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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需要刮骨疗毒

 

    5月11日召开的山东省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谈到转变工作作风时说,“这些年乡镇、街道、村签的责任书、责任状满天飞,有的完全不符合实际,根本落实不了。签这样的责任书、责任状,实际上是上级在推卸责任,这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对人民不负责任。”

 

    刘家义的这段话在网上尤其在基层公务员群体里成了讨论热点。注意刘家义这段话里的两个关键,责任书、责任状满天飞主要的发生场景是在“乡镇、街道、村”,而原因是“上级在推卸责任”。这个上级是谁?按照刘家义的逻辑往上推,就是乡镇以上的县、市、省的政府官员。在当前中国政府的管理体系里,主要来自县和地级市这两个层级,尤其县层级的条条块块是发布责任书、责任状的主力。

 

    基层公务员热烈讨论这段话,当然是因为,苦责任状久矣的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这些基层公务员。《人民日报》今年的报道指出,西南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几个月内签了30份责任书。这30份责任书不是他党委书记签完就完事儿,关键是后期的考核检查。不妨直接引用人民日报报道里这位党委书记的原话:

 

    “有没有将相关精神传达到位?就看你的会议记录。有没有将相关政策解读到户?就翻你和农户签订的责任书。精准扶贫要有每个贫困户的动态进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每次召开群众会的影像。其实,大部分资料都是整出来的,而且要整得像模像样。比如有的工作落实要求有过程印证,我们就抽时间召开一次镇村干部大会,每项工作讲几句录一下音、拍一下视频,幻灯片换一换主题,开这一次会就可以解决十几项工作的落实部署所需资料问题。”

 

    这段话非常鲜活地刻画了基层政府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基层公务员的精力不用在甩开膀子干事业,反倒大量花在这些琐碎、重复且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基层公务员又累又疲又没有成就感,难怪他们有牢骚。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要保证执政效率,势必要有极强的执行力,但在政府实际运作中,执行力居然就被简单化为这些制定时大而无当、脱离实际,执行时随意敷衍、得过且过的责任状书、责任状,似乎只要跟下面这些基层公务员签订个责任状一切就万事大吉。必须指出,这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普遍现象,这就是最高领导人批评过多次的“懒政、怠政”和“为官不为”。

 

    回到破题的关键。这几年来,责任状满天飞的现象也不是刘家义第一个说的,其实每年都会有政府官员痛心疾首,也都会有媒体报道。很多问题,年年讲,却似乎一直存在。要追问的是,如何破题。

 

    如何破题?很显然,责任状、责任书满天飞只是中国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很表面的现象。中国基层很多治理乱象追究上去,你都可以说是懒政怠政或者贪污腐化或者为官不为,但继续追问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基层治理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谁来负责,对谁负责,以及谁来监督负责的问题。

 

    签了一大堆责任书、责任状,各级政府层层公文通知积压如山,这些都不能真正去治理基层,所有人都完成不了的责任状,就是一张废纸,所有人都做表面文章的公文,那就是走个形式。基层干部群体中,多少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人就这样被磨平了,或者激情因此丧失了?

 

    中国基层治理有必要刮骨疗毒。最高领导人在治国理政方向上,最强调“担当”和“落实”两个词,说到了点子上。担当需要一整套制度去激励基层干部有担当的激情,而落实重点在“实”,不玩虚的。基层治理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这两点,围绕这两点推进,责任状满天飞才不会成为一个今天说了明天继续说明年还在说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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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年轻人较什么劲

 

    1993年出生的杨舒平同学今年24岁。

 

    18岁,我大一,迷恋上了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那几年,朱相刚下台,郎顾之争白热化,著名的新西山会议把新自由主义带到巅峰。这位老师在讲台上指着朱相、张维迎、贺卫方的名字直接开骂,三千万下岗工人,数千亿国有资产流失,他的眼泪都要讲出来,我在台下也听得热血沸腾。那年,跟着他的引导,我去了日后著名的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那里听崔之元、汪晖、杨帆的讲座,甚至有一次,应乌有之乡工作人员的邀请,我还在当时不是很有名的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过一篇文章。

 

    我的左翼热情持续了没几个月就随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结束结束了。作为一个经济系学生,主流经济学的巨大魅力轻而易举就俘获了我。尤其那年去过美国一趟,主流经济学的强势召唤绝不只局限在理论层面,而是一个庞大的可以触摸到的至今看来仍然全面领先我们的自由经济大本营活生生摆在你面前。谁也别装,本国国土上长出来的人第一次去到美国,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震惊吧。

 

    大三那年,我已经把美国记忆淡忘了。大二时迷恋的林达、英式散文以及买了一堆的各种英文书也没什么兴趣了。这一年,我最有兴趣的是民国文人,尤其是费孝通、周作人和梁漱溟三位。经由几位上溯,往晚清追,往明末追,往宋元追。前一段时间翻我大三时期的博客,有些文章居然效仿周作人自称“不佞”,脸都笑红了。

 

    总得来说,大学四年,我从极左蹦到极右,到了大三大四,又觉得左右都是国外的,变成一个崇尚传统的本土主义者。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以上这些其实都是扯淡,左、右、保守,都算不得真,年轻人拉着大旗自己给自己抬轿子而已。左是假的左,右是假的右,保守未必保守,激进未必激进。大学时候办报纸,每天捧着南方周末崇拜得一塌糊涂的几位,如今见到恐怕只能无言。跟我一起在美国激动的同学,如今早就在父辈荫护下成为本国各界主流,说不定,如今也要在朋友圈说几句,杨舒平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呢。

 

    我无意去调查昆明的空气到底如何,谁爱国谁不爱国,也不是口头说的就算数,至于本国的空气与政治,他国的空气与政治,这些都是咱这个百年老店的百年问题,掺合一嘴的兴趣都没有。

 

    但我要说的是,跟年轻人较劲较到上纲上线,恐怕意思不大。倒不是说真理要不要讨论,原则问题要不要说,而是,人家年轻人脑子一热说几句,过了两天可能就不算数了啊。

 

    就像我这样的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叛徒。18岁时候,我那位政治经济学老师见到我仿佛见到绝世传人,毕竟,在我们那个班上,没几个人同学对政治经济学有兴趣。可是,新鲜期一过,我就改栖新枝,另立门派了。不仅另立,还投到他最痛恨的新自由主义的门下,这种门生真是令人讨厌吧。可这新自由主义门徒做了也没多久,也就抛到脑后了,现实里,人不如旧,可是对于青春期求知欲极强的学生来说,新人胜旧人那。鲁迅是心头好,可是也心仪梁实秋。京派喜欢,海派也不错啊。毛左、老左、新左、白左,左左都要撩一撩,撩到了还要认真谈一谈。

 

    认真的事情太多了。我为了推崇本土主义,专门在大学办了个社团,叫“日知社”,名字听上去就像老夫子。大四时,我还专门去买了长衫,对,就是鲁迅、胡适同学都穿的那种。穿到学校里,我的师弟师妹说你是要去说相声么?对了,乌有之乡那篇文章,我可是也说得头头是道呢,好像我见过国有资产怎么流失,下岗工人如何艰难度日一样。我哪里知道,都是听那些老师讲的嘛。

 

    年轻时候,就是这样,名和实分不清。一切新的名词、理论和世界都要去看看,今天喜欢这个乐队,明天喜欢那种电影,今天喜欢这个诗人,明天喜欢那个政客。喜欢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这就是年轻的可爱啊,那些像天上云彩一样变来变去的喜欢和不喜欢,崇拜和厌恶,经过了他们的大脑和躯体,最终会沉淀在身体的某个地方。也许他们会永远忘记,也许他们会是年轻时候理想的背叛者,但当年那股不为了功利,不为了党派,不为了屁股而去喜欢的自由其实是最可怀念的。

 

    所以,说错话太常见了,不懂事儿也常见。如果我们年轻时有写博客或者写点日记的习惯,多少年以后重看,十个人有九个人会说,我去,当年我就是一个煞笔啊。年轻时候,口大,脑子冲,容易被各种思潮、人群影响,中二加犯二,谁的青春没干过傻事情。

 

    杨姑娘毕竟刚毕业,说对说错不至于那么重要。若她有了正式工作,有了确定的国籍、身份和地位,再说这种话就不适合。在毕业当口的那些天之骄子,不都是飘在天上么,社会和现实有的是机会把她狠狠摔下来,不必那么急。

 

    我倒是觉得,那些跟年轻人较劲,尤其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上纲上线的成年人,都不是什么善茬。如果你的朋友圈有这样的人,以后相处,务必得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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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白鹿原要多久,走出桃花岛要多久

 

    金庸小说中,有两个人物是我心头好,一是令狐冲,一是杨过。这两人是两个极端,令狐冲潇洒性情,豁达大度,世俗名利如浮云,江湖儿女不分阶级门派,聊得来都可成朋友,各种伤害他也不记恨,天下人都知道岳不群要害他,唯独他死活不相信,总之,令狐冲就如黄霑歌词所唱,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杨过相反。他不只不潇洒,还特别记仇,多年后,他成了神雕侠,还是不忘报复郭芙。他也有旁门左道的朋友,但他跟这帮朋友的关系不像令狐冲跟田伯光那种随便开玩笑的哥们儿,而是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他敏感细腻,感情末梢丰富,不只是偏执狂,还有被迫害妄想症,他的情感世界随时可以刮起狂风暴雨,暴戾起来,郭靖都要杀。他并没有刻意的功名心,但他仍然谙熟世俗世界的法则,襄阳大战前后,他的作为包含了相当的野心,他最后的归隐和令狐冲的归隐不是一回事儿,他要把世界征服完再潇洒地抛弃,而令狐冲压根儿什么掌门和教主都不想当,他要的无非是琴箫合奏,一曲笑傲江湖而已。

 

    王全安拍电影版《白鹿原》是从黑娃拍起的,《白鹿原》全书篇幅最多的除了白嘉轩就是黑娃。我看过两遍《白鹿原》,鹿兆鹏、鹿兆海包括白灵,我印象都不深刻。之前搜索中国知网,以《白鹿原》人物分析为主的论文中,白嘉轩、田小娥最多,但田小娥本人很大程度上就是黑娃在白鹿原的延续,她是黑娃对白鹿原施下的咒语。

 

    看《白鹿原》的时候,我常会恍然,觉得黑娃就是杨过,白鹿原就像黑娃的桃花岛。只是,陈忠实写的不是浪漫的武侠小说。黑娃是低配版的屌丝版本的杨过,长得没有杨过俊俏,智商和才华也远远不及,他也不像像杨过那样有个当小王爷的爹,出身低贱太多,当然,他也绝无可能碰到那个让他消解所有仇恨的小龙女,只会遇上一个给他带来更多灾难的田小娥。现实里,不会有杨过,只会有无数的黑娃。

 

    在黄蓉以及黄蓉粉的视角里,桃花岛就是桃源一样美好的地方,但在杨过和杨过粉的视角里,桃花岛的桃花是虚假的灿烂。白嘉轩的白鹿原难道不是么?他太爱这个原,想尽办法,自己吃再多亏也要把这个原守住。可是,对于白鹿原的反叛者来说,白鹿原却是牢笼。白嘉轩一直搞不明白,白鹿原的问题根本不是他白嘉轩做人好不好,做事公不公道。白嘉轩对黑娃够好了,so what?在黑娃看来,重点不是你对我好不好,而是你没有权力来对我好或者不好,我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要你管?

 

    这么看,白嘉轩是不是接近神雕时期的郭靖?白嘉轩比郭靖要讨人喜欢一点,毕竟中年以后的郭靖已经被黄蓉训练得类似政客,经常说一些国家民族之类的大词,远不如他早年可爱。郭靖的侠之大者里有黄蓉的功利心,但白嘉轩的族长不仅没啥好处,还经常倒贴,他对白鹿原的坚守主要仍然是情感驱使。

 

    黑娃要逃出的白家和杨过要逃出的郭家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郭靖和白嘉轩一样白目,他们也许对黑娃杨过的确视如己出,但他们都忽略了身边人是否跟他一条心。杨过比黑娃处境其实更惨,毕竟白家只有白孝文一个人刻薄黑娃,可是在那本来就没几个人的桃花岛上,黄蓉提防他,郭芙天天给他脸色,狗腿子一样的武氏兄弟都跟着欺负他。《神雕》最后,郭靖专门给杨过掏心窝,说小时候忽略了他的感受,这种后悔其实不太诚恳,倒不是说他并非真心,而是郭靖这样的笨人根本不会真的明白当初对杨过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他其实并没有感同身受,他说这种话有政客成分。

 

    不过,令狐冲从小也没有父母,岳不群对他也未见得有多亲近,后期更是各种伤害他,为什么他和杨过走到两个不同方向?为什么令狐冲的华山对他永远是温情的记忆母体,而杨过的桃花岛却是他永远拧巴的心结?想过一个解释,那就是各自童年期女性角色的不同。令狐冲有一个爱他如亲生儿子的师娘,而黄蓉却很不喜欢杨过,此外,令狐冲和小师妹有很纯真的感情,而郭芙对杨过却是各种看不上,这里的关键还是黄蓉,如果黄蓉喜欢杨过,不知道还有没有后来这些事情。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完全相信这类类似心理学上的“原生家庭”理论。就像我理解黑娃对白鹿原的仇恨,但诺大的白鹿原上,那么多家庭都在白嘉轩的权威之下活着,为何只有他如此激烈地反抗?说实话,白嘉轩对黑娃家不薄,一般人家的孩子,恐怕只会服服帖帖,反抗到他这个程度的,的确罕见。

 

    或许只能用类似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解释了。贾宝玉的个性或许与大观园的环境有关,但曹雪芹又托空空道人说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乖张不驯性格其实是天生,乃天地之间某种气流交汇而成。此种说法算是神秘主义,但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解释。如黑娃,如杨过,他们似乎天生有着不同寻常的自我实现欲望,无论出身有多差,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他们都心高气傲,绝不接受命运的摆布。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得就是这样的人。同样,如令狐冲这样的人,若是常人,也早就跟华山决裂了,但他被岳不群的剑刺到跟前都不愿意回手,这样的人,恐怕也只能说是天生如此,命格运格吧。

 

    我打小看武侠,平生最爱令狐冲,最想做的也是令狐冲,可是心头最疼是杨过。令狐冲是阳光的、写意的、永远带着笑的,而杨过则是沉重的、阴郁的、让人随时想去照顾的。这两位的个性完全不同,可是,某一方面其实又一样,那就是,他们都是正统秩序的消解者,都是世俗体系的叛逆者。令狐冲也许是被动的,杨过是主动的,但令狐冲跟华山的冲突本质上和杨过与桃花岛的冲突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孑然一身走江湖,都不愿意当什么教主掌门,最终也都选择了归去来。

 

    如果生在白鹿原,令狐和杨过都会是出走白鹿原的人。可是,要多久才能走出白鹿原?陈忠实的书写到民国结束为止。那些走出白鹿原的人,他们真的走出了么?跟了共产党的鹿兆鹏和白灵,跟了国民党的鹿兆海,最后的下场可以想见。陈忠实没有写到的那部分证明,他们都不会真正走出白鹿原。他们一辈子还困在白鹿原的逻辑里。

 

    走出桃花岛又需要多久?《神雕》是大团圆结局,恩怨似乎一笔勾销,杨过带着小龙女归隐。可以杨过的个性,有些念头怕只是淡忘,不大可能忘记,襄阳大战,征服天下英雄,让黄蓉刮目,让郭芙后悔,让郭襄倾倒,这些就能抹平早年桃花岛的伤害么?

 

    我常想,如果杨过曾经遇到过令狐冲,他会怎样。杨过比令狐聪明十倍,他想必会很羡慕神仙一样的令狐,世界就是这样,聪明反受苦,钝感愚笨反自在。不过,以令狐的钝感,他却未必懂得杨过,他也不需要懂得,他只要见到杨过,跟他弹琴喝酒讲段子,怕是也能稍稍纾解杨过的千古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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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安全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国际政治问题

 

    5月14日,注定是全球互联网发展史上的大日子。

 

    一款叫做 WannaCry 的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爆发,被这款病毒攻击的计算机的几乎所有文件都将被加密锁定。全球150多个国家的网络被攻击,包括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越南等地。中英两国受害最为严重,英国的 NHS 服务受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至少40家医疗机构内网被黑客攻陷。在中国,北京、上海、江苏、天津等多地的出入境、派出所等公安网也疑似遭遇了病毒袭击,众多高校成了重灾区,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成为了受害者。

 

    病毒入侵互联网系统并不稀奇,但这次大规模攻击的却是一种勒索病毒。这种病毒在锁定用户电脑之后,会向用户索要价值300到600美元的比特币作为赎金,用户支付完赎金,计算机才能恢复。黑客如此大规模向全球计算机用户直接勒索,可以说史无前例。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恐吓和威胁,是赤裸裸的全球网络敲诈。

 

    此时,难免想起,著名学者芒福德在他1935年出版的全球技术史名著《技术与文明》里对人类的警告,他说,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它都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所起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机器本身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保证做什么。

 

    芒福德是对工业时代世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透彻解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虽然赞颂技术对文明的改变,但他仍然在书中时时流露出技术悲观主义的倾向。如果芒福德的写书时间再推迟80年,不知道他的技术悲观主义是否会更加严重。因为,芒福德所处的仍然是1935年前的工业时代,他描写的主要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而晚近80年里,全球发生了第三轮科技革命,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革命。

 

    今天来看,芒福德80多年前的结论仍然管用,技术很可能会被人利用形成对人类的伤害,不同的是,今天的技术伤害已经超过了芒福德所处的年代。因为,当前人类的大部分活动几乎都已经互联网化,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也高度数据化、信息化,如果说机器时代,机器对人类的侵害仍然是区域性的,今天,一旦网络安全出问题,就像这次的勒索病毒一样,就是全球性的损失。

 

    回到这个病毒本身,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病毒来源于哪里,为什么不能预防网络漏洞?外媒报道,这个病毒是蠕虫式的传播,利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病毒攻击的那些电脑导致文件被锁定基本都是没有打过补丁的,而这个病毒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黑客武器库泄露出来的永恒之蓝实现的,实现方法是加密重要文件,这个加密算法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基本上没法破解,无需任何操作,只要联网就可以入侵电脑,瞬间血洗互联网。

 

    这里面告诉我们两重信息,第一,这次黑客利用的工具是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偷出来加以利用的。第二,微软操作系统是全球应用最为广泛的系统,但对NSA来说,永远有一些只有NSA知道或只有微软和NSA知道的漏洞或后门。

 

    有这样的漏洞和后门存在,是否意味着操作系统本身的安全系统对一些高级黑客来说完全无效?此外,如此多大规模杀伤性网络武器掌握在NSA手里,虽然人们倾向于相信NSA不会作恶,但是,如何去监管,如何保证不出类似这次这样的被盗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相比较工业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业时代,机器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对国家主权不会形成影响,但互联网时代,全球的操作系统都在巨头手里,而几乎所有人的信息、账号、隐私都由那些科技巨头保管。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巨头主导的安全变革和互联网组织结构能够保障无数用户的安全隐私吗?能够保障主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安全吗?要知道,现在很多受这次病毒攻击而瘫痪的计算机都是国家企事业单位以及医疗机构的,网络攻击事实上已经危机国家安全,造成了现实的损失。

 

    正因此,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国际政治问题。一方面,国内在互联网操作系统方面的政策顶层设计层面一定要有长远战略规划,尤其是要关注国家重要机构、公共安全、医疗机构与机密单位的网络安全与自主操作系统的建设与推进,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操作系统大部分仍然来自国外巨头,国家需要在国际政治层面加强与互联网主要国家的安全合作,将网络安全问题上升为国际政治问题,通过国际政治协商保障国内网络安全,避免在特殊极端情况下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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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思琪的一切

 

    题目来自岩井俊二的青春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电影中,莉莉周是一个歌手,一群日本少男少女的音乐偶像,少年们心中美好的象征,莉莉周没有在电影中出现,电影要说的是,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那些少年少女是如何毁灭的。关于房思琪的一切,意思却是相反,围绕房思琪的一切仍然苟活着,那个美好小姑娘却死了。

 

    房思琪的故事,以及林奕含的访谈视频,我都看过。1991年的林姑娘颜值、谈吐以及思维水平都是同一年龄的一流。如此离去,任谁也无法不扼腕,不叹息。但台湾全岛愤怒、大陆无数同龄人同情讨论之时,我还是要诚实地说一点我的看法。那就是,房思琪也好,林奕含也好,太乖了,太书生了,太文明了,太有教养了,以及太低估这个世界的恶意并且太在意这种恶意了。

 

    从林奕含的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及她接受采访的说话内容来看,她居然在自杀之前,在饱受抑郁症折磨之时仍然在思考那些形而上问题,她居然还在问,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类似胡兰成、李国华这样的人构建的文艺世界都是虚假的,最后甚至在追问,是不是文艺世界本身就是虚假的。坦白说,当26岁的她无辜地问出“难道他们不知道背叛了5000年的语境么,他们不知道思无邪么”,我真的是相当吃惊的(不相信文字世界在大陆好像早就是常识了,相信的才是少数)。

 

    我在去年下半年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叫《像冯小刚那样做一个精明的混蛋》,一篇叫《你不妨撒点儿野》。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是针对一个问题,那就是非常普遍的青年泛抑郁症症候群体。更窄一点说,我这两篇文章针对的都是林奕含这样的大学生或者高知青年群体。

 

    为什么是这两个群体。在那两篇文章里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中国的高考教育下的最终胜出者有相当一部分早就已经在漫长的好学生生涯里埋下了心理疾病的巨大隐患。北大是中国最牛学府之一,可是北大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总督导,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教授的调查显示,有40%的北大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并且陷入一种徐教授命名为“空心病”的精神症状中,包括无意义感、孤独感、虚幻感、情绪低落、兴趣衰退,跟所谓泛抑郁症症候群很类似。

 

    中国的青少年教育,主体仍然是一种乖学生主义、好学生主义,并且呈现出阴柔化、过度文明化的压抑倾向,不独大陆如此,台湾地区似乎尤甚(林奕含本人就在遗作里抨击台湾的升学主义)。在我看来,林奕含就是典型代表。很多人将她的问题归结为那位诱奸她的禽兽老师的手段高明,或者归结为对教师的预防不够、惩罚不够以及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不够。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无法从根上解决问题。再次套用福柯理论,大部分人都在权力结构下按照权力的逻辑进行无意识行为,权力结构及其行为预期不改变,就像林奕含自己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或许有终结的一天,但类似的性侵和诱奸却永无止境。

 

    注意,我并不是在归罪于林奕含,责怪他们不够想得开,责怪他们不能够自己从这种权力结构里逃出去,责怪他们无法自己解脱自己。我想说的是,林奕含的悲剧绝不是她十四岁那年造成的。在那一年的之前十几年里,她已经被养成了那样的性格,而这种性格的养成绝不是她本人的问题。她善良、真诚、纯洁,她相信“思无邪”,相信文学世界的美丽,她漂亮优秀,是家族和学校的宠儿,她的周围给她看的全是玫瑰色的世界,从来不给她呈现丑恶,全世界都在给她期许,其实也给了她巨大的压力,14岁时的她不会意识到,她已经开始有配合成人世界的强迫症,有对父母对学校对老师的迎合,有对书本对文化对知识尤其对文字世界及其代言人老师的过度迷信。总之,她的内心已经高度“文明化”了,以至于失去了对身体感受的直接判断,失去了对常识的判断。

 

    重申一次,我绝无对死者不敬的意思。对于14岁的女孩子来说,被强制口交或者强行插入是绝无可能有快感的。但她为什么不大声喊出来,为什么不挣扎或者告诉父母,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性教育缺失,但所谓性教育仍然是用文明去教化的做法,可是,最原始最有效果的做法难道不是,我难受,我不爽,我很疼,我不舒服,我讨厌这样,我的身体要抗争吗?

 

    我们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用虚幻的文明代替了源自身体和直觉的感受。我并不反对文明,但我认为,不仅是青少年,包括我们成年人,首先我们要忠于并服从我们的身体和本能。那些身体和本能就排斥的东西,假如我们需要用文明说服自己去服从,那种文明一定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是我那两篇文章的意思,我希望我们的好学生们,能不能去做一个混蛋,能不能学着撒点儿野,能不能有点儿坏孩子的基因,能不能敢于叛逆,敢于对抗,敢于叫板,敢于怀疑,甚至敢于混不吝,敢于爱谁谁。

 

    研究表明,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与知识文化程度高低的确呈现某种正相关。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您整天这毛病那毛病,人家啥都不懂的乡野村妇往往一句中的,你就是想太多了。想太多,又想不破,可不就是得生出病来。

 

    这世间的事情,要么你什么都不会想,要么你就想透彻了,前者是佛,后者也是佛。最怕吊在中间,想那么多,却什么都破不了,人就活得拧巴,就得不了自在。为什么说青春残酷,为什么那么多青春片里都有死亡,因为啊,青春就是你想象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剧烈碰撞。毕竟,一个少年用生命最初的十几年构建的关于世界的想象,一定会执着地坚守,而那个关于世界的想象却极有可能就是假的世界,一旦想象的世界崩塌,现实世界无法接受,就只能鲜血淋漓,伤痕累累。

 

    回答林奕含问的那个问题吧,文字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哪个才是真实的,是不是文艺世界从来就是巧言令色?很可惜,林同学这么早去世了。在我26岁的时候,我想过同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也经历过同等的痛苦,但幸好,我走出来了,也想通了。不知道天堂里的林同学能否听见,我愿意给你一个我的答案。那就是,文字都是他人写的,文字的世界是他人建构的世界,我们在阅读文字时候,实际上面临着自我经验—他人文字—他人文字的实际所指的三重转码。这种转码如果要达到三重的吻合状态,需要悟性,更需要人生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误会,会自负,会以为我们理解的文字世界就是它所指的实际世界。哪里会那么容易呢?

 

    容我说一句吧,能否从他人的文字世界关照到他人的真实世界,这本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能力。一般人或者一定年龄之前并不能轻易做到。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文字世界都是逻辑的或者审美的,总之,当人们将所思所想编码成文的时候,你所面对的就已经是一座理性大厦,而如你所见,这个世界的理性大厦大多靠不住,我们很多时候要靠身体,靠感性,靠直觉。

 

    对于林奕含来说,哪怕在她离去的26岁,我仍然痛心她的高度文明和书卷气,她至死也没有将那位禽兽老师公开出来,她怀疑了文字世界,但她居然仍然通过虚构文字的方式叙说这段经历,这是她天性软弱还是文明到已经无法做到?真的,我宁可她去公开揭发,媒体曝光,法律起诉,甚至闹到那个老师家里去都可以,撒泼打滚都好,只要能宣泄她的郁闷,疏导她的情绪,只要能治愈她,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惜,她最终没有服从她的本能,或许她的本能已经被驯化没了,她只能在自己的逻辑循环里无法自拔。林奕含的离去是个悲剧。人类的悲剧太多,大部分都是死结,这是残酷事实。但对于每一个家长,我都想提醒一句,既要让你的孩子听从文明,也要听从常识,听从身体,听从直觉,让他们有文明教化,但要有基本的现实感和常识感。领袖毛曾经说过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话,我觉得,精神也无妨野蛮一点,像野草一样从根上就野蛮生长,或许就能经得住一些风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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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瑟才在中年饭局泡妞

 

    “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每次看到这种类似文章,我都要笑岔气。去年五岳散人的酒后撒泼已经把帝都三流文人的脸丢尽了,不过五岳大叔虽然显得急赤白咧,好歹算是坦白,《GQ》这位仁兄还要在一坨屎上勾点花,当年贾平凹《废都》笔下那种庄之蝶式的文人YY重现,问题是,贾平凹写废都时是90年代初,文人崇拜好歹还有余热,今天是什么时代,真是迷之自信啊。

 

    李方叔也不避讳,直接开骂:“热衷这种饭局的人,拿肉麻当有趣,拿无耻当机智,中年男人的猥琐啊”。李方老师还在京城混呢,有些话还是说得不够狠,让我来替他说了吧,中年撸瑟才热衷这种饭局,才在这种饭局泡妞吧。

 

    泡妞没什么错,中年男人也并非不能泡妞,泡妞又不是革命,当然要请客吃饭,关键是怎么吃、怎么泡。20岁出头的工厂小弟约同样嫩得出水的厂妹吃大排档、路边摊,几块钱的奶茶,几十块钱的钟点房,我看比那些帝都炮局清爽多了。90后、00后交朋友的局海了去了,唱歌、喝酒、吃饭、桌游,哪个局也都可能凑出几对儿,可是人家不管什么局,还是先看聊得投机不投机,对眼不对眼,你文艺我也文艺,咱俩凑一对,你做淘宝,我做网红,咱俩也可以交交心,肆无忌惮,信马由缰,爱谁谁,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拉倒。这个年代的姑娘,您让人家“能开玩笑、接得住话,有人把天聊死了她也能海底捞月,勇于自嘲,说话滴水不漏,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笑声恰到好处,口齿伶俐、八面玲珑”,老兄,您确定你点的姑娘不是职业干这个的吗?

 

    两性相吸,无非是靠三样,颜值、才华、权力。且不说当下女权崛起,谁泡谁已经很难说,就说男泡女,越靠颜值、才华,纯粹度才越高,越靠权力越是low,况且就算靠权力,也分档次。五年前,副部级大笔杆子、著名马列专家衣俊卿局长的泡妞情事轰动京华,他的博士后情妇常女士发挥专业特长,一部12万字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记录下跟衣局长的全部勾搭过程,包括17次“生命大和谐”的详细记录。可您去翻翻那记录,人家衣老师除了前列腺不太好之外,除了泡了人家还拿了钱这点小知识分子习气外,泡常博士的过程还算是矜持,吃相不算难看,甚至勾搭三要素里,除了权力因素,仍有相当部分跟才华、颜值有关。

 

    熊太行的评论说:“一个男人如果到中年还有上进心,就该和这样的饭局保持距离”。这话还不够刻薄,一个中年男人,如果他热衷于这样的饭局,半个身子已经埋到土里了,尤其是他的下半身。参加这类饭局的男人,对自己的颜值、才华甚至权力都已经毫无信心,他只能动用最心机的招数,那就是一群朋党勾肩搭背,互相吹捧,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一些姑娘爱慕虚荣没有见过世面的弱点,抠到一个是一个,抠不到,就像《GQ》那篇文章里说的:“望着姑娘离席的摇曳背影,大佬怅然若失,沉吟良久,缓缓在唇间吐出两个字:我操”。是的,您就只能卧槽撸了。

 

    关于男女关系,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就是两种,爱情和性交易。爱情的彼此付出和回报需均衡,交易更是要公平。打着爱情的幌子,实际是想吃免费午餐,既要人家的身子还要人家的心,甚至还要人家倒贴,好事儿都被您占了?所以世间最丑恶的地方并非2013年前的东莞,而是这种中年饭局,交易被掩盖在各种名目之下,有时候还打着业务交流、畅聊事业前途的大旗,最可怕的就是那种所谓文化人的老炮局。按我的经验,如果饭局上遇到有人吟诵诗歌、写字作赋的,无论男女,有多远躲多远。倘若这饭局上真有一些人是必须得去巴结的,无论是什么交易,筹码和价格打听好,明码标价,以一换一,千万别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工作以来参加过很多类似饭局。年轻时候,职场里资历浅,有些饭局不得不去,但越近中年,恰恰应该离它越来越远。这类活在面儿上的各自都藏着掖着的饭局,多数是自哀自怜、自吹自擂以及陈腐酸臭的小心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不能带来真正的资源,不能结交真正的朋友,也不能对自己面临的困境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纾解,甚至还会消磨你的斗志和时间,让你最终也加入撸瑟的阵营。一个人的奋斗创造,从来都是孤独战役,没有人能在这种饭局里真正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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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一个可以持续讲下去的故事

 

    又是一年五四。1919年那场著名的五四运动,已经是98年之前了。此刻,2017年的5月4日,聊起这个话题,突然觉得,有些不知从何说起。

 

    按说,五四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时间点之一,是新中国历届青年们各种花式庆祝的一个恒定仪式,也是主流媒体在今天一定会有社论的一个日子。但当我们脱离当下的日常场景去开展这段历史描述的时候,却面临言说的困境。

 

    救亡与启蒙、革命与传统、民主与科学、新文学与新文化,这些五四话语也许仍有部分青年有兴趣,但如果突然出现在当下90后的日常语境中,会显得有些生硬和尴尬。

 

    这是“历史感”和“意义感”缺失的一代。三十多年前的1980年代,中国青年的主流仍然是宏大叙事的偏好者,几乎每个青年都能随口说出几个重量级文化人的名字,“民主”、“自由”、“启蒙”、“救亡”这样的大词也是口口相传。但三十多年来的市场大潮给中国社会带来海量财富的同时,也将中国青年冲刷为多元、个性又开放的一代。年轻人曾经普遍持有的“家国情怀”、“革命理想”演变为当下盛行的“个人前途”和“消费欲望”,诸如启蒙救国这样的宏大话语早已与年轻人渐行渐远,反之,市场开始统治我们的观念。

 

    当国家叙事退潮,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欲望化表达成为当代青年的主流话语,就不独是五四话语遭遇尴尬,更多严肃话语也都在衰退。

 

    有意思的是,从另一方面看,当代青年又并没有在躲避崇高、躲避历史和躲避意义的个人主义浪潮中获得精神超越和现实满足。这一代青年普遍更关注自我,少关心国家民族,更关注当下和现实,少关心历史和意义,或者直白点说,他们更关心房子、车子、事业和自我的实现,但吊诡地是,他们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的大道上同样遭遇挫折。

 

    他们自嘲自己是四无青年,不只是“无房、无车、无事业、无存款”,还有“无公害、无国界、无禁忌、无现金”;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大量“丧文化”表情包,配以这样的句子,“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颓废到忧伤”;不到30岁的他们声称正面临着疲于奔命的“前中年危机”,他们自称“1988年的中年女子”、“我这个26岁的大叔”;而更多不擅长用文字表达的青年,他们用直播和视频软件中的夸张怪异行为表达他们荒芜又渴望突破的内心世界......

 

    指责青年一代的理想缺失就和抱怨自己年轻时候是个傻冒一样容易又毫无意义。轻率的批评跟当初的放纵其实要负同等责任。指责年轻人的自我、世故以及所谓精致利己主义固然没错,但我们也要反思,是什么造成今天青年的“历史感”、“意义感”的丧失,是什么让他们变得急功近利、暮气沉沉。

 

    这或许就是要讲述五四故事的意义。是的,五四不只是一套话语,五四更是一个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日日讲、日日新的故事。并不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像五四这样能够不断讲下去。这是因为,在晚近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上,五四的巨大历史影响持续至今,不断有新的陈述和新的阐释在丰富它的内涵。不夸张地说,整个20世纪至今,我们都还生活在五四的故事中。

 

    概括来讲,五四及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处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裂变时间点,它摧毁了很多,也催生了很多,它的意义不只是最初的救亡图存,而是由救亡到唤醒启蒙,由启蒙到批判传统,由批判再到建设新文化这样一个思想大解放过程。今天中国的文明框架以及这一框架下的累累成果和其中的争论几乎都与五四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五四故事当然是宏大叙事,但在当下节点,青年们却有必要重温这个并未老去的故事。五四讲述的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可是这几个大词绝无可能去概括这个超大故事的无数内涵。五四提醒我们这样一点,只有将个人与历史和民族、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超越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逼仄世界,才能拥有历史感和意义感,才能爬出一己小我的泥淖,拥抱更大的世界,担当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代青年要超越我们面临的困境,就要去重温五四先贤们当年的“理想”、“信念”、“精神”铸就的宏大故事大厦。要知道,1919年全国走上街头的数十万学生就和今天我们一样的年龄,甚至比我们还要年轻,他们在最青春恣肆的年纪承担了超越他们能力范畴的历史重任,事实证明,五四一代的确成长为20世纪中国的中坚力量。

 

    今天的中国,或许再没有“革命”和“救亡”,但是我们还有“民族复兴”这样的宏大叙事;或许再不需要我们去街头抗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当下中国仍然处于建设时期,而最具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青年恰恰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或许再不需要我们去普及白话文,推广新文学,但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法治建设都需要各项更专业更沉得下去的人才从中国基层做起。

 

    五四青是青年的节日。在这一时点,我们既怀念五四先贤的青春风采,更要思考我们青春的意义。这个时代,仍然有无数青年热血满怀,很多大学生扎根基层、支教支边,很多青年年纪尚轻就不畏艰难、矢志创业,很多年轻人在公职岗位上敢于对抗社会丑陋现象,扬善惩恶、大义凛然;这就是理想的力量,这也是五四遗产的感召力量。五四赋予我们历史感和意义感,也就会赋予我们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序列之中,对自我就有明确的定位和期许,而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会赋予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去战胜青春时代的迷惘和困惑。

 

    的确,这再也不是一个人人都在口头讲国家社会、民主科学、启蒙自强的大词的时代,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不需要历史感和意义感。五四仍然与你我有关,五四的命题更与你我有关,五四的历史感和意义感,更应该与你我始终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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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打了谁的脸?

 

    《人民的名义》上周全剧终。根据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数据,这部剧单集收视率破8,创下了近10年来国产电视剧的收视最高纪录。

 

    同时,这部剧还产生了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很多新现象。一部讲主流政治生活的反腐大剧居然收到了年轻人甚至大量90后的热捧;戏中最出彩的居然不是陆毅、张丰毅这两大传统帅哥,而是吴刚、许亚飞、张志坚这些老戏骨,其中吴刚扮演的达康书记更是受到90后的热捧,衍生出大量表情包,席卷二次元世界;此外,这部剧还产生了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几个经典荧屏人物,尤其政绩达人达康书记和凤凰男祁同伟一正一邪的性格、命运引起了很多讨论,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总之,这是一部现象级电视剧。如果不出意外,《人民的名义》将是2017年的收视冠军。但如果回过头看过去十年里的每年收视冠军剧,《人民的名义》如同一个异类。

 

    在过去十年里,统计每年的收视率冠军或者排名前三的现象级电视剧,基本可以归为这几类,玄幻、穿越、宫斗、谍战、都市情感以及抗日神剧。一度,中国内地文化批评界对中国电视剧的水准持续提不上以及一些优秀电视剧如《北平无战事》、《大明王朝1566》叫好不叫座的现象深恶痛绝。

 

    与文化批评界相对的,反倒是中国电视剧、电影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随之衍生出的中国影视从业人员盛行的一种躲避理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娱乐化和欲望化主导的类型片才是中国市场的真实需求,至于现实主义题材,第一不讨巧,第二也没有人看,大部分都是能躲就躲。

 

    不能说《人民的名义》完全打了他们的脸,但它的成功的确还是给中国影视业带来了很多冲击。那就是,一部严肃探讨中国现实中最尖锐问题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不仅没有被市场遗忘,而且成了近十年里影响力和收视率的双重赢家。这说明了什么?

 

    《人民的名义》成功有多重因素,但最成功的因素恰恰就是它的批判性和现实性,它没有躲避现实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没有躲避当下社会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这部剧甚至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现象,剧中刻意讨好90后的一些剧情反倒很招观众反感,反倒是描述反腐败斗争以及权力斗争的一群中老年人的飙戏大战让观众大呼过瘾。

 

    一部成功的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想在流行文化史上留下一笔,不仅在于它的收视率,还在于它的艺术性和现实影响力。从艺术性上说,这部剧并没有尽善尽美,但在当下环境下,剧本已经足够有诚意,而多个戏骨也演得很出色,艺术性虽未至上乘,也算合格;从现实影响力来说,它引起的话题讨论恐怕是日后这部剧被人记住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其中李达康这样一个淡薄亲情苛求下属过于追求政绩的正派官员和祁同伟这样一个底层出身通过婚姻裙带往上爬只信奉权力的反派官员成为两个焦点人物,其引起的讨论之广泛热烈让它获得了不亚于当年“于连”、“高加林”等人物的讨论热度。

 

    谁能想到,这样一部剧,在开播之前,几乎没做什么推广,开播初期收视率也很一般,很多电视台甚至不接手这部剧。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加上慧眼识珠深谙电视剧市场规则的湖南卫视的运作,这部剧成了年度流行文化的标志。

 

    有人说,是因为它“大尺度”成就了它,有人说,因为它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层政治的窥探欲,这些也许都是部分原因,但根本上,还是因为它对现实题材的不躲避,它秉承的严肃性和批判性。

 

    《人民的名义》证明,批判现实主义不仅有价值,也一样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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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减税计划不像理论上那么美好

 

    上周,特朗普终于践行他的竞选诺言抛出了税收改革方案。

 

    各界均评价,这是里根以来美国的最大规模减税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将大幅削减企业税税率,从35%降至15%;个人所得税税税率将从7档减少至3档,分别是10%、25%和35%,而个税起征点大幅提升,几乎翻了一番。新税改方案还将废除遗产税、“奥巴马医保”税、替代性最低税等税种。与此同时,该方案将取消多项税收减免政策。

 

    美国国会尚未通过这一方案,但与特朗普上任之初的其他激进政策不同,减税计划在美国主流社会包括国会内部受到的支持高得多。由于共和党在议会的席位数量占优,以及减税计划在美国主流企业界包括华尔街受到的支持,这一减税计划通过的概率很高。

 

    但是,如何评估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美国经济当下的处境,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企业税税率大幅降低相当于短期内直接提高企业盈利,个税税率降低,起征点大幅提升,相当于短期内直接提高居民收入,好处很显然,家庭更愿意消费,企业也更敢投资了,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将直接提振美国经济。

 

    其次,各国对比下,美国原本税率就不算太高,现在又大幅降低,美国实际上成为了全球税收洼地。美国经济的很大部分集中于跨国公司,但像苹果这样的很多重要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一些所谓避税天堂的国家。减税将会显著刺激美国的海外资本回流,同时也会带来国外的工作机会回流。这一政策也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奉行的美国优先原则。

 

    最后,这一举动具有政治上的效用。特朗普上任一百天里,内政方面的突破并不顺利。减税计划是目前美国国内相对有共识有民意基础的重要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将刺激各市场主体的行为变化,更主要的是将会改变美国国内企业和个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这种预期可能会带来美国经济活力的增加,提升就业,扭转美国经济的紧缩状态。

 

    在相当部分评价里,减税计划的好处显而易见,至于针对减税计划可能产生的问题,很多人也抱乐观态度,在简单的经济模型里,减税,从而刺激各市场主体生产消费投资,从而经济增长、蛋糕做大,从而税源扩张、税基提高,从而政府税收反而更多,由此进入良性循环。

 

    显然,如果这一良性循环来得如此简单的话,那么,特朗普之前的几任美国政府为何没有采用呢?为什么民主党包括共和党内部都有很多人反对他呢?同时,为什么也有相当部分经济学家同样持反对意见呢?

 

    美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任何一项政策评估都有很多参数和变量考量,对于那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其需要考量的因素以及考虑的风险会更多。同时,还要考虑每一任总统和每一任政府的执行和调动能力。估计没有哪一任美国总统不想成为里根那样的伟大总统,但要实现,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大规模减税计划之所以并不像理论上那么美好,原因在于美国实际经济处境比理论上要复杂。企业和居民都变相增加收入,政府就会减少相同规模的收入。同时由于消费增加,将会造成贸易赤字。也就是美国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会更严重。2016年美国的债务已经高达近23万亿美元,而当年的政府财政收入只有4.2万亿美元,而特朗普减税计划实施后,保守测算,未来美国将会减少税收2至6万亿美元。就算按照理想情况,美国经济强势复苏,恐怕也无法迅速弥补这一巨大赤字。而在这一双赤字的窘迫状况下,特朗普的基建计划、制造业复兴计划可能并不能跟上脚步。从外部来说,特朗普期望的海外资本回流可能也面临很多变数,时间上起码就不能完全确定。综合来说,这一计划之下,美国政府也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

 

    此外,减税计划有可能还会带来三个问题,其一是通货膨胀,其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其三是国际税务战争。减税相当于财政政策的量化宽松,而美国的减税计划虽然提升了多数的福利,但受益最大的仍然是大公司和精英阶层。最后,美国的计划必然会迎来世界各国的反击,如果其他国家同样大幅减税,或者通过其他优惠政策争夺美国跨国资本,美国的计划就未必能够那么顺利实现。

 

    总之,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固然有美好的假设,但要做到完美运作,难度很大。对特朗普减税计划的评估,无论是国内政府主体还是市场主体,都不宜过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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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特朗普减税及中国税负到底高不高?

 

    4月26日,特朗普政府终于抛出了税收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将大幅削减企业税税率,从35%降至15%;个人所得税税税率将从7档减少至3档,分别是10%、25%和35%,而个税起征点大幅提升,几乎翻了一番。新税改方案还将废除遗产税、“奥巴马医保”税、替代性最低税等税种。与此同时,该方案将取消多项税收减免政策。

 

    特朗普兑现竞选诺言放大招了。政策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目前无论是美国国内主流还是国际上,基本共识是,这项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提振以及对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提升都可能会是重大利好。美国国内企业所得税和个税的同时下降将会促进美国本土企业繁荣,带来经济总量和就业岗位增加;针对海外企业的优惠低税率将会把类似苹果这样的海外美国巨头公司税源带回美国,同时也会刺激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而民主党担忧的由此引发的财政亏空、赤字扩大在美国经济整体提升后可能由于税源增多税基扩大而有所缓解,因此不必太过担心。

 

    但是,对类似中国、印度、欧洲这些国家地区来说,首先想到的恐怕仍然是这一政策的外溢效应。全球化大行其道几十年后,世界早就是平的了,资本的流动当然要考虑多重因素,但税率一定是重中之重。类似开曼群岛、列支敦士顿、爱尔兰这样的小国做避税天堂也就算了,美国这样的体量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减税势必会带来全球资本的秩序洗牌,各国也势必会加入到税收竞争中来。历史上,这一幕并不是没发生过。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减税政策就曾引发全球各国减税大比拼。《人民日报》将其比作“税务战”,倘若从国家竞争的角度,这一说法未必过火。

 

    从中国的视角看这一政策,主要考虑两点,一是怎么看我国当前的财税政策,二是如何应对美国的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效应。

 

    先说怎么看目前的财税政策。到2017年5月,正是中国全面推广“营改增”一周年。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减税口径,全年减税规模超过5000亿元。但是,也有学术机构的统计显示,由于转轨后的结构性因素,实际减税力度可能稍微低一点。根据测算,随着营改增推广的深入,2017年税负规模会在预期基础上再减少500亿到1000亿。

 

    中国宏观税负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政府总是出数据否认这一点)。去年底,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投资设厂一事,还曾引起民间关于企业税负又一轮争论。但是,过度夸大中国目前的税负之高也并不公允。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一直承诺要降低宏观税负,但要注意,政府一直使用的词是结构性财政改革。

 

    所谓结构性改革带有一边完善结构一边推动改革的意思。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因为中国的基本财税制度仍然不够规范,而中国的财税改革推进实际难度较高。“营改增”提出来到现在其实已经很多年,但全面推广也才不到一年时间,而且推下去时候还有层层阻力。国税、地税的分税制博弈进行了很多年,但仍然有一些切割不清楚,有一些共享机制未建立。此外,税收管理体系、税收征管体制、纳税人征信体系,这些机制都没有完善。总的来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所谓现代财政制度。

 

    就算要推广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减税政策,首先需要把中国的现代财政体系建立起来,而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在很多时候,又并不是财政部门就可以统筹全局一家干得了的。

 

    中国应该怎么应对美国的减税竞赛?不妨换个角度想,这对中国反而可能是好事情。因为,这会倒逼中国加快财税体制改革。2014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认为,到2020年中国会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但现在形势逼人,恐怕中国得加快财税政策的应变,中央政府也必须加快破解阻挠财税改革的保守势力。

 

    必须承认两点。第一,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历来被认为过高,宏观税负偏高也历来被诟病,但这一模式是依附于中国经济体制之上的,而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跟财政的强势其实有很大关系。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财政主导的投资引擎。

 

    第二,税收当然不是越高越好,但也绝不是越低越好。特朗普敢这么大幅减税,一方面归结于美国的国力,另一方面也有他本人的个性,但就算美国,这么做也并不是就没有风险。关于税收,我们还是要回到财税学的基本观点,那就是税收作为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变量,该怎么定,怎么收,其核心伦理应该是基于它能否带来一国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双重考量下的效用最大化。只要符合这一点,这种税收政策就是“善”的政策。

 

    就在特朗普公布税改方案前一周,4月19日,李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推出六大减税措施,预计全年将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其中最为瞩目的是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四挡减为三挡,并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中国政府的应对已经开始,后效如何尚待观察,但紧迫性一定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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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的红利与陷阱

 

    自由是一个敏感词,自由化,简直就是贬义词了。很多年前,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是很大罪名。

 

    摸着石头过河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嘴上不说要,也不说不要,身体却一定要诚实。邓公还说过,不争论,意思是,嘴炮比不上行动。邓公不信奉语言,不喜欢造概念,他的文选和毛诗人的文选完全是两个路数,他是语言和概念服务于行为,诗人则是反过来。

 

    1980年代末,邓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再说20年。这个论断和香港50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成了他老人家对他死后中国关于时间的三个终极判断。

 

    时间表上,20年早过去了。但自由与反自由的撕扯博弈仍然是中国当下的主要张力。东风要有,西风也要有,风筝放出去,出尽了风头,还是要在黄昏把那根线收回来。

 

    每个领域都有无数的风筝。文化上,从文学开始,到流行歌曲,到哲学社会科学,到舆论新闻;经济上,农村滥觞,到双轨制价格闯关,再到财税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改革,胡温十年,终于到了金融领域,看上去是无为,无为就是自由在疯长。

 

   风筝要不断放,再不断拉,才会飞得更远。这一波长达二十年的金融自由化终于到了新一轮收线的阶段。

 

    一个正部、四五个副部落马,大鳄巨头悉数收网,管你是在四季望北楼还是在美国跟川大爷谈笑风生,吃下去的统统给我吐出来。起于2015年的这场剧烈王炸对轰就在全国人民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而那年的我们,这些草根小民居然毫无意识,所关注的也就是那场股灾亏了多少,套牢多少这么点儿芝麻大的事儿。

 

    两三年后,故事逐一还原,露出水面的冰山没一个不被海鸟占满了坑,拉满了屎。更多的鸟儿在空中,就像《阿飞正传》里面说的无脚鸟儿,他们只能够一直地飞,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他们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他们死去的时候。

 

    事实证明,所有对最高权力的对抗都是无效的。也只有逃到大洋彼岸的那个恶棍,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手段做世纪博弈。他的确是自由化土壤下盛开的恶之花。

 

    自由化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但反自由化也是中国成功的秘诀。如果说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改革开放做对了什么,那就是在不断发展日趋复杂的新环境里,把握好了其中的平衡。

 

    没有自由,哪来春风满园百花齐放。中国金融业如今树大根深,谁还会想起来,二十年前,几大国有银行一屁股呆帐,银行员工霸占柜台不肯下岗等着朱相来救济的凄惶处境。中国经济学界、金融界早就是自由经济学的天下,就算今天政治挂帅,但谁也无法否认金融自由化的大趋势。

 

    是的,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哪怕这几年在收,未来趋势还是开放。邓公以来,党内务实派的传统就是,嘴上不说,身体要诚实。如今台面上一行三会加上海里的金融大员个个行家里手,自由与反自由的均衡,他们也一样娴熟。没有这一手的,今天都到台下了。

 

    可这其中的政治智慧,又有几个人能把握?就算有人懂,又有几个人能抵挡住自由化的诱惑?要不然,如今在台上的怎么就是郭主席、刘主席,而不是那位曾经像侯亮平一样办理惊天要案的项主席呢?

 

    自由化的诱惑,不完全只是美女、金钱或者权力诱惑,自由本身就是诱惑呀。项主席的台上五年,就算后面捅了大篓子,但中国保险业的一潭死水的确是被他搅活的。保险业自由化的风险,那人精一样的项主席能不知道吗?为什么还要推?恐怕也不只是为了自己那一点利益吧。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这是中国体制下,太多领域的无解症状。那所谓的放,就是自由化,那所谓的收,就是反自由化。可是这放与收之间的千古难题跟自由真有很大关系吗?

 

    当需要“放”去搞出活力时,改革猛将纷纷出马。当需要“收”以止住风险时,保不齐猛将就要帐前落马。上面信任时,大权在握,信马由缰,放手猛干,铸就一番事业,何尝不是每个男儿的英雄梦,可当问题出现时,局面瞬间扭转,当年无数有意无意挖下的坑,只能硬着头皮淌过去,一不小心,就可能马失前蹄,晚节不保。想想,还是会令人唏嘘。

 

    这一场大戏,终于在这个节点到达高潮。“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最高领导人在政治JU集体学习会议上关于金融的罕见篇幅指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自由化过了,要反你,但金融还得“活”,现在要培养的人是,既要懂得“活”,又要懂得“稳”。

 

    可是,自由化的陷阱还在。新的形势下,收线之后,重新洗牌,新人冒出,重新授予大权,一开始大概都能稳得住,但一旦时过境迁呢,一旦权力膨胀尾大不掉呢,一旦政绩压力高企呢,一旦那些“活”的东西搞过了头呢,最后,一旦新的一轮洗牌开始呢?

 

    红利与陷阱。你得多厉害,才能既淌过陷阱,又能摘到那个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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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下一个十年是数字经济的时代?

 

    去年下半年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通过了这么一份协议,《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在主题丰富、流光溢彩的峰会上,这份协议并未引起媒体特别多关注。

 

    上周,腾讯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报告,这份报告中的两组数据让我非常吃惊。第一组数据是,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的总体量达到了22.77万亿,占到了2016年全国GDP总量的30.61%;第二组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平均下降了大概0.1%,带来了280万的新增就业人数,在全国新增就业岗位中,占到了21.3%的比例。

 

    这两组数据不只是我作为一个财经观察者吃惊,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都觉得速度惊人。我最初看到这份报告时,还有一些怀疑,都说中国互联网发展得快,但这个数据还是有些没想到。从报告来源看,它的基础数据来自全国最主要的互联网公司,由专业研究人员共享大数据制作而成,因此,这两个数据就算高估也高估不到哪里去。报告的权威度应该没问题。

 

    从个人经验来看,的确,不知不觉,我个人的消费行为已经几乎全部数字化了。从交通、饮食、购物到旅游、社交、金融,几乎全部都互联网化了,都是在给数字经济做贡献啊。要说我个人的消费和生产活动,起码30%的跟数字经济有关,所以,这两组数据并不奇怪。

 

    由此,我突然明白了,在那么重要的G20峰会上,为什么要把数字经济作为G20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峰会上,国家近平提出了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四个药方,其中一个药方专门提到了数字经济,并且是把数字经济放在跟产业变革并列的位置。我专门查了一下,除了这次,最高领导人已经在几次重要场合包括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概念。这一概念的推出,一方面有期望未来通过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愿景,另一方面,这也绝不是造概念,是对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总结。从腾讯这份报告来看,中国的数字经济实打实已经发展到如此庞大,以至于任何人都不能不重视的地步了。

 

    著名金融学家,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去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在恶化》,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全球现象,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并不是因为现代资本家比以前“道德沦丧”,不是因为现代企业家更加贪婪,而是现代技术和规模化商业模式所致。

 

    陈志武在文章中举了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产业的区别,他说,传统农业的投入和产出是线性关系,制造业有所提高,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每件产品仍然需要部件、配件和人工的投入,而互联网行业,投入与产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虚拟经济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生产一个亿的虚拟产品跟生产一千个,很多时候没有差别。

 

    这就能解释我们这几年看到的现象,所谓“风口上的猪都能飞起来”,互联网企业成了风口,大量资金堆积,产出也令人侧目。而在过去几年,坦白说,只要是靠近了这个行业的阶层,几乎都拿到了远超社会平均工资的收入,这是所谓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在我看来,如果以G20峰会为标志,将2016年作为数字经济的元年的话,那么,未来十年里,最大的风口,就是数字经济。

 

    注意,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并不完全等同。数字经济是更大的概念,互联网经济只是数字经济的子集。概括来讲,数字经济其实就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数字化,信息数字化、商务活动数字化、生产销售数字化,这些数字化的技术下产生的商品和服务都是数字经济。

 

    很多人说,互联网在中国已经这么发达了,我们这些传统行业的从业者没什么机会,靠近风口也困难。其实不然。

 

    中国的数字经济其实刚刚兴起,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对传统行业的渗透改造也才刚刚开始。

 

    那份数字经济报告里有两个重要分指数,一个是智慧民生指数,一个是产业指数。简单说,目前为止,中国互联网技术也好,数字技术也好,对智慧民生,也就是服务业这一块做得比较好,包括政务、餐饮住宿、旅游、交通,也就是我们平常使用最多的那些。但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提升却仍然处在非常低级的阶段。

 

    显然,最高领导层之所以把数字经济提到“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变革”的高度,更看重的还是实体经济、制造业,或者说传统行业能不能由此发生嬗变。

 

    答案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完善,这一嬗变正在发生。

 

    我曾经在去年的一片文章写过我去年采访过江苏的著名光伏制造业企业协鑫光伏。这家企业在过去一年使用一种叫做“ET工业大脑”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技术让光伏生产线上的机器拥有智能大脑,所谓智能大脑其实就是通过准确搜集数据,分析产品线上的上千个参数,由此可以优化光伏切片的生产工艺。一年里,这家光伏生产商提高了1%的良品率,增加了上亿利润。

 

    还有个案例也很有意思。浙江中策橡胶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轮胎制造企业。轮胎制造的最大问题是生产端是否能够合成优质混炼胶。中策橡胶每天从全球采购千吨量级的橡胶块,不同胶源产地、加工厂、批次,换句话说,每个橡胶原料都有出身,这些出身的数据非常驳杂,通过ET工业大脑的人工智能算法就可以匹配最优合成方案,稳定混炼胶的性能。据报道,这家公司的混炼胶在引入人工智能算法后合格率提升了3%到5%。

 

    这些都是非常鲜活的案例。我翻看了最新的数字经济报道,类似的案例这两年出现了很多。在汽车生产、医疗诊断、机械生产、工业品设计等传统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案例。这证明了,国家从战略层面提出的数字经济与产业变革绝非易事兴起,数字技术不只能够在我们熟悉的服务业领域发挥作用,未来很有可能会全面进入传统产业。

 

    在地方层面,我也已经感觉到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传统制造业企业都已经在赶这个风口。江苏是全国制造业第一大省,从浙江过去李强书记果然有很强的互联网思维,他在江苏提出振兴制造业,但你可以看到在江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这就是在贯彻用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变革的思路。

 

    浙江作为拥有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的数字经济前沿也不甘示弱,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万企业上云”,浙江省刚刚印发《浙江省“企业上云”行动计划(2017)》。从中央到地方,数字经济的热度真不是只停留在口头。

 

    未来十年,数字经济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口。所谓风口,也就是从前所说的时代大势,时代潮流。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无论是市场个体的企业,还是每个关注自己前途的个人,都不应该忽视这股浪潮。浪里也许有金子,也许没有,但无论如何,这股浪你总得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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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一个底层有志青年的标准路径

 

    昨天文章说过,《人民的名义》里,最走红的角色李达康其实最不真实,他的走红主要缘于崇尚“卖萌”、“耿直”的二次元文化的推波助澜,他具备IP属性,却对理解中国官场的典型人物毫无意义。

 

    我对《人民的名义》总体评价一般,其豆瓣上的8.6高分是高估了。昨天很多朋友后台也跟我说了,还是要考虑当下文宣系统的实际情况,这部剧有其难得的一面。我是做传统媒体的,这话当然理解,但一部反映当下现实的电视剧要细腻深刻倒并不完全是“尺度”和“忌讳”的问题,作者本人功力不够也是重要原因。

 

    关于剧本的问题,可以另行展开。今天想说的是,《人民的名义》的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几乎没一个真实,都是正得一点毛病挑不出,但全剧里,几个反面人物倒是有几分真实感,尤其是反派核心,祁同伟,我以为他是《人民》剧里最具真实性的人物。周梅森对他的描写不够细致,以至于这个角色的悲剧性没有充分展开,但他的基本故事仍然让我觉得,他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隐喻。

 

    祁同伟的故事,简单说,就是一个底层有志青年的标准路径,这条路径包含了“出身”到“覆亡”的全部要素。

 

    祁同伟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他的出身这么差,一般人也就安于做个屌丝混吃混喝就可以了。但他天赋异禀,不仅成绩优秀,还做到汉东大学政法系的学生会主席,加上长相也不赖,学生时代可谓意气风发,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的女儿陈阳和大他十岁的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梁璐都心仪于他。

 

    他爱陈阳,根本不爱梁璐,也拒绝了梁璐,毕业之后,被梁璐的政法委书记父亲报复,鸳鸯被拆不说,自己还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司法所,逼得他回去跟梁璐低头,权贵家的姑娘愤恨当初祁同伟不给他面子,逼他当全校师生的面下跪求婚,实际是要断他的后路。

 

    他不知道算是接受了命运的枷锁,还是命运的馈赠,跟梁璐结了婚,在他政法委书记岳父的安排下,一路扶摇直上,做到公安厅厅长。

 

    有人说,梁家父女其实也有良善一面吧,什么女婿不好找,何苦要找你祁同伟。这话其实不完全对。强势权贵方强势惯了,一般不喜欢仰人鼻息,而毫无背景的穷小子每一步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加上天生有才华,梁璐又喜欢,这样的人栽培起来名正言顺,也不会脱离他们的控制。梁家做的不是亏本生意,祁同伟帮他们实现了家族权柄的延续,梁璐的哥哥姐姐也一直暗防着祁同伟,总得来说,祁同伟就算翅膀硬到做到公安厅长,仍然像风筝被梁家牵着线。

 

    电视剧把情节夸张了,但同样的逻辑下类似的故事类似的人,诸位想必一点儿都不陌生吧。大大小小的祁同伟谁没见过?无非是故事的细节不同,也许没有那么夸张,也许比祁同伟的故事还要夸张。

 

    在现实世界的运作中,除了少数真正的爱情能够突破阶层壁垒之外(概率极低),我从未见过任何一桩类似的政治婚姻具有内在稳定性。建立于不对等基础上的婚姻权力均衡一定会被打破。那些忍辱负重的凤凰男无一例外都要经历那个“隐忍—翅膀硬—爆发—清算”的过程。

 

    我佩服那些隐忍的凤凰男,他们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和小心,要放弃很多尊严和自由。在婚姻这种自己原本可以稍作喘息的地方,他们都要被现实撞得鼻青脸肿,更何况在更残酷的社会里。祁同伟的早期工作是有理想的,甚至负过伤立过功,但奈何漫长的心理失衡中,他早就只相信权力和交易,所谓理想,没人比他更懂这玩意儿的虚无和不堪。

 

    祁同伟的经历不只是底层有志青年从理想化到庸俗化步步堕落的范本,他还是中国官场“被压抑被扭曲”的典型代表。中国官场有一个45到55岁的现象,即大部分腐败发生在官员45岁到55岁之间。我的好朋友“青龙偃月叨”同学对此有过精辟描述:这种官员出身一般,年轻时候兢兢业业做马仔,逆来顺受,牙被打掉也要吞到肚里,他们的情欲和物欲全部处于极度压抑状态,伺候好老板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指望,等到45岁之后,终于媳妇儿熬成婆,作为老板的棋子能够去一个子单位当个一把手或者掌握一点实权,加上看到仕途的天花板,他们多年压抑的欲望就会全部释放,有人年轻时候压抑得不算厉害,稍稍释放一下,觉得外面的妖艳贱货也就那么回事儿,估计还能回头,有人就完全受不住,玩开了,玩爽了,万丈红尘,万劫不复。

 

    我特别想说的是,编剧周梅森对情节的某种有意无意安排很有意思。注意,片中的正义代表,尤其政法系统的几个代表,全是官二代,而且全是政法系统的二代,他们都坚持了崇高的法治理想,但农民出身的祁同伟却理想信念全无,被腐蚀得完全认不出来。这种安排很有意味。而我想为真实社会中的万千祁同伟做一下辩护。

 

    在中国官场,官二代们不仅在各方面的起点和发展资源上要优越于农二代,更可怕的是他们整体的阶层意识圈子文化以及圈子内部的政治正确。他们很早就见很多世面,由于他们父辈的关系,他们在单位里不需要看领导眼色,不需要攀附权贵,不需要接受他们不喜欢的婚姻,所以,他们其实是中国官场里最不压抑最不扭曲的一个群体。他们仕途顺利,婚姻美满,不用想怎么捞钱,情感上也相对稳固,所以,如果说他们更容易成为正义化身或者更不容易被腐蚀也的确能够理解。

 

    但反过来想,是不是对祁同伟这样的农二代腐败分子也多一点同情?说实话,在真实的官场而不是电视剧中,农二代的官员要挤入官二代的圈子恐怕是难上加难。官二代圈子内部的政治正确,与其说是对父辈信仰的坚守,不如说是一种能够维系权力圈子的统治阶级文化。祁同伟们早年的理想就一定没有他们纯粹么?想想祁同伟最终交付真心,全心全意为之卖命的情人高小琴,其实就是一个更贫寒出身的渔家女而已。他们的感情中总归有一些同是贫寒人家出身的阶级温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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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康书记现实中不会存在

 

    《人民的名义》里,李达康是作为高育良和祁同伟的反面存在的。他的欧式双眼皮很可爱,笑起来很萌,很有观众缘。在剧中,他的人设是不近人情的“改革闯将”。周梅森没有让他像陆毅那样脸谱化,而是赋予他两面性,优点是一心为公、敢想敢干,缺点是强硬霸道、不近人情,这一角色策略让达康书记成为该剧第一红人,超过了性格单一的陆毅、张丰毅。

 

    不过,饶是该剧里最有人性张力的角色,这样的达康书记现实中也并不会存在。

 

    其一,改革闯将,却不擅长权术,可能性太低。任何改革,只要触及现实利益,非能人不能破局,更何况,李达康号称汉东改革一号猛将。能人岂是莽夫,原本僵化的政坛,岂是一个作风霸道就可破局?古往今来改革闯将,从商鞅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到李鸿章再到邓公朱公,无一是莽夫,都是极擅权术之政治家。擅权是改革之前提,合纵、连横、结盟、分化、离间、反间,改革就是会有很多政治不正确,就是有很多牺牲,很多暗黑,很多无法告人,相反,不擅权术的书生,如康梁如宋教仁如胡赵,自己都保不了,何谈把改革干下去。

 

    李达康就是一个政坛小白兔,城府连海瑞都不如,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信,没有自己的一套人马,对自己唯一的政治资源,原汉东省委书记赵立春儿子的一个吃喝项目都不批,就这样的政治白目,顶多就是一个县处级的料子。

 

    其二,对身边人如此不近人情,对人民的事业也忠诚不到哪里去。当代官场的维持越来越靠近传统,也就是儒家伦理。儒家讲究关系,讲究亲亲相隐。即便当今官场论处贪官污吏,也会考虑其与家人之关系。《人民的名义》开头陆毅对小官巨贪的侯勇的训话就是,你都贪了这么多,给自己老母亲居然一个月就只寄300块,可见,是否孝顺也是度量贪官罪恶程度的伦理指标之一。拿海瑞比达康,那是不懂海瑞,海瑞不仅是著名大清官,更是著名大孝子,几十年睡觉卧榻老母之侧,其心赤诚,可见一般。

 

    李达康对自己老婆不闻不问也就算了,但对易学习、王大路却很过分,此二位都是他的仕途恩人,而且一个为官刚正,一个经商有道,均为国家栋梁。李达康自己一路升迁,却不帮易学习升官,无非怕招人非议,对王大路,他不仅不帮忙,别人的正当生意也不让做,怕被说闲话。这种做派,哪是坚持原则,难听点说,只顾自己死活,身边人都给自己当炮灰而已。

 

    真实官场分两种评价标准,所谓珍惜羽毛、坚持原则当然是政治正确,这种官员台面上谁也没法指责,可是私底下,并不招人喜欢;相反,那种重情重义之官员,虽说常常惹火上身,可为人品行,私底下都很赞。官场里做下属,最怕遇到那种只顾自己的铁公鸡,最幸运就是遇到体恤手下,仗义重情的领导。不过,中国官场固然也有很多铁公鸡,但像李达康这样的也很少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刘备也要有关张诸葛捧,没有一帮忠诚的手下,没有几个感情深厚的同僚,没有一手栽培心心相印的领导,怎么可能干得了大事?干到省委常委的不会有李达康这样的。

 

    说到这里,其实涉及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矛盾。近年来,党政主流都在讲传统,但儒家伦理和Communism原教旨伦理根子上就是冲突的。最简单的,儒家是差序格局,而且儒家一整套理论都在为这种格局提供合法性,提供这种格局中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但Communism的伦理却绝不能讲究差序格局,不能团,不能伙,不能山头,不能人身依附,不能私谊越过组织,不能乡愿越过党性。Communism如果真实贯彻会是什么样,你去看看wenge就知道了。文化大革命,革的首先就是孔家店的命嘛。

 

    说实话,除了尺度大,除了爆了一些内幕,周梅森这剧本写得,怎么说呢,跟刘和平差了十个Level吧。李达康,算是剧中最出彩的人物,可是周梅森难道没发现他身上的先天缺陷么?李达康仍然是个脸谱人物,周梅森压根儿没有描写出一个能吏,一个改革强悍人物在真实中国改革中的那种复杂性,因为他的思考深度根本没有到儒家和Communism两种伦理矛盾的这个份儿上。

 

    也只有写出《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这三大牛逼剧本的著名编剧刘和平老师才有此笔力和功力。前段时间重温《大明王朝1566》,再对比李达康这样一个苍白人物,只能感慨,该剧中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完败李达康。同样是能臣,同样是“实心用事,公忠体国”,胡宗宪甩了李达康三十条大街。

 

    即便《大明王朝》讲的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事情,可这胡宗宪才是活在中国现实中,中国当下仍有一个个让人唏嘘的胡宗宪。这位浙直总督乃权臣严嵩弟子,又是严嵩父子势力的重要棋子,一人督抚占大明财政四分之一的东南,又担负剿灭倭寇的重任,等于说,既要给朝廷筹钱解内忧,又要给朝廷打仗解外患。在朝廷两党相争的格局下,既想保全理学节操,又要顾全严嵩知遇之恩,既不能得罪清流,又要干事儿,又摊上嘉靖这么个二十四史里最聪明最难捉摸的皇帝,真真是如剧中所说,“难死了这个夹在中间的媳妇儿”。

 

    刘和平才是高手,胡宗宪之所以是一代名臣,正在于他身上的复杂性,他面对儒家伦理(理学)和皇权伦理的挣扎和矛盾。刘和平没有回避这种矛盾。正是因为对胡宗宪身上这种矛盾的细致描写,才写出了中国正剧史上最精彩的悲剧人物之一。悲剧的本质就是必然冲突乃至覆亡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如何拯救都无可奈何。胡宗宪的悲剧是大明朝的悲剧,也是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悲剧。在《明史》中,真实胡宗宪的确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是能臣,敢做敢为,但他无论是剿匪还是当官,手段都非常多,极擅权谋;他结交严嵩,迎合嘉靖,虽为清流所不齿,但正因如此,才获得了极大的施政空间,一展才华;他起于党争,也毁于党争,重情重义,也贪婪任性,干出了极大的功业,但也得罪了大片的人。

 

    真实中国如何呢?改革近四十年的中国又是如何呢?我看胡宗宪这样的人物,不在少数,倒是李达康,我从没见过,如果真有,也都是泛泛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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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房地产角度看雄安新区

 

    做财经评论以来,关于房地产的报道评论也写了八年多,但这么多年,一向最不敢写的就是北京楼市。

 

    因为北京楼市实在太特殊。我写东西,一向守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知道三分绝不说四分,如果只有七分的材料,不敢说八分的话。不敢写北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能掌控的材料太少了。所谓市场规律说起来,也无非那么几条,比如供求规律、货币规律之类。但北京楼市的供给侧,坦白说,没有多少人能给准确数字,市面上的都不好说,更何况那些森严的大院,那些各个部委的自留地。而在需求端,更加无法预测。你去查查北京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上海、深圳都能被甩出一条街。

 

    此外,北京的房子从来也不只是个房子,它附加了太多其他的价值。说真的,北京的楼市,就算浸淫行业许久的地产公司内部人士,也不一定能把它完全搞清楚。当然了,全国人民也早就知道了,关于北京的房子,你也不用搞太清楚,有钱有名额,买买买就是了,没钱,你知道再多也是干瞪眼呀。

 

    稍微了解一点国内楼市的大概便知,国内其他城市吧,哪怕是上海、深圳,总还有点线索可寻,看看最近两年的土地供应是多少,新楼盘有多少,库存有多少,公租房廉租房有多少供应,城市新增外来人口有多少,卫星城和周边城市是什么样的情况。唯独北京,我一般直接放弃分析。2012年底,我还专门去过距离北京三十公里的河北廊坊市燕郊镇调查那里的楼盘情况,对着那些规划不规范,拿地不规范,质量很一般的脏乱差楼盘一脸不屑,哪晓得五年不到,那里的房价居然飙升了三倍以上。

 

    现在,关于国家设置雄安新区的目的讨论很多。一个定位为“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其设置目的当然包含了相当多的维度,在我看来,破解帝都楼市僵局乃至破解中国楼市僵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

 

    何以这么说?盖因本国人民苦楼市之困久矣!本国政府同样苦楼市之困太久,已经不是一届政府,是两届了。

 

    中国楼市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不是水泥制造的商品,而是一个金融品,是一个货币涌入的巨大蓄水池。最高领导人的话说得很明白,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反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房子都不用来住了,都用来炒了。炒就是金融,金融就意味着杠杆和接盘游戏。房地产金融化带来的风险是双重的,它将巨大的货币堰塞湖放在房地产一个行业及其背后的金融机构上,风险巨大,反过来,它从其他行业吸走了大量资金,助长了经济的脱实向虚之风,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

 

    中国经济的困局很大程度上就来自目前的房地产困局。高层心里门儿清。年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过去的三月份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不把振兴实体经济放在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怎么振兴?其中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打破房地产困局。

 

    中国房地产困局中,北京就是这团乱麻中最难解的那一个。金融是典型的信息经济,“北京的房价永远只升不降”,如果这种信息真成了真理,成了每个人心中笃定的信仰,那么,这一场击鼓传花游戏将永不会停止,直到它彻底崩盘的那一天。北京在楼市上是真正的花魁效应,是全国楼市的风向标和定心丸,只要北京楼市始终飘红,一线楼市就很难降下来,中国楼市就始终不是理性市场。

 

    所以,中国经济困局纾解看房地产,房地产困局纾解还得首先看北京。

 

    但是,正如我开头就说过的,北京楼市的问题也许和北京太多其他问题一样,这座庞大又臃肿的城市,不要说动不了手术,连打个吊针吃个药都要掂量掂量。北京是权力的中心,而北京的房地产其实只是权力的外化而已。如果北京的权力臃肿病不治,北京楼市的畸形飙涨也就永远停不下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雄安新区的意义。

 

    内部的风已经吹出来,据说,除了必须留在中央政务区的单位,其他的单位(央企、事业单位甚至部分部委的非核心部门)全部要搬到雄安新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内幕,用脚趾想想也能想到这个方案。北京这地方,一方面生产类行业和企业本来早就搬离得七七八八了,剩下来的都是这种衙门单位,不搬他们搬谁?另一方面,他们也的确是最容易动员搬过去的,毕竟吃的是国家饭,国家一声令下,不搬也得搬。还有一点,国家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如此高规格,不搬一些重要央企、事业单位过去,以现在保定这几个县的实力,恐怕短期内也带来不了什么资源。

 

    一旦这些重量级衙门单位搬到雄安,北京的楼市一定是看空的。这些单位企业的人员都是中国最精英的人群,他们能够进到央企部委,在本国当下的环境下,都是非富即贵以及少部分极优秀的,支撑他们在北京参与房地产竞争的,往往不止他们的个人财富单位财富,还包括他们背后整个家族甚至一个地方的财富。这是北京楼市狂飙的核心秘密,全国的财富都来到这个城市里角逐,它自然猛涨。这部分人如果强制到雄安新区工作,未来相当部分的新人和素人甚至不会经过北京就在新区扎根,那么北京楼市的资金密集度就会稀释不少。

 

    总之,道理并不复杂,将北京的部分权力迁移到雄安,就意味着将相当的资金、财富带到雄安,就意味着把相当多的潜在买家给收割了,自然会减少北京现存楼市的资金角逐激烈程度。北京楼市的多年困局会得到纾解。

 

    当然,这种局面是否会发生也存在一个博弈和动态均衡。北京的历史力量太强大了,无论北京的官员或者国企员工是什么政见,他们大部分都是拒绝改变和搬迁的。北京的雾霾再大,生活水平再差,大部分事业单位或者央企或者高校或者医院,都是不愿意离开北京乃至抵制离开的。原因也很能理解,一方面,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雄安现在毕竟是一穷二白,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北京已经坐享既得利益了,两套房就意味着一两千万的身家,搬迁就意味着做空北京楼市,也意味着放弃北京的特权和优越感。

 

    更重要的是,搬迁跟权力规律相违背。权力天然是倾向于集中的,为什么那么多部委、事业单位和央企都集中在北京,而且都倾向于集中在东西城。因为,跟海里越靠近,就越有权力的存在感嘛,上朝候旨都要跑一两百公里,只能说明这个单位不太受重视,算不得京官了都。而且,权力的分散本来也是权力中心所忌惮的,权力很多时候就是人,人越远,掌权者也越没安全感。

 

    可想而知,这场迁都注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高领导人说过,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何况北京的既得利益如此之深。但反过来想,如果在北京现状之下进行内部改革,其难度恐怕更大。迁都,恰恰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不动声色就完成一些改革,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的调整有了很大的空间,只要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和魄力足够,无非是时间的问题以及博弈的惨烈程度问题。

 

    这也能解释,为何此次官方的新闻通稿给予雄安新区这么大的规格,千年之计,历史文件里相当罕见,也可见高层之决心。新华社通稿指出未来雄安有七个重点任务,其中第六个非常值得注意:“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这是重温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里最重要但近来被人快遗忘了的话。从房地产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这意味着北京的楼市格局一定会动,而且会往市场化方向去动。这是宏观信号,而对很多北京人来说,这意味着个人的处境和未来决策都要重新审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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