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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不盘活,乡村振兴无从谈起

 

    按:前几天,在《刘强东:最后一代乡土执念者》(发于1月6日《AI财经社》)这篇专栏里,我说了一个观点,中国近四十年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可能就是乡土中国的消逝,在50后、60后(乡土经验最后一代)仍然掌权的时代,这一剧变的撕裂感还未完全展现。但是,剧变终究要到来,而且正在到来。

 

    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个阶段浓墨重彩登场,不意外。如果说过去四十年的剧变是一个慢性过程,那么,当下这个阶段的乡村振兴可能会相对快速,因为前者是相对看不见的手,后者,看得见的手要有作为了。

 

    我注意到两个新闻,其一,1月17号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返乡下乡创业,理论上,各条块的细化政策18年初将会密集出台;

 

    其二,国土部部长姜大明1月15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姜大明的这一表态被很多人解读为地产新闻,但实际上,国土部今年工作会议的主题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更大担当”,而姜大明关于土地供给的真实指向是指向乡村:乡村的核心要素——集体土地。

 

    1月20日,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宅基地改革是激活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对第二条新闻做了解读。转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正文:

 

    最近,一条标题为“国土部长: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的新闻刷了屏。很多人关心,毕竟,在我国,商业住宅用地由政府垄断供应已经是一个常识。

 

    翻看新闻,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是1月15日当天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做这番表述的。姜部长原话是:“要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仔细看这段话,国土部长的真实意思就明白了。政府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还有谁?就是拥有“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的非房地产企业。什么是非房地产企业?按照后面的表述,主要应当指集体经济组织。所谓政府不再垄断居住用地供应,其实就是指已经在国内一些城市正在推进的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

 

    幻想城市商业住宅用地增加供应主体的人当然失望了。不过,如果了解一点行政规律就知道,国土资源部在土地供应方面的政策是一贯连续的,不可能出现很大的波动。实际上,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就是国土部2017年最引人瞩目的工作。2017年8月28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这套方案发布时引起不小的舆论波澜,很多人最初附会为集体建设用地要入市。2017年11月16日,试点城市之一的北京就发布了具体执行方案,表态北京将在未来5年内供应1000公顷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

 

    从北京方案来看,所谓集体建设用地建设集体租赁住房,可以算是传统城中村小产权房的升级版本。它将集体建设用地的承包权、使用权进行分割,以村集体组织作为土地供给主体和承租代表,引入建设方和管理方(资本与管理),形成一种基于集体土地制度上的新型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官方多次强调,这种体系下,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租赁住房仍然只能出租,不能售卖。

 

    所以,假如只能租赁不能买卖的住房也算是居住用地的话,官方声称“政府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确实也没错,集体经济组织确实不是政府。但是,要指出的是,这种居住用地制度跟我们现在常见的城市住宅用地供给制度是两套制度,二者不具备可比性。除了供给主体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土地性质不同,土地出让过程不同,以及,土地上的房子的用途和属性不同。简单说,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二元土地格局没有变化,两种土地上建设的房子的产权特征也没有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即使从制度上放开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口子,这个入市的限制条件还比较多,口子还比较小。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改革会就此完全止步。中国改革在当下这个阶段呈现出“做多于说”的务实特征。姜大明部长当天的报告中有两句话值得注意。第一句是:“国土资源工作要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有更大担当,必须坚决破除土地收益用于“三农”的制度障碍,切实解决乡村建设发展的用地制约”;第二句是:“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担当”,这将是接下来国土资源部工作的基调。19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被摆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既然要破除土地收益用于“三农”的制度障碍,要解决乡村建设发展的用地制约,那就说明,在过去的集体土地制度下,确实存在土地收益到不了农民手中,乡村建设缺少土地资源的情况。显然,接下来要改变这一现状,否则,乡村振兴从何谈起。

 

    第二句话是一个重要提示,尤其是“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留下了一个口子。必须承认,中国乡村之所以逐渐丧失活力,跟农民财产权利的僵化呆板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农田承包经营权以及作为生活资料的宅基地的收益变现权。从三农改革的实践来看,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最有可能成为激活乡村的关键一招。

 

    我国约有16.5万平方公里的集体建设用地,在这些用地中,宅基地占到了70%左右,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大头。随着城市化率提高,宅基地出现大规模空置、废弃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城市土地市场总体趋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放活宅基地”就会让多方获得好处,农民获得财产权收益,村庄(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城市置换到建设用地指标,等等。

 

    大趋势上,中央推动乡村振兴的战略决心不会动摇,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活农民活力,要激活农民活力就势必要激活他们的经济权利,因此,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围绕宅基地设计一套新管理制度势在必行。一旦宅基地资源被盘活,不仅会给乡村注入活力,也会给中国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本文原载于1月20日《经济观察报》,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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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吴晓波的“水大鱼大”不能解释中国?

 

    在2008年出版的那本《激荡三十年》风靡一时后,吴晓波打算延续他给时代下定义的野心,以此证明他的格局还是要高于“知识网红”这样的标签。

 

    最佳方式当然是,在2018年的开头,给过去十年一个高度浓缩的概括。这次,他用的是“水大鱼大”。

 

    这个词的发明权其实归属于经济学家周其仁。不过,尽管蹭了周教授的流量,这个概念也没有如吴晓波预期地火起来。 没火不奇怪。所谓水大,无非是说,中国这汪大湖过去十年大水猛涨,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外汇储备总量、零售销售总量、汽车销售总量、网民总量跟十年前都不是一个量级,所谓鱼大,无非是说中国公司的体量随之膨胀,世界五百强中的中企数量空前,阿里、腾讯闯入全球前十市值公司之列。

 

    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水大鱼大,不过是现象描述。学理上,它没有解释这十年巨变,情绪上,它不够感性,缺少一种情感的共鸣。

 

 

    2007年的知识网红

 

    用一个概念概括一个时代,概念风行一时、口口相传,这不只是中国财经作家的野心。

 

    十年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中国的火爆程度绝不低于现在的知识网红。什么,没听过这个人?他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去书柜里掸掸尘土,可能就会找到这本书。

 

    《世界是平的》也是要解释时代,托马斯弗里德曼解释的是1995年到2005年——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最初十年。他直截了当地说:世界变平了,而且,未来还要更平,跟辽阔的太平洋一样平。

 

    所谓“平”,当然不是物理上的平,而是通信科技互联网的发展把全世界人拉到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资金、人才全球流动,供应链、消费链全球布局,研发、企管、制造、营销全球分工,总之,原本被地理阻隔流动起来很困难的全球范围的经济要素因为互联网新科技的发展,如今,就像在一个平面上,顺畅无阻地流动。

 

    说白了,就是给经济学界存在多少年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找到了一个最形象最有概括力的比喻。

 

    就算今天回看,还是会觉得,“世界是平的”,多洋气的概念,听起来就很有逼格。“水大鱼大”跟它相比,黯然失色。

 

    这本书当年有多火呢,全世界销量500万册。十年前的中国,托马斯弗里德曼红的程度不逊于今天一个跨年演讲PPT有几百页、受众数千万人的罗振宇。

 

 

    世界没那么平了

 

    《世界是平的》为什么最近几年销声匿迹,这句红得发紫的话为啥无人再提?

 

    因为......因为世界看上去没那么平了。

 

    过去十年,有两个国际网红比较尴尬,一个是”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个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他俩的著名断语被这十年的世界打了脸:

 

    政治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潮流同时到来,动荡、冲突、撕裂、对立在多个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逆浪来袭。那个看上去将会越来越平的地表重新隆起无数新的阻断和隔阂。世界的前景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明朗、乐观,仿佛一条光明坦途,人类的终极盛世唾手可及。

 

    世界不是平的,或者,世界还没那么平,或者要达到理想中的平,恐怕还要经过几轮螺旋上升。

 

    然而,假如我们聚焦回中国,会惊讶地发现,或许世界在变得崎岖,但中国,这个人口规模世界第一、土地面积世界第三的国家,正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变平——而且平得有些超乎想象。

 

    我不敢学罗振宇、吴晓波去给过去十年中国下一个断语,但如果让我解释过去十年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会把这句过气的名言改头换面拿过来:“过去十年,世界没有变平,但中国被拉平了。”

 

 

    拉平,一种并不很玄的东西

 

    拉平,是比喻,但并不玄。事实上,中国过去十年发生了四个显著变化:

 

    第一、地理阻隔被拉平——地理平权。

 

    过去十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数增长了接近3倍,中国高铁里程数增长了183倍,总里程都是世界第一,中国民航航线数量翻倍增加,此外,中国汽车产量增加了3倍,2017年新车产量接近3000万辆。

 

    第二、人与人连接的门槛大大降低——社交平权。

 

    移动互联网高度繁荣、社交媒体高度繁荣,2017年,中国网民数量高达8亿人,中国手机网民也就是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整体网民比例高达95%。

 

    第三、人与消费连接的门槛大大降低——消费平权。

 

    今天的中国人,即使在贫穷边远的农村,都可以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任意消费,而物流快递的发展也早就抹平了城乡差异。在线旅游、团购、打车、外卖这类服务已经普遍进入三四五线城市乃至乡镇农村。

 

    1月10日,阿里研究院发布了一份《2017中国数字经济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前11月,全国省市中电商消费总额增速最快的四个省分别是贵州、海南、宁夏、西藏,全部是我们印象中的相对不发达地区。此外,支付宝数据显示,全国移动支付比例最高的省份(超过90%)几乎也全部来自中西部,大大打破我们的刻板印象。

 

    第四、人与市场和商业连接的门槛大大降低——金融平权与商业平权。

 

    中国人距离经商的距离可能只有一个键盘的距离。据说淘宝上的个人卖家有近600万。一个小小的淘宝店、一个直播间+一架麦克风或者开一个公众号就可以支撑一个大大的梦想——中国人与市场和商业的距离如此之近,在商业门槛上,人与人几乎没有差异。此外,支付宝全民账单显示,农村用户已经超过三分之一,蚂蚁聚宝中,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用户超过60%。小微借贷、理财服务变得如此容易,金融平权从理想中的概念,真正走入现实。

 

 

    拉平中国的动力来源

 

    所谓拉平,经济学的意思其实是经济要素流动和连接的自由度变高。

 

    人是最主要的经济要素之一。过去十年的中国人与从前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自由流动的能动性变大,同时,人自由连接的能力增强。正是每个个体中国人被赋予了这种增量能力,才使得他们与其他经济要素之间的组合迸发出更大的经济能量。 

 

    造成个人被赋能,或者说中国被拉平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我以为是两大基本动力。

 

    自上而下来自中央集权力量的加强,尤其过去五六年。一方面,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规划性大大增加,比如进一步发挥县域经济竞争制度,做大区域经济多中心竞争格局,消除区域不平权;比如重新调整城乡关系,尤其是在精准贫困上不遗余力,消除城乡不平权;比如在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通盘规划,消除地理不平权。 另一方面,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大大减少,中央政令一竿子插到底,地方山头和利益集团被各种团灭,扫清了地方主义障碍;

 

    但自上而下的力量只是基础,真正让这个时代变得不同的力量来自自下而上的互联网革命,尤其是最近十年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渗透力。

 

    地理平权、社交平权、消费平权、金融平权、商业平权,这五大平权正是基于以下互联网技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产生的,而互联网技术往更高阶发展,个人在经济生活在社会流动中的自由度又会更强。

 

    中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动能:当中国市场越来越平,个人自由流动和自由连接的能力越来越强,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渗透程度就越强,而当互联网经济越做越大,反过来,互联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就会愈发强大。过去十年,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爆炸式增长,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变革的关键引擎。

 

    互联网革命一旦发生,就没有回头路,只会与中国经济社会捆绑得越来越紧。

 

 

    未来的大鱼在哪里

 

    吴晓波的概念之所以让人无感,是因为,一个笼统的“水大鱼大”,中国人已经没有刺激感了。

 

    中国人更想知道的是,未来还有哪条河沟会水量上涨,哪里会冒出新的大鱼。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中西部正在成为中国下一个可能快速涨水的水池。阿里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报告里面有多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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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最后一代乡土执念者

 

    刘强东应该感谢时代,如果他再晚成功几年,晚出名几年,即使他获得两倍于现在的财富,他人生的自我实现感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强烈。

 

    在带着妻子章泽天回乡撒钱、跟宿迁官场结下深厚关系并在家乡大力投资之后,刘强东的乡土情怀到达另一个境界。1月2日,他在网上公开发布寻祖公告,声称自己太爷爷辈从湖南湘潭移居江苏,请求湘潭县刘氏族人代为寻祖。

 

    倒不是大强子要抛弃他心心念念的宿迁,恰恰相反,这是刘强东乡土情怀的终极目标,对宿迁的情结和到湘潭寻祖归宗在刘强东的那里属于一个根目录的事情——浓重的乡土执念。实际上,最近几年,刘强东在中国网络舆论中一直在扮演着区别于互联网企业家之外的另一个人设,一个执拗的乡土执念者。他的乡土情结以及各种诉诸乡土的行为与当代城市主流舆论形成一种戏剧性的错位冲突。

 

    如果刘强东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个十几二十岁,或者如果他不干互联网行业,这种冲突都没有那么有张力。二十年前,荣归故里、认祖归宗这类事情在本国相当普遍。这种回乡文化的主体是上一辈的农村奋斗者,以50年代60年代出生为主(所谓中国婴儿潮),他们出身农村(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农村人),通过高考或者其他机缘走出农村,通过奋斗成为目前中国的中坚实权力量。这部分人中的成功人士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体制内拥有一官半职者(包括国企和军队),一种是有些财富积累的民营企业家。

 

    这种回乡文化大致是这样的场景:回乡之前,乡邻中逐渐形成舆论发酵,他们的官帽或者财富,通过地方政府和家族相邻的宣扬(多带有夸张成分),使他们成为在他们故乡有乡贤色彩的成功典范。之后,以逢年过节或者红白丧事为节点,经过悉心考量,隆重回乡。回乡往往有双重仪式,一方面,除了宝马香车外,还要捎带上洋气时尚的娇妻儿女,最好要有地方实权势力作陪,把荣归故里的场面做大;另一方面,当然也得带着某些实惠,小则城里的点心手信,大则给村里镇里捐点钱修路修桥,给地方官员许一些愿,做一些承诺。

 

    与回乡文化互文的是“回乡叙事”。回乡叙事往往由离乡奋斗者、本土乡邻(包括地方文人)以及媒体记者三方共同制造完成。这种叙事有各种花式版本,但主题结构往往出奇一致,那就是乡土成功者年少多磨难,但天资聪颖,意志刚强,在乡邻的帮助与乡情的润泽下,到城里人的世界打拼,获得成功,如今返回乡村,报答乡土对他的恩惠。这种回乡叙事多是大团圆式的完满叙事架构,有起承转合,有戏剧冲突,有让人动容的细节(比如刘强东高考进京读书时乡邻塞给他的72个鸡蛋),最后也一定有一个其乐融融的光明的尾巴。

 

    这种回乡叙事实际上是回乡文化的衍生品,最终是中国乡土权力结构体系的镜像。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乡土奋斗者本人的真实乡土经历和对乡土的真实情感发生了扭曲和失真,他的乡邻和地方官僚的回忆和背书同样也扭曲和失真。在中国传统时代,这种回乡叙事和回乡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强主导性,而且类似故事一二十年前在正规主流媒体中也屡见不鲜。

 

    很多时候我甚至怀疑,这种回乡文化是过去四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刘强东身上就有那股子劲儿,他本人的回乡叙事跟主流无异,但他跟故乡宿迁的真实情感历程我们无从得知,可以设想,一定不是那么单一的叙事架构。从心理学上说,一个人总是试图以成功者的姿态回归故里,说明他有要去证明什么的心理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来自他什么样的经历和情感纠葛,也只有刘强东本人明白了。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这种回乡文化正在式微,建构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回乡叙事则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刘强东的回乡故事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一边倒的戏谑嘲弄就是例证。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数据显示,到2016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高达57.4%,就算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41.2%。通俗来说,从人口结构上,中国现在已经“一半是农村,一半是城市”,甚至城市实际常住人口已经占大头,这个趋势未来还会扩大。

 

    如果你对人口结构还无感,再看这个数据。1985年时,中国行政村数量94.1万个,而2014年时,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58.4万个,换句话说,相当多的村庄在行政建制上已经消失了。再看村庄劳动力的外流情况,调查显示,有近50%的村庄劳动力外流比例达到40.2%,有17.4%的村庄劳动力外流比例达到51%到75%,还有6.5%的村庄劳动力外流比例超过75%。

 

    此外,中国农民种地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中国耕地的土地流转率高达33%以上,专业合作社和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农业的经营也早就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那种生产方式。

 

    一个人的乡土情结其实是可以分拆为一个个具体所指的,所谓情结归结到最后,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乡土中的人事物。如果这些人都没了,故事的磁场也淡薄了,那些情结会依附在哪里?如果乡土本身就不存在了,甚至很多地方,连村庄建制都消失了,连过去的村庄形态都沧海桑田了,就算把祖宗牌位把家谱什么的找到,所谓光宗耀祖在世俗层面也没多大意思了吧。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坦率说,如果不是刘强东这个级别的大佬,或者不是省部级大员级别的,如今一个普通成功人士回乡,引起的轰动效果比以前弱多了。刺激乡民越来越难,要让他们捧场更难,除非像刘强东那样,一人发一万,直接发现钞。当然,成功人士的回乡优越感满足感也弱了很多。毕竟,表演和作秀是需要观众的,配合你演出的都在演视而不见了。在村里,记得你的老一辈走得差不多了,年轻人多数不在村里,更小的都是00后,正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吊诡的是,这种越来越不合时宜的回乡文化,70后的刘强东却继承得相当彻底,他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十几二十岁。中国互联网大佬,比刘强东大的不在少数,从农村出来的也有,但像他这样浓重的乡土执念,也已经相当少见。刘强东的气质,确实跟现代化年轻化城市化的中国互联网文化格格不入。

 

    中国网络的主流文化已经是90后甚至是更年轻的00后在引领,他们多数没有农村经验,就算从农村出来,也是农二代农三代,他们对老一辈类似刘强东这么强烈的乡土执念完全理解不能。除了将其归结为土气和招摇,他们只会觉得这可能是在炒作吧。

 

    从乡土中国往城乡中国的转变过程中,回乡文化注定会衰落,刘强东注定要成为时代的活化石,社会代际的冲突和流变恰恰在这样的人身上才表现得淋漓尽致。很有可能,刘强东这一代将是最后一代乡土执念者。奈何现实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不只面目全非,甚至乡土都未必找得着,而他们的后辈绝大多数已经脱离了乡土。回乡看谁,给谁看,这是一个问题,如果非得把它称为一种乡愁的话,那这一代的乡愁注定无处着落。

 

    至于寻祖归宗,那是乡土一代的最后诉求。近几年,中国社会兴起一股以国学热为代表的文化复兴潮流,不过复兴的倒不是那种学院派传统,而是弟子规、女德班、下跪之类形式主义传统。某程度上,这可算乡土一代掌权后的一种任性妄为。

 

    中国现在进入了50后、60后、70后掌权的时期,这是生在红旗下的一代,同时又是乡土里出来的最后一代。这波人身上残留着最后的红色与乡土色彩,他们掌权时期的各种作为是当下中国很多社会表象的内在机理。但随着时代变迁,一个去乡土的时代终将到来。最后一批90后都已经成年了,不是吗?(1月5日首发AI财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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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品会的站队,变数在哪里?

   

    在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短短一年之后,新零售领域战火已经快把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国传统零售企业的半壁江山烧着了。这场牵涉面极广的火拼甚至抢了目前最火的人工智能的风头,让“新零售”与人工智能并驾齐驱,成为2017年中国互联网巨头争夺及资本运作的主要战场之一。

 

    高潮发生在年末。标志性事件就是唯品会、京东、腾讯的抱团合作。12月18日,腾讯控股、京东集团及唯品会控股三方达成协议。腾讯、京东以现金形式向唯品会投资总计8.63亿美元。投资后,腾讯、京东将分别持有唯品会7%和5.5%的股份。

 

    唯、京、腾三方对此次抱团的目的也丝毫不隐讳。那张签完协议当天发出的五巨头合影照(马化腾,刘强东,唯品会老板沈亚、洪晓波,腾讯总裁刘炽平)延续了乌镇饭局用合影照隐喻大佬合纵连横格局的中国互联网“酒局政治”。对外界贴上的“反阿里联盟”,连一向低调温和的马化腾都用一句“物极必反”表达默认态度,强人刘强东直接挑明:这就是冲着阿里巴巴的行业垄断和逼迫商家“二选一”的不正当竞争去的。

 

    遮羞布撕开后,腾讯阿里的公关大战在各个战场随即铺开,占据年末中国科技财经媒体的主要版面。喧嚣口水战中,一些比较核心的议题反倒变得模糊,对零售、电商从业者以及相关投资机构而言,针对这场合作,真正关心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

 

    其一,唯、京、腾的三方合作可能会深入乃至进展到什么程度?

   

    其二,有没有阻碍他们深入合作,甚至导致他们分道扬镳的不稳定因素?

   

    其三,假如合作不成,概率有多大,会导致什么结果,假如合作成功,概率有多大,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词,就是“变数”。这场合作,变数在哪里?

 

 

    一、腾讯棋局中的尴尬位置

 

    国内VC、PE行业的真正大佬是谁?腾讯!

 

    相比腾讯的投资体量,国内顶级股权机构,恐怕包括这次一手促成唯京腾合作的高瓴资本以及红杉资本、赛富资本、鼎晖资本等国内顶级资本都不能望其项背。腾讯事实上也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股权投资机构。据统计,腾讯目前累计投资规模超过了400亿美元,而高瓴资本、鼎晖资本的管理规模分别只有300亿美元、200亿美元。

 

    2017年,腾讯投了多少公司?113家!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要知道,腾讯的投资VC模式很少,多数是PE模式,基本集中在成熟期的公司,投资额度少辄千万美金级别,类似于唯品会这种亿级美金的投资比比皆是。比如,蔚来汽车,腾讯C轮领投,20亿人民币,摩拜单车,领投E轮,6亿美元,阅文集团,B轮1亿美元,Ola,20亿美元,易鑫,C轮5.05亿美元,每日优鲜,C轮1亿美元,美团点评,F轮领投40亿美元,好大夫在线,D轮领投2亿美元,永辉超市,42.15亿人民币占股5%。 

 

    对于腾讯而言,投资唯品会意味着什么?

 

    腾讯投资并购部副总经理许良曾经公开说,腾讯只投资两类公司,一类是腾讯认为它能够成为一家好公司,而且在腾讯的帮助下,它能成为更好的公司,二类是腾讯需要的公司。这两种分类很有意思,虽然许良在第一种分类里加了一句,“在腾讯的帮助下,它能成为更好的公司”,但很显然,第一类和普通VC、PE也没有多大的区别,而腾讯的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所谓帮助,不过是腾讯拿流量和数据换一些他们看中的公司的股权,但是这类股权,腾讯也多为财务性投资,即使有一些业务合作,也是一种“被投企业仰赖腾讯,而腾讯随时可以撤”的相对超然模式。

 

    腾讯真正比较在乎的是第二类企业,也就是所谓“腾讯需要的公司”,这种投资被腾讯内部称为“富有战略使命的VC”,也就是说,这类项目要服务于腾讯的整体战略。

 

    京东显然就是第二类企业的典型。腾讯的业务部门一直试图进入电商领域布局,腾讯投资并购部门就按照这个布局去寻找,最终将京东确定为腾讯在电商领域的核心战略伙伴。

 

    我们要问唯品会在腾讯那里到底是什么定位和地位,从腾讯的投资布局和理念已经能够管窥一二。

 

    其一,在腾讯2017年的整体投资版图中,电商新零售领域虽然相对夺目,但人工智能、出行、文娱等板块同样并驾齐驱,相比较阿里巴巴在新零售领域的激进布局,腾讯在新零售领域的战线长度和投资力度仍然稍逊一筹。

 

    换句话说,即使腾讯如此重视新零售,腾讯的基因和已有格局决定,新零售在腾讯版图中仍然是“战略使命”,而不是命根子,京东、唯品会,包括永辉超市,都是腾讯电商战略的一部分。

 

    其二,腾讯目前已经持有京东21.25%股份,是京东第一大股东。而腾讯本轮虽然入股唯品会7%,但,这一份额与腾讯在京东的占比相比,仍然偏低,更何况,京东市值跟唯品会市值相差十倍以上。

 

    所以,无论从股权比例,还是从合作历史来说,唯品会绝不是腾讯新零售战略的第一选择,甚至不是第二选择。从腾讯这一阶段在新零售领域的布局来看,如果说京东是第一选择,那么永辉超市更接近于第二选择。

 

    腾讯一直想实验一种区别于阿里模式的所谓无界零售解决方案,但腾讯跟京东合作以来,在供应链上一直没有很好打通。永辉超市尤其是旗下的生鲜品牌超级物种比较符合腾讯理解的新零售业态,永辉具有出色的门店管理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而腾讯能够提供线上化能力并且注入腾讯的其他资源。从腾讯布局来说,显然,入股唯品会是给京东加持,与永辉超市的合作背后当然也有京东,但永辉超市显然可以代表腾讯在生鲜新零售市场与阿里一较高下。

 

    在腾讯一盘棋的格局下,唯品会与腾讯的关系是松散的、不牢靠的。从资本运作的方式来看,这一交易促成,背后恐怕京东及资本操盘手运作因素更多。是的,唯品会与腾讯之间始终隔着一个京东。

 

 

    二、京东之心,路人皆知 

 

    唯京腾三方合作,各自收获什么?

 

    对于腾讯来说,除了通过流量和资本争取了版图维护和落地场景之外,还可以强化腾讯的电商变现能力,将腾讯平台与唯品会商品深度对接;对于京东来说,主要是借助唯品会在闪购电商和服饰美妆品类的优势,弥补品类短板,加强服务女性消费者的能力。

 

    而从表面看,唯品会是交易最受益的一方,因为它弥补了两大瓶颈,一是缺少流量,获客成本较高,二是资本市场一路看低,虽然盈利,但融资压力大。通过此轮融资,唯品会拿到了腾讯和京东的流量以及大笔资金,同时唯品会创始人由于AB股股权结构,又没有失去公司控制权,可谓是最大的赢家。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唯品会正处在一个整体下滑曲线中。从实际业务来看,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7上半年中国B2C网络零售市场占比份额,天猫达到50.2%、京东是24.5%,老三唯品会只有6.5%。从增长速度看,唯品会营收的增速2017年Q3季度已经跌到了27%,而同期阿里营收增速高达61%,京东也有39%。

 

    从资本市场表现来看,唯品会的下滑速度更是令人瞠目。2015年,唯品会达到市值巅峰120亿美金,此后走上漫长快速的下滑通道,到2017年12月,唯品会市值还不到50亿美金。

 

    再看京东,目前京东总市值580亿美金左右,差不多是唯品会的十倍。此轮资本操作之后,腾讯和京东一共占唯品会12.5%的股权,根据三方协议,两年禁售期后腾讯和京东将增加其投资至唯品会已发行股本的12%及8%来维持董事会席位。也就是说,即便未来两年腾讯、京东没有大动作,到时候二者在唯品会的占股比例也将达到20%。

 

    对于京东来说,并购唯品会将会得到什么?

 

    第一,京东在电商市场的份额将达到31%左右,这个比例已经可以跟天猫并驾齐驱;

 

    第二,京东在自营的数码电子3C等产品上已经做到行业前端,跟阿里最大的差距就是服饰美妆类产品,唯品会能够让它补齐;

 

    第三,唯品会虽然年活跃用户只有不到6000万,但大部分都是女性用户,这部分用户引流进京东能够弥补京东男女用户比例的失衡;

 

    第四,唯品会花了大量力气在自建物流上,唯品会商品目前98%由唯品会自己的物流体系运送,并购唯品会毫无疑问会继续增强京东在仓储物流的实力;

   

    第五,最最重要的是,并购唯品会会让京东市值上升一个巨大的台阶,可能在100亿美金,京东的市值有可能达到700亿美金,由此跟百度并驾齐驱。

 

    显然,并购才是对京东价值最大化的选择。京东在逐渐迫近它的猎物。事实上,京东之心,可谓路人皆知。为什么京东一直没有啃下唯品会?跟唯品会的老板沈亚有很大关系。沈亚是个硬角色,他这么多年从未卖过一分唯品会的股票,在阿里腾讯的多年战争中,唯品会也向来保持独立姿态。在此次多方股权交易之后,唯品会发布声明一再称唯品会仍将保持独立自主运作,恐怕并非违心之言。

 

    但问题在于,时势大过人。一方面京东不只是京东一家之权势,背后还有腾讯这个巨头,还有相当多的资本大佬,据说此次交易促成除了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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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天人交战的佛系都是伪佛系

 

    十年前,我初入职场的时候,中国年轻人还没有“丧”文化和佛系文化,小确幸可能刚刚有。那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时代的巅峰期,整个社会都在被时代裹挟着前进,以至于当时的青年在文化上对主流文化(中年人阶层主导)还是呈现一种高黏度的依附关系。

 

    中国狭义青年(18岁到28岁左右)与主流文化及主流文化背后的中年主流阶层(35岁到60岁)的关系呈现一种依附关系边际递减的趋势。如果以90年代为划界,在近三十年的青年文化史上,青年对主流社会的反叛和对抗在规模和面上则存在一种边际递增的趋势,以至于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成了一种强势话语。

 

    如果说丧文化的抵抗还带有一点点火气和情绪,佛系则干脆就是更进一步,连抵抗的姿态和情绪都没有了,无所谓、爱谁谁、淡然随缘、没有情绪、放弃抵抗。如果追溯中国流行文化史,这种带有消解、自嘲、解构气质的青年亚文化一直隐秘存在。周星驰电影里的无厘头形象以及贾樟柯早期电影里的几个主角其实都很符合“丧”或者“佛系”的形象。

 

    到底时代不同了。从前的丧和佛系主要是在青年小众群体里弥漫,大部分青年一旦进入半社会化的大学以及完全进入社会后,总体是积极融入、适应主流的态度。我的印象里,十年前好像还是如此。

 

    文化是经济社会变迁的镜像。青年文化尤其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很多分析已经说了,今天中国青年文化有点在往日本最近二十年的风气靠的感觉,主要特征是社会阶层固化,尤其是形成了以中年人为主流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这种比较凝固的阶层制中,年轻人的欲望和不满通过一种不直接的方式(话语、生活方式或者行为艺术)表达出来。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主流阶层的青年宠儿,在某些场合反倒容易被孤立。比如那种特别上进很讨老师喜欢的好学生,比如刚进入公司里一些喜欢主动与领导攀附的青年,比如一些与普通群众区隔明显的出身很好的官二代、富二代。这三种人在主流文化和中年阶层主导的场合里,往往是夺目光鲜的。一旦到了丧文化、佛系文化以及小确幸文化的场合,他们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会“尬”,佛系青年们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但他们会很默契地给他们奉上一种含义丰富的集体微笑脸,或者集体沉默,这是一种佛系的Joy and Peace式的孤立。

 

    另一个现象是,主流阶层在面对“丧青年”和“佛系青年”时,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无奈。现在的主流阶层都是通过攀附他们青年时代的主流权力阶层而来,他们认为他们的子女、学生和手下也理所当然如他们当年一样附和他们。但实际是,他们遇到的是一群新人类。这些青年对他们的不满和抵抗不是强硬的、直接的,而是佛系的、丧的,这让他们所有的拳头和斥骂甚至各种怀柔手段都好像打到棉花上了,而且,他们还常常会被diss为“油腻中年”、“猥琐中年”。

 

    现在冒出很多文章,批评丧文化或者佛系青年,包括了一些主流媒体。我倒觉得,主流媒体的所谓引导效果不大。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产生的现象,还是得结构性的调整,才能真正改观。

 

    但在我私下里,对比我小的具有佛系、丧系色彩的朋友,我往往会聊两个观点,无妨与大家分享。

 

    第一,20多岁时候的佛系是一种很浅层的未经审视观照的佛系。就我私人经验而言,我本人与佛结缘的过程恰恰是伴随着痛苦的。说实话,如果没有体验到真正的痛苦,中国这种缺乏宗教基础的国家里,人们不太会想起佛。我每次去寺庙,往往跟人生中一些当时很艰难的事情有关,譬如对事业、感情过于执着,以至于陷入到某种陷阱中。求问过不少人,这种因为要化解自身痛苦才去靠近佛,是不是太不纯粹。后来了解了佛教、基督教一些基本情况才知道,其实不少人与宗教的亲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普渡关爱正是他们的宗旨。

 

    在我看来,未经天人交战的佛系其实是伪佛系。对人生的很多事情过于执着当然不好,但是如果在人生早期就是回避和无所谓的态度,看似拒绝了可能到来的痛苦,但也缺少了在真实世界体验真实痛苦的人生味道,而在青年的年纪,人生的真正苦痛其实远远还没有到来,没有痛苦经验的积累和足够的勇气,不足以迎接真正的人生考验。

 

    第二,真实佛学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不争不抢,什么都看开,什么都无所谓”。我一位朋友说得很好,佛学的确不鼓励人们对特定的人事物过于执着,但这背后的根本精神在于,人在摆脱了私欲的束缚之后,更能勇猛精进地做更多利于大众的事情。可惜,现在流行的佛系只是强调了看破世间幻象的一面,而忽视了佛学中光明远大的一面:在看穿名利、钱权假象后,依旧精进不懈地服务大众。(12月29日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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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去与留:早于北京的济南天际线行动

 

    2017年11月,北京户外广告拆除运动(天际线行动)引起轩然大波。12月11日,互联网上出现载有“海淀区城管委暂缓牌匾广告清理工作”内容的通知。随后,海淀区城管委证实了这一消息。北京这一轮拆除户外广告运动在全国并非孤例。

 

    按照业内人士的分析,户外广告从严管理最初来自杭州经验。最近一年多,在不少内地省会城市,都出现力度不逊北京的户外广告强拆运动,这其中,济南是重要典型。

 

    2017年4月28日,位于济南市商业中心泉城广场沃尔玛广场楼顶的可口可乐广告牌和LED屏全部被拆除。这块广告牌被济南户外广告界公认为是济南核心商业地段最漂亮的广告牌。这块广告牌属济南市润色传媒所有。润色传媒是山东省最大的核心商圈户外媒体运营商,隶属山东省国资委下属的大型国企鲁商集团,长期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中国移动、海尔集团等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户外广告服务。

 

    “这块广告牌和LED屏是国内可口可乐最大单体广告牌,我们成本就花了一千多万,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而且给泉城广场增色不少,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拆除”。润色传媒员工有类似疑问的不少。

 

    济南,中国第三大经济大省山东的省会,以泉水众多而闻名。但近年来,在城市面貌上却一直饱受诟病。违章建筑、雾霾、交通拥堵,并列成为济南的另类标签。

 

    “占道经营、超门头经营之猖獗令人震惊,违章建筑之多令人震惊,环境卫生之脏乱差令人震惊……为什么一个省会城市、一个副省级城市、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会管理成这个样子?”

 

    2016年,一名济南公务员致信济南市主要领导,痛陈省城济南的三大市容乱象。2016年12月1日,在济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这封信被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分发给每一位参会干部。

 

    济南也由此拉开了史上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拆违拆临攻坚大幕。

 

 

    一、户外广告,一禁了之?

 

    按照济南市户外广告协会会长李国平的说法,户外广告行业也因“一刀切”的拆除大令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2017年4月底,记者在济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泉城广场看到,大量广告牌已经被拆除。被拆掉的不只是可口可乐广告,还包括苹果公司的广告牌。在被拆除广告的大楼上方,由于尚未拆除干净,裸露着一些钢筋铁架,本就空气能见度不高的城市显得更加灰色。

 

    2017年4月,济南公布了史上最严户外广告规定《济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社会公示和征求意见)》。规划将济南划分为禁设区和限设区。规划明确规定,整个济南主城区一般地段,全部禁设广告。

 

    “这意味着济南主城区的户外广告要全部拆除,问题是济南商业中心包括泉城广场就在主城区,户外广告在商业中心才有必要设置,纽约、东京、香港,哪个大城市的商业中心没有户外广告”,业内人士说。

 

    在李国平看来,这几乎是摧毁了整个济南的户外广告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济南市目前在册的户外广告经营单位超过300家,加上设计和后期制作方面的从业人员,估计全行业从业人员在两万人以上,年纳税过亿元。

 

    “这还不包括近几年各经营单位在广告拍卖中缴纳的数亿元出让金,以及各广告公司对于我省我市品牌建设和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作出的贡献。”李国平对记者说。

 

    在济南生活了20多年的的刘明(化名)想了又想,决定给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也写一封信。

 

    刘明1993年就来了济南,起初从事电视广告业务,后来转入户外广告领域。如今,一手创办的山东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从几个人发展到200余人,成为山东最大的户外广告经营单位。

 

    “2013年至今,我们年均纳税过千万,累计上缴的广告出让金也已超过两亿元。”刘明对记者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作为一家2015年刚被山东省政府列为全省重点支持的广告企业,且正在积极准备上市的“纳税大户”,竟然也成为被整治的对象。

 

    在给王文涛的信中,他甚至直接和市委书记挑明广告行业对就业和税收及父母官政绩的重要性。

 

    他说:“济南市以前在户外广告出让方式上有别于其他城市,目前市区存在着不少经政府公开出让的媒体和路段,如按照规划的禁设范围加以取缔,势必造成政府失信于民的情况,也会把整个广告行业一棍子打死,不利于引导行业转型升级。”

 

    刘明承认,济南确实存在户外广告乱象。数量多、种类杂、野广告盛行、视觉污染严重等都是绕不过去的现实。

 

    但刘明认为,户外广告行业乱象并非合法经营的广告公司造成的,其中既有不法单位为谋取私利私搭乱建的原因,也有管理部门不作为引起的后果,如果不对这些情况加以区分,一刀切拆除所有户外广告,那就是“泼洗澡水把孩子一起泼掉”。

 

    在他看来,广告规划应有堵有疏,不宜对各种广告形式一律禁止。环顾海内外大都市,楼顶广告和落地式广告也都是存在的。远的如纽约曼哈顿,近的如东京大阪,都已经成为所在城市的靓丽风景。即便是经过严格整治后的杭州郑州等城市,各种广告形式仍然存在。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减量提档,按照‘少而精、大而美’的指导思想,使户外广告发挥城市‘第二轮廓线’的良性作用,而不是简单化的一禁了之。”刘明表示。

 

 

    二、地方政府随时批,随时可以拆

 

    随着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户外广告的争议在中国备受瞩目。

 

    这不是中国独有现象。14世纪开始,巴黎户外广告就开始迅猛增长。到18世纪,大量的广告占据了巴黎城市空间中的有利视觉位置。

 

    1761年,法国政务部长萨迪纳 (M.de Sartine) 主持制定了新的广 告条例。19世纪中叶,奥斯曼的巴黎新规划建设之后,城市空间更加开阔,在当时新兴的大型综合百货公司的山墙上出现了尺幅巨大的广告。

 

    随着广告的数量尺幅的猛增,城市公共空间和自然景观的原本面貌被商业图像所遮蔽,且随着20世纪初广告沿铁路公路网向乡村的蔓延,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著名的“30年代广告大论战”。

 

    二战末期,政府重新制定了新的广告法令,限制了广告的面积密度等指标,第一次把自然景观和建筑遗产列为广告禁止区。1979年12月29日由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杜阿梅(JacquesDuhame1)负责的在1943法国广告法令的基础上制定的 (N79—1150广告法令)正式施行,后来连同环境卫生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法令一起被纳入法国环境法规之中,一直沿 用至今。

 

    对于户外广告,发过《环境法》下的定义是:商家为了向公众发布信息,吸引人们的注意而设置的文字、图案、造型等(但除了店面标牌)。

 

    关于户外广告的法规,法国《环境法》如下规定:在国家的广告法规框架内,各市政部门需要拟定地方广告法规,划分出广告一般规定区、广告限制区和广告宽松区。地方广告法规在制定和修订后,需要在市政府公告栏张贴,集结出版。在地方法规制定过程中,市政府需要成立专门工作组,组长由市长担任,工作组需要包括市政府各部门代表,由户外广告公司、广告标识制造商、图像设计师组成不超过5人的行业代表,广告相关协会和行会组成的协会代表,以及省级的自然、风景、历史保护单位和规划局的顾问。

 

    但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只有一个笼统的广告法。在各地方的广告法规制定过程中,缺乏上述程序。

 

    由于政策朝令夕改,国内户外广告公司对户外广告普遍缺少稳定的预期。政府的授权时间说改就改。很多户外广告项目一年一签,没有严格的合同保护。

 

    “地方政府每年一签,不跟你签保证合同,只是签,随时批,随时可以拆,没有可以遵循的依据,导致城市牛皮癣泛滥,也导致一旦政策收紧,就一刀切,正规户外广告公司也大量跟着遭殃”,济南市通广传媒广告公司总经理尹纪伟说。

 

    国际上,也是由政府对广告项目进行招标或直接授权给予大的广告公司。但这些授权一般与广告公司根据招标情况进行时间划定,时间较长,便于广告公司进行长期规划管理。

 

    如1970年,巴黎市政府授权德高公司负责设置巴黎候车亭系统 (Abribus)项目,共设置候车亭1900个。两个公司共同负责候车亭的建造费用,并以Abribus候车亭承载的广告位广告图像 的发布权作为资金回馈。此授权的有效期直至2012年,长达42年。

 

 

    三、城市牛皮癣还是都市风景线?

 

    中国城市发展早期,一度贴在电线杆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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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腾讯开放战略:专访腾讯副总裁林松涛

 

    2017年11月8日,在香港上市的阅文集团开盘后股价一路飚升,一日之间市值达到928.8亿港元。

 

    此时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四川成都,近3万名参会者正拥簇在第七届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会场内外,倾听着腾讯即将推出的“大内容”平台开放战略——市值近千亿的阅文集团,正是腾讯前期内容开放战略的成果之一。

 

    据腾讯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上半年,腾讯开放平台上的合作伙伴总数超过1300万,合作方分成收入超过230亿元。而在三年前推出的“双百计划”(投入100亿资源,扶持100家市值过亿的企业),今年已经“超额完成”:孵化的100个项目总估值已超过600亿元。

 

    大会上,腾讯副总裁林松涛在宣布正式推出腾讯内容开放平台的同时,还推出了新的“百亿”计划:将以100亿流量、100亿资金和100亿产业资源,在流量和变现、投资孵化、线下文创基地等领域全面扶植内容创业者;并通过推动版权保护联盟建设,构建起“版权保护+产业投资”的内容产业新格局与新型产业生态。

 

    此前腾讯集团主席马化腾在致大会的公开信中,回顾了过去一年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进程后,提出在数字化背景下,“不同产业和区域的生态之间,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关联”,并正在加速形成一个“数字生态共同体”的趋势判断。

 

    在这一新的“数字生态共同体”时代,腾讯的企业愿景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竞争市场中的“产业引领者”,变成“数字共同体”内的“生态维护者”和“产业赋能者”。

 

    这一“去中心化”的生态共赢理念,源于腾讯过去七年开放战略的成功实践:在2011年提出“开放战略”时,腾讯还是一家营收不足200亿元的“社交平台企业”;而到了2016年底,它已经成为一家营收超过1500亿的“社会平台网络”。

 

    与此同时,腾讯的企业形象也从2010年3Q大战前令互联网企业们惊恐不安的“全民公敌”,变成了今天在行业与区域经济生态内广受尊重与欢迎的“事业伙伴”。

 

    短短七年间,是什么样的企业基因和经营理念,为腾讯带来了如此巨变?在这一持续不断的转型过程中,腾讯的经营模式和企业能力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身为腾讯开放战略执行者和开放平台创造者之一的林松涛是个合适的回答者。2003年加入腾讯的林松涛是腾讯QQ历史上第一位产品经理,率领团队打造了QQ空间、广点通以及腾讯开放开台等一系列业界瞩目的产品与项目,被视为腾讯开放战略“最坚定的践行者”之一。

 

    11月9日上午,本人与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就腾讯开放战略等问题,对林松涛进行了独家专访。

 

 

    “全民偷菜”催生的开放战略

 

    南方周末:过去几年,传统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模式,正在迅速从封闭走向开放。腾讯是最早提出“开放战略”的互联网企业,在2010年前后,腾讯是怎么跨出第一步的?

 

    林松涛:从开放战略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是从2009年前后就开始构思和酝酿了。当时有一款火遍大江南北的“偷菜”游戏,叫QQ农场,它的前身是一家叫做“五分钟”的游戏公司开发的农场游戏。这是我们跟第三方伙伴合作推出的第一个产品,也是我们在QQ产品中第一次采用收入分成的合作模式。

 

    当时还没有开放平台,但是QQ农场的火爆让我们意识到开放合作模式的巨大潜力——坦率地说,之前的互联网企业之间更象是一种“跑马圈地”的竞争关系,QQ农场是腾讯第一次打开自己的大门,让第三方合作者“在腾讯的地里种庄稼”,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收成。

 

    而QQ农场的开发者,也通过QQ空间带来的巨大流量支撑,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全民偷菜”的现象级产品。我们由此感觉到,腾讯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并非“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而是存在着能力和价值互补的极大空间,很多合作伙伴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

 

    南方周末:在早期的开放式合作模式下,你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林松涛:首先是整个技术支持架构的转型。

 

    腾讯的在线服务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整个系统过去是为公司内部产品开发服务,在开放给外部公司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架构和设计要改,因为有安全问题,有各个产品平台的标准衔接问题等等,需要投入很多资源进行改造。

 

    这时候我们就想,花这么大功夫改造出来的系统可以给“五分钟”用,为什么不能给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用呢……这就是开放战略的早期想法。

 

    合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这家公司在游戏设计上非常有创意,但是底层技术平台比较单一,无法支撑巨大的在线流量。所以后来大家玩的“QQ农场”,整个游戏的底层架构都是我们帮他重做的。在这种底层技术支撑方面,小公司的开发能力是不足以实现的,而我们成熟的底层支撑技术,恰好补上了他们关键的“短板”。

 

    另外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从小到大在不同阶段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腾讯在成长过程中已经解决了的,有了我们的经验帮助,初创公司的成长速度就会大大加快,而不是在不断折腾中损失了用户和市场。

 

    所以在流量开放之外,我们又意识到了能力开放对合作伙伴的价值,后来腾讯内部20多个部门不断尝试和探索,最终形成了一个日渐成熟的“能力开放”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腾讯自己也有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腾讯云的诞生。

 

    我们今天对腾讯云的理解和运作,就是基于这一能力开放体系之上的。

 

    南方周末:所以说云服务并非出于对产业趋势理解而提前做出的战略布局,而是在现实的开放合作模式下摸索出来的一个战略架构?

 

    林松涛:是的,等于是我们在为了支撑外部开放合作能力的过程中,企业的后台支撑系统就慢慢变成了今天“腾讯云”的形态。并不是说预见到了未来世界是怎么样的,然后提前布局准备。

 

    因为我们既然已经把系统改造到能给“五分钟”用了,自然会想让更多合作伙伴用。而这些新的合作者,他们的业务领域、发展方向和能力需求都不一样,就倒逼我们把系统架构改造得更加灵活,以适应多元化的合作场景。

 

    这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我在会上也说过,腾讯开放战略经历的七年,就是遵循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找不到什么成功的先例与经验——企业系统能力的开放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是流量开放那么简单。

 

 

    从“流量开放”到“能力输出”

 

    南方周末:从流量开放到能力开放是腾讯开放战略的一个转折点,能不能通过具体的案例谈谈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林松涛:比如在QQ农场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开始只是简单的导流,就是把QQ空间的用户群引到游戏中去。但是后来发现合作伙伴需要的不仅仅是导流,只给流量他撑不住,游戏一下子就当机了,所以我们就把底层架构的设计和运营能力也向他们开放。

 

    比如LBS(地理位置信息),许多互联网企业都要用到这个功能,但是又没有能力或必要去独立开发,腾讯地图就要承担起这个功能。今天象滴滴、摩拜和美团这样的公司,用的都是我们的LBS服务,这也带来了合作开发过程中我们自身的系统能力升级。

 

    这是对腾讯成熟技术能力的开放,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合作里,合作伙伴们需要的能力可能并不是我们原来擅长或者具备的,这就逼着我们也要去补足自身“开放能力体系”中的短板。

 

    具体的能力开放转折点,我觉得可能是页游(网页游戏)爆发的那两年。当时游戏行业内都不看好页游,觉得这只是个低端过渡产品,但是在我们跟页游企业合作第一年出现了一款叫做“胡莱三国”的游戏,它当时的收入增长震惊了整个游戏行业。

 

    这款游戏的开发者是两口子,一个是中科院的科学家,另一个是网络写手,从来没有过游戏创业的经历,根本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人能开发出爆款游戏来。但是直到今天,这家游戏公司依然是整个手游行业的中坚力量之一,而它就是在我们的开放平台上成长起来的。

 

    还有像凯英网络,完全是在腾讯的开放平台上从零开始成长起来的游戏公司,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手游市场中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

 

    我一直觉得,流量导向就像打开我的门,欢迎大家一起来种地;而能力输出,则变成了我们一起合作去探索和开拓新的土地。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腾讯的企业战略发生了变化。包括我们在2014年开始推出了软件商店“应用宝”,它的战略思路已经不是构筑封闭系统式的“跑马圈地”,而是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一个开放式的流量入口。

 

    南方周末:从封闭系统走向开放系统,对企业而言是个非常大的转型与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经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松涛:2011年我们推出开放战略的时候,很多媒体朋友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们在经历了3Q大战以后的某种“形象工程”?我说,说什么不重要,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看结果——结果是两年后已经没有媒体记者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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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理性、形式逻辑与新媒体伦理

 

    逻辑精神、实证精神,二者合起来就是分析理性。这是《自然辩证法概论》对“分析理性”这一概念的阐述。然而《自然辩证法概论》在讨论分析理性时却绝不是就概念讲概念,也绝不是就西方讨论西方,而是充满由西观中的比较批判精神和由历史演变观察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批判精神。概而言之,《自然辩证法概论》讲课过程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分析理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西方分析理性的发展反思中华文化传统中形式逻辑的长期缺乏;二是通过数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历经千年的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的发展过程反思哲学能否同样像其他所有科学理论一样具有数理逻辑;三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理论的逻辑与实证的脱节反思这一哲学形式面临的困境。

 

    在“中华传统文化为何缺失分析理性”章节里,虽然论述里分别列举了相当多的实例,包括中医问题、李约瑟之问、墨家与名辩学派被罢黜甚至包括近代以来影响中国至深的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正如上文所说,这些问题与实例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仍然在深刻影响中国现实当下。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华传统文化曾经一度被“革命”被“打倒”,但有意思的是,事后看来,革命本身恰恰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逻辑的演变产物。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宣扬文化决定论或者所谓国民性。从形式逻辑出发,“文化决定论”或者“国民性”本身就是另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它的提问本身就是反形式逻辑的。

 

    西方哲学进入中国近两百年,形式逻辑与分析理性也被中国有识之士接纳并引入一百多年,但现代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在中国日常社会经济乃至政治运作中仍然大量缺席。宏大层面的形而上层面的缺席,导致的是社会细枝末梢的形而下的各种问题弊病,中国当代新媒体和内容领域的问题弊病就是最好说明。

 

    中国新媒体的发展大概肇始于20世纪末期,以门户网站、BBS、社区的兴起为标志,至今大约20年时间。概而言之,20年时间大概分为两个时代,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是互联网发展加速度更新升级的表现,主要时间节点大约在2011年前后,以手机硬件的技术进化和大量移动APP的出现为标志。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新媒体的发展速度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速度呈现出强相关性,堪称高速发展,近几年,大量新媒体、自媒体和所谓内容创业出现,新媒体市场一度被投资界认为是风口。

 

    严格意义上说,新媒体本身就是伪概念。从本体上看,一种元内容,无论它的形式是什么,是文字、图片、视频还是表格、动画,也无论它的载体是什么,是纸张、广播、电视、手机屏幕、电脑网站还是实体广告牌,只要这种元内容以某种形式某种载体从某一主体传播到另一主体,这种元内容的传播过程就是媒体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公众号的文章无论是叙述一个事实还是表达一个观点,只要有一定的打开率和点击率,它就是媒体,一个人在朋友圈发一张图片或一个视频,只要有人看,它也是媒体。从媒体本体来看,一个普通公号和一份报纸没有根本区别。

 

    在探讨和理解当下中国时,如果要从统观全局的哲学角度去理解,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切口。这是因为所谓媒体,正是过去和当下发生的一切的镜像,它不仅提供大量用于归纳演绎的材料,其本身就体现正在发生的社会性的人的活动的特征。有趣的是,由于媒体的起点动因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媒体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功利化特征,这种功利化驱动导致媒体本身就藏着大量的“真实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线索,把媒体的文本及其文本形成背后的各种复杂动因搞清楚,我们往往才能窥见媒体反映的社会某个领域的全貌。

 

    业界在形容新媒体时,最常说的词是“泥沙俱下”。中国新媒体发展整体可以用“粗制滥造、混乱不堪”来形容,具体表现为文本质量低下,内容充斥怪力乱神,商业力量、政治力量的把持操纵过于明显。在这其中,分析理性的缺乏可以说是普遍通病。

 

    以目前最大的新媒体内容生产平台微信公众号和头条号为例。无论是财经类还是情感类、生活类、养生类,几乎90%以上的文章经不起形式逻辑的推敲。《自然辩证法概论》提出中医作为一种系统缺少实证精神和分析理性,可想而知,关于中医的新媒体在宣扬某种养生药方或者某种中医理论时,不仅不具备分析理性,大量连辩证理性都没有。财经类新媒体按道理是最应该“实事求是”的,但是大量财经类新媒体都没有归纳演绎的过程,甚至充满诡辩以及和稀泥。我们不要低估新媒体分析理性缺乏的恶果,实际上,就个人经验而论,新媒体在实际生活中的确可能产生真实作用,有人以情感号的情绪类文章作为他们情感生活的宝典,有人以养生新媒体的各种伪科学方子作为他们的养生宝典和治病指南,更有人听信财经新媒体的各种建议进行投资和财务决策。新媒体之乱象,害人误人者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到底是缺乏分析理性的媒体塑造了民众,还是缺乏分析理性的民众塑造了这种媒体。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可以确认的是,民众和他们日常过脑的新媒体之间如果形成一种分析理性的正向循环,中国新媒体质量才会提升,中国民众素质也才会提升,倘若与之相反,则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媒体质量更低,民众素质更低。

 

    需要指出的是,缺乏分析理性难道仅仅是中国新媒体的问题吗?如上所论,本体而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无区别。实际上,分析理性缺乏同样是中国传统媒体的多年沉疴。且不说那些歌功颂德类文章的情绪化和无厘头,就是相当多事实类报道都曾经出现过令人瞠目结舌的错误,比如水稻亩产十万斤这样的新闻就曾堂而皇之出现在最高媒体上,而很多社论、深度报道、调查报道(号称新闻行业的皇冠,最该讲究分析理性)却也经常或落入辩证理性窠臼,或缺少实证精神,或缺少明显的逻辑支撑。

 

    当然,相比较新媒体,传统媒体整体的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当然更高。传统媒体的文章,几乎都能完成所谓逻辑自洽,但是,如果比对“元理论——对象理论——对象”的哥德尔定理,又有多少内容真正符合科学理论的理想结构模式?且不说其他,就说我们的元理论就有多少问题。

 

    坦白说,相比较学术系统,媒体系统是相对松散不严谨的,我国学术系统内尚有那么多不符合分析理性的学术文章,何况新闻业?对新闻业要求当然不能太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提高人类理性水平并提高人类福祉的角度来说,一个更好的媒体生态(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当然能让整个社会获得更好的福祉,反之,一个更差的媒体生态,一个分析理性被抛之脑后的媒体生态会让社会的整体福祉变得更差。

 

    此时,需要重提媒体伦理。实际上,大量前人智者早已通晓本文所说问题。如果说现代新闻业有那么一点接近现代科学,那就是现代媒体建立起的媒体伦理。现代媒体在理论上同样非常讲究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新闻事实、新闻调查和时事评论,这三种主体媒体形态,媒体学界早就建立起非常系统的伦理体系,事实必须核查,调查必须掌握证据,评论必须讲究逻辑推演。这种新闻伦理,学界业界称作“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当代媒体发展史上,所谓专业主义精神最被张扬贯彻得较为得力的时代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十来年,倡导和实践主体是一批都市报、专业报纸为代表的市场化传统媒体人,此后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互联网的崛起以及其他复杂原因,这种伦理亦随之势衰,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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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升级2.0版,尚不足以影响北京楼市

  

    日前,北京市规土委、市住建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工作的有关意见》。《意见》称,从今年起的5年内,北京将供应1000公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

 

    北京市政府的执行力不错。8月28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公布的13个试点城市就有北京。不到三个月,北京市的具体方案就已经出台。

 

    供给土地高达1000公顷,供应租赁房子多达40万套,如此大的供应,且放在最敏感的北京楼市,理所当然引起舆论关注。实际上,8月28日,国土部建设部的总方案放出来时,就曾经引起楼市舆论的骚动,有的惊呼此举为楼市大杀招,有的认为农村土地松开一个口子,有的认为“2到3折的房子即将面世”,应该说,这类评论都不靠谱。

 

    为什么很多房地产媒体对这一政策的反应过激且评价失当,原因是,这一方案实际上牵涉到主流地产界很少关心的盲点,“集体建设用地”上的“租赁住房”,跟国有土地上的普通城市商品房以及建立在商品房市场基础上的城市租赁住房市场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和市场体系,而相当部分楼市媒体,既不懂农村土地政策,更不懂大城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的历史发展过程。

 

    集体建设用地是农村土地的一种。我国农村土地统称集体土地,而其中又分为三种,农用地(包括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利用地,以农田为主)、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三种土地中,农用地严格列入国家红线保护,谁也不敢动,未利用地大部分没有使用价值,具有住房使用价值的就是集体建设用地,主要就是农民宅基地以及村办企业用地。

 

    我国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扩张的大中城市实际上都在不断吞噬周边的农村,或者直接将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或者城市包围农村,这些城市中的农村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中村。

 

    注意,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从来不是现在才有的概念,而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在中国,只有稍微有点规模的中等城市以上,几乎都有城中村城郊村,这些地方说是“村”,其实已经被城市包围。这些城中村并没有闲着,他们的宅基地的土地租金随着城市化发展日益增高,因而,城中村几乎无一例外都大量对外租赁住房,其中一部分甚至违规出售,这就是“小产权房”。

 

    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小产权房”,也就是城中村房子,只能出租,不能售卖。如果把8月28日两部委联合发布的方案以及北京出的这个详细方案拿出来对照看就知道,现在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租赁住房仍然只能出租,不能售卖。北京方案明确指出:“为杜绝变相开发建设小产权房,《意见》在集体租赁住房的产权管理上明确规定,其不动产权利证书(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按项目整体核发,不予分割办理单元产权证书。同时,权利证书还应注明:仅用于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未经批准,不得出让、转让,不得转租,不得出售,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简单说,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二元土地格局没有丝毫变化,而这两种不同性质土地上建设的房子的产权特征也没有根本变化,所以,夸大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的声音可以休矣。

 

    但是,这一政策仍然有积极意义并且有一定的创新性。我认为,这一政策有一举三得的效果:其一,它能够改变目前城中村脏乱差以及管理混乱、建设粗放、隐患众多的毛病,通过整改改变城中村面貌,也就是同时提升了城市面貌;其二,它实际上是要引入正规地产建设企业和租赁公司进入向来混乱不堪的小产权房租赁市场,将小产权房租赁市场纳入城市租赁市场体系,实现租赁市场的统一管理;其三,通过集约化管理,通过小楼房变高楼,可能实现租赁住房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从而增加对北京整体住房市场的供给,缓解北京人多房少的供需不平衡。

 

    北京方案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租赁住房布局上将结合“三城一区”和产业功能区,坚持毗邻产业园区、交通枢纽和新城的原则进行布局建设。这句话说明,北京市还要将这一举措变成城市整体规划中的一环,毕竟房子就意味着人流,而人流与产业的结合,人流与城市功能的结合,本来就是城市管理布局的学问之一。

 

    概而言之,集体建设用地上的租赁住房,是传统城中村小产权房的2.0版本,或者升级版本。它和今天的农村土地改革有某种相像之处,都是不改变二元土地大格局,但将具体的承包权、使用权进行分割,并纳入统一市场进行严格管理。另外,也不要觉得这一政策有多突然,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早就进行了类似试点,这一方案已经被证明了可行性。

 

    这一政策推进下去会造成各方的蛋糕如何变化?应当说,好处上面都说了,但也有可能产生一些隐患。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对小产权房重新处置并统一管理,但明显增加了引入的建设方(资本)和村集体组织(承租代表)的权力,相对弱化了本来有很大自主权的农民权力。在具体执行中,三方可能会发生矛盾,这需要有关部门在推动此事时建立比较好的权力平衡和监督机制。至于说对北京房价是否能够起到影响,目前看,可能性不大,第一净增总供给量并不算太高,第二,毕竟是租赁市场,而且并非城市商品房的租赁市场,这类房子的居住外附加价值偏低,不足以影响静水流深的北京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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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的初心,妇联的初心

 

    一、梁建章的初心

 

    中国企业家讲情怀的有很多,但如果要说谁是最有知识分子范儿,谁是真研究与自己企业业务无关的学问而且颇出了一些成果,那势必要首推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梁建章博士在人口经济学领域的造诣连很多学界专家都相当敬佩,并且,梁建章的学问有两个特点。

 

    其一,他崇尚专业精神,这么多年,梁博士发表的文章无数,但基本都是围绕人口经济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其他领域,梁建章很少发表意见;其二,他的文章有明显的公共表达倾向,与时局新闻结合紧密,并且即便是相对严肃的学术成果,也多是通过大众媒体发表出来,众所周知,梁博士堪称《财新周刊》最有份量的专栏作家之一了。

 

    这世界上最吊诡的事情是,一个人在公共社会最热衷的事业、最希望呈现的关切,最终却成了导致他本人及其机构被舆论谴责的源头。在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出来之前,携程亲子园可是梁建章将自己的学术理想付诸实践的主要成绩之一。甚至就在不久前的10月20号,梁建章还在《财新网》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托儿所》中说:

 

    “携程是极少数兴办了员工子女托儿所的中国企业。为了解决一岁半至三岁半员工子女的看护难题,2015年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携程亲子园这一在国内企业中鲜见的日常托育服务项目。该亲子园现有100多名小朋友,5个班级,开办后越来越受员工们的欢迎。”

 

    梁建章在文章中的表功是否经过事前充分调查?我们无从得知。实际上,这也不重要,无论梁建章是否好心办坏事,无论这个过程中是否出现了种种在他控制之外的环节,有一点是肯定的,携程亲子园危机结结实实打了梁建章和携程的脸。携程最近半年一直在舆论浪尖,如果说之前的“ 积分票”、捆绑销售之类危机多数还只是局限在携程自身业务范畴,那么,亲子园危机不仅会导致携程形象危机扩大化,还将危及梁建章本人在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领域的发言姿态。梁博士以鼓励生育、倡导二胎、保障妇女生育权益著名。试想一下,以后梁博士再敢发表这类文章,一定有人会跑到他的文章下面讥讽:你们家亲子园都出了那么大事情,还有脸跑来拿妇女儿童说事儿?

 

    明星开炮也好,供应商关系紧张负面也好,以携程目前的体量对付过去都不是难事儿。但亲子园事件,却既损携程,更损梁建章的个人理想。梁博士现在的状态真是,扎心了。

   

    二、妇联的初心

 

    此次危机有多方责任主体,抛开携程,还有上海市妇联及其下属《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以及第三方托管机构(即园区管理方:“为了孩子学苑”)。

 

    回顾完梁建章的初心,我们再来看看妇联。很多人经常忽略类似妇联这些组织机构,以为他们的存在感很弱。实际上,在大政府的传统里,任何一个哪怕听上去边缘化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安排都绝非无缘无故,在很多社会和公众容易忽视的领域,它们往往拥有相当的权力,更何况,全国妇联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而它的一把手往往还高配为副国级。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不要被它的名字骗了,这个妇女联合会的基本功能不仅包括捍卫妇女权益,还有维护少年儿童权益。全国妇联官方网站的关于妇联工作任务的第三条明确规定: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倾听妇女意见,反映妇女诉求,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有关建议,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行为,为受侵害的妇女儿童提供帮助。”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建章和携程会把携程亲子园挂靠到上海市妇联下属的一个单位名下,估计也有一种考虑,既然妇联就是专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机构,挂靠它们那里就算是名正言顺了。

 

    这里要交代的背景是,中国0到3岁的幼儿托管目前处于真空状态。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质托儿所大部分都已经消失,而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是,中国0到3岁幼儿整体处于单位企业不管,幼儿园管不到,而民办又找不到可以挂靠的社会组织的三不管状态。托管责任主要都是依靠家庭和个人,按照人口学家的研究,我国目前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

 

    在中国,办个幼儿园(3到6岁)都需要由社会组织出面,再由具有资质的企业经办,更何况针对0到3岁幼童的托儿所。梁建章之前的文章中有一句比较关键的话,他说:“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梁建章没有非常详细说明具体花了多少钱,审核流程有多复杂,但是,从事后的反推来看,携程与上海妇联及其下属《现代家庭》杂志之间显然曾经有过比较深入频繁的接触。现在,上海妇联、现代家庭以及携程三方都发表了声明,但三方都在暗中推卸责任,上海妇联公开信认为这是携程的企业内部托育点,而《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干脆只认定管理责任,至于监管责任,只字未提。

 

    看来,不只是梁建章被打了脸,上海市妇联也忘记了它们的初心。

 

    三、一个互联网企业,却做了国家该做的事

 

    从现有的新闻调查和公开线索来看,携程亲子园事件,要追问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上海市妇联及《现代家庭》杂志社对携程亲子园的授权是否属于非法行政许可。这需要有关方面进行鉴定,这是最终确定各方监管责任的主要依据,如果是非法行政许可,那么,监管责任就倾向于上海市妇联,如果是合法行政许可,责任主要在携程。

 

    第二,这个第三方机构及其托管方到底是什么来头,不仅没有资质,而且素质如此低下,内部管理如此混乱。他们到底是什么背景,跟各方有什么关联。

 

    携程亲子园事件看上去是一个个案,但充分暴露在新的人口形势新的社会就业情况下我国托儿机构的缺位问题。这种缺位一方面导致年轻家庭陷于工作和生育的两难选择,导致了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把抚养责任全部丢给家庭和个人,在中国生育文化逐渐衰落的形势下,会造成各类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并且会限制职业女性的发展,带来职场伦理问题。过去几个月,关于女性生育的各种争论和新闻事件已经层出不穷。

 

    在个人和家庭无力的地方,就应该由社会和国家去补位,如此,个人和家庭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充分施展工作能力,也才能安心生育,为国家社会创造新生力量。梁建章的初心虽然被打脸,但他和携程所遇到的问题,仍然是多数人将来会面对的现实难题。

 

    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0到3岁托儿所,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而中国的生育率也将难以回到健康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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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研珠头顶的十字架

 

    “汽车行业的这种糟糕体验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们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卖车了,我们改了名字,叫卖好车,在买字上面安上一个十字架。如果我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十字架就送给我自己。”

 

    10月26日,在杭州举办的卖好车年度经销商大会暨新零售电商平台发布会上,李研珠在台上有些激动地说。

 

    一个姓孙的绍兴经销商在记者旁边嘀咕:“这说话的神态、逻辑和打比方的那个范儿跟马云太像了,我经常看马云的视频,就是这样。”

 

    1、十字架的由来

 

    今年9月份,一篇名叫《淘宝城外2.5公里创业坟场》的网文刷了屏。这篇文章列举了淘宝城附近的一些创业公司近几年的失败案例,从而得出这些创业公司所处的梦想小镇是创业坟场的结论。

 

    该文的作者显然没有去过同处梦想小镇的卖好车公司,也没有采访过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李研珠。这家创办于2014年底迄今不满三年的创业公司,目前估值已达两亿美金。在B2B汽车电商具体业务上,它已经拥有80000个全国经销商用户,在全国各地建有300个仓储库,单日金融交易额接近2亿人民币,金融交易总额近百亿。业内评估,卖好车的体量为行业第二名的6倍左右,行业媒体公认为国内B2B汽车电商的代表企业,包括李开复在内的知名投资人投资机构对其青睐有加。

 

    更令人惊讶的是,直到去年之前,卖好车还不是今天的样子,那时的卖好车还是一家B2C汽车电商,甚至它的名字也还叫“买好车”。

 

    大众或许不太知道汽车电商2C和2B模式的区别,但在业内,基本上是两个模式、两个方向。简单说,2B是要服务企业间的交易行为,而2C更多是直接将产品通过电商方式提供给消费者。价值层面两个模式没有高下,但业务层面,2B要远比2C复杂。因为C端只需要考虑用户的需求,但B端既要服务客户(金主)又要服务用户,它的生存之本就是要了解整个行业的需求,在客户和用户之间寻找业务空间。阿里巴巴最早期想做B2B就差点做死,后面通过2C的淘宝网才走出困境。

 

    在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在2C业务逐渐趋于饱和之后,2B业务越来越被重视。尤其在交易模式比较重,涉及资金额度大,周期慢,受管制较多的产品领域,2B才能真正解决行业痛点。这就是B2B近年来普遍被预测为下一个电商风口的原因。

 

    2B的关键是,需要非常懂行,精准摸清行业痛点并能解决痛点,所以2B的生意相对是个细活,尤其是涉及到物流、仓储和金融服务,更是关联度相当复杂,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上产品那么简单。

 

    2016年改名“卖好车”重新上线后,一年多时间,卖好车就彻底成为B2B汽车电商领域的领先者,在需要深耕的B2B领域,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外界对李研珠迅速决断的转变有很多猜测。本文开头提到的李研珠的“十字架论”就是他的真实反应。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当年做“买好车”时,李研珠的公司就很赚钱,按照落到口袋的实际收入来说,比今天的卖好车要赚多了。李研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以后把卖好车做大后赚更多吗?

 

    2、一个坚定的马云主义者

 

    李研珠给自己头上安上本来没必要的十字架,跟马云的影响很有关系。

 

    在淘宝工作的六年,尤其在早期业务上直接受马云本人领导的这段经历对李研珠影响至深。记者问他:“马云和李开复谁对你的影响更大”?李研珠说,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是卖好车的天使投资人,之后几轮融资一直跟投,在这个过程中,李开复本人给了他非常多的支持和启发,但如果论及对个人性格以及创业理念的影响,毫无疑问,他是马云主义的坚定执行者,而且,他本人也毫不避讳这一点。

 

    “很多人跟我讲我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你们媒体也经常问我怎么看哪个竞争对手的哪个举措,坦白说,我从来不是一个竞争型选手。假如你看到的是对一个行业的使命感而不是竞争对手,你就不会焦虑。研究竞争对手是执行层的事情,创始人要做的事情从来不是去盯着竞争对手,而是要回归到行业本质,回归到使命感。”在谈到竞争对手话题时,李研珠脱口而出,末了又加上一句:“马老师就从来不会因为竞争对手做了什么而轻易改变自己”。

 

    这段话显然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自然流露。从淘宝离开后,这已经不是李研珠的第一次创业。2011年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和陈琪等四位合伙人一起创办了知名女性产品电商蘑菇街(2016年蘑菇街与美丽说合并,成为现在的美丽联合集团)。总得来看,李研珠的职业生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作为淘宝员工跟着马云创业,第二段是作为联合创始人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创业,第三段是自己作为创始人带着一帮人创业。李研珠的创业经历堪称阿里系创业大军的典范轨迹。

 

    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一年多前的买好车比如今的卖好车还赚钱,却要花那么多精力去做卖好车。李研珠说,我本身就很喜欢汽车,进入这个行业后,尤其做了买好车之后,我发现这个行业跟十五年前二十年前没有本质区别,主机厂和4s店的关系还是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互联网对汽车行业并没有产生质的改变。

 

    在10月26日的经销商大会上,他更是痛心疾首,“我们经销商经常一个电话打过去,那边说,你等会儿啊,我落实一下,然后经常被告知,那车刚卖了,能换别的么。好不容易找到有车的,还要确认手续在哪,钥匙在哪,发票怎么开,这些确认后,打完定金,我们还不知道车在哪里。作为一个经销商,如果不知道要卖的货是什么情况,怎么有销售信心,怎么卖更高价格”。

 

    “我做卖好车,就是想改变行业,想给行业做点事情,是做事业的驱动,使命感的驱动,不只是赚钱的驱动”,李研珠说。

 

    3、互联网人还是汽车人?

 

    面对记者抛向李研珠提问的这个问题。李研珠毫不犹豫:“我首先是一个互联网人,其次才是一个汽车人。”

 

    在淘宝商城时,李研珠就以营销出名,曾被称为淘宝商城最资深营销人。在蘑菇街与陈琪创业时,他也是担任首席营销官。但在他看来,营销看上去是目的导向,但首先得深刻理解过程。

 

    自打做卖好车后,李研珠对公司内外树立三个原则:“属于客户赚的钱,我一分都不要;把基础设施做好,这是有利于全行业的好事;产品服务的全流程始终保持透明公开”。

 

    在李研珠看来,互联网不是来跟经销商抢生意的,他之所以认为自己首先是个互联网人,是因为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使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去撬动行业改革。对他来说,卖好车的事业是建立在行业变革基础之上,行业蛋糕做大了,卖好车再从中分一杯羹也就顺其自然。

 

    2016年9月,卖好车的天使投资人李开复在他的年度演讲中将互联网创业的未来风口概括为四个:人工智能、文化娱乐、在线教育和B2B。在讲到B2B时,他专门以卖好车为例子提出“B2B3.0”概念。在李开复看来,B2B1.0只是联结客户,而B2B2.0着力于撮合交易,B2B3.0才是最终回归本质,那就是做平台上所有客户的服务者,而盈利模式一定是服务增值。

 

    李研珠和他的卖好车是B2B3.0的坚定执行者。传统汽车交易的三大痛点,一是找车源困难麻烦,二是汽车仓储物流妖蛾子多,三是经销商金融服务不到位。一直以来,厂商、经销商、承运商都处于一种地位和信息均不对称的关系中,因而这些痛点一直还在痛。在几年前,中国汽车行业整体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些痛点尚能被忽略,但这几年,中国汽车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厂商、经销商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越来越凸显。互联网,或者准确讲,互联网思维像一个鲶鱼,介入了沉疴累累的汽车产业,带去了相当的活力。

 

    李研珠针对三大痛点一一给出解决方案。通过好车在线,让买家更容易找到卖家,解决车源问题;通过好车运输,建立标准化物流配送,帮助经销商运输购买车辆并提供防损保证;通过好车仓储,为经销商提供大批量汽车交易后的汽车存储服务,实现大汽贸商和厂家的无缝对接,再通过经验大数据和平台大数据,进行协同管理,提供目标市场的走向建议,提高市场周转率。最后,通过好车金融,解决给经销商的授信放款问题。

 

    这三大痛点,其实行业很早就看到,但为什么只有卖好车能做到行业前列。这就是B2B行业的门槛所在。卖好车是一个在线平台,基本业务其实都能在线看到,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其实需要在线下下很深的功夫。李研珠给卖好车未来的定位就是汽车行业的“淘宝+支付宝”。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李研珠发现,越与线下与现实产生联系的就越难做好,比如,他最满意卖好车的恰恰是他的金融业务,而在物流仓储这些涉及线下布局的领域,突破相对更加艰难。在10月份的新零售电商平台发布会上,李研珠提出三个新,新仓储物流、新金融和新交易。在现场,他亲自演示了三个新在卖好车平台上的具体操作。在他看来,这三个新将会是卖好车走到汽车行业最深处的新起点。

 

    “对我们汽车电商来说,新仓储物流+新金融+新交易,这三个新加起来才能把所谓新零售给撑起来。这三个新就是我所理解的新零售”。他没忘给老领导马云的“新零售”概念顺便作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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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习鲁冠球

 

    在十月的最后一周,万向集团董事会主席、中国著名企业家鲁冠球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2岁。此时,距离最高领导人承诺的将隆重纪念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只有一年时间。作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先驱的鲁冠球先生将不能亲自参与并见证,真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也许没人比鲁冠球更适合也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出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样一个仪式化场域。可以说,鲁冠球先生从头至尾彻彻底底完整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甚至他折腾的开端还要更早,远在1967年,当时二十出头的鲁冠球就已经带着几个庄稼汉创办了产权归属不清,随时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五金厂。更重要的是,鲁冠球全程始终屹立时代潮头,从未被时代抛下:

 

    1983年,他承包乡镇企业萧山万向节厂经营权,开时代之先河;1984年,他就在工厂里悄悄搞起了职工入股;1988年,他就通过股权改革获得对一家集体企业(即后来的万向集团早期)的控制权;1990年,他的万向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非国有企业的国家一级企业;1994年,万向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2001年,万向集团收购美国上市公司UAI,开创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先河;2014年,万向集团击败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收购美国电动汽车公司菲斯克;2016年12月,万向集团获得全行业第六张新能源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牌照,鲁冠球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大举发力。

 

    之所以不厌其烦将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的重要发展节点一一交待,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容易隔膜,也容易淡忘,对当初每一步改革之艰难以及每一次突破之不易难以设身处地的理解。在1967年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底层农民就敢办厂,简直可以说是胆子顶破天,而在1980年代,无论是承包乡镇企业还是搞股权改革,面临的阻碍和压力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以及关于鲁冠球和万向集团的所有第一次、第一个以及第一名,无不是非常人所能及的事功。今天的我们,更多处身于正在发生的社会洪流中,处在时代的“进行时”,进入我们视野的企业家群体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各种新贵轮番登场,而那些曾经为中国改革事业做出贡献的第一代企业家群体却逐渐退出舞台,乃至谢幕离场,消逝在历史深处,甚至像鲁冠球这样的重要人物,他的地位和影响不是高估而是被低估了。

 

    温习历史并不是要渲染英雄史观,也并不是要把鲁冠球塑造成高大全的面谱人物放上神台,而是,温习历史的曲折进程,尤其通过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追溯,会让我们更明白我们这一路是如何过来的,有哪些启发,哪些教训,对未来对新人又有如何之启示,用时下的话说,就是能够“不忘初心”。实际上,生活中的鲁冠球本人就是始终朴素低调谨慎的,即使他本人生前被授予无数荣誉,即使在中国出现财富排行榜之后他和他的家族从未出跌出过榜单。

 

    温习鲁冠球,其实就是温习改革开放,温习第一代第二代中国企业家们筚路蓝缕的实干精神。39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叙事。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企业家是站在鲁冠球这一代企业家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是踏着这些创业前辈踏过的荆棘路走出来的。他们或许更加现代化、国际化,或者更有专业知识,但早期创业者仍然留下了非常难得的精神遗产,比如鲁冠球这一代普遍具有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他们的勇气以及他们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不仅让他们成为企业家,还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同样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温习鲁冠球,不忘来时路。(11月2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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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见闻短评录(一)

 

    虎嗅网开了24小时专栏,以短评为主。有些事后再看似仍有可取之处。特摘录如下:

 

    1、“网传张磊与彭于晏八卦事。稍稍与投资界熟悉的很容易就知道,显然是谣传。这样的八卦居然成为大小记者自媒体追逐一天的口水。舆论萧条至此,也是奇景了。秋天是京城最好时节,但我最不喜欢十月去。此刻卜居岭南,不问世事,也无世事可问,倒是有闲乱翻明史,恍惚看至半夜,也算是岁月静好了。”(10.16)

 

    2、“一套邮票就把广州踢出一线城市?钛媒体此刻出这样的糙稿,挺幼稚。下个妄论吧,广州在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前都不会跌出一线之列。大历史的判断里,一时的GDP多点少点,三五年的风头之争,意义不大。中国三大文化地理及延伸的政治脉络中,唯一能与京派海派抗争的就是粤派。广州香港的粤派体系龙头地位无法动摇。而在更抽象的文化定义里,省港是中国蓝色文明之龙头,而京沪总体都属黄色文明圈。就此而言,广州绝无可能跌出一线。在现代化转型到来时,甚至还有逆袭之可能。”(10.17)

 

    3、“主要矛盾的变化或可粗糙理解为做蛋糕和分蛋糕在党政工作中权重的变化。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也可理解为生产关系调适的紧迫性增强。逻辑上讲,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则由主要矛盾推导出的总路线、总任务也会相应发生变化。”(10.18)

 

    4、“440、43、9、8900、6.3、122,这是2012至2017中国最重要的数字密码。此刻当下,无人能真正解码,只能默默看着它,默默地记下,或许好几年或许几十年后才知道这串数字在这个以大数据闻名的时代里意味着什么。当然,无论是什么,它们都是这个时代之宏大毋庸置疑的证明。请记住这串数字。”(10.20)

 

    5、“财新即将进入全面付费时代。我以为有可能会是当下僵化固化的新闻行业和泛内容行业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当然,即使是财新,中国最有权势的财经媒体,发出的声音也如此之弱,侧目者质疑者也如此之多,或许你就能理解王利芬们的弱势话语状态了。另一方面,我认为,以财新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反击只是撕开了一个口子,真正的改变力量,还得是张小龙和微信。内容创业滥觞于微信,繁荣于微信,如今大内容环境的各种问题与微信公号这两年的保守有很大关系。我相信张小龙还是能做出调整和应对来扭转局面,只要他想,只要没有其他干扰因素。”(10.23)

 

    6、“写字这行,跟所有行业一样,行有行规。稿子不要一稿多投。作者跟编辑确定后,作者尽力写出稿子,编辑尽力发出来。在一个平台发出后,起码等一等再发到其他平台(自媒体博客之类),而且发的时候要标准,本文首发于某某平台。这难道不是行业多少年的老规矩吗?如今有些人不要规矩了,抄起稿洗起稿来半点儿羞耻感都没有。有时候想想《老炮儿》里的冯小刚,行业规矩度没了,还指望什么江湖规矩?”(10.25)

 

    7、“早年入行,读者都是写信过来。基层知识分子和退休老干部居多。信常常写得五花八门,若指名与你商榷的,除非找茬,不敢装一点腔,老老实实写信回。那时候,编辑部收到的信每年是以捆来计的。老干部们抬头经常是敬语加迅垚老师之类,交往多了,往往变成迅垚小友。有个粤西地区的老干部后来还专门到穗见过面,喝过一顿早茶,赠我一本他编的地方志。如今公号微博留言,不知道几人真心写,几人真心回。木心的诗说,从前大家勤勤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不敢多厚古,但那会儿写一句是一句可是不假。”(10.25)

 

    8、“朋友圈里传教授的读书笔记,各种高山仰止。教授94年的读书书单也刷了屏。若真好教授,当初未登正国时就该力赞,何至于今天陡然醒悟,若真好书,类似水平的文章书单太多,为何从前不见你转发?好个屁书,好权力罢了。”(10.25)

 

    9、今天上午参加汽车电商“卖好车”主办的汽车新零售电商平台发布会。去年9月,李开复在年度演讲里提出B2B3.0概念,预测为下个风口。现在看来,李老师的预测没有被打脸。B2B发展不错。其中,农业B2B、快消B2B和汽车B2B又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卖好车这家企业挺有意思,最早叫买好车,想做C端的生意,创始人李研珠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反应过来B端才是行业症结所在,才有电商介入的空间。李开复说B2B3.0的本质是服务而不是撮合交易,其实想想,服务本来就是撮合交易的逻辑延伸,现在哪有那么容易撮合的交易,都得真拼服务啊。(10.26)

 

    10、“关于长老院都是文科生这事,其实在民间还真蛮重要的。我高中分科时,七大姑八大姨跑来阻止你读文科,论据里必有,你看某某领导某某领导,都是水利啊电子啊机械啊,哪个是文科生?末了还要加一句,哼,文科生就是给理科生打工的。所以怎么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真想穿越回去,给当时那些亲戚和高中老师甩一张二十年后的长老院花名册,都看看,到底谁给谁打工。”(10.27)

 

    11、“互联网的几个大佬在坊间都有些嘈点,刘强东的嘈点大概就是所谓土?霸蛮?暴发户?强娶省城一枝花的宿迁侉子?前几天还有家自媒体专门把刘强东的这些点加一些江湖传说和在一起集中写了一遍,字里行间藏不住的看不上。这种看不上不太厚道。我不觉得在家乡撒钱、带奶茶高频秀恩爱以及土豪式捐款包括现在大力推动人大教育资源和京东的对接有多大问题。确实挺土挺招摇的,但如果你也是七十年代苏北农村穷家庭长出来的,你如今也有钱你会怎么做?底层农村人往上流社会过渡,一开始总会有点暴发户左派,总会有些用力过猛,挺正常的。你要人家得体优雅贵族范,总得给人家点时间吧。”(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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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成为冯唐那样的油腻中年男

 

    油腻的中年男人确实挺可怕,我就经常被冯唐老师给油腻到,比如他经常下笔就“敬爱女生”,每天夜里发女粉丝的照片,都要配上一句淫邪的“今宵欢乐多”,写过一句狗屁不通的“春风十里不如你”就敢出诗集,哦,他还攀上李银河老师的关系,差点就自诩当代王小波了。

 

    中年男人的确毛病一堆,不过油腻猥琐之类的评价,由与他们接触过的年轻人或女性吐槽是合适的。如果从中年男人自己嘴里吐出来,要么自嘲,要么实在看不过眼骂几句也无妨,但类似“如何避免成为油腻中年男”这类指南轮不到冯唐来写。倒不是得不得罪人的问题,而是,您自己就清新得跟白莲花一样么?冯唐老师真是鸡贼啊,以为写了篇批判中年男人的文章,自己就从油腻猥琐中年男阵营脱逃了?(没用的,在油腻界,您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本国做流行作家和做公号狗营销号挺像,都得干两件事,凑年轻人的趣和讨女同胞的好。先撇开讨好女性不谈,凑趣年轻人才是颇丢中年人脸的事情。

 

    年轻的好没话说。相比较中年人,当然更清新,更不俗,更有活力。年轻人吐槽中年人,那是人家的特权,是名正言顺。人家看不起你听汪峰戴佛珠,一听你说“当年我怎么怎么滴”“谁谁谁我都熟”就一脸不屑,你有话说吗?你跟单位女孩子套几句近乎,就被骂猥琐,你给上司倒茶送水,就被骂谄媚。你一开会就喜欢自吹自擂,你跟客户打电话跟孙子一样,你不会做PPT,不懂网络流行语,不会最新黑科技,相信我,这些统统都是人家私下聚会的嘈点。

 

    年轻人diss中年人,天经地义。但是,中年人如果反过来凑年轻人的趣,甚至取悦、献媚年轻人,我觉得就是相当不堪乃至自取其辱了。中国当下,处在一种普遍拎不清辈分和身份的时代,中年人虽说常没有中年人的样子,年轻人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与年长者、资历长者打交道的基本社交礼仪和基本规矩,坦白讲,处于失范状态。

 

    diss完甲方diss乙方,这种写法并不讨好。但既然写到这里,无妨说说自己及身边朋友的例子。我固然不算年纪有多大,行业里谈不上有多资深,但打过交道的实习生、手下总是有过不少,如果再算上常有一些刚入行的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引见以及各种工作场合打交道的一些年轻朋友,算是积攒了不少案例。

 

    譬如,我的个人公号文章会有不少人来求转求开白。找我开白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同学吧。我的经验里,这些人在后台的留言大部分都极不客气,没有敬语不说,有些甚至连自己的名号来头也不介绍,生生就贴上两个字“开白”。有一些后台死活要加我微信,加完之后,有直接上来就把要求甩给你的,你要是多问几句,他的每句回答都像设计好的,感觉手机对面是个siri,不过能回答你的已经算是好的,有的干脆加上我之后就再无音讯,甚至还有加完我就把我拉黑的(难道您加完发现我是你前男友么?)。最后,转发你文章之后,竟然无一人(我惊讶地发现真是无一例外)事后跟你说声谢谢的。我后来问了一些这行的朋友,大意是说,人家都自诩大号,转你文章是给你面子,很多人求他们转呢。好吧,我混得再不济,您影响力再大,给您开白这事情也打不算再干了。

 

    以上是不认识的,至于真实共事过的实习生、手下之类,为免有人一一对应,就不具体讲。让人膈应的事情也无外乎,有些实习生刚出去半年,见到你就已经不叫老师叫名字,有些让你介绍完工作然后就再没人影了,有些小朋友到KTV唱歌,上来就点上几十首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歌,还有些小朋友,只要有出去吃饭的机会,永远不会主动去买单,就跟你欠她似的。

 

    我不会虚伪地说,这些事情我不计较,但事实上,在通往中年男人的大路上,这些破事你基本没时间计较,也没啥让你值得计较。我觉得重点是,反过来,中年人更应当自重,尤其不该凑年轻人的趣。年轻人的趣味爱好以及他们的话题热点,在了解范围之内即可,倘若你凑趣套近乎,人家不买账不说,有可能还反过来说你别有所图。

 

    张爱玲说,我们各人活在各人的衣服里,衣服都是如此重要之区隔,更何况年龄、辈分和身份。不用说中年人跟年轻人,就是中年人之间,都不该随便凑趣。这一点,其实人越到中年也越拎得清。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不同行业之间,大家都是远观着的距离,无论是赞美还是diss,都是有分寸的。

 

    不凑趣,是中年男人的最大美德,至于身材如何,是不是戴佛珠以及看不看书爱不爱学习之类,爱咋咋滴。至于所谓油腻,一个人的孤独油腻,碍不着谁。只要不凑趣,谁会发现你的油腻呢?冯唐老师不写这篇鸡汤文,你会发现他是如此油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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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店和罗敏,一个关于原罪的故事

 

    34岁的80后年轻CEO,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趣店创始人罗敏,在过去一周内应当体验到了什么是“人生的大喜大悲,太刺激了”。先是意气风发地在纽交所敲钟,随后为回应网友的质疑高调接受采访。没想到这篇自证清白的报道却招来了更凶猛的舆论讨伐,一时间,“趣店”这个并不知名的公司成了媒体头条。

 

    趣店的风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关于原罪的故事。

 

    趣店当年还叫趣分期的时候,是从事校园贷起家的互联网金融平台(P2P)。校园贷虽然如今已经被监管部门一刀切禁死,但在金融理论上,包括校园贷在内的P2P金融是有现实需求和学理支撑的,否则也不会到现在国内仍然有近两万家的P2P平台在正常开展业务。但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监管覆盖不到位,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校园贷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被社会普遍唾弃的裸条借贷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闹剧。

 

    原罪大概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只要曾经跟社会的灰暗地带有过关联,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得背着这口锅,除非他以后能强大到能把所有真相给灭了。有时候,某个行业的集体原罪,在公众视力聚焦的放大镜下,这口集体的锅就得由这个代表企业来背,哪怕这并不合理。

 

    很多人说,罗敏太年轻,他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甚至很多人说:“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老板突然回应。”这届趣店公关不行,如果趣店公关具有阿里公关或者海底捞公关的水平,甚至,哪怕你不用公关,直接闭嘴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动了呀。

 

    我倒以为,罗敏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恰恰相反,他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从罗敏所谓的失败公关样本里,可以窥视一个互联网新贵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堪称一个经典的公众人物的言论及心理互证的样本。

 

    传播最广、被吐槽最多的是罗敏的这段采访。自媒体问:你们有没有蓄意教唆人,在还不起钱的时候去向亲人朋友借,去其他平台借钱,来还你们的钱。罗敏说回答:没有。凡是过期不还的,我们这里就是坏账,我们的坏账,一律不会催促他们来还钱。电话都不会给他们打。你不还钱,就算了,当作福利送你了。

 

    这段采访瞬间被口水淹没,但就在微信公号下面,罗敏居然本人跑过去亲自留言称:“任何发现我们名义和实际利率超过36%的人请直接联系我,我提供100万资助费用给您。”

 

    显然,罗敏太知道这个行业的原罪了。他这种极端的撇清方式反倒证明了他的敏感。网友会很容易指出破绽:你这公司是福利公司吗?你不赚钱倒要贴钱,如果你心里没有鬼会这么说话吗?实际上,罗敏的这种反应在心理学上是有依据的,如果一个人经常遭受某种指责,而他一直处于辩护和洗白的焦虑中,就有可能产生一种试图迅速与之切割的应激反应。

 

    这种应激反应并不难理解。趣店的招股书和百度百科关于公司的介绍都写得相当冠冕堂皇:一家面向5亿非信用卡人群的金融科技公司。看上去非常高大上,但什么叫非信用卡人群,就是包括大学生和刚毕业青年在内的底层人群。很明显,这是一家从草根金融做起,但赚了不少钱公司。迅速告别灰色地带,获得社会谅解,从而走向体面的主流(否则为啥去敲钟呢),这就是罗敏最迫切的心态。他看似荒诞且不合逻辑的回答,就是这种心态下用力过猛的表现。

 

    用句江湖上的话说,小伙子还是年轻啊,这么急切地想撇清,只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想想当初被360搞得狼狈不堪的马化腾,或者2007年前的马云。在风云变幻的中国互联网竞技场,老实说,现如今的大佬哪个不是被一步步骂上来的?只要筑牢企业内部的篱笆,把业绩越做越好,舆论扭转亦是常态。

 

    这不是要因此赦免趣店和罗敏无罪,当初趣店做过什么,有没有违法行为,自有相关部门调查。但是往后的道路却是相当明晰的,无论有没有犯错,已经发生的业已无法挽回,今后的趣店必须得往正道上走,发展到一定程度,给社会做出实质性贡献了,大众才会真正谅解你的“原罪”。(本文首发于10月26日荔枝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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