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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币市场化不要叶公好龙

 

    过去两周,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次罕见的短期波动。6月14日到6月29日,人民币连跌11个交易日,跌破6.65关口。从4月中到6月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贬值达5.1%。

 

    怎么看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大幅震荡?尤其是这段时期正逢中美贸易战关键时期。市场上有两种论调,一种是人民币看空论调,认为人民币即将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另一种论调即与贸易战相关,认为人民币贬值背后是央行为首的行政主导,目的就是将汇率作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方武器。

 

    人民币看空论调长期存在,且不值一驳。看空人民币与看空中国经济其实是同体婴儿,上半年中国投资和消费增长放缓让这种论调沉渣泛起,但中国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节点,况且又受到去年以来货币政策紧缩高强度去杠杆的影响,经济指标有所波动很正常。值得一说的是第二种论调。

 

    这种论调源头上来自曾经存在的针对中国的汇率操纵论,本质上还是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某些制度领域由政策代替市场起作用的成见。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必须承认,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乃至中期,由于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性,某些时候的确出现过“管理”成分大于市场“浮动”成分的情况,但这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变化。事实上,我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作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

 

    2015年的8.11汇改是人民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节点,我国将人民币汇率参考篮子货币调节,实行有管理浮动。虽然此后在2016年出现人民币大幅贬值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导致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稳住了人民币汇率,但2018年开始,汇率市场化政策继续坚定执行,“逆周期因子”暂停使用,回归汇率政策中性。这表明,中国政策制定者始终在有意识地避免用政策之手代替市场之手,所谓“有管理”也是指的是在极端异常波动的情况下。

 

    可以确定,2018年以来,不论是人民币汇率急涨还是急跌,央行基本已经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干预。事实上,这半年里,人民币汇率不仅在近期经历大幅贬值,在年初到4月份,人民币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显然,此次人民币汇率波动绝非政策之手背后发力而是市场的自发结果。

 

    如果你要问,市场是怎么导致这个结果发生的,那就是各路经济学家的事情了。但是,汇率波动的成因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谁也无法做到精确解释,否则怎么叫看不见的手。总体来说,如央行行长易纲所说,主要与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有着明显的顺周期行为迹象。

 

    对中国市场来说,不只是要搞清楚具体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克服汇率浮动恐惧症,要逐步适应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只有市场不恐慌,才不会形成舆论倒逼高层往行政干预的回头路上走。

 

    可以设想,未来,类似的波动还会经常出现。毕竟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正在大幅增加。但是,这种波动恰恰是人民币市场化进程的正常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每逢遇到一些经济失误时刻,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水平低都要出来背锅。最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如果一旦出现波动市场就出现恐慌,就试图让政府出手干预,那就是对改革的叶公好龙了。

 

    但中国政府绝不是叶公好龙,改革也不会走回头路。汇率市场化进程不会因为一点点波澜就停下。实际上,此次波动,市场给出的反应已经趋于理性,总体舆论并没有出现太大波动。在本文写作时,人民币汇率已经小幅回调。只要市场能够以平常心对待汇率波动,就有可能实现政策市场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人民币市场化的根本大计。(2018年7月10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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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我居然花了整整一周才看完西奥迪尼的这本《影响力》,一本看上去如此简单的书。这种感觉跟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类似。经济学原理如此浅白,就像影响力原理如此易懂,然而,等西奥迪尼就每一点展开细致论述之后,你就像被雷电击穿过一遍又一遍,而它带来的实际冲击力比经济学著作还要大,毕竟经济学研究的事情大部分是“关我屁事”,而社会心理学的每一个案例展示简直就是生命里无数惨痛记忆的VR重现。你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惨淡人生,并惊恐于这种惨淡很可能还将继续。

 

    严格意义上讲,双方都在研究同一个事情。社会科学嘛,研究社会的科学,我们读完,最好也变成“社会我××”。当然,“社会哥”不会因为你看懂了就自然加冕。就如西奥迪尼,这位社会心理学大师声称他是世界上最容易上当且受骗经历最多的人,书中几个案例显示,这老兄二傻子程度确实惊人。这就是书呆子气了,西奥迪尼因为自己总被骗去研究“骗术”的社会心理,就像莫言老师说因为他生活中太过软弱,就要在小说中实现强弱逆转。而实际如何呢?真正的操纵力高手,真正的弱肉强食者从不会写小说,也不看什么社会心理学。

 

    当不了社会人,好处还是有的,但好处也是消极好处。西奥迪尼在书中费尽心思告诉我们的无非是,来来来,我以我的研究告诉你们,怎么样不被套路。可是他的那些反套路手法无一不是防守法,无一不是消极应对。这种心态跟我看新闻相当类似。我跟我很多朋友说,做这么久媒体,兄弟我学到的唯一本事是不会被媒体骗。这跟西奥迪尼同志是同一种性质,费尽心思研究甚至写下一本书来只为了防御,为了不被伤害。

 

    总体上讲,《影响力》是一本从微观出发的基础理论,但是这种基础理论有其时空范畴。人性就摆在那里,但关于人性的学问有两种,一种是人性本身,一种是不同时空人性的演变。西奥迪尼展示的套路是基于美国消费社会前提之下,当然涉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媒体,但如果拿来对应其他时空,比如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某些极端时期,你会发现,基本对号入座。西奥迪尼是用商业社会的案例佐证它的基础理论,但如果我们用政治案例呢,特别是,如果用中国的案例呢?

 

    从操控术水平来看,无论是群体操控术(社会)还是小团体操控术(企业、组织)还是个人操控术(家庭、男女),中国人的普遍谙熟程度绝不输于任何国家,而具体实践会更加让人惊叹。实际上,本国恐怕是世界骗术、套路、心理术以及厚黑学的最大实践基地,而实际过程假以呈现,恐怕绝不是《影响力》中的案例给人的观感:骗术多数时候只是生活的一点漏洞,不至于伤筋痛骨。本国的心理操纵大师们是要给你“颜色”看的。

 

    本书理论的第二个可能的时空变量来自信息科技。西奥迪尼完成此书在1986年。他在书的结尾相当有预见性地表明了他的洞察。他引用了1972年《经济学人》的预测:最终,我们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任何人,只需坐在实验室、办公室、公共图书馆或自己家里的电脑终端前,就能接入大规模的数据库,在难以想象的信息海洋里穿梭。哪怕是爱因斯坦那样的脑袋,也不敌电脑终端计算能力的万分之一。

 

    在这段话后,西奥迪尼这么说:“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将越来越难以应对未来生活的变化,我们将越来越频繁发现自己陷入跟低等动物一样的处境之中。为了解决我们应对的‘分析瘫痪’,我们将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环境中的单一特点上,正由于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我们不假思索的机械反应来获利。”

 

    不幸的是,西奥迪尼说中了。三十多年前描述的场景难道不是已经到来了吗?社会操纵术喜好者拥有了更强大的武器,而我们的应对能力不进则退,更糟糕的是,“社会”离你更近了,我们所有人都进入了一个庞大社会中——互联网就是最大的社会,没有人能够逃脱。我们在互联网“社会”中同样进入了西奥迪尼痛心疾首的“一按键就播放”。想想,今天,你在网上有多少消费,多少阅读,多少情绪,多少表达是“别人希望你那样”而你不自觉就完成了的?

 

    大概两年前,今日头条老大张一鸣的某场演讲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有人问张一鸣,今日头条是个信息分发平台,为什么会起一个新闻客户端的名字,张说,他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差,但测试结果是这个名字的效果最好。我在想,这恐怕只是张一鸣工作中无数结论中的一个,他的产品、用户数量以及他的计算能力足以保证他站在一个更高等动物的视角看人。西奥迪尼花了一辈子研究人性的弱点,可是,张一鸣以及类似巨头只需要一点算法设计,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洞悉。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西奥迪尼时代,还有一本防套路指南,现在谁来拯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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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见闻短评录(三)

 

    1、江苏两会晒2017成绩单,啥数据都说了,偏偏不说GDP总量。昨天广东两会也公布成绩,啥数据都公布,偏偏不说GDP增速。地方政府竞争的道道好多。根据两省去年的数据,广东增速超过11%,总额8.99万亿,江苏增速7.2%,总额8.16万亿。2012年左右开始争论的粤苏争霸论宣告终结,广东把江苏全面甩到身后。在省内城市竞争上,相比广深双星,江苏更是黯然失色。无怪乎双方政府公布数据时都藏着心事。一个怕过分张扬,另一个更怕。(2018.1.26)

 

    2、权威数据,北京二手房价2017年同比下降1.2%。每平米降了800块,不过更重要的是,比2017年6月峰值下降了13%,等于每平米下降9000块。这意味着,北京有房阶层过去一年资产总值普遍下降。北京2017年平均工资约为10万每年。换句话说,北京一套100平米左右普通房子,过去半年价值下降90万,相当于北京普通市民9年的工资。北京人民都是见过世面的。(2018.1.28)

 

    3、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可能是新世纪以来15个主题为三农的一号文件中地位可比2006年的一号文件。那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很多新闻网站打标题都是突出“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所”这句,这不对,这个文件的关键句是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还有一句很重要,“使农民的闲置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养老、休闲等产业的载体”。如果用前面那个,会误认为这个文件主基调是消极的保守的,但实际上,这个文件意味着中国乡村振兴正是拉开序幕,主基调是积极的改革的。之所以强调严禁,恰恰是用来挡保守力量的口舌。(2018.2.05)

 

    4、全国人大代表、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会长马利民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第一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说:兰州拉面在国内网点发展到35000家(居然用的是网点)。我估算了以下,仅兰拉店面服务人员就解决甘肃人民40万以上就业,还不算上下游带动就业。而且,一家兰州拉面的普通店铺每年营业额居然高达200万——兰拉、沙县,大概相当于中华料理界的腾讯阿里?(2018.3.13)

 

    5、抖音替代微信公号?我的观点是:第一,抖音的替代性极高,而且它天然的娱乐基因和运营的不克制可能很快导致它的衰落(替代品出现);第二,微信公号的泡沫稀释反倒愈发体现公号的价值,也在回归公号初心,想必也是张小龙愿意看到的,公号在往豆瓣发展,我反倒乐观其成;第三,速朽与不朽,在内容领域是一个永恒矛盾,运营方想要什么,看客想要什么,据决定了哪一种不朽,哪一种速朽,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018.4.02)

 

    6、前几天得知,一做视频行业的朋友,拍摄短视频,主推内涵段子,期间点击率大概每期几万+,势头挺好,直到段子出事。朋友抑郁了一周,说,投入的资金也还好,不到小十万,主要心痛积累的品牌一夜没了,好不容易摸出的方向也一下子丢掉了。舆论更关心平台的损失,但平台上的内容生产者的损失虽微,但对依赖它生存的人来说,影响更剧烈。(2018.4.16)

 

    7、关于头腾之争,有三个不成熟观点。其一,头腾之争的起源不在外部,而在于企鹅内部的不可调和矛盾,主要表现为微信内在机理和腾讯其他BU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腾讯危机首先起源于内部,而内部不力在目前的约束条件下难以调和;其二,腾讯要防止大国陷阱,所谓大国陷阱是指大国处理内部危机不力时喜欢制造外部冲突转移国内注意力,腾讯制造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气氛对腾讯未来是否有利?还是反而让内部问题愈被掩盖?其三,腾讯多次声称要做互联网基础设施,又屡次标榜开放战略,此次举动给外界的观感是,日常披着开放平台的外衣,关键时刻还是帝国做派。这对腾讯的人设塑造相当不利。以后再讲基础设施,再讲开放、平台,对手的反击又会增加一例。(2018.6.04)

 

    8、共享单车到现在这个阶段,谁得宠谁被弃其实已经没啥看头。发展了三年,这个行业屡次证明它的价值仅限于资本的附庸,所谓绿色、环保、生活方式革命之类不过是资本的宣发话术。有趣的是,这个具有典型泡沫经济特点的行业,它的泡泡的戳破也不是市场给的,而是因为它在资本那里的利用价值所剩无几。给予它声明的和毁灭它的,是同一双手。现在的单车在回归它在市场中的本来位置,由于出生于资本之胎,它如何衰退也还有资本托盘,但在互联网巨头的盘子序列里,它已经沦为一个小口径流量入口和弃之可惜的线下场景之一,沦为主流的新零售战争或者人工智能争夺战中的一个配件角色。(2018.6.05)

 

    9、美国参议院85:10直接否决总统决定,说明啥?要知道,美国参议院现在可是共和党控制的。这表明两党意见高度一致,你也可以说美国国内上下意见一致。这只是一个普通授权法案吗?事到如今,特朗普跟谁谁谁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已经没有否决权。美国人给咱们生动上了一节民主政治课。问题不止于此,比特朗普的强硬更可怕的是美国上下一致的强硬。这说明已经不是一个中国公司的事,也不是一个合规问题,更不只是贸易问题,而是一致的意识形态。联想起昨日美国国务卿在非洲的表述,我们的形势可以想见。(2018.6.20)

 

    10、美团上市,小米上市,AB股限制一旦放开,内地互联网独角兽纷纷赶着去香港。王兴去年拿了40亿美金还说美团不急着上市,要继续做大价值之类,现在也把持不住了。原因是啥?我看两年前的对赌协议只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央政府去年开始的强硬去杠杆起作用了,信贷收紧,资金成本变高;第二,互联网流量股市的边际效用递减,尤其乐视之后,“生态”、“流量”之类故事没那么值钱了。两者交互作用,再有钱的独角兽也受不了,尤其以美团这种烧钱法,资金环境一变化,故事没人听,它也得站到二级市场的谈判桌上,该服软就得服软。(201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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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楼市收紧的宏观逻辑

 

    6月28日,一份新华社播发的重要红头文件引发中国房地产市场震动。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乱象,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2018年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这份文件有三点不寻常,其一,中央政府主导的治理乱象专项行动在中国并不鲜见,但主要见诸于打黑、治安、环保、扫黄等领域,专项针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少见;其二,出动的部委达到7家,而且囊括了宣传部门、司法部门、税务部门、监管机构;其三,专项行动时间长达半年,涉及到的城市达到30个,囊括了所有一线城市以及大部分重点二三线城市。

 

    这三点说明,专项行动是利剑在手,有备而来。再看专项内容,主要针对四点:第一,投机炒房;第二,房地产黑中介;第三,房地产商违法违规行为;第四,虚假房地产广告。坦白说,这四点所谓“乱象”自从中国有了房地产之后就从没有消失过,大众恐怕都不陌生。过去几年,相关针对性打击行动也并不少见。所以,重点不是打击什么,而是谁来打击、如何打击,以及打击的广度、力度。

 

    事情并不是孤立的。在我看来,专项行动只是本轮楼市宏观调控的组合拳之一,是在需求侧针对市场投机和违法行为的打击。在楼市供给侧,更大的政策调整正在发生。过去一周,国开行收紧棚改贷审批权限引发高度关注,它反映了某种风向的变化。这种变化随即在需求侧同步更新,表现出来的就是直接用上“专项行动”这种最严厉行政手段。通过需求侧打击乱象,通过供给侧釜底抽薪,内外断奶,目的就是加码房地产市场调控。

 

    从更大的时间空间角度,这一轮楼市调控是2017年以来整套楼市调控逻辑的延伸。2017年是中国楼市调控政策思路的大转折之年。这一年,两大标志性基础政策充分加持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重大论断。其一,是以“租”为核心的系列政策,包括“租售同权”、“租房即可落户”、“集体土地租赁房”。2018年全国主要城市的住房规划中,新增住房用地已经均以租赁住房用地为主,中国商品化住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转折点。

 

    其二,是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率先横空出世的“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的精髓,是这种房子比同等商品房价格低,而且可以低首付,但要与政府共享产权,并接受政府托管平台的审核和监督。

 

    假如说“租”系列政策针对的是城市底层,共有产权房政策则是针对城市夹心层,这两套组合拳都同时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指向房子的经济属性,目标是改变现有地产经济格局;一种则指向房子的社会属性,即公民的个人权利,目标是打破房地产作为杠杆撬动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揽子政策的逻辑。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不再只考虑房地产的纯商品属性,而是大幅增加社会属性、民生属性的考虑。因而,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打击高房价,尤其需求侧打击最为广泛充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中城市的普遍性限购、限贷。在供给侧,则是降低商品房土地供给比例,增加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土地供应比例。

 

    那么,棚改货币化政策是什么?在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整体收紧的大背景下,实行棚改货币化,目的是尽快完成去库存任务,同时对冲调控可能带来的楼市震荡。

 

    然而,中国楼市对中国经济仍旧影响很深,经济结构固有模式惯性仍然不弱。在过去三年里,仅仅一个棚改口子,居然让中国大量二三四线城市保持着令人瞠目的增长速度。在很多地方,各种城市拆迁统统打包到棚改项目中去,变相突破了房地产政策。而在这些城市,闻风而动的炒房团和各种违规违法乱象加剧了二三线的失控。

 

    中国经济转型之难,在我们跟房地产这头巨怪的战争中,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2017年开始至今的房地产调控是在去杠杆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发生的。一边房地产本身就是金融去杠杆的一部分,一边又要去库存稳经济,一边更要压制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反扑,这种高难度的政策博弈和出牌顺序也真是不容易。

 

    2018年行至年中,中国经济基本局面的复杂性有增无减,尤其是增加了贸易战这一外部变量。在内外压力之中,对房地产的基本要求其实就只有一个,不添乱,不增加金融风险,不从实体经济抽水,不扰乱社会秩序。过去五年中,中国经济转型的主流之一就是从房地产主导的传统经济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的新实体经济。

 

    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情况再复杂,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就是打开新经济的阀门,找到新经济的通道。无论是艰难的金融改革,还是贸易战谈判,还是内外加码的房地产调控,其核心目的均在此。只有源头解开,中国经济这团麻绳才能依次解开。由此来看,房地产调控加码将会是持久动作、常规动作,除非它不添乱、不作乱。(7月3日《北京青年报·团结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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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避免被机器人取代?


    一
 
    最近几年,很多人在讨论,当互联网新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很多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了,人还能做啥?
 
    这事儿已经在发生了。过去三年,东莞的无人工厂已经用机器人替代了近20万工人。今后,只要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的操作人员都很有可能被机器人代替。这种恐慌同样蔓延到本人所在的码字圈。去年十一月的一次大型论坛上,一种新闻写作机器人用7秒钟时间写出了十四篇会议新闻稿——语法规范,行文流畅,没有一个错别字。
 
    这条新闻出来,很多码字为生的职业,包括记者、公关,心里恐怕都会瓦凉瓦凉的。我也在想,如果真的失业,我以后得干点什么才能不被机器人替代?
 
    二
 
    答案听上去也容易,就是干机器人干不了但又有价值的事情,反过来说,其实就是干有人味儿、通人性、只有人才能干好的事情。
 
    人与机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应当是自我意识。机器当然也可以帮人做很多事情,甚至很多事比人做得还好,但是机器没有自我意识,机器并不是被它自有的意识驱动去做事,仍然是听命于人的指令。
 
    一种工作,只要它可以被标准化、程式化、结构化,它就有被机器人替代的危险。但是有一种工作永远不会被代替,只要它以人的能动性、人的自我意识作为工作的全部或者部分,抽离人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这个工作就失去意义。
 
    这种工作恐怕才是未来世界的铁饭碗。
 
    三
 
    很多社会现象,一旦从就业的角度去观察,得到的发现就跟日常的观感不同,比如主播。
 
    根据《2018中国直播行业研究报告》统计,2017年,中国各视频直播平台活跃主播达到1022万,其中以主播为主要收入的占比超过20%,超过200万人。光北京地区,活跃主播就有55万人(相当于每一百个北京人中就有两三个是主播)。
 
    五六年前,刚刚兴起的直播网站和短视频网站喊出“人人都是主播”的时候,中国人对主播的认知还停留在传统电视台的高大上美女主持人,那时候全中国冠以主播为名的从业人员不超过几千人。现在,从事网络主播的人数超过1000万,这是颠覆很多人的认知的。
 
    更颠覆的是,这个就业群体比大家想象的有钱、体面且正规。数据显示,三成以上的主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个数据的前提是,很多主播的收入并非是全职所得。
 
    四
 
    “东北振兴,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直播”。这句话有看轻东北的嫌疑,但至少后半句并非玩笑之语。坊间普遍认为东北人总体更有艺术、语言的天赋,这点或许很难证明,但来自直播平台的数据显示,东北籍从业者的确比例最高。花椒直播平台的数据显示,该平台上三成的主播来自东北。
 
    有一条著名新闻成为所谓东北衰落的重要脚注。几年前,哈尔滨招聘清洁工,引来3000名大学生报考,其中还有硕士研究生25名。东北人认为,虽然工资不高,但清洁工属于“事业编制”。
 
    对于东北人来说,是选择有编制的清洁工,还是选择在市场中打拼的喊麦、主播?如果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有所感觉,这应该不再是一个需要纠结的问题。如果工作本身很容易就被替代,那么,工作的所谓“编制”还有什么意义?清洁工作被机器人逐步替代是大趋势,它是简单劳力型工种,或许需要一定的技巧,但这种技巧没有太大门槛。
 
    但是,主播和喊麦可不一样。它提供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产品。一个再差的MC,它起码都要由人去完成内容输出,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内容再差,只要有自己的粉丝,有人捧场,它就不会轻易被替代。
 
    五
 
    理论上,当人工被机器人代替时,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提高。一个工人在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值一年假定是5万元,机器人代替后,这个流水线的岗位照样输出5万的产值。
 
    生产力是提高了,可是被替代的工人怎么办?从动态均衡的角度看,不必太担心。假如有十分之一的工作被机器人替代,则社会总生产率提高十分之一,由于总人口不变,则社会平均工资也会提高十分之一。社会总收入和人均工资提高,则意味着人们将产生更多新需求,从而创造出新的工作。这些工人可以去补缺。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如何应对失业,而是新的产业将会出现,社会就业会实现再平衡,问题的关键是,新增的就业会是什么?
 
    六
 
    中国有太多新增职业了,而且是以前从来没有或者从来没这种规模的新兴职业。
 
    比如,大规模的内容创业者,大规模的外卖快递队伍,大规模的职业网红,大规模的主播,大规模的网约车司机。
 
    新增职业有什么特点?表面上,他们好像都跟互联网的发展有关。深层的特点是,都是从小众专业化职业转向大众服务业。以内容创业为例,从前对应的职业是凤毛麟角的专业作家、摄影师、影视工作者,如今,大街上随便扔个砖头,可以砸到一片内容创业者,公号作者、快手红人、抖音大V、虎牙主播。
 
    这几种新兴职业容纳了中国多少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的数据显示,物流快递从业人员超过了5000万,滴滴数据显示,超过2000万人通过网约车平台获取收入,1000万将网约车司机作为固定职业。再加上内容创业者、网红、主播。新兴职业已经成了中国主要的就业蓄水池之一。
 
    从服务小众到服务大众,这就是生产力提高后的结果,人们有了更多的内容消费需求,更多的打车需求,更多的外卖快递需求,更多的剁手需求。这些新增需求创造出了新增的职业和就业,而且对人的要求并不是那么挑剔,比如快递外卖小哥的职业门槛就并不那么高。
 
    东莞的工人离开工厂就会无立锥之地了吗?不是,他们有了更好的去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9%,为近十五年最低。
 
    七

 

    就业的趋势,将会直接传导影响到的是,教育行业。
 
    十年前,中国大众就业最火的是什么?“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这句著名广告词以及广告中的挖掘机和蓝翔技校一度火遍全国。
 
    蓝翔技校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产物,铁工基、出口外贸制造以及大规模城镇化和房地产行业的疯狂发展是蓝翔技校吃香的背景。
 
    如今中国,铁工基建设规模逐步回落,外贸制造、城镇化和房地产建设均放缓,疾风骤雨式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以互联网革命和国民人均GDP接近1万美金为标志,中国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接近1万美金意味着国民消费整体升级,而互联网革命和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从供给侧重新革命了服务业。在中国一二线城市,服务业基本都已经占到城市总产值的七成八成以上。
 
    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的中国,需要蓝翔技校,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教育可能是大规模艺术人文教育,而且不是小众规模的,应当面向大众。
 
    八
 
    艺术特长生、艺术培训,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一度位置比较尴尬。
 
    “读书读不好,才去读艺术特长生”、“学艺术不好找工作”、“学艺术就是不务正业”、“学习的专业和就业不对口”、“如果不从事艺术,学了有啥用”,这是最常见的偏见,更不用说坊间更不友好的一些看法。
 
    对照上面的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不难理解。工业化狂飙突进时期的中国,主流工作与艺术的直接交集比较少。大众就业以工业化流水线为主,精英就业以金融、信息技术、公务员为主,总之,中国就业整体的工具化、实用主义和功利性倾向比较明显。
 
    然而,进入后工业时代、消费时代、互联网智能时代、服务业时代的中国,局面可能完全不一样。
 
    一方面,艺术作为一种专业本身的就业面更广,消费行业对艺术的需求大大增加。在内容行业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领域,无论是公号写手,还是主播、喊麦,艺术专业培训过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抖音、快手上,艺术功底通常是一个主播吸粉、吸流量、吸人气的重要加持。
 
    另一方面,艺术作为一种通用智能在更广泛的就业层面越来越拥有“难以预估的影响”。事实上,学习艺术跟通识教育并不冲突,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计算机大牛高纳德的钢琴水平可以排进全球前十,爱因斯坦是小提琴高手。数据证明,很多其他领域包括政界、科学界商界的牛人,都有艺术功底。很多人甚至认为,艺术对他们在专业领域的成就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九
 
    以上两点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于,如上文所说,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全面覆盖的时代,标准化、程式化、结构化的工作将被智能替代,但是人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尤其是精神消费、生活质量消费等领域的需求大幅增长。这些新需求的本质都是以人为中心,从人(服务者)到人(被服务者),人是服务的起点,人又是服务的终点。
 
    艺术人文,就是让人成为更好的人,让人更懂人,让人有更好的审美、品味、修养,这种能力将会成为就业的重要能力,它能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通识教育值得被重视,而艺术专业教育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显学。
 
    十
 
    某种程度上,人类正在朝着梦想靠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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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凭什么这么高估值?

 

    6月8日,根据蚂蚁金服官方消息披露,蚂蚁金服完成了第三轮融资,此轮融资总金额超过了140亿美金,高于此前传言的120亿美金,创下迄今为止全球最大单笔私募融资金额。此轮融资之后,蚂蚁金服估值达到1500亿美金,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

 

    这条新闻一出,很多人惊呼,中国互联网巨头格局被改写了,BAT三巨头应当更名为ATM。目前百度市值徘徊在900亿美金左右,即使加上旗下刚上市的爱奇艺的两三百亿市值,百度与蚂蚁之间仍然出现了明显差距。

 

    事实上,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市场对蚂蚁金服的评估可谓“扶摇直上”。今年3月23日,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长城战略咨询、中关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蚂蚁金服以750亿美元估值排名第一。而到4月份,英国巴克莱银行报告显示,该银行经实地考察并重新进行业务分析和估值计算后,决定对蚂蚁金服的估值由1060亿美元上调至1550亿美元。根据相关报道,在本轮实际融资过程中,蚂蚁金服备受追捧,定向邀请制下,只有十几家机构挤入最终名单,且竞争非常激烈。融资完成,蚂蚁的真实估值与巴克莱预测相差无几。

 

    蚂蚁金服为什么能够不断拉升资本市场对它的预估,而且拉升的幅度如此之大?而市场最终给出的回应事实上又完全印证了这种预估?

 

    我们当然可以列举一系列数字来证明这种预估的科学性,比如蚂蚁金服的移动市场份额比例及渗透率、支付宝的用户数、年度交易额总量及增速、资产管理规模、消费贷规模、不断扩大的消费场景。的确,以上任何一个数据,蚂蚁在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都是第一,“第一”对估值的加持作用当然会远远高于第二、第三,然而,所谓“行业领头”的拉动力顶多是乘数效应,而实际上,这家2014年10月才正式成立的独角兽的成长却接近于几何效应。这种效应,我们在传统金融公司身上看不到,但这种效应我们也并不陌生,这是成长迅速的高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的典型特征。

 

    梅特卡夫在1973年提出了一个定律,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由于在线、连网、实时交互等特性,互联网公司的用户价值是以平方形式释放的,也就是几何级增长。比如一家互联网公司的MAU为1亿,另一家同类公司为1000万,用户数只差10倍,但两者之间的价值差距可能是100倍。而传统行业的用户价值多数是线性的,这就是互联网的价值。

 

    这就回答了一个始终围绕着蚂蚁金服的最重要问题,蚂蚁金服到底是一家金融公司,还是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逻辑上很容易推论,如果只是一家金融公司,蚂蚁不可能获得如此之高的估值,推高估值的主要动力是互联网科技的能量,是互联网科技的加持才让蚂蚁受到如此追捧。

 

    坦白讲,即使给蚂蚁金服一个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定义我也觉得未能完全解释。给蚂蚁金服下定义是件蛮艰难的事情,不只是中国,放到全世界,似乎也找不到第二个跟蚂蚁金服很像的公司,它的业务边沿太大,涵盖了网络支付、保险、贷款、信用评分、资产管理,但是这些也仅仅是浮在冰山表面的一小部分。蚂蚁金服自己认为自己是Techfin(即科技金融),然而它的很多业务场景既溢出了金融又溢出了科技,比如,它提供的公共服务,它建立的信用评分制度,它的蚂蚁森林公益平台,很难讲它是纯粹的金融业务,但是又与金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这些方面,体现了它的互联网属性,无边界、平台化、生态化。

 

    另一方面,支撑生态平台的基础技术让蚂蚁金服的科技能力同样不容小觑,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输出金融科技的技术能力,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AI、IoT。比如,很多银行自己搭建IT系统需要较高成本,蚂蚁金服帮助他们搭建了线上业务端的核心系统、网贷系统、理财系统、聚合支付系统、产品系统以及大数据平台。如果说互联网是蚂蚁金服估值加持的第一因素,那么,金融技术能力的输出是第二加持因素。实际上,蚂蚁金服在2015年提出互联网推进器计划,声称要在5年内通过技术帮助1000家金融机构,“未来蚂蚁金服只做Tech(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去做好Fin(金融)”。

 

    简单说,从入口(支付)到产品(理财、信贷)到支持系统(风控、信用)再到底层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蚂蚁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对外扩展并对外开放,它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C端也包括B端,也包括业内同行,形成了一个生态体系,这里包含了巨大想象空间,也是蚂蚁得到如此高估值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蚂蚁的不利因素,即所谓ABS收缩和国内金融监管收缩的影响其实不值一提,因为它们涉及的面太狭窄。蚂蚁声称,这一轮融资的140亿美金将用于两大战略,一是全球化拓展,一是科技投入,这两大策略其实正是上述逻辑的自然延续。(6月12日发表于《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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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上海小镇青年的奋斗样本

   

    注:今年春天,我做了一项调查,对象是我家乡的小镇青年。这份调查昨天发表于虎嗅网的“市井中国”专栏,这个栏目的主旨是这么写的:广袤国土上的时代变迁川流不息,唯有捕捉这些鲜活脉络,方得以勾勒出更翔实的世间百态。记录生动、探求更迭、市井中国。

 

    我在本文中确有勾勒或者记录的冲动,但我写得一点儿都不生动,甚至有点枯燥。从一开始,我就抗拒把它写成一个特稿,也不想写成一个观察,得出什么牛逼观点。所以,本文顶多是一份调查报告的价值。我之所以不想让它呈现戏剧化倾向,或者克制抒情和议论冲动,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认为我对他们的认知尚未深刻到足以让我敢这么做,即使我对他们其实已经相当熟悉了。至于作出所谓群体面貌的勾勒,我更不敢从一个二十人的样本中轻率作出。再次感谢虎嗅网和我的编辑伯通兄,他们对我写作的任性给予了足够的包容。

 

    正文:

 

    每天早上,小镇青年蔡辉都要开着自己的商务车在县城和几个乡镇之间来回。他是一个有着健硕身材、满脸红光的年轻商人。他开着车打着电话行驶在乡镇公路上的样子让人想到主打乡镇市场的汽车广告中上进阳光带着全家奔向小康的男主角。

 

    蔡辉符合这样的人设。就在四五年前,他还开着5万块的五菱宏光穿梭在乡村公路上。如今,他的坐骑升级为近30万的本田奥德赛。32岁的他结婚已经十年,家庭幸福,有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女儿是第一胎,双胞胎儿子是2016年初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的产物。

 

    在家乡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角斜镇,蔡辉已经是有点口碑的乡村能人(在同学圈里,他被称为“海安刘强东”)。他2012年在角斜镇上开办的“婴唯爱”婴幼儿用品零售公司和早教中心在当地颇有名气。目前,他公司旗下拥有六家婴幼儿用品连锁店,一家早教中心,分别位于角斜镇及周边五个乡镇。2017年,他公司的总营业额突破了1000万。这一年,他在县城海安购买了一套130方的学区房。他的大女儿已经进入县城的小学读书。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蔡辉都是小镇青年奋斗的典范。他的学历只是一所职业高中,父母均是农民,白手起家。

 

    在家乡的同龄人中,蔡辉的经历比较特殊。从角斜镇走出的小镇青年们,走出蔡辉这条路径的比较罕见。今年春天,笔者调查走访了籍贯在江苏南通海安市角斜镇包括蔡辉在内的二十名青年,试图提供一个环上海县城的小镇青年们的发展样本(注:本文调查的二十户青年年龄平均为30岁左右,即出生在1985年到1990年)。

 

    一、环上海鄙视链与环上海就业链

 

    蔡辉的特殊在于,他是调查的二十名青年中唯一真正在家乡发展的人。真正在家乡的意思是,他跟哺育他的这片土地上的人直接产生连接,跟他们做生意或做他们的生意,并生活在家乡的世俗人情中。

 

    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得不如此,他学历太低。在调查中,他是学历倒数第二个等级的。

 

    调查的二十户青年,按照学历划分,一共分为四个档次,第一档是初中毕业,第二档是职业高中毕业,第三档是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第四档是名牌大学或研究生。其中初中有2人,职业高中有4人,大学专科或本科有11人,名牌大学或研究生3人。

 

    总体来说,这二十人的教育水平相对内地一些地方偏高,但跟当地教育水平正相关。这是因为,南通市的教育水平在江苏省甚至全国都比较有名。海安市的教育水平在南通更是拔萃。

 

    当地政府官网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省高考,文理科前100名,该县多达20人,前1000名该县达到102人,本科达线率高达96.7%。

 

    蔡辉职业高中毕业后迅速结婚并开始在小镇上摸索创业。蔡辉回忆说,在当时,他这么做在朋友圈里是被鄙视的,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没有人留在家里,混得最不济的也在县城(海安)或者市里(南通)打工。

 

    的确,调查的二十人中,只有蔡辉一个人在角斜镇工作,其余的全部在外。即使学历比蔡辉还低的只有初中毕业的两位,也全部常年在外务工,一个在南通的建筑公司当工人,跟着建筑工程队全国跑,一个在南通的船厂做水手,跟着船队全球跑。

 

    南通,一座在中国区域经济竞争场中比较低调的城市。但它的实际发展程度可能超过外界想象。2017年,南通GDP达到7750亿元,排在中国所有城市第十八位,超过第十九位的东莞(7580亿),第二十一位的泉州(7533亿)。在江苏,南通也早就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苏南三城“苏锡常”中的常州(6620亿)。

 

    在外界对江苏省内城市的认知中,苏南、苏中、苏北的鄙视链次序难以打破。但南通并不甘于它在省内第二阶梯的地位,即使它在苏中三市(扬州、泰州、南通)中排名领先。南通向来把自己的目光定位在跟自己一江之隔的上海。在官方文件上,它把自己定位为“上海北大门”、“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城市”。

 

    在华东,江苏省内鄙视链要让位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华东鄙视链。这个鄙视链的地位排序大致上与以上海为中心画圆圈形成的地理距离正相关,而南通市区距离上海市中心的直线距离仅100公里。在大上海中心视角下,南通认为自己的地位仅次于上海的西大门苏州。

 

    环上海鄙视链形成了环上海就业链。事实上,角斜镇的青年们正是围绕着上海形成了正态分布。20人中,在上海工作的有7人,在苏南(苏锡常)工作的有6人,在南通市里及附近县市工作的有5人,在南京工作的有1人,而在家乡角斜镇工作的只有蔡辉一人。

 

    学历跟工作地点分布总体正相关,大致来说,上海及苏南工作的人学历多数在大学以上,职业高中以下的普遍在南通市里及附近工作。

 

    学历与工作性质同样正相关。大学以上的14人全部从事非体力工作,而初中毕业的2人均从事体力工作(水手与建筑工人),职业高中毕业的4人中有3人是体力工作,唯一从体力劳动中杀出来的就是蔡辉。

 

    二、新乡镇能人

 

    在家乡同龄人圈里,学生时代毫不起眼的蔡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根据笔者对二十人职业领域及其个人状态的调查,以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而论,蔡辉也许不如上海或苏南工作的小镇青年,但在收入上,他可能超过了大部分人。

 

    在小镇青年圈里,蔡辉被公认为精明能干。2012年,他还在角斜镇上一家电器零售店做销售工作,这一年,他发现婴幼儿用品在农村的消费需求井喷,当即自立门户,在镇上开了第一家婴幼儿用品零售店,主打奶粉、尿不湿。2016年,他发现农村托儿需求增多,于是在零售之外同时开办镇上第一家早教中心。2012年至今,他赚来的钱基本上都在继续投入扩大连锁,目前他的公司有近四十个雇员,年营收超过1000万。

 

    蔡辉认为,乡镇虽然在萎缩,但是县城乡镇的市场仍然足够大,太多优秀的年轻人离开乡镇,反而给他提供了机会。

 

    机会首先来自城乡变迁,最主要是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2017年末,海安市户籍总人口93.25万人,而当年全市常住人口仅为86.55万人,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差不多7万人,说明海安大量人口在外务工,主要分布在上海、苏南。

 

    本文的调查已经可见一斑,20个小镇出生的青年,在南通及附近县市工作的只有5人,在镇上工作的仅1人。然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他们的孩子却有相当部分留在乡镇。在调查的二十人中,虽然19人均在小镇之外的地方工作,但孩子放在小镇上交由父母托管的达到了7人。

 

    在角斜镇,2017年全镇共出生新孩200人左右,而镇上已经开有四家早教中心,容纳有170个2-5岁小孩。换句话说,角斜镇人大量把小孩送进镇上的早教中心进行托管,传统农村“放养”的方式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蔡辉正是在做留守儿童的托管生意。

 

    其次,乡村教育资源呈现从乡镇往县城集中的趋势。蔡辉认为,乡镇跟孩子有关的产业有两个趋势,第一是,小学之前,农村乡镇的孩子普遍有进托管中心的趋势;第二,小学之后,乡镇农村孩子普遍有进县城读书的趋势。乡镇小学、中学入学率大大下降。

 

    蔡辉通过在县城买房的方法将大女儿送入县城小学读书。理论上,蔡辉女儿应该入读角斜镇中心小学。五六年前,角斜镇中心小学一年级要招收4个班级,每个班级大约50人,而去年,该校一年级只招收2个班,缩水一半。除了新生小孩总量不多的原因之外,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送孩子去了县城。

 

    在蔡辉大女儿就读的县城某小学,2016年原本计划一年级只招收10个班,但2017年入学时,实际扩招到13个班。蔡辉说,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县城的公立小学都在发生。在海安市城区,学区房基本上一房难求。目前,海安市的新房均价已经接近1万每平米。大量乡镇孩童进入县城导致县城教育培训机构异常火爆,蔡辉目前正在考察海安市城的早教中心市场和教育培训市场。

 

    最后是正在发生的乡村消费升级。

 

    “二十年前,乡镇是麻雀虽小,五脏具全,什么种类的商业都有,但现在,很多乡镇商业种类在消失,但另一方面,存留的商业种类档次越来越高,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在我们这里,乡镇和县城之间的消费水平几乎没有差距”。

 

    蔡辉认为,乡镇商业的趋势一是消费升级,一是大公司下沉,大资本直接绕过省城、地市、县城的经销商,直插到乡镇。零售行业尤其如此,垄断越来越明显,缺少资本的个体户越来越抵挡不了。乡镇已经没有小超市,全部是大品牌连锁超市。不少国内一线服装、鞋帽品牌也已经开到乡镇,甚至一些知名蛋糕房、网红奶茶店,在海安乡镇也已很常见。

 

    婴幼儿行业同样有这个趋势。最近两年,蔡辉明显感觉到大公司下沉乡镇带来的压力,但他认为,虽有压力,却不悲观,原因是,第一,大公司即使下沉,也要依赖本地能人和专业人士,即使被收购,也可以继续做职业经理人,第二,托管这一块偏于本地化和服务性,所以,本地人有一定优势,并不是大公司能轻易代替。他今年打算再开两家早教中心。

 

    三、上海是一切的尺度

 

    蔡辉创造的营收应该归入海安的GDP,他的税收也贡献给角斜。此外,他一共雇佣了近40名雇员,也算是替乡镇就业作了一定贡献。然而,调查中的20位小镇青年大部分都将他们的产值贡献给了他们所在苏南、上海,他们的一切劳动创造都不属于自己的家乡。

 

    尽管如此,江海平原仍然产出了令人赞叹的生产力。2017年,南通市的人均GDP达到10.6万,1.7万美元。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2017年全国人均GDP为5.9万元,差不多只有南通的一半。

 

    有段子说,唯一能让河北人团结起来的就是对北京共同的恨。相比较北京与周边的普遍紧张关系,上海与周边的关系形成另一种格局。角斜镇青年几乎没有恨上海的,不仅不恨,相反,大上海是他们终生的奋斗梦想。

 

    上海比北京更加懂得怀柔。起码在上海周边方圆200公里以内,形成了稳固的支持方阵。北京就像得罪了整个后宫的暴君,而上海,则形成了后宫争斗愈烈而皇权愈加巩固的局势。角斜镇青年是上海的坚定拥护者和捍卫者。远在300公里之外的“南京”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眼帘。调查的20个人中,只有1个在南京工作,充分说明江苏省会南京在跟上海的PK战中完全落入下风。在华东鄙视链体系里,他们处于仅次于苏南的有利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省内兄弟苏北远远比下去,这让他们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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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都是性感的,包括技术革命

 

    我一个文科生越来越爱看理工科的书,大概因为年纪越大,越追求精确和“真实”。

 

    最近几年,我把大学教科书中最难的“计量经济学”重新捡回来看,大为懊恼,心想,如果时光倒流,我才不能荒废了这门功课。因为对中医怀疑,我开始看医学基础教程,发现分子化学式如此富有美感,对高中没学生物化学深感后悔。

 

    不过,从人文出发,向科学靠近,或者从科学出发,向人文靠近。如果有足够的自觉,倒也殊途同归。乔布斯说:“技术与自由主义及人文学科结合,才能缔造出让人惊艳的产品”。这句话够有趣:乔布斯不仅用了技术+人文,还再加了一个自由主义。假如把“惊艳的产品”认为是生产力,那么乔布斯显然认为,自由主义和人文精神均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

 

    最近读王坚博士的《在线》,让我想到乔布斯这句话。

 

    《在线》这本书就讲了一个元理论,即王坚博士创立的“在线理论”。在线理论,作者没有用一句话总结,但我看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句,“原子比特化,比特在线化”。该理论具体则为在线三定律,第一,每个比特都在互联网上(前提是“原子比特化”),第二,每个比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流动,第三,比特所代表的每个对象都是在互联网上可计算的。

 

    OK,这个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如果用比较严谨的语言来讲,用一万字也就讲完了,作者为何非得要扩展为一本长达20万字的书?注意作者身份是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应该不是缺钱的人,没必要给书注水卖价钱。

 

    哥德尔定律是说,我们要对一件事情要比较深刻的认识势必经过“对象-对象理论-元理论”的三重过程。

 

    首要的是精确确定对象。不要觉得确定研究对象或者认知对象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这一步可能就阻挡了无数人的认知之门。在精确确定对象方面,本身就有专门的学问,如历史学、新闻学、统计学,首要任务便在精确。确定好对象之后,要对对象形成“认知”,或所谓“格物”。如果说确定对象在微观,对象理论或许更接近中观。对象理论是理论中蔚为大观的一部分,是元理论在各个面和点的展开,当然,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看山不是山”的部分,如同到达绿洲前的沼泽树林。最终的抵达即“元理论”。元理论又常常被抽象为一句话或者一句断句,一个短语,乃至一个词。

 

    判断一本书是否一本好书,便是看这个框架。老到的作家对此均非常熟稔,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以写书为生的老油条,对象都搞不清(或者故意搞不清),再生造一个“元理论”,由元理论展开,强词夺理,辅助以一堆歪理邪说的“对象理论”。总之,一本好书,三者如同“虎头、猪肚、豹尾”,缺一不可,每部分均要丰满充实。

 

    《在线》用了5%的篇幅讲述元理论,20%讲对象理论,剩下的75%全用来讲对象。为什么要始终在讲“对象”?是因为这个对象现实中尚未完全呈现,作者不只是在陈述对象的现状,也在追溯对象的历史起源,更在预言对象的未来。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世界如何被“在线”改变,被改变到了什么程度,未来还会改到什么程度,这是王坚在本书中始终在思考的问题。他的元理论的高楼大厦都生长在对象的庞大根基上。所以他要不断追溯,不断确认。

 

    一旦追溯历史,一旦进入预言未来的部分,这本书就超出了一般的技术理论书籍,更重要的是,作者还花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了自己的实践。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因为作者不只是技术理论家,更是云计算领域最早的实践派。换句话说,这本书不仅呈现了认识论,还呈现了实践论。

 

    衔接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是什么?就是乔布斯所谓人文+自由主义。这是本书之所以好看的原因之一,虽然增加篇幅,但也未必没有必要。王坚的写作意图不只是要呈现自己的结论,还要呈现自己的亲身实践,更要呈现推动自己亲身实践的理想、情感、价值取向。在写自己在阿里巴巴实践自己理论的那一部分,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感谢了不少人。这是全书第一个感性之处。在写技术史过程中那些人事时,作者的语言动情激昂。这是全书第二个感性之处。感性之处即人文,感性之处即“自由主义”。

 

    在王坚那里,理论、实践、情感价值,同等重要,至少在本书的着墨安排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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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危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金石

 

    中兴危机的来龙去脉,过去两天,媒体已经非常详尽地披露了,此处不再赘述。本文更关心中兴危机折射出的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有人不只diss中兴,也在diss中国很多类似中兴这样的公司,诟病他们核心技术严重依赖美国,只会搞整机组装、加工出口的低端制造模式,进而对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整体的被动和落后持有悲观态度。这种言论不仅苛刻,也并不符合事实。

 

    首先,很多人忘记,中国四十年前还是一个人均GDP几百美金的国家,不要说高端制造业,连低端制造业都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正是从早期的三来一补到后期的世界工厂模式。说白了,中国的工业化才多久,美国的工业化有多久,这不是民族主义安慰剂,无论早年的大英帝国,还是后期的美德工业崛起,还是再后期的韩日、四小龙,工业化,尤其是低端制造往高端制造都有个过程。更何况,实际上,中国核心技术最近二十年的成就是公认的。在基础互联网技术上,BAT已经可以跟谷歌、脸书过过招,在电子整机上,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即使在此次暴露软肋的芯片行业,国内也正在往前赶,华为海思自主研发的麒麟970芯片性能公认接近世界顶级水平。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对于高科技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也是事实。中国整体科研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近年来一直在上升。国内资本和科技互联网巨头对高端科技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阿里巴巴2017年宣布投入1000亿人民币打造专注基础科研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达摩院,腾讯、百度、华大基因、科大讯飞等高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新材料、新装备等方面的投入也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科技产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很多人经常会发出比较外行的言论:为何中国这么有钱了,这么多人做代加工,怎么就没人能研制出PK掉美国芯片的中国芯片,问题是,芯片行业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投入、试错成本极高的行业,要研制出成果,需要不计成本地砸钱投入,更需要时间的等待。我们经常批评国人在某些方面的好大喜功,如今在高科技方面,一遇到挫折就抱怨国内科技水平,难道不也是种急躁情绪么?

 

    其次,不要因为高科技瓶颈一时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就否定“整机组装、加工出口”的所谓低端制造模式。整机组装固然技术含量比芯片制造、操作系统低,但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更不是随便哪个公司都能做到华为、中兴的体量。整机的环节很多,需要干很多累活脏活,同时,也需要形成有竞争力适应国际市场规则的公司机制。中国公司从一穷二白,对世界贸易规则完全不了解的程度做起,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力除了美国,几乎没有对手,这已经是相当的成就。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高端制造,所有的高端都是从低端来的,正是有所谓低端的积累,才有能够产业升级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的储备。中国企业也一直是这么默默做的。

 

    以手机组装为例。2011年, 260美元的iPhone4,在中国组装,中国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其他的都由苹果公司赚去了。可到了2017 iPhoneX时,一台999美元的机子,中国能赚到多少钱呢?大陆企业通过供应零部件和组装能够赚到其中75美元,而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企业能够赚取82美元。中国企业赚钱的比例大大上升,这是因为中国企业慢慢从赚取组装加工费,到能够提供一些零部件制造。实际上,这就是低端往高端的路径,慢慢逼近。我们再看,韩国应该算是iPhone X供应链中获利最大的国家,三星、LG、海力士等巨头几乎垄断了iPhone X的屏幕、DRAM、摄像头,但他们一共也只赚取到其中的129美元。

 

    坦率讲,在这样一个产品里,中美韩只能说不同分工,你能说孰高孰低?或者,从最直接的赚钱角度来说,赚75美金当然没有129美金诱人,可也不错啊。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其实只讲究比较优势,只要有比较优势,双方在分工和交易中就都能获得好处。中国通过低端制造不仅获得了大量资本积累,解决了相当部分的就业,还逐渐偷师学艺,往高处走,有什么不好?对于今天中国来说,中兴的马失前蹄更多只是个案,跟这家公司对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不遵守有关,不能因此就把它的模式一股脑儿看轻了。至少目前中国仍然需要低端制造业。

 

    最后,一切的所指当然还是经济转型。笔者对于以上两点的申论并不是要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于既有模式,而是希望对中国的成长路径有清晰的认知。中兴危机虽然是个案,但对我们的警醒在于,完美遵循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竞争是不存在的,近几年这一趋势尤其严重。换句话说,我们习惯的那种全球化游戏规则正在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和强权国家的强势改变。国际政治游戏规则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形成了扭曲。

 

    这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局面。“中国制造2025”遇到了它在制定之初可能未曾设想过的一些新的外部约束。怎么看待?我以为,在形势上,有两点基本判断,其一,贸易战也好,技术封锁也好,美国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折射的正是他们对中国科技发展势头的无奈,如果我们没有威胁到他们,他们不至于这么搞;其二,危中有机,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完成经济转型,实现大国实力的转移,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秩序。

 

    中兴危机有可能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催化剂和试金石。历史的演变有时候就是需要突发的危机去改变固有格局。正如上文所说,中国过去的模式是有贡献的,短期内对中国仍然重要。为了稳定就业和经济基本面,中国仍需部分维持既有模式。但中国是一个庞大且正在分化的市场,在某些地区,某些主要制造业领域,某些重要高科技领域,可以进行重点突破。实际上,国内目前在不少领域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比如华为的手机芯片,阿里云的飞天系统,北京君正的MIPS系统。中国其实一直不乏未雨绸缪者,中兴危机给中国科技行业的震动恐怕只会让他们生出更大的内生动力。从美国人的角度,贸易战、技术战其实来晚了,到这个阶段才想拦中国人,怕是相当困难了。(经济观察报4月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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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这件事儿的可疑之处

 

    对海子来说,最紧迫的事情其实并非“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而是“从明天起,关心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如果他真心爱好粮食蔬菜,可以再加上农学、园艺学、畜牧学。

 

    写作对有些人是突破自我意识边界,但对大部分人,却是加固偏见以及树立新的偏见。正如读书一样,未经自省的写作,不如不写。

 

    市面上营造的“读书崇拜”“读书热”,多数是在做读书的生意。读书崇拜的意义恐怕只在于给庸常的脑袋们一个所谓机会平等的入口,但这个机会平等的意义,以及这个入口的效用几何,存疑。

 

    读书和写作就像过山头,大部分人停留在山阴面的底部——漫长的山阴面有多长?大概跟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一样长。理解读书这件事儿比读多少书重要多了,而对书的理解力跟对人生的理解力基本正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读书这件事儿除非已经是人生的一部分(跟吃饭、结婚一样),否则不要轻率忽悠人读书,也不要轻易去试图“越过山丘”。

 

    从事专业文字工作,其实相当无聊,更极端地说,庸常的专业文字工作会比从事其他工作更容易扭曲读书和写作这件事儿本身。当然,专业文字工作从业者中,或许越过山丘者的比例也比普通人的比例高。倒不是他们天赋更加出众,而是他们每天都在面对他们的敌人,对敌人的理解没有比他们更深的。

 

    如果爬坡那么难,如果跳脱所谓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那么难,什么样的人应该爬坡,什么样的人应该放弃?我以为,硬指标应该是受到过完善出色的大学通识教育,软指标比较玄,看造化。对那些在坡底不断重复进行冗长又毫无进展的爬坡运动的人来说,鼓励他们读书就跟鼓励他们抽鸦片一样,同理,那些读书类的鸡汤杂志和营销新媒体应当归类为文化鸦片,这些所谓出版人和主编勾引那些坡底的人们说:通过我们,你们就能快速爬上来。不好意思,他们是骗子,他们只想要你的点击量和瘾症。

 

    读书这种事情如果过于艰难,不如停留在装点门面和附庸风雅意思一下的层面,家里的书架和书籍留给下一代即可,在自己身上,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第一要紧事。

 

    大致来说,书是人类迄今所有活动的抽象编码,写作是个体人生与人类过往当下碰撞的编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理解透了,又何必去编那个码。俗语常说,人生是更大的书之类。有美好的人生,不必有书,更不必非要有写作。

 

    但如果翻越过读书和人生两重山丘的人,的确会比普通人收获更丰盈。通过读书,能够解码人类过往,其中自有相当趣味。通过写作,能够把自己编织到这个大程序中,或者日后回过头来翻看,生命有抽象化永存的幻觉,此所谓有限生命中居然能够获得的一点点“无限”和“永恒”,亦是相当可贵了。

 

    如果非得跟读书这件事较上劲。那就读最艰深最难懂的书。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不读艰深的书,就不能理解大众读物,同理,如果写不了深沉的文章,也未必写得了出色的大众文章。形式逻辑理论已经讲得很清楚,哥德尔定理的三大要素“元理论——对象理论——对象”缺一不可。哪怕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都得经过这个过程,何况我们普通脑袋。

 

    评价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或者如何写作,遵循哥德尔定理即可。不过这种脑回路的形成并非短期内“知之”即可实践之(知之都已很难),而是与天赋和后天训练有关。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只停留在“对象”这一层,甚至连对象本身都未必精确。如果将对象类比为信息(包括新闻事实、社会真实和各类数据),我们在廓清对象的时候已经相当吃力,遑论找到适合的对象理论和元理论。

 

    我的理想有两个:跟生意无关的读书写作以及跟读书写作无关的生意。生意就是生意,读书就是读书,写作就是写作。如果贩卖读书是生意,或者写作是为了生意,那它的本体就是生意,所谓书和文字跟任何商品没有区别,应当以对待生意的态度对待之,需求、供给、市场价格,没必要美化它。这也是文字专业工作者的局促之处,他们做的到底是生意还是纯粹写作,常常自己都分不清。

 

    本质上,读书和写作是超越的事情,比较好的读书写作旅程都最好有一些吃力感,如果读书写作停留在舒适层面,它就是可疑的。我一直觉得书读到最后越来越接近智力运动。这种运动和游戏通关的逻辑没多大区别,而难度和快感可能远甚。另外,顶级小说、散文、诗歌之类所谓人文书其实都非常接近数学、逻辑学、哲学,或者这么说吧,顶级好书,无论是什么学科,文学史学也好,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也好,或者宗教教义也好,智力的维度上相当接近。王小波说他平常没事儿喜欢做《季米多维奇习题集》,我是有点相信的,他的小说里有跟数学分析相似的地方(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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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领袖榜成色如何?

 

    《财富》杂志日前发布了2018年全球最伟大50位领袖名单,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作为唯一的中国商界领袖入选,位居第十九名。

 

    所谓“全球最伟大50位领袖”榜单其实是一个综合榜单,评选的人物涵盖政界、商界、艺术界、体育界、学术界。为什么要评这个榜单?《财富》说,因为这是一个缺乏领袖的时代,评选全球领袖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有这些杰出人物存在,并激励他们成为追随者,让世界变得更好。那么领袖的标准是什么?《财富》说,没有硬指标,只有一个抽象标准:“改变世界,并鼓励他人做同样的事情”。

 

    这就比较玄了。虽然定义本身没错,但如果缺乏固定的标准或者显性的参照,就会显得大而化之,从而变得有点鸡肋——相比较来说,《时代》周刊2004年开始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榜单就更有针对性,毕竟影响力这个抽象指标是可以分拆为一个个具体标准的。事实上,《时代》周刊的榜单比《财富》的榜单总体影响力确实更大。

 

    过去5年里,《财富》50人榜单中,中国每年平均有两三个上榜,商界比例较高。分别是,2014年的马云、张瑞敏,2015年的雷军、刘强东,2016年的马化腾,2017年的马云、张瑞敏,以及2018年的马化腾。除了雷军、刘强东各出现一次之外,马云、张瑞敏、马化腾三人各有两次。

 

    《财富》对张瑞敏的钟爱让人有点看不懂,张瑞敏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老一代商界领袖,但过去五年海尔的业绩并不突出,而张瑞敏本人在业内和坊间的实际影响力最近几年恐怕还比不上格力的董大姐。至于马云、马化腾,似乎有点轮流坐庄、雨露均沾的意思,而且有马云的年份就没有马化腾,有马化腾的年份就没有马云,有点儿刻意为之。

 

    此外,《财富》在评选时给出的理由也经常有些无厘头。比如今年的马化腾,他的获奖词是:“马化腾是中国首富,净身价400亿美元。腾讯的市值接近五千亿美元。腾讯微信的用户数量最近突破了10亿,就像是一条条的丝线,编织出数字化中国的蓝图。微信对今天中国人的交流至关重要,因此许多人认为它对智能手机的重要性将会超过操作系统,使腾讯可以占据强大的商业和技术优势,尽管腾讯本身并不生产手机。”“马化腾的影响力已经开始从中国逐渐延伸到全世界。腾讯一直在加大对外投资,在Snapchat的所有者Snap、特斯拉和多家初创公司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而在痴迷智能手机的国内市场,微信支付正在与阿里巴巴争夺支付领域的支配地位。”

 

    以上两段理由,没有什么新鲜论据。微信的影响力、腾讯的市值也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那为啥去年不颁给马化腾?实际上,腾讯这两年有点像库克时代的苹果,盘子的确越做越大,但技术和产品上并没有产生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中国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最近两年的引领者、革命者其实是今日头条、抖音或者快手。《王者荣耀》或许算是成功,但在改变世界的维度上,恐怕不包括游戏,更无法与SpaceX这种探索人类高边疆的先驱式举动相提并论。2017年的腾讯在主营业务上甚至是有点焦虑的。

 

    《财富》颁给腾讯更像是颁给体量最大的那个,而不是最有创造性、革命性的那个,不太符合“改变世界”的标准。此外,颁奖词也没有围绕“鼓励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进行论述。马化腾如何鼓励了更多人,颁奖词应该有所体现才对,不然,能让他在今年上榜单的唯一新鲜理由可能只是因为他去年当上中国首富而已,谈不上“激励更多人跟随他去改变世界”。

 

    按理说,《财富》是世界顶级商业杂志,不至于如此虚浮。我同时查看了《财富》榜单中最近五年的美国企业家,无论是人物还是评语,感觉总体比较客观,但他们对中国却似乎缺少了解的耐心,对中国语境下的商界领袖理解也比较浅。

 

    什么样的人是公认的商界领袖?在西方语境下,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创造者、探索者叫做领袖,但在中国语境下,领袖的含义要相对多义一些,既要有西方式的企业家精神,通常还要有某些中国式的特点。

 

    比如说,柳传志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公认的“大哥”,固然跟他在联想的成就有关,但达到类似联想成就的也不少,为什么偏偏是柳传志?恐怕更多是因为他能够团结刚刚从蒙昧时代走出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将企业家凝聚成一股力量,想方设法拓展中国企业家的发展空间。再比如,王石是中国90年代至20世纪初公认的所谓企业教父,除了跟万科的成就有关,跟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现代商业价值观以及在诸多社会公共事件的行为表现有很大关系。

 

    简单说,第一代中国商界领袖,如柳传志、王石,他们的地位不是自己封的,跟他们拥有多少财富也没有多少关系(实际上柳传志王石个人都没有太多财富)。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弄潮儿,敢于大破大立,破是突破旧体制束缚,立是构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国际化企业管理制度,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在这种大破大立中,逐渐建立起来威望和人望,成为所谓“领袖”。

 

    中国企业家群体目前公认的执牛耳者按出现时间大致分为三批,第一是84派,包括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等第一代企业家,所谓84是指这批人是受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影响而出现的;第二是92派,包括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王功权,所谓92是指这群人是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之后集中涌现的;第三批是99派,是指1999年前后受信息革命浪潮影响在中国创业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家,包括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第四批,即是包括王兴、刘强东、程维在内的新一代。不管怎样,按时间顺序,后面批次的企业家相比前面是更幸运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社会的观念也越来越接近现代商业文明,他们可以相对心无旁驽地实现西方式的企业家精神——专注于创新和探索。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转型中国,改革仍然在进行中,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科技和中国制造仍然会时不时遭遇一些尴尬——过去一周的中兴危机给了中国人大大的教训。我们当然没法苛求今天的企业家跟早期企业家一样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但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家,闷声发大财的多,社会担当的少,敢于表达对行业的看法都不多,何况敢于对行业批评甚至在更宏大的经济社会议题发声,能身体力行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就更少了。

 

    在这个意义上,《财富》的这个榜单评选颇有点自以为是,或者过于西方视角。他们对中国语境下的商界领袖缺乏了解和挖掘的兴趣。比如,华为的任正非似乎一直被有意忽略,这跟西方对华为的疑虑恐怕不无关系。如果张瑞敏能上五年上榜两次,任正非是没有道理不上的。

 

    小马哥的二次当选也显得敷衍。如果按照创造力、探索精神的西方标准,过去一年里,腾讯并没有拿出新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如果按照社会担当的中国标准,小马哥则素来以低调著称,在公共事务和社会议题上缺乏表现,除了主持一些饭局之外,他对柳传志、王石式的社会活动缺乏兴趣。

 

    中国当下其实不缺乏财富大佬,缺的是兼具创造力和担当意识的商界领袖。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或许也不乏这样的人,但在媒体视野中缺乏呈现,媒体的眼光似乎更集中于财富崇拜,对深入的挖掘观察缺乏兴趣。《财富》这种级别的杂志,也犯类似毛病,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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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

 

    最近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4月11日,在陕西宁陕海棠园的女性脱贫交流会上,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副主席彭蕾说,阿里巴巴想让村里的女人们先脱贫,包括给乡村女性做三件事:提供小额贷款保障生计、提供专项保险保障生活以及协助农村母亲抚育孩子。

 

    新闻有意思在哪里呢?阿里巴巴去年年底宣布扶贫将成为阿里的战略业务,未来5年将投入100亿元用于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像阿里这样的大公司,花这么多钱投入到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民生社会工程中,当然是件得人心的好事。可是,为什么要提出先让村里的女人脱贫?乡村贫困人口中,也有很多男性啊,他们在脱贫中咋就次序被往后排了?阿里巴巴这么做难道不怕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性别歧视标签吗?

 

    这就是这件事儿有趣的地方。阿里巴巴这种做法道出了中国农村长久以来的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实,那就是,在越贫穷的地方,女性总体来讲比男性更值得信赖。农村有“一个好母亲,一家旺三代”的说法,很多文学作品里,农村母亲的形象都更坚韧、更有担当,而贫困男性通常更脆弱更缺乏责任感。不要以为文学作品和传统观念只是感性印象,数据显示,蚂蚁金服的贷款平台上,女性的违约率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而在贷款额度上,由于女性总体的信用度高,女性的平均授信额度比男性高7%。

 

    实际上,这不是中国贫困地区的独有现象。梅琳达盖茨(比尔盖茨夫人,盖茨基金会创始人)的调查数据表明,在贫困地区,一个女人会将她收入的九成用在改善家庭生活,而男人的比例只有三四成。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著名“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中,针对贫困人口的小额贷款基本只放给女性。尤努斯最初提供贷款时不分男女,但他很快发现借给男人的钱坏账率极高,而女人总是勤奋工作很少拖欠。尤努斯总结经验说:“只要给女性一点机会来对抗贫穷和饥饿,她们通常会比男性做得更好,她们会牢牢抓住任何能帮助她们脱离苦海的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东西。她们有强烈的动机去获得更好的生活,她们工作极其勤劳,她们关心孩子的现在和未来,愿意为孩子的幸福牺牲一切,她们会有系统地一步一步去实现目标。”

 

    为什么女性会这样?可能跟她们与孩子之间的关联更深?或者跟性别的先天特点有关。不管怎样,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而是发现这个事实能给现实社会改进做什么。梅琳达盖茨的研究表示,世界扶贫基金每一美元只有半分钱用在女性身上。显然,从男女对扶助基金的利用效率差别来看,扶贫基金应该学习尤努斯,把更多的钱用在女性身上,扶贫效率就会大幅提高。

 

    在中国,更得重视女性在乡村脱贫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形成了农村男性劳动力多数常年在城市打工而妇女更多留守农村的现象。联合国妇女署数据显示,中国75%的农业劳动力是女性。换句话说,且不说乡村男性是不是比女性更不值得信赖,就是在数量上,他们就已经远少于女性。可以说,农村女性是中国乡村现在的真正“顶梁柱”,既是农村经济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农村家庭的主要稳定因素。

 

    乡村振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农村土地制度为抓手,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我以为不妨以激活乡村女性为支点,发挥她们的潜力和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所谓精准扶贫,不仅要精准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也要精准到性别。阿里巴巴此举其实是摸到了精准扶贫的门道,这个切入点选得挺妙。

 

    找到了支点,怎么做也很重要。阿里巴巴的做法是三把斧,小额贷款+保险+协助抚育孩子。提供小额贷款,乡村女性手里就有了钱,这就调动了她们发展的积极性,有了钱要还贷,就有了压力,进入了“贷款-生产-还款-扩大生产规模-再贷款”的良性循环。这是开源性激励。提供专项保险,覆盖生育、教育、养老,这是给她们留后路,即使创业失败,生活仍然有基本保障,不至于返贫,这样也反过来让她们更敢借贷创业。最后是协助抚育,这个也很重要,是给她们更大前途的希望,因为只有孩子得到好的抚育,才可能永远脱贫。阿里巴巴正在尝试在乡村集中建立养育中心,把村里0-3岁的孩子们聚集起来,请专业人员参与乡村孩童抚育。

 

    当然,阿里巴巴毕竟是商业机构,它采取的商业+公益的方式未必适合所有扶贫主体。但在当下中国的乡村振兴中,无论是哪个主体从哪个角度切入,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其他乡村振兴的举措,都不能忽视乡村女性的力量,针对她们的特点量身制定一些政策制度,有可能受到奇效。(发表于4月17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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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Rap,我们还可以跳舞

 

    最近在看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前几天偶然看到虎嗅网的一篇文章,说如果2017年是嘻哈元年,2018年就是街舞元年。我留意了一下,原来今年的综艺节目街舞主题成了主流。最早是北京卫视的《舞力觉醒》,之后有优酷的《这就是街舞》,据说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之后,还会有类似节目。我已经是后知后觉了。

 

    1、圈层文化的逆袭与“制造流行”

 

    我对流行文化充满兴趣。原因是,流行文化在制造端与社会演变有关,在消费端表现为人们的无意识反应(本能)——往往是社会情绪、阶层变化、代际更替的投影。

 

    精英文化容易忽视流行文化,这种傲慢可能会造成精英的衰落,起码在综艺圈,常青树相当罕见。老艺术家们坐上精英的宝座后常会丢掉对生活的敏感,一旦这种敏感和基于敏感之上的创作能力丢失,他们就不能再制造流行。

 

    我对《热血街舞团》总导演车澈(也是《中国有嘻哈》总导演)的某段采访印象深刻。提问者问,15年前,中国有过电视街舞大赛,街舞火了一把,但后来就没声音了,节目组是否会担心市场还没准备好。车澈回答说,你去跟年轻人多接触就知道,他们手机音乐播放软件听的是什么,是不是说唱,他们如果想去动一动,是不是就想跳街舞,中国年轻人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他们已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去生活了。

 

    这就是流行文化有趣的地方。某种新鲜文化的突然流行往往意味着某个隐秘的群体在社会舞台上的突然亮相,无论惊艳还是惊悚,眩目还是眩晕,总之,它是新社会势力的登场。就像在《中国有嘻哈》大火之后,那些rapper们好像一夜之间从各个乡镇、县城或者大城市的犄角旮旯里冒出来一样。围观者也从漠然到恍然,原来这个群体有这么多,有这么大能量,他们之前都藏在哪?

 

    圈层文化的逆袭,青年文化的登堂入室,不是中国独有。朋克、HIPHOP,在西方最早发源时同样是小众的、青年的,甚至是边缘群体的(黑人、贫民窟),如今在英美流行文化中已经是主流。在中国,或许不少人曾经意识到嘻哈和街舞在年轻人中的悄然发展,但重点是,谁第一个发现它到了呼之欲出的边缘,谁又能够在这种文化掀起革命的前夜将他们以最佳方式推上主流舞台,这就是所谓“制造流行”的关键,谁拥有这个能力,谁就能制造流行。

 

    当嘻哈元年把一直“地下”着的也是压抑着的rap青年带到主流社会,街舞元年的随之到来也就不足为奇。一个新文化阶层已经开始逐步掌握主流话语。《热血街舞团》据说在开播40分钟后即有1亿点播量,这是小众文化突破圈层主流化的第二波。可以想见,所谓HIPHOP四元素,Rap、街舞、涂鸦、混音,他们的次第主流化都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空间戏仿与场景模拟——朋克即反抗

 

    在《热血街舞团》中,我注意到导演组设置了一个“热血之城”。报道说,这座城是节目组花了大价钱在上海的一个影视城搭建的。在节目中,这个城是街舞选手表演的巨大容器,但它本身的设计也很有意思。

 

    当代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中,空间戏仿和场景模拟都是重要手段,流行文化跟空间、场景之间同样有互文关系,甚至空间、场景本身即是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说唱文化起源于美国黑人社区街头,雷鬼文化起源于南美贫民窟,当这种文化逐步兴起时,由于现代影像系统的发达,它成为一种混合艺术,传统的文字形式和音乐形式打底,而新兴的视觉系统展示已经到了并列等同的地位。英美说唱MV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包括街头、集装箱、夜场在内的空间展示以及相关生活方式的空间符号。

 

    空间戏仿与场景模拟当然不是瞎模仿瞎模拟,人们用戏仿和模拟对他们所处的空间和社会进行反抗和嘲讽——反抗贫民窟,反抗种族歧视,反抗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在这里,空间和场景本质是政治的具象,是社会对那个空间或者场景中的舞者或者rapper的压迫和规训。

 

    《热血街舞团》制造的这个城,节目组叫它“热血之城”,其实就是对现代城市空间的戏仿和模拟。它通过混搭设计,在几十条街道中植入了重金属、电子、朋克、东方等元素,既有工业感的有轨电车,又有未来感的金属玻璃,同时还有东方式的招幌、牌匾、骑楼、蟠龙柱,这种设计就是艺术化的戏仿模拟——如同舞台剧的道具。中国的舞者在现实中的确会面对以上所有空间元素:当代中国的城市中,空间就是混搭的,权力结构也是混搭的,既有工业主义的压抑,又有传统残留的权力宣示,当然也有未来科技带给人的无所适从。

  

    这样一座隐喻明喻了现代生活的城,足够唤起舞者的表达本能,成为舞者宣泄才华的乌托邦——乌托邦的意思是,你可以尽情用身体“朋克”,没有人care你是否跟大环境违和,这里本就是一个戏仿之城。

 

    在最近火爆的电影《头号玩家》中,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2045年,几乎所有地球人都沉浸在虚拟现实(VR)中,游戏已经取代现实渗透到生活的各方面。外观上,《头号玩家》中的贫民窟场景设置(主角家所在的社区)跟《热血街舞团》中的热血之城居然有几分神似。导演斯皮尔伯格用男主角去反抗了控制未来科技的邪恶权力(IOI,一个邪恶游戏公司),这正是赛博朋克(cyberpunk)文化的主题之一。

 

    中国互联网科技的发达程度正在逐渐接近美国,《头号玩家》描述的场景在二三十年以后,但今天其实已经在或多或少地接近。科技的发展遵循着它的逻辑,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控制,怎么办?那么,不如跳舞。

 

    3、嘻哈不如跳舞

 

    “不如跳舞”,是一个同样很有趣的流行语。一开始,它只是很多年前香港歌手陈慧琳的一首歌。之后,它成了表情包,成了年轻人的一种暗号,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特殊话语。

 

    工作完不成?不如跳舞;尬聊?不如跳舞;房租交不起?不如跳舞;恋爱、失恋?不如跳舞。大体来说,不如跳舞是早期的佛系表达,它先天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朋克颓废感。

 

    《中国有嘻哈》之后,综艺街舞的随之火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无论是嘻哈还是街舞,其实都要面临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西方早就发生过,在中国有可能会更激烈。

 

    嘻哈与街舞,一个侧重于语言,一个侧重于肢体。无论是语言还是肢体,它们都属于大HIPHOP文化或者赛博朋克,都有两个特征,反抗和去精英化。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先天就与体制化、中心化不相容。中国的HIPHOP文化、赛博朋克文化群体正在从地下到地上,如果它们的主流化过于快速,而它们本身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就有可能冒犯到主流秩序。《中国有嘻哈》之前遭遇的先扬后抑正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文化的代际革命很少能够一蹴而就。但在当下,跳舞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语言的艺术相对肢体的艺术达臻至成熟要更慢。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是对秩序的直接挑战,而肢体呢,无论你怎么解读,它根本不说话。

 

    但肢体意味着另一种反抗。不如跳舞,既有可能直接用肢体跳舞,也有可能是社交媒体上扔过去的表情包。这种反抗多数不是显性的,而是软性的佛系的,是停留在口头、表情或者肢体上的“王之蔑视”,是渺小个人在现代荒原上的沉默独舞。《头号玩家》中,能力超强的主人公带着几个小伙伴拯救了即将被邪恶科技巨头控制的地球,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反抗和拯救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但恰恰这种电影本身构成朋克式的反抗。

 

    如果不能用语言,我们还有身体,如果不能Rap,我们还有街舞。有时候,我更喜欢用肢体去表现的“不如跳舞”。在《热血街舞团》的表演中,我看到反抗,又看到舞者蓬勃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在年轻人那里,反抗和生命力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作为观者,我好像也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期望他们保持这种原始的生猛和睥睨的气势,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一旦主流化之后,可能会失去朋克的初心——如果跳舞不再是从自我体验和情感表达出发,那就不再是朋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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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可以预见的监管,难以预见的未来

 

    4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等低俗视听产品,并要求该公司举一反三,全面清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今日头条可谓一直在风口浪尖。

 

    2017年12月29日,北京网信办责令今日头条进行整改,原因是涉嫌“传播色情低俗信息、违规提供互联网新闻”;2018年3月3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通过暗访曝光今日头条通过“二跳”的方式刊登违法广告、侵害消费者权益,今日头条被北京工商局没收广告费并罚款94.4万元;2018年4月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约谈今日头条,称今日头条长期无视法规训诫,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持续顶风拓展视听节目服务,扰乱网络视听行业秩序。2018年4月9日下午,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天天快报等四款新闻客户端被有关部门进行下架处理,其中今日头条暂停下载服务时间最长,达21天。

 

    短短几个月内,约谈的监管主体已经从地方网信办升级到国家广电总局,从自媒体、意见领袖的吐槽到央视调查记者的直接出手,从业务监管部门的严厉整改措施到工商部门的大额罚款,可以说,今日头条遭遇全面的社会危机和严厉的管制壁垒,今日头条进入寒冬。

 

    但有趣的是,同样就在这几个月内,因为抖音的崛起,今日头条在业务上同样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抖音在大众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APP应用总榜上,抖音已经超越微信排第一,日活跃用户高达7000万,直逼短视频领域排名第一的快手(日活1.2亿),而单个用户留存时间超过1小时,换句话说,中国有7000万的用户每天在抖音上消磨一小时以上的时间。尤其在2018年春节后,抖音已经成为全民话题级的爆款产品。在内容圈、广告圈、营销圈,甚至已经开始有“两微一抖”的说法,据说很多公司的营销广告预算正在涌向抖音,作为运营方的今日头条赚得盆满钵满似乎指日可待。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监管寒冬,一边是业务盛夏,这就是今日头条正在面临着局面。这种现象说明两点。

 

    第一,从公司本身来说,今日头条正处在业务最具活力、公司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创办短短几年,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无人看好到连续出爆款产品,今日头条的成功有它的道理。今日头条并不是第一个做算法推荐、信息分发的,甚至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毫无经验积累,背后也没大资本加持,但它愣是能在百度、搜狐、腾讯等一众传统互联网大佬的围剿之下杀出重围,成为算法推荐第一,甚至直接挑战百度在内容分发领域的地位;如果说今日头条的成功只是偶然,那么抖音的梅开二度,以及西瓜视频、火山视频、微头条等在各自领域的体面表现说明这家公司形成了连续创新的动力机制。

 

    当然,从企业发展史来看,这种现象也很常见。一个创业公司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它的创业文化和初始动力会保持惯性,让这家公司在短期内保持高速增长和强劲劲头。同样,一家机制已经僵化、内部创新力不足的老牌公司在走到下坡路之后,一旦遇到滑铁卢,也常常会一泻千里,一败再败。

 

    第二,今日头条所处的行业决定了它一定会面临着自由化和监管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自由会带来创造力和进取心,因为自由意味着市场没有边界,意味着缺少条条框框的限制,企业的才华和野心能得到最大发挥。但是,有些商品本身既有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的消费属性,又具有其他衍生属性,它有可能造成负外部性。在内容领域,更是如此。与一般的工艺品、制造品相比,内容既有作为消费品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多衍生属性,甚至,很多内容在不同的年龄层可能呈现出正负外部性两种可能,比如分级制下的电影、小说。

 

    今日头条遭遇今日之巨大监管壁垒是早就可以预期的,因为它的创始人张一鸣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白这一点(不知道是否故意)。张一鸣一直声称今日头条只是一个工具,声称“算法没有价值观”,把自己限定为一个产品经理,这有点像一个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就以为世界注意不到自己。如果今日头条安于做豆瓣那种没啥野心的岁月静好类APP也没问题,但它偏偏有要做国民APP的野心。工具理性导向的算法推荐跟价值理性导向的内容监管之间的根本冲突,这就是今日头条撞得头破血流的原因。

 

    怎么对待今日头条?从过往经验来看,今日头条的走向应该也是明显的。在二十多年的互联网发展史上,今日头条今天出现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早期的博客、门户、BBS、社区,中期的微博,近期的微信、客户端、直播、视频网站,其实都出现过。当然,冲突的原因还是有细微差别,但冲突的核心逻辑并无二致。

 

    内容领域,所有自由生长的草都要跟从风的方向,方能长青长舞。从好处来看,今天中国监管部门对网络内容的管理已经颇有经验,在自由化和监管之间,已经有比较公认的尺度。对今日头条的创造力和活力,应当给予一定保护,而它在内容领域要达到成熟程度,恐怕还需调整规训。(4月10日发表于荔枝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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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等风来:改革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

 

    2017年,要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最大的两个明星,毫无疑问非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莫属。二者的提出一个在2017年两会,一个在2017年4月1日,前后脚。实际上,过去一年,中国区域经济形成了“北新区(雄安),南湾区(粤港澳)”的并进格局。

 

    从舆论关注度来说,雄安或许超过粤港澳湾区,但在具体进度来看,向来务实的南粤人民不遑多让。虽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没有最终出台,但湾区的民间和企业已经相当兴奋,湾区涉及到的“9+2”的地方政府也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推进,湾区的前期准备更趋成熟。

 

    比如,湾区交通一体化更进一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已于3月30日顺利完成验收,预计2018年年内就将实现全线通车;除港珠澳大桥之外,横跨珠江的虎门二桥和深中隧道都在快速推进;珠三角共有15条城际轨道正在建设,预计2020年前将全部建成通车;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2018年第三季度开通,届时广州到香港只需要48分钟,深圳到香港只需要15分钟。

 

    比如,湾区内部政府间合作和制度打通已经开启。3月22日,深圳前海宣布,即日起在前海工作的港澳居民免办《台港澳人员就业证》;3月23日,江门市正式启动港澳离岸工商登记新渠道,港澳投资者足不出港澳,即可享受江门便捷高效的商事登记服务;3月24日,由江门市政府主办的“江港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在香港举行,欲强化香港和江门之间的产业合作。

 

    再比如,相关媒体舆论和官方民间论坛会议遍地开花,为大湾区正式开动蓄足了动员能力。很多人会忽略这方面准备的作用,事实上,先自上而下解放思想,再自下而上充分社会讨论,最后上下同心撸起袖子干,这是广东向来的传统。经过一年左右的百家争鸣,广东(包括港澳)官方民间对大湾区的认识深度普遍提升,媒体、学界对大湾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而政界以及企业已经在进行前期调研,可以说,社会条件准备就绪,社会力量蓄势待发,就待即将公布的具体规划方案。

 

    目前来看,关于大湾区至少形成了两方面社会共识,即问题和目标。前者回答为什么要建设大湾区,后者回答要建成什么样的湾区。

 

    粤港澳地区之所以要建设大湾区是因为粤港澳三地11城形成的经济体内部存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不顺畅。人流方面,比如很多香港同胞到内地去创业、居住,但在内地居住超过183天是要纳税的,而内地的税比香港的税高些,税率差会影响香港人流动到内地,再如香港人开车去内地,通关手续还是比较繁琐;物流方面,港澳企业做跨境电子商务的,跨境货物的检疫、税收还不够便利,无法像一个关税区一样;资金流方面,目前人民币和港币之间兑换和使用还是受限制,特别是金融方面的电子支付不能互联互通,港澳同胞到内地没有支付手段很不方便;信息流方面,港澳与内地存在通讯网络以及文化信息方面的阻隔。

 

    以上所举的例子似乎主要针对粤与港澳之间,但实际上,即使珠三角的内地城市之间同样没有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均平一体。比如,珠三角九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一体化,同在深圳,江门的户口和深圳本地人的户口在社保、医保等方面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就是阻碍人流自由流动的因素。再比如,各城市之间在教育、文化、卫生和公共服务上也没有实现充分的融合。即使抛开港澳,珠三角内部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均等化的共同市场,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房地产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

 

    简单说,今天的珠三角,11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底子,加起来也是巨量的经济总量,而且,珠三角并不是没有优质的基础设施,交通方面其实已经相当先进,同时,这些城市几乎都是明星城市,有着各自在各个领域的特色和比较优势。但是,由于行政分割,由于各种肠梗阻和人为或非人为的壁垒,这种比较优势还没有进入到统一的市场之下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所谓大湾区,就是要打破行政分割,建立更加一体化的自由的将各地优势整合发挥到极致的经济体,在这种经济体里,社会分工将会更加自由,效率更佳高,而资源将会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不只是经济,也包括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将发生巨大的化学反应。

 

    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要破解的难题,那么它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顺理成章,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顺利跨进世界知名大湾区之列,这些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上面的分析可知,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是化学反应,换句话说,硬件的建设固然也重要,但核心在软件的打通连接。坦白讲,前者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擅长的,后者是我们相对不擅长的,而且面临着比较高的体制壁垒和改革难度。

 

    这正是大湾区规划的重要性。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迷信规划,事实上,广东今天的成就也不完全是早年的一张蓝图设计规划出来的,但大湾区规划最大的作用是能够从战略层面提供合法性遵循,在体制机制的破壁上赋予尚方宝剑和政策自主空间。过去这些年,粤港澳其实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粤港澳内部存在的各种硬壁垒、软壁垒,但要实现突破却相当艰难,政策层面的每一步松动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中央近年不断强调顶层设计的意义所在,也是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意思。一些有改革意识的地方政府其实一直在进行局部突破,比如在广东的三大自贸区,已经开始实施港人港税、澳人澳税,税务的一些壁垒在打破。但是,这些突破仍然局限在局部,效果还不明显,更大范围的改革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

 

    对于摩拳擦掌的南粤亿万人民来说,当下节点,可以称之为,万事具备,只等东风。东风具体怎么吹、多大风级现在难说,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是朝着更加自由松动鼓励竞争鼓励合作的全面一体化而去,它的每一个细节设计可能都蕴藏着新的机会。(4月9日发表于《招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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