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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危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金石

 

    中兴危机的来龙去脉,过去两天,媒体已经非常详尽地披露了,此处不再赘述。本文更关心中兴危机折射出的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有人不只diss中兴,也在diss中国很多类似中兴这样的公司,诟病他们核心技术严重依赖美国,只会搞整机组装、加工出口的低端制造模式,进而对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整体的被动和落后持有悲观态度。这种言论不仅苛刻,也并不符合事实。

 

    首先,很多人忘记,中国四十年前还是一个人均GDP几百美金的国家,不要说高端制造业,连低端制造业都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正是从早期的三来一补到后期的世界工厂模式。说白了,中国的工业化才多久,美国的工业化有多久,这不是民族主义安慰剂,无论早年的大英帝国,还是后期的美德工业崛起,还是再后期的韩日、四小龙,工业化,尤其是低端制造往高端制造都有个过程。更何况,实际上,中国核心技术最近二十年的成就是公认的。在基础互联网技术上,BAT已经可以跟谷歌、脸书过过招,在电子整机上,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即使在此次暴露软肋的芯片行业,国内也正在往前赶,华为海思自主研发的麒麟970芯片性能公认接近世界顶级水平。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对于高科技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也是事实。中国整体科研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近年来一直在上升。国内资本和科技互联网巨头对高端科技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阿里巴巴2017年宣布投入1000亿人民币打造专注基础科研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达摩院,腾讯、百度、华大基因、科大讯飞等高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新材料、新装备等方面的投入也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科技产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很多人经常会发出比较外行的言论:为何中国这么有钱了,这么多人做代加工,怎么就没人能研制出PK掉美国芯片的中国芯片,问题是,芯片行业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投入、试错成本极高的行业,要研制出成果,需要不计成本地砸钱投入,更需要时间的等待。我们经常批评国人在某些方面的好大喜功,如今在高科技方面,一遇到挫折就抱怨国内科技水平,难道不也是种急躁情绪么?

 

    其次,不要因为高科技瓶颈一时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就否定“整机组装、加工出口”的所谓低端制造模式。整机组装固然技术含量比芯片制造、操作系统低,但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更不是随便哪个公司都能做到华为、中兴的体量。整机的环节很多,需要干很多累活脏活,同时,也需要形成有竞争力适应国际市场规则的公司机制。中国公司从一穷二白,对世界贸易规则完全不了解的程度做起,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力除了美国,几乎没有对手,这已经是相当的成就。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高端制造,所有的高端都是从低端来的,正是有所谓低端的积累,才有能够产业升级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的储备。中国企业也一直是这么默默做的。

 

    以手机组装为例。2011年, 260美元的iPhone4,在中国组装,中国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其他的都由苹果公司赚去了。可到了2017 iPhoneX时,一台999美元的机子,中国能赚到多少钱呢?大陆企业通过供应零部件和组装能够赚到其中75美元,而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企业能够赚取82美元。中国企业赚钱的比例大大上升,这是因为中国企业慢慢从赚取组装加工费,到能够提供一些零部件制造。实际上,这就是低端往高端的路径,慢慢逼近。我们再看,韩国应该算是iPhone X供应链中获利最大的国家,三星、LG、海力士等巨头几乎垄断了iPhone X的屏幕、DRAM、摄像头,但他们一共也只赚取到其中的129美元。

 

    坦率讲,在这样一个产品里,中美韩只能说不同分工,你能说孰高孰低?或者,从最直接的赚钱角度来说,赚75美金当然没有129美金诱人,可也不错啊。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其实只讲究比较优势,只要有比较优势,双方在分工和交易中就都能获得好处。中国通过低端制造不仅获得了大量资本积累,解决了相当部分的就业,还逐渐偷师学艺,往高处走,有什么不好?对于今天中国来说,中兴的马失前蹄更多只是个案,跟这家公司对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不遵守有关,不能因此就把它的模式一股脑儿看轻了。至少目前中国仍然需要低端制造业。

 

    最后,一切的所指当然还是经济转型。笔者对于以上两点的申论并不是要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于既有模式,而是希望对中国的成长路径有清晰的认知。中兴危机虽然是个案,但对我们的警醒在于,完美遵循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竞争是不存在的,近几年这一趋势尤其严重。换句话说,我们习惯的那种全球化游戏规则正在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和强权国家的强势改变。国际政治游戏规则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形成了扭曲。

 

    这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局面。“中国制造2025”遇到了它在制定之初可能未曾设想过的一些新的外部约束。怎么看待?我以为,在形势上,有两点基本判断,其一,贸易战也好,技术封锁也好,美国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折射的正是他们对中国科技发展势头的无奈,如果我们没有威胁到他们,他们不至于这么搞;其二,危中有机,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完成经济转型,实现大国实力的转移,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秩序。

 

    中兴危机有可能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催化剂和试金石。历史的演变有时候就是需要突发的危机去改变固有格局。正如上文所说,中国过去的模式是有贡献的,短期内对中国仍然重要。为了稳定就业和经济基本面,中国仍需部分维持既有模式。但中国是一个庞大且正在分化的市场,在某些地区,某些主要制造业领域,某些重要高科技领域,可以进行重点突破。实际上,国内目前在不少领域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比如华为的手机芯片,阿里云的飞天系统,北京君正的MIPS系统。中国其实一直不乏未雨绸缪者,中兴危机给中国科技行业的震动恐怕只会让他们生出更大的内生动力。从美国人的角度,贸易战、技术战其实来晚了,到这个阶段才想拦中国人,怕是相当困难了。(经济观察报4月未刊稿)

 

分类:宏观经济 | 评论:7 | 浏览:2239 | 收藏 | 查看全文>>

读书这件事儿的可疑之处

 

    对海子来说,最紧迫的事情其实并非“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而是“从明天起,关心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如果他真心爱好粮食蔬菜,可以再加上农学、园艺学、畜牧学。

 

    写作对有些人是突破自我意识边界,但对大部分人,却是加固偏见以及树立新的偏见。正如读书一样,未经自省的写作,不如不写。

 

    市面上营造的“读书崇拜”“读书热”,多数是在做读书的生意。读书崇拜的意义恐怕只在于给庸常的脑袋们一个所谓机会平等的入口,但这个机会平等的意义,以及这个入口的效用几何,存疑。

 

    读书和写作就像过山头,大部分人停留在山阴面的底部——漫长的山阴面有多长?大概跟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一样长。理解读书这件事儿比读多少书重要多了,而对书的理解力跟对人生的理解力基本正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读书这件事儿除非已经是人生的一部分(跟吃饭、结婚一样),否则不要轻率忽悠人读书,也不要轻易去试图“越过山丘”。

 

    从事专业文字工作,其实相当无聊,更极端地说,庸常的专业文字工作会比从事其他工作更容易扭曲读书和写作这件事儿本身。当然,专业文字工作从业者中,或许越过山丘者的比例也比普通人的比例高。倒不是他们天赋更加出众,而是他们每天都在面对他们的敌人,对敌人的理解没有比他们更深的。

 

    如果爬坡那么难,如果跳脱所谓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那么难,什么样的人应该爬坡,什么样的人应该放弃?我以为,硬指标应该是受到过完善出色的大学通识教育,软指标比较玄,看造化。对那些在坡底不断重复进行冗长又毫无进展的爬坡运动的人来说,鼓励他们读书就跟鼓励他们抽鸦片一样,同理,那些读书类的鸡汤杂志和营销新媒体应当归类为文化鸦片,这些所谓出版人和主编勾引那些坡底的人们说:通过我们,你们就能快速爬上来。不好意思,他们是骗子,他们只想要你的点击量和瘾症。

 

    读书这种事情如果过于艰难,不如停留在装点门面和附庸风雅意思一下的层面,家里的书架和书籍留给下一代即可,在自己身上,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第一要紧事。

 

    大致来说,书是人类迄今所有活动的抽象编码,写作是个体人生与人类过往当下碰撞的编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理解透了,又何必去编那个码。俗语常说,人生是更大的书之类。有美好的人生,不必有书,更不必非要有写作。

 

    但如果翻越过读书和人生两重山丘的人,的确会比普通人收获更丰盈。通过读书,能够解码人类过往,其中自有相当趣味。通过写作,能够把自己编织到这个大程序中,或者日后回过头来翻看,生命有抽象化永存的幻觉,此所谓有限生命中居然能够获得的一点点“无限”和“永恒”,亦是相当可贵了。

 

    如果非得跟读书这件事较上劲。那就读最艰深最难懂的书。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不读艰深的书,就不能理解大众读物,同理,如果写不了深沉的文章,也未必写得了出色的大众文章。形式逻辑理论已经讲得很清楚,哥德尔定理的三大要素“元理论——对象理论——对象”缺一不可。哪怕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都得经过这个过程,何况我们普通脑袋。

 

    评价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或者如何写作,遵循哥德尔定理即可。不过这种脑回路的形成并非短期内“知之”即可实践之(知之都已很难),而是与天赋和后天训练有关。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只停留在“对象”这一层,甚至连对象本身都未必精确。如果将对象类比为信息(包括新闻事实、社会真实和各类数据),我们在廓清对象的时候已经相当吃力,遑论找到适合的对象理论和元理论。

 

    我的理想有两个:跟生意无关的读书写作以及跟读书写作无关的生意。生意就是生意,读书就是读书,写作就是写作。如果贩卖读书是生意,或者写作是为了生意,那它的本体就是生意,所谓书和文字跟任何商品没有区别,应当以对待生意的态度对待之,需求、供给、市场价格,没必要美化它。这也是文字专业工作者的局促之处,他们做的到底是生意还是纯粹写作,常常自己都分不清。

 

    本质上,读书和写作是超越的事情,比较好的读书写作旅程都最好有一些吃力感,如果读书写作停留在舒适层面,它就是可疑的。我一直觉得书读到最后越来越接近智力运动。这种运动和游戏通关的逻辑没多大区别,而难度和快感可能远甚。另外,顶级小说、散文、诗歌之类所谓人文书其实都非常接近数学、逻辑学、哲学,或者这么说吧,顶级好书,无论是什么学科,文学史学也好,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也好,或者宗教教义也好,智力的维度上相当接近。王小波说他平常没事儿喜欢做《季米多维奇习题集》,我是有点相信的,他的小说里有跟数学分析相似的地方(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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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领袖榜成色如何?

 

    《财富》杂志日前发布了2018年全球最伟大50位领袖名单,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作为唯一的中国商界领袖入选,位居第十九名。

 

    所谓“全球最伟大50位领袖”榜单其实是一个综合榜单,评选的人物涵盖政界、商界、艺术界、体育界、学术界。为什么要评这个榜单?《财富》说,因为这是一个缺乏领袖的时代,评选全球领袖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有这些杰出人物存在,并激励他们成为追随者,让世界变得更好。那么领袖的标准是什么?《财富》说,没有硬指标,只有一个抽象标准:“改变世界,并鼓励他人做同样的事情”。

 

    这就比较玄了。虽然定义本身没错,但如果缺乏固定的标准或者显性的参照,就会显得大而化之,从而变得有点鸡肋——相比较来说,《时代》周刊2004年开始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榜单就更有针对性,毕竟影响力这个抽象指标是可以分拆为一个个具体标准的。事实上,《时代》周刊的榜单比《财富》的榜单总体影响力确实更大。

 

    过去5年里,《财富》50人榜单中,中国每年平均有两三个上榜,商界比例较高。分别是,2014年的马云、张瑞敏,2015年的雷军、刘强东,2016年的马化腾,2017年的马云、张瑞敏,以及2018年的马化腾。除了雷军、刘强东各出现一次之外,马云、张瑞敏、马化腾三人各有两次。

 

    《财富》对张瑞敏的钟爱让人有点看不懂,张瑞敏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老一代商界领袖,但过去五年海尔的业绩并不突出,而张瑞敏本人在业内和坊间的实际影响力最近几年恐怕还比不上格力的董大姐。至于马云、马化腾,似乎有点轮流坐庄、雨露均沾的意思,而且有马云的年份就没有马化腾,有马化腾的年份就没有马云,有点儿刻意为之。

 

    此外,《财富》在评选时给出的理由也经常有些无厘头。比如今年的马化腾,他的获奖词是:“马化腾是中国首富,净身价400亿美元。腾讯的市值接近五千亿美元。腾讯微信的用户数量最近突破了10亿,就像是一条条的丝线,编织出数字化中国的蓝图。微信对今天中国人的交流至关重要,因此许多人认为它对智能手机的重要性将会超过操作系统,使腾讯可以占据强大的商业和技术优势,尽管腾讯本身并不生产手机。”“马化腾的影响力已经开始从中国逐渐延伸到全世界。腾讯一直在加大对外投资,在Snapchat的所有者Snap、特斯拉和多家初创公司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而在痴迷智能手机的国内市场,微信支付正在与阿里巴巴争夺支付领域的支配地位。”

 

    以上两段理由,没有什么新鲜论据。微信的影响力、腾讯的市值也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那为啥去年不颁给马化腾?实际上,腾讯这两年有点像库克时代的苹果,盘子的确越做越大,但技术和产品上并没有产生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中国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最近两年的引领者、革命者其实是今日头条、抖音或者快手。《王者荣耀》或许算是成功,但在改变世界的维度上,恐怕不包括游戏,更无法与SpaceX这种探索人类高边疆的先驱式举动相提并论。2017年的腾讯在主营业务上甚至是有点焦虑的。

 

    《财富》颁给腾讯更像是颁给体量最大的那个,而不是最有创造性、革命性的那个,不太符合“改变世界”的标准。此外,颁奖词也没有围绕“鼓励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进行论述。马化腾如何鼓励了更多人,颁奖词应该有所体现才对,不然,能让他在今年上榜单的唯一新鲜理由可能只是因为他去年当上中国首富而已,谈不上“激励更多人跟随他去改变世界”。

 

    按理说,《财富》是世界顶级商业杂志,不至于如此虚浮。我同时查看了《财富》榜单中最近五年的美国企业家,无论是人物还是评语,感觉总体比较客观,但他们对中国却似乎缺少了解的耐心,对中国语境下的商界领袖理解也比较浅。

 

    什么样的人是公认的商界领袖?在西方语境下,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创造者、探索者叫做领袖,但在中国语境下,领袖的含义要相对多义一些,既要有西方式的企业家精神,通常还要有某些中国式的特点。

 

    比如说,柳传志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公认的“大哥”,固然跟他在联想的成就有关,但达到类似联想成就的也不少,为什么偏偏是柳传志?恐怕更多是因为他能够团结刚刚从蒙昧时代走出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将企业家凝聚成一股力量,想方设法拓展中国企业家的发展空间。再比如,王石是中国90年代至20世纪初公认的所谓企业教父,除了跟万科的成就有关,跟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现代商业价值观以及在诸多社会公共事件的行为表现有很大关系。

 

    简单说,第一代中国商界领袖,如柳传志、王石,他们的地位不是自己封的,跟他们拥有多少财富也没有多少关系(实际上柳传志王石个人都没有太多财富)。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弄潮儿,敢于大破大立,破是突破旧体制束缚,立是构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国际化企业管理制度,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在这种大破大立中,逐渐建立起来威望和人望,成为所谓“领袖”。

 

    中国企业家群体目前公认的执牛耳者按出现时间大致分为三批,第一是84派,包括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等第一代企业家,所谓84是指这批人是受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影响而出现的;第二是92派,包括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王功权,所谓92是指这群人是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之后集中涌现的;第三批是99派,是指1999年前后受信息革命浪潮影响在中国创业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家,包括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第四批,即是包括王兴、刘强东、程维在内的新一代。不管怎样,按时间顺序,后面批次的企业家相比前面是更幸运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社会的观念也越来越接近现代商业文明,他们可以相对心无旁驽地实现西方式的企业家精神——专注于创新和探索。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转型中国,改革仍然在进行中,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科技和中国制造仍然会时不时遭遇一些尴尬——过去一周的中兴危机给了中国人大大的教训。我们当然没法苛求今天的企业家跟早期企业家一样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但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家,闷声发大财的多,社会担当的少,敢于表达对行业的看法都不多,何况敢于对行业批评甚至在更宏大的经济社会议题发声,能身体力行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就更少了。

 

    在这个意义上,《财富》的这个榜单评选颇有点自以为是,或者过于西方视角。他们对中国语境下的商界领袖缺乏了解和挖掘的兴趣。比如,华为的任正非似乎一直被有意忽略,这跟西方对华为的疑虑恐怕不无关系。如果张瑞敏能上五年上榜两次,任正非是没有道理不上的。

 

    小马哥的二次当选也显得敷衍。如果按照创造力、探索精神的西方标准,过去一年里,腾讯并没有拿出新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如果按照社会担当的中国标准,小马哥则素来以低调著称,在公共事务和社会议题上缺乏表现,除了主持一些饭局之外,他对柳传志、王石式的社会活动缺乏兴趣。

 

    中国当下其实不缺乏财富大佬,缺的是兼具创造力和担当意识的商界领袖。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或许也不乏这样的人,但在媒体视野中缺乏呈现,媒体的眼光似乎更集中于财富崇拜,对深入的挖掘观察缺乏兴趣。《财富》这种级别的杂志,也犯类似毛病,有点说不过去。

 

分类:宏观经济 | 评论:4 | 浏览:2278 | 收藏 | 查看全文>>

发现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

 

    最近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4月11日,在陕西宁陕海棠园的女性脱贫交流会上,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副主席彭蕾说,阿里巴巴想让村里的女人们先脱贫,包括给乡村女性做三件事:提供小额贷款保障生计、提供专项保险保障生活以及协助农村母亲抚育孩子。

 

    新闻有意思在哪里呢?阿里巴巴去年年底宣布扶贫将成为阿里的战略业务,未来5年将投入100亿元用于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像阿里这样的大公司,花这么多钱投入到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民生社会工程中,当然是件得人心的好事。可是,为什么要提出先让村里的女人脱贫?乡村贫困人口中,也有很多男性啊,他们在脱贫中咋就次序被往后排了?阿里巴巴这么做难道不怕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性别歧视标签吗?

 

    这就是这件事儿有趣的地方。阿里巴巴这种做法道出了中国农村长久以来的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实,那就是,在越贫穷的地方,女性总体来讲比男性更值得信赖。农村有“一个好母亲,一家旺三代”的说法,很多文学作品里,农村母亲的形象都更坚韧、更有担当,而贫困男性通常更脆弱更缺乏责任感。不要以为文学作品和传统观念只是感性印象,数据显示,蚂蚁金服的贷款平台上,女性的违约率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而在贷款额度上,由于女性总体的信用度高,女性的平均授信额度比男性高7%。

 

    实际上,这不是中国贫困地区的独有现象。梅琳达盖茨(比尔盖茨夫人,盖茨基金会创始人)的调查数据表明,在贫困地区,一个女人会将她收入的九成用在改善家庭生活,而男人的比例只有三四成。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著名“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中,针对贫困人口的小额贷款基本只放给女性。尤努斯最初提供贷款时不分男女,但他很快发现借给男人的钱坏账率极高,而女人总是勤奋工作很少拖欠。尤努斯总结经验说:“只要给女性一点机会来对抗贫穷和饥饿,她们通常会比男性做得更好,她们会牢牢抓住任何能帮助她们脱离苦海的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东西。她们有强烈的动机去获得更好的生活,她们工作极其勤劳,她们关心孩子的现在和未来,愿意为孩子的幸福牺牲一切,她们会有系统地一步一步去实现目标。”

 

    为什么女性会这样?可能跟她们与孩子之间的关联更深?或者跟性别的先天特点有关。不管怎样,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而是发现这个事实能给现实社会改进做什么。梅琳达盖茨的研究表示,世界扶贫基金每一美元只有半分钱用在女性身上。显然,从男女对扶助基金的利用效率差别来看,扶贫基金应该学习尤努斯,把更多的钱用在女性身上,扶贫效率就会大幅提高。

 

    在中国,更得重视女性在乡村脱贫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形成了农村男性劳动力多数常年在城市打工而妇女更多留守农村的现象。联合国妇女署数据显示,中国75%的农业劳动力是女性。换句话说,且不说乡村男性是不是比女性更不值得信赖,就是在数量上,他们就已经远少于女性。可以说,农村女性是中国乡村现在的真正“顶梁柱”,既是农村经济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农村家庭的主要稳定因素。

 

    乡村振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农村土地制度为抓手,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我以为不妨以激活乡村女性为支点,发挥她们的潜力和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所谓精准扶贫,不仅要精准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也要精准到性别。阿里巴巴此举其实是摸到了精准扶贫的门道,这个切入点选得挺妙。

 

    找到了支点,怎么做也很重要。阿里巴巴的做法是三把斧,小额贷款+保险+协助抚育孩子。提供小额贷款,乡村女性手里就有了钱,这就调动了她们发展的积极性,有了钱要还贷,就有了压力,进入了“贷款-生产-还款-扩大生产规模-再贷款”的良性循环。这是开源性激励。提供专项保险,覆盖生育、教育、养老,这是给她们留后路,即使创业失败,生活仍然有基本保障,不至于返贫,这样也反过来让她们更敢借贷创业。最后是协助抚育,这个也很重要,是给她们更大前途的希望,因为只有孩子得到好的抚育,才可能永远脱贫。阿里巴巴正在尝试在乡村集中建立养育中心,把村里0-3岁的孩子们聚集起来,请专业人员参与乡村孩童抚育。

 

    当然,阿里巴巴毕竟是商业机构,它采取的商业+公益的方式未必适合所有扶贫主体。但在当下中国的乡村振兴中,无论是哪个主体从哪个角度切入,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其他乡村振兴的举措,都不能忽视乡村女性的力量,针对她们的特点量身制定一些政策制度,有可能受到奇效。(发表于4月17日《时代周报》)

 

分类:宏观经济 | 评论:2 | 浏览:898 | 收藏 | 查看全文>>

如果不能Rap,我们还可以跳舞

 

    最近在看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前几天偶然看到虎嗅网的一篇文章,说如果2017年是嘻哈元年,2018年就是街舞元年。我留意了一下,原来今年的综艺节目街舞主题成了主流。最早是北京卫视的《舞力觉醒》,之后有优酷的《这就是街舞》,据说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之后,还会有类似节目。我已经是后知后觉了。

 

    1、圈层文化的逆袭与“制造流行”

 

    我对流行文化充满兴趣。原因是,流行文化在制造端与社会演变有关,在消费端表现为人们的无意识反应(本能)——往往是社会情绪、阶层变化、代际更替的投影。

 

    精英文化容易忽视流行文化,这种傲慢可能会造成精英的衰落,起码在综艺圈,常青树相当罕见。老艺术家们坐上精英的宝座后常会丢掉对生活的敏感,一旦这种敏感和基于敏感之上的创作能力丢失,他们就不能再制造流行。

 

    我对《热血街舞团》总导演车澈(也是《中国有嘻哈》总导演)的某段采访印象深刻。提问者问,15年前,中国有过电视街舞大赛,街舞火了一把,但后来就没声音了,节目组是否会担心市场还没准备好。车澈回答说,你去跟年轻人多接触就知道,他们手机音乐播放软件听的是什么,是不是说唱,他们如果想去动一动,是不是就想跳街舞,中国年轻人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他们已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去生活了。

 

    这就是流行文化有趣的地方。某种新鲜文化的突然流行往往意味着某个隐秘的群体在社会舞台上的突然亮相,无论惊艳还是惊悚,眩目还是眩晕,总之,它是新社会势力的登场。就像在《中国有嘻哈》大火之后,那些rapper们好像一夜之间从各个乡镇、县城或者大城市的犄角旮旯里冒出来一样。围观者也从漠然到恍然,原来这个群体有这么多,有这么大能量,他们之前都藏在哪?

 

    圈层文化的逆袭,青年文化的登堂入室,不是中国独有。朋克、HIPHOP,在西方最早发源时同样是小众的、青年的,甚至是边缘群体的(黑人、贫民窟),如今在英美流行文化中已经是主流。在中国,或许不少人曾经意识到嘻哈和街舞在年轻人中的悄然发展,但重点是,谁第一个发现它到了呼之欲出的边缘,谁又能够在这种文化掀起革命的前夜将他们以最佳方式推上主流舞台,这就是所谓“制造流行”的关键,谁拥有这个能力,谁就能制造流行。

 

    当嘻哈元年把一直“地下”着的也是压抑着的rap青年带到主流社会,街舞元年的随之到来也就不足为奇。一个新文化阶层已经开始逐步掌握主流话语。《热血街舞团》据说在开播40分钟后即有1亿点播量,这是小众文化突破圈层主流化的第二波。可以想见,所谓HIPHOP四元素,Rap、街舞、涂鸦、混音,他们的次第主流化都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空间戏仿与场景模拟——朋克即反抗

 

    在《热血街舞团》中,我注意到导演组设置了一个“热血之城”。报道说,这座城是节目组花了大价钱在上海的一个影视城搭建的。在节目中,这个城是街舞选手表演的巨大容器,但它本身的设计也很有意思。

 

    当代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中,空间戏仿和场景模拟都是重要手段,流行文化跟空间、场景之间同样有互文关系,甚至空间、场景本身即是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说唱文化起源于美国黑人社区街头,雷鬼文化起源于南美贫民窟,当这种文化逐步兴起时,由于现代影像系统的发达,它成为一种混合艺术,传统的文字形式和音乐形式打底,而新兴的视觉系统展示已经到了并列等同的地位。英美说唱MV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包括街头、集装箱、夜场在内的空间展示以及相关生活方式的空间符号。

 

    空间戏仿与场景模拟当然不是瞎模仿瞎模拟,人们用戏仿和模拟对他们所处的空间和社会进行反抗和嘲讽——反抗贫民窟,反抗种族歧视,反抗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在这里,空间和场景本质是政治的具象,是社会对那个空间或者场景中的舞者或者rapper的压迫和规训。

 

    《热血街舞团》制造的这个城,节目组叫它“热血之城”,其实就是对现代城市空间的戏仿和模拟。它通过混搭设计,在几十条街道中植入了重金属、电子、朋克、东方等元素,既有工业感的有轨电车,又有未来感的金属玻璃,同时还有东方式的招幌、牌匾、骑楼、蟠龙柱,这种设计就是艺术化的戏仿模拟——如同舞台剧的道具。中国的舞者在现实中的确会面对以上所有空间元素:当代中国的城市中,空间就是混搭的,权力结构也是混搭的,既有工业主义的压抑,又有传统残留的权力宣示,当然也有未来科技带给人的无所适从。

  

    这样一座隐喻明喻了现代生活的城,足够唤起舞者的表达本能,成为舞者宣泄才华的乌托邦——乌托邦的意思是,你可以尽情用身体“朋克”,没有人care你是否跟大环境违和,这里本就是一个戏仿之城。

 

    在最近火爆的电影《头号玩家》中,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2045年,几乎所有地球人都沉浸在虚拟现实(VR)中,游戏已经取代现实渗透到生活的各方面。外观上,《头号玩家》中的贫民窟场景设置(主角家所在的社区)跟《热血街舞团》中的热血之城居然有几分神似。导演斯皮尔伯格用男主角去反抗了控制未来科技的邪恶权力(IOI,一个邪恶游戏公司),这正是赛博朋克(cyberpunk)文化的主题之一。

 

    中国互联网科技的发达程度正在逐渐接近美国,《头号玩家》描述的场景在二三十年以后,但今天其实已经在或多或少地接近。科技的发展遵循着它的逻辑,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控制,怎么办?那么,不如跳舞。

 

    3、嘻哈不如跳舞

 

    “不如跳舞”,是一个同样很有趣的流行语。一开始,它只是很多年前香港歌手陈慧琳的一首歌。之后,它成了表情包,成了年轻人的一种暗号,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特殊话语。

 

    工作完不成?不如跳舞;尬聊?不如跳舞;房租交不起?不如跳舞;恋爱、失恋?不如跳舞。大体来说,不如跳舞是早期的佛系表达,它先天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朋克颓废感。

 

    《中国有嘻哈》之后,综艺街舞的随之火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无论是嘻哈还是街舞,其实都要面临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西方早就发生过,在中国有可能会更激烈。

 

    嘻哈与街舞,一个侧重于语言,一个侧重于肢体。无论是语言还是肢体,它们都属于大HIPHOP文化或者赛博朋克,都有两个特征,反抗和去精英化。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先天就与体制化、中心化不相容。中国的HIPHOP文化、赛博朋克文化群体正在从地下到地上,如果它们的主流化过于快速,而它们本身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就有可能冒犯到主流秩序。《中国有嘻哈》之前遭遇的先扬后抑正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文化的代际革命很少能够一蹴而就。但在当下,跳舞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语言的艺术相对肢体的艺术达臻至成熟要更慢。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是对秩序的直接挑战,而肢体呢,无论你怎么解读,它根本不说话。

 

    但肢体意味着另一种反抗。不如跳舞,既有可能直接用肢体跳舞,也有可能是社交媒体上扔过去的表情包。这种反抗多数不是显性的,而是软性的佛系的,是停留在口头、表情或者肢体上的“王之蔑视”,是渺小个人在现代荒原上的沉默独舞。《头号玩家》中,能力超强的主人公带着几个小伙伴拯救了即将被邪恶科技巨头控制的地球,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反抗和拯救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但恰恰这种电影本身构成朋克式的反抗。

 

    如果不能用语言,我们还有身体,如果不能Rap,我们还有街舞。有时候,我更喜欢用肢体去表现的“不如跳舞”。在《热血街舞团》的表演中,我看到反抗,又看到舞者蓬勃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在年轻人那里,反抗和生命力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作为观者,我好像也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期望他们保持这种原始的生猛和睥睨的气势,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一旦主流化之后,可能会失去朋克的初心——如果跳舞不再是从自我体验和情感表达出发,那就不再是朋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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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可以预见的监管,难以预见的未来

 

    4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等低俗视听产品,并要求该公司举一反三,全面清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今日头条可谓一直在风口浪尖。

 

    2017年12月29日,北京网信办责令今日头条进行整改,原因是涉嫌“传播色情低俗信息、违规提供互联网新闻”;2018年3月3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通过暗访曝光今日头条通过“二跳”的方式刊登违法广告、侵害消费者权益,今日头条被北京工商局没收广告费并罚款94.4万元;2018年4月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约谈今日头条,称今日头条长期无视法规训诫,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持续顶风拓展视听节目服务,扰乱网络视听行业秩序。2018年4月9日下午,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天天快报等四款新闻客户端被有关部门进行下架处理,其中今日头条暂停下载服务时间最长,达21天。

 

    短短几个月内,约谈的监管主体已经从地方网信办升级到国家广电总局,从自媒体、意见领袖的吐槽到央视调查记者的直接出手,从业务监管部门的严厉整改措施到工商部门的大额罚款,可以说,今日头条遭遇全面的社会危机和严厉的管制壁垒,今日头条进入寒冬。

 

    但有趣的是,同样就在这几个月内,因为抖音的崛起,今日头条在业务上同样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抖音在大众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APP应用总榜上,抖音已经超越微信排第一,日活跃用户高达7000万,直逼短视频领域排名第一的快手(日活1.2亿),而单个用户留存时间超过1小时,换句话说,中国有7000万的用户每天在抖音上消磨一小时以上的时间。尤其在2018年春节后,抖音已经成为全民话题级的爆款产品。在内容圈、广告圈、营销圈,甚至已经开始有“两微一抖”的说法,据说很多公司的营销广告预算正在涌向抖音,作为运营方的今日头条赚得盆满钵满似乎指日可待。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监管寒冬,一边是业务盛夏,这就是今日头条正在面临着局面。这种现象说明两点。

 

    第一,从公司本身来说,今日头条正处在业务最具活力、公司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创办短短几年,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无人看好到连续出爆款产品,今日头条的成功有它的道理。今日头条并不是第一个做算法推荐、信息分发的,甚至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毫无经验积累,背后也没大资本加持,但它愣是能在百度、搜狐、腾讯等一众传统互联网大佬的围剿之下杀出重围,成为算法推荐第一,甚至直接挑战百度在内容分发领域的地位;如果说今日头条的成功只是偶然,那么抖音的梅开二度,以及西瓜视频、火山视频、微头条等在各自领域的体面表现说明这家公司形成了连续创新的动力机制。

 

    当然,从企业发展史来看,这种现象也很常见。一个创业公司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它的创业文化和初始动力会保持惯性,让这家公司在短期内保持高速增长和强劲劲头。同样,一家机制已经僵化、内部创新力不足的老牌公司在走到下坡路之后,一旦遇到滑铁卢,也常常会一泻千里,一败再败。

 

    第二,今日头条所处的行业决定了它一定会面临着自由化和监管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自由会带来创造力和进取心,因为自由意味着市场没有边界,意味着缺少条条框框的限制,企业的才华和野心能得到最大发挥。但是,有些商品本身既有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的消费属性,又具有其他衍生属性,它有可能造成负外部性。在内容领域,更是如此。与一般的工艺品、制造品相比,内容既有作为消费品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多衍生属性,甚至,很多内容在不同的年龄层可能呈现出正负外部性两种可能,比如分级制下的电影、小说。

 

    今日头条遭遇今日之巨大监管壁垒是早就可以预期的,因为它的创始人张一鸣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白这一点(不知道是否故意)。张一鸣一直声称今日头条只是一个工具,声称“算法没有价值观”,把自己限定为一个产品经理,这有点像一个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就以为世界注意不到自己。如果今日头条安于做豆瓣那种没啥野心的岁月静好类APP也没问题,但它偏偏有要做国民APP的野心。工具理性导向的算法推荐跟价值理性导向的内容监管之间的根本冲突,这就是今日头条撞得头破血流的原因。

 

    怎么对待今日头条?从过往经验来看,今日头条的走向应该也是明显的。在二十多年的互联网发展史上,今日头条今天出现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早期的博客、门户、BBS、社区,中期的微博,近期的微信、客户端、直播、视频网站,其实都出现过。当然,冲突的原因还是有细微差别,但冲突的核心逻辑并无二致。

 

    内容领域,所有自由生长的草都要跟从风的方向,方能长青长舞。从好处来看,今天中国监管部门对网络内容的管理已经颇有经验,在自由化和监管之间,已经有比较公认的尺度。对今日头条的创造力和活力,应当给予一定保护,而它在内容领域要达到成熟程度,恐怕还需调整规训。(4月10日发表于荔枝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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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等风来:改革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

 

    2017年,要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最大的两个明星,毫无疑问非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莫属。二者的提出一个在2017年两会,一个在2017年4月1日,前后脚。实际上,过去一年,中国区域经济形成了“北新区(雄安),南湾区(粤港澳)”的并进格局。

 

    从舆论关注度来说,雄安或许超过粤港澳湾区,但在具体进度来看,向来务实的南粤人民不遑多让。虽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没有最终出台,但湾区的民间和企业已经相当兴奋,湾区涉及到的“9+2”的地方政府也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推进,湾区的前期准备更趋成熟。

 

    比如,湾区交通一体化更进一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已于3月30日顺利完成验收,预计2018年年内就将实现全线通车;除港珠澳大桥之外,横跨珠江的虎门二桥和深中隧道都在快速推进;珠三角共有15条城际轨道正在建设,预计2020年前将全部建成通车;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2018年第三季度开通,届时广州到香港只需要48分钟,深圳到香港只需要15分钟。

 

    比如,湾区内部政府间合作和制度打通已经开启。3月22日,深圳前海宣布,即日起在前海工作的港澳居民免办《台港澳人员就业证》;3月23日,江门市正式启动港澳离岸工商登记新渠道,港澳投资者足不出港澳,即可享受江门便捷高效的商事登记服务;3月24日,由江门市政府主办的“江港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在香港举行,欲强化香港和江门之间的产业合作。

 

    再比如,相关媒体舆论和官方民间论坛会议遍地开花,为大湾区正式开动蓄足了动员能力。很多人会忽略这方面准备的作用,事实上,先自上而下解放思想,再自下而上充分社会讨论,最后上下同心撸起袖子干,这是广东向来的传统。经过一年左右的百家争鸣,广东(包括港澳)官方民间对大湾区的认识深度普遍提升,媒体、学界对大湾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而政界以及企业已经在进行前期调研,可以说,社会条件准备就绪,社会力量蓄势待发,就待即将公布的具体规划方案。

 

    目前来看,关于大湾区至少形成了两方面社会共识,即问题和目标。前者回答为什么要建设大湾区,后者回答要建成什么样的湾区。

 

    粤港澳地区之所以要建设大湾区是因为粤港澳三地11城形成的经济体内部存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不顺畅。人流方面,比如很多香港同胞到内地去创业、居住,但在内地居住超过183天是要纳税的,而内地的税比香港的税高些,税率差会影响香港人流动到内地,再如香港人开车去内地,通关手续还是比较繁琐;物流方面,港澳企业做跨境电子商务的,跨境货物的检疫、税收还不够便利,无法像一个关税区一样;资金流方面,目前人民币和港币之间兑换和使用还是受限制,特别是金融方面的电子支付不能互联互通,港澳同胞到内地没有支付手段很不方便;信息流方面,港澳与内地存在通讯网络以及文化信息方面的阻隔。

 

    以上所举的例子似乎主要针对粤与港澳之间,但实际上,即使珠三角的内地城市之间同样没有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均平一体。比如,珠三角九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一体化,同在深圳,江门的户口和深圳本地人的户口在社保、医保等方面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就是阻碍人流自由流动的因素。再比如,各城市之间在教育、文化、卫生和公共服务上也没有实现充分的融合。即使抛开港澳,珠三角内部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均等化的共同市场,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房地产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

 

    简单说,今天的珠三角,11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底子,加起来也是巨量的经济总量,而且,珠三角并不是没有优质的基础设施,交通方面其实已经相当先进,同时,这些城市几乎都是明星城市,有着各自在各个领域的特色和比较优势。但是,由于行政分割,由于各种肠梗阻和人为或非人为的壁垒,这种比较优势还没有进入到统一的市场之下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所谓大湾区,就是要打破行政分割,建立更加一体化的自由的将各地优势整合发挥到极致的经济体,在这种经济体里,社会分工将会更加自由,效率更佳高,而资源将会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不只是经济,也包括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将发生巨大的化学反应。

 

    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要破解的难题,那么它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顺理成章,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顺利跨进世界知名大湾区之列,这些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上面的分析可知,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是化学反应,换句话说,硬件的建设固然也重要,但核心在软件的打通连接。坦白讲,前者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擅长的,后者是我们相对不擅长的,而且面临着比较高的体制壁垒和改革难度。

 

    这正是大湾区规划的重要性。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迷信规划,事实上,广东今天的成就也不完全是早年的一张蓝图设计规划出来的,但大湾区规划最大的作用是能够从战略层面提供合法性遵循,在体制机制的破壁上赋予尚方宝剑和政策自主空间。过去这些年,粤港澳其实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粤港澳内部存在的各种硬壁垒、软壁垒,但要实现突破却相当艰难,政策层面的每一步松动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中央近年不断强调顶层设计的意义所在,也是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意思。一些有改革意识的地方政府其实一直在进行局部突破,比如在广东的三大自贸区,已经开始实施港人港税、澳人澳税,税务的一些壁垒在打破。但是,这些突破仍然局限在局部,效果还不明显,更大范围的改革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

 

    对于摩拳擦掌的南粤亿万人民来说,当下节点,可以称之为,万事具备,只等东风。东风具体怎么吹、多大风级现在难说,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是朝着更加自由松动鼓励竞争鼓励合作的全面一体化而去,它的每一个细节设计可能都蕴藏着新的机会。(4月9日发表于《招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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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大学会不会是破局大学改革的一条鲶鱼?

 

    4月2日,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根据教育部信息,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生物学家施一公暂代任西湖大学校长一职。

 

    西湖大学是个什么大学?按照施一公之前对西湖大学成立理念的阐释,这所大学将是中国内地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办研究型大学,而且,他也毫不掩饰办学野心——施一公多次表示,西湖大学的目标是5年后比肩清华,15年后,或将比肩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冲着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世界顶级大学而去的架势。

 

    施一公,这位现年已经51岁的科学家,2008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教职回到清华大学执教,怎么说也在国内环境中历练十年,却仍然保持着让人惊讶的直率耿直——5年比肩清华,15年世界一流,即使西湖大学有这样的底气,也完全不是中国常见的练达老成人士的说话风格。不过,在施一公先生身上,这是一种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过去几年里,施一公以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批评著名。

 

    他批评大学精英的功利主义:“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批评大学就业导向的扭曲:“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批评学以致用:“学可以不致用,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他甚至敢当着最高层的面直言批评,2010年“两会”时,在时任总理与教育界的座谈会上,施一公发言表示,目前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他认为,教育部要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

 

    施一公的敢言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网上至今还有黑他的人。然而,中国改革的铁律又在发生作用,相当多改革的始作俑者、破冰者恰恰就是这类敢作敢为、勇于任事的耿直Boy。西湖大学的创办速度就是例证。从难度上说,推动民办高等教育曾经是很多人的理想,然而真正能够推动落地二十年来罕见,其背后阻力、风险以及多方协调之难度可见;从速度上说,2015年3月,创办西湖大学的设想才提出,当年12月,作为西湖大学前身的西湖高等研究院就已经注册,2016年10月,西湖高等研究院即已宣布成立,2017年3月,西湖高等研究院的首批教职工即已入驻新建的校区,2017年9月,首批19个博士研究生已经入学。在这些节点之间,有着相当多且复杂的工作,短短3年,一所新型大学即已完成雏形,背后想必有创业人员相当的心血。

 

    当然,西湖大学最引人瞩目的并非它的建设速度,更关键的是它在多方协调设计下,最终明确的核心制度。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西湖大学将按照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努力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学校设立董事会,校董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由致力于国际化的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政府部门代表等组成,对学校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进行科学决策。

 

    校长执行董事会决定,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同时设立监事会、顾问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等,按照章程和相关规定开展活动,形成董事会和校长依法行使职权、教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体系。同时,学校将依法设立中共西湖大学委员会,党委书记通过参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

 

    大的面上看,主体制度已经相对比较接近西方的私立大学。当然,也有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差别:第一,学校仍然设立有党委会,并且,党委书记明确是要参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的,至于党委书记何党委会将发挥什么更具体的作用,现在还没有更细节的制度;第二,学校跟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管理监督关系暂时没有看到,是不是在招生办学上有完全不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还不清楚;第三,个别表述上显示着斟酌,比如,用的是教师治学,而不是教授治校。

 

    作为一个民办大学,学校的资金来源也很值得关注。西湖教育基金会介绍,西湖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西湖教育基金会募集捐赠、办学收入和政府资助,同时积极争取相关教育科研竞争性经费。其中,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西湖大学的绝大部分运营费用。所有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对子女教育的支持计划均来自该基金会。从目前来看,西湖教育基金会的背后主体是民间资本,包括王健林、马化腾在内的国内知名企业家都是重要捐赠者。在资金来源上,西湖大学已经比较接近美国私立大学相似。美国私立大学主要资金支持来自美国社会民间和私人,但也会获得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财政支持。

 

    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西湖大学值得期待。未来对他的观察将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在未来具体运作中,它会跟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产生怎样的碰撞,它最初的制度设计和办学理想会不会得到彻底的贯彻;二是,它有没有可能如施一公所说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现代科技人才,获得让国人兴奋的学术成果。

 

    我对后者的疑虑并不大,原因是,一方面,西湖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做综合型大学的打算,它对标的是小精尖的加州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而且,目前来看,它主要是在理工科、医科、生物科以及前沿科技上发力,它的切口相对小,另一方面,西湖大学目前的创始团队阵容堪称豪华,包括潘建伟、饶毅、陈十一在内的一批顶级科学家都已入驻,更何况,西湖大学得到了国家到民间社会的多重支持。

 

    不管是不是会5年比肩清华,15年跻身世界一流,西湖大学在学术上的取得相对成功是有可能的。然而,西湖大学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的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它的出现跟中国很多领域的改革突破起点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在一些非常重要又敏感的领域,假如一时无法确定全局性改革的风险可控度,那就先进行局部试点,如果试点有效,那就再进行相对更广的推广。

 

    西湖大学会不会是一条激活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鲶鱼?(4月4日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团结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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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王朝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完美的僵化”阶段,上有皇权,下有各种势力,布衣出身的张居正,何以能推进改革?

 

    世人皆知“一条鞭法”,其实“一条鞭法”只是明王朝积弊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它看上去只是一个国家的“财税”,但在农业时代中国,财税就是根子上的政治,没有配套的全面政治改革,不可能完成。

 

    拉长历史,汉武帝、朱元璋、雍正也有成功改革,但领袖全部是皇帝本人,有说一不二的政治权威。非皇帝主导的改革,王安石失败,李鸿章失败,康有为失败,唯一可比张居正的是商鞅、李斯,但商鞅有秦孝公支持,李斯有秦始皇支持。况且,宋明时期,中国社会的底部结构跟战国末期大不相同。

 

    张居正是王朝历史上的一朵奇葩。重温张居正,当然不是指向故纸堆,张居正过于牛逼,过于传奇,以至于他的逆天打通关事迹会给人一种感觉——从来都是乱成一锅粥的王朝中国,那团乱麻似乎也是有可能解开的,只是解开的时间可能直接跟强悍人物的寿命有关。前人论及张居正,常见的感慨就是,先生真厉害,先生死得太早,先生再干个二十年,大明朝就不会那么快亡了吧。

 

    历史,论来论去,论的就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现实呢,难道不也是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在偶然与必然之间么?

 

    在1572年到1582年的十年间,所谓的“万历-张居正大改革”,张居正到底干了什么,居然能够凭一己之力,让大明朝起死回生?

 

    所谓张居正当国,概括说,差不多就是七件事:1、整饬吏治、调整人事;2、丈量土地、一条鞭法;3、巩固边防、肃清倭寇;4、整顿司法、违法必究;5、整顿驿运、加强耳目;6、兴修水利、保证漕运;7、统一舆论、禁止讲学。

 

    如上所说,张居正改革决不是只在某一领域,一定是全面的政治推进。从人事到财税,从军政到司法,从吏治到意识形态,全方位推进,最终才能相互配合、蔚为大观。

 

    简要分析。第一条是张先生改革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制订考成法(公务员绩效考核),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政敌,从上到下用自己的人;第二条、第六条,前者是要改革财税积弊,培育税基,后者是保证税基丰沛之后收得上来;第三条是根治外患,保证军政稳定;第五条是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保证中央政令高效抵达地方;第四条,是改革的司法保证,如同商鞅南门立木,树立改革权威;第七条,通过言论控制,堵住浮言妄议,屏蔽改革的干扰声音。

 

    这七条,关注当下中国的人会不会有熟悉感?不独眼前,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中兴或多或少都有万历改革的影子,而“治乱”的强力人物,也或多或少都有张居正的影子。改革的指向无非是三条,第一,加强中央集权,振纪纲,第二,壮大生产力,振国力,第三,改善生产关系,消除不平等。再简单一点,就是抓政治,抓经济,抓人心。

 

    在所有措施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条,一是第四条,整顿司法,一是第七条,统一舆论。

 

    张居正当国之前,明朝的法治情况是“法驰刑涣、滥用苛酷”,张居正倡导“法一律恒、有法必依”,“治乱国、用重典”。他重修《大明律》,厉行法治,一方面通过一些重大官绅集团的严厉处理控制法律不彰的局面,另一方面,他对官僚集团推行严厉的考成法(公务员法),并且严格控制锦衣卫和东厂滥施酷刑。总之,张居正的整顿司法严格按照法家理论进行,在他掌权期间,基本做到了明刑执法,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的井然稳定。

 

    张居正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查封舆论、文化专制。明朝是讲学风气最重的王朝,尤其王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包括很多朝廷要员,都崇尚讲学。书院繁荣对于学术传播固然是好事,但是很多人或利用书院和讲学议论朝政、干预政治,或利用门生子弟形成政治势力,门户援引,勾心角逐。张居正反对不切实际的清谈浮论,在他执政期间,不仅禁毁查封全国书院,还间接逼死了几个当时热衷讲学的“狂生”,以儆效尤。

 

    张居正说:“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纪纲以正风俗,省议论以定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在张居正看来,厉行法治和统一舆论都是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事功。实际上,张居正的七大措施没有一个是随便拍脑袋的,背后有张居正的系统思考,当然,还有张居正的法家前辈们的思想幽灵。

 

    毫无疑问,张居正是公认的法家,而且是理论和实践同时兼备的法家集大成。诚实地说,在王朝中国的制度约束之下,真正推动过改革无论只是有个开头还是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多数是法家。秦晖先生认为中国王朝从来都是“儒表法里”,他认为,正是这种儒表法里的结构导致中国始终无法进步。

 

    但在张居正这里,问题稍稍有些复杂,张居正具有几乎所有法家的特征,治道不法古的务实思想,崇尚事功的功利主义,势术法、“王道”“霸道”都能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张居正骨子里又有顽固的儒家部分,他对皇权的忠诚,对国计民生的热忱关心,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劳苦,都是公认的,后代儒生对他普遍给予很高评价。在私德方面,张先生虽然有些小问题,但总体来说,以他权势之高,已是非常收敛。总之,张居正一生是比较接近儒家理想人格的。

 

    上面说过,张居正是王朝中国的一朵奇葩。传统中国,拥有儒家理想者未必有法家的手段,拥有法家能力者未必有儒家之德行,更何况还有大量伪儒家,伪法家,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儒家、法家好处都要,要承担的使命却弃之如敝履。

 

    所以,万历中兴真是如同明朝亡国前的回光返照。人们总是想,如果张先生多活几年,明朝说不定会怎样怎样,却不会有人想,其实张居正的出现已经是大明的祖坟冒烟了。张居正确实天赋异禀,可是张居正最终成就事业其实是多方面偶然造成的,概率相当低,更何况,一旦张先生驾鹤西游,所有改革大业就将付之一炬,甚至他本人也未逃过史上所有法家改革家不能善终的共同命运——从小由他精心培育辅佐的万历白眼狼差点就把他给鞭尸了。

 

    中国八十年代政论兴盛时常用“穿越历史三峡”说法(好像源自唐德刚)。长江流到重庆奉节,地势陡峭,险滩无数,近四百里万峰阻拦,是为著名的三峡。当长江用尽全力,穿过三峡,江面就豁然开朗,自此一路坦途,奔流到海。

 

    张居正故乡,湖北荆州,正是长江冲破三峡后的第一站。长江到荆州后,由奇崛瑰丽变为广阔宏大。1525年,张居正在江陵(荆州古称)出生时,长江就在他家一公里之外惊涛拍岸。

 

    张居正或许曾经以为他会如冲出三峡的巨龙,但他最终没有改变明朝的命运。以他所处时代和他的识见局限,其实并不奇怪。史家也多次论述过。但如果时间拉回到当下,我总觉得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律可能会发生新的作用。千年王朝史上,如何黑暗轮回,概率如何低,都能出一个张居正,更何况今天中国的理论储备绝不只有商鞅、韩非,中国改革之实践经验也不只有秦始皇、张太岳,今日中国当然更非从前之中国。

 

    注:九年前曾读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去年读韦庆远先生《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朱先生的书名气远播,不必赘述,在此专门推荐韦庆远先生的这本。韦先生是著名明史专家,2009年去世,这本书花费他毕生心血,去年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80万字,可谓皇皇巨著,我去年读完之后才发现,老先生居然是鄙校档案系扛鼎老教授,可惜在校时未曾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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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怎么看中美贸易战?

 

    3月22日以来开打的中美贸易大战到今天已经四天,昨天(3月26日)又有关键性的新进展。国务院总理李KQ在昨晚的《新闻联播》中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了最新的表态。

 

    总理的话一共有三个指向。其一,总理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来越大,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对别人关上门也挡住了自己的路。这是总理对此次贸易战的定性,也是中国官方目前最高级别的表态,总理这话平和之中也有硬度。

 

    其二,总理表示,中美经贸规模发展到今天的体量靠的是市场力量和商业规则,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应本着务实原则促进贸易平衡,坚持谈判协商化解分歧摩擦。这是总理对此次贸易战接下来走向给出的技术层面的途径,即解决路径一定是谈判协商而不是悍然发动对攻。总理在前半句话中实际上含着对美国政府指责的反击。美国在发起贸易战之初,给出的所谓正当理由之一即是,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没有遵守商业规则。

 

    其三,总理表示,中国不会强制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并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这是三段话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句,是对上面所说谈判协商原则的践行,意思就是,我们说到做到,先让一步,你们看着办。

 

    我以为,中美贸易战到这个阶段,这是最合适妥帖的外交姿态。最近几天,中国网上关于贸易战的讨论和意见非常多,网上前期的各种文章大体已经把中美贸易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有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在舆论进入到第二天、第三天,尤其在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一些政府机关作出强硬回击的言论之后,实际上,中国社会舆论是有些混杂的。

 

    环球时报认为,那些对中国作出强硬回击姿态看不惯的人主要有几种意见:“中国没理,回击美国是错上加错;中国经济上没有美国强大,根本打不过;打贸易战不利于中国老百姓;贸易战是中国不韬光养晦惹出来的”。环球时报在分析了这些人的意见后有一个结论:“如果仔细看,决不难发现,每次唱反调的总是那些人,他们是中国内部的逢中必反者”。

 

    是否是因为逢中必反,恕我眼光不够犀利,不敢随便附和,但它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在我看来,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因为中美贸易体量实在太大,牵涉面太广。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高达近4万亿人民币。美中贸易摩一旦开启,对中国相关企业、企业员工以及从事相关金融、贸易行业人员会带来直接影响,而间接影响则几乎遍及每个国人。但是,贸易战的本质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理解起来门槛很高的事情,因为它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事情,还涉及两国历史关系和未来走向的碰撞,对中国在贸易战中的立场和策略的理解的确容易跑偏。

 

    应该怎么看中美贸易战。我认为比较妥当的态度是,短期讲政治立场,中期讲战术技巧,长期讲战略应对。态度建立在理解之上,不妨细论述之。

 

    为什么要讲政治立场?最内在的原因是,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人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不认可,则不再本文讨论之列。我们没必要假装外宾,美国人拿到台面上的东西就全盘照收。实际上,台面的说辞都是冠冕堂皇的,美国发动贸易战绝不只是经济层面的考虑,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政治层面的考量,这种政治考量也不只是针对美国国内,背后跟美国常态的中国威胁论和近年崛起的新冷战思维有密切关系。

 

    注意,这里说的讲政治是短期内。政治的本质就是台面上实力的较量,极端表现就是战争,贸易战也是战。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就要按照战争的逻辑对待。俄罗斯在英国刺杀前俄罗斯情报官员,英国人随即驱逐俄罗斯大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时采取相同措施。这就是政治。之所以说是短期内,是因为政治的发生特点即是短期的剧烈冲突,无论背后有多么复杂的原因,此刻的国家行为逻辑就应当按照政治的规则来。更何况,所谓贸易战的措施很多时候就是掰手腕,双方无非是通过强硬姿态以获得更高筹码,因此,短期内不能不讲政治立场。

 

    其次,中期要讲战术技巧。在中美贸易上,我们必须承认三点,其一,中美合作几十年来,中国的确是中美贸易中的获益方,而且既是相对获益方,又是绝对获益方,美国人一直拿来说事儿的贸易顺差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二,美国人在中美贸易中确实有受损的利益主体,尤其是遭受中国冲击的美国制造业利益群体,他们正是特朗普上台的支持力量,应当说,美国国内情绪亦有其合理之处;其三中国自己的确有台面上遭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外资投资中国时,中国规定外资要先共享其先进技术,才可投资中国企业,比如中国的确有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推行一些不合理的知识产权披露条件。

 

    这么一分析,局势很明了,继续中美合作,对中国才是最有利的,但是又不能太让步,不能短期内失去太多筹码。什么样的姿态才是最有利的?应当是以柔克刚。在早期的火拼过去后,没必要继续激烈的谈判态度,应当适当放低姿态,同时,对美国也应当有适度让利,一方面可以缓和美国国内情绪,给特朗普一个台阶,另一方面,中国也确实应当不断完善国际贸易中的开放程度,在应当市场化国际化的领域接受游戏规则,在中美贸易中,也应当增加对美国的进口,让美国人尝到甜头,减少短期内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长期应当讲战略应对。所谓长期,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中美的冲突将是结构性的、持久的,而不只是贸易层面的、一时的。中美贸易战背后有非常深层次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从大趋势来看,中美的根本体制不同这一重大区别可见的未来并不会发生改变,而由于双方根本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巨大不同,以及双方实力的越来越靠近,结构性的中美冲突将是未来常态。

 

    中国国力已经崛起,但距离美国仍然有很大差距。中国应当在战略上做好三方面准备,其一,中国经济须尽早完成出口导向到内需导向的转型,中国制造业须尽快完成转型升级,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须尽快接近先进经济体,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其二,中国一方面应以柔克刚,继续增强实力,另一方面要随时做好应对贸易战乃至更广泛冲突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国内民众的心理建设;其三,做好应对冲突的准备,但最佳的结果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应当不惧冲突,但也应当保持内敛克制,以真正的强国之姿和令人信服的表现赢得跟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3月27日发表于《冰川思享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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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帝国的变现焦虑,做空腾讯的时机到了?

 

    腾讯前天(3月21号)发布2017年财报。财报显示,腾讯全年总收入人民币2377.6亿元,同比增长56%,净利润724.7亿元,同比增长75%。腾讯财报的关键数据相当体面,其中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谓夺人眼球。

 

    然而,就在腾讯发布年度财报的第二天,3月22日,腾讯股市大跌5.02%,市值蒸发281亿美金。显然,资本市场对腾讯财报作出了反应。

 

    怎么解释腾讯2017财年光鲜数据和资本市场、投资机构反应之间的落差?以腾讯现在的股价,是不是意味着做空腾讯的好机会?就在我跟几个金融机构的朋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今天早上又得到新闻,腾讯长期以来的第一大股东南非公司Naspers宣布,将持有腾讯股份从33.2%降低到31.2%,套现金额约670亿元。

 

    财报这么好,为什么第一大股东在发布财报之后立即套现?长期以来,腾讯都是资本市场做多对象,但最近我在想的是,恐怕现在正是做空腾讯的好机会。

 

    PS:就在写这篇文章时,今天下午(3月23日),腾讯公布财报的第三天,腾讯股市继续大跌4.42%,市值再蒸发数百亿。

 

 

    1、资本市场更看重腾讯的什么?

 

    先说明一点,资本市场上,做多与做空跟一家企业是否伟大没有关系。很多伟大的公司在看上去如日中天的时候,恰恰很多问题正在暴露,企业史证明过很多次,有些伟大企业的衰落速度让人惊诧。在资本市场,很多投资大鳄恰恰以做空这些伟大公司为荣。当然,更主要的是,其中有利可图。

 

    为什么做空腾讯?先要问资本市场更看重腾讯什么。腾讯是一家什么公司?如果简单粗暴概括,可以说,一半是巨无霸游戏公司(两千多亿的营收中,游戏收入就超过一千亿),一半是巨无霸投资公司。前者是主业(实体经济),后者原本是副业,但后者在腾讯似乎已经成为货真价实的主业,甚至,当腾讯主营业务财报不太好看时,还要腾讯的投资盘子来救急。

 

    财报显示,腾讯2017财年第四季度总营收663.9亿,净利润208亿。看上去净利润相比第三季度增加了15.5%。但要注意一个隐藏的数据,腾讯第四季度投资收益为79亿,而第三季度为39亿,换句话说,腾讯第四季度的利润主要靠投资收益在支撑。如果抛掉投资收益,腾讯第四季度的主营业务利润实际下滑8.5%。

 

    这说明什么?说明腾讯投资版图扩张带来的利润掩盖了主营业务的相对衰退,腾讯试图用光鲜的财报掩盖问题,可是,资本市场是很现实的,腾讯的小财技不会逃过机构那些人精的眼睛,而资本并不会听解释,只会下调预期。

 

    得承认,腾讯的投资确实赚钱,有点像地主家的儿子,今年地里收成不好,不要紧,放出去的高利贷还有收入嘛。事实上,腾讯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股权投资机构。目前腾讯累计投资规模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在中国管理规模靠前的一线PE机构,比如高瓴资本、鼎晖投资的管理规模也不过两三百亿美金左右。2017年,腾讯的投资事件数量就超过120起,总规模数百亿美金。而腾讯的确从这些投资中收益巨大。腾讯总裁刘炽平在2018年腾讯投资年会上透露,2017年腾讯投资的600家公司总市值一年的增长额已经超过腾讯市值一年的增长。换句话说,腾讯投资的一年增值就接近半个腾讯。

 

    所以说,腾讯要把年报做光鲜,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只要腾讯愿意,兜里那600多家投资的公司的投资收入可以随时变现,变成自家财报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合适吗?有意义吗?资本市场和投资机构更看重腾讯什么?他们当然更看重作为一家实业公司的腾讯,而不是作为一个投资机构的腾讯。更关键的是,腾讯的投资无论从投资轮次、投资方式还是投资风格来看,大部分都更像PE投资,而不是实业投资。PE投资主要指向于股权增值,投资获益本身就是目的,但实业投资主要是为了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服务实业战略,投资不是目的,而是达成战略的手段。

 

    一般来说,很少有哪家投资机构喜欢投另外的投资机构,如果他们要投一个作为PE机构的腾讯,干嘛不去投更专业老牌的金融机构。归根结底,资本市场对企业的预期更重要的是看这家企业未来能够在主营业务上有多少新的增长和突破,政府和社会对腾讯的期待也不是一家巨无霸投资机构,而是到底能给社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多少实质性改变。

 

 

    2、腾讯的想象力在哪里?

 

    再谈谈腾讯的所谓主营业务。腾讯财报表明,腾讯主营业务遇到了明显天花板。

 

    财报显示,第四季度腾讯主营业务中最核心的游戏业务出现了环比下滑。该季内,腾讯PC和手机游戏收入合计297亿,低于三季度的328亿,环比下滑9.5%。在总盘子中,腾讯游戏业务的占比也从48%下降到32%。这是腾讯2017年财报基本面不好看的主要因素。

 

    无论下滑不下滑,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腾讯在中国游戏行业的占比和地位几乎无法撼动,毕竟,腾讯全年游戏营收超过了1000亿,而2017年中国游戏行业的总收入也才2036亿,但这恰恰表明,腾讯在游戏行业的天花板摆在那里。

 

    今天中国的游戏是什么状况?2017年,5.83亿玩家贡献两千多亿的收入。游戏如果继续高速增长,全国人民都别干活儿了。实际上,游戏的渗透率和玩家的人数、时间、平均花费都是有天花板的。一方面,相关部门和政策已经在遏制小学生的游戏时间,另一方面,游戏行业的增长率已经只有个位数,跟GDP增长速度差不多。所以,腾讯游戏再厉害,这天花板也看得见摸得着。中国游戏市场现状就是双寡头,腾讯占一半左右(1000亿),网易占两成(400亿),腾讯要想这块继续增长,也就是指着从网易那边抢点肉。

 

    问题来了,如果游戏的未来看得见,那腾讯未来的想象力在哪里?从腾讯的财报来看,在游戏之外的几大主营业务中,增值服务收入下滑,广告收入增速相对平缓,唯一称得上是高速增长的就是支付和云业务,但这块在总盘子上的比例还比较小。

 

    显然,腾讯的想象力不能只靠买买买的投资收购,关键仍然在于深挖腾讯主营业务的护城河。在多块业务中,我认为,腾讯应当下力气拓展的是腾讯的广告业务。

 

    腾讯2017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共404.39亿元,其中媒体广告收入148.29亿元,社交及其他广告收入达256.1亿元。在腾讯两千多亿的总盘子中,腾讯的广告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超过17%,而整体增速虽然相对平缓,但亦颇为可观。可以说,广告收入已经是腾讯主营业务的重头戏,更重要的是,腾讯在这块还有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一方面来自中国广告行业的增长,更主要来自对手。这个道理跟腾讯当初从网易手里抢来游戏蛋糕是一个道理。腾讯虽然广告收入超过了400亿,但是它还不是中国广告行业的老大,它的面前还有百度。

 

    百度2017年财报还没有出,但2016年财年百度的广告收入仍然高达645亿,占中国市场份额28%。从增速来看,腾讯后劲远超百度,2015年、2016年腾讯广告收入增速分别为110%、54%,而百度分别只有32%、0.7%(该年收魏则西事件影响)。很多人都认为阿里腾讯的对抗是中国互联网的主流,但阿里腾讯主营业务的交集其实并不多。相反,百度和腾讯在广告业务的交手才是真正的短兵相接。

 

 

    3、流量红利既是蜂蜜,也是毒药

 

    乱花渐欲迷人眼。尤其在腾讯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庞然大物前,不只是围观群众,恐怕腾讯自己也经常忘掉一些本源性的问题。

 

    腾讯为什么能够天上地下买买买?为什么在主营业务出现衰退的时候,仍然可以轻松用投资收益弥补主营业务不足?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最大的PE机构?是因为腾讯的投资部天赋异禀吗?

 

    逻辑恰恰相反,本质是因为腾讯先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流量帝国,才能够在资本市场收割。由于QQ、微信以及一系列周边产品的存在,腾讯的流量体量恐怕已经难以估算。当这种流量垄断优势形成时,同时就造就了它在投资时的强势地位。“流量+现金”是腾讯投资的杀手锏,而腾讯的流量如互联网世界的水、电、石油一般,任何企业都要买流量的面子,跟上的现金也就是锦上添花的配头作用。正因此,腾讯才能秦王扫六合一般,将众多互联网优质标的一一收入囊下,获取投资收益。腾讯的这种投资相当划算,因为它的投资很大一部分是用流量折算的,而流量在腾讯自己那里看上去源源不断。

 

    只需要买买买,就能够收取流量税,无数甜美的蜂蜜仰起头就可以吃到,这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太多人羡慕腾讯有这种垄断红利。但我还是要泼点冷水,蜂蜜亦可能是毒药。巨大的红利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这个道理政治史上的大国兴衰有点接近,经济史上的不少寡头兴衰案例也类似。如果有源源不断的蜂蜜,而这种蜂蜜的得来似乎又不那么费劲,那么,帝国或者巨型企业的内部会容易出现某种懈怠和不思进取。这是心理层面。

 

    从战术层面来讲,腾讯的投资如果始终不能跟主营业务结合,目的不是为了战略拓展和业务突围,只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那么其主营业务也很有可能逐渐衰落。一旦主营业务衰落,投资的“流量红利”基础就会减弱,投资的收益率就会下降,风险就会增大,如果进入这样的循环,很有可能就会面临企业的危机。事实上,腾讯去年陡然加快投资速度,下半年推动旗下几家公司上市,逻辑上看,就有要加快收割流量红利,以减轻主业压力的意图。此外,腾讯的PE型投资缺少对被投公司的实际控制力,一旦腾讯的流量源头出现问题,腾讯的所谓护城河很容易就会失去控制。

 

    对于腾讯来说,前车之鉴其实也不远。腾讯并不是第一个享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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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龙不做“流量寡头”

 

    微信最近严厉封杀新世相在朋友圈做的内容分销活动,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微信担心这种分销方式有传销嫌疑,以防自己受连累?还是微信认为这种病毒式传播导致用户朋友圈体验变差?可能都有,不过我觉得这都是次要原因,根本原因是新世相这种方式挑战了微信的信条,去中心化。

 

    张小龙的演讲和采访不多,但几乎每次都会强调,去中心化是互联网的核心理念,也是微信产品运营的核心理念。

 

    大部分人对这种话已经处于僵化理解阶段,不会细琢磨,尤其是“去中心化”四个字好像已经被用滥,没什么好解释的。但张小龙在某次采访中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任何在一个平台上可以把流量翻云覆雨化的运作与互联网精神都是背道而驰的”(新世相的做法不只是流量翻云覆雨,营销手段也堪称翻云覆雨,微信焉能不封杀?)。如果说这句话的阐释还只是停留在互联网层面,那么张小龙还有一句话让我怀疑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精通政治哲学的产品经理,他说:“我不做垂直性的极权性的流量分发,而是联邦制的一律平等”。

 

    这里用了两个词,“极权”和“联邦制”。对于张小龙这种几乎不接受采访,公开表达相当谨慎的人的来说,这两个词不是偶然出现,虽然它出现在阐释产品理念的互联网语境里,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对互联网虚拟世界的“政治哲学”的思考——假如流量如同虚拟世界的能源、土地的话,微信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帝国,微信生态圈下衍生出了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而张小龙说他反对极权,倡导联邦制。

 

    从这个角度看,微信的很多行为其实背后是这种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2015年开始,各大巨头眼红微信订阅号的流量,纷纷砸钱掀起流量战争,各种补贴和手段层出不穷。三年下来,微信订阅号流量占互联网总盘子比的确相对下降,微信公号也受到过不少诟病,但是微信订阅号的基本形态实际上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微信订阅号的确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头部号占据垄断霸权,内容僵化,小众号的优质内容难以得到呈现,以至于不少新进场优质内容创作者离开微信订阅号,用户面对庞大公号,难以判断优质内容,订阅号打开率走低。

 

    2017年,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对微信订阅号的类似问题提出批评,不过,批评是容易的,解决办法呢?很多提出来,比如是否增加算法推荐,是否给订阅号进行排名,是否专门设立一个界面进行内容分发。去年下半年,张小龙本人也在微信年度公开演讲中对订阅号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但是,回过头看,微信订阅号大幅改造的推进很少,进展也很慢。

 

    为什么?因为几乎所有的改造实际上都是“中心化”改造,要把“去中心化”的微信订阅号重新拉回到传统的产品端控制的“中心化”状态。有各种建议,说微信订阅号应该学习今日头条,应该学习知乎,或者应该学习微博。实际上,这三家虽然有去中心化的部分,但无论是用户导向的算法推荐,还是编辑主导的内容分发,其实质都是由作为控制主体的流量寡头掌控内容和流量,是“极权制度”,而不是小国寡民、去权力中心的“联邦制”。

 

    中国互联网发展至今,自门户时代以来,中心化仍然是绝对的主流,但几乎所有的创新迭代都是在不断加入去中心化的基因。博客相对门户和BBS更加去中心化,但博客还是有权力中心,它依赖门户网站的入口,有主页面的导读推荐,有编辑分发。有人说公众号不就是新形式的个人博客吗?内容生产者这边区别不是很大,关键在平台端,博客和公众号仍然有本质不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博、今日头条以及知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入去中心化的部分,但主体仍然是中心化的。

 

    在几乎所有互联网内容产品里,我以为真正做到去中心化的就只有两家,微信订阅号和豆瓣。我一直觉得豆瓣创始人阿北和张小龙如果认识,应当会引为知己。实际上,豆瓣是更早的先驱。不容易的是,豆瓣也坚持得更久,毕竟豆瓣背后没有企鹅帝国。在豆瓣上,几乎没有任何广告和内容推送,完全尊重每个用户的喜好、兴趣,喜欢的书、电影、碟,自己自行标记就好,有喜欢的友邻,自己勾搭就好,所谓豆瓣达人也几乎都是自发形成的,豆瓣在背后的推手作用不大。

 

    很多人都觉得,豆瓣是一个没有侵略性特别佛系的产品,就是因为它彻底贯彻了这种“去中心化”理念。豆瓣有着比较可怕的自律,几乎很少运用平台方看得见的手,它很少push用户、干涉用户,也很少使用眼花缭乱的做大流量收割流量的运营手段。

 

    说到佛系产品以及豆瓣式的自在、自由。微信公号和豆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那种强控制、中心化的产品形成根本的区别。如果往张小龙的政治哲学角度去靠,我认为,去中心化的产品本质上就是回归互联网的初心——互联网的IP协议就是希望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虚拟世界——实质上就是反抗那些安插在我们头上干涉自由、自发秩序的“权力”,在互联世界里,这种权柄的所有者就是平台方。

 

    如果以现实社会的政治理念对比,去中心化可以类比为自由市场、社会自发秩序以及被限制的政府(中心)权力,而中心化意味着强政府以及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社会秩序。

 

    从功利角度出发,“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哪一种更好,很难讲。今日头条是“中心化”的典型代表,通过算法推荐通过大V运作不断收割流量。今日头条的流量常常大到可怕,但这种流量是看得见的手推到前台造成的,跟订阅号和豆瓣这种用户自发去寻找形成的流量有本质差别。当然,投放广告和看重流量的商家也许不会考虑得那么多,在他们轻松尝到过今日头条动辄百万+、千万+的流量以后,微信公号的十万+简直不算什么。

 

    但从价值角度出发,我(也只能代表我)认为微信订阅号和豆瓣才是真正有互联网精神的产品,也是我个人很享受的地方。我只会闲来没事儿刷公号、泡豆瓣儿,很少没事儿去今日头条、微博。我以为,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平台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人类舆论、传播、政治的传统范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是中心化的,哪怕是一个大学的校园媒体,这种中心化背后都是一个个政治社会主体。在传统媒体时代,每个小中心都服从最高中心,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极权的中心化传播链条,这种传统模式实际上会导致舆论、传播和议题的高度中心化,往往这种中心化意味着两点,第一是中心议题的激进化,第二是其他议题的边缘化。虽然门户网站、博客到后面微博、客户端总体仍然是中心化的,但相比较传统媒体,仍然削弱了好几个Level。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真正去中心化的平台其实反倒是更有柔性,更容易生存下来。强中心化才意味着危险,比如今日头条的算法、推荐机制天然具有强中心化特征,加以平台的运作,这种方式必然带来流量的几何级的扩张传播,流量是有了,但流量承载的内容就会带有强侵略性,所以,今日头条这种方式一定会被遏制(已经吃过苦头了)。毕竟,我们当前只能有一个中心,某些话题上,或许可以让你这个平台成为中心,但有些话题,你站在中心其实就是站在火炉中心。

 

    张小龙的哲学就是,不做极权主义的流量寡头。微信订阅号的流量当然大,但是都是是自然秩序下自发形成的,它不引入第三方推荐,不进行强干预,不进行流量运作,这的确降低了微信订阅号的传播能力,压抑了微信的能量,但这恐怕正是微信平台乐见其成的——作为中国最大最优质的内容生产平台,微信订阅号上线五六年来很少触犯监管红线,很少出重大事故(豆瓣也是如此),跟张小龙的这种策略有莫大关系,这反倒呵护了微信订阅号作者的创作环境,起码仍然保存了一大块自由创作的自在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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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乐:从版权战争到赋能战争

 

    2016年,我和几个朋友做过一个关于流行音乐的新媒体产品。我做这个产品的初始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认为当时的中国流行音乐的内容质量可能处于最近三十年来的最低潮(当时满大街的《小苹果》、凤凰传奇系列听到抓狂)。无论是横向跟欧美流行音乐比,还是纵向跟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比,兼具传唱度和创作水准的流行歌曲新作屈指可数,我记得是宋柯高晓松等老炮儿都公开批评华语流行音乐的退步,连大张伟这种成功转型的综艺咖都在感慨流行乐坛今不如昔;

 

    第二,我认为,中国流行音乐产业总盘子是被低估的。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流行音乐产业总产值不过几百亿,跟电影市场远远不能相比。在任何产业,媒体的反应都是风向标。2015年到2016年是中国娱乐公众号创业的大年,影视类新媒体势头凶猛。我认为,流行音乐产业的未来空间很大,而音乐类新媒体也会有前途。

 

    两年后回看,这个判断基本没有错。虽然我的产品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做大,但最近两年,音乐类新媒体大量出现,无论是乐评类、人物类还是动态新闻、行业观察类,都有不少优质新媒体。这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沉寂许久的流行音乐产业有被重新点燃的趋势。果然,根据某咨询机构发布的《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市场报告》,2012年时,中国数字音乐产业规模仅有45亿,而到2017年,数字音乐产业规模已超500亿,2018年,这一数字或将超过600亿。

 

    近期,科技互联网媒体的流行音乐产业新闻报道再次集中。2月28日,全球最大的流媒体数字音乐平台Spotify发布即将上市消息,Spotify是数字音乐全球引领者,月活用户高达1.6亿,有7100万付费用户;3月1日,网易云音乐宣称和台湾唱片公司华研国际达成战略合作,获得后者旗下全量音乐曲库授权;3月6日,阿里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又共同宣布,双方达成音乐版权互相授权合作。业界认为,此举可能标志着最近几年流行音乐产业的版权争夺大战的终结。

 

 

    1、版权争夺转入暗流

 

    版权战争是过去几年中国流行音乐产业战争的主旋律。

 

    大家都要做音乐平台,而竞争的基础就是版权,平台间依靠版权的争夺来完成原始积累。像是在正版版权采买上最早起步的腾讯音乐,与华纳唱片达成了版权独家代理协议,那么未获得转授权许可的平台则必须将未经授权传播的作品下架。也正是因为这种独家代理模式享有的主动权优势,导致各平台也开始加入版权争夺、哄抬版权价格的行列。

  

    神仙打架,只能佛祖说和。2015年左右,国家版权局看不下去了,一方面出台文件号召各平台“避免购买独家版权”,同时明确要求互相授权的音乐作品要达到对方作品数量的99%以上;另一方面积极撮合巨头之间的授权合作。截至2018年三月,国内在线音乐三巨头在国家版权局倡导之下,已经实现了三方互通——2017年9月,腾讯音乐和阿里音乐完成版权互换,2018年2月11日,腾讯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完成版权互换,3月6日,网易阿里完成版权互换。

 

    虽然大局已定,但争夺版权的暗流仍在。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华研国际2月28日跟阿里音乐解除独家授权合约后即跟网易云音乐签订合约。根据知乎网友的爆料,网易是用八倍于阿里音乐的价格拿到了华研的独家授权。公开资料显示,阿里音乐三年前与华研国际第一次签约时即在2000万人民币的版权费用,而这一费用在之后几年一直疯涨,预估网易云音乐拿到华研的独家至少是数亿人民币。

 

    如果版权不那么重要,网易云音乐完全没必要花如此大价钱从阿里音乐手里啃下拥有林宥嘉、SHE等热门歌手的华研国际。要知道,网易云音乐目前仍然没有实现盈利。这么做表明,网易云音乐的发展策略中,版权仍然看得很重。

  

    网易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花大价钱也要坚定执行版权暗战,原因有两点:

 

    其一,尽管国家版权局不断呼吁各大平台不要执着于整天打版权战,把心思放到鼓励创作上,但仍然留下了1%的口子。这个1%在音乐行业是相当紧要的,即使99%的歌曲完成互通,但那个1%往往恰恰是比较关键的。音乐行业最近流行“长尾理论”,在数千万的歌曲库里,那些看上去冷门的98%的歌曲其实受众相当广泛,时间段拉长,被收听的频率并不低。但是,从平台打战的角度,热门流行歌曲或者所谓金曲仍然是大杀器,很多人都有播放器中某个热门歌曲突然无法收听,被逼去另一个播放器听歌的经验。可以说,这个1%决定版权战争仍然不会完全息火。

 

    其二,网易云音乐在版权储备上从一开始就是“晚起步”,它需要通过激进手段挽回跟腾讯的差距。在国内数字音乐市场上,媒体常将腾讯、阿里、网易三家音乐并列,但在实际市场版图中,三方不是一个量级。严格意义上讲,音乐平台市场上,实际是“一超两强”,腾讯的地位固然有腾讯资源的各种加持因素,但跟其早期在版权上的格局亦有一定关系。腾讯在中国最早认识到版权重要性并进行了最广最深的布局,当音乐在2015年后进入到重视版权的时代,腾讯音乐由此获益良多,而网易云音乐总体起步晚,在版权上储备甚至不如阿里音乐。

 

 

    二、从渠道到内容,流行音乐十年死水正在被搅活

 

    抛开版权之争的硝烟来看,中国数字音乐的发展过程看上去只是行业故事,但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故事,很多特点跟电商大战、百团大战、外卖大战、共享经济大战是同一个逻辑。

 

    它们都在消费端。无论是电商、O2O、移动支付还是共享经济或者大内容、大文娱,都是从消费端开始的革命。当互联网带来新的连接时,消费场景发生变化,供给主体发生变化,渠道发生变化,最后整个供应链发生变化,而场景、主体、渠道和供应链最终都几乎被互联网统一。现在,有些领域甚至发展到在往生产端、制造端进发,新零售领域就有这个苗头。

 

    数字音乐的发展也一样。一开始,人们消费音乐的场景是收音机、唱片机、随身听、CD机,而音乐播放器的出现首先改变了消费场景和硬件;当人们的消费场景迁移到线上,消费习惯改变时,供给主体不再只是唱片公司,虽然唱片公司仍然在发行唱片,但供给渠道越来越趋于互联网化。2017年格莱美“年度最佳说唱专辑奖”“年度最佳新人奖”获得者Chance the Rapper的获奖专辑《 Coloring Book》最早就是首发在Spotify上的,而不是通过唱片公司。最后,当渠道变化后,整个音乐内容生产的供应链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前,无论是制作人还是歌手、词曲作者都由唱片公司养着。而现在,走到前台的音乐平台甚至开始自己培养音乐人。腾讯、网易、阿里都分别各自花重金推出原创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培养计划。2018年1月31日,腾讯音乐和索尼音乐宣布联手国际电音厂牌Liquid State,标志着腾讯音乐从单纯的版权购买到培养原创内容到直接向上游内容制作进军。这意味着,互联网巨头们要整合音乐产业的供应链了。

  

    而在具体战争过程中,平台之间的打战跟其他行业的互联网巨头战也如出一辙。正因此,我对网易丁磊的言论是比较奇怪的。2017年4月,丁磊在网络版权保护大会上感慨,说中国数字音乐不良竞争,巨头们正在走入哄抬独家版权费、赔本赚吆喝的怪圈,版权过度竞争正在侵蚀数字音乐行业。

 

    要么负责网易云音乐的手下跟丁老板的汇报有偏差,要么丁老板参加的互联网大战太少了。在互联网视界下,争夺音乐版权跟阿里、京东争夺服装品牌店或者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争夺外卖店或者支付宝微信争夺商场支付通道有什么区别吗?如果真是赔本赚吆喝、完全没好处,网易云音乐为啥不立即停止呢?为啥最后争夺版权最劲的反而是网易?

 

    我跟丁老板的观点相左。我认为,中国流行音乐在2013年到2015年左右的娱乐至死、综艺至死以及整体的衰颓、原创的不振在这两年其实有所改观。至少我本人在几大数字音乐平台上发现了不少心仪的新人新歌。数据支撑了这一点,《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市场报告》显示中国网络音乐用户已经达到5.24亿,每年增加几千万,产业规模2018年达到600亿,而最近几年年均增速相当高。

 

    产业的繁荣才能带来创作的繁荣,反过来,创作繁荣、新人辈出又助推产业的更加繁荣。过去十来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失落反映了产业主导力量变迁的青黄不接。当互联网资本正式接管音乐产业权柄,从消费端改造整个音乐行业,整个行业会从源头被激活。

 

 

    三、腾讯阿里的赋能触角不会漏掉音乐,网易音乐劣势凸显

 

    2017年9月,腾讯音乐CEO彭迦信在一个论坛上说,未来十年,是中国音乐在全球音乐市场立足的十年。

 

    我把这句话翻译为,互联网巨头对音乐行业的改造已经趋于完善,而互联网行业与真正懂音乐的精英人才的结合,将是中国流行音乐在未来的机会所在。

 

    上面分析过,数字音乐的发展骨子里是一个互联网故事,但之所以能够讲好,是因为它符合了音乐产业发展的发展规律。我认为,互联网对音乐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可能刚刚开始。

 

    过去十年里,互联网对数字音乐的改造是从消费端开始,逐渐向上游进发,很多人认为,互联网的力量对音乐内容的影响主要在渠道和消费端,而在生产端,这种影响不会很大。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音乐和文学一样,都是很讲究灵感、才气以及专业主义的领域,互联网人才未必就懂音乐产业规律。

 

    但我认为这个观点在互联网时代未必完全准确。一方面,流行音乐虽然依靠个人才情,但在传统时代仍然是工业主义生产链条,从制作人、作曲、作词、歌手到导演、宣传、发行,都有严格流程。只要是有严格流程和某种衡量标准,互联网的改造就有空间;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互联网巨头的全方位赋能可能会对行业产生全新的改造。

  

    比如,随着大数据的进步,“音乐与人”、“音乐与商业行为”、“音乐与社交行为”的关系可能得到更精准的掌握。比如,随着AI推荐技术的成熟以及线下实体被互联网巨头赋能,用户的音乐消费场景边境可能远远超过今天的想象,音乐需求可能得到极大释放。比如,商业购物流量和社交媒体、内容流量跟音乐平台之间可能会产生更多化学反应,而不是简单关联。比如,随着区块链技术进入音乐产业,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音乐消费的“去中心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音乐的未来争夺核心,我认为是“赋能战争”。赋能战争是数字音乐行业根目录的竞争,是“道”的层面的竞争,而版权战争更像落后的冷兵器时代争夺,停留在“术”层面的狭小格局。

 

    所谓根目录竞争,“道”的竞争,关键在格局和布局。Spotify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音乐平台,但创立十年一直亏损,2017年虽然营收达到50亿美金,但亏损额达到14.6亿,但Spotify坚决维护“免费+会员”的商业模式,保证用户免费使用产品的权利。在中国,腾讯最早致力于正版化行动,而腾讯音乐通过“泛娱乐”布局,筑起的护城河以及未来的前途可能还要高于Spotify。这是因为,腾讯音乐有Spotify没有的优势,它生长于腾讯的整个“泛娱乐”布局之下,腾讯不仅拥有最多的播放器产品,更重要的是,它的音乐布局渗透进各种线上线下场景,除了数字音乐的上下游打通,周边还分布着音乐社区业务、演艺直播业务以及线下演唱会业务。

  

    在我看来,类似腾讯音乐的这种布局才是“赋能战争”的根目录。当然,也不得不说,腾讯音乐有魄力如此布局跟背后强大的企鹅文娱帝国有关系。因此,腾讯阿里等握有商业流量、支付流量和社交流量的巨头在数字音乐未来争夺战中可能占有更大优势。

 

    腾讯阿里现在都在讲赋能,千万不要觉得,赋能只是在传统零售行业发生,他们的赋能是全方位的,绝不会漏掉音乐这个重要领域。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大文娱持续亏损,阿里巴巴仍然将它放在阿里战略的重要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背靠网易——赋能能量相对弱于腾讯阿里一个身位——的网易云音乐未来可能会比较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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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将是下一条大鱼

 

    《冰川思享库》的编辑老师跟我约稿,我说想写一条关于乡村的,他说没问题,但顺口吐槽了一句,乡村话题在我们这的传播效果一直不是很好,点击率肯定不如房地产之类话题。

 

    中国新媒体的毛病是普遍更像微波炉——最爱干一点就热、一热就熟的事儿,所以多数喜欢追着热点(热钱)跑。

 

    问题是,稍稍追溯一下经济史上重大红利的源头,常会发现,大风多起于青萍末,追着风口或许可以跟着捡点漏,但也常常只会捡点屁。获得经济红利者,从来都是“风还没来,人早就在风口”。

 

    我认为,当下媒体对乡村即将发生的变革总体反应迟钝,论调仍然停留在重复了十几年的“农村衰败、农村经济没戏”论。

 

    实际上,一旦到春节等大规模归乡潮时,中国媒体在乡村题材处理上就呈现出集体性的局促和重复——跟单调衰颓的乡村一样毫无看头。

 

    但这种禁锢于焖炉一样的失语状态和同时普遍存在的对乡村现状不满的集体情绪恰恰是变革之前的征兆——中国式变革尤其如此。

 

    我认为,乡村累积的变革势能已经大到爆发前的高能状态,主力推动器中国政府已经箭在弦上——他们其实只需要政策点火,而大规模变革的主力军资本和企业似乎已经嗅到苗头(唯一懵B的可能就是中国农民,但不包括乡村能人),一句话,中国农村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条大鱼,下一个重量级经济红利,也是下一个中国改革的大池子。

 

 

    1、农村问题的根源

 

    前几天,一篇叫做《小县城的楼市狂欢,是对乡村中产的致命收割》文章流传甚广。

 

    这篇文章观察到一个现象,2017年下半年,中国一二线城市整体房价被控制的大局下,中国四五六线城市,甚至很多小县城,居然出现房价飙涨潮。苏北很多县城,房价直奔上万。作者认为,这波房价上涨的购买主力就是“乡村中产”——乡村种田大户、作坊或加工厂老板或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包工头之类。

  

    十八线小县城的房子飙升到近上万一平方米,谁都看得出这里有泡沫有水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买。作者写得很有意思:

 

    “你不买房,手头上这些钱,还能干啥。再说,乡村中小学都在合并,孩子以后肯定要往县城读书,不买房,就读不到好的学习。等到孩子再大一些,如果学习不咋地,你不买房,怎么谈婚论嫁——现在的农村,男方娶亲的标配已经变成县城有房+一辆车。”

 

    这段话把中国农村问题的底裤全部脱光光,农村问题在哪里,中国最顶级学者的观察其实全在这段非常实在的话里。

 

    “不买房,能干啥?”点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资本进不了农村”。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农村人的投资渠道有限这么简单,而是,中国农村对资本基本是隔绝的、排斥的,从来只有农村人的钱和资源往城里流的路径,反向路径基本被堵死。

 

    乡村也有能人,农村中产持有的几十万、上百万现金虽少也是资本,他们同样有投资的冲动,有产业升级的冲动,问题是,他们的资本在农村无法施展。

 

    的确,你让他们做什么?办工厂,首先就要涉及征地;搞旅游观光,没规划,没用地(搞民宿都没有产权保障,也就搞搞农家乐);搞乡村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设施,同样没规划、没用地。

 

    这里的关键是土地制度安排。乡村只能发展农业,要发展非农产业就要通过政府征地,而中国基层政府在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上的最下层级是县政府,权力根本不下乡镇,而在县级层面,产业用地指标、规划都只配置给城市,农村压根沾不到边。你让“乡村中产”、“乡村能人”们如何施展,那些钱在他们手中,除了房子,的确没有任何去处。

  

    其次,“乡村小学都在合并,以后教育只能去县城”,反映的是中国乡村的公共政策和基础社会保障缺位问题,其实何止是乡村教育不行,乡村医疗、乡村养老与城里同样相距甚远,即使只是县城。

 

    最后,“如果不买房,孩子怎么谈婚论嫁,房子已成农村婚娶标配”,反映的是农村粗陋习俗和社会风气问题。事实上,乡村的萧条凋敝和乡村的道德滑坡和整体的庸俗化、功利化是一体两面。

 

    这篇文章的作者痛心疾首乡村中产被房地产商“收割”,在我看来,对他们的警告毫无意义。中国农村百姓的经济决策从来就不是以经济考虑经济,而是收到“家庭政治——乡村政治”的约束。不要说写一篇文章,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给他们讲道理,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决策。

 

    中国农村问题有无数,但按图索骥,我认为核心问题和解开这堆乱麻绳的引子就是——“引入资本、解放土地,让乡村活起来”。这其中,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而资本是土地制度松绑之后激活乡村的主体力量。

 

 

    2、动真格的条件已具备

 

    四十年来,中国农村事实上实施的还是类农业社会的小农制度。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如果你想要挣脱也可以,只有一条路径,就是去城市,但是农村与现代商业文明和资本规则仍然是相对隔绝的。

 

    这里有复杂的政治成因,此处不展开。我想说的是,四十年坚冰,到当下这个节点,春雷惊蛰,变革的力量正在在破土前的骚动。

 

    四十年改革开放,无论你承不承认,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经济层面上,中国政府主导力推的重大变革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都说中国人有钱了,中国人积累的财富恐怕没有一个不属于以下红利范畴:

 

    家庭承包责任制红利、乡镇企业红利、房地产改革红利、加入世贸组织(WTO)红利、基建和城镇化红利、资本市场红利、互联网经济红利。

 

    以上红利,过去几十年里,只要你赶上几个,在中国就都还活得不错。的确,这些红利不是政府恩赐的,是中国人千辛万苦干出来的。但要承认的是,政府的政治保障和制度构建的确是基础,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

 

    当下,政治层面动真格的条件趋于成熟。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报告再到本次两会,战略层面的定位不用多讲了。

 

    更重要的是,关心经济的人应该去看看各大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微观政策。我注意到,几乎所有与乡村有关的条条和所有块块都把乡村振兴作为重中之重,都按照各自的功能权属对乡村政策进行了布置。以当下中国的中央权威度,点火器在今年开启已是事实。

 

    我从来不敢讲,跟着政府一定能吃肉,但是,我认为,此次乡村振兴绝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中央一厢情愿。相反,我认为,根本原因仍然是,中国农村到了不得不变革的时候,而变革力量也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

 

    第一,上面的例子已经相当能说明问题,乡村中产的财富没有途径发挥力量,只能进入毫无价值的县城地产,这是农村资本和农村能人的极大浪费;

 

    第二,乡村的凋敝并不是因为乡村没有市场空间,恰恰相反,乡村蕴涵了大量消费升级、社会改造和新经济、新产业的空间,只是受到现有制度的束缚;

 

    第三,中国经济需要点燃乡村的燃料包,事实上,如果乡村不被点燃,城市就要去反哺乡村,而如你所知,喂养从来不是激活的有效方式;

 

    第四,城市消费要升级,都市人越来越渴求现代化的田园牧歌,上三代都是农村出身的城市人更是有大量的乡村消费诉求,他们需要一个跟城市社会基本并轨的乡村文明。

 

  

    3、做好进军乡村的准备

 

    分析至此,答案呼之欲出。我认为,个人层面,野心家、能人以及熟悉乡村对乡村有各种情结的人才应当做好进军乡村的准备。而从企业、社会组织层面,咨询机构、媒体以及企业、资本、社会组织应当将眼光投向乡村。整个中国都应该做好进军乡村、参与乡村建设的准备。

 

    有人说,中国政界、学界在农村上的保守力量还很强大。我的观察是,保守派更新换代一批之后,整体也已经在向改革倾向在倾斜,更何况,本届中央政府权威度极高,保守力量并不能轻易阻挠。开工没有回头箭,一旦制度打开口子,如同洪水开闸,一发不可收。

 

    根据中国政治的特点和改革经验,中国的改革一旦启动,向来只有激进化倾向,而不会轻易开倒车。虽然开头总是雷声小,但是往往接下来雨点相当大。

 

    由于乡村的内涵过于丰富,而中国社会的乡村文明积淀又过于深厚,当乡村改革一旦开启,也不只是经济界的事情,虽然主流仍然是资本主导、企业主导的现代商业路径,但仍然需要各方面的力量。我认为,这是各种人才登台的好机会。比如,环保、教育、文化、学术方面的人才都可能到乡村大展手脚。

 

    顺便说一嘴,这对有志于政治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好机会。以前曾经有过村官下乡,但在乡村大局整体沉闷的局面下,年轻村官的能量未能真正发挥,而一旦改革开启,年轻人在乡村从政说不定大有可为。

 

    (3月11日首发于《冰川思享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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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房产税焦虑症将逐步消解

 

    今年全国两会,房地产税在三个重要场合被提及。

 

    3月4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发言人张业遂答记者问时表示:“目前正在加快进行起草完善法律草案、重要问题的论证、内部征求意见,争取早日完成提请常委会初次审议准备工作”;3月5日,LKQ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3月7日,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

 

    释放的信号很清楚,房地产税一定会落到实锤,没有要不要征的问题,只有什么时间征和怎么征的问题。

 

    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狭义房产税,虽然房地产税是更大的概念。本文要关心的也很明确,就是最热的狭义房产税——针对城镇存量住宅在保有环节的征税。

 

    中国历来是没有狭义房产税的。过去十年里,狭义房产税这种可能出现的新税种对习惯了没有房产税的民众产生很大心理冲击——坊间有着相当普遍的房产税焦虑症,而这种焦虑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来源和走向,一种是激烈抵制、极力反对,主力为城镇住宅既得人群,一种是欢欣鼓舞、极力怂恿,主力为无房或少房的高房价敏感群体。前者担心征收房产税会冲击家庭财富社会地位,后者担心不征房产税房价降不下来,自己更买不起房。不管怎样,力挺者和反对者都流于情绪化对立。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焦虑常常演化为大规模的争辩乃至相互敌视。

 

    房产税焦虑症,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层病灶之一。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启动至今凡二十年,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但由于发展速度过快,配套改革跟进速度相对较慢,它也派生出相当大的负面效应。尤其2007至2017这十年,房地产俨然成为中国社会财富和阶层划分的主要分化器——甚至是第一分化器。在居住功能之外,房子承担了阶层、身份、地位等如此多而重的溢出社会功能,历史罕见(有学者算过,房地产的分化力度远超“土地”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分化力度)。

 

    在某个时期,甚至“房子即是最大的政治”。正因此,与房子有关的法律、政策、制度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社会热议,更遑论如此敏感的房产税。

 

    在房产税政策的处理上,我认为,中国政府总体是谨慎的,对社会舆论有着的把握和判断也比较准确。

 

    远在2003年,中共中央即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条件成熟时对不动产统一征收物业税,距离房改启动不过五年时间。2011年起,上海、重庆就开始了房产税改革试点,至今已七年。这实际上符合中国政府在重大制度变革上的一贯做法,先在地方试点,看看效果如何,再考虑是否是否推及全国。这里面有个插曲,2013年8月,杭州、南京等城市曾经制定和上报房产税征收方案,但在实施之前被紧急叫停。查中国历年房价走势可知,2012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是中国房价的一个暴涨周期。在本次两会之前,房地产税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四年前。这一期间,也就是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房价暴涨周期。

 

    为什么在今年,房产税频率如此之高地进入官方话语?说明官方认为,新税种开征的准备条件正在趋近成熟,并且节奏上到了从民间争论期进入权威确定期的节点,此举同时表明,官方自认为有信心在即将进入的立法准备期或者第二个社会心理缓冲期有足够时间完成更细致的配套改革,因而敢于设立时间表。

 

    我认为,中国民间的房产税焦虑症在未来五年将会逐渐缓解、消融乃至最终获得普遍接受,在2015年至2017年左右达到顶峰的房地产在中国社会中近乎畸形的“不能承受之重”也会逐渐得到扭转。原因如下:

 

    第一,按照两会上主要相关官员的说法,房地产税立法工作尚在初审准备阶段。按照过去的立法经验,类似房地产税这么重要的税种的立法工作耗时时间往往超过预期。我认为,即使比较顺利,从一审、二审到三审,再加上期间的修改论证,可能需要四到五年才能最终立法。换句话说,大概在2023年以前,房产税还不会真正落地。这个时间段就是我所谓第二个缓冲期——一个不算短的民间心理缓冲窗口。

 

    第二,房产税的准备工作和配套改革还需要一段不短时间的攻坚。房地产税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的全国性税种,而中国国土之大、国情之复杂在房地产市场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很多配套工作还没有完成。比如,房屋性质的统一界定,中国城市的房子种类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普通城镇商品房外,还有房改房、福利房、央产房、军产房、小产权房、经济适用房、集资房、两限房等等。要统一征税,就要统一税基,就要统一界定房屋性质吧。这个工作还在推进中,并且阻力并不小。此外,要全国统一征税就要有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系统,有很准确的房屋登记和交易数据。目前来看,不动产登记工作也没有完全结束。总之,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推进,这也需要时间。

 

    第三,房产税根子上不只是税本身给民众带来的冲击,更在于房地产问题本身牵动社会。正如上文分析,房地产对中国社会影响太大,以至于关于它的细微政策变化都会牵动社会神经。反过来说,当中国社会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房产税焦虑症也就迎刃而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的观察是,中国社会的住房矛盾“物极必反”,最近几年正在取得实质性解决,而未来几年进度会更趋加快。一方面高层提出的“房住不炒”理念正在与房子有关的各级政府部门得到贯彻,无论是集体土地租赁市场的放开,还是城市保障房的大量建设以及即将逐步推进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总的来说,住房供给越来越充沛;另一方面,中国房价整体已经得到控制,尤其一线二线城市的房价趋于稳定,而三四五线城市总体房子供大于求,未来可能会进入回调周期。此外,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民众收入同步稳定增长,住房问题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解决,而房产税焦虑症也将自然随之消解。

 

    (注:本文首发于3月12日《经济观察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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