舆论和媒体的第一反应无论多么夸大,多数指向其经济属性,即房价即将大幅降低、楼市格局巨变之类云云。但在我看来,这两套组合拳都同时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指向房子的经济属性,目标是改变现有地产经济格局;一种则指向房子的社会属性,即公民的个人权利,目标是打破正在瓦解但仍然存在差距的城乡二元格局和阶层固化痼疾。

 

    在我看来,这两种属性,更根本的还是社会属性,即使要给大城市房价降温这个诉求,也隐含了为底层谋福利的社会诉求。

 

    “租”系列政策的精髓是,一方面从供给侧出发,大幅减少商品房住宅用地供给,增加租赁住房用地供给,并且要建立国企主导的城市租赁交易平台;另一方面,要逐步实现租房者的同等市民权,主要是教育权、医疗权和基本社会保障。

 

    共有产权房的精髓是,这种房子比同等商品房价格低,而且可以低首付,但要与政府共享产权,并接受政府托管平台的审核和监督。

 

    假如说“租”系列政策针对的是城市底层,共有产权房政策则是针对城市夹心层,即有一定实力但又无法承受高房价的准中产。这两个政策针对的人群不同。

 

    单凭这两套政策,要在短期内改变楼市基本面,包括降房价之类,可能性不大,毕竟,市场增量低,其影响面主要也只是没钱的中底层。但这两套政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社会意图很明显,就是在为底层或准中产在大城市的安身立命服务。

 

    北京市住建委明确规定,提供给非京户口人群的共有产权房不少于三成,虽然房子不跟北京户口直接挂钩,但根据北京积分入户制度,这对外地人接近北京户口是一个利好,更何况,它起码附带了基本的教育权和医疗权。而在租赁住房的试点城市,推进租购同权恐怕仍然停留在纸面,但未来未必不会有更为具体强硬的配套政策。

 

    三、原教旨主义终结,中国楼市进入兼顾社会发展的政策主导时代

 

    如果仔细研究“租”系列政策和共有产权房政策的细则,你会发现,政策制定者对楼市政策社会效应的把握越来越精细化。这两套政策旨在照顾中底层,但是,在具体政策细则上,又明显有所区别。换句话说,政府并不是在搞平均主义,对城市新进入的人,政府固然在抢,但也通过激励政策如积分政策、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政策,一是寻找合适的人,二是让不同的人拿到不同的机会平等。

 

    在这两套系列政策后面,我们会发现很多新力量,比如,共有产权房里的政府托管机构,也就是保障性住房专业运营机构,比如租赁住房试点城市,要求由国企拿租赁住宅用地,而租赁交易平台要由国企主导。

 

没错,政府托管、国企等字眼正成为大城市新的楼市市场主体。过去几年里,弱势的保障房托管机构可能会越来越强势,而国企进入楼市的政治不正确也被名正言顺打破。

 

    总得来说,中国楼市政策在过去几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放任主义被终结,市场原教旨力量遭受重挫,中国楼市进入兼顾社会发展的政策主导时代。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或者回到住房本身的属性来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住房是完全放任的。这是因为住房不仅有居住功能,还附加了教育、医疗等等公民权利。在过去十几年,统治中国楼市的放任主义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风险,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太多社会问题。

 

    在我看来,楼市放任主义的终结有可能是中国未来其他宏观政策基本面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几十年改革过程中,我国的社会政策水平是比较低的,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符。最典型的就是城乡二元、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从经济政策的放任主义到某种程度的偏向社会民主主义,似已成大势所趋。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什么政策,能否达到效果,取决于政令是否通畅以及是否执行到位。共有产权房不是今天才有,早就在全国有试点,租赁住房包括各种保障房政策也不是今天才有,但如今为什么能够推进如此迅速?这恐怕又与政治环境变化有关。新加坡著名的组屋制度推行数十年,才获得今天这样人人称赞的结果。中国楼市的改革,好不容易来了,务必得持久深入推行到位,否则,所有愿景仍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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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产权房打开社会流动新通道

 

    楼市重磅政策一个接一个,如果说,七月份的一连串政策的核心词是“租”,那么,八月份的关键词就是“共有产权房”。2017年8月3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并公开征求意见。8月14日,北京市住建委宣布,共有产权房可落户、入学,也就是说,共有产权房和一般商品房同权。

 

    我在8月3日南方周末方舟评论《租,或可改变中国经济社会格局》文章里分析过,无论是只租不售,还是租售同权,还是租房即可落户,这一系列以“租”为核心的政策实际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指向房子的经济属性,目标是改变现有地产经济格局;一种则指向房子的附带社会属性,即公民的个人权利,目标是打破正在瓦解但仍然存在差距的城乡二元格局。

 

    虽然政策的适用人群和适用城市不太相同,但共有产权房政策的本质同样是双重目的,既有经济层面,也有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很明显,相当部分低于市场均价的共有产权房将投入市场,必然会改变北京楼市整体供需曲线,直指原有楼市模式;社会层面,北京住建委承诺,共有产权房与一般商品房完全同权,也就是说,相当部分买不起商品房但手头又有点余钱的所谓夹心层将有可能凭此享同等的教育和医疗公共资源。此外,虽然共有产权房主要提供给无房的北京市民入户,但仍然规定有至少三成的共有产权房留给外地人。根据北京的积分入户制度,这对外地人接近北京户口是一个利好。

 

    从实际操作的难度系数来看,共有产权房比“租”系列政策的社会性更强于经济性。毕竟,共有产权房与商品房同权,显然比“租购同权”更现实,更靠谱。很多人质疑说,这个政策干嘛要先在北京搞,北京的新增住宅用地本来就少,这个政策会有空间么?我倒认为,这一政策从北京开始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一者,你看,北京楼市利益格局这么水深,偏偏就从北京开始,其他各地焉敢不跟进,二者,北京户口含金量,以及所谓学区、医疗等资源含金量应该全国几无匹敌,但是,偏就要在北京先打开一个新口子,这是打破社会流动固化的重要一招,北京如此做,对全国自然是巨大示范效应。

 

    共有产权住房在北京的投放量也许最终不会有多少,不至于动摇北京的基本楼市格局,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打开了社会流动的新通道。地球人都知道,一个外地人到北京打拼,到最终成为一个享有完全市民权利的北京人,是一个多么漫长艰难的过程。买房的门槛极高,更何况买房和落户也不是绑定关系,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社会保障的非均等化造成了所谓的阶层固化。北京市住建委在《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里明确规定:满足在本区工作的非本市户籍家庭住房需求的房源应不少于30%。也就是说,起码三成的共有产权房要给外地人,给流动人口。北京,向在这座城市作贡献的外地人释放出了善意。

 

    在具体操作上,即将在全国12个城市试点的住房租赁体系和共有产权房同样有共同点。租赁住房将引入国企和国企控制的租赁交易平台,而共有产权房将引入代持机构,即保障性住房专业运营管理机构。这意味着,在向来号称纯粹市场化的中国楼市,政府正在介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意味着房地产的原教旨市场理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一种新的楼市控制模式即将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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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治国

 

    湖北警方今天确认湖南某职业学院大二女生误入传销组织死亡案件。这是过去不到一个月内,继天津李文星、张超之后,第三起大学生进入传销组织且非正常死亡的案件。

 

    不用职业新闻人,就是对时政新闻关注比较多的普通人都能看出来,本国的舆论有点儿像驴拉屎,一阵阵儿的。传销组织风行本国有多少年了。天津作为北方传销大本营和南方传销大本营的两广交界,有这名声,盘桓经营了何止于十年。大学生进入传销组织难道是这个月才出现么?进入传销组织的大学生死亡难道就只有这个月才有么?

 

    魏则西事件爆发时,有心者无妨去查查那几个月中国媒体的调查报道,几乎遍地都是莆田系医院的负面,各种其他魏则西也出现了不少。可是,莆田系的问题难道只有这个把月才有么?魏则西的案例,每年中国一抓一大把吧。再回过头看,魏则西事件过去也有快一年半了。你再去翻翻如今的报纸网站,可还有莆田系的负面?

 

    鄙人早年入行时,中国新闻界流行报道矿难,那几年山西煤矿还在浙江民营老板手里,矿难新闻成串成串地来。如今呢,你再在媒体上翻大规模矿难新闻,难找了,偶尔出个矿难新闻,大家也不大提得起兴趣。

 

    新闻治国是本国特色。温州动车事故直接干掉铁道一串人。完全管不过来的山西,不仅矿难多,煤老板还整天事儿逼,一会儿进京迎娶朝阳名媛,一会儿数十辆玛莎拉蒂团购。咋整?小型煤矿干脆全部关闭,中大型煤矿全部收归国有。魏则西事件后,跟莆田系攀上半点关系的,全部风声鹤唳。百度在BAT竞争中变成今天这个不尴不尬的怂样,跟魏则西事件不能说没有关系。

 

    新闻成串地来,当然有合理性。比如某些问题在某一阶段成片爆发。不过,新闻界也常常势利得很。地震新闻是新闻界集体假高潮的高发地,这大概是汶川地震搞出来的事儿。当年的汶川地震成就了多少所谓名记,多少年后还躺在那点儿报道上吃名声呢。所以,如今一旦哪里有个七级以上的地震,平常蔫不啦叽的记者们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九寨沟的伤亡和损失,恐怕还比不上几个大型车祸加起来吧。单单陕西近日一个隧道撞车就死36伤13,而且很明显重大责任事故,记者们的积极性总归是赶不上地震滴。

 

    新闻教科书上每一页都写满了“新闻伦理”,本国新闻界的每一个现场却都写满了怪现状。该关注的没人关注,一旦某个事儿火了,一窝蜂地关注。还是得感谢一些仍有坚持的自媒体,李文星也好,魏则西也好,都是自媒体曝出来的,倒不是写得多好,而是,毕竟撕开了贵国一些黑暗领域的口子,有些传统媒体倒也还识趣,起码跟在后面报道,有的呢,直接跳过,懒得理你。

 

    传统媒体的所谓议程设置,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对社会各领域新问题新现象的判断,进入伦理全无的大一统时代。所谓媒体治国,大概是这样的,新媒体自媒体供料,传统媒体看眼色行事,民怨沸腾,高层出手,像歼灭战一样,集中整治,一个社会问题由此进入国家治理程序。然后,类似新闻就再也没有了,仿佛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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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将军的斜杠奔袭:评陈俨小说《大奔袭》

 

    陈俨将军的小说集《大奔袭》2016年8月份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初版时,我与将军刚刚相识。2016年8月27日那天,将军这本书在广州发布时,我主持了现场的分享仪式。仪式结束后,将军在赠我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下:“迅垚老师雅正”,我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接受了,而后居然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有机会想给这本书写篇东西。

 

    那个8月的末尾,我迎来送往了一堆学界业界的大咖,但奇怪的是,只跟将军一人几天混在一起。我一个广州地主,还很不要脸地一直蹭他的吃喝,见了他各种朋友。等将军回去后,联系一直未断。今年他到广州,我们又聚,一顿吃喝后聊到深夜。一年里,越了解将军,我越觉得当初的允诺很冒失。

 

    如果单纯从书评或者文学批评的角度切入,我未必不能很快写一篇小文。但接触他多次之后,反倒越难下笔,而且,我慢慢觉得评价《大奔袭》这部小说集和将军这个人分不开,书的魅力和人的魅力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单纯评论书会显得单薄。

 

    文学史上,作家和作品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甚至可以是分裂的。莫言说,他在小说里的勇敢恰恰是因为他现实中一点都不勇敢。职业作家,我也相处过一些,不少作家经常让我觉得,他的文和他的人无法统一。我宁可只看他的文,不大想认识这个人。然而,若见过陈将军其人,若有机会与他相处一段,便知道,这本书就像是将军本人的二维版本,看小说时常常就像听他站在你面前跟你讲话一样,甚至,会不自觉地浮现他本人说话的样子、腔调。这是非常奇特的体验。我尝试从三个方面写写我的粗浅感受。

 

    一、小说是表、散文是里

 

    读《大奔袭》时,我经常想到汪曾祺。要说文字功夫,建国后出生,长于红旗下的将军自然比不上经过系统传统文化训练的汪老。但二者有相像的地方。

 

    我读汪曾祺全集,读到后面常觉得汪老的小说和散文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有些文章,说它散文也行,小说也行。你去看莫言、贾平凹或者余华,小说是小说的样子,散文是散文的样子。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分别,牵涉到文学史上的古今中外流变,在此不展开。大致上说,汪曾祺的写法是一种比较古典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文人写作,散文小说本来就不大分。当然,汪曾祺小说加入了不少西方小说技巧。但我一直觉得,汪曾祺的代表小说,如《大淖记事》、《受戒》,小说是表,散文是里。

 

    “小说是表,散文是里”,是什么意思呢?情节的部分虚构当然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叙事者本人的重点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要通过故事表达某一种感情,故事后面全是作者以自己为中心对身边了解的人物的回忆和情感,以及作者对这些人物组成的自己亲历的某个时代的观察和思考。

 

    《大奔袭》每一篇故事体例、写法都很小说,少有抒情、议论,但是,整个集子看下来,它其实就是将军早年军旅生涯那些战友故人的故事。将军说过,这个集子中的人物每一个都是真实的,除了少部分情节艺术化处理,大部分情节也都是真实的。

 

    如何评价这种写法?用外国文学理论,或许可以称之为“哈金式白描”或者“粗粝叙事”。但我觉得这种写法更接近汪曾祺写法,或者说是一种源自传奇、演义的中国古典文人叙事传统。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小说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我见过一个大部分人看不到的陈俨。这个陈俨不是闻名天下的南海舰队原政治部副主任,一个曾经护航亚丁湾的叱咤风云的解放军少将,也不是中国第一个国防经济学博士、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个陈俨跟这些高大上的头衔仿佛关系不大,用现代的话讲,叫演讲高手,追溯传统看,将军简直像从说书风行的南宋穿越过来,一张口就自带魔力,无论到哪里,无论是饭局即兴,还是几千人的公开演讲台,他都能让全场屏息,一口气听完,无不拜倒。

  

    《大奔袭》一共有14篇短篇小说,14个故事。我现场听他讲过其中三个,分别是《小常宝樊红》、《芬芳如雪》、《清明祭》,此外,还听他讲过一个没有写进书中的故事。我听完之后,再对比小说,经常惊讶于一个人怎么可以记性这么好,现场演讲跟小说差不离。我后来问过将军,其实倒不是记忆好,那些故事在他心中藏着多年,一直记之念之,脱口便可讲,至于小说,其实就是将这些胸中早就存在的故事诉诸文字。

 

    用嘴讲故事和写成小说不是一回事。这部小说的编辑李芃芃在编后记里回忆最初将军的稿件时写道:“那时候的初稿质地略糙,文学性欠,但味道够”。很显然,李编辑对陈将军的故事从口头故事到小说之间的转变早期是考虑过文学性不够的问题。但按照李编辑的说法,“将军有着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坚持把自己摊开来,敞亮地接受检阅,并且乐于尝试,哪怕试错”。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一个不以文学创作为业的将军如何努力学习写作,也不知道李编辑跟他做过多少次沟通。但最终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李芃芃说:“我亲历他的笔力从单薄走向成熟,那些金子般的陌生经验在他的笔下逐渐生动,小说里的人物经过一次次地修改日益丰满,它们的一举一动可以活在我心里很久”。

 

    从一个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出发,我理解李芃芃这段编后记的意思,其实这就是一个编辑诱导一个用嘴讲故事的人将他的好故事变成文学化的小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少小说的技巧、叙事的手法,毕竟,文学和讲故事是两码事。

 

    我想说的是,李编辑的改造和引导挺成功,但她未必意识到,尽管加入现代小说技巧,但我认为《大奔袭》本质上仍然有浓浓的古典小说传统。一方面,有传奇、演义的说书人特征,另一方面,又有小说为表,散文为里的文人叙事特征。如果将军的语言更文人化,叙事减少冲突,节奏降低,会更接近汪曾祺。

 

    二、偏爱小人物、怪人和性情人

 

    上面谈了《大奔袭》的写法。陈将军的写法和风格,在我看来,看似全靠个人摸索,但仍有迹可寻。值得一谈。但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不只在写法,如李芃芃所说,在于“金子般的陌生经验”。

 

    对“陌生”的敏感,是一个优秀编辑的重要素质。在媒体和学术里,叫做对增量的寻找。编辑都很讨厌那些烂了大街的寻常经验。陈将军的小说,或者说,陈将军的故事完全不是通常军旅小说的套路。这正是将军身上另一个人和文合一的地方。是的,他的小说根本不按套路来,就跟他这个人一样。在全军一千多个将军里,陈将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金子般的异类,此处暂不展开。

 

    《大奔袭》具体“陌生”在哪里?

 

    第一,在海量军旅题材小说堆里,这本书不仅故事非常真实(除了稍微传奇化处理之外,故事本身几乎就是作者所经历的真人真事),更重要的是,故事具备一般军旅题材小说罕见的人道主义。

 

    14篇小说,没有宏大叙事,时代也不大肆描写,只是寥寥数句交代,将军的重点是写人,写人性。我总结了一下,书中出现的全是小人物、怪人和性情中人。比如,《周股长案子》里的周股长,《摸点》里的王福伦,一个整天断案最后老婆出轨的股长,一个没什么本事的窝囊班长,都是小人物;《勋章》里的关铁军、《清明祭》里的卢雷、《大奔袭》里的张怀成,这三个主角算是有本事的人物,可这些英雄个个都极有个性,跟高大全的解放军英雄形象相距甚远;另外,《芬芳如雪》里的老桑写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右派”,《阿炳》写了文盲老兵阿炳变成富豪的逆袭,《小常宝樊红》写漂亮女兵樊红抗拒潜规则自杀未遂成了植物人,《寻找丹尼》写一只警卫犬失踪引发的闹剧。总之,都是各种有个性的人身上发生的传奇故事。

 

    一个作家到底要在小说里表达什么,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太重要了。没一个正经作家有心思废话。作家大费笔墨着笔的,毫无疑问就是他真正关切的,毫无兴趣提及的,也就是他不care或者反对的。正如上文说过多次的,将军的文和人高度统一。我与他吃过好几次饭,见到他不少朋友,他对这些朋友的发掘和相处,跟他们所处的阶层地位几乎没关系,他同样是带着类似的眼光。 

 

    第二,中国军旅题材小说里,《大奔袭》是陌生的异类。但在更大的当代文学史上,《大奔袭》也有它陌生的一面。

 

    《大奔袭》讲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军队故事。对这个时代的呈现上,国内主流的写作套路集中体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九十年代之后,零星出现过一些写文革的小说,比如王安忆、王小波、阿城,但总得来说,对当时军队军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描写,相对比较刻板。陈将军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军队,但跟整个社会背景有各种关联。在写法上,这种很像散文的写法很像一个私人回忆录,那些故事由于太过接近真实,以至于具有了类历史文本的意义,甚至很像一本文学化的口述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呈现上,此书也算是陌生经验。

 

    当然,我需要诚实指出的是,陈将军的这本小说集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陌生化群像,在于它继承的古典叙事传统,在于它对军旅人道主义的宣扬和对反人性制度的暗讽,但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说,《大奔袭》仍然有它的局限性。我个人恰恰认为,这本书如果往散文化叙事方向靠近我会更喜欢看。编辑和作者也许希望它看起来更像是小说,但我觉得,它一方面有可能束缚了将军的一些抒情欲和议论欲,另一方面又为了可读性,加入一些虚构成分,以至于结构太过精巧和完满,反而少了一些余韵。

 

    三、一个将军的斜杠奔袭

 

    文章最后,我想聊聊将军这个人。以我的辈分和资历,远无资格评价将军,但一者如上所说,书和人难以分开,二者一年里的相处和了解下来,愈发和李芃芃的感受一样,这人传奇到不真实。

 

    有多传奇呢?没读过初中、高中,居然凭借自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防经济学博士;擅长长跑、篮球、排球等几乎各项运动;爱好文艺,演讲天才,写小说写出了小说集,拍照片拍出了摄影展和摄影集;当兵当到极致,从陆军到海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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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与中国流行文化“躲避现实”的终结

 

    2017年迄今,两部影视作品有可能写入中国流行文化史。一部是三个月前引起罕见收视热潮和全社会讨论的《人民的名义》,一部就是眼下这部已经创造了中国电影史票房纪录的《战狼2》。

 

    上映95个小时,12亿票房,上映14天,破38亿票房,轻松超过之前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保持者《美人鱼》的33.9亿。按照目前的势头来看,《战狼2》最终破50亿票房也只是时间问题。

 

    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者一个综艺节目引起收视狂潮虽然也很难,但在中国这么大的文化市场中,每年出几个也并不奇怪。此前,无论是《美人鱼》、《捉妖记》还是《泰囧》都有类似效果,包括最近的《我的前半生》,今年初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都算是话题级,但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综艺节目,要能够进入流行文化史并且改变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走向,那它的影响和其本身的解构丰富程度都一定是历史级的。中国流行文化史上,电影如谢晋的《芙蓉镇》、张艺谋的《红高粱》和《英雄》、李安的《卧虎藏龙》,电视剧如四大名著系列、《雍正王朝》、《还珠格格》、《潜伏》、《甄嬛传》,综艺节目如《超级女声》、《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都属这一层次。

 

    《人民的名义》和《战狼2》合并起来,隐约有这一迹象。一部作品能否进入流行文化史,影响度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甚至只是基本维度。艺术水准或许是一个维度,但流行文化史上能够记入一笔的也有很多并非完全是艺术精品,譬如当年陈凯歌导演的《无极》。最重要的维度,或许是一部作品的引领度、预言性以及对时代解构隐喻的丰富程度。

 

    《人民的名义》和《战狼2》是如此出乎人意料,它们在以下三点具有很高相似度。其一,在上映之前,假如有人预测他们会火成这样,圈内几乎没一个人会信,都不是什么大制作、大手笔,也没什么大规模文宣;其二,两部作品都是非偶像系二线演员的逆袭,《人民的名义》里最火的是一众并不知名的二线演员,陆毅、张丰毅等一线演员反倒最被诟病,而《战狼2》的主演兼导演吴京其实已经是一个过气演员;其三,他们都是当下罕见的现实主义题材,不仅是“当代”的现实,甚至就是当前的眼下的中国的现实。

 

    在这两部作品之前,中国流行文化尤其是影视综艺文化的主流是什么?是偶像化、泛娱乐化和去现实化。在题材选择上,统计过去十年中国电视剧收视排行榜,主流收视大户几乎全部是玄幻、穿越、宫斗、谍战以及抗日神剧,现实题材除了都市情感剧和警匪片,反映社会生活其他严肃议题的作品凤毛麟角。在制作、拍摄和宣发权重上,明星和偶像无论在哪个部分都占据太多戏份,而过度偶像化和泛娱乐化互为因果,整个中国荧屏的主流话语和主流面孔几乎都呈现一种偶像霸权和躲避现实的泛娱乐化倾向。

 

    我没有做非常系统的数据统计,但从搜索引擎的话题热度查询和主流评论界的反应来看,2017年的中国,尚未有任何其他的影视包括综艺作品影响力超过这两部。在过去几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娱乐文化过去十年的主流话语在今年有衰退并被压制的趋势。这和这两部作品有直接的关系。

 

    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其实都非顶级水准的作品。从艺术角度看,都比较粗糙,其叙事精巧度、制作精美度与顶级美剧或者好莱坞大片仍有相当大差距。此外,在价值探讨上,这两部作品都有相当明显的瑕疵。《人民的名义》对反腐的探讨显得浅尝辄止,而《战狼2》在爱国情绪的渲染上则显得用力过猛,因此,二者其实都不乏批评者,并且很多批评相当中肯。

 

    但在流行文化史的意义上,这两部作品却具有改变时代文化特征的迹象。批评界总结了种种不同之处,但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违逆了统治中国影视综艺文化多年来“躲避现实”的主流。

 

   《人民的名义》关注的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现实,甚至就是国内正在发生的现实政治,而《战狼2》虽然采取的是007或者美国队长式的英雄主义叙事,但呈现的并不是一个虚拟的甚至奇幻的故事,而是以中国近年来的国际拓展以及在外国土地上的真实冲突为背景。两部作品不仅题材的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内在情感的表达更是现实的,它们不只没有躲避,甚至是毫不避讳民间压抑多年的情感。

 

    与《泰囧》、《美人鱼》或者《捉妖记》的对比或许可见一斑。这三部中国电影史上之前票房最高的电影,后二者都是具有玄幻色彩的非现实剧情,而《泰囧》虽然是现实场景,但其故事堪称恶搞、无厘头等泛娱乐化叙事的集大成。值得一提的是,《泰囧》讲述的也是中国公民在国外的故事,但与《战狼2》完全是两种路子。《泰囧》是去现实的反讽叙事,而《战狼2》是英雄主义的正谕叙事。《泰囧》里的中国人是面目模糊的客体,它不需要也不愿意直面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真实世界里的融合与冲突,它只是一个娱乐化身,国外的环境只是道具,而《战狼2》里的主角不仅有明确的身份,而且在他国以一种主角甚至救世主的角色存在。吴京的表演和最后的民族情感宣泄或许过于直白,但却足够炙烈,探到了相当部分国民压抑多年的情感。

 

    在内在价值的讲述上,《战狼2》仍然是不成形之作,倒也无需苛责吴京及其创作团队,一则因为《战狼2》乃此类题材先河,其与大众或者批评界的关系是试验状态,二则因为在此类题材中,中国国内本来就尚未形成统一成熟的政治正确话语系统,批评界和思想界都是分裂的,这和《人民的名义》面临的问题一样,争议也就是必然的。

 

    重点是,影视作品终于紧跟了现实,起码没有躲避现实,反过来,它们的热映又引发了大众对现实的讨论,对个体情感主体性的感知。这本来不就应该是大众文化作品的应有之义么?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名义》和《战狼2》或许都是不成熟作品,但可能带来中国流行文化潮流的改变,或者是回归——一九八零和一九九零年代,中国曾经出过一批极具现实指向性的严肃影视剧作品。近二十年来,躲避现实,躲避政治的影视文化潮流正迎来一股有力的逆流,这也正是中国当下现实政治变化的镜像和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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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与“预备中产”的内讧

 

    鲁迅说,中国历史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如今中国大概也分两种人,想做中产而不得与坐稳了中产.。

 

    微信公号和各类自媒体平台每年起码生产一万篇以上的中产有关文章。我做公关的朋友猛抽一口烟告诉我,做过公关就再也做不回记者了,记者看到的全是楚门世界,公关才导演了商业世界。自媒体们完全有资格跟商业公关们比拼操纵世界的快感,毕竟,在不动声色拿到流量之外,朋友圈的那些蠢货们还要贡献他们的唾沫、眼泪和膝盖。

 

    搞笑的是,楚门世界里的人们围绕中产的态度已经开始分化。中产的内斗即将成为中国台面上舆论场的主流内斗,主要发生在自以为坐稳了中产的与想做中产而不得的两拨人之间。不妨称之为“中产”和“预备中产”的内讧。

 

    “预备中产”学历、工作起点和心气儿都是中产标配,他们跟“中产”的关键区别在于源于年龄、资历差距以及没赶上几波造富潮造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差距(包括房产、职位和社会地位)。

 

    一万篇关于中产的公号文都无法讲清楚当今中国中产的真实描述。大概学术界和新闻界都去论证民族复兴新阶段的宏大理论体系去了,最火热的中产阶级话题,真正靠谱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近于稀缺。新闻界虽然不像自媒体那么无节操,但也就只是造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伪概念,比如“高负债中产”之类。

 

    过去一年里,真正说得过去的成果来自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他的研究不只是涉及中产,更涉及当下中国最敏感的阶层话题。这份从近70万样本量中得出的结论基本是靠谱的,而它会给我们揭露一些赤裸而残酷的现实。

 

    李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上层比例为 5.62%,中产层为 19.12%,下层为 75.25%。这是三个主要数据,这个数据与我们对中国三大阶层分布的比例想象大致吻合。不过,最有意思的,并不是这三个数据,而是中产层的细分研究。李教授把中产层分为了中产核心层与中产边缘层,所谓中产边缘层,就是随时可能滑落到底层的阶层。他们的比例有多大呢,占到了整个中产阶层的73%,占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13.9%。

 

    学术与现实在此实现了互为镜像的互文关系。中产核心层或许就是我所谓自以为坐稳了中产的阶层,而中产边缘层类似想做中产而不得的“预备中产”阶层。

 

    中国当下的一些现象由此获得了解释。

 

    第一、整个中产阶层虽然仍然孱弱,但也已经发育到颇为可观的地步,占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两层人口。这部分中产多数来自中国一二线城市,是目前中国舆论场毫无疑问的主导力量,上层社会占比只有5.6%,人数少,而且上层社会高冷得很,不参与中产舆论,底层社会占到75%以上,但底层社会,除了在快手、直播视频和新闻联播里存在,在主流舆论场反而处于边缘化地位。

 

    第二、中产核心层和中产边缘层的力量对比在舆论走向的维度上值得研究。按说,大家都是一个阶层,一个坐稳了中产,一个自命准中产,都是一家人,但实际上,这两个阶层是中国舆论场已经开始对立撕逼并可能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坐稳了的中产倾向于维护大资本和现有官僚体制、现有地产金融体系,他们风轻云淡地刷着自媒体为他们准备的仁波切和岁月静好鸡汤,而预备中产们则倾向于批判现有大资本和权贵体系,对既有的金融地产操纵的财富格局持激烈批判态度。自媒体为他们准备的多数是类似“2000万北京人假装在生活”,“中产将被下一轮洗牌消灭”的10万+。

 

    第三、由此可以解释中国思想界的转变。中产核心层也许在社会实际权力中仍占上风,但在中产核心层和中产边缘层的舆论博弈中,人数远多的中产边缘层占据绝对上风,这就是近年来,社会思潮尤其是年轻一代相当部分人从鼓吹资本化的自由话语转向鼓吹批判资本的左翼话语的背景。

 

    第四、最有趣的是什么?那就是不少社会学家一厢情愿的愿望,你们这些中产呀,不管是核心层还是边缘层,你们要联合在一起,争取成长为一股共同的力量,攥紧拳头谋求共同的利益呀。这是naive,在舆论场上,互相掐得最多最狠的不是上层和底层之间,恰恰是中产内部。坐稳了中产的看不上想做中产而不得的,想做中产而不得的觉得首先是坐稳了中产的那帮煞笔盘剥掠夺了他们。仇恨发生在更靠近的阶层间,而不是悬殊的阶层间。

 

    第五、无论学界还是媒体,一提起中国社会问题,阶层固化肯定是放在头两个之内。自媒体们写起来,无一不把它作为政治正确的门面。不过,无论是中产还是“预备中产”,在所谓阶层固化这件事儿上,主要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阶层固化,而不是阶层固化中最应该被关注的底层——那更广泛的那75%的底层人民的问题。中产和“预备中产”们只有在两点上具有共同点,其一,不管怎么不爽坐稳了的中产,预备中产们在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上是在向中产靠拢的;其二,二者都只关心自己阶层,对底层的关心,嗯,主要还是仪式性的或者用来彰显自己阶层的。

 

    最后,说说中产们的安全感问题。这是自媒体讲中产除了焦虑之外必提的关键词之一。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和“预备中产”们其实都知道,中产的安全感来自哪里呢,首先来自这个阶层的整体扩大,比如扩大到占整个社会60%以上,这就是所谓橄榄形社会的由来。整个中产阶层由此有了相应的政治权力以及真正的社会话语权。所以,中产阶层——无论是坐稳了中产的还是“预备中产”的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恰恰应该是去关心那75%的底层。中产的目标应该是让这75%的人中的大部分也加入自己,这才能给中产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可是中国的中产,除了自己内讧之外,大部分都抬头看着那5.6%的上层呢。千万别以为中产及“预备中产”们随时在朋友圈掀起的刷频是多大的话语权,你让权力和大资本真正敲打一下试试?那谁,革命导师早就说过了,这叫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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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作、做媒体与稻粱谋

 

    最近有不少年轻朋友问我一些跟读书、写作和是否做媒体有关的问题,干脆写一篇集中回答一下。

 

    1、关于记者梦与做新闻的平台选择

 

    不少二十出头刚毕业没几年的同学,中文系、新闻系以及人文社科学系居多,喜欢说,他喜欢写作,他有记者梦,他一定要去媒体。我一般都会反问一句,你是喜欢当记者还是喜欢记者身上附加的东西。

 

    逻辑上很容易攻破。很多同学声称喜欢做媒体,但又挤破脑袋想去一些体制内媒体,尤其是体制内的高大上央媒党报之类,抑或某些声名赫赫的市场化媒体。如果不是这些媒体,他们就可能放弃,或者,如果他们在一些小媒体或者名气没那么大的新媒体,往往并不会安心写作。试问,假如你真喜欢写作,真有记者梦,完全不必一开始就太在乎这些东西。假如你一开始就很在乎这些,我完全可以认为,这个梦想或许没那么重要。

 

    实际上,很多人无非是看重媒体身上的光环及其世俗价值罢了。即使媒体含金量普遍下降,但央媒党报以及某些响当当的市场化媒体仍具有相当的世俗价值。问一问今日这些媒体中剩下来的那拨人,到底几人是为饭碗几人是为理想。

 

    每个记者,确实都希冀登上更高的平台,因为那意味着发表的文章会更有影响,但更高的平台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竞技水平。优秀媒体对员工的要求其实很高,20出头刚毕业的同学往往还差很远,无妨从小媒体、小平台做起,一篇稿子一篇稿子踏实地写,总有一天,你的水平接近了,大的平台也会对你开放了。问题是,很多同学并不能忍受这个过程,上来就想在最高的平台上摘最好的果实。

 

    有这样的想法,我是不建议你去媒体的,一般我也并不会推荐这样的同学去我熟悉的媒体。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媒体,哪怕是顶级媒体,需要的都是踏实肯干的记者。若不是特别笃定的人,只愿意写牛逼稿子,不愿意写普通稿子,或者只愿意拿媒体好处,却不愿意付出繁琐的劳动,一般也会很快离开媒体的。毕竟,媒体总体来说,世俗性价比并不高。

 

    2、关于读书、写作与做媒体的关系

 

    有朋友说他爱读书,爱写作,从小有写作梦,所以毕业了想做媒体,工作了几年,还是想做媒体。

 

    这是很大的误区。读书跟做媒体没什么直接关系,甚至喜欢读某些书的人会和做媒体比较冲突。比如,22岁本科毕业后还喜欢看人文社科类等深度书籍的人,往往可能是深度思维偏好者,或者往往比较有想法。但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体制内媒体,不需要你有太多思想。体制内记者,其实就是体制内的记录者,或者是体制内视角出发,带有体制内思维的记录者。体制内思维的核心是什么呢,简单说,听话并要会花式传话,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也不需要读太多书。读书越多反倒越反动呢。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把世间所有文章分为两大类,言志派和载道派。我以为,这种分法很准确。简单说,一切以个人自由意志为主的带有自我表达性质的文章都算是言志派,而一切带有“文以载道”性质替天替地替皇帝国家替社会大众说话性质的都是载道派。

 

    新闻业,是最典型的载道派文章。新闻评论算是其中带有部分言志性质的,但正统的传统媒体社论,其实是不能有个人意志的,要么是机构意志,要么是党派代言。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自己是言志派还是载道派,就想做新闻。在我看来,对某一类人来说,其实是在逃避现实而已。这类人包括各种小说爱好者,文学偏好者,以及某些所谓文艺青年。这类人在媒体里其实会比较痛苦。载道派的本质是关注宏大的国家、社会、城市、社会群像和新闻主角的他者。或许可以这么打比方,一个作家可能对城市妓女这个群体感兴趣,他的兴趣可能更集中于某几个个人,描写他们的内心,但一个记者可能就要像央视记者报道东莞那样进行暗访,或者像一个南方周末记者一样写一篇上帝视角的特稿。这二者其实很不一样。

 

    我写这些,其实不是说媒体有多高大上,相反,在我个人看来,很多媒体很无聊,譬如,我就很不喜欢都市类媒体,让我做都市类媒体的总编辑,我会疯掉。因为我对一个城市鸡零狗碎的所有新发生的事情绝不大部分都没有太多兴趣。但我比较愿意做深度类的专业类的媒体,尤其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当然,我始终不是一个狂热的载道派,我对媒体的兴趣也没有办法到all in的程度。这是因为,我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言志派倾向。很多时候,漫无目的的读书和胡乱瞎写近似梦呓的文章,反倒是我最享受的时候。我目力所及的不少做很多年的媒体人,其实反倒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喜欢写作,他们要么变成了媒体官僚,要么变着法儿把媒体资源变现而已。

 

    3、关于写作、读书与“稻粱谋”

 

    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倘若生在普通人之家,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情了。所谓“稻粱谋”,即要养活自己,乃至养活一个家庭。

 

    若你是平民子弟,热爱读书、写作,但你又要谋稻粱,甚至,还有很多世俗欲望要满足,那么,我奉劝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从事跟书、写作以及学术相关的事情,不如去做商业或者金融。这样会有两个结果,一是倘若你挣得很多钱后仍然还爱读书,爱写作,那财务自由之后,任你去读去写;二是挣钱的过程中发现,书没有花花世界有意思,人生另找到寄托,那也算是自然而然放下,缘分已尽,两个结果都挺好。

 

    前段时间看有文章说,做学术是贫寒子弟比较好的出路。大意是说,反正你们官也当不大,财也发不了,就苦逼学术没人跟你抢,老老实实,还能安稳混个中产。这个文章说得也没错。但是,坦白说,学术圈、媒体圈包括写书圈混出来的,除了勤奋外,真是要加点天赋的,而天赋绝非人人都有。

 

    记住,任何不了解你的实际背景就跟你胡扯什么新闻理想什么写作理想什么读书理想的,都是耍流氓。稻粱谋大于一切。我不大看得上那种人到婚龄乃至孩子都多大了,还没法儿给自己和家人过上比较体面生活的人,多半这种人还打着追求理想、无暇赚钱的旗号,看着就让人生气。

 

    这并不是说你一定不能从事跟读书、写作有关系的工作。当然可以,但是,你要付出比一般人多的辛苦。读书、写作的工作,包括媒体都不怎么赚钱,那你就要在本职工作外另找到赚钱的方式,搬砖头也好,送外卖也好,开滴滴也好,总之,或许你出身贫寒,但绝不是可以放弃的理由。工作本身薪水不高油水不多也不是你不赚钱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别做读书、写作类工作,要么,你就体体面面地做。

 

    (注:第一,说得比较尖刻,不讨好,被刻薄到的别介意;第二,不都说么,听过再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道理对不对,听过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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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也没那么硬气嘛

   

    澎湃消息说,几个信源表示,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取消对用户打赏的30%抽成(《澎湃新闻》7月19日)。  

 

    几个月前,苹果和微信因为打赏的事情公开撕破脸,我当时有篇评论是这么说的:

 

    “互联网巨头们也必须学会与时俱进,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用户的新需求。在这方面,国外互联网巨头恐怕得向中国互联网公司学习,身段不柔软,只怕不会太长久。”

 

    当时的苹果硬得跟石头一样。打赏事件里,大部分人是支持微信的,也有些铁杆果粉死撑,把苹果的固执解释为歪果仁的认死理,还举例说,当初谷歌不也一样硬气么,你们咋就双重标准。

 

    那就来看看苹果是怎么打脸的。

 

    上周三,也就是7月12日,苹果宣布将投资10亿美金在贵州设立数据中心。媒体稿说,这是苹果云服务进入内地市场的标志,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国内巨头竞争升级云云。坦白说,虽然自从刚刚升任渝督的前任一把手执政贵州以来贵阳莫名其妙地成为所谓“大数据之都”,但要说苹果此举是进入内地争夺大数据市场的战略性举措显然是乱扯。

 

    且不说苹果的云计算服务跟谷歌、亚马逊、微软相比不是一个量级,就从投资量来看,在云计算的研究和市场拓展上,10亿美金实在小儿科,根本不经烧;其次,苹果在贵州的数据中心只存储中国的数据,做大数据的大概都知道,所谓“数据本地化”是成本非常高的存储方式,一般互联网巨头的数据都是统一的一个地方;最后,苹果并非这些数据的唯一所有者,有一家叫做“云上贵州”的国企是苹果数据的真正运营方。

 

    逻辑上看,苹果此举并非市场化行动,而是政治化行为。去年下半年,我国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草案》。虽然有争议,但今年上半年,几起勒索病毒事件表明网络安全的确迫在眉睫。苹果在贵州设立数据中心,就是要把数据存储在中国,而此前,icloud的数据都是存在美国的,中方看来,这对数亿中国苹果用户的隐私安全和国家层面的数据安全会形成挑战。

 

    显然,苹果受到了压力。压力估计没多久,从结果来看,苹果远不那么硬气。其实,今年以来,尤其打赏事件以来,苹果屡屡被约谈。4月份新华社报道说,监管部门约谈了苹果公司,敦促它“加强对苹果应用商店中的软件应用的审核”。澎湃的报道说,打赏事件后,监管部门接到对苹果公司的举报,监管部门又就此事约谈了苹果。

 

    约谈,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沟通方式。约谈会有很多内容,包括喝茶、聊天、谈笑风生,约谈本身应该没啥,但如果谈得不好之后就难说了。新华社的报道称,4月份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门以及文化法规执法队都到苹果中国总部门上找过。找上门和约谈,性质就不一样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苹果是国外几大互联网巨头里在中国的罕见赢家。九十年代中迄今,中国市场的两大赢家,前十年微软,后十年苹果。共同点是,都占了打着硬件提供商旗号的光。反观T字头、G字头和F字头的几个巨头,都因为名字上有媒体二字,丢了这块市场。但奇妙的是,苹果其实不能算是纯粹的硬件提供商,因为它的硬件上的软件市场(App store)其实含有了渠道和内容功能。这是苹果麻烦不断的原因。

 

    到底是吃惯了中国市场的肉汤,赚得盆满钵满的苹果反倒不像以上那些巨头那么硬气。难免让人看笑话,原来你不是真硬啊,利字当头,果然没真硬汉。如果是这样的逻辑,苹果的公关还是要学一学中国人的哲学,和气生财,当初就不要硬怼嘛。你看人家小马哥,就懂得什么叫身段柔软,苹果微信撕得最厉害的时候,小马哥主动说,其实是场误会啦,大噶的目标是一致滴,只不过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些业务边界越来越模糊,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的关系其实更紧密了呢。说的没错,微信几乎已经等同手机了,可是越紧密其实双方越忌惮,但人家小马哥就能把话说得这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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