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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升级2.0版,尚不足以影响北京楼市

  

    日前,北京市规土委、市住建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工作的有关意见》。《意见》称,从今年起的5年内,北京将供应1000公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

 

    北京市政府的执行力不错。8月28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公布的13个试点城市就有北京。不到三个月,北京市的具体方案就已经出台。

 

    供给土地高达1000公顷,供应租赁房子多达40万套,如此大的供应,且放在最敏感的北京楼市,理所当然引起舆论关注。实际上,8月28日,国土部建设部的总方案放出来时,就曾经引起楼市舆论的骚动,有的惊呼此举为楼市大杀招,有的认为农村土地松开一个口子,有的认为“2到3折的房子即将面世”,应该说,这类评论都不靠谱。

 

    为什么很多房地产媒体对这一政策的反应过激且评价失当,原因是,这一方案实际上牵涉到主流地产界很少关心的盲点,“集体建设用地”上的“租赁住房”,跟国有土地上的普通城市商品房以及建立在商品房市场基础上的城市租赁住房市场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和市场体系,而相当部分楼市媒体,既不懂农村土地政策,更不懂大城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的历史发展过程。

 

    集体建设用地是农村土地的一种。我国农村土地统称集体土地,而其中又分为三种,农用地(包括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利用地,以农田为主)、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三种土地中,农用地严格列入国家红线保护,谁也不敢动,未利用地大部分没有使用价值,具有住房使用价值的就是集体建设用地,主要就是农民宅基地以及村办企业用地。

 

    我国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扩张的大中城市实际上都在不断吞噬周边的农村,或者直接将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或者城市包围农村,这些城市中的农村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中村。

 

    注意,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从来不是现在才有的概念,而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在中国,只有稍微有点规模的中等城市以上,几乎都有城中村城郊村,这些地方说是“村”,其实已经被城市包围。这些城中村并没有闲着,他们的宅基地的土地租金随着城市化发展日益增高,因而,城中村几乎无一例外都大量对外租赁住房,其中一部分甚至违规出售,这就是“小产权房”。

 

    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小产权房”,也就是城中村房子,只能出租,不能售卖。如果把8月28日两部委联合发布的方案以及北京出的这个详细方案拿出来对照看就知道,现在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租赁住房仍然只能出租,不能售卖。北京方案明确指出:“为杜绝变相开发建设小产权房,《意见》在集体租赁住房的产权管理上明确规定,其不动产权利证书(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按项目整体核发,不予分割办理单元产权证书。同时,权利证书还应注明:仅用于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未经批准,不得出让、转让,不得转租,不得出售,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简单说,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二元土地格局没有丝毫变化,而这两种不同性质土地上建设的房子的产权特征也没有根本变化,所以,夸大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的声音可以休矣。

 

    但是,这一政策仍然有积极意义并且有一定的创新性。我认为,这一政策有一举三得的效果:其一,它能够改变目前城中村脏乱差以及管理混乱、建设粗放、隐患众多的毛病,通过整改改变城中村面貌,也就是同时提升了城市面貌;其二,它实际上是要引入正规地产建设企业和租赁公司进入向来混乱不堪的小产权房租赁市场,将小产权房租赁市场纳入城市租赁市场体系,实现租赁市场的统一管理;其三,通过集约化管理,通过小楼房变高楼,可能实现租赁住房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从而增加对北京整体住房市场的供给,缓解北京人多房少的供需不平衡。

 

    北京方案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租赁住房布局上将结合“三城一区”和产业功能区,坚持毗邻产业园区、交通枢纽和新城的原则进行布局建设。这句话说明,北京市还要将这一举措变成城市整体规划中的一环,毕竟房子就意味着人流,而人流与产业的结合,人流与城市功能的结合,本来就是城市管理布局的学问之一。

 

    概而言之,集体建设用地上的租赁住房,是传统城中村小产权房的2.0版本,或者升级版本。它和今天的农村土地改革有某种相像之处,都是不改变二元土地大格局,但将具体的承包权、使用权进行分割,并纳入统一市场进行严格管理。另外,也不要觉得这一政策有多突然,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早就进行了类似试点,这一方案已经被证明了可行性。

 

    这一政策推进下去会造成各方的蛋糕如何变化?应当说,好处上面都说了,但也有可能产生一些隐患。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对小产权房重新处置并统一管理,但明显增加了引入的建设方(资本)和村集体组织(承租代表)的权力,相对弱化了本来有很大自主权的农民权力。在具体执行中,三方可能会发生矛盾,这需要有关部门在推动此事时建立比较好的权力平衡和监督机制。至于说对北京房价是否能够起到影响,目前看,可能性不大,第一净增总供给量并不算太高,第二,毕竟是租赁市场,而且并非城市商品房的租赁市场,这类房子的居住外附加价值偏低,不足以影响静水流深的北京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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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的初心,妇联的初心

 

    一、梁建章的初心

 

    中国企业家讲情怀的有很多,但如果要说谁是最有知识分子范儿,谁是真研究与自己企业业务无关的学问而且颇出了一些成果,那势必要首推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梁建章博士在人口经济学领域的造诣连很多学界专家都相当敬佩,并且,梁建章的学问有两个特点。

 

    其一,他崇尚专业精神,这么多年,梁博士发表的文章无数,但基本都是围绕人口经济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其他领域,梁建章很少发表意见;其二,他的文章有明显的公共表达倾向,与时局新闻结合紧密,并且即便是相对严肃的学术成果,也多是通过大众媒体发表出来,众所周知,梁博士堪称《财新周刊》最有份量的专栏作家之一了。

 

    这世界上最吊诡的事情是,一个人在公共社会最热衷的事业、最希望呈现的关切,最终却成了导致他本人及其机构被舆论谴责的源头。在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出来之前,携程亲子园可是梁建章将自己的学术理想付诸实践的主要成绩之一。甚至就在不久前的10月20号,梁建章还在《财新网》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托儿所》中说:

 

    “携程是极少数兴办了员工子女托儿所的中国企业。为了解决一岁半至三岁半员工子女的看护难题,2015年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携程亲子园这一在国内企业中鲜见的日常托育服务项目。该亲子园现有100多名小朋友,5个班级,开办后越来越受员工们的欢迎。”

 

    梁建章在文章中的表功是否经过事前充分调查?我们无从得知。实际上,这也不重要,无论梁建章是否好心办坏事,无论这个过程中是否出现了种种在他控制之外的环节,有一点是肯定的,携程亲子园危机结结实实打了梁建章和携程的脸。携程最近半年一直在舆论浪尖,如果说之前的“ 积分票”、捆绑销售之类危机多数还只是局限在携程自身业务范畴,那么,亲子园危机不仅会导致携程形象危机扩大化,还将危及梁建章本人在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领域的发言姿态。梁博士以鼓励生育、倡导二胎、保障妇女生育权益著名。试想一下,以后梁博士再敢发表这类文章,一定有人会跑到他的文章下面讥讽:你们家亲子园都出了那么大事情,还有脸跑来拿妇女儿童说事儿?

 

    明星开炮也好,供应商关系紧张负面也好,以携程目前的体量对付过去都不是难事儿。但亲子园事件,却既损携程,更损梁建章的个人理想。梁博士现在的状态真是,扎心了。

   

    二、妇联的初心

 

    此次危机有多方责任主体,抛开携程,还有上海市妇联及其下属《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以及第三方托管机构(即园区管理方:“为了孩子学苑”)。

 

    回顾完梁建章的初心,我们再来看看妇联。很多人经常忽略类似妇联这些组织机构,以为他们的存在感很弱。实际上,在大政府的传统里,任何一个哪怕听上去边缘化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安排都绝非无缘无故,在很多社会和公众容易忽视的领域,它们往往拥有相当的权力,更何况,全国妇联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而它的一把手往往还高配为副国级。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不要被它的名字骗了,这个妇女联合会的基本功能不仅包括捍卫妇女权益,还有维护少年儿童权益。全国妇联官方网站的关于妇联工作任务的第三条明确规定: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倾听妇女意见,反映妇女诉求,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有关建议,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行为,为受侵害的妇女儿童提供帮助。”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建章和携程会把携程亲子园挂靠到上海市妇联下属的一个单位名下,估计也有一种考虑,既然妇联就是专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机构,挂靠它们那里就算是名正言顺了。

 

    这里要交代的背景是,中国0到3岁的幼儿托管目前处于真空状态。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质托儿所大部分都已经消失,而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是,中国0到3岁幼儿整体处于单位企业不管,幼儿园管不到,而民办又找不到可以挂靠的社会组织的三不管状态。托管责任主要都是依靠家庭和个人,按照人口学家的研究,我国目前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

 

    在中国,办个幼儿园(3到6岁)都需要由社会组织出面,再由具有资质的企业经办,更何况针对0到3岁幼童的托儿所。梁建章之前的文章中有一句比较关键的话,他说:“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梁建章没有非常详细说明具体花了多少钱,审核流程有多复杂,但是,从事后的反推来看,携程与上海妇联及其下属《现代家庭》杂志之间显然曾经有过比较深入频繁的接触。现在,上海妇联、现代家庭以及携程三方都发表了声明,但三方都在暗中推卸责任,上海妇联公开信认为这是携程的企业内部托育点,而《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干脆只认定管理责任,至于监管责任,只字未提。

 

    看来,不只是梁建章被打了脸,上海市妇联也忘记了它们的初心。

 

    三、一个互联网企业,却做了国家该做的事

 

    从现有的新闻调查和公开线索来看,携程亲子园事件,要追问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上海市妇联及《现代家庭》杂志社对携程亲子园的授权是否属于非法行政许可。这需要有关方面进行鉴定,这是最终确定各方监管责任的主要依据,如果是非法行政许可,那么,监管责任就倾向于上海市妇联,如果是合法行政许可,责任主要在携程。

 

    第二,这个第三方机构及其托管方到底是什么来头,不仅没有资质,而且素质如此低下,内部管理如此混乱。他们到底是什么背景,跟各方有什么关联。

 

    携程亲子园事件看上去是一个个案,但充分暴露在新的人口形势新的社会就业情况下我国托儿机构的缺位问题。这种缺位一方面导致年轻家庭陷于工作和生育的两难选择,导致了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把抚养责任全部丢给家庭和个人,在中国生育文化逐渐衰落的形势下,会造成各类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并且会限制职业女性的发展,带来职场伦理问题。过去几个月,关于女性生育的各种争论和新闻事件已经层出不穷。

 

    在个人和家庭无力的地方,就应该由社会和国家去补位,如此,个人和家庭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充分施展工作能力,也才能安心生育,为国家社会创造新生力量。梁建章的初心虽然被打脸,但他和携程所遇到的问题,仍然是多数人将来会面对的现实难题。

 

    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0到3岁托儿所,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而中国的生育率也将难以回到健康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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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研珠头顶的十字架

 

    “汽车行业的这种糟糕体验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们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卖车了,我们改了名字,叫卖好车,在买字上面安上一个十字架。如果我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十字架就送给我自己。”

 

    10月26日,在杭州举办的卖好车年度经销商大会暨新零售电商平台发布会上,李研珠在台上有些激动地说。

 

    一个姓孙的绍兴经销商在记者旁边嘀咕:“这说话的神态、逻辑和打比方的那个范儿跟马云太像了,我经常看马云的视频,就是这样。”

 

    1、十字架的由来

 

    今年9月份,一篇名叫《淘宝城外2.5公里创业坟场》的网文刷了屏。这篇文章列举了淘宝城附近的一些创业公司近几年的失败案例,从而得出这些创业公司所处的梦想小镇是创业坟场的结论。

 

    该文的作者显然没有去过同处梦想小镇的卖好车公司,也没有采访过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李研珠。这家创办于2014年底迄今不满三年的创业公司,目前估值已达两亿美金。在B2B汽车电商具体业务上,它已经拥有80000个全国经销商用户,在全国各地建有300个仓储库,单日金融交易额接近2亿人民币,金融交易总额近百亿。业内评估,卖好车的体量为行业第二名的6倍左右,行业媒体公认为国内B2B汽车电商的代表企业,包括李开复在内的知名投资人投资机构对其青睐有加。

 

    更令人惊讶的是,直到去年之前,卖好车还不是今天的样子,那时的卖好车还是一家B2C汽车电商,甚至它的名字也还叫“买好车”。

 

    大众或许不太知道汽车电商2C和2B模式的区别,但在业内,基本上是两个模式、两个方向。简单说,2B是要服务企业间的交易行为,而2C更多是直接将产品通过电商方式提供给消费者。价值层面两个模式没有高下,但业务层面,2B要远比2C复杂。因为C端只需要考虑用户的需求,但B端既要服务客户(金主)又要服务用户,它的生存之本就是要了解整个行业的需求,在客户和用户之间寻找业务空间。阿里巴巴最早期想做B2B就差点做死,后面通过2C的淘宝网才走出困境。

 

    在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在2C业务逐渐趋于饱和之后,2B业务越来越被重视。尤其在交易模式比较重,涉及资金额度大,周期慢,受管制较多的产品领域,2B才能真正解决行业痛点。这就是B2B近年来普遍被预测为下一个电商风口的原因。

 

    2B的关键是,需要非常懂行,精准摸清行业痛点并能解决痛点,所以2B的生意相对是个细活,尤其是涉及到物流、仓储和金融服务,更是关联度相当复杂,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上产品那么简单。

 

    2016年改名“卖好车”重新上线后,一年多时间,卖好车就彻底成为B2B汽车电商领域的领先者,在需要深耕的B2B领域,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外界对李研珠迅速决断的转变有很多猜测。本文开头提到的李研珠的“十字架论”就是他的真实反应。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当年做“买好车”时,李研珠的公司就很赚钱,按照落到口袋的实际收入来说,比今天的卖好车要赚多了。李研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以后把卖好车做大后赚更多吗?

 

    2、一个坚定的马云主义者

 

    李研珠给自己头上安上本来没必要的十字架,跟马云的影响很有关系。

 

    在淘宝工作的六年,尤其在早期业务上直接受马云本人领导的这段经历对李研珠影响至深。记者问他:“马云和李开复谁对你的影响更大”?李研珠说,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是卖好车的天使投资人,之后几轮融资一直跟投,在这个过程中,李开复本人给了他非常多的支持和启发,但如果论及对个人性格以及创业理念的影响,毫无疑问,他是马云主义的坚定执行者,而且,他本人也毫不避讳这一点。

 

    “很多人跟我讲我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你们媒体也经常问我怎么看哪个竞争对手的哪个举措,坦白说,我从来不是一个竞争型选手。假如你看到的是对一个行业的使命感而不是竞争对手,你就不会焦虑。研究竞争对手是执行层的事情,创始人要做的事情从来不是去盯着竞争对手,而是要回归到行业本质,回归到使命感。”在谈到竞争对手话题时,李研珠脱口而出,末了又加上一句:“马老师就从来不会因为竞争对手做了什么而轻易改变自己”。

 

    这段话显然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自然流露。从淘宝离开后,这已经不是李研珠的第一次创业。2011年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和陈琪等四位合伙人一起创办了知名女性产品电商蘑菇街(2016年蘑菇街与美丽说合并,成为现在的美丽联合集团)。总得来看,李研珠的职业生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作为淘宝员工跟着马云创业,第二段是作为联合创始人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创业,第三段是自己作为创始人带着一帮人创业。李研珠的创业经历堪称阿里系创业大军的典范轨迹。

 

    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一年多前的买好车比如今的卖好车还赚钱,却要花那么多精力去做卖好车。李研珠说,我本身就很喜欢汽车,进入这个行业后,尤其做了买好车之后,我发现这个行业跟十五年前二十年前没有本质区别,主机厂和4s店的关系还是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互联网对汽车行业并没有产生质的改变。

 

    在10月26日的经销商大会上,他更是痛心疾首,“我们经销商经常一个电话打过去,那边说,你等会儿啊,我落实一下,然后经常被告知,那车刚卖了,能换别的么。好不容易找到有车的,还要确认手续在哪,钥匙在哪,发票怎么开,这些确认后,打完定金,我们还不知道车在哪里。作为一个经销商,如果不知道要卖的货是什么情况,怎么有销售信心,怎么卖更高价格”。

 

    “我做卖好车,就是想改变行业,想给行业做点事情,是做事业的驱动,使命感的驱动,不只是赚钱的驱动”,李研珠说。

 

    3、互联网人还是汽车人?

 

    面对记者抛向李研珠提问的这个问题。李研珠毫不犹豫:“我首先是一个互联网人,其次才是一个汽车人。”

 

    在淘宝商城时,李研珠就以营销出名,曾被称为淘宝商城最资深营销人。在蘑菇街与陈琪创业时,他也是担任首席营销官。但在他看来,营销看上去是目的导向,但首先得深刻理解过程。

 

    自打做卖好车后,李研珠对公司内外树立三个原则:“属于客户赚的钱,我一分都不要;把基础设施做好,这是有利于全行业的好事;产品服务的全流程始终保持透明公开”。

 

    在李研珠看来,互联网不是来跟经销商抢生意的,他之所以认为自己首先是个互联网人,是因为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使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去撬动行业改革。对他来说,卖好车的事业是建立在行业变革基础之上,行业蛋糕做大了,卖好车再从中分一杯羹也就顺其自然。

 

    2016年9月,卖好车的天使投资人李开复在他的年度演讲中将互联网创业的未来风口概括为四个:人工智能、文化娱乐、在线教育和B2B。在讲到B2B时,他专门以卖好车为例子提出“B2B3.0”概念。在李开复看来,B2B1.0只是联结客户,而B2B2.0着力于撮合交易,B2B3.0才是最终回归本质,那就是做平台上所有客户的服务者,而盈利模式一定是服务增值。

 

    李研珠和他的卖好车是B2B3.0的坚定执行者。传统汽车交易的三大痛点,一是找车源困难麻烦,二是汽车仓储物流妖蛾子多,三是经销商金融服务不到位。一直以来,厂商、经销商、承运商都处于一种地位和信息均不对称的关系中,因而这些痛点一直还在痛。在几年前,中国汽车行业整体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些痛点尚能被忽略,但这几年,中国汽车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厂商、经销商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越来越凸显。互联网,或者准确讲,互联网思维像一个鲶鱼,介入了沉疴累累的汽车产业,带去了相当的活力。

 

    李研珠针对三大痛点一一给出解决方案。通过好车在线,让买家更容易找到卖家,解决车源问题;通过好车运输,建立标准化物流配送,帮助经销商运输购买车辆并提供防损保证;通过好车仓储,为经销商提供大批量汽车交易后的汽车存储服务,实现大汽贸商和厂家的无缝对接,再通过经验大数据和平台大数据,进行协同管理,提供目标市场的走向建议,提高市场周转率。最后,通过好车金融,解决给经销商的授信放款问题。

 

    这三大痛点,其实行业很早就看到,但为什么只有卖好车能做到行业前列。这就是B2B行业的门槛所在。卖好车是一个在线平台,基本业务其实都能在线看到,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其实需要在线下下很深的功夫。李研珠给卖好车未来的定位就是汽车行业的“淘宝+支付宝”。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李研珠发现,越与线下与现实产生联系的就越难做好,比如,他最满意卖好车的恰恰是他的金融业务,而在物流仓储这些涉及线下布局的领域,突破相对更加艰难。在10月份的新零售电商平台发布会上,李研珠提出三个新,新仓储物流、新金融和新交易。在现场,他亲自演示了三个新在卖好车平台上的具体操作。在他看来,这三个新将会是卖好车走到汽车行业最深处的新起点。

 

    “对我们汽车电商来说,新仓储物流+新金融+新交易,这三个新加起来才能把所谓新零售给撑起来。这三个新就是我所理解的新零售”。他没忘给老领导马云的“新零售”概念顺便作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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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习鲁冠球

 

    在十月的最后一周,万向集团董事会主席、中国著名企业家鲁冠球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2岁。此时,距离最高领导人承诺的将隆重纪念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只有一年时间。作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先驱的鲁冠球先生将不能亲自参与并见证,真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也许没人比鲁冠球更适合也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出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样一个仪式化场域。可以说,鲁冠球先生从头至尾彻彻底底完整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甚至他折腾的开端还要更早,远在1967年,当时二十出头的鲁冠球就已经带着几个庄稼汉创办了产权归属不清,随时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五金厂。更重要的是,鲁冠球全程始终屹立时代潮头,从未被时代抛下:

 

    1983年,他承包乡镇企业萧山万向节厂经营权,开时代之先河;1984年,他就在工厂里悄悄搞起了职工入股;1988年,他就通过股权改革获得对一家集体企业(即后来的万向集团早期)的控制权;1990年,他的万向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非国有企业的国家一级企业;1994年,万向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2001年,万向集团收购美国上市公司UAI,开创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先河;2014年,万向集团击败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收购美国电动汽车公司菲斯克;2016年12月,万向集团获得全行业第六张新能源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牌照,鲁冠球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大举发力。

 

    之所以不厌其烦将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的重要发展节点一一交待,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容易隔膜,也容易淡忘,对当初每一步改革之艰难以及每一次突破之不易难以设身处地的理解。在1967年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底层农民就敢办厂,简直可以说是胆子顶破天,而在1980年代,无论是承包乡镇企业还是搞股权改革,面临的阻碍和压力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以及关于鲁冠球和万向集团的所有第一次、第一个以及第一名,无不是非常人所能及的事功。今天的我们,更多处身于正在发生的社会洪流中,处在时代的“进行时”,进入我们视野的企业家群体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各种新贵轮番登场,而那些曾经为中国改革事业做出贡献的第一代企业家群体却逐渐退出舞台,乃至谢幕离场,消逝在历史深处,甚至像鲁冠球这样的重要人物,他的地位和影响不是高估而是被低估了。

 

    温习历史并不是要渲染英雄史观,也并不是要把鲁冠球塑造成高大全的面谱人物放上神台,而是,温习历史的曲折进程,尤其通过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追溯,会让我们更明白我们这一路是如何过来的,有哪些启发,哪些教训,对未来对新人又有如何之启示,用时下的话说,就是能够“不忘初心”。实际上,生活中的鲁冠球本人就是始终朴素低调谨慎的,即使他本人生前被授予无数荣誉,即使在中国出现财富排行榜之后他和他的家族从未出跌出过榜单。

 

    温习鲁冠球,其实就是温习改革开放,温习第一代第二代中国企业家们筚路蓝缕的实干精神。39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叙事。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企业家是站在鲁冠球这一代企业家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是踏着这些创业前辈踏过的荆棘路走出来的。他们或许更加现代化、国际化,或者更有专业知识,但早期创业者仍然留下了非常难得的精神遗产,比如鲁冠球这一代普遍具有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他们的勇气以及他们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不仅让他们成为企业家,还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同样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温习鲁冠球,不忘来时路。(11月2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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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见闻短评录(一)

 

    虎嗅网开了24小时专栏,以短评为主。有些事后再看似仍有可取之处。特摘录如下:

 

    1、“网传张磊与彭于晏八卦事。稍稍与投资界熟悉的很容易就知道,显然是谣传。这样的八卦居然成为大小记者自媒体追逐一天的口水。舆论萧条至此,也是奇景了。秋天是京城最好时节,但我最不喜欢十月去。此刻卜居岭南,不问世事,也无世事可问,倒是有闲乱翻明史,恍惚看至半夜,也算是岁月静好了。”(10.16)

 

    2、“一套邮票就把广州踢出一线城市?钛媒体此刻出这样的糙稿,挺幼稚。下个妄论吧,广州在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前都不会跌出一线之列。大历史的判断里,一时的GDP多点少点,三五年的风头之争,意义不大。中国三大文化地理及延伸的政治脉络中,唯一能与京派海派抗争的就是粤派。广州香港的粤派体系龙头地位无法动摇。而在更抽象的文化定义里,省港是中国蓝色文明之龙头,而京沪总体都属黄色文明圈。就此而言,广州绝无可能跌出一线。在现代化转型到来时,甚至还有逆袭之可能。”(10.17)

 

    3、“主要矛盾的变化或可粗糙理解为做蛋糕和分蛋糕在党政工作中权重的变化。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也可理解为生产关系调适的紧迫性增强。逻辑上讲,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则由主要矛盾推导出的总路线、总任务也会相应发生变化。”(10.18)

 

    4、“440、43、9、8900、6.3、122,这是2012至2017中国最重要的数字密码。此刻当下,无人能真正解码,只能默默看着它,默默地记下,或许好几年或许几十年后才知道这串数字在这个以大数据闻名的时代里意味着什么。当然,无论是什么,它们都是这个时代之宏大毋庸置疑的证明。请记住这串数字。”(10.20)

 

    5、“财新即将进入全面付费时代。我以为有可能会是当下僵化固化的新闻行业和泛内容行业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当然,即使是财新,中国最有权势的财经媒体,发出的声音也如此之弱,侧目者质疑者也如此之多,或许你就能理解王利芬们的弱势话语状态了。另一方面,我认为,以财新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反击只是撕开了一个口子,真正的改变力量,还得是张小龙和微信。内容创业滥觞于微信,繁荣于微信,如今大内容环境的各种问题与微信公号这两年的保守有很大关系。我相信张小龙还是能做出调整和应对来扭转局面,只要他想,只要没有其他干扰因素。”(10.23)

 

    6、“写字这行,跟所有行业一样,行有行规。稿子不要一稿多投。作者跟编辑确定后,作者尽力写出稿子,编辑尽力发出来。在一个平台发出后,起码等一等再发到其他平台(自媒体博客之类),而且发的时候要标准,本文首发于某某平台。这难道不是行业多少年的老规矩吗?如今有些人不要规矩了,抄起稿洗起稿来半点儿羞耻感都没有。有时候想想《老炮儿》里的冯小刚,行业规矩度没了,还指望什么江湖规矩?”(10.25)

 

    7、“早年入行,读者都是写信过来。基层知识分子和退休老干部居多。信常常写得五花八门,若指名与你商榷的,除非找茬,不敢装一点腔,老老实实写信回。那时候,编辑部收到的信每年是以捆来计的。老干部们抬头经常是敬语加迅垚老师之类,交往多了,往往变成迅垚小友。有个粤西地区的老干部后来还专门到穗见过面,喝过一顿早茶,赠我一本他编的地方志。如今公号微博留言,不知道几人真心写,几人真心回。木心的诗说,从前大家勤勤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不敢多厚古,但那会儿写一句是一句可是不假。”(10.25)

 

    8、“朋友圈里传教授的读书笔记,各种高山仰止。教授94年的读书书单也刷了屏。若真好教授,当初未登正国时就该力赞,何至于今天陡然醒悟,若真好书,类似水平的文章书单太多,为何从前不见你转发?好个屁书,好权力罢了。”(10.25)

 

    9、今天上午参加汽车电商“卖好车”主办的汽车新零售电商平台发布会。去年9月,李开复在年度演讲里提出B2B3.0概念,预测为下个风口。现在看来,李老师的预测没有被打脸。B2B发展不错。其中,农业B2B、快消B2B和汽车B2B又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卖好车这家企业挺有意思,最早叫买好车,想做C端的生意,创始人李研珠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反应过来B端才是行业症结所在,才有电商介入的空间。李开复说B2B3.0的本质是服务而不是撮合交易,其实想想,服务本来就是撮合交易的逻辑延伸,现在哪有那么容易撮合的交易,都得真拼服务啊。(10.26)

 

    10、“关于长老院都是文科生这事,其实在民间还真蛮重要的。我高中分科时,七大姑八大姨跑来阻止你读文科,论据里必有,你看某某领导某某领导,都是水利啊电子啊机械啊,哪个是文科生?末了还要加一句,哼,文科生就是给理科生打工的。所以怎么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真想穿越回去,给当时那些亲戚和高中老师甩一张二十年后的长老院花名册,都看看,到底谁给谁打工。”(10.27)

 

    11、“互联网的几个大佬在坊间都有些嘈点,刘强东的嘈点大概就是所谓土?霸蛮?暴发户?强娶省城一枝花的宿迁侉子?前几天还有家自媒体专门把刘强东的这些点加一些江湖传说和在一起集中写了一遍,字里行间藏不住的看不上。这种看不上不太厚道。我不觉得在家乡撒钱、带奶茶高频秀恩爱以及土豪式捐款包括现在大力推动人大教育资源和京东的对接有多大问题。确实挺土挺招摇的,但如果你也是七十年代苏北农村穷家庭长出来的,你如今也有钱你会怎么做?底层农村人往上流社会过渡,一开始总会有点暴发户左派,总会有些用力过猛,挺正常的。你要人家得体优雅贵族范,总得给人家点时间吧。”(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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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成为冯唐那样的油腻中年男

 

    油腻的中年男人确实挺可怕,我就经常被冯唐老师给油腻到,比如他经常下笔就“敬爱女生”,每天夜里发女粉丝的照片,都要配上一句淫邪的“今宵欢乐多”,写过一句狗屁不通的“春风十里不如你”就敢出诗集,哦,他还攀上李银河老师的关系,差点就自诩当代王小波了。

 

    中年男人的确毛病一堆,不过油腻猥琐之类的评价,由与他们接触过的年轻人或女性吐槽是合适的。如果从中年男人自己嘴里吐出来,要么自嘲,要么实在看不过眼骂几句也无妨,但类似“如何避免成为油腻中年男”这类指南轮不到冯唐来写。倒不是得不得罪人的问题,而是,您自己就清新得跟白莲花一样么?冯唐老师真是鸡贼啊,以为写了篇批判中年男人的文章,自己就从油腻猥琐中年男阵营脱逃了?(没用的,在油腻界,您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本国做流行作家和做公号狗营销号挺像,都得干两件事,凑年轻人的趣和讨女同胞的好。先撇开讨好女性不谈,凑趣年轻人才是颇丢中年人脸的事情。

 

    年轻的好没话说。相比较中年人,当然更清新,更不俗,更有活力。年轻人吐槽中年人,那是人家的特权,是名正言顺。人家看不起你听汪峰戴佛珠,一听你说“当年我怎么怎么滴”“谁谁谁我都熟”就一脸不屑,你有话说吗?你跟单位女孩子套几句近乎,就被骂猥琐,你给上司倒茶送水,就被骂谄媚。你一开会就喜欢自吹自擂,你跟客户打电话跟孙子一样,你不会做PPT,不懂网络流行语,不会最新黑科技,相信我,这些统统都是人家私下聚会的嘈点。

 

    年轻人diss中年人,天经地义。但是,中年人如果反过来凑年轻人的趣,甚至取悦、献媚年轻人,我觉得就是相当不堪乃至自取其辱了。中国当下,处在一种普遍拎不清辈分和身份的时代,中年人虽说常没有中年人的样子,年轻人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与年长者、资历长者打交道的基本社交礼仪和基本规矩,坦白讲,处于失范状态。

 

    diss完甲方diss乙方,这种写法并不讨好。但既然写到这里,无妨说说自己及身边朋友的例子。我固然不算年纪有多大,行业里谈不上有多资深,但打过交道的实习生、手下总是有过不少,如果再算上常有一些刚入行的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引见以及各种工作场合打交道的一些年轻朋友,算是积攒了不少案例。

 

    譬如,我的个人公号文章会有不少人来求转求开白。找我开白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同学吧。我的经验里,这些人在后台的留言大部分都极不客气,没有敬语不说,有些甚至连自己的名号来头也不介绍,生生就贴上两个字“开白”。有一些后台死活要加我微信,加完之后,有直接上来就把要求甩给你的,你要是多问几句,他的每句回答都像设计好的,感觉手机对面是个siri,不过能回答你的已经算是好的,有的干脆加上我之后就再无音讯,甚至还有加完我就把我拉黑的(难道您加完发现我是你前男友么?)。最后,转发你文章之后,竟然无一人(我惊讶地发现真是无一例外)事后跟你说声谢谢的。我后来问了一些这行的朋友,大意是说,人家都自诩大号,转你文章是给你面子,很多人求他们转呢。好吧,我混得再不济,您影响力再大,给您开白这事情也打不算再干了。

 

    以上是不认识的,至于真实共事过的实习生、手下之类,为免有人一一对应,就不具体讲。让人膈应的事情也无外乎,有些实习生刚出去半年,见到你就已经不叫老师叫名字,有些让你介绍完工作然后就再没人影了,有些小朋友到KTV唱歌,上来就点上几十首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歌,还有些小朋友,只要有出去吃饭的机会,永远不会主动去买单,就跟你欠她似的。

 

    我不会虚伪地说,这些事情我不计较,但事实上,在通往中年男人的大路上,这些破事你基本没时间计较,也没啥让你值得计较。我觉得重点是,反过来,中年人更应当自重,尤其不该凑年轻人的趣。年轻人的趣味爱好以及他们的话题热点,在了解范围之内即可,倘若你凑趣套近乎,人家不买账不说,有可能还反过来说你别有所图。

 

    张爱玲说,我们各人活在各人的衣服里,衣服都是如此重要之区隔,更何况年龄、辈分和身份。不用说中年人跟年轻人,就是中年人之间,都不该随便凑趣。这一点,其实人越到中年也越拎得清。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不同行业之间,大家都是远观着的距离,无论是赞美还是diss,都是有分寸的。

 

    不凑趣,是中年男人的最大美德,至于身材如何,是不是戴佛珠以及看不看书爱不爱学习之类,爱咋咋滴。至于所谓油腻,一个人的孤独油腻,碍不着谁。只要不凑趣,谁会发现你的油腻呢?冯唐老师不写这篇鸡汤文,你会发现他是如此油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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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店和罗敏,一个关于原罪的故事

 

    34岁的80后年轻CEO,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趣店创始人罗敏,在过去一周内应当体验到了什么是“人生的大喜大悲,太刺激了”。先是意气风发地在纽交所敲钟,随后为回应网友的质疑高调接受采访。没想到这篇自证清白的报道却招来了更凶猛的舆论讨伐,一时间,“趣店”这个并不知名的公司成了媒体头条。

 

    趣店的风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关于原罪的故事。

 

    趣店当年还叫趣分期的时候,是从事校园贷起家的互联网金融平台(P2P)。校园贷虽然如今已经被监管部门一刀切禁死,但在金融理论上,包括校园贷在内的P2P金融是有现实需求和学理支撑的,否则也不会到现在国内仍然有近两万家的P2P平台在正常开展业务。但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监管覆盖不到位,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校园贷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被社会普遍唾弃的裸条借贷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闹剧。

 

    原罪大概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只要曾经跟社会的灰暗地带有过关联,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得背着这口锅,除非他以后能强大到能把所有真相给灭了。有时候,某个行业的集体原罪,在公众视力聚焦的放大镜下,这口集体的锅就得由这个代表企业来背,哪怕这并不合理。

 

    很多人说,罗敏太年轻,他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甚至很多人说:“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老板突然回应。”这届趣店公关不行,如果趣店公关具有阿里公关或者海底捞公关的水平,甚至,哪怕你不用公关,直接闭嘴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动了呀。

 

    我倒以为,罗敏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恰恰相反,他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从罗敏所谓的失败公关样本里,可以窥视一个互联网新贵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堪称一个经典的公众人物的言论及心理互证的样本。

 

    传播最广、被吐槽最多的是罗敏的这段采访。自媒体问:你们有没有蓄意教唆人,在还不起钱的时候去向亲人朋友借,去其他平台借钱,来还你们的钱。罗敏说回答:没有。凡是过期不还的,我们这里就是坏账,我们的坏账,一律不会催促他们来还钱。电话都不会给他们打。你不还钱,就算了,当作福利送你了。

 

    这段采访瞬间被口水淹没,但就在微信公号下面,罗敏居然本人跑过去亲自留言称:“任何发现我们名义和实际利率超过36%的人请直接联系我,我提供100万资助费用给您。”

 

    显然,罗敏太知道这个行业的原罪了。他这种极端的撇清方式反倒证明了他的敏感。网友会很容易指出破绽:你这公司是福利公司吗?你不赚钱倒要贴钱,如果你心里没有鬼会这么说话吗?实际上,罗敏的这种反应在心理学上是有依据的,如果一个人经常遭受某种指责,而他一直处于辩护和洗白的焦虑中,就有可能产生一种试图迅速与之切割的应激反应。

 

    这种应激反应并不难理解。趣店的招股书和百度百科关于公司的介绍都写得相当冠冕堂皇:一家面向5亿非信用卡人群的金融科技公司。看上去非常高大上,但什么叫非信用卡人群,就是包括大学生和刚毕业青年在内的底层人群。很明显,这是一家从草根金融做起,但赚了不少钱公司。迅速告别灰色地带,获得社会谅解,从而走向体面的主流(否则为啥去敲钟呢),这就是罗敏最迫切的心态。他看似荒诞且不合逻辑的回答,就是这种心态下用力过猛的表现。

 

    用句江湖上的话说,小伙子还是年轻啊,这么急切地想撇清,只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想想当初被360搞得狼狈不堪的马化腾,或者2007年前的马云。在风云变幻的中国互联网竞技场,老实说,现如今的大佬哪个不是被一步步骂上来的?只要筑牢企业内部的篱笆,把业绩越做越好,舆论扭转亦是常态。

 

    这不是要因此赦免趣店和罗敏无罪,当初趣店做过什么,有没有违法行为,自有相关部门调查。但是往后的道路却是相当明晰的,无论有没有犯错,已经发生的业已无法挽回,今后的趣店必须得往正道上走,发展到一定程度,给社会做出实质性贡献了,大众才会真正谅解你的“原罪”。(本文首发于10月26日荔枝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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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芬对今日头条的批评尚属浅层

 

    前央视主持人,现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女士向来以温和优雅知名,今天也忍不住开炮,对象是今日头条。

 

    她在社交媒体上这么说的:“我从没见过一个视频公司有如此牛,它用任何内容都如进入无人之境,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无需自己生产也没有任何版权观念,从央视的节目到凤凰的历史片再到国外的音乐会,西瓜视频取材只依据用户喜欢然后掘地三尺把所有能找到的内容第一时间推送出来,并毫不犹豫打上自己的台标,即便你是付费内容他也果断截取三几分钟,带来大量眼球就是它的盈利模式,在十九大报告出台,把加强网络内容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的氛围下,还有这样的奇葩公司我实在是不明白,各位网友,您明白吗?下图是优米独家付费内容,就这样天天为今日头条引流,这还只是这几天的一小部分。求救万能的朋友们,这是个啥情况呢?我怎么觉得懵了呢?有了大数据和算法推荐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把人家内容上个图标变成自己赚钱的工具吗?这是科技的进步还是堕落啊?这还是要保护知识产权的中国吗? 

 

    中午看到后,科技媒体圈内议论较多,我随手在手机上写了些评论,原本想发到虎嗅网的新栏目24小时,但字数超出,干脆发到这里。方家一哂。

 

    我在好几篇关于互联网和新媒体批评的文章里持续批评今日头条模式,当然并不是因为我跟头条有什么恩怨,我也有很多朋友在头条工作,他们对我的批评态度也早就习惯。需要说明,我这里所指是今日头条模式,而非特指今日头条公司。

 

    今日头条模式,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挑战新闻和传播伦理,我干脆给它扣个更大的帽子好了,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人类理性的狂妄,而我们当下的处境是,对这种狂妄缺乏制衡力量。它一方面是一场打着科学、理性幌子的功利主义狂欢(包括资本、政治等所有世俗力量背后的驱使),另一方面将无数个缺乏辨别能力和自觉意识的弱鸡个人和内容组织(如万千万个王利芬这样的主编)裹挟进入工具理性的巨大旋涡,被它操纵的所有人都有种面对一个巨大风车作战的无力感。

 

    注意,此处说的是狂妄的理性主义,自以为是的科学主义,是批判理性的过头或者虚伪的理性,而不是被经验被历史证明过的谦逊理性、有限理性。

 

    今日头条模式在五六年前诞生。它的理论根基就是基于所谓大数据和精准算法的信息供需最大化理论,但这种理论之粗糙之漏洞百出以及被商业政治各种力量利用之离谱已经逐渐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打上大数据、精准算法的时髦标签似乎就获得这种模式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时代一去不返了。

 

    王利芬的批评是基于一个媒体主编的角度,法律上的依据则是知识产权角度。但今日头条模式之更深层次危害,知识产权只是其中很小很表面的一部分。而媒体人若只从这个角度反击,一来撕逼的成本和所得不成比例,二来至多属于民事赔偿问题,反击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力。

 

    我觉得,问题并不是类似今日头条这种公司得罪了多少人(王利芬这样的名人)因此会得到多大程度的反击的问题,而是,要从学术上彻底搞清楚它的理论逻辑的问题并在国家层面提出解决方案。此处要提醒的是,人类理性主义的傲慢在过去几百年中付出了很多很惨的教训,多少乌托邦设计流产乃至造成人为灾难。我们总以为能完美设计某种宏大理论体系,而社会的发展也一定朝着这个方向走。今天社会上流行的人文社科书多数能保持一点谦虚姿态,但很多关于新商业模式尤其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的书以为有点理论依据大多都弥漫着这种自以为是的傲慢。

 

    历史表明,涉及到人文社会政治的重大理性主义设计尤其要经过充分论证和经验反复证明,因为人文社会政治领域最容易出问题。今天无论是大数据、云计算还是越来越热的人工智能,由于它们的科学标签更强,它们背后的商业化理论往往以不容置疑的真理面目出现,我以为,这是值得怀疑的,恰恰也是理论界和批评界需要尽快跟上研究步伐并给出有力批判的,今日头条模式之泛滥成灾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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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达摩院及一个时代的风气扭转

 

    10月11日,阿里巴巴在杭州云栖大会上宣布成立“达摩院”,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阿里巴巴同时承诺,3年内,将投入超1000亿元人民币,覆盖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下一代人机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基础科研领域。

 

    1000亿这个巨额数字,加上达摩院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名字,吸引了舆论相当的关注。但长期关注中国产业经济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应该不会太诧异。最近几年,随着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崛起,对基础科研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在内的互联网巨头近几年都在加大投入,财报数据显示,阿里2017财年技术投入为170亿元,同期百度技术研发投入也达到101.5亿、腾讯为118亿元。

 

    中国企业,大搞基础科研,这在几年前听上去还不太可信。事实上,过去中国企业最被诟病的就是,只会埋头赚钱,不愿仰望星空。国内媒体经常将硅谷互联网巨头拿来跟中国互联网企业相比,在过去十年里,包括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特斯拉在内的美国顶级互联网企业都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在基础科研上。譬如,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的主营业务是互联网广告和软件开发,但最近十年,它却把科研触角伸进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太空旅行、人类健康等领域,并且屡次给人们以新的惊喜(比如阿尔法狗、谷歌眼镜)。

 

    所谓基础科研,主要区分于实用性、商业性导向的研发,就是那种跟一个企业短期内的产品和业务没有直接关系,但却符合科技进步趋势、能满足人类的科技想象的长线型研究。更直白说,短期内企业不一定能从中赚太多钱,但对人类的未来整体利益有好处。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基础科研兴盛与大国崛起通常相伴相随。17、18世纪英国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造就了大英帝国数百年的国力兴盛;美国乘二次工业革命东风崛起,二战之后更是投入大量资源进入核能、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工程等基础研究领域,造就了美国长时期的领跑优势。

 

    中国企业从早期的过度商业化、功利化往更加富有远见的基础科研转向,一方面当然归功于包括马云在内的当代杰出企业家敏感捕捉到这一时代讯息,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所担负的使命有关。随着中国国力强大,对基础科研越来越重视。目前,中国在研发上的经费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全年支出达到了14169亿元,支持规模仅次于美国。

 

    无论是英美,还是战后崛起的德日,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向来包括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往往并不是市场的研发主体。但在国家的大力鼓励下,在中国一些巨头企业实力逐渐壮大之后,这一趋势正在扭转。实际上,在国家和企业两大基础科研发动机上,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们天然贴近市场,相比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将科研转化为成果的效率更高,而类似阿里巴巴的科技巨头长期积累的技术和已经掌握的信息数据往往也能让基础研究更快推进。

 

    某种意义上说,今年堪称中国企业的“基础科研年”。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企业总研发经费的0.1%左右,简直少得可怜。在美国、德国等创新型国家,这一数据通常在5%以上。但这一趋势这两年发生逆转。大型企业正在成为中国创新的中坚力量。普华永道研究报告显示,阿里巴巴在2016年全球创新1000强中排名61位,研发强度(13.6%)甚至超过了同期的亚马逊(11.7%)和微软(12.9%)。有数据显示,全球跨国公司拥有世界近七成专利和研发经费。

 

    马云在宣布成立达摩院的时候说,阿里巴巴前十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下来,现在有了底气才敢大步进入基础科研。这话说得很实在。阿里的这种发展和心态转变未尝不是中国国力变化的缩影。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辛勤积累,中国终于有国力有底气去实践满足人类科技想象的“诗和远方”,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市值也已经可以比肩全球前十的顶级互联网公司,这是中国基础科研大发展的好机会,也是一个时代风气扭转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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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枪还是持枪——个人权利与国家责任的博弈

 

    2016年6月12日。不到一年半之前,美国加州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0人遇难,至少53人受伤。当时媒体普遍称之为美国史上最惨烈枪击事件。就在一年多之后,史上最惨烈就被刷下了纪录。一周前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惨案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9死527伤。

 

    新闻在重复,无非是惨烈程度更严重,而议题呢?除了控诉、质疑和谴责之外,“美国为什么不禁枪”这个老生常谈又会拿出来再炒一遍。

 

    坦白讲,每当这种争论发生时,把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关于枪支的规定拿出来说,固然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但也容易让讨论就此僵局。《宪法第二修正案》说得明明白白:“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如果拿着这一句,估计什么样的反对声也被堵住了。

 

    我并不反对人们对美国历史尤其是美国建国传统的追溯。北美这块号称人类最自由的土地,其自由最早就是靠着早期拓荒者带着武器和农作工具一步步打下的。在十八世纪的美国开国先贤看来,自我防卫和反抗暴政是获得自由权利的前提。持有武器,简直就是天赋人权之一。

 

    但如果讨论只是在这个层面进行,那么社会和媒体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就没有太多必要了。实际上,即使在宪法范畴以内,公共政策仍具有很大的空间。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奥巴马在任内一直推动控枪法案,也无法解释,即使在美国有相当部分人反对禁枪,但支持禁枪和控枪派力量也在逐渐发展。

 

    通过修改宪法而达到禁枪,这种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修改宪法的条件非常苛刻。但是,这不代表控枪在历史上没有取得过进步。1994年,美国国会就曾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支持的关于禁止19种攻击性枪支的制造、销售和进口的议案。

 

    但尴尬的事实是,克林顿的议案虽然通过了,但此案的有效期仅为10年。2004年在该法案即将到期之际,民主党试图延长该法案,但由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进行讨论,最终使该法案在2004年9月到期后自动失效。

 

    根据研究枪支管控的斯坦福大学教授John J. Donohue的研究,虽然美国自建国起,民间持有枪支就是合法的,但美国枪支到泛滥的程度也就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1986年,美国禁枪州(即不允许公民公开场合持枪)还有41个,控枪州(由执法机构选择性批准或通过考试后即可在公开场合持枪)只有9个,而到2000年,禁枪州只有19个,控枪州已经达到31个。到2005年,经过著名的石城镇冈萨雷斯案后,禁枪控枪力量更是节节败退。目前在美国,私人拥有枪支数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在奥巴马执政的8年中,尽管奥巴马本人多次提出控枪议案,但他推动禁枪法案始终不力,实际导致枪支在美国更加泛滥。

 

    在任内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16年初,奥巴马曾经因为关于控枪的行政命令被驳回而泪洒新闻发布会。在当时,人们不太理会奥巴马的眼泪。而在半年后的奥兰多,一年半之后的拉斯维加斯,美国人恐怕要重新思考控枪话题。

 

    即使是古老的话题,也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因变量,或者,环境变化导致约束条件产生变化。这是公共政策需要适时而变的原因。研究显示,美国的枪击案犯罪在国家政体犯罪中虽然比例偏低,但枪击案,尤其是公共聚会场合的大规模枪击案的恶劣程度和涉及人群越来越多。

 

    在自我防卫和反抗暴政这两条关于持枪正当性的理由中,政府主导的暴政是否还有那么大的威胁?我以为,反抗暴政之说不能说完全过时,但在今日美国,已经并非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我防卫。相比较暴政的概率,美国各种其他犯罪(变态杀手、持枪抢劫、入室犯罪)对普通人的威胁要大得多。

 

    很多人提到,造成美国人缺少安全感的最重要原因还不是担心政府迫害,而是,美国的警察力量相对薄弱。美国的警察并不像中国这些国家是一个完全责任警方,联邦最高法院规定,美国警察对任何公民不具备直接保护责任。换句话说,当你遇到危险时,警察没有对你进行保护的义务。此外,美国的整个治安体系缺少统一规划和协调,各州县的治安警察人数也往往不足,在土地广袤的美国,经常出现治安真空区。

 

    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共和党以及反对禁枪者一直在强调的所谓“持枪是公民自由防卫权利”。如果以公民的自我和家庭安全为圆心画个圈,它能够仰赖的力量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一个就是治安警察,但是,如果治安警察顾不上怎么办呢?

 

    一个人和家庭的安全责任,是靠自己还是靠国家,这就是美国禁枪的终极问题。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乃至到今天,美国都是一个相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因此,国家对公民的安全责任没有办法尽到完全责任,这就是持有枪支合理性的由来。这种合理性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他们认为是一种先天性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同样也不认为政府没有保护好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就完全是政府的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是在践行一种古典保守主义,那就是任何公民都有保护自己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权力,并且,可以采用暴力武器来保护这种权利。在中国和全世界很多国家,这一权利是让渡给国家给警察部门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大政府的社会,人们不大能够理解这种现象。中国警方权力很大,但警方也负责起了公民的完全安全责任,一旦出重大事件,警察要被行政和舆论问责。

 

    所以,关于枪支,美国事实上陷入两个动态博弈:第一,要控枪或者禁枪,政府就要扩大警权,把美国公民的所有安全责任抗在身上,但这岂是一时半会能够做到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枪支少了,但治安体系补充还不够,那么犯罪率反而会更加大。第二,民众如果不持枪,他们遇到危险不能自卫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反过来,如果他们持枪,谁能保证他们自己就一定可控呢?他们中很有可能也会产生奥兰多或者拉斯维加斯惨案中那样的凶手。

 

    在权力和义务或者说权力和责任的均衡中,美国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由此,回答美国禁枪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就大致有了答案。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说,控枪是大势所趋。但在美国现实国情下,控枪的难度非常大,只能一步步来。现在就禁枪,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美国国家权力不往下渗透,美国国土上仍然存在很多治安真空。那么,在控枪过程中,很有可能反而造成更多枪击案,原因很简单,人们没枪了,他们就成为更容易被吃掉的羔羊。

 

    无论是禁枪还是控枪,只能一点一点地来,激进的措施都会带来更多问题。(10月8日首发于荔枝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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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舞、嘻哈与中国人的身体解放

 

    在讨论中中国有没有嘻哈文化中国人有没有嘻哈精神之前,先要问,中国人学会扭动身体了吗?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以捕捉中国人的表情而著名。相当长时间,类似《中国》的纪实影像里,中国人的身体多是僵硬木讷且色彩单调的。不用追溯得太远,如果你有十年前中国三四线以下城市或乡村娱乐经验,应该大致能想起来,即使最该放松的KTV和迪厅里,中国人也是相对拘束拘谨的。今天,这一情况因为广场舞大爷大妈的曼妙舞姿和杀马特青年的各种尬舞有所改观,但他们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自由到放飞,身体里像住进了怪物,让人怀疑是不是打开方式出了问题。

 

    身体——人类自我意识的碳水化合物承载体。身体的打开方式是每个人的自我与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映照。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人普遍对肢体的使用并不自如。拘谨和僵硬是身体不够解放的表现,但违和的尬舞、无视周遭环境的广场舞以及各类近乎癫狂的身体表现恰恰是身体没有彻底解放的另一个表现。有意思的是,拘谨、僵硬和癫狂尬舞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当一个人长时间尤其青少年成长期被环境压抑,他的身体也由此被规训,从而显得拘谨、僵硬,但一旦他的自我意识觉醒,而社会规训解封,他就会去寻找自我的宣泄,缺少日常训练的身体突兀地伸展,傲慢、自我、目空一切地独自漫舞,如同示威。

 

    社会学意义上,可以得到一个不严谨的推论:个人成长期在权力环境下被规训导致身体的压抑和羞于展现,导致社交场所和公共场所身体的拘谨僵硬,而在成长定型后,社会规训(如学校、家庭、单位)解封,身体得到解放,但由于身体没有得到过充分训练,不知道如何打开,且对身体寄予过多对抗性,从而会显得用力过猛。

 

    概括来说,中国人总体还不知道如何跟正在解放的身体打交道,尤其是处理身体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身体的解放要经过三个阶段,矇昧阶段、激进阶段、自如阶段。身体的真正解放其实不是尬舞,也不是不考虑环境没有形成文化的情绪和姿态式宣泄,而是得体、自然、自信的自我表达。目前中国人正处在从身体的蒙昧状态(拘谨僵硬)往身体的激进状态(尴尬违和)转变。注意,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所指的是中产及以下的基础人群。在对身体的灵活运用上,是存在阶层区隔的。中国上流社会的身体使用明显更加自如,大城市出生人群相比中小城市和农村出身人群身体使用也明显更自如。

 

    身体要从矇昧状态往自如状态转变,需要经过激进状态,因为激进说明个人意识觉醒,个人对身体的自由支配意识增强。正因此,我不主张对大妈广场舞和杀马特青年尬舞采取不宽容态度。相比中国的大爷大妈几十年前的身体禁锢状态,相比小镇青年压抑晦暗的青春,他们如今的打开方式虽然不够赏心悦目,但也就......随他去吧,现在开心就好。

 

    火了整个夏天的《中国有嘻哈》,大家只觉得这是一个音乐节目,其实所谓嘻哈的英文Hip-Hop中Hip是臀部的意思,Hop是单脚跳的意思,加在一起是摆臀跳动的意思,所以,Hip-Hop文化其实不只是一个音乐形式,而是包括身体形式(街舞、滑板之类)和语言形式(rap、DJ)以及视觉形式(衣服、造型、涂鸦)的整体文化系统。在中国人没有学会扭动身体(摆臀跳动)之前,谈太多嘻哈文化难道不显得过早一点了么?

 

    《中国有嘻哈》为什么火?我以为是中国人的身体解放尤其是庞大中底层将他们的身体和欲望主流化的一次出击。在社交媒体上,海量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底层年轻人成为主要追捧者,而他们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早就diss了主流文化。他们未必多了解狭义的嘻哈文化,但他们处于激进状态的身体、他们一直被主流挤兑的尬舞和口水low歌早就有了蠢蠢欲动的主流化冲动。

 

    所以,遍布今年夏天的“Be real”、“freestyle”、“diss”,与其说是嘻哈文化的突袭,不如说是中国庞大中底层意志觉醒和身体解放的“标语”和“宣言”。

 

    与此相比,媒体对《中国有嘻哈》的批评就显得有些酸腐,批评认为,《中国有嘻哈》舞台的rapper们根本不具备真正的嘻哈精神,他们的diss看上去更像是嫉妒、内讧、派系斗争等狭隘个人遭遇的发泄,而不是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当下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的批判,他们的freestyle看上去更像是自说自话的琐碎个人表达,而缺少更超然更悲悯的自由精神。

 

    如果对比西方以及日韩等成熟嘻哈文化的标准,这种批评没什么错。但在当下,这种批评过于苛刻。

 

    第一,中国人的身体解放和文艺解放远未完成,现如今的rapper们本来就是初期产物,他们达不到那种水准属于正常。他们有时会很显得low,他们的diss不少看上去就像自怨自艾,他们的词曲缺少格调和情怀,甚至很多歌词和舞蹈本身就是“尬”的,可是,一方面中国嘻哈就是这个水平,如何苛求?另一方面,大众对他们的反diss也会反过来促进他们的反省和进步。毕竟是嘻哈第一次大规模主流化出现,这次之后,中国嘻哈会有新发展也很难说。

 

    第二,中国中底层身体解放的激进状态和配套文艺的整体low水准的形成原因有超越音乐的各种因素,与经济发展不均、阶层分化和社会区隔、整体文化环境都有关系,归咎于他们无济于事。看不惯其实没问题,diss那些胡乱diss人的歌手也没什么,但把嘻哈精神缺少的锅扔给一帮rapper歌手,太重了。非得较真的话,难道中国就有多么纯正的摇滚精神、民谣精神、爵士精神或者流行文化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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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窦文涛

 

    以政治正确来说,其实没有比窦文涛更人精的了。锵锵三人行公认的最佳三人搭档,许子东,1954年人,上海出生,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有包括文革在内的内地经验,年龄也最大;窦文涛,1967年出生,河北人,职业生涯早期在广州,97年到香港任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香港土著,但早年在台湾成长,1970年人,文化人。你看,三人的身份、经验和领域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完美体现了二十年前设定的“两岸三地”的和谐格局?当初凤凰创始人刘长乐先生给节目取名时是费了心的,“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出自《左传》里的这句话,重点不在锵锵,而在“和鸣”。

 

    窦、许、梁三人的合作,倒真是堪称“和鸣”,琴瑟和谐,龙凤呈祥,好基友,一生走。这种格局固然有许、梁二人情商学识皆备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有赖窦文涛之调和把控。如果有锵锵五年以上观看经验的人,会明白许、梁的出现并非偶然,窦文涛在锵锵整体嘉宾格局的安排上是颇费心力的。在日常常请的嘉宾中,譬如马未都、查建英、李菁、何平、叶檀都是大陆背景,而两岸三地和国际友人的比例也安排得很是妥当,譬如马家辉(港)、竹幼婷(台)、孟广美(台)、加藤嘉一(日),而且窦文涛还有本事左中右、老壮幼通吃,陶杰来,宋晓军也是常客,王蒙是老朋友,新晋网红张召忠局座都能过来喝喝凉茶,锵锵的嘉宾看似随着谈论话题变化,也看似随意自由,其实背后是文涛乃至节目组的苦心经营。

 

    所以,人精的窦文涛才能让这档节目走了十九年。十五周年时,锵锵做过快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那时候,很多人还真是看哭了的。从前,很多观众都喜欢抱怨,这个锵锵怎么老是夜里11点半才开播,哪里等得到那么晚。凤凰对节目时间的安排可能有很多考虑,但如今回想,这个时间段的安排其实蛮对的。深夜11点半,是坚硬白天消融的时候,是人比较放松的时候,在凤凰总体比较硬的节目里,窦文涛的锵锵是柔软的相对自由的,它有点像深夜电台,哪怕聊的其实都是正经事儿,也容易让人对它产生情感依赖,以至于今天窦文涛的石家庄普通话一旦在其他场合出现,总让人恍然又到了夜晚,自由的放飞的发生过很多故事的夜晚。这是锵锵能够长久打动人的原因之一吧。

 

    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很多本科研究生论文都把锵锵和窦文涛作为案例研究。中国的常青节目很少,有自由倾向带有较强主持人意志的节目更少。或许白岩松的节目算常青的,但毕竟是两种性质。脱口秀里,《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的主要事业已经转向反转基因了,《鲁豫有约》也过气了,《财经郎眼》——这节目还在吗?如今的脱口秀最红的早就换成互联网媒体时代的红人,比如《罗辑思维》、《晓松奇谭》。从持续时间来看,锵锵已经像一个电视时代的活化石。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大到吓人,新闻或者电视行业变化跟着大也很正常,但其实私心里总还是祈盼我们能不能也出一个常青主持人,像李普曼的新闻专栏、华莱士的《60分钟》、奥普拉的脱口秀一样,持续几十年,追着它成一个传奇。

 

    当然,窦文涛和他的锵锵已经是一个传奇了。十九年,从来都是小众的锵锵居然一直这么在小众里红了下来,培养了一堆忠粉。比它红几十倍上百倍的节目,如今尸骨无存的有多少,如今不尴不尬的有多少,如今主持人换了一茬茬的有多少。1998年创立的锵锵,十九年时间,其实是凤凰命运乃至两岸三地关系变化的一个隐喻。刘长乐先生的“和鸣锵锵”是一个美好理想,当年有此理想的香港媒体也不只这一个。但“和鸣”至今,仍有声响的,也只有锵锵了吧。把凤凰主持人挨个拎出来看,能做到团结两岸三地各类文化人、媒体人、学者或者意见领袖的,还真只有看上去最不严肃、最嘻皮笑脸的文涛能做到。文涛自嘲自己是卖笑卖艺,说真的,梁文道、何亮亮、邱震海包括胡一虎其实都没有他那股把自己放低又能拉得起来的身段,于凤凰,于两岸三地的“和鸣”,窦文涛其实是个宝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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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听过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一开始,我是这么回答的,因为你听的道理都是今日头条、新世相、罗振宇告诉你的啊,再高档一点说,微信公号大V或者微博大V或者知乎大V告诉你的啊。

 

    听过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这其实是个古老问题,在不同的年代完全可以效仿以上回答方式,十年前,还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或许可以这么回答,哦,因为你听的道理都是《读者》、《知音》告诉你的啊,是周国平、林清玄、刘墉、卡耐基、于丹以及《狼图腾》、《厚黑学》、《货币战争》告诉你的啊。

 

    图一时口快而已,我知道这种刻薄其实毫无意义,就像你不能因为《平凡的世界》讲了一个扯淡的“屌丝兄弟奋斗逆袭”故事就否定年少时曾经被它激励过、感动过的事实,就像我也不能因为《读者》这煲中国鸡汤鼻祖就忘掉初高中时曾经订阅过近六年并且帮我完成无数作文任务的事实。

 

    内容创业、知识付费,过去五年里,热得快冒烟了,眼见着一批批知识网红出道,又一批批地由红变黑,乃至于如今吃相难看到令人瞠目,成功取代十几年前的那些流量杂志和流量作家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毒担当”。那些什么改变潮水方向的,放到历史长河里,听上去就像笑话。红转黑,香转臭,悉数近代史迄今,这个国度里上演过多少次了?

 

    今日头条挖了知乎三百大V,巨头布局知识平台、内容平台,明里暗里争夺。写手跟平台的关系,在“知识有价”的政治正确下,撕成一地鸡毛,斯文扫地。过去十年里,恐怕还是只有过气的陈彤让人怀念,而眼下的幸好也还有微信的张小龙和豆瓣的阿北勉强支撑,让知识人的内裤没有完全掉下来。

 

    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听过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我尝试回答一下。

 

    其一,大部分人听到的道理、看到的知识都被流量内容平台和知识网红把持,这种平台上提供的知识和道理当然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

 

    知识网红和知识付费平台都在告诉你,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现在是知识平权时代,信息获取成本降低,只要你想要的,我都有,而且听了我的,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无论他们如何巧舌如簧,相信我,他们两片嘴皮底下其实就只写着两个字,流量。

 

    不错,互联网的确实现了知识平权,任何人都随时可取弱水三千,但改变人生的牛逼思想和高深知识从来都是极高门槛。在庞大而森严的古典知识生产体系里,知识网红、流量作家以及大部分所谓内容平台提供的都是最浅表而缺少思辩力度以及经验证明的东西,很多东西不只是没营养,甚至有毒。指望这样的知识和道理过好一生生?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人类早就创造了获取知识的经典模式,那就是高校、学院和经典作家、思想家、学者的著作。每天睡前一分钟的罗辑思维,你就把互联网商业模式全部搞懂了么?每天半小时的吴晓波频道,你就形成敏锐的经济嗅觉了吗?花几百块以内的付费,你就能得到洞察现实的思维水平以及应对职场和生活的高超能力了么?

 

    其二,严格意义上说,就算是高深知识和深刻道理全部掌握,人类也从来没有因此就一定过好了这一生。过去几千年不会,未来也不会。

 

    一个人眼下的生活,是太多要素组成的事件集合,如果你还要拉得更长变成“一生”,那就更是太多因缘际会。我倒不是宣扬知识虚无主义,也不是说,一个人的先天条件和家庭背景决定一切,而是,抛开所有非个人决定的约束条件,知识或者道理本身对一个人形成的真实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认为,以下因素对一个人“过好这一生”的影响更大,那就是“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传统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地区文化和国别文化的长久影响,直觉是一个人的遵从身体的本能反应,而经验和常识按照字面意思就可理解。概而言之,用学院的话说,我是在倡导休谟和洛克意义上的经验主义。

 

    古典中国是一个偏向经验主义的国家,孔子学说很少宏大叙事,一旦沦落到程朱式的理论体系,儒家反倒陷入困境。现代中国,经验主义反倒一直被打倒。这里不展开,但对普通人来说,假如“过好这一生”的标准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量化,而是一个人每天的真实幸福值的叠加,那么,一个更依靠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而活的人可能会相比其他人更能“过好这一生”。

 

    原因也不难理解,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是几千年下来沉淀在人的基因里的知识,它们成为一个人的行动遵循往往比所谓的新知识,新道理更靠谱,更何况,如今的新知识、新道理有相当多都是被营销、公关和萱萱把控,他们并不在乎你过得好不好,只在乎他们的话术能不能让你点击、转发或者掏钱购买。

 

    信息时代会让人们更容易“过好这一生”吗?很难说。对于那些缺少知识体系,没有思想能力的人来说,有可能,他们这一生更难过了。如果没有那些推送给他们的图片、文字和视频,他们可能还能依靠经验、常识、直觉和传统活得好好的,但假如那些烂知识、烂道理入了心呢?

 

    我做媒体不少年,如今每天看的资料和各类文章平均下来也不下十万字,就算这样,也经常被各种套路。这个庞大的信息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充斥着各种故事、套路、话术和“局”的时代。我经常需要花费很多力气去辨别很多事情,更何况那些大量几乎不从事我这类职业的人?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如今,或许尽信知识网红、内容平台,不如没有知识网红和内容平台。

 

    其三,从高一点的视角看,造成当下鱼龙混杂的原因是,我们可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市场”,却没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知识和思想是两回事。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是知识,但以此为基础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却是思想。东北衰落的现状是知识,但林毅夫提出的东北报告却是思想,反击林毅夫的人的文章也是思想。

 

    经济学家科斯和张维迎都说过,中国当下可能最需要解放的市场是思想市场。自由的思想市场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各种观点的针锋相对,意味着对眼下怪现状的批判以及批判后形成的共识。现在是,大家都可以讲知识,但无人提出思想。无论左中右,严肃知识界似乎集体陷入了沉默。官方学者、经院学者、资深媒体人、作家,言论活跃度下降得厉害,几乎已经没有了自由的严肃思想市场。

 

    没有由严肃知识分子参与的自由的思想市场,知识市场的庸俗化和功利化就是必然的,它们缺少批判,缺少制衡,以至于如今各种伪知识网红充大拿,伪内容平台充优质媒体。或许一个人无论听多少道理,学多少知识,这一生都没法彻底过好,但假如思想市场能够解放,大家过不好的概率还是要降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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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随便踩,许知远骂不得

 

    拿萨义德的一句“知识分子就是公开提出令人窘迫问题的人”就想把许知远先生的一堆毛病豁免,这套路,本身就很许知远。

 

    假如许知远算是知识分子的话,我只能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太低了。“质疑时代、对抗正统和教条、不唱颂歌不跪舔、怀疑一切、无惧公共讨论”,没错,这些品质都很好,但它只是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是什么,简单说,他的著作、文章或言论达到了知识界公认的某个水准。一个学者、媒体人或者作家,如果他的著作或文章达到公认水准,就可以称他为知识分子,假如在此之外他还能不功利地参与公共讨论,还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发言姿态,那当然更加分。但是反过来,假如一个人只有姿态,为了对抗而对抗,为了质疑而质疑,或者始终对抗质疑不到点子上,而它的著作和文章又在水准之外,那他不但不能被称作知识分子,被人骂也就很正常了。

 

    急着给许知远先生辩护的各路人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其实说起来比许知远先生的节目更尴尬,那就是,许知远的书和文章,再如何给他面子,充其量就是个二流水平吧。摆在流行作家或者专栏作家行列里,也许十年前还有文本的特色,在今天,他甚至都算不上第一流专栏作家。

 

    因为他是许知远,他是一个敏感多疑的公知,所以,他的不合时宜,他近乎自恋和偏执的“尬聊”,就是可以被原谅,甚至,应该是被鼓励的,因为我们时代太不缺马东这样的圆滑人物,恰恰需要许知远这样让人尴尬的人。这种辩护逻辑,暴露了本国朋友圈辩论大赛常见的没逻辑。对读者或者观众来说,没有人有义务包容一个跟不上趟的主持人。顺便说一句,很多人惊叹中国人甚至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的没逻辑,其实中国人聪明得很,哪里会没逻辑,你看到的没逻辑只是故意没逻辑,要站队,要考虑人情世故,或者要顺便为自己辩护,就跟本国大学常见的辩论赛一样,所谓逻辑,先看你站在哪一边。

 

    其实吧,对很多知识分子,我们还是会宽容的。比如,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嫖妓,张五常先生据说在广东嫖妓,大家觉得,名士风流,原谅他咯,但是你换薛蛮子、黄海波或者王全安试试?为啥,因为人家陈独秀和张五常的文章牛啊,牛到有一些怪癖我们都觉得可爱。鲁迅刻薄,周作人附逆,郁达夫暴燥,胡兰成滥情,奈保尔家暴,萨特搞女学生,海德格尔拿纳粹钱,谁都有些毛病,可是,人们多数也是选择宽容的。这样说有些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许知远先生的成就还远远未到让人可以忽视他的一些毛病的程度,他的著作、文章达到的水平和他在公共场域里的姿态并不相符。

 

    关于许知远式的“对抗和质疑”,多说两句:

 

    其一,对抗和质疑一定要放在公共镜头之下么?我在陈寅恪、费孝通、田余庆、高华、瞿同祖等等太多先生的著作下都看到了对抗和质疑,他们产生的影响也更长远,但老先生们几乎都是寂寞生前身后。而那些公共镜头下的很多所谓对抗和质疑往往太过肤浅和偏狭,以至于让人生疑。我总觉得,许知远式的对抗和质疑要么是种表演,要么已经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病。

 

    其二,就算在公共场域的对抗和质疑,也得分场合,质疑者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同时,质疑难道一定得是拧巴着来么,完全可以是一种圆润的方式啊。胡适始终是他的时代的批判者和质疑者,但人家也一贯春风和煦、不疾不徐,起码不会尬聊吧。陈丹青可以算是本时代最敢言的了,被他刻薄的人估计都想掐死他,可人家公共场合的起承转合都很得体,发表意见的领域也都是有底气有发言权的,嬉笑怒骂,分寸恰当。

 

    方韩大战时,我批评过韩寒,如今批评许知远还是基于同样的逻辑。许知远和韩寒一样,最大的问题是太过浮夸,没有“老实头”的精神。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把自己定位或者大众把你推到了“公知”的位置上,那么就请你老老实实去做点学问,多读点书,仔细研究,发表符合这个身份的著作、文章或言论。我们藏丕人物的基本出发应该是一个人在它的领域付出的努力和达到的成就,而不是他的姿态以及他有多少粉丝。相比许知远还保留的一些木讷,韩寒其实更鸡贼,他的文章比许知远更差,但他拿到了比许知远更多的好处。

 

    所以,我一直觉得郭敬明怪不容易的。郭敬明从没有说我是一个公知,他也很少轻狂地发表公共意见。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青春小说作家和一个文化商人。这是很诚实的态度,不篡越自己的身份,也不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说自己不了解的话,而郭敬明在自己的领域,其实相当勤奋和努力。试想一下,假如郭敬明也时不时发表一些公知言论,是不是今天在舆论场上的友军就多很多了呢。抛开价值评判,我恰恰觉得,郭敬明这样的人恐怕更靠谱。但是如你所见,郭敬明随便踩,许知远骂不得,嗯,这就是本国公知界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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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捞要赞,但也要警惕“公关文化”泛滥

 

    海底捞事情一出,本国市场营销类、公关品牌类流量公号和机场快消书作者们又找到可以大写特写的危机公关案例,大学市场营销系的老师们也可以给学生们眉飞色舞地讲个几年,而在各大公司内部,相信将会有无数个老板指着手下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蠢货,公司一出事儿,全部我背锅,你们怎么就不能学一学人家海底捞公关呢?

 

    海底捞在调查记者发出证据确凿的卧底调查稿子之后三小时内即发出一篇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公关声明,不掩盖、不文过、不狡辩,态度诚恳,整改迅速。与海底捞这次被媒体曝光的问题的负面程度相比,这篇公关声明甚至显得过于冗长。相比较国内绝大部分公司常见的层出不穷的推诿卸责、死不认账,海底捞由此赢得广泛赞誉合情合理。

 

    但这种赞誉到了后面开始发生变化。人民群众一开始的反应是朴素的感情,无非,哇塞,没见过这么有个性的企业,跟那些平常遇到的不要脸的企业差太远了,点赞点赞。当朴素的赞美汇聚成舆论造成一次影响力很大的公共传播之后,各种企业人员、公关从业人员开始进行二次解读,如果说“诚恳的道歉是最好的公关”还能保持政治正确,那么,“海底捞的公关声明是一次成功的市场营销,给海底捞带来的品牌价值超过1个亿”、“海底捞的公关太精明太厉害,他们就是把准了消费者的心理,这是一种心理营销”、“杜蕾斯之后,海底捞式危机公关的几个要点”就愈发趋于功利化了。

 

    中国当代市场化企业发展至今,如果说要挑毛病的话,那么,“公关文化”盖过“产品文化”或者说是市场营销思维远远强过追求质量和技术创新的产品思维必居其中之一。从早期的保健品到后来的快消品以及各种概念性产品,无不是概念大过实质,有一些产品如脑白金之类甚至完全靠广告和营销开路,而这些案例一度成为经典案例上了各种市场营销教科书和高校讲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企业界浮躁氛围的滥觞之一。而最近十年,又兴起一种公关文化,很多公司甚至出现公关强势过产品部门的现象,企业一方面利用公关怀柔媒体(尤其是新兴自媒体)删除负面稿件、消灭负面言论,另一方面强调公关是最好的营销,打着公关(如慈善、公益、环保)的旗帜行绑架营销之实。

 

    在这个大众传播时代,企业都重视所谓品牌形象,体量稍稍大一点的企业,公关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同很多人所分析,海底捞之所以能够克服危机不止靠它一纸声明,还在于其长期塑造的品牌形象。这种良好形象当然跟它的公关策略有关,但要注意的是,海底捞的品牌之所以立得起来根本上仍然因为其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甩了绝大多数饮食企业几条街。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无论在哪个时代,在企业发展的几个要素中,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服务)仍然是核心发展要素,用公关文化或者营销思维主导公司,无异于缘木求鱼。

 

    海底捞是要赞的,但我们也要防止把海底捞的公关庸俗化,把对海底捞成功经验的总结功利化。公关要重视,但“公关文化”泛滥对国家社会绝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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