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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作、做媒体与稻粱谋

 

    最近有不少年轻朋友问我一些跟读书、写作和是否做媒体有关的问题,干脆写一篇集中回答一下。

 

    1、关于记者梦与做新闻的平台选择

 

    不少二十出头刚毕业没几年的同学,中文系、新闻系以及人文社科学系居多,喜欢说,他喜欢写作,他有记者梦,他一定要去媒体。我一般都会反问一句,你是喜欢当记者还是喜欢记者身上附加的东西。

 

    逻辑上很容易攻破。很多同学声称喜欢做媒体,但又挤破脑袋想去一些体制内媒体,尤其是体制内的高大上央媒党报之类,抑或某些声名赫赫的市场化媒体。如果不是这些媒体,他们就可能放弃,或者,如果他们在一些小媒体或者名气没那么大的新媒体,往往并不会安心写作。试问,假如你真喜欢写作,真有记者梦,完全不必一开始就太在乎这些东西。假如你一开始就很在乎这些,我完全可以认为,这个梦想或许没那么重要。

 

    实际上,很多人无非是看重媒体身上的光环及其世俗价值罢了。即使媒体含金量普遍下降,但央媒党报以及某些响当当的市场化媒体仍具有相当的世俗价值。问一问今日这些媒体中剩下来的那拨人,到底几人是为饭碗几人是为理想。

 

    每个记者,确实都希冀登上更高的平台,因为那意味着发表的文章会更有影响,但更高的平台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竞技水平。优秀媒体对员工的要求其实很高,20出头刚毕业的同学往往还差很远,无妨从小媒体、小平台做起,一篇稿子一篇稿子踏实地写,总有一天,你的水平接近了,大的平台也会对你开放了。问题是,很多同学并不能忍受这个过程,上来就想在最高的平台上摘最好的果实。

 

    有这样的想法,我是不建议你去媒体的,一般我也并不会推荐这样的同学去我熟悉的媒体。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媒体,哪怕是顶级媒体,需要的都是踏实肯干的记者。若不是特别笃定的人,只愿意写牛逼稿子,不愿意写普通稿子,或者只愿意拿媒体好处,却不愿意付出繁琐的劳动,一般也会很快离开媒体的。毕竟,媒体总体来说,世俗性价比并不高。

 

    2、关于读书、写作与做媒体的关系

 

    有朋友说他爱读书,爱写作,从小有写作梦,所以毕业了想做媒体,工作了几年,还是想做媒体。

 

    这是很大的误区。读书跟做媒体没什么直接关系,甚至喜欢读某些书的人会和做媒体比较冲突。比如,22岁本科毕业后还喜欢看人文社科类等深度书籍的人,往往可能是深度思维偏好者,或者往往比较有想法。但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体制内媒体,不需要你有太多思想。体制内记者,其实就是体制内的记录者,或者是体制内视角出发,带有体制内思维的记录者。体制内思维的核心是什么呢,简单说,听话并要会花式传话,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也不需要读太多书。读书越多反倒越反动呢。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把世间所有文章分为两大类,言志派和载道派。我以为,这种分法很准确。简单说,一切以个人自由意志为主的带有自我表达性质的文章都算是言志派,而一切带有“文以载道”性质替天替地替皇帝国家替社会大众说话性质的都是载道派。

 

    新闻业,是最典型的载道派文章。新闻评论算是其中带有部分言志性质的,但正统的传统媒体社论,其实是不能有个人意志的,要么是机构意志,要么是党派代言。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自己是言志派还是载道派,就想做新闻。在我看来,对某一类人来说,其实是在逃避现实而已。这类人包括各种小说爱好者,文学偏好者,以及某些所谓文艺青年。这类人在媒体里其实会比较痛苦。载道派的本质是关注宏大的国家、社会、城市、社会群像和新闻主角的他者。或许可以这么打比方,一个作家可能对城市妓女这个群体感兴趣,他的兴趣可能更集中于某几个个人,描写他们的内心,但一个记者可能就要像央视记者报道东莞那样进行暗访,或者像一个南方周末记者一样写一篇上帝视角的特稿。这二者其实很不一样。

 

    我写这些,其实不是说媒体有多高大上,相反,在我个人看来,很多媒体很无聊,譬如,我就很不喜欢都市类媒体,让我做都市类媒体的总编辑,我会疯掉。因为我对一个城市鸡零狗碎的所有新发生的事情绝不大部分都没有太多兴趣。但我比较愿意做深度类的专业类的媒体,尤其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当然,我始终不是一个狂热的载道派,我对媒体的兴趣也没有办法到all in的程度。这是因为,我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言志派倾向。很多时候,漫无目的的读书和胡乱瞎写近似梦呓的文章,反倒是我最享受的时候。我目力所及的不少做很多年的媒体人,其实反倒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喜欢写作,他们要么变成了媒体官僚,要么变着法儿把媒体资源变现而已。

 

    3、关于写作、读书与“稻粱谋”

 

    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倘若生在普通人之家,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情了。所谓“稻粱谋”,即要养活自己,乃至养活一个家庭。

 

    若你是平民子弟,热爱读书、写作,但你又要谋稻粱,甚至,还有很多世俗欲望要满足,那么,我奉劝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从事跟书、写作以及学术相关的事情,不如去做商业或者金融。这样会有两个结果,一是倘若你挣得很多钱后仍然还爱读书,爱写作,那财务自由之后,任你去读去写;二是挣钱的过程中发现,书没有花花世界有意思,人生另找到寄托,那也算是自然而然放下,缘分已尽,两个结果都挺好。

 

    前段时间看有文章说,做学术是贫寒子弟比较好的出路。大意是说,反正你们官也当不大,财也发不了,就苦逼学术没人跟你抢,老老实实,还能安稳混个中产。这个文章说得也没错。但是,坦白说,学术圈、媒体圈包括写书圈混出来的,除了勤奋外,真是要加点天赋的,而天赋绝非人人都有。

 

    记住,任何不了解你的实际背景就跟你胡扯什么新闻理想什么写作理想什么读书理想的,都是耍流氓。稻粱谋大于一切。我不大看得上那种人到婚龄乃至孩子都多大了,还没法儿给自己和家人过上比较体面生活的人,多半这种人还打着追求理想、无暇赚钱的旗号,看着就让人生气。

 

    这并不是说你一定不能从事跟读书、写作有关系的工作。当然可以,但是,你要付出比一般人多的辛苦。读书、写作的工作,包括媒体都不怎么赚钱,那你就要在本职工作外另找到赚钱的方式,搬砖头也好,送外卖也好,开滴滴也好,总之,或许你出身贫寒,但绝不是可以放弃的理由。工作本身薪水不高油水不多也不是你不赚钱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别做读书、写作类工作,要么,你就体体面面地做。

 

    (注:第一,说得比较尖刻,不讨好,被刻薄到的别介意;第二,不都说么,听过再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道理对不对,听过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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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也没那么硬气嘛

   

    澎湃消息说,几个信源表示,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取消对用户打赏的30%抽成(《澎湃新闻》7月19日)。  

 

    几个月前,苹果和微信因为打赏的事情公开撕破脸,我当时有篇评论是这么说的:

 

    “互联网巨头们也必须学会与时俱进,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用户的新需求。在这方面,国外互联网巨头恐怕得向中国互联网公司学习,身段不柔软,只怕不会太长久。”

 

    当时的苹果硬得跟石头一样。打赏事件里,大部分人是支持微信的,也有些铁杆果粉死撑,把苹果的固执解释为歪果仁的认死理,还举例说,当初谷歌不也一样硬气么,你们咋就双重标准。

 

    那就来看看苹果是怎么打脸的。

 

    上周三,也就是7月12日,苹果宣布将投资10亿美金在贵州设立数据中心。媒体稿说,这是苹果云服务进入内地市场的标志,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国内巨头竞争升级云云。坦白说,虽然自从刚刚升任渝督的前任一把手执政贵州以来贵阳莫名其妙地成为所谓“大数据之都”,但要说苹果此举是进入内地争夺大数据市场的战略性举措显然是乱扯。

 

    且不说苹果的云计算服务跟谷歌、亚马逊、微软相比不是一个量级,就从投资量来看,在云计算的研究和市场拓展上,10亿美金实在小儿科,根本不经烧;其次,苹果在贵州的数据中心只存储中国的数据,做大数据的大概都知道,所谓“数据本地化”是成本非常高的存储方式,一般互联网巨头的数据都是统一的一个地方;最后,苹果并非这些数据的唯一所有者,有一家叫做“云上贵州”的国企是苹果数据的真正运营方。

 

    逻辑上看,苹果此举并非市场化行动,而是政治化行为。去年下半年,我国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草案》。虽然有争议,但今年上半年,几起勒索病毒事件表明网络安全的确迫在眉睫。苹果在贵州设立数据中心,就是要把数据存储在中国,而此前,icloud的数据都是存在美国的,中方看来,这对数亿中国苹果用户的隐私安全和国家层面的数据安全会形成挑战。

 

    显然,苹果受到了压力。压力估计没多久,从结果来看,苹果远不那么硬气。其实,今年以来,尤其打赏事件以来,苹果屡屡被约谈。4月份新华社报道说,监管部门约谈了苹果公司,敦促它“加强对苹果应用商店中的软件应用的审核”。澎湃的报道说,打赏事件后,监管部门接到对苹果公司的举报,监管部门又就此事约谈了苹果。

 

    约谈,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沟通方式。约谈会有很多内容,包括喝茶、聊天、谈笑风生,约谈本身应该没啥,但如果谈得不好之后就难说了。新华社的报道称,4月份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门以及文化法规执法队都到苹果中国总部门上找过。找上门和约谈,性质就不一样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苹果是国外几大互联网巨头里在中国的罕见赢家。九十年代中迄今,中国市场的两大赢家,前十年微软,后十年苹果。共同点是,都占了打着硬件提供商旗号的光。反观T字头、G字头和F字头的几个巨头,都因为名字上有媒体二字,丢了这块市场。但奇妙的是,苹果其实不能算是纯粹的硬件提供商,因为它的硬件上的软件市场(App store)其实含有了渠道和内容功能。这是苹果麻烦不断的原因。

 

    到底是吃惯了中国市场的肉汤,赚得盆满钵满的苹果反倒不像以上那些巨头那么硬气。难免让人看笑话,原来你不是真硬啊,利字当头,果然没真硬汉。如果是这样的逻辑,苹果的公关还是要学一学中国人的哲学,和气生财,当初就不要硬怼嘛。你看人家小马哥,就懂得什么叫身段柔软,苹果微信撕得最厉害的时候,小马哥主动说,其实是场误会啦,大噶的目标是一致滴,只不过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些业务边界越来越模糊,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的关系其实更紧密了呢。说的没错,微信几乎已经等同手机了,可是越紧密其实双方越忌惮,但人家小马哥就能把话说得这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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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郑永年:大湾区内部整合水平还不如欧盟

 

    今年3月,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热度持续升温。近日最高领导人在香港做了回归20周年演说,再次强调了大湾区建设,再一次提升了人们对大湾区的憧憬。

 

    6月25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接受了笔者专访,深入阐述了他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Q:珠三角是一个多年袭用的中国区域经济概念,同样是差不多的地理位置,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提出一个湾区概念?

 

    郑永年:珠三角内部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行政分割,珠三角包括港澳这些城市各自分头干、重复建设,城市融合度并不是很高。

 

    由于行政分割,在湾区内部,有时候,不仅仅是“一国两制”(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而是“一国十一制”,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制度,不仅珠三角9个内地城市跟港澳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珠三角9个城市之间也缺乏有效协调。广东很多年前就开始做“同城化”的努力,在交通、通讯设施等方面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但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香港澳门更不用说了,港澳的教育、医疗、金融和社会保障都和珠三角其他城市没有实现顺利对接,阻碍了珠三角内部的资源合理配置。

 

    今天,广东和港澳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尽管港澳和珠三角9市各有各的优势,但由于一些制度壁垒,资源融合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广州的商贸,深圳的高端科技,香港的优质金融制度和教育科研实力,珠三角腹地的传统制造业,各个城市在各自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各地的优势没有实现高度整合和有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打破这种行政分割,实现资源优势融合互补,产生化学反应。

 

    Q:最近几年,广东这边其实也一直有提环珠江口大湾区、粤港澳合作等概念。

 

    郑永年:对。广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前广东提的这些政策跟现在的粤港澳相比,有些内容是重合的。不同的是,粤港澳湾区概念现在超越了广东一省,上升到了中央层面。

 

    在世界其他大湾区,企业在湾区乃至社会整合方面扮演巨大角色,但在粤港澳湾区,企业面临行政分割导致的巨大制约,起不到整合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还是需要政府来促进整合。由于涉及到一国两制,以及港澳与广东的行政分割,靠广东一省协调肯定会比较吃力。

 

    一旦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到中央层面,粤港澳三地资源协调配置的困难就不是无法克服的。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内部的整合水平甚至远不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欧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关卡管理、科研合作等方面,都离欧盟很远。

 

    因此,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湾区,还要建立一个制度上的大湾区。欧盟毕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各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大湾区内部相对欧盟更有优势。

 

    Q:目前阻碍大湾区资源整合配置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郑永年:原因很多,总的还是思想意识问题。比如与港澳的资源整合,一方面“一国”的意识不够强,一旦涉及到具体利益问题,大陆一些地方、香港和澳门三地可能纠缠不清,谁也不想让利,一点小问题可以纠缠多年而无法及时解决。另一方面,没有利用“两制”各自的优势,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但是这些都没有和珠三角其他地方整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

 

    广州和珠海多年来试图发展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发展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广东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一国”构架下,广东和香港的教育资源整合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人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再比如香港的金融制度资源。这个制度在香港已很成熟。这些年,广东为了照顾香港的发展,本身没发展金融体系,但广东也没充分利用香港这个金融平台,造成巨大浪费。还有香港具有基础技术,但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内地,其发展缺少空间,造成就业问题,但如果能够和广东的这些城市整合,就可以顺利解决这个问题。

 

    Q:您认为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郑永年:要进行体制上的整合创新,不止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要考虑社会层面的整合创新,尤其是珠三角与港澳在社会经济上的体制融合。我提出一个“单边开放”的理念。我们之前跟港澳进行合作时,过于强调双边开放,你给我开放一个领域,我也给你开放一个对等的领域。这种开放还是囿于“一国两制”的考虑。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单边开放,广东能不能先向港澳开放,比如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再比如能不能在社保政策、医疗政策上先向港澳开放。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对港澳等地区就一直是单边开放的。因为单边开放,才有异质的东西进来,才能实现资源之间的化学反应。

 

    Q:现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城市广州、香港、深圳的讨论很多,尤其是所谓哪个是核心城市的讨论。

 

    郑永年:哪个是龙头,哪个是核心,这些提法太局限了。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关键是如何进行资源的配置。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各大城市有没有在整合过程中结构升级,不应该过分看重这些城市谁是核心。开放的本质是流动,经济要素只要动起来,经济就会变活,大家都会获得好处。

 

    Q: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明确提出建设的第一个湾区,为什么放在粤港澳,而不是其他地方?

 

    郑永年:国内其他地方缺少异质性。粤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包括经济总量、人口总量这些优势,还包括它的文化、社会、制度优势。中国要构建一个国际平台,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可能性,只有在珠三角,因为它毗邻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不能只是看经济,也要关注社会、法制,而社会法制最终也将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以自贸区为例。现在国内有那么多的自贸区,但却都没有形成内部的竞争,基本都是通过政策形成洼地,吸引资源和资本流过去。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把资源从左手放到右手,自己玩自己。而我们要构建的湾区是要吸引国际的资本,要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这些都是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

 

    Q: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未来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是解决香港前途的新思路。近年来,香港少数人开始搞“认同”政治,甚至港独运动。澳门尽管情况比较稳定,但从长期看也不能忽视,因为少数人也开始搞“认同”政治。因此,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要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追求港珠澳地区的进一步整合和国家的统一,加快社会经济的整合,通过社会经济方法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大湾区就是在

 

    充分发挥“两制”优势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建设。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国”建设不够,才导致香港今天的局面。

 

    Q:广东在粤港澳湾区建设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郑永年:广东在中国经济政治版图中一直是排头兵、先锋队。现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出现了很多困难,国家希望把珠三角作为突破口,因此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能不能做好,还是要靠地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但这是一个国家级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广东项目。广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体制创新、区域整合这个层面的概念。

 

    Q:粤港澳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之首纽约湾区有哪些区别和优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港珠澳大湾区相对于纽约的优势都是显然的,现实和发展前景都优于纽约。但港珠澳大湾区这些庞大的数据能否转化成生产力呢?能否在劳动生产力方面超于纽约呢?纽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单一城市,企业是纽约湾区的主体。港珠澳大湾区有11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都很好。问题在于政府是大湾区的主体、行政分割仍然严重、企业无力承担湾区整合的责任。因此,港珠澳大湾区建设不仅仅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和建设,通过体制变化来促进整合,谋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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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楼市此举或将扭转中国人的买房文化

 

    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土地出让的新闻正常不过了,但最近两块土地的出让引起市场相当的震荡。这两块地的土地用途均写着租赁住房,但土地的属性却是70年的住宅性质。这两块土地上开发的商品,未来将只租不售,开发商需要整体持有土地上的住宅。

 

    与此同时,上海7月7日公布《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似乎是呼应了上述举措。规划的关键词也是租房市场。规划说,十三五期间,上海预计新增各类住房约170万套,而其中商品房仅有45万套,租赁住房是多少套呢,70万套,保障性住房55万套,换句话说,未来上海新增住房将以租赁住房为主。上海的“只租不售”很有可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未来长期战略。

 

    上海最近一段时间楼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被暗中改为住宅用途的商业用房严格管制之后引发的群体性反弹。翻看了一下新闻,其实关于全国各地都出现的商业用地上建类住宅建筑并按住宅价格售卖的违规现象,国务院在2016年6月就已经发过住房租赁新政,对违规商用房提出土地用途可转为住宅用地但只能作为租赁用房的建议。上海此举一方面或许是为了解决上海前段时间的商业用房问题,但另一方面,或可说,此举表明,上海未来的一手土地供给将进入租房时代。

 

    这就有意思了。国务院的住房租赁新政也不是只针对上海,全国各省市也都相应发布了文件。但这事儿只有先发生在上海或者北京、深圳这样的一线房价城市才值得说道。

 

    中国人到底缺房子吗?答案是,人均了看,并不缺,还很富余呢。国家统计局7月6日发布的数据称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很多网友说自己被平均,但国家统计局此说其实并不违逆常识。想想中国两三千座三四五六七八线城市的海量住房库存吧,更不用说广大农村常见动辄几百平方的宅基地上盖楼。但网友也没有说错,楼市的基本面很简单,三线以下很富余,但二线以上尤其北上广深这些紧俏城市房子依然是稀缺品中的稀缺品。

 

    一二线城市的无房青年们掌控社交媒体,在关于房子这件事儿上,他们叫得最欢。年轻人该不该对买房这事儿这么执念,此事儿掰开来看,讨论是截然对立且毫无意义的。支持者说不买房,几乎啥事儿都干不了。不用说没有社会地位,婚恋问题可能都受影响。反对者声称,西方国家买房人群平均年龄比中国大多了,凭什么年轻人这么早买房。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未来就这么多地,人口基数大,还一直处于膨胀状态,矛盾怎么解决?说实话,全世界的顶级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的确都是租赁市场来解决,更不用说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地方,香港房屋租赁人群的比例高达3成以上,换句话说,全港约摸230万人处在租赁状态,这还是香港本土户籍人群,外来就业人口更是大部分处于租房状态。在新加坡,8成以上人口都住在政府建设的“组屋”里,这种房子,所有权归政府,大部分人其实处于终身租赁状态。

 

    当然,不是说香港这样,上海就得这样。香港人对香港住房现状抱怨得很,况且,大陆的整体土地供应量和香港不可同日而语。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楼市前二十年简单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肯定无法持续。但北上广深的问题在于,楼市刚开始进入精细管理期,问题却已经乱成麻,房子这玩意儿又不是一般的东西,大动干戈伤筋痛骨,只能小火慢炖,慢慢调理。

 

    毫无疑问,在一线二线城市大力推广租赁住房,必将是未来的主流模式。虽然说起来难听,但还是得说实话,一线楼市,没有可能人人拥有住房。中国一线二线成熟城市主体已经变成二手房市场,发展租赁市场的制度看不上不是什么猛药,但这个火点着了其实会有很大好处。

 

    其一,房地产过去十几年里,开发商很少会整体持有房屋,只租不卖的。原因很简单,卖的利润率多高啊。但在一二线城市,进入白银时代的开发商中比较有眼光其实逐渐开始经营租赁市场。此举对开发商建造装修以及管理楼盘其实都有好处,毕竟房子最后是他自己的。顺便说一句,很多人说,一线楼市的租金回报率这么低,开发商哪有动力做租赁。这其实是误解,我们现在说的租金回报率的分母是房子的均价,但在开发商那里,租金回报率的分母只是拿地和建造以及管理成本而已,开发商整体持有物业的租金回报率将会远远高于市场租金回报率,所以开发商有动力做,只是这样的赚钱利润跟早年比,确实低了不是一点。

 

    其二,一二线城市的租赁市场,既包括普通包租婆,包租公的那种出租屋,也包括政府的公租房,整体水平不够高。前者的装修、打理以及出租事务不够专业,后者缺乏监督激励,管理水平一般。引入专业的开发商及成熟的物业管理市场主体,这一问题其实会缓解。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二线城市的租赁物业起来后,势必会带动一拨关于租房的制度文化。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厌恶租房,动荡不安,动不动跟房东产生矛盾,以及租赁屋的管理水平低下,租房是一件不太美好的事情。但如果比较专业和成规模的租赁市场起来,其实会改变租房不如买房这种典型的中国文化。当然,租房终究还是不如买房啦,但租房市场如果发展得够成熟,如果住得还算舒服,普遍又形成一种文化,此种风气确有可能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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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能不能向公众披露三张表

 

    6月23日,国家审计署披露了对20家央企的审计情况,其中18家采取虚构业务、人为增加交易环节、调节报表等方式,近年累计虚增收入2001.6亿元、利润202.95亿元。

 

    20家央企审计,就有18家出问题,概率不是一般的高。看完新闻,首先担心的是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够不够用,这也就抽签审查了其中20家央企而已,中国目前有一百多家央企,国家审计署如果对全部央企逐一审查,这一年也不用干别的了。

 

    央企抽查碰上国家审计署,向来是新闻高发区。有意思的是,审计署查出的央企问题有时候看上去是矛盾的。譬如,2014年审计署对11家央企的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显示,11家央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多计成本、少报利润问题。当年审计报告显示,大唐集团等9家央企及其所属企业,2012财年光利润就少计29.48亿元。

 

    这似乎让人摸不着头脑,当年少报收入和利润的是你,如今虚增收入增报利润的也是你,这是要闹哪样。

 

    了解央企运作逻辑,其实可以理解。在2014年的审计报告里,与少报收入和利润相伴随的问题表述还有滥发福利和内部利益输送。少报收入和利润,可是这些收入和利润都真实发生了,它们哪里去了?对了,用来滥发福利和内部利益输送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几年前的央企审计问题里,还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投资亏损。按道理来说,大企业对外投资很正常,有赚有赔也很正常,审计署为啥要把投资亏损作为一个问题。原因也不难理解,所谓投资亏损也可以是个局嘛,制造虚假标的,通过虚假投资,其实是把国家的钱洗到个人腰包,这类局也是屡见不鲜。

 

    那么如今的虚增收入虚报利润呢?一般来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也有虚增收入虚报利润的问题,主要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有经营压力,央企,同样有这样的考虑,央企多数是上市公司,也有资本市场的压力,虚增收入,可以获得资本市场的更多青睐,这一行为逻辑与民企没有什么区别。

 

    但央企相对民企还有一个更大的压力,那就是国资委的业绩考核。对央企高管层来说,恐怕这一压力不会比资本市场压力小。国资委系统对央企的业绩考核压力不断加大。2016年12月,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经济增加值(EVA)成为央企业绩考察的核心指标经济。这种考核方法比此前单纯注重税后利润的考核机制,更注重资本成本,相对来说是更加严格的考核制度,并且它直接与领导业绩和员工薪酬挂钩,这使得一些央企从领导到员工,都有了业绩造假的动力。

 

    审计署的报告显示,18家央企虚报的收入未超过总收入的1%,虚增的利润未超过总利润的2%。问题不算严重,但前后完全相反的两种问题现象恐怕更值得玩味。企业的财务报告成了一盆面,和稀一点还是和稠一点,似乎没个标准。其实,央企的双重性质都决定了,它的真实经营情况,尤其是财务上的三张表应该公开。央企既是上市公司,理应披露真实财报,同时,央企是国有企业,理论上财富属于全民,当然也有必要公示于众,让公众对央企的质量,央企的资产状况,从央企那里获得了多少税收,进行了多少补贴,有本明账。如今的央企对外公布的经营情况仍然停留在非常粗糙的水平,不利于公众监督,也不利于央企自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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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王石时代的万科症结

 

    王石终于全身而退。在万科34年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过去之后,后王石时代的万科何去何从。

 

    中国现代企业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或许可以称之为“稳定性与私有化的二律背反”。中国今天的非公有制巨头企业,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基因就是民营,也是私有化最彻底完全没有国企基因的,比如宗庆后的哇哈哈、刘永好的新希望;一种是出身是国有制或者集体制,但后期经过了股权改造,性质已经完全是民营的,比如王健林的万达;还有一种是出身是国有制或者集体制,经过股权改造后,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和民营资本,成为混合所有制,比如李东生的TCL,柳传志的联想,以及王石的万科。

 

    一般来说,第一类企业发展最不受体制约束,效率最高,但这类企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创始人的个人风格对企业影响巨大,企业内部存在家族化与管理层的职业化的冲突,同时,在接班人的交接上,往往不太顺利,此外,这类企业收不到体制庇护,一旦有大风雨,容易翻船;第二类企业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出身原罪,尤其是私有化过程的原罪论往往给日后发展埋下一下祸端;第三类企业,由于混合所有制的性质,一方面效率与监管容易冲突,但另一方面,内部传承相对有秩序,遇到风浪最终也能获得一些体制庇护。

 

    一部中国企业史,太多明星企业和企业家的沉浮大致印证上面的判断,无需一一举例。当下要说的是万科,王石之后的万科。

 

    王石对万科如今体制的安排显然是精心思考过的。2014年,王石在日本发表过一篇著名演讲,叫做《我的道路和选择》。在这篇演讲中,王石对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他放弃个人股份这件事提供了解释。他说:

 

    “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尤其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可以都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

 

    这段话给王石对万科及其个人在万科的体制安排提供了解释的密码。万科是1988年到1989年之间完成的股权改造,按照当时王石对万科的贡献,当时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石是有机会将万科更彻底民营化,个人也拿到更多股权的。但王石最终没有这么做。

 

    野蛮人的风险,王石没有料到吗?显然不是,就算早期的王石没有经验,1994年的君万之争之后,王石已经获得了教训。但王石此后选择的不是想办法让自己和管理层增持万科股份,或者让万科更进一步民营化,他选择的是更加坚定的混合所有制,而且选择的是华润这样的日后被证明非常开明的央企做靠山。

 

    王石对万科体制的安排最重要的是两点,其一就是对混合所有制的坚持,他为什么始终坚持混合所有制,就是因为他看懂了中国企业稳定性和私有化的二律背反。在那篇演讲中,王石还说,“中国大陆100名富豪名单上,曾排在第一的有三位我很熟悉,这三位当中一位现在是长期在海外,不敢回国,还有两位锒铛入狱”。显然,在王石看来,私有化当然意味着财富,但财富就意味着风险。

 

    正因此,万科始终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论股权份额,万科管理层包括王石本人距离真正掌控万科甚远,而且,万科事实上遭遇两次野蛮人敲门,险象环生,但王石的赌注最终赌对了。从时间跨度来看,万科的确算是一艘万年船。

 

    王石对万科体制安排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万科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如果说对第一个体制安排,王石还讳莫如深,那么对第二个制度建设,王石是一直竭力鼓吹,并且放手实践的。业内都说万科是中国企业的一股清流,资产结构合理,财务健康,更不用说每年都给中小股东派发分红分了二十多年。万科的成绩与王石的安排大有关系。

 

    王石曾说,我最大的成功就是让别人不再需要我。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创办万科34年之后,王石终于可以轻松离开万科。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业务层面,郁亮早就挑起了大梁,作为接班人培养,长达17年。相比较大量仍然在家族化与职业化冲突中以及二代接班问题多多的民营企业,万科无疑是成功的。

 

    这么总结吧。后王石时代的万科,相比较同行业的地产公司,相比较国内其他巨头民营企业,优势就在于,他们成功实现了保留王石基因的去王石化。这一点,是王石两大体制安排的综合结果。实际上,国内巨头企业里,接班人传承以及管理层职业化做得最好的类似企业就数万科和联想,而万科的接班人坊间认可度恐怕还要高于联想。1965年出生的郁亮正是能力经验的峰值,稳定性就是万科的最大优势。

 

    但是,不得不说,万科的另一个特点,如过去一样,可能既是优势,也可能成为不确定因素,仍然得说回万科的股权结构。

 

    宝万之争证明了,混合所有制最终还是护身符。经此一役,估计也不会再有人敢打万科主意了。这是利好。但不确定因素在于:

 

    第一,万科高歌猛进时代的国资主体是当时的华润,而如今换成了深圳国资委,虽说都是国资,但不同的话事人,未必还是一种风格,众所周知,当初华润对万科是有名的开明;

 

    第二,王石本人的资源、魅力以及权威毕竟和郁亮不同,另外,世异时移,今时之环境也与当初不同,郁亮为首的万科管理层业务能力没话说,但如若再遇到非业务层面的重大变故,还会有人具备王石那种力挽狂澜的能力吗?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股权结构下,一旦没有强力人物,效率难免会打折扣。实际上,在过去两年里,万科虽然整体利润率仍然是国内地产企业里最优,但总规模已经被恒大、碧桂园赶上来。倒不是后二者业务水平更高,仍是体制优势,纯粹的民营企业显然更放得开,调整更快,做事情也更泼辣大胆。

 

    万科何去何从?当然是扬长避短。既要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的稳定性优势,应对股权结构带来的决策掣肘可能,又要充分发挥权力交接顺利管理体制职业化的优势,用更灵活的决策对冲竞争对手的弯道超车。

 

    小心驶得万年船。用体制的稳定性和管理的科学性对冲股权结构的不稳定性,王石时代如此,未来万科还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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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王石是素人

 

    领袖青年时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领袖服他什么,不敢妄揣,但后人服膺曾公之处恐怕不止文韬武略、位极人臣,还在于能够全身而退。

 

    66岁的王石,终于也全身而退。如果没有生涯最后两年的这场大风波,王石也许也该退出万科了,说不定还会提早。想来,如果没有这场风波,王石的退出,该是誉满天下,没有一丝杂音吧,但如今,虽也是满屏的祝福,总觉得夹杂着寥寥的唏嘘。

 

    于王石本人,不知道这一场风波,他是宁愿它没来过,还是渡尽劫波慷慨看淡的枭雄姿态。无论如何,作为万科灵魂人物的王石给自己的万科生涯划上了还算完满的句号。这是王石离开的最佳时机,后退一步是悬崖,往前一步是迷局。在6月21日的万科下一届董事会提名名单中,仍然持有超过万科25%股权的第二大股东宝能系居然无一人上榜。王石到底是聪明人啊,时势大过天,可是未尝不会斗转星移,就算有人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也与他无关了。江湖行走,又不是政治对决,你死我活,不太像是王石的哲学。

 

    2014年,王石在日本无印良品总部发表过一篇著名演讲,叫做《我的道路和选择》。那篇演讲很长,要不是不久后爆发的宝万之争,看上去就像是王石的告别演讲了。

 

    在这篇演讲中,王石对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他放弃个人股份这件事提供了解释。他说:

 

    “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尤其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可以都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

 

    这段话,包括王石在他的自传《道路与梦想》里的不少自述其实已经包含了王石行事的密码。

 

    2016年6月,正是宝能系步步紧逼,万科管理层看上去已经无力回天之时(想起来,距离今天才一年,时移势易,也就一年而已)。我在一篇专栏里写过这段:

 

    “王石的漫长经历其实一直藏着悖论,因为他的成功,我们以往忽视了这种悖论。最明显的是两点,一是王石一门心思相信新商业文明,但他又一直在求得体制内庇护,表现在他迷信国企,对传统中国政商关系仍有不安全感,二是王石一直要求万科阳光透明不相信关系,但他其实还是相信关系,比如,他相信他和华润高层乃至更多政府高层的关系。”

 

    很多人说,王石是一个高度自省并理性的人。今天回过头来看,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王石高度理性中藏着的祸与福。

 

    1988年的万科改制,王石放弃股权之举,引来了1994年君万之争和2015年宝万之争的几近灭顶之灾,可是,凭借王石在体制内的长袖善舞,最终又都躲过灾祸;

 

    王石自始至终坚持万科的混合所有制,他从不放弃跟体制内力量的合作,但是,他又明显地跟体制内的开明力量更亲近,他在对外公开活动中始终表现出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拥抱,对传统体制顽疾沉疴的批评,这种亲近、拥抱和批评给他带来了体制内的反对力量,也带来了体制外的觊觎力量;

 

    既在体制中,又在体制外,有时候,他所有的好都占了,可是有时候,又哪方面都不讨好。

 

    矛盾的、夹缝里的王石,简直是老子祸福论的最佳写照,同时,也让这个人物在中国商业人物史里,比一般商业人物更值得玩味。

 

    无论祸福如何翻转,最终还算是有福。和曾文正公差不多,晚节虽有瑕疵,终究算是圆满。到这个份上,迷茫的不是王石,而是他的信徒。

 

    十年前那个登山、健身、求学、著作、演讲,倡导现代价值观、现代商业文明的潇洒的意气风发的王石,坦白说,已成明日黄花;今天公众形象里的王石,是一个左右支绌力不从心的憔悴老人。

 

    2009年,在南方周末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被致敬的王石被主办方要求在三个标签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标签,“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三个,王石选择了“不行贿”。后来,他说,不行贿成了我的标签,是因为社会太荒唐。

 

    在那几年,南中国的这家媒体与万科和王石一直保持着亲近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的案头经常放着《万科》的内刊。那时候的《万科》内刊,哪里是房地产行业的专业杂志,满纸都是我们如今正经媒体都不常出现的名词。直到N年后,另一家以足球出名的著名地产公司给我看了他们的内部报纸,我才知道,哦,地产公司的画风都成这样了么?

 

    在2014年那篇演讲里,王石还说了下面一段话:“中国大陆100名富豪名单上,曾派在第一的有三位我很熟悉,这三位当中一位现在是长期在海外,不敢回国,还有两位锒铛入狱”。

 

    王石说的应该是牟其中、黄光裕、仰融。熟悉的人还知道,王石包括田小姐跟云南的储时健也很熟悉。这就是王石,他内心总有江湖情谊,也知是非好歹,可是,他最终又是拎得清现实的。关于首富这件事,另一个老王,今天不就又在风口浪尖么,而他这个老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总算上岸了。

 

    他的确实现了他说的,名和利,只要了名。江湖夜雨,从此做了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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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联姻能否解决中国金融顽疾

 

    当今中国的企业巨头,已经越来越明显趋向于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翻翻最新的《财富》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银行巨头和互联网巨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前二十强的位置。但金融和互联网二者之间,其实与银行和地产或者地产和互联网的关系不同,本身就暗含了共同的基因。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天然通向信息的采集和处理,而互联网的技术本身就导向信息和数据的获取,互联网的服务又最大范围积累了各类市场主体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如我们所看到的,阿里、腾讯和京东这样的互联网巨头越来越具有金融属性,而传统的工、交、建、农、中五大国有银行也越来越趋向于融合互联网技术。大概三年前,在前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主持下,监管机构就曾试图试点民营银行,包括阿里、腾讯的互联网资本都在入围的民营资本之列。但尚主席当时的想法还是增量思维,三年下来,银行巨头们干脆抛开什么民营银行试点,直接跟互联网金融巨头们联姻了。

 

    这就是此轮金融巨头和互联网巨头联姻的背景。阿里巴巴今年3月刚跟建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就在6月19号宣布与“宇宙第一行”工商银行宣布开展全面业务合作。到底是阿里给了刘强东压力,还是建行给了工行压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互联网金融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树大根深但又顽疾难破的传统银行巨头们不合作也不行了。

 

    既然是合作,那就一定暗含了双赢的可能,并且,这可能性还很大,不然,几大巨头也不会磨合这么久,最终还是迁就了彼此。京东和工行看中了彼此什么?用刘强东的说法是,京东具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方面的优势,而工行在获客与用户运营、产品服务创新、流程优化等各核心业务层能力上有优势,双方优势互补。刘强东说得当然没错,这是明面上都能看到的,但刘强东没有点破的是,二者的合作还有一个互补,那就是双方体制上的互补,京东是民营企业,它更灵活更注重效率转身和决策也更快,而工行是大国企,它在核心金融资源和国家政策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

 

    不管双方如何打算盘,对于中国金融改革来说,这种合作值得期待。不管怎样,体制内金融巨头拥抱了体制外的互联网巨头,互联网基因和体制外基因谈不上改变至少能够渗透进中国银行业,或多或少能够改变中国金融业的多年顽疾。

 

    无论是体量还是业务范围,银行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核心中的核心。但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始终有一些难解的课题,核心就是高利差和信用不健全。传统银行靠央行规定的高利差生存,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提高贷款利率。在贷款业务上,传统银行业的信用定价能力非常薄弱,反映在过度依赖抵押贷款、担保贷款与政府信用上,他们很难对民间数千万家中小企业进行准确的风险评估与风险定价。所以,传统银行几乎无一例外地偏爱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对大量需要资金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贷款则极为困难。简单说,能不能给最有活力的民营实体经济输血,这始终是中国银行业的多年难题。

 

    京东或者阿里的民营体制基因和互联网基因带来的将包括以下可能性,通过电商和物流积累的中小企业数据,建立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之上的数据分析能力,中小企业客户的完整信用信息,基于互联网管理的风控能力和运营能力。这些可能性如果全部或者部分嫁接到传统银行巨头上,不说根子上解决传统银行业问题,起码能够提供部分解决方案。

 

    如果双方融合得好,一种新型金融服务也有可能诞生。到时候,这就不是几个巨头之间的事情,合作的经验和成果有可能给更高层面的金融创新和转型提供借鉴。中国金融改革如果不想裹步不前,就得多多鼓励这种市场主体之间的自发性合作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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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最优解

 

    《白鹿原》的研究者们连篇累牍写了无数论文,要解决的包括这么一个问题,陈忠实这个文坛老伙计写了那么多邪乎,白嘉轩裤裆的硬货,原上的白鹿精灵,田小娥的鬼魂,到底是要干啥?

 

    嘲讽CCP?神秘主义?效仿南美小说家的魔幻技巧?都不是,陈忠实在整本书里,其实一直只在干一件事,那就是,在这白鹿原上所有兴建起来的理性大厦都被他一一摧毁。白嘉轩代表的死守土地、宗族至上一路,鹿子霖、田福贤代表的衔接政府、乡绅自治一路,鹿兆鹏、黑娃、白灵代表的土地革命、造反夺权一路,岳维山、鹿兆海代表的国府国军正统一路。这四栋理性大厦全部轰然倒塌。无论它的名字叫做乡约、圣贤语录、祖宗遗言还是革命、主义、真理。

 

    所有理性大厦的热衷者都是悲剧结局,白嘉轩代表宗族传统的悲剧,田福贤代表地方自治的悲剧,岳维山、鹿兆海是国民革命的悲剧,而鹿兆鹏、白灵和黑娃是共产革命的悲剧。

 

   有意思的是,恰恰那些虚无者,那些墙头草,那些心中没有任何理性大厦的白鹿原上人,等到理性大厦倒塌下来,也许砸到他们,也许居然砸不到。他们从来不是理性大厦的热衷者和捍卫者,他们也就随时可以颠覆任何理性大厦,也随时可以加入任何新的理性大厦。田小娥把整个白鹿原掀起来,就是因为她是一个纯粹个人主义者,她绝不驯服于任何理性大厦,无论它是宗族乡约还是革命义举,她把整个白鹿原的男人玩于胯下,暗喻了所有理性大厦的崩溃。白孝文这么一个纨绔流氓货色成了白鹿原最后的大赢家,暗示所有理性大厦倒塌后,那片荒芜的土地上,或许只剩下这些坚强又不要脸的墙头草。

 

    所以,如果你要问,白鹿原,这片关中平原、灞河水边的肥沃土地,自辛亥革命到解放凡38年期间,到底有没有解。我想说,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就还没读懂陈忠实。有没有解,本来就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是逻辑的、封闭的、可以证明并且通往必然王国的,而陈忠实,至少白鹿原里的那个叙事者,显然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反理性主义者,他宁可着迷于整本书里那些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故事传说,他宁可相信性、情、灵、道,也绝不会轻易向他笔下的任何理性大厦妥协。

 

    有人在《白鹿原》里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对照着看,《红楼梦》确也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轮廓,贾宝玉原本是一颗补天遗漏之石,黛玉原本是株绛珠草,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一僧一道,领着宝玉入红尘,红楼梦了,又带着宝玉归隐。试想,当然不会真有人生下来就自带通灵宝玉,也不会有人生下就有一把金锁,更不会有一把叫做风月宝鉴的镜子直接搞死了贾瑞。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有神秘描写与曹雪芹的描写颇为神似。魔幻其实不是真魔幻,神秘也并非离谱的神秘,这些魔幻和神秘,到底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个如梦如幻的大观园,那一个肥沃灵动的白鹿原,最终都是无可奈何、无法挽回的坍塌,那些神秘传说,或许是在暗示那些人和事自有命运和神秘力量的昭示,知道便好,不必深究。

 

    叔本华说,真理同时也是诡论。白鹿原上,无数真理炫耀着、抵牾着,证明或者证伪着。我也曾想过,白鹿原的最优解到底是什么?结论是,白鹿原或许存在过最优解,但是,太多的变量涌现在那个狭窄的历史空间,以至于,根本来不及获得最优解产生需要的动态均衡。《白鹿原》只有50万字,可是整本书里可能写了上百个博弈,而这其中,大量博弈都是非合作博弈,最终都是零和游戏或者负和游戏。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博弈,黑娃和白嘉轩的博弈,鹿兆鹏和白鹿原乡绅的博弈,白孝文和黑娃的博弈,几乎所有博弈都是负和的,双方或者多方都没有获得好处。在《白鹿原》38年的博弈史上,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者和受损者。都说《白鹿原》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看,无非是说一个民族怎么就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失败者的秘史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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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吃了这场亏能买回教训么

 

    1、新媒体确实吃了场亏。吃亏方并不只是那些耳熟能详每天陪着你的公众号,也包括了平台方。从已披露的新闻大概能猜到,平台方与监管方存在一些博弈,而且并非没有挽回一些损失。

 

    2、从对最高监管层的最新巡视批复来看,监管层也存在内部分歧,包括高层与基层,中央与地方,以及高层内部。其实,不用披露也能够想象,盖因中国体制内向来存在自由与保守两股力量。

 

    3、毫无疑问,那些新媒体运营者们此刻肉疼得不行,有相当一部分公号已经做到传统媒体都无法想象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由此带来的打击可以体会。在我看来,这些打击中,最要命的还不只是所谓媒体理想,还是相当部分人丢了饭碗,相当部分投资人的钱打了水漂,让人心疼。

 

    4、但是,我以为,新媒体人对未来不必悲观,也不必过于渲染悲情,更没必要采取过激行动。这不是新媒体的世界末日。纵向上,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比这严重的事情多得多。横向上,遭遇无妄之灾,损失比这大得多的,各行各业都很常见,说实话,很多行业,悄没生息就没了,在舆论场上,连个浪花都没有。在中国,很多领域都面临着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轮回,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5、更何况,客观说来,相当多新媒体腰杆子也没那么硬。新媒体发展速度过快,无论在内容还是运营上都有很多问题,仍然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在我看来,新媒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采编不分离,采编和经营不分离。我这里说的还是做得有点模样有点规模名气的新媒体,大量新媒体连什么是采和编,什么是经营,什么是广告,什么是软文,什么是新闻发布都不知道。在媒体伦理和制度缺失的新媒体环境中,新媒体天然倾向于被资本和各类非中立势力控制和左右,谣言、诽谤、矫饰、中伤、抹黑充斥,泥沙俱下,唯利是图,这也是客观事实。

 

    6、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当然没错,但并不意味着也捍卫你造谣诽谤捏造事实的权利。对于监管层来说,加强监管,是职责和义务所在,没什么错。但监管层要注意的是,监管要无差别,不能选择性执法,对于某些群众喜闻乐见已经很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可以采取多层次渐进监管,简单粗暴不一定有好效果。

 

    7、在中国,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是一个死循环。乱世须用重典,矫枉先要过正,这向来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潜在逻辑,也不只是在新媒体监管上这么干。当下的严打不过只是处于自由化过度后“收”的阶段。收完之后,还会再放。所以,新媒体人不必悲观。

 

    8、趁此机会,新媒体人倒不如反省自身的问题。新媒体或者自媒体是大势所趋,未来仍然有很大空间,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既有发展突破,又要能够保全自身安全。随心所欲不逾矩,未来的新媒体人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否则,今天的悲剧还会上演。

 

    9、教训一:新媒体人必须破解体制机制上的根本顽疾,那就是上面所说的,采编不分家,采编经营不分家,尤其是后面这个,是导致很多新媒体覆灭的重要原因。传统媒体也许有很多问题,但新媒体要取其长处,弃其短处。要想做大做强,新媒体就得去学习传统媒体的很多机制。传统媒体发展很多年,很多机制的设置一定是有道理的。如果实在不行,不妨直接引进传统媒体人,他们拥有的不只是采编经验,对传统媒体的很多伦理制度也都熟谙于心。

 

    10、教训二:不要装外宾,也不要装鸵鸟,生在本国,在本国讨生活,就得考虑本国的国情。在本国,只要做大一点,各行各业几乎没有哪一家不需要懂一点政治,更何况是媒体行业。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政治敏感性要有,新闻联播要看,来自监管部门的最新法律法规不要不当回事。

 

    11、最后,同样作为媒体人,也是开了个不大不小公号的自媒体人,多说几句。有些事情,私底下可以骂几句娘,但一个成熟的职业人,应该明白,再怎么不爽,我们还是得去跟这个世界打好交道。这首先是一个饭碗,是一个职业,能养活自己及家人。无谓的对抗和抱怨没有必要,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把文字这门手艺练到游刃有余,刀尖上也能跳舞,一点缝隙也能放出光亮。不奢求什么上九流,但求保住职业的尊严,夹缝中生存下来,我以为就是咱这行的最高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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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也许没错,但要承担后果

 

    6月10号,苹果终于将中国互联网的本土创新“打赏”写进苹果的开发者协议条款,并规定,苹果APP内打赏必须使用苹果官方支付渠道——APP内购,并向苹果支付三成分成。至此,4月底由微信打赏引发的苹果税之争以苹果的强势举措告终。

 

    无论是中国的普通用户还是各类涉及到付费打赏的平台公司,对苹果此举几乎是一致怒怼的态度。但如果我们回到苹果公司的内部规定本身来看,你会发现,苹果这么做,可能是某种一根筋的坚持。

 

    苹果的开发者协议条款,类似于苹果对外的法律。在这个条款里,苹果一开始就规定,对APP内购的虚构商品收取30%的抽成。对类似微信、知乎或者得到这些平台的打赏到底算不算虚构商品?严格意义来说,确实算是虚构商品,包括游戏的装备、直播的打赏,本质上和微信公号打赏恐怕都算是商品。因此,从抠字眼的角度来看,苹果的顽固也许能够理解,它要防止有一些个案轻易突破规则之后造成苹果整体的规则失守,更何况,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利润,苹果也不想随便放弃。

 

    可是,大部分人又都觉得苹果此举过于贪婪、不近人情,这也同样没错。一个很欣赏的作者在公众号或者知乎专栏写了篇好文章,读着不错,给人家作者打赏了10块钱,凭什么你苹果就要拿去3块钱,这不是店大欺客么?

 

    客观上说,有垄断规模的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大公司,店大欺客的事情我们也并不陌生,也不是只有国外才有。微信为了防范阿里的扩张,直接在微信内部屏蔽淘宝链接,微信用户跟支付宝之间也没有办法连接。当然,2011年的时候,还出现过QQ和360让用户二选一的无耻争斗,用户们的眼睛珠子都快掉下来也阻止不了商业战争带来的负外部性。

 

    垄断也许会让用户在短期内对它无可奈何,但长期来看,任何对消费者造成的效用损失都会带来用户忠诚度的下降。对于互联网巨头们来说,他们也必须学会与时俱进,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用户的新需求。规则制定了当然要遵守,但是规则也从来不是只有一种定法,针对越来越多元化的新情况,无妨修订一些非原则规则或者补充新规定。

 

    “打赏”功能是中国互联网的发明,它就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新情况。在中国,打赏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后面还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交和礼仪文化。打赏意味着一种欣赏、激励、馈赠乃至是一种人情往来,收取高额的打赏税或者蛮横取消,都是不尊重用户也不尊重市场的行为,这种行为跟乔布斯以来苹果一直倡导的用户至上的企业最高价值观恐怕也是背道而驰的。

 

    苹果也许没错,但要承担后果。2016年,苹果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有明显下降,在这其中,中国本土手机商的崛起起了重要作用,而本土手机商胜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更能够本土化创新,也更能够去体察本土用户的需求。

 

    任何时代,尤其是当下这样的商业时代,忽视用户需求、压制用户选择都是不理智的行为。短期内也许看不出,长期来看,一定会付出代价。事情都是慢慢起变化,变革都是悄悄在发生,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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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少年谁不爱家驹

 

    2013年,黄家驹去世20周年。北京作家王小峰在《三联生活周刊》写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傲慢的文章,《Beyond:撒了一点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1967年出生的王小峰比黄家驹小5岁,在北京文化圈一向是反主流反正统的雅痞形象,但在这篇文章里,王小峰暴露了他和其他京派文人类似的毛病,那就是文化上的帝都中心主义。

 

    随手摘两段:

 

    “一般人们会把北京地区的文化事件当成一个判断文化潮流的指标,毕竟这里聚集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和人才,所以,北京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是中国任何城市的人都没有的。”

 

    “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从一个渔村演变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如果说香港文化就是传统中国人生活中的市井文化,即使后来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后形成的各类商业文化现象变得精致时髦,它本质上仍无法摆脱其市井特色,那就是它只有通俗文化。”

 

    “任何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最基本的人生问题,他们的歌曲蜻蜓点水般地触及到了,Beyond带给年轻人的共鸣比歌坛教父们的影响来得更直接。Beyond很自然成了市场经济初期内地年轻人的心灵鸡汤。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就足以让他们心潮澎湃了,内地歌迷好对付。”

 

    帝都某些文人对大中华的想象经常有一种迷之自信。1993年之后,黄家驹长盛不衰长达24年,目前来看,还将持续下去,王小峰将之归结为90年代后黄家驹的心灵鸡汤迎合了当时的内地70后。他对黄家驹音乐的概括是:“歌词大而无当、空洞,旋律恶俗,口水歌”。

 

    2010年,我去香港的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那里是黄家驹长眠的墓地。黄家驹的坟墓不只在他每年的忌日和生日里人流不息,而是常年鲜花盛放,拜祭者无数。坟场管理人员说,这些拜祭者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内地,其中也包括我这样一个大陆仔。

 

    大概王小峰大叔唱K的圈子都是70后吧,他不知道,黄家驹的粉丝群里,有大量的80后、90后乃至00后。

 

    2011年,我在广东粤西。西江边的一个小县城,一群粤西的赤脚孩子骑着单车从我身边扬长而过,留下的就是“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Beyond《真的爱你》)。

 

    在粤语区,黄家驹的深入人心程度大概能够类比邓丽君在华语区。可是,黄家驹绝不只是粤语区的文化偶像,他在内地的流行程度,尤其是内地小镇青年的流行程度超乎想象。某种程度上,黄家驹像一个精神的联络暗号。在珠三角工厂的打工仔们,认识之前,或许会分普通话语系和粤语区,可是一到KTV,一起吼几句黄家驹,彼此就成了兄弟。

 

    王小峰对黄家驹的轻慢或许是因为他的调查不够全面,但他的傲慢恰恰反映了黄家驹在中国流行文化或者内地人精神世界中的真实分歧。王小峰的分析在他的视角或许是对的,黄家驹在中国的确更受三四线城市以及小镇青年、农村青年欢迎。在北京精英文化圈内,唱黄家驹是要谨慎一点的,那几乎标识了一个人的出身。

 

    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黄家驹为什么在内地能红这么多年,而是,而是为什么黄家驹在内地大众群体红了这么多年。在中国内地KTV点歌榜上,《海阔天空》、《真的爱你》、《光辉岁月》几乎一直高居前列,但在官府文化和洋派文化的精英圈内,并不会轻易唱起黄家驹。

 

    流行文化也有阶级之分,这不是什么新鲜结论。过于大众化的东西,大部分都会受到精英层或明或暗的抵制,哪怕他们内心并不一定不喜欢。李宗盛几乎是内地中产阶级在流行歌曲上的最大公约数,陈升是文艺青年品味的入门证明,喜欢汪峰和厌恶汪峰构成两种不同身份。流行文化或者大众文化的研究导向社会学就是这个道理。

 

    饶是如此,黄家驹还是一个异类。黄家驹在世时,就是香港乐坛的异类。Beyond在香港从来就不算一个大众乐队,他不仅没法跟当时当红的香港一线歌星比,也比不上同时代的草蜢、达明这些乐队,否则也不会有他后来去日本发展。今时今日,香港人对黄家驹的熟悉程度也远远比不上内地人。

 

    这就是关于黄家驹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黄家驹会在大陆受到比香港多得多的欢迎。坦白说,今天香港人还能记得黄家驹就是因为大陆人一直在帮他们记得。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或许可以放在一起谈,为什么内地的非精英群体如此喜欢黄家驹,又为什么黄家驹会在大陆受到比香港多得多的欢迎。因为,黄家驹身上有着三个重要特征,第一,他有明显的左翼情怀,第二,他有香港罕见的大陆情怀,第三,他的歌曲有极强的主体性,胜在真诚赤诚。

 

    把黄家驹的歌简单归结为励志歌曲,是文化研究的偷懒。因为所谓励志歌曲本就是商业歌曲的范畴之一,励志只是消费主义的手段。但黄家驹的歌曲本质上是自我思想的诉说,他所有的歌曲,无论是词还是曲子都有极强的主体性。

 

    在他最流行的三首歌里,《海阔天空》是在讲理想遭遇挫折也不放弃,《光辉岁月》是在歌颂曼德拉,反对种族歧视,《真的爱你》在歌颂母爱。除了《真的爱你》是梁美薇作词,其他两首词曲都是黄家驹亲自操刀。黄家驹很有思想力也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今天重看《海阔天空》和《光辉岁月》歌词,谁敢说这是鸡汤?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线/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显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作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黄家驹《光辉岁月》)

 

    就算在文字审美意义上,Beyond的歌词基本都很大气蕴藉,而在关注的主题上,Beyond的境界和视野也是罕见的。

 

    在《农民》里,他们唱道:“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双脚虽渐老,但靠双手一切达到。见面再喝到了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这首歌显然是唱的大陆,因为香港没有农民,这是Beyond的底层情怀和大陆情怀。

 

    在《Amani》里,他们唱道:“他主宰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可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这是黄家驹带Beyond乐队到非洲义演时写下呼吁资助非洲难民儿童。在1990年代,这是世界乐坛潮流,这是Beyond的世界主义,典型的左翼情怀。

 

    Beyond也并非没有关心大陆政治的作品。在被封杀的《长城》中,歌词有很明显的大陆政治隐喻,而这首歌,是以嘶吼的方式唱出来的,副歌令人震撼。

 

    当然,占据Beyond作品最多篇幅的仍然是对少年青年内心彷徨困惑的描写和倾诉。《冷雨夜》、《遥望》、《谁伴我闯荡》、《无尽空虚》、《灰色轨迹》、《冲开一切》几乎都是这一类。在Beyond的创作中,与爱情有关的仅有《喜欢你》和《情人》,可是,这两首情歌跟痴男怨女式的香港情歌相距甚远,干净得像什么呢?我觉得,简直有点像情欲压抑的革命情侣。

 

    一个有着左翼情怀的不仅关心大陆底层还关心世界大事的摇滚乐队,跟沉浸在世俗社会里的香港市民注定隔膜。但有意思的是,黄家驹的知音恰恰是对岸那个无限广阔的古老大陆那些一穷二白出身但心比天高的大陆仔。

 

    他们跟着黄家驹高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现实中的挫折愁惘暂时可以抛却脑后,在通往更高阶层打通关的逼仄通道里,一方面愁苦不堪,一方面又向往着更大的世界,在大陆的家国传统里,他们寻找通往外部世界和自由的可能性,而这些,恰恰是黄家驹能够给他们的。

 

    我讨厌心灵鸡汤这样的词,一个能够打动人们几十年的乐队,他们一定是写着最普世的主题,但也一定是写得足够真诚。此间的少年们,不需要考虑听歌的阶层,不需要想什么样的歌够装逼,也不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社交场合唱什么歌,他们就如初恋一般纯粹地向往和热爱。黄家驹的一切赤诚和爱都在他的笔下,在他的吉他和声音里,而他的粉丝们也回报以同样的赤诚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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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战争已经成为智能时代的核心矛盾

 

    互联网革命越往纵深,它带来的好处和困境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时代,或许越来越接近西方从前很多描写未来人工智能的电影探讨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智能技术是不是会失控,人类如何将超乎想象的新技术驾驭在文明框架内?

 

    不到二十天前,勒索病毒的肆虐让人不禁恐慌,那些世界互联网巨头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的操作系统到底可靠不可靠,全球无数用户的信息、隐私能够得到保护吗?越来越与互联网关系密切的主权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安全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上周,在我国,另一个重磅商业战争爆发。中国最大的物流及供应链平台菜鸟网络和中国最大的快递物流公司顺丰打了一仗。顺丰直接关闭对接菜鸟的数据接口服务,而菜鸟也不甘示弱,在淘宝、天猫的物流选项中取消了顺丰。

 

    拨开双方口水战的硝烟,仔细看双方的官方声明及大量内部信息,你会发现,这场商业战的核心矛盾可能超越了简单的商业利益,其核心关键就是数据争夺以及数据争夺背后的信息安全焦虑。双方的撕逼简单说,顺丰指责菜鸟索要非淘宝系的数据,而菜鸟否认,菜鸟反过来指责顺丰超出合理范围调取淘宝系物流数据接口。总之,双方都指责对方不配合维护数据安全,都声称对方试图要骗自己的数据。

 

    数据,还是数据!今天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发展已经处在世界前沿水平,而商业战争早就不再只是眼前的市场份额这些看得见的蛋糕,用户数据成为核心争夺要塞。数据是什么,数据就是这个世界每个个人和每个市场主体的抽象本体,某种程度上,数据呈现了人类方方面面的真相。

 

    顺丰和菜鸟的战争就是数据争夺战。菜鸟想拿顺丰的数据匹配,顺丰想拿菜鸟的数据匹配。也许双方都没有觊觎之心,但随着数据的战略价值凸显,谁都无法承担其中的风险。无论是菜鸟还是顺丰,他们都声称要保护用户数据隐私,这也绝不只是一句公关说辞。

 

    智能时代的矛盾显露无疑。顺丰和菜鸟的战争最后和勒索病毒给我们的警示一样,那就是,到底谁是这个时代信息安全的真正守护者。美国安全局这样的政府机构可信还是谷歌、脸书、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可信?顺丰可信还是菜鸟可信?

 

    不只是巨头掐架,关于数据安全的争端已经到了法律层面。就在上个月,全国第一例服务器提供商被诉侵权案判决。这起案子很有意思,一家游戏公司的服务器由国内云计算第一巨头阿里云提供,但是这个服务器被他人侵占涉嫌运营侵权游戏。这家游戏公司发现后向阿里云申诉,要求阿里云停止服务。矛盾出现了,阿里云认为,作为云服务提供商,他们无权审查用户数据,也就无法停止服务,而游戏公司认为,服务器提供商有义务删除侵权游戏数据。

 

    到底哪一个伦理对的?服务商是保护用户数据隐私至上还是要伸出手进行干涉以保护服务对象的知识产权?如果法律认为他们可以伸手,难道你不会害怕这些掌控无数数据的云服务商们威胁到我们的隐私安全吗?如果法律认为他们不能伸手,那些不懂数据技术的受到侵犯又找谁投诉?

 

    数据战争已经成为智能时代的核心矛盾,超越了商业层面,未来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可能产生新的伦理问题。

 

    公正、权威、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和仲裁机构,这或许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解决之道。人类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仲裁一切的上帝,只能像过去每个新的时代来临,社会大变革时那样,用人类的智慧去设置能够平衡并作出符合人类文明利益的决断的权力机构,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必须及时跟上。总之,一切应变亟需开始,智能时代变化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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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无非是一场误会

 

    对我的高中政治老师来说,我的存在是个灾难。

 

    “为什么选这个?”“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叫上层建筑?”“书上不是说了吗,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包括制度、法律、文化。”“哦,那怎么就决定了?”

 

    “……”

 

    “事物总是普遍联系的。”“有没有不联系的事物?”“……没有,世界都是普遍联系的。”“???????”

 

    “……”

 

    “这道材料题是要说明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整体功能怎么就大于局部功能之和了?”“因为事物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有没有可能整体功能小于局部功能?”

 

    “……”

 

    大一时,我的政治经济学老师,如今是全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代表人物,他很认真地跟我说,“你的高中课本全是扯淡,马克思根本没说过这些话”。

 

    我从此视他为偶像。

 

    我的政治是高中所有科目最差的。我的历史其次差。语文稍好一点。我最好的功课是英语和数学。

 

    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简直是笑话。在文科班,也很丢人。

 

    为什么这么差?因为我经常卡壳。看书时卡壳,老师教课时卡壳,考试时也卡。做很多政治题时,我会觉得很多选择题下面的选择项都挺有道理的。高中文科科目里,几乎所有的带有决定论性质的定理原理我都是怀疑的。

 

    为这事情,我不忿了很久。七八年前,还在报章上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高考作文:修辞的胜利》。

 

    文章是这么说的: 

 

    “所谓的修辞性便是与实质内容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却能夺人耳目的东西。比如,华丽的辞藻、大段的排比、新奇的比喻,偶尔还要穿插生僻的名人名言或者掌故桥段,方显深刻渊博。议论的话,要引用一些不常见的事例;叙事的话,一定要升华到某种大道理。高考作文的主要弊病就在此,太强调修辞性,不强调文学性。”

 

    骆轶航昨天写了一篇《我当年是怎么一不小心写了篇满分作文的》,我才想起,原来1999年那篇著名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是他写的。那篇文章就是修辞胜利的典范。

 

    在快二十年后,骆轶航这么写,“不少人问我,你当年是不是写过一篇满分作文?没错,我们老师还让我们抄过呢,说你看看人家这文采。每当这个时候,我都特别想岔开话题,我理解为什么罗辑思维和新世相会火了。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一定高考时不再写那么多排比句,用那么多散装零碎的文史哲知识点,我一定写点真正有想法的东西,说点人话,尽管这未必能拿满分”

 

    我当然赞同骆轶航。其实语文、地理之类文科科目被蹂躏得真的还好,最惨的还是政治、历史,尤其是政治。中国的文科生如果是有志于一点学术或者学问的追求的话,我真的是不建议他高中去读文科的。因为,对于他来说,他面对的问题不仅是要重新建立文科基础大厦,还要去掉三年积累的各种毒素,回到知识世界的正本清源。

 

    不过,我后来也是想通了。我觉得,我们这种追求知识的想法从源头就是一种误会。高考,或者整个应试教育,从来就没有要你去追求知识真理什么的,相反,他还害怕你去追求知识和真理。

 

    高考是什么呢?我觉得,高考的本质是智力考核。我随意举个一个政治题:

 

    根据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下面的说法正确的是

 

    A.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使用价值  B.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有使用价值

 

    C.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价值  D.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一定有价值

 

    这道题根本就不需要你去理解到底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鬼概念到底是什么,它的选项在于给你一个定理之后,让你进行逻辑推理。所以,这道题不是一个政治题,其实是一个逻辑题。

 

    智力考核的主要点在哪里呢?一是考记忆力,二是考模仿力,三是考逻辑能力。对于高中政治、历史包括语文来说,要考得好,重要的不是你多有才华,多有想法,而是你要非常聪明,背诵能力强,修辞能力强,模仿抄袭能力强,以及推理能力强。

 

    说到这里,你会发现,其实高考跟科举是很像的。科举的写作考试其实不是文学写作,也不是学术写作,同样是基于记忆力、逻辑能力的考察。它们的功能也很类似,就是要给国家选拔国家机器上的超级零部件,它鼓励的就是那些忠实的执行者,他们只需要聪明的乖孩子,只需要会模仿会沿袭会守成会亦步亦趋会上面说什么你就只认什么,它根本上就不鼓励你有个性,有思想,有真情实感,更不希望你去追求真理和怀疑一切。

 

    只要我们还在高考这条羊肠小道上走,就得妥协,就得低头。高一、高二,我放了两年羊,整天就是看杂书、打篮球、睡觉,到了高三,我开始钻营,怎么样考试,政治和历史课本翻来覆去地背,不理解,只背诵就好。最后高考,才没有在这两科跌跟头。

 

    把高考这件事情想清楚不太容易。在高强度的智力竞赛里,我们都或多或少付出了代价。很多人都有多年后梦到高考考砸了惊醒过来的经历。

 

    有两种人是幸运的,一种是聪明的乖孩子,他们如果每一步都踏在点子上,就会前途无限。我有一段时间在政府工作时,经常要写领导讲话稿以及各种工作报告。我的感觉是,那些工作报告和讲话稿要写好说难也不难,其实就跟高考训练出来的能力很接近。你需要很擅长修辞,擅长话术,擅长无中生有,擅长空穴来风,擅长妙笔生花,擅长对上级指示的精准领悟和精妙展开,总之,那些政府里混得好的笔杆子,也包括国有媒体吧,大部分都是高考竞赛中的优胜者。他们的基因就和国家机器随时绑定在一起,很少不会怀疑世界,他们的前程也都被安排好。

 

    另一种是那种天生的高考过客,他们可能整个竞赛全程就没开过窍。可是,那又如何?人家根本就不鸟你这一壶。该打游戏就打游戏,该打架就打架,该恋爱就恋爱,前途命运,也许家里安排了,也许不安排,也无所谓。他们也许在高考这条主流道上蒙查查,一片混沌,但未尝不见得在其他领域就不会风生水起。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怎么被高考蹂躏过,最好的年华,潇洒得很。我也羡慕这样的人。

 

    2005年的6月8号,整整12年前的今天,我考完了最后一场。考试前还打算考完去把书烧了或者扔了之类,临了才发现一点兴致都没有。但奇怪的是,对我这种记性特别差的人,那天的天空、云彩和空气里的气息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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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对买房这件事的理解还停留在农耕时代

 

    写了很多年房地产评论,写到后面是很厌烦的,不管是媒体评论还是看似专业的行业报告,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一直在重复。

 

    但这么多年,无论是我本人实际生活中与买房有关的行为,还是我对楼市的判断或者对身边朋友买房提出建议时,我觉得一直隐含了某种更超脱的理念。一直没有写过,直到昨天看到孙不熟兄的一篇文章,感觉像打开了一个阀门。

 

    这篇文章引用了中国社科院倪鹏飞先生的一个论断。倪鹏飞把人类的生息方式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渔猎采集阶段,是一种分散流动的生息,第二阶段是农业时代,是一种分散固定的生息,第三阶段是工业时代,是一种聚集固定的生息,而现在,我们的生息方式变革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第四阶段,智能时代,这个时代的生息特点是聚集流动。

 

    这种分法很专业,一下子让我这么多年的朦胧感觉有了理论支撑。

 

    先说我对买房这件事儿的看法。在我看来,房子是要买的,重点是,要买好房子,更重要的是,最好去不同的城市买不同的好房子。

 

    我们今天对于房子的理解大部分是基于投资品、金融品、保值品以及嫁妆婚娶社会地位象征的社会性考虑,但在我看来,这种理解都还停留在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

 

    正如孙不熟的解释,农耕时代,人们的定居是分散的,但一旦定居又是固定的,没有聚集效应和紧缺效应,不动产不值钱,也不怎么稀缺。工业时代,人们要集中在一起生产,所以生息方式是聚集的,但又是固定的,你在哪个城市就在那里买房等死老老实实呆着。

 

    可是今天是什么时代?大部分人都低估了智能时代到来的迅猛。今天是智能时代,基础设施高度均衡化和智能化,人类活动聚集效应越来越强,可是呢,正因为如此,人类对固定地点的依赖越来越小,空间上表现出高度流动性,所以,这个时代的生息方式是“聚集流动”。

 

    这种说法可能学术化了一点。回到我的论断,可能就能理解一点。

 

    我从来不鼓励我身边的朋友买烂房子,我也不鼓励很多朋友炒房,我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你已经在这个城市有一套了,去那个城市吧,那里不错,去那里买。

 

    房子是什么?房子的本质是两点,一是对内的绝对安全,一是对外的信息联结枢纽。

 

    先说信息联结枢纽这点。在一个城市,买不买房子区别有多大?这么说吧,只有在一个城市购买了不动产,你才可能变成这个城市的真正公民。当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会跟这个城市产生真正的血肉上的联系。你会去关注哪个区域的发展更好,哪个小区的周边环境更好,有没有合适的学区、幼儿园,有没有好的医疗机构,当地居委会街道有什么样的惠民政策,附近的交通如何,有什么样的公交车站、地铁,有什么样的商业和旅游设施。当你成了真正的业主,你又会陆续有很多社区生活的参与,甚至不排除参与基层政治。

 

    你不再是城市过客,而是城市中坚。可是,我要说的是,这和传统工业时代,举家搬迁也不太一样,不必那么沉重,也不必像钉钉子一样,像蜗牛背着它的壳背一辈子,从此摘不下。就像孙不熟说的,在智能时代,换城市和换工作的频率越来越接近,安土重迁在智能时代算是有点过气的观念了。

 

    所以我说,要买好房子,要在不同的城市买房子。在当下时代,人的物理位移极为方便,而不同城市、区域和产业之间的信息掌握,才是一个职业人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是这样,无妨是双城人,甚至无妨是几个城市的公民。

 

    今天,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了。一个城市的不动产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输送点,它让你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里能够接收到更加核心稀缺的信息。同时,它能让你轻易联结两个乃至多个城市的资源。信息一定会导向资源,而掌握稀缺信息,就能获得资源整合之间的溢出价值。

 

    在信息联结枢纽之外,我想说说,房子的对内属性。我的观点是,要买好房子,不要炒房,你经手的房子都应该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好的就不要碰,买回来就要自己住。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分得不是很开的国家,房子是中国人的真正私密领域,我们在公共空间里感受到的逼仄和压迫,都要在房子里找回。

 

    房子通向自由。我有时候会想,中国房价的狂涨恐怕有一部分也是自由的价格。自由最贵嘛。

 

    我写完本文,肯定会有人说,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为虎作伥。不是,恰恰相反,我希望房价大幅下调,只有这样,房子才能成为平价品,而不是奢侈品,人们就能通往更多的自由。理性上看,房价也一定会下调。中国现在大部分地方的房子不是紧缺而是泛滥。在这样的好时代,我建议,不要守在一个城市里,买几套十几套,或者去到一些永远不会住的城市炒房。不如去不同的城市,去跟你工作有关的城市,去让你看着就心情爽就钟意的城市,买房子,买好房子,买了就要好好对它,就要真的去住。

 

    再说一遍,房子通向自由,对内对外,双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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