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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降级时代,知识付费反而升级?

   

    2018年,终端消费领域最火爆、最能撩拨公众情绪的热门概念,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词汇——“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这是一幅奇特的商业图景,在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的挤压下,中产焦虑的情绪被放大,升级渴望与局部降级在同一群体身上显现。

 

    事实上,相较于传统场域的消费错配,有一个完全崭新的行业,更能表现移动互联时代现代人生活中的痛点。为抚慰知识焦虑而生的“知识付费”,在进入赛道下半程之后,同样要面对受众的这种矛盾心理,升级与降级的错位在知识领域如何表现?知识机构如何选择应对策略?

 

 

    贩卖焦虑过时了

 

    当然,知识付费模式远非仅仅只是建立在“贩卖焦虑”一根梁柱之上,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蕴含着智识性、实用性、社交性等等多个维度的功能,甚至,在打破物理屏障后,还能担当起深度学习的职能。不过,消费者能否越过碎片化信息、时间的沟壑,实现从“冲动付费”向更为长尾效应的“效果付费”迈进,决定了独角兽们押注的方向。

 

    以知乎为例,在今年8月8日完成新一轮2.7亿美元融资后,明显加快了多元化布局。8月28日,由资深媒体人、极客公园创始人&总裁张鹏主讲的音频私家课“张鹏科技内参”上线知乎。

 

    与极客公园联合推出“张鹏科技内参”,是知乎大学今年八月内第三次与专业机构合作进行课程研发。联合专业机构,打造精品课程,是知乎大学 2018 年下半年的业务重点。此前,他们曾与学堂在线达成战略合作,共享一线师资力量和精品课程;8月初,他们与泛心理学新媒体 KnowYourself达成合作,推出私家课程。

 

    这意味着,在多数知识领域投资人还沉浸在“知识消费是否也需要降级以对”的纠结中时,已经在金字塔基座占据优势地位的玩家们,已经开启进击塔尖的升级换代,试图完成自己的闭环内容生态,用商业重塑知识的形态。

 

    知识产品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品,往往被贴上门槛高、接受群体层次高的标签。一种流行观点是,要想拓展更多知识付费市场,需要的不是升级而是降级,要不断降级知识内容的门槛,去迎合更广阔的消费群体。实际上,这是比较粗浅的理解。从精神产品的角度来看,更广泛的底层一直并不缺乏相关消费品。比如,拼多多覆盖的三四线及农村消费群体同样有对应的精神产品,如早期故事会,现在的猎奇类公号以及农业频道的致富栏目一直都有很大的消费体量。事实证明,移动时代,他们也愿意为此付费,市面上也出现了一批此类产品。

 

    然而,从知识付费的特点来看,它的人群渗透和拓新的主要问题在于生产方式过于原始和粗糙,不适应新兴传播方式下人们的消费习惯,而不是内容及服务本身标准的降级。得到或分答的内容不会因为内容降级或调低付费标准就能获得更多底层用户,相反,它会两头不讨好。

 

    相比较大众物质消费领域,知识消费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经济学人》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经济下行时代,社会消费整体萎缩,但精神消费品的边际消费能力反而有所提高,背后原理大概是,经济不好时,人们一方面更需要精神消遣,另一方面也需要知识的投入去迎接转变。

 

    所以,在知识领域,所谓升级与降级的关键标准并不是内容的高级化还是低级化,更关键的是生产方式的升级,即在新传播条件下,如何用更精准到位的知识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对于知识机构来说,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知识供给方由个人式的单打独斗逐步升级为机构的团队协作,知识消费方由松散型的粗泛消费模式升级为紧密型的精准消费模式。

 

 

    知识付费仍处于跑马圈地阶段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宗明义:“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先贤又说:“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诧异是好奇心,除了诧异之外,思想活动还必须要有“闲暇”。

 

    这波行情中,满足“闲暇”与“好奇心”的线上生意,展现了巨大的市场空间。知乎大学整体的付费人次超过了600万,“得到”用户数在2018年五月份突破了2000万,而“喜马拉雅”于2017年底推出的“123知识节”,首日交易额超过5000万。

 

    据2018年6月《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知识付费用户规模持续扩大,2017年底达1.88亿人,较2016年的0.93亿人,增长率为102.2%。知识付费收入显著增长,显示了我国知识付费市场的高速增长势态。线上知识付费的蛋糕,抹着厚厚的奶油与蜂蜜。

 

    天花板仍高高在上,不同定位、差异竞争的知识付费参赛者,都能享受到增长福利。在广阔的草原上策马扬鞭,有针对性的跑马圈地,可以描绘出清晰的未来蓝图。8月8日,知乎创始人周源宣布,知乎已完成2.7亿美元E轮融资。此后,将加速全民知识内容平台的建设,加大在AI技术、内容生态、知识服务和商业化等多维度的投入。

 

    知乎起家于知识社区,在自发性的知识、观点的分享与交流基础上,进化出意见领袖为主体的“知识网红”群体,这是社区型平台较为常见的成长过程,这些在意见自由市场搏杀脱颖而出的群体,崛起于草根,数量庞大、形态多样、个性分明,是取之不竭的内容生产源泉,流量大,覆盖面广,这也是知乎转型做知识付费,无以比拟的优势。

 

    一个明显的观照,知识付费的竞争格局、发展路径,与电子商务大同小异。知乎Live坐拥大量内容创造者,去年推出私家课,今年与众多头部机构建立合作,对标天猫的模型,喜马拉雅接近于京东,而得到更像是网易精选。不过,这只是粗略的对比,运作层面仍有较大差异,但是,仍可以参考电商巨头们走过的道路。

 

 

    腰部到头部,上升与下沉

 

    淘宝以量取胜,各种各样的店家琳琅满目、百花齐放,但是品牌溢价不明显,阿里巴巴耗费大力气,打造出天猫网商,品牌机构进驻合作,阿里属于从下往上拓展的典型,京东则是从上往下渗透的代表。自主经营,自主性强,但是重资产运行,规模上不能与阿里相提并论,为了克服这一难题,京东也渐渐邀请加盟商进入“大商场”。

 

    两者的竞争,从市场分层的角度看,无非是大众市场与中高端市场,谁的市场更广阔、利润率更丰厚的问题;而从运作模式的操作层面出发,个中差异依旧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商业路径的抉择,加盟与直营(或者较为密切的合作),哪个更优异的判断。

 

    实际上,直至今日,人们还是很难断言两种模式哪个更合理。两块市场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中国的市场够大,双方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施展。不过,各自独占的部分,双方也都相互觊觎,侵蚀对方领地的战略,就显现出差距来。

 

    除了与机构的合作,知乎大学的矩阵,形成“课程体系”“书的体系”和“训练营”几部分,包含Live小讲和私家课,完成从音频到视频,从小体量到大体量、短时分享到长期体系化的初步覆盖。然而,这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推进的路径,从渗透效果来看,天猫的成效,要明显强于京东的加盟店,换言之,从下往上拓展,要比从上向下渗透容易很多。

 

    知乎现在要做的,是在夯实“腰部”肌肉的基础上,向“头部”进发。知乎创始人、CEO周源曾在全员信中表示:让人们轻松获得可信赖的解答是知乎的北极星。显然,机构要比个人更规范、更可信。

 

    在那篇影响颇广的雄文《知识付费下半场,还有哪些你能把握的机会》中,作者总结道,“知识即产品,电商逻辑明显”。事实证明,越是反人性、帮助用户克服自身弱点或者看似能帮助用户克服自身弱点的产品,用户反而愿意为其付费。

 

    碎片化的时间获取的碎片化的知识,可以即刻解决当前棘手的实际问题,而要形成对自我、世界的深层次认知,则需要长时间的思考、投入。排除各家整体性的判断、布局,从长远看,单论与机构合作的这一商业决断,知识付费消费升级已成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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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台拿什么对抗抖音?

 

    昨天早上我打开蜻蜓FM,看到APP的首页醒目处有一行字:“9.1倾听日”。点进去看,发现这原来是蜻蜓官方做的一个活动。蜻蜓官方将9月1日设定为在线音频行业的一个“固定节日”。

 

    我算是个电台控,从传统电台时代追到移动电台时代。如果以2011年9月蜻蜓FM推出作为移动音频时代的起点,经过整整7年,移动音频领域的创业者们完整经历了“跑马圈地—资本进入—同质化争夺—差异化格局形成”的移动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经典过程,这个过程在长视频、短视频、直播平台、O2O等领域我们都同样见过。

 

    经过惨烈的同质化争夺阶段(主要表现为版权争夺和头部内容争夺)阶段,再经过差异化布局阶段(主要表现为平台调性、趣味、功能的区分和内容生产模式的差异化),移动音频平台的整体竞争格局基本定型。下个阶段,移动音频平台如何发展,从蜻蜓FM这个运营举动其实可以管窥一二。

 

 

    头部带领行业突围

 

    为一个行业设定一个固定节日,这事儿干得最漂亮的是“双十一”。

 

    2017年的双十一,仅阿里平台当天的成交额就达到1682亿,相当于全部国民人均在阿里上剁手130元,相当可怕。但如果我告诉你,2009年,阿里搞第一届双十一时,全平台的交易额只有0.5亿元,可能多数人都不信。

 

    9年之间,阿里双十一的交易额就翻了3364倍。实际上,双十一的疯狂增长不只因为阿里运营得好,还是因为整个电子商务行业在过去9年里做大了。2017年,电子商务消费总额占全国社会零售消费总额比例已超过20%,而在9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

 

    双十一的成功不只是节日本身运营得成功,更关键是通过这个节日营造出一种电商文化,让国民了解并开始习惯使用电子商务消费模式。当多数国民被裹挟进这种文化,一切就水到渠成。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电商从业者始终抱着极大的热情推广电商文化。

 

    如果纵向对比,你就会发现,电商在中国的奇迹式发展固然有时代本身的原因,但电商行业不遗余力的力推同样是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先天条件远好于中国,但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电子商务的实际覆盖率和对社会消费的影响度都不及中国。

 

    在线音频行业在当下其实同样面临着9年前电商行业的境况。今天回顾历史,觉得过去十年是电商蓝海,电商的成功好像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在当时,电商处境不比今天的内容行业好多少。2009年时,即使阿里巴巴都还处于亏损状态,传统零售巨头实力还很强大,社会对电商还有无数偏见。

 

    在线音频行业眼下的特点是,市场格局基本成型,头部企业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基本的内容形态和商业模式成型,但问题在于,行业整体渗透率偏低,市场盘子还没做大。说白了,社会对音频文化的认知度不高,使用度不高。虽然跟9年前的电商是两个领域,但问题本质类似。

 

    我看了一下蜻蜓FM的活动,超级会员的权益不仅包括“万本有声读物”,还包括蒋勋、梁宏达、张召忠、张大春等大咖节目在内的主播付费产品,总价不过一百多块。主办方的意图相当明显,会员费相当白菜价,目的其实就是类似于早年的双十一,重点是推广音频文化,提高大众的参与度和情感认同。

 

    蜻蜓FM是在线音频行业目前的头部领导者,地位类似于当初阿里在电商的地位。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行业内继续互相厮杀,而是提高行业在整个互联网文娱行业中的权重以及提升大众对行业的认知度。阿里运营双十一的案例证明,市场没有永远的一成不变,只要有一丝改变的可能,就有新兴力量的机会,而拓展行业边界,带领行业突围,这个责任只能由蜻蜓FM这样的头部企业来担当。

 

    为行业拓展了边界,自己就有机会。这是做大蛋糕的思维,不是零和思维。

 

 

    拿什么对抗算法?

 

    怎样拓展商业边界?正如蜻蜓FM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是推广一种文化。然而,内容行业有其特殊性,音频行业更特殊。

 

    所谓音频文化其实本质仍然是符号文化。人每天都接受信息,同时又输出信息,所有信息只有两种,符号和图像。文字是最普遍最主要的符号,图像则包括真实场景、照片与影像。实际生活中,人们会同时拥有文字思维和视觉思维,但不同的人会有偏重。

 

    文字思维是一维的抽象思维,而视觉思维是二维或三维的形象思维。不管是什么音频,是有声小说、诗歌朗诵还是大V讲课,输出的都是文字,只不过通过声音的渠道传输出来。

 

    相对视频文化,符号文化先天是抽象的超现实的,一首仅仅20个字的五言古诗,可以有极丰富的内涵和意味,人们甚至会吟诵良久、品味良久。当这首五言古诗通过音频节目讲出来,那种体验又增添更多味道。

 

    这种先天特点让音频更接近古典文化结构。音频节目本身固然也有俗雅之分,有功能不同,但总体来说,每个音频都倾向于形成主体性和意义结构——这和时下文娱内容的碎片化、意义消解形成鲜明对比。直接地说,在线音频的最大敌人即是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用内容战胜内容(抖音的内容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内容),而是用虚无的现实沉溺夺走人们有限的注意力。

 

    这可以解释在线音频的行业处境。音频的符号文化特点决定它是超越性的文化,通过一个耳机,它给听者构筑了一个想象,无论是小说构筑的虚拟世界还是一个财经作家分析的现实世界。在想象中,它通过符号的输入输出与讲者进行超时空交互。相比较短视频,这是一个更高级同时也门槛更高的行为。

 

    更何况,致命的还有算法。虽然如蜻蜓FM这类头部平台同样在运用算法提高节目与读者的匹配度,但符号文化的强主体性决定它无法根据算法迅速调整内容迎合受众。

 

    拿什么对抗算法和短视频沉溺?唯有人文精神。唤醒音频文化本质上就是要复兴人文精神。蒋勋、高晓松、梁文道、陈丹青、单田芳、张大春、马世芳在音频平台的大受欢迎表明人文才是音频行业的主盘。过去几年,人文类知识分子群体总体萧条,人文类重要IP出品大幅减少,社会人文精神整体萎缩,这是劣币驱除良币的大背景。搞清楚自己的性质,在线音频行业的策略就清楚了。

 

 

    古典知识框架回归是一大利好

 

    在线音频的特点决定它距离人文更近,同时,它距离知识也更近。人文性和知识性是支持在线音频前途的两大支柱。

 

    且不说短视频,即便相比较长视频,在线音频在知识付费上的优势也更大。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线音频本质是符号文化,而知识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符号尤其是文字,视频影像只是起辅助作用。此外,在应用时,在线音频的使用场景和知识细节的展开都更丰富。

 

    人文精神的振兴有待努力,但现实已经发生的利好是,知识付费潮流正在形成,社会知识焦虑明显。为什么在2016年后会形成知识付费潮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很多人解释过的,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逐步完成,社会卷入互联网的程度加深,逐步适应了通过互联网接受知识服务并付费的模式。第二点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古典知识结构异常重要,互联网技术再强,人性不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没变,人们获取知识形成知识结构的方法未变。

 

    知识的形成有内在规律。著名的哥德尔定律讲过,任何人对一个领域的知识做到掌握必需要经过三个过程,“对象—对象理论—元理论”。所谓对象就是,先要搞清楚你希望了解的东西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对象理论则是对对象进行解释和分析的中观理论,而元理论则是背后更宏观深层的哲学理论。很多知识掌握通透的人很容易在社会上获得知识优势,因为它对各种元理论掌握充分后,可以反过来往下面推,底层的知识轻松就可以掌握。

 

    在互联网社会之前,这套古典知识生产消费体系已经运行数千年,但古典知识体系培训其实非常复杂。互联网革命打破了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人们误以为世界是平的,知识也是平的,知识的获取可以轻而易举。这种状况随着移动互联网革命的发展逐渐改变。人们意识到,即使互联网上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找到的,但碎片化的知识获取无法形成真正的知识结构,很多稍有门槛的知识领域人们连一开始的门都找不着。艾瑞咨询报告显示,知识付费一年之后,2017年全年国内知识付费市场规模即已达49亿元,预估未来两年会达到200亿以上的规模。

 

    综上,在线音频的未来总结为三点,一是通过商业化促销和仪式化的节日降低大众进入平台的门槛,培养大众情感;二是参与社会化议程设置,推动人文精神复兴,争夺注意力;三是变现模式上实现知识领域的生产消费双升级,用知识付费护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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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奖励P2P行业中的“好孩子”

 

    最近两个月,P2P平台爆雷不断,与此同时,来自监管层的新闻也未间断。

 

    8月4日,全国互联网金融整治办、P2P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办提出“允许合规机构继续经营”“条件成熟的机构可按要求申请备案”等九项明确要求;8月8日,全国互联网金融整治办下发了《关于报送P2P平台借款人逃废债信息的通知》,要求各P2P平台尽快报送老赖信息;8月12日,监管部门提出十项举措缓释网络借贷风险;8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召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开会,要求协助化解P2P爆雷风险。

 

    十几天里,相关政策涉及到包括央行征信局、发改委财经司、中国银保监会的多个部门。最重要的消息是8月13日《网贷合规问题检查清单》108条发布,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P2P合规检查正式拉开帷幕。此外,在舆论上,代表官方意志的《人民日报》评论称“眼下互联网理财行业出现一些变化是正常的市场出清”。种种信号表明,监管层正在对本轮P2P爆雷潮进行“良性引导”而非“一刀切关停”。

 

    这让人想起三年前。2015年,以e租宝非法集资案为代表的P2P第一次大规模危机之后,互联网金融政策一夜之间180度大转弯,相关部门一度暂停了任何跟互联网理财相关的公司注册。

 

    本轮P2P危机,为什么监管层的表现迥异于三年前?

 

    一、监管回归本源

 

    哪怕是市场经济最彻底的国家,某个新兴市场出现后,都避免不了与政府部门的长时间磨合。更何况,金融行业里,针对机构的浪潮式监管是常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整个银行业面临技术性破产。国有大行剥离大量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左右,证券公司广受庄股、内部交易诟病。2003年,南方证券轰然倒塌,开启了之后券商行业良性发展新时代。信托行业1979年起步,40年间经历七八轮重点整顿,至2001年时才颁布《信托法》,法律上终于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这些正规持牌金融机构也是在业务开拓、监管合规的博弈当中一路血泪前行,始有今日之格局。工行如今睥睨天下,谁记得当年成立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巨额不良资产时,在国际上是何等落魄。

 

    互联网金融虽然是新兴金融形式,其商业模式的“初心”并无问题。P2P在中国最早起步时就有普惠金融的性质,它的初衷是以风险可控的方式,将居民手中闲余资金周转给有需要的个人。P2P机构在其中的核心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一是把控风险。这种模式也并非中国独创,而是从国外引入,国际上有成熟经验。

 

    实际上,即使中国现代金融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现在反过头来看,P2P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广泛存在。传统金融业仍然存在贷款难、贷款慢的痛点。

 

    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确有传统金融难以企及的优点。它的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低,同时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可以减少金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当然,互联网金融也有缺点。最显著的就是,它在降低贷款人门槛的同时也让骗子的进入门槛大大降低——移动互联网让金融欺诈的空间和受众数量大大增加。正因此,互联网金融的自身特点决定它比传统金融更需要监管。

 

    当然,加强监管并不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这就是金融监管与市场之间的互动磨合。伴随着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的变化,各子行业当中的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问题、暴露合规短板,这正是行业大浪淘沙、去伪存真的契机。从长期来看,这是金融行业自我净化的机制。

 

    这次P2P机构的整顿,不过是新形势下的另一次周期表现,并不意味着整个行业戛然而止。相反,当监管不再一刀切而是趋于理性、成熟,P2P的行业发展反倒有望迎来业态净化、牌照明确、业务规范带来的新一波红利。

 

    二、本轮危机的性质不同于三年前

 

    监管层的态度与当下宏观经济环境的特点也有关系。

 

    与2015年那一波相比,这一波P2P爆雷有一个明显特点,此前倒掉的平台很多涉及故意诈骗、非法集资,但这次却有不少正常经营做正规业务的平台也出现倒闭。

 

    互联网金融跟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存在强关联性。宏观经济下行,资产缩水,市场资金流动性紧张,尤其是近期股市大跌,股票质押率下降,很多上市公司由于缺钱就会把网贷平台的钱抽走。流动性危机直接导致借款人逾期率上升,代偿方无法覆盖,平台退出与借款人情绪低落二者互相强化,导致出现连锁反应。

 

    如果说三年前的P2P爆雷更多是市场主体本身的乱象为主,此次连环雷更多是跟经济大环境相关,尤其是跟流动性紧张和监管趋严后平台合规成本上升有关。正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对此次P2P危机也同样放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盘子中。多个相关政策会议均将缓释P2P风险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一中央层面经济工作年度目标挂钩在一起。

 

    从此轮P2P危机的实际过程来看,危机本身就在金融风险化解的大过程中发生。比如,监管层2016年开始逐步加强P2P平台的备案制管理,这一政策本身就让一些平台增加了合规成本以至于成为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可以说,监管层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三年前。中国P2P平台已经纳入到监管轨道中,正朝着可控可持续的路径发展。2015年,中国P2P高峰时期,有5000多家平台公司,到今年只剩下1800家,这种减少正是中国P2P行业走上正轨的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本轮危机恰恰可能是P2P行业蜕变的一个转折点。

 

    三、P2P的转型和未来

 

    本轮P2P危机迅速发酵,业界一般认为与宏观经济下行和监管舆论引导有直接关系。但从更广的图景来看,整个国内资产管理行业都在近期面临急剧转型,而P2P只是其中一部分。

 

    4月27日,央行发布了所谓“资管新规”,其中画龙点睛之处在于“打破刚性兑付”,锋芒直指银行理财、信托产品等主流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这么多年,居民已经习惯了“存款式投资”,在银行柜台买到的理财也好其他各种名目的产品也要,绝大部分到期都拿到了当时宣传的本息。但这种刚性兑付的背后,隐含了很高的金融风险,搞不好堂堂金融机构也会沦落到麦道夫当年在华尔街的惨景。

 

    麦道夫当年操作的是所谓“庞氏骗局”,说白了就是借新还旧。他一边给投资者开出远高于市场同期收益率的超高价码来吸引资金,另一方面用新募集来的钱去填补之前投资者提取收益的窟窿。真实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可能只有一点点,远不能满足资金对利息的要求。这种模式的终局,都是资金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募集到,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国内银行、信托、券商等金融机构每期都兑付的各类理财、资管产品,如果底层资产收益不佳,那么偿还也就是靠新募集,所以称为“资金池”。现在好在底层投资情况尚可,没有什么大窟窿。但是显然这是“灰犀牛”风险:世间没有永赚不赔的生意,资金池总会迎来难以支持的寒冬。

 

    本轮P2P(使用银行存管而非托管,所以不能有资金池)整顿当中,某些伪互金平台的资金池也是治理的重点。在监管洗刷掉跑路者、假项目、庞氏骗局之后,剩下良性运作的产品将随本轮资管行业的改革大潮一起,进入更为透明、匹配的新阶段。

 

    从2008年金融危机来看,资产管理机构死掉的原因不一定需要某笔投资产生巨额亏损,更要命的是再难募资、融钱。资金就是流动性,是金融机构的血脉。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在最后关头央求美国政府所做的,就是给笔过桥资金,缓一口气。大盘子其实还在。但这口气没缓过来,顶尖投行轰然倒地。

 

    现在P2P机构陷入行业寒冬,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流动性使然。老百姓对P2P陷入恐惧,不再上网交易,导致很多良性运作的好机构都难以维持血液循环。这一点政府看得很清楚。此次政府专门成立专项工作组,调集银行、AMC等各路资源,就是为了在这种集体恐惧的形势下给P2P行业当中的“好孩子”输血。这本身就是P2P行业情况转好的明确信号。一旦熬过寒冬,这些机构会整合原来“坏孩子”退出产生的空白,规模、利润将产生明显集中,具有更多资源的国企系、风投系互联网金融平台将有更好发展。

 

分类:宏观经济 | 评论:6 | 浏览:2971 | 收藏 | 查看全文>>

美图会不会是社交搅局者?

 

    创办十年后,美图公司召开了可能是十年来最重要的战略发布会。美图董事长蔡文胜宣布,未来十年,美图将全面进入社交领域。美图创始人兼CEO吴欣鸿表示,这一新战略意味着美图的“二次创业”,美图秀秀新上线的“社区”功能更被他称之为美图秀秀十年来最大的改版。

 

    这一转向意味着美图终于启动了工具产品到社交产品的关键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影像社交热以及短视频社交热并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2008年,美图秀秀横空出世成为网络神器时,美国如今排名前三的影像社交产品Instagram、Snapchat和Pinterest都还没诞生。

 

    国内兴起图片社交热也已是四五年前的事情。2014年,Nice完成2000万美元融资,2015年,上线不到一年的国内图片社交产品in获得3亿人民币投资。但即使那个时候,最有资格进入社交领域的影像类APP领域绝对老大美图秀秀,也一直迟迟未动。

 

    为什么一直不那么赶风口的美图秀秀选择现在才全面转型?美图的这种后发制人是后发优势还是劣势?影像社交的格局会不会因此改变?

 

    一、美图的节奏

 

    美图的转身是因为企业反应太慢战略失误还是故意为之?从美图的发展过程来看,更像是后者。

 

    互联网圈,生态是高频词。有些人,单一的互联网产品还没做得多出色,就喜欢言必谈生态,要是某个公司稍稍在某种产品上下游稍有一点布局,“生态”的flag就好像已经立起来了。生态这个词的泛滥是互联网泡沫的典型表现。

 

    搞互联网的,谁都知道生态的好处,谁都希望自己能够围绕自家产品筑成一个生态。有了生态,防守上有多重护城河,进攻上可以收取生态溢价。但在具体实践中,做生态也分两种路径,一种是理论先行的激进型,典型代表是贾跃亭和乐视,先描摹一个理想的生态蓝图,然后一切布局全部围绕之,完全不顾这种蓝图凭借自己的实力是否能够消化,也并不随时反思这种蓝图本身的缺陷和漏洞;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稳重型,如BAT如今在各自领域的庞大生态其实一开始也无人能够预见,马云是生态布局的高手,但他的决策也多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真实处境而出,并不会太过激进和浪漫化。

 

    过去十年里,美图的选择表明它走的是第二条路径。它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不断巩固主业阵地优势,二是对新兴趋势始终紧跟但保持距离。

 

    巩固主业阵地表现在美图十年来一直在巩固自己作为工具型影像产品的头羊地位,并完成了上市和商业化盈亏平衡两大核心目标。美图系的工具类产品总月活用户接近5亿,其中美图秀秀月活超过1亿。在影像处理技术做到业内无人能超之后,美图进入了电商、智能硬件等领域,并凭借智能硬件的高利润实现了盈亏平衡。

  

    对社交领域,美图其实一直紧紧盯着。2014年,美图上线美拍,但短视频应用距离真正的影像社交到底隔了一层。在美图内部,关于社交产品如何发展的讨论一直存在。社交的好处——增加用户黏度和人均使用时长,提高变现能力是谁都知道的,但是如何做、什么时机做都很考验美图的定力和眼光。

 

    美图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即便Instagram从工具转型社交成功,但国内的图片社交类软件总体不温不火。迄今为止,这个领域其实没有头部产品。事实上,工具型产品转型社交产品的难度是公认的。很多工具型选手都尝试过社交,但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典型例子如支付宝。

 

    谨慎不代表不出手。从接近美图内部的媒体报道来看,美图为这一转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去年11月美图内部为此大幅调整组织结构,吴欣鸿将美图秀秀、美拍和创新社交并入“社交产品事业群”,区别于“美颜产品事业群”和“智能硬件产品事业群”,各自实行绩效考核。

 

    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All in”的架势。在被资本市场和潮流推着走的互联网圈里,美图是一个有独特节奏的公司。

 

    二、酒有了,就差故事

 

    全面进入社交领域,美图的“生态”补齐了最后一块木板。现在的美图,既有影像类超级APP,又有配套的智能硬件和电商服务、增值服务,如今又增加了社交服务。架构上,美图是一个很圆满的生态了。

 

    但这个生态潜藏着风险,如上文所说,连支付宝这种超级APP都未能成功实现社交突破,美图的转型之路注定相当坎坷,而看上去慢吞吞的美图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相当的决心,它把社交转型定义为十年最大改变,有点不成功就成仁的意思。

 

    在眼下的节点,如此重大的转型,对美图来说,这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美图的社交有没有机会?

 

    《第一财经周刊》曾经如此评价拼多多的崛起:“为什么这么年轻的APP能有好几亿的用户,答案很简单,就是微信的用户数减去淘宝的用户数”。这句点评很有意思,在电商领域,只要仍然有一个剪刀差,那些像黑户一样的用户都有可能被激活,无非是看你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拼多多并没有直接抢走淘宝的蛋糕,它做的是自己的增量。

 

    社交领域的逻辑看上去与此不同,但根本道理是类似的。如果人们的总社交时间是恒定的,你未必要用同样的产品去替代某种竞争品,重点是做自己的增量。更何况,相比较而言,社交产品的替代格局和增量格局变动的速度远远大于电商产品。总结起来,原因有两个。

 

    其一,代际社交的变动速度远远超过现有平台的调整速度,比如,一款针对80后的垂直社交产品很有可能不适合95后、00后群体,即便他们的兴趣可能是一致的,但表达方式和表达载体可能完全是两个路数;

 

    其二,社交产品一旦成为主流就会产生“非主流”,主流就意味着规整、死板、限制、秩序,而社交产品的天然属性是反秩序、自由化的,非主流人群或者主流人群的非主流时段总需要得到另外的释放。实际上,传统微博和微信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尤其是年轻人,不断在寻找新的自由社交空间。

 

    因此,从大的面上说,美图要在社交领域分一杯羹的难度要比类似的公司从板结的电商领域分一杯羹难度和投入要小。实际上,知乎、马蜂窝、B站都通过垂直社区运营获得了相当稳定的社交流量。这意味着垂直社交仍然有空间。在具体运营中,美图又有两个独特优势。

 

    第一,从整体社会趋势来看,美图天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视觉思维方式逐步成为社交平台上足以跟文字思维方式抗衡的主流表达。社会进入影像时代,相当一部分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是形象思维,或者二维、三维四维,传统的文字思维是一维的抽象思维。这就是短视频和图片社交风靡的原因。

 

    第二,在产品形态和用户使用习惯上,美图主导的“美颜”功能是上游的广泛需求,下游的需求紧接着就是分享。在工具类产品中,在美图上从功能性需求转到社交性需求是相对容易的,不需要再去进行用户教育,获客成本也大幅下降。

 

    相对于很多新进入的竞争者,美图总体上占据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不能保证美图一定能够在社交转型上获胜,原因是,美图过往的经验主要集中于技术性产品的打磨和智能硬件的商业化,缺少内容运营的经验。美拍遭遇的困境说明,内容运营是美图的短板。如果美图真要All in社交战略,内容运营的短板就必须突破。

 

    美图的酒有了,就差故事。

 

 

    三、美,可不可以是一种使命

 

    最近几年,中国人有没有变得更美?

 

    国人审美一直饱受诟病。且不把内在美包含在审美中,仅仅是表面上的,如穿衣、发型以及整体打扮和环境之间的搭配,中国人整体审美水准一般,常会让人觉得比较尬,比较违和。

 

    审美有多重要,夸张点可以提升到民族国家的高度。美图的使命一直是打造美丽王国,通过各种技术和工具让社会追求美、体验美、创造美。

 

    我以为,社交时代的美图应该延续这个思路把故事讲下去,但要把“美”的故事讲得更深。这是因为,社交战略让美图打开新的视野,但也增加了新的社会功能。一旦从工具产品变成社交产品,美图就不只是跟“美”的技术工具打交道,而是要在社交内容中倡导一种审美,引导美的潮流,汇聚关于“美”的社会意识。

 

    美图需要意识到,社交产品还具有媒体和传播功能,或者说媒体和传播是其生命力的根本。美图只有将它媒体和传播的能力放大才能获得更多用户,这就需要美图突破技术公司的局限,突破只是作为工具理性的美的局限,形成一种基于价值理性的美的文化。只有这种文化变成美图的内在基因,它才能将美图的社交运营好,才能引导用户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

 

    在全面转型社交的战略下,美图对美拍进行了调性的调整,吴欣鸿将美拍定位为“泛知识短视频社区”。他公开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短视频是一个好东西,但它是不是只剩下娱乐至死?时间杀手、空虚感、不良风气,是最近频繁贴在短视频上的标签。如果说泛娱乐是短视频的今天,那么美拍更关注明天。从长远来看,短视频行业要持续健康地发展,终将会迎来价值的回归。与其用泛娱乐给用户带来短暂的强刺激,我们更愿意做时间的朋友,长情地陪伴用户。”

 

    这段话说明美图意识到当下很多产品迎合用户、格调低下的毛病。很多人认为,算法证明人们有粗鄙的需求,因而提供粗鄙产品没毛病,但这无法解释为何这类产品又同时遭遇大量抵制,同样也无法解释格调很高的Instgram、Pinterest为何在国外颇受追捧。

 

    说到底,以“美”为核心的美图转型社交,还要提供关于美,关于格调的价值观。这是能够真正凝聚用户的价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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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真的不接受以房养老?

 

    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保险正式推向全国。

 

    不过,这一政策的背景却值得寻味。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提出鼓励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和2016年分两批在全国部分城市开展试点。从试点情况来看,业务开展并不理想。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这么多保险公司居然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相关业务,区区98户家庭139位老人完成承保手续而已。

 

    以房养老为啥在中国水土不服?很多评论提到原因是中国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和“家产传后”观念。实际上,2013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鼓励以房养老政策时,此类观点就相当普遍。5年后,实践似乎还证明了这类观点。但我以为,这种评论过于概而化之,解释面偏窄。

 

    首先,有没有中国人仍然固守“养儿防老”、“家产传后”观念以至于宁可自己过得贼惨也不愿意抵押房产换养老金?当然有。但是,中国老人受制于此的恐怕并非完全是传统观念,而是跟两种现实有关,其一是中国特色的家庭财产关系,其二是中国老一代的消费观。

 

    如果抱定“家产传后”,那是一种主动行为,是积极放弃权利,但现实中,中国老人恐怕更多是消极放弃。中国当下直系血缘之间的家庭权力关系大部分呈现出倒挂关系,老人与子女的财产关系中,子女总体更强势,这种强势似乎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澎湃最近发了一条新闻,标题是《78岁大爷和65岁保姆结婚,防猜疑先对值四百万房产做公证》。新闻说,一宁波78岁大爷鳏居多年,晚年喜欢上自己的保姆,想跟保姆结婚,但子女却怀疑保姆结婚只是为了得到大爷的房子,于是逼得大爷到公证处公证:“她(保姆)可以住到过世,但房子归我女儿”。这个新闻是中国当下中国式家庭财产关系的典型写照。一方面,大爷是房产所有人,他拥有处置它的权利,但在社会舆论和子女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公证,另一方面,根据婚姻法,保姆只要是跟大爷结婚,就应该享有遗产权,这种公证简直就是对女性权利赤裸裸的剥夺。澎湃新闻里居然说:“这成了宁波市信达公证处的一段佳话。”由此可见,中国家庭财产关系对老人有多不利了。

 

    中国老人消费观的保守是以房养老难以推进的另一现实基础,中国老人对这种超前消费表现出集体性的怀疑并不奇怪。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保守消费观同样并不完全是观念问题,而是有现实制约,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家庭财产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是技术制约——由于国家相关政策覆盖面狭窄、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金融机构的产品设计相对滞后,老人对以房养老存在种种操作层面的疑虑,例如,房价的评估、保险的流程、房价涨跌风险的控制等等,再加上社会整体使用这种金融产品的氛围尚未形成,他们肯定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保守和抗拒。

 

    很多人问,试点效果这么差,为什么国家在此刻突然全面将以房养老从试点推向全国?从国家角度,固然是因为老龄化社会逐渐到来带来的压力逐步增加,可以通过以房养老缓解社保基金压力,但从社会的角度,我以为也是因为所谓的传统观念其实影响没有那么深,就算有,未来也将逐步打破。

 

    中国人真的是观念上就不接受以房养老?显然不是,或者过去也许有过,但这种观念牢笼逐步即将打开。中国新一代“老人”总体“个人主义”色彩要更加浓厚,家庭财产关系的刚性有逐渐松动的趋势。在很多地方,过年时,不只是子女不愿意传统中国那种大团圆式的春节,不少观念超前的父母也不愿意拴着子女。中国旅游行业数据表示,那种退休夫妇不带孩子的双人或同辈人出游最近几年大大增加。此外,新一代老人整体知识水平相对更高,他们对以房养老这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也必然会变得更高。

 

    从试点推向全国,是从政策上给这事点了一把火。试点或许效果不好,但考虑到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以房养老的未来绝不至于完全没有市场,它最终被社会接受并产生真正影响的拐点应该不会太远。(8月13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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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危机本质还是流动性危机

 

    过去不到一个月,P2P网贷平台进入密集“雷暴期”。数据显示,仅6月份,问题网贷平台数量即高达79家。平台逾期和兑付困难导致投资者恐慌情绪,加剧了问题恶化程度。

 

    熟悉中国P2P发展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P2P领域一向是“出事儿”新闻高发地。实际上,P2P出问题范围最广、影响波及面最高的时候还不是今年,而是2015年到2016年。2015年6月,单月问题平台达到114家,出现过一波P2P违约、跑路、清算潮。当时著名的易租宝事件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并直接导致公安机关的介入。

 

    2016年开始,监管部门加大了对网贷平台的监管力度。2016年,原银监会等多部门就联合下发了《网贷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底,原银监会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完成辖区内P2P机构的备案登记。

 

    除监管加码之外,有关部门还一直在推进与P2P相关的征信系统建设。网贷平台违约率居高不下,与平台本身坏账严重也有很大关系。由于未被纳入央行征信,许多平台借款人选择逾期甚至拒不还钱,“多头借贷”情况普遍,而平台缺乏征信信息,无法识别一些恶意多头借贷。2017年底开通的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贷前审批和贷后信息查询,能够部分解决多头借贷、恶意欺诈行为。

 

    中国P2P至今一共发展11年左右,总体上说,早期的“泥沙俱下”情况得到了整治。最高峰期,中国P2P平台有近5000家,几年下来,如今稳定的平台公司只有1800家左右。

 

    与2015年那一波相比,这一波连环雷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此前倒掉的平台很多涉及故意诈骗、非法集资,但这次却有不少正常经营做正规业务的平台也出现倒闭;其二,大平台也出问题。所谓百亿平台曾被投资人认为是网贷界的定海神针,但最近不少百亿平台、有大众知名度的平台也出了问题,如钱宝网、雅堂金融、唐小僧、联璧金融在内的民间4大高额返利P2P平台全部停业。

 

    显然,这次连环雷与之前相比有所不同,最大不同在于,此次危机与整体经济环境“钱紧”有关,也与监管趋严之后平台合规成本上升有关。简单说,流入的钱少了,要花的钱多了,实质还是流动性危机。

 

    首先,互联网金融跟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存在强关联性。宏观经济下行,资产缩水,市场资金流动性紧张,尤其是近期股市大跌,股票质押率下降,很多上市公司由于缺钱就会把网贷平台的钱抽走。流动性危机直接导致借款人逾期率上升,代偿方无法覆盖,平台退出与借款人情绪低落二者互相强化,导致出现连锁反映。

 

    其次,监管迫近,尤其是备案延期导致市场对监管的预期加码。备案延期是监管方对P2P平台的备案制管理,原本定于6月份,但今年4月决定延期。为了备案成功,为了达到合规目的,很多平台做了一些面子工程和粉饰工作,放弃了一些项目,损失了不少利润,同时增加了合规成本。

 

    互联网金融尤其P2P,本质上做的还是资金流生意,一进一出,资金流大幅紧缩,由此出现刚性兑付危机,继而出现各种逾期跑路也就不足为奇。如果说之前的P2P爆雷更多是市场主体本身的乱象为主,此次连环雷更多是跟经济大环境相关,虽然爆雷的数量并不比之前最严重的时期,但它背后的发生原因恐怕不能不引起更大的重视。

 

    在中国经济去杠杆、金融监管加强的大背景下,流动性危机的影响面远不止P2P行业,但是P2P行业作为冰山的表层,它的反应是最容易被看到的。在海平面下面,中国经济的庞大主体都或多或少收到影响。有统计说,这一波P2P连环雷涉及到的资金高达2000亿,这2000亿背后,不仅是很多投资人的血汗钱收到牵连,也意味着它作为社会融资的一部分的功能将会由此弱化。这是本轮经济紧缩的一个重要表征。(7月17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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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币市场化不要叶公好龙

 

    过去两周,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次罕见的短期波动。6月14日到6月29日,人民币连跌11个交易日,跌破6.65关口。从4月中到6月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贬值达5.1%。

 

    怎么看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大幅震荡?尤其是这段时期正逢中美贸易战关键时期。市场上有两种论调,一种是人民币看空论调,认为人民币即将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另一种论调即与贸易战相关,认为人民币贬值背后是央行为首的行政主导,目的就是将汇率作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方武器。

 

    人民币看空论调长期存在,且不值一驳。看空人民币与看空中国经济其实是同体婴儿,上半年中国投资和消费增长放缓让这种论调沉渣泛起,但中国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节点,况且又受到去年以来货币政策紧缩高强度去杠杆的影响,经济指标有所波动很正常。值得一说的是第二种论调。

 

    这种论调源头上来自曾经存在的针对中国的汇率操纵论,本质上还是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某些制度领域由政策代替市场起作用的成见。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必须承认,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乃至中期,由于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性,某些时候的确出现过“管理”成分大于市场“浮动”成分的情况,但这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变化。事实上,我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作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

 

    2015年的8.11汇改是人民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节点,我国将人民币汇率参考篮子货币调节,实行有管理浮动。虽然此后在2016年出现人民币大幅贬值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导致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稳住了人民币汇率,但2018年开始,汇率市场化政策继续坚定执行,“逆周期因子”暂停使用,回归汇率政策中性。这表明,中国政策制定者始终在有意识地避免用政策之手代替市场之手,所谓“有管理”也是指的是在极端异常波动的情况下。

 

    可以确定,2018年以来,不论是人民币汇率急涨还是急跌,央行基本已经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干预。事实上,这半年里,人民币汇率不仅在近期经历大幅贬值,在年初到4月份,人民币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显然,此次人民币汇率波动绝非政策之手背后发力而是市场的自发结果。

 

    如果你要问,市场是怎么导致这个结果发生的,那就是各路经济学家的事情了。但是,汇率波动的成因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谁也无法做到精确解释,否则怎么叫看不见的手。总体来说,如央行行长易纲所说,主要与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有着明显的顺周期行为迹象。

 

    对中国市场来说,不只是要搞清楚具体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克服汇率浮动恐惧症,要逐步适应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只有市场不恐慌,才不会形成舆论倒逼高层往行政干预的回头路上走。

 

    可以设想,未来,类似的波动还会经常出现。毕竟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正在大幅增加。但是,这种波动恰恰是人民币市场化进程的正常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每逢遇到一些经济失误时刻,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水平低都要出来背锅。最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如果一旦出现波动市场就出现恐慌,就试图让政府出手干预,那就是对改革的叶公好龙了。

 

    但中国政府绝不是叶公好龙,改革也不会走回头路。汇率市场化进程不会因为一点点波澜就停下。实际上,此次波动,市场给出的反应已经趋于理性,总体舆论并没有出现太大波动。在本文写作时,人民币汇率已经小幅回调。只要市场能够以平常心对待汇率波动,就有可能实现政策市场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人民币市场化的根本大计。(2018年7月10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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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我居然花了整整一周才看完西奥迪尼的这本《影响力》,一本看上去如此简单的书。这种感觉跟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类似。经济学原理如此浅白,就像影响力原理如此易懂,然而,等西奥迪尼就每一点展开细致论述之后,你就像被雷电击穿过一遍又一遍,而它带来的实际冲击力比经济学著作还要大,毕竟经济学研究的事情大部分是“关我屁事”,而社会心理学的每一个案例展示简直就是生命里无数惨痛记忆的VR重现。你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惨淡人生,并惊恐于这种惨淡很可能还将继续。

 

    严格意义上讲,双方都在研究同一个事情。社会科学嘛,研究社会的科学,我们读完,最好也变成“社会我××”。当然,“社会哥”不会因为你看懂了就自然加冕。就如西奥迪尼,这位社会心理学大师声称他是世界上最容易上当且受骗经历最多的人,书中几个案例显示,这老兄二傻子程度确实惊人。这就是书呆子气了,西奥迪尼因为自己总被骗去研究“骗术”的社会心理,就像莫言老师说因为他生活中太过软弱,就要在小说中实现强弱逆转。而实际如何呢?真正的操纵力高手,真正的弱肉强食者从不会写小说,也不看什么社会心理学。

 

    当不了社会人,好处还是有的,但好处也是消极好处。西奥迪尼在书中费尽心思告诉我们的无非是,来来来,我以我的研究告诉你们,怎么样不被套路。可是他的那些反套路手法无一不是防守法,无一不是消极应对。这种心态跟我看新闻相当类似。我跟我很多朋友说,做这么久媒体,兄弟我学到的唯一本事是不会被媒体骗。这跟西奥迪尼同志是同一种性质,费尽心思研究甚至写下一本书来只为了防御,为了不被伤害。

 

    总体上讲,《影响力》是一本从微观出发的基础理论,但是这种基础理论有其时空范畴。人性就摆在那里,但关于人性的学问有两种,一种是人性本身,一种是不同时空人性的演变。西奥迪尼展示的套路是基于美国消费社会前提之下,当然涉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媒体,但如果拿来对应其他时空,比如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某些极端时期,你会发现,基本对号入座。西奥迪尼是用商业社会的案例佐证它的基础理论,但如果我们用政治案例呢,特别是,如果用中国的案例呢?

 

    从操控术水平来看,无论是群体操控术(社会)还是小团体操控术(企业、组织)还是个人操控术(家庭、男女),中国人的普遍谙熟程度绝不输于任何国家,而具体实践会更加让人惊叹。实际上,本国恐怕是世界骗术、套路、心理术以及厚黑学的最大实践基地,而实际过程假以呈现,恐怕绝不是《影响力》中的案例给人的观感:骗术多数时候只是生活的一点漏洞,不至于伤筋痛骨。本国的心理操纵大师们是要给你“颜色”看的。

 

    本书理论的第二个可能的时空变量来自信息科技。西奥迪尼完成此书在1986年。他在书的结尾相当有预见性地表明了他的洞察。他引用了1972年《经济学人》的预测:最终,我们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任何人,只需坐在实验室、办公室、公共图书馆或自己家里的电脑终端前,就能接入大规模的数据库,在难以想象的信息海洋里穿梭。哪怕是爱因斯坦那样的脑袋,也不敌电脑终端计算能力的万分之一。

 

    在这段话后,西奥迪尼这么说:“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将越来越难以应对未来生活的变化,我们将越来越频繁发现自己陷入跟低等动物一样的处境之中。为了解决我们应对的‘分析瘫痪’,我们将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环境中的单一特点上,正由于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我们不假思索的机械反应来获利。”

 

    不幸的是,西奥迪尼说中了。三十多年前描述的场景难道不是已经到来了吗?社会操纵术喜好者拥有了更强大的武器,而我们的应对能力不进则退,更糟糕的是,“社会”离你更近了,我们所有人都进入了一个庞大社会中——互联网就是最大的社会,没有人能够逃脱。我们在互联网“社会”中同样进入了西奥迪尼痛心疾首的“一按键就播放”。想想,今天,你在网上有多少消费,多少阅读,多少情绪,多少表达是“别人希望你那样”而你不自觉就完成了的?

 

    大概两年前,今日头条老大张一鸣的某场演讲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有人问张一鸣,今日头条是个信息分发平台,为什么会起一个新闻客户端的名字,张说,他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差,但测试结果是这个名字的效果最好。我在想,这恐怕只是张一鸣工作中无数结论中的一个,他的产品、用户数量以及他的计算能力足以保证他站在一个更高等动物的视角看人。西奥迪尼花了一辈子研究人性的弱点,可是,张一鸣以及类似巨头只需要一点算法设计,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洞悉。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西奥迪尼时代,还有一本防套路指南,现在谁来拯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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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见闻短评录(三)

 

    1、江苏两会晒2017成绩单,啥数据都说了,偏偏不说GDP总量。昨天广东两会也公布成绩,啥数据都公布,偏偏不说GDP增速。地方政府竞争的道道好多。根据两省去年的数据,广东增速超过11%,总额8.99万亿,江苏增速7.2%,总额8.16万亿。2012年左右开始争论的粤苏争霸论宣告终结,广东把江苏全面甩到身后。在省内城市竞争上,相比广深双星,江苏更是黯然失色。无怪乎双方政府公布数据时都藏着心事。一个怕过分张扬,另一个更怕。(2018.1.26)

 

    2、权威数据,北京二手房价2017年同比下降1.2%。每平米降了800块,不过更重要的是,比2017年6月峰值下降了13%,等于每平米下降9000块。这意味着,北京有房阶层过去一年资产总值普遍下降。北京2017年平均工资约为10万每年。换句话说,北京一套100平米左右普通房子,过去半年价值下降90万,相当于北京普通市民9年的工资。北京人民都是见过世面的。(2018.1.28)

 

    3、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可能是新世纪以来15个主题为三农的一号文件中地位可比2006年的一号文件。那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很多新闻网站打标题都是突出“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所”这句,这不对,这个文件的关键句是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还有一句很重要,“使农民的闲置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养老、休闲等产业的载体”。如果用前面那个,会误认为这个文件主基调是消极的保守的,但实际上,这个文件意味着中国乡村振兴正是拉开序幕,主基调是积极的改革的。之所以强调严禁,恰恰是用来挡保守力量的口舌。(2018.2.05)

 

    4、全国人大代表、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会长马利民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第一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说:兰州拉面在国内网点发展到35000家(居然用的是网点)。我估算了以下,仅兰拉店面服务人员就解决甘肃人民40万以上就业,还不算上下游带动就业。而且,一家兰州拉面的普通店铺每年营业额居然高达200万——兰拉、沙县,大概相当于中华料理界的腾讯阿里?(2018.3.13)

 

    5、抖音替代微信公号?我的观点是:第一,抖音的替代性极高,而且它天然的娱乐基因和运营的不克制可能很快导致它的衰落(替代品出现);第二,微信公号的泡沫稀释反倒愈发体现公号的价值,也在回归公号初心,想必也是张小龙愿意看到的,公号在往豆瓣发展,我反倒乐观其成;第三,速朽与不朽,在内容领域是一个永恒矛盾,运营方想要什么,看客想要什么,据决定了哪一种不朽,哪一种速朽,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018.4.02)

 

    6、前几天得知,一做视频行业的朋友,拍摄短视频,主推内涵段子,期间点击率大概每期几万+,势头挺好,直到段子出事。朋友抑郁了一周,说,投入的资金也还好,不到小十万,主要心痛积累的品牌一夜没了,好不容易摸出的方向也一下子丢掉了。舆论更关心平台的损失,但平台上的内容生产者的损失虽微,但对依赖它生存的人来说,影响更剧烈。(2018.4.16)

 

    7、关于头腾之争,有三个不成熟观点。其一,头腾之争的起源不在外部,而在于企鹅内部的不可调和矛盾,主要表现为微信内在机理和腾讯其他BU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腾讯危机首先起源于内部,而内部不力在目前的约束条件下难以调和;其二,腾讯要防止大国陷阱,所谓大国陷阱是指大国处理内部危机不力时喜欢制造外部冲突转移国内注意力,腾讯制造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气氛对腾讯未来是否有利?还是反而让内部问题愈被掩盖?其三,腾讯多次声称要做互联网基础设施,又屡次标榜开放战略,此次举动给外界的观感是,日常披着开放平台的外衣,关键时刻还是帝国做派。这对腾讯的人设塑造相当不利。以后再讲基础设施,再讲开放、平台,对手的反击又会增加一例。(2018.6.04)

 

    8、共享单车到现在这个阶段,谁得宠谁被弃其实已经没啥看头。发展了三年,这个行业屡次证明它的价值仅限于资本的附庸,所谓绿色、环保、生活方式革命之类不过是资本的宣发话术。有趣的是,这个具有典型泡沫经济特点的行业,它的泡泡的戳破也不是市场给的,而是因为它在资本那里的利用价值所剩无几。给予它声明的和毁灭它的,是同一双手。现在的单车在回归它在市场中的本来位置,由于出生于资本之胎,它如何衰退也还有资本托盘,但在互联网巨头的盘子序列里,它已经沦为一个小口径流量入口和弃之可惜的线下场景之一,沦为主流的新零售战争或者人工智能争夺战中的一个配件角色。(2018.6.05)

 

    9、美国参议院85:10直接否决总统决定,说明啥?要知道,美国参议院现在可是共和党控制的。这表明两党意见高度一致,你也可以说美国国内上下意见一致。这只是一个普通授权法案吗?事到如今,特朗普跟谁谁谁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已经没有否决权。美国人给咱们生动上了一节民主政治课。问题不止于此,比特朗普的强硬更可怕的是美国上下一致的强硬。这说明已经不是一个中国公司的事,也不是一个合规问题,更不只是贸易问题,而是一致的意识形态。联想起昨日美国国务卿在非洲的表述,我们的形势可以想见。(2018.6.20)

 

    10、美团上市,小米上市,AB股限制一旦放开,内地互联网独角兽纷纷赶着去香港。王兴去年拿了40亿美金还说美团不急着上市,要继续做大价值之类,现在也把持不住了。原因是啥?我看两年前的对赌协议只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央政府去年开始的强硬去杠杆起作用了,信贷收紧,资金成本变高;第二,互联网流量股市的边际效用递减,尤其乐视之后,“生态”、“流量”之类故事没那么值钱了。两者交互作用,再有钱的独角兽也受不了,尤其以美团这种烧钱法,资金环境一变化,故事没人听,它也得站到二级市场的谈判桌上,该服软就得服软。(201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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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楼市收紧的宏观逻辑

 

    6月28日,一份新华社播发的重要红头文件引发中国房地产市场震动。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乱象,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2018年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这份文件有三点不寻常,其一,中央政府主导的治理乱象专项行动在中国并不鲜见,但主要见诸于打黑、治安、环保、扫黄等领域,专项针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少见;其二,出动的部委达到7家,而且囊括了宣传部门、司法部门、税务部门、监管机构;其三,专项行动时间长达半年,涉及到的城市达到30个,囊括了所有一线城市以及大部分重点二三线城市。

 

    这三点说明,专项行动是利剑在手,有备而来。再看专项内容,主要针对四点:第一,投机炒房;第二,房地产黑中介;第三,房地产商违法违规行为;第四,虚假房地产广告。坦白说,这四点所谓“乱象”自从中国有了房地产之后就从没有消失过,大众恐怕都不陌生。过去几年,相关针对性打击行动也并不少见。所以,重点不是打击什么,而是谁来打击、如何打击,以及打击的广度、力度。

 

    事情并不是孤立的。在我看来,专项行动只是本轮楼市宏观调控的组合拳之一,是在需求侧针对市场投机和违法行为的打击。在楼市供给侧,更大的政策调整正在发生。过去一周,国开行收紧棚改贷审批权限引发高度关注,它反映了某种风向的变化。这种变化随即在需求侧同步更新,表现出来的就是直接用上“专项行动”这种最严厉行政手段。通过需求侧打击乱象,通过供给侧釜底抽薪,内外断奶,目的就是加码房地产市场调控。

 

    从更大的时间空间角度,这一轮楼市调控是2017年以来整套楼市调控逻辑的延伸。2017年是中国楼市调控政策思路的大转折之年。这一年,两大标志性基础政策充分加持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重大论断。其一,是以“租”为核心的系列政策,包括“租售同权”、“租房即可落户”、“集体土地租赁房”。2018年全国主要城市的住房规划中,新增住房用地已经均以租赁住房用地为主,中国商品化住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转折点。

 

    其二,是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率先横空出世的“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的精髓,是这种房子比同等商品房价格低,而且可以低首付,但要与政府共享产权,并接受政府托管平台的审核和监督。

 

    假如说“租”系列政策针对的是城市底层,共有产权房政策则是针对城市夹心层,这两套组合拳都同时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指向房子的经济属性,目标是改变现有地产经济格局;一种则指向房子的社会属性,即公民的个人权利,目标是打破房地产作为杠杆撬动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揽子政策的逻辑。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不再只考虑房地产的纯商品属性,而是大幅增加社会属性、民生属性的考虑。因而,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打击高房价,尤其需求侧打击最为广泛充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中城市的普遍性限购、限贷。在供给侧,则是降低商品房土地供给比例,增加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土地供应比例。

 

    那么,棚改货币化政策是什么?在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整体收紧的大背景下,实行棚改货币化,目的是尽快完成去库存任务,同时对冲调控可能带来的楼市震荡。

 

    然而,中国楼市对中国经济仍旧影响很深,经济结构固有模式惯性仍然不弱。在过去三年里,仅仅一个棚改口子,居然让中国大量二三四线城市保持着令人瞠目的增长速度。在很多地方,各种城市拆迁统统打包到棚改项目中去,变相突破了房地产政策。而在这些城市,闻风而动的炒房团和各种违规违法乱象加剧了二三线的失控。

 

    中国经济转型之难,在我们跟房地产这头巨怪的战争中,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2017年开始至今的房地产调控是在去杠杆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发生的。一边房地产本身就是金融去杠杆的一部分,一边又要去库存稳经济,一边更要压制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反扑,这种高难度的政策博弈和出牌顺序也真是不容易。

 

    2018年行至年中,中国经济基本局面的复杂性有增无减,尤其是增加了贸易战这一外部变量。在内外压力之中,对房地产的基本要求其实就只有一个,不添乱,不增加金融风险,不从实体经济抽水,不扰乱社会秩序。过去五年中,中国经济转型的主流之一就是从房地产主导的传统经济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的新实体经济。

 

    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情况再复杂,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就是打开新经济的阀门,找到新经济的通道。无论是艰难的金融改革,还是贸易战谈判,还是内外加码的房地产调控,其核心目的均在此。只有源头解开,中国经济这团麻绳才能依次解开。由此来看,房地产调控加码将会是持久动作、常规动作,除非它不添乱、不作乱。(7月3日《北京青年报·团结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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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避免被机器人取代?


    一
 
    最近几年,很多人在讨论,当互联网新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很多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了,人还能做啥?
 
    这事儿已经在发生了。过去三年,东莞的无人工厂已经用机器人替代了近20万工人。今后,只要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的操作人员都很有可能被机器人代替。这种恐慌同样蔓延到本人所在的码字圈。去年十一月的一次大型论坛上,一种新闻写作机器人用7秒钟时间写出了十四篇会议新闻稿——语法规范,行文流畅,没有一个错别字。
 
    这条新闻出来,很多码字为生的职业,包括记者、公关,心里恐怕都会瓦凉瓦凉的。我也在想,如果真的失业,我以后得干点什么才能不被机器人替代?
 
    二
 
    答案听上去也容易,就是干机器人干不了但又有价值的事情,反过来说,其实就是干有人味儿、通人性、只有人才能干好的事情。
 
    人与机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应当是自我意识。机器当然也可以帮人做很多事情,甚至很多事比人做得还好,但是机器没有自我意识,机器并不是被它自有的意识驱动去做事,仍然是听命于人的指令。
 
    一种工作,只要它可以被标准化、程式化、结构化,它就有被机器人替代的危险。但是有一种工作永远不会被代替,只要它以人的能动性、人的自我意识作为工作的全部或者部分,抽离人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这个工作就失去意义。
 
    这种工作恐怕才是未来世界的铁饭碗。
 
    三
 
    很多社会现象,一旦从就业的角度去观察,得到的发现就跟日常的观感不同,比如主播。
 
    根据《2018中国直播行业研究报告》统计,2017年,中国各视频直播平台活跃主播达到1022万,其中以主播为主要收入的占比超过20%,超过200万人。光北京地区,活跃主播就有55万人(相当于每一百个北京人中就有两三个是主播)。
 
    五六年前,刚刚兴起的直播网站和短视频网站喊出“人人都是主播”的时候,中国人对主播的认知还停留在传统电视台的高大上美女主持人,那时候全中国冠以主播为名的从业人员不超过几千人。现在,从事网络主播的人数超过1000万,这是颠覆很多人的认知的。
 
    更颠覆的是,这个就业群体比大家想象的有钱、体面且正规。数据显示,三成以上的主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个数据的前提是,很多主播的收入并非是全职所得。
 
    四
 
    “东北振兴,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直播”。这句话有看轻东北的嫌疑,但至少后半句并非玩笑之语。坊间普遍认为东北人总体更有艺术、语言的天赋,这点或许很难证明,但来自直播平台的数据显示,东北籍从业者的确比例最高。花椒直播平台的数据显示,该平台上三成的主播来自东北。
 
    有一条著名新闻成为所谓东北衰落的重要脚注。几年前,哈尔滨招聘清洁工,引来3000名大学生报考,其中还有硕士研究生25名。东北人认为,虽然工资不高,但清洁工属于“事业编制”。
 
    对于东北人来说,是选择有编制的清洁工,还是选择在市场中打拼的喊麦、主播?如果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有所感觉,这应该不再是一个需要纠结的问题。如果工作本身很容易就被替代,那么,工作的所谓“编制”还有什么意义?清洁工作被机器人逐步替代是大趋势,它是简单劳力型工种,或许需要一定的技巧,但这种技巧没有太大门槛。
 
    但是,主播和喊麦可不一样。它提供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产品。一个再差的MC,它起码都要由人去完成内容输出,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内容再差,只要有自己的粉丝,有人捧场,它就不会轻易被替代。
 
    五
 
    理论上,当人工被机器人代替时,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提高。一个工人在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值一年假定是5万元,机器人代替后,这个流水线的岗位照样输出5万的产值。
 
    生产力是提高了,可是被替代的工人怎么办?从动态均衡的角度看,不必太担心。假如有十分之一的工作被机器人替代,则社会总生产率提高十分之一,由于总人口不变,则社会平均工资也会提高十分之一。社会总收入和人均工资提高,则意味着人们将产生更多新需求,从而创造出新的工作。这些工人可以去补缺。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如何应对失业,而是新的产业将会出现,社会就业会实现再平衡,问题的关键是,新增的就业会是什么?
 
    六
 
    中国有太多新增职业了,而且是以前从来没有或者从来没这种规模的新兴职业。
 
    比如,大规模的内容创业者,大规模的外卖快递队伍,大规模的职业网红,大规模的主播,大规模的网约车司机。
 
    新增职业有什么特点?表面上,他们好像都跟互联网的发展有关。深层的特点是,都是从小众专业化职业转向大众服务业。以内容创业为例,从前对应的职业是凤毛麟角的专业作家、摄影师、影视工作者,如今,大街上随便扔个砖头,可以砸到一片内容创业者,公号作者、快手红人、抖音大V、虎牙主播。
 
    这几种新兴职业容纳了中国多少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的数据显示,物流快递从业人员超过了5000万,滴滴数据显示,超过2000万人通过网约车平台获取收入,1000万将网约车司机作为固定职业。再加上内容创业者、网红、主播。新兴职业已经成了中国主要的就业蓄水池之一。
 
    从服务小众到服务大众,这就是生产力提高后的结果,人们有了更多的内容消费需求,更多的打车需求,更多的外卖快递需求,更多的剁手需求。这些新增需求创造出了新增的职业和就业,而且对人的要求并不是那么挑剔,比如快递外卖小哥的职业门槛就并不那么高。
 
    东莞的工人离开工厂就会无立锥之地了吗?不是,他们有了更好的去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9%,为近十五年最低。
 
    七

 

    就业的趋势,将会直接传导影响到的是,教育行业。
 
    十年前,中国大众就业最火的是什么?“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这句著名广告词以及广告中的挖掘机和蓝翔技校一度火遍全国。
 
    蓝翔技校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产物,铁工基、出口外贸制造以及大规模城镇化和房地产行业的疯狂发展是蓝翔技校吃香的背景。
 
    如今中国,铁工基建设规模逐步回落,外贸制造、城镇化和房地产建设均放缓,疾风骤雨式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以互联网革命和国民人均GDP接近1万美金为标志,中国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接近1万美金意味着国民消费整体升级,而互联网革命和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从供给侧重新革命了服务业。在中国一二线城市,服务业基本都已经占到城市总产值的七成八成以上。
 
    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的中国,需要蓝翔技校,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教育可能是大规模艺术人文教育,而且不是小众规模的,应当面向大众。
 
    八
 
    艺术特长生、艺术培训,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一度位置比较尴尬。
 
    “读书读不好,才去读艺术特长生”、“学艺术不好找工作”、“学艺术就是不务正业”、“学习的专业和就业不对口”、“如果不从事艺术,学了有啥用”,这是最常见的偏见,更不用说坊间更不友好的一些看法。
 
    对照上面的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不难理解。工业化狂飙突进时期的中国,主流工作与艺术的直接交集比较少。大众就业以工业化流水线为主,精英就业以金融、信息技术、公务员为主,总之,中国就业整体的工具化、实用主义和功利性倾向比较明显。
 
    然而,进入后工业时代、消费时代、互联网智能时代、服务业时代的中国,局面可能完全不一样。
 
    一方面,艺术作为一种专业本身的就业面更广,消费行业对艺术的需求大大增加。在内容行业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领域,无论是公号写手,还是主播、喊麦,艺术专业培训过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抖音、快手上,艺术功底通常是一个主播吸粉、吸流量、吸人气的重要加持。
 
    另一方面,艺术作为一种通用智能在更广泛的就业层面越来越拥有“难以预估的影响”。事实上,学习艺术跟通识教育并不冲突,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计算机大牛高纳德的钢琴水平可以排进全球前十,爱因斯坦是小提琴高手。数据证明,很多其他领域包括政界、科学界商界的牛人,都有艺术功底。很多人甚至认为,艺术对他们在专业领域的成就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九
 
    以上两点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于,如上文所说,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全面覆盖的时代,标准化、程式化、结构化的工作将被智能替代,但是人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尤其是精神消费、生活质量消费等领域的需求大幅增长。这些新需求的本质都是以人为中心,从人(服务者)到人(被服务者),人是服务的起点,人又是服务的终点。
 
    艺术人文,就是让人成为更好的人,让人更懂人,让人有更好的审美、品味、修养,这种能力将会成为就业的重要能力,它能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通识教育值得被重视,而艺术专业教育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显学。
 
    十
 
    某种程度上,人类正在朝着梦想靠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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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凭什么这么高估值?

 

    6月8日,根据蚂蚁金服官方消息披露,蚂蚁金服完成了第三轮融资,此轮融资总金额超过了140亿美金,高于此前传言的120亿美金,创下迄今为止全球最大单笔私募融资金额。此轮融资之后,蚂蚁金服估值达到1500亿美金,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

 

    这条新闻一出,很多人惊呼,中国互联网巨头格局被改写了,BAT三巨头应当更名为ATM。目前百度市值徘徊在900亿美金左右,即使加上旗下刚上市的爱奇艺的两三百亿市值,百度与蚂蚁之间仍然出现了明显差距。

 

    事实上,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市场对蚂蚁金服的评估可谓“扶摇直上”。今年3月23日,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长城战略咨询、中关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蚂蚁金服以750亿美元估值排名第一。而到4月份,英国巴克莱银行报告显示,该银行经实地考察并重新进行业务分析和估值计算后,决定对蚂蚁金服的估值由1060亿美元上调至1550亿美元。根据相关报道,在本轮实际融资过程中,蚂蚁金服备受追捧,定向邀请制下,只有十几家机构挤入最终名单,且竞争非常激烈。融资完成,蚂蚁的真实估值与巴克莱预测相差无几。

 

    蚂蚁金服为什么能够不断拉升资本市场对它的预估,而且拉升的幅度如此之大?而市场最终给出的回应事实上又完全印证了这种预估?

 

    我们当然可以列举一系列数字来证明这种预估的科学性,比如蚂蚁金服的移动市场份额比例及渗透率、支付宝的用户数、年度交易额总量及增速、资产管理规模、消费贷规模、不断扩大的消费场景。的确,以上任何一个数据,蚂蚁在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都是第一,“第一”对估值的加持作用当然会远远高于第二、第三,然而,所谓“行业领头”的拉动力顶多是乘数效应,而实际上,这家2014年10月才正式成立的独角兽的成长却接近于几何效应。这种效应,我们在传统金融公司身上看不到,但这种效应我们也并不陌生,这是成长迅速的高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的典型特征。

 

    梅特卡夫在1973年提出了一个定律,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由于在线、连网、实时交互等特性,互联网公司的用户价值是以平方形式释放的,也就是几何级增长。比如一家互联网公司的MAU为1亿,另一家同类公司为1000万,用户数只差10倍,但两者之间的价值差距可能是100倍。而传统行业的用户价值多数是线性的,这就是互联网的价值。

 

    这就回答了一个始终围绕着蚂蚁金服的最重要问题,蚂蚁金服到底是一家金融公司,还是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逻辑上很容易推论,如果只是一家金融公司,蚂蚁不可能获得如此之高的估值,推高估值的主要动力是互联网科技的能量,是互联网科技的加持才让蚂蚁受到如此追捧。

 

    坦白讲,即使给蚂蚁金服一个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定义我也觉得未能完全解释。给蚂蚁金服下定义是件蛮艰难的事情,不只是中国,放到全世界,似乎也找不到第二个跟蚂蚁金服很像的公司,它的业务边沿太大,涵盖了网络支付、保险、贷款、信用评分、资产管理,但是这些也仅仅是浮在冰山表面的一小部分。蚂蚁金服自己认为自己是Techfin(即科技金融),然而它的很多业务场景既溢出了金融又溢出了科技,比如,它提供的公共服务,它建立的信用评分制度,它的蚂蚁森林公益平台,很难讲它是纯粹的金融业务,但是又与金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这些方面,体现了它的互联网属性,无边界、平台化、生态化。

 

    另一方面,支撑生态平台的基础技术让蚂蚁金服的科技能力同样不容小觑,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输出金融科技的技术能力,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AI、IoT。比如,很多银行自己搭建IT系统需要较高成本,蚂蚁金服帮助他们搭建了线上业务端的核心系统、网贷系统、理财系统、聚合支付系统、产品系统以及大数据平台。如果说互联网是蚂蚁金服估值加持的第一因素,那么,金融技术能力的输出是第二加持因素。实际上,蚂蚁金服在2015年提出互联网推进器计划,声称要在5年内通过技术帮助1000家金融机构,“未来蚂蚁金服只做Tech(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去做好Fin(金融)”。

 

    简单说,从入口(支付)到产品(理财、信贷)到支持系统(风控、信用)再到底层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蚂蚁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对外扩展并对外开放,它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C端也包括B端,也包括业内同行,形成了一个生态体系,这里包含了巨大想象空间,也是蚂蚁得到如此高估值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蚂蚁的不利因素,即所谓ABS收缩和国内金融监管收缩的影响其实不值一提,因为它们涉及的面太狭窄。蚂蚁声称,这一轮融资的140亿美金将用于两大战略,一是全球化拓展,一是科技投入,这两大策略其实正是上述逻辑的自然延续。(6月12日发表于《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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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上海小镇青年的奋斗样本

   

    注:今年春天,我做了一项调查,对象是我家乡的小镇青年。这份调查昨天发表于虎嗅网的“市井中国”专栏,这个栏目的主旨是这么写的:广袤国土上的时代变迁川流不息,唯有捕捉这些鲜活脉络,方得以勾勒出更翔实的世间百态。记录生动、探求更迭、市井中国。

 

    我在本文中确有勾勒或者记录的冲动,但我写得一点儿都不生动,甚至有点枯燥。从一开始,我就抗拒把它写成一个特稿,也不想写成一个观察,得出什么牛逼观点。所以,本文顶多是一份调查报告的价值。我之所以不想让它呈现戏剧化倾向,或者克制抒情和议论冲动,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认为我对他们的认知尚未深刻到足以让我敢这么做,即使我对他们其实已经相当熟悉了。至于作出所谓群体面貌的勾勒,我更不敢从一个二十人的样本中轻率作出。再次感谢虎嗅网和我的编辑伯通兄,他们对我写作的任性给予了足够的包容。

 

    正文:

 

    每天早上,小镇青年蔡辉都要开着自己的商务车在县城和几个乡镇之间来回。他是一个有着健硕身材、满脸红光的年轻商人。他开着车打着电话行驶在乡镇公路上的样子让人想到主打乡镇市场的汽车广告中上进阳光带着全家奔向小康的男主角。

 

    蔡辉符合这样的人设。就在四五年前,他还开着5万块的五菱宏光穿梭在乡村公路上。如今,他的坐骑升级为近30万的本田奥德赛。32岁的他结婚已经十年,家庭幸福,有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女儿是第一胎,双胞胎儿子是2016年初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的产物。

 

    在家乡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角斜镇,蔡辉已经是有点口碑的乡村能人(在同学圈里,他被称为“海安刘强东”)。他2012年在角斜镇上开办的“婴唯爱”婴幼儿用品零售公司和早教中心在当地颇有名气。目前,他公司旗下拥有六家婴幼儿用品连锁店,一家早教中心,分别位于角斜镇及周边五个乡镇。2017年,他公司的总营业额突破了1000万。这一年,他在县城海安购买了一套130方的学区房。他的大女儿已经进入县城的小学读书。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蔡辉都是小镇青年奋斗的典范。他的学历只是一所职业高中,父母均是农民,白手起家。

 

    在家乡的同龄人中,蔡辉的经历比较特殊。从角斜镇走出的小镇青年们,走出蔡辉这条路径的比较罕见。今年春天,笔者调查走访了籍贯在江苏南通海安市角斜镇包括蔡辉在内的二十名青年,试图提供一个环上海县城的小镇青年们的发展样本(注:本文调查的二十户青年年龄平均为30岁左右,即出生在1985年到1990年)。

 

    一、环上海鄙视链与环上海就业链

 

    蔡辉的特殊在于,他是调查的二十名青年中唯一真正在家乡发展的人。真正在家乡的意思是,他跟哺育他的这片土地上的人直接产生连接,跟他们做生意或做他们的生意,并生活在家乡的世俗人情中。

 

    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得不如此,他学历太低。在调查中,他是学历倒数第二个等级的。

 

    调查的二十户青年,按照学历划分,一共分为四个档次,第一档是初中毕业,第二档是职业高中毕业,第三档是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第四档是名牌大学或研究生。其中初中有2人,职业高中有4人,大学专科或本科有11人,名牌大学或研究生3人。

 

    总体来说,这二十人的教育水平相对内地一些地方偏高,但跟当地教育水平正相关。这是因为,南通市的教育水平在江苏省甚至全国都比较有名。海安市的教育水平在南通更是拔萃。

 

    当地政府官网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省高考,文理科前100名,该县多达20人,前1000名该县达到102人,本科达线率高达96.7%。

 

    蔡辉职业高中毕业后迅速结婚并开始在小镇上摸索创业。蔡辉回忆说,在当时,他这么做在朋友圈里是被鄙视的,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没有人留在家里,混得最不济的也在县城(海安)或者市里(南通)打工。

 

    的确,调查的二十人中,只有蔡辉一个人在角斜镇工作,其余的全部在外。即使学历比蔡辉还低的只有初中毕业的两位,也全部常年在外务工,一个在南通的建筑公司当工人,跟着建筑工程队全国跑,一个在南通的船厂做水手,跟着船队全球跑。

 

    南通,一座在中国区域经济竞争场中比较低调的城市。但它的实际发展程度可能超过外界想象。2017年,南通GDP达到7750亿元,排在中国所有城市第十八位,超过第十九位的东莞(7580亿),第二十一位的泉州(7533亿)。在江苏,南通也早就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苏南三城“苏锡常”中的常州(6620亿)。

 

    在外界对江苏省内城市的认知中,苏南、苏中、苏北的鄙视链次序难以打破。但南通并不甘于它在省内第二阶梯的地位,即使它在苏中三市(扬州、泰州、南通)中排名领先。南通向来把自己的目光定位在跟自己一江之隔的上海。在官方文件上,它把自己定位为“上海北大门”、“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城市”。

 

    在华东,江苏省内鄙视链要让位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华东鄙视链。这个鄙视链的地位排序大致上与以上海为中心画圆圈形成的地理距离正相关,而南通市区距离上海市中心的直线距离仅100公里。在大上海中心视角下,南通认为自己的地位仅次于上海的西大门苏州。

 

    环上海鄙视链形成了环上海就业链。事实上,角斜镇的青年们正是围绕着上海形成了正态分布。20人中,在上海工作的有7人,在苏南(苏锡常)工作的有6人,在南通市里及附近县市工作的有5人,在南京工作的有1人,而在家乡角斜镇工作的只有蔡辉一人。

 

    学历跟工作地点分布总体正相关,大致来说,上海及苏南工作的人学历多数在大学以上,职业高中以下的普遍在南通市里及附近工作。

 

    学历与工作性质同样正相关。大学以上的14人全部从事非体力工作,而初中毕业的2人均从事体力工作(水手与建筑工人),职业高中毕业的4人中有3人是体力工作,唯一从体力劳动中杀出来的就是蔡辉。

 

    二、新乡镇能人

 

    在家乡同龄人圈里,学生时代毫不起眼的蔡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根据笔者对二十人职业领域及其个人状态的调查,以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而论,蔡辉也许不如上海或苏南工作的小镇青年,但在收入上,他可能超过了大部分人。

 

    在小镇青年圈里,蔡辉被公认为精明能干。2012年,他还在角斜镇上一家电器零售店做销售工作,这一年,他发现婴幼儿用品在农村的消费需求井喷,当即自立门户,在镇上开了第一家婴幼儿用品零售店,主打奶粉、尿不湿。2016年,他发现农村托儿需求增多,于是在零售之外同时开办镇上第一家早教中心。2012年至今,他赚来的钱基本上都在继续投入扩大连锁,目前他的公司有近四十个雇员,年营收超过1000万。

 

    蔡辉认为,乡镇虽然在萎缩,但是县城乡镇的市场仍然足够大,太多优秀的年轻人离开乡镇,反而给他提供了机会。

 

    机会首先来自城乡变迁,最主要是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2017年末,海安市户籍总人口93.25万人,而当年全市常住人口仅为86.55万人,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差不多7万人,说明海安大量人口在外务工,主要分布在上海、苏南。

 

    本文的调查已经可见一斑,20个小镇出生的青年,在南通及附近县市工作的只有5人,在镇上工作的仅1人。然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他们的孩子却有相当部分留在乡镇。在调查的二十人中,虽然19人均在小镇之外的地方工作,但孩子放在小镇上交由父母托管的达到了7人。

 

    在角斜镇,2017年全镇共出生新孩200人左右,而镇上已经开有四家早教中心,容纳有170个2-5岁小孩。换句话说,角斜镇人大量把小孩送进镇上的早教中心进行托管,传统农村“放养”的方式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蔡辉正是在做留守儿童的托管生意。

 

    其次,乡村教育资源呈现从乡镇往县城集中的趋势。蔡辉认为,乡镇跟孩子有关的产业有两个趋势,第一是,小学之前,农村乡镇的孩子普遍有进托管中心的趋势;第二,小学之后,乡镇农村孩子普遍有进县城读书的趋势。乡镇小学、中学入学率大大下降。

 

    蔡辉通过在县城买房的方法将大女儿送入县城小学读书。理论上,蔡辉女儿应该入读角斜镇中心小学。五六年前,角斜镇中心小学一年级要招收4个班级,每个班级大约50人,而去年,该校一年级只招收2个班,缩水一半。除了新生小孩总量不多的原因之外,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送孩子去了县城。

 

    在蔡辉大女儿就读的县城某小学,2016年原本计划一年级只招收10个班,但2017年入学时,实际扩招到13个班。蔡辉说,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县城的公立小学都在发生。在海安市城区,学区房基本上一房难求。目前,海安市的新房均价已经接近1万每平米。大量乡镇孩童进入县城导致县城教育培训机构异常火爆,蔡辉目前正在考察海安市城的早教中心市场和教育培训市场。

 

    最后是正在发生的乡村消费升级。

 

    “二十年前,乡镇是麻雀虽小,五脏具全,什么种类的商业都有,但现在,很多乡镇商业种类在消失,但另一方面,存留的商业种类档次越来越高,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在我们这里,乡镇和县城之间的消费水平几乎没有差距”。

 

    蔡辉认为,乡镇商业的趋势一是消费升级,一是大公司下沉,大资本直接绕过省城、地市、县城的经销商,直插到乡镇。零售行业尤其如此,垄断越来越明显,缺少资本的个体户越来越抵挡不了。乡镇已经没有小超市,全部是大品牌连锁超市。不少国内一线服装、鞋帽品牌也已经开到乡镇,甚至一些知名蛋糕房、网红奶茶店,在海安乡镇也已很常见。

 

    婴幼儿行业同样有这个趋势。最近两年,蔡辉明显感觉到大公司下沉乡镇带来的压力,但他认为,虽有压力,却不悲观,原因是,第一,大公司即使下沉,也要依赖本地能人和专业人士,即使被收购,也可以继续做职业经理人,第二,托管这一块偏于本地化和服务性,所以,本地人有一定优势,并不是大公司能轻易代替。他今年打算再开两家早教中心。

 

    三、上海是一切的尺度

 

    蔡辉创造的营收应该归入海安的GDP,他的税收也贡献给角斜。此外,他一共雇佣了近40名雇员,也算是替乡镇就业作了一定贡献。然而,调查中的20位小镇青年大部分都将他们的产值贡献给了他们所在苏南、上海,他们的一切劳动创造都不属于自己的家乡。

 

    尽管如此,江海平原仍然产出了令人赞叹的生产力。2017年,南通市的人均GDP达到10.6万,1.7万美元。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2017年全国人均GDP为5.9万元,差不多只有南通的一半。

 

    有段子说,唯一能让河北人团结起来的就是对北京共同的恨。相比较北京与周边的普遍紧张关系,上海与周边的关系形成另一种格局。角斜镇青年几乎没有恨上海的,不仅不恨,相反,大上海是他们终生的奋斗梦想。

 

    上海比北京更加懂得怀柔。起码在上海周边方圆200公里以内,形成了稳固的支持方阵。北京就像得罪了整个后宫的暴君,而上海,则形成了后宫争斗愈烈而皇权愈加巩固的局势。角斜镇青年是上海的坚定拥护者和捍卫者。远在300公里之外的“南京”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眼帘。调查的20个人中,只有1个在南京工作,充分说明江苏省会南京在跟上海的PK战中完全落入下风。在华东鄙视链体系里,他们处于仅次于苏南的有利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省内兄弟苏北远远比下去,这让他们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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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都是性感的,包括技术革命

 

    我一个文科生越来越爱看理工科的书,大概因为年纪越大,越追求精确和“真实”。

 

    最近几年,我把大学教科书中最难的“计量经济学”重新捡回来看,大为懊恼,心想,如果时光倒流,我才不能荒废了这门功课。因为对中医怀疑,我开始看医学基础教程,发现分子化学式如此富有美感,对高中没学生物化学深感后悔。

 

    不过,从人文出发,向科学靠近,或者从科学出发,向人文靠近。如果有足够的自觉,倒也殊途同归。乔布斯说:“技术与自由主义及人文学科结合,才能缔造出让人惊艳的产品”。这句话够有趣:乔布斯不仅用了技术+人文,还再加了一个自由主义。假如把“惊艳的产品”认为是生产力,那么乔布斯显然认为,自由主义和人文精神均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

 

    最近读王坚博士的《在线》,让我想到乔布斯这句话。

 

    《在线》这本书就讲了一个元理论,即王坚博士创立的“在线理论”。在线理论,作者没有用一句话总结,但我看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句,“原子比特化,比特在线化”。该理论具体则为在线三定律,第一,每个比特都在互联网上(前提是“原子比特化”),第二,每个比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流动,第三,比特所代表的每个对象都是在互联网上可计算的。

 

    OK,这个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如果用比较严谨的语言来讲,用一万字也就讲完了,作者为何非得要扩展为一本长达20万字的书?注意作者身份是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应该不是缺钱的人,没必要给书注水卖价钱。

 

    哥德尔定律是说,我们要对一件事情要比较深刻的认识势必经过“对象-对象理论-元理论”的三重过程。

 

    首要的是精确确定对象。不要觉得确定研究对象或者认知对象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这一步可能就阻挡了无数人的认知之门。在精确确定对象方面,本身就有专门的学问,如历史学、新闻学、统计学,首要任务便在精确。确定好对象之后,要对对象形成“认知”,或所谓“格物”。如果说确定对象在微观,对象理论或许更接近中观。对象理论是理论中蔚为大观的一部分,是元理论在各个面和点的展开,当然,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看山不是山”的部分,如同到达绿洲前的沼泽树林。最终的抵达即“元理论”。元理论又常常被抽象为一句话或者一句断句,一个短语,乃至一个词。

 

    判断一本书是否一本好书,便是看这个框架。老到的作家对此均非常熟稔,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以写书为生的老油条,对象都搞不清(或者故意搞不清),再生造一个“元理论”,由元理论展开,强词夺理,辅助以一堆歪理邪说的“对象理论”。总之,一本好书,三者如同“虎头、猪肚、豹尾”,缺一不可,每部分均要丰满充实。

 

    《在线》用了5%的篇幅讲述元理论,20%讲对象理论,剩下的75%全用来讲对象。为什么要始终在讲“对象”?是因为这个对象现实中尚未完全呈现,作者不只是在陈述对象的现状,也在追溯对象的历史起源,更在预言对象的未来。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世界如何被“在线”改变,被改变到了什么程度,未来还会改到什么程度,这是王坚在本书中始终在思考的问题。他的元理论的高楼大厦都生长在对象的庞大根基上。所以他要不断追溯,不断确认。

 

    一旦追溯历史,一旦进入预言未来的部分,这本书就超出了一般的技术理论书籍,更重要的是,作者还花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了自己的实践。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因为作者不只是技术理论家,更是云计算领域最早的实践派。换句话说,这本书不仅呈现了认识论,还呈现了实践论。

 

    衔接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是什么?就是乔布斯所谓人文+自由主义。这是本书之所以好看的原因之一,虽然增加篇幅,但也未必没有必要。王坚的写作意图不只是要呈现自己的结论,还要呈现自己的亲身实践,更要呈现推动自己亲身实践的理想、情感、价值取向。在写自己在阿里巴巴实践自己理论的那一部分,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感谢了不少人。这是全书第一个感性之处。在写技术史过程中那些人事时,作者的语言动情激昂。这是全书第二个感性之处。感性之处即人文,感性之处即“自由主义”。

 

    在王坚那里,理论、实践、情感价值,同等重要,至少在本书的着墨安排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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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危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金石

 

    中兴危机的来龙去脉,过去两天,媒体已经非常详尽地披露了,此处不再赘述。本文更关心中兴危机折射出的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有人不只diss中兴,也在diss中国很多类似中兴这样的公司,诟病他们核心技术严重依赖美国,只会搞整机组装、加工出口的低端制造模式,进而对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整体的被动和落后持有悲观态度。这种言论不仅苛刻,也并不符合事实。

 

    首先,很多人忘记,中国四十年前还是一个人均GDP几百美金的国家,不要说高端制造业,连低端制造业都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正是从早期的三来一补到后期的世界工厂模式。说白了,中国的工业化才多久,美国的工业化有多久,这不是民族主义安慰剂,无论早年的大英帝国,还是后期的美德工业崛起,还是再后期的韩日、四小龙,工业化,尤其是低端制造往高端制造都有个过程。更何况,实际上,中国核心技术最近二十年的成就是公认的。在基础互联网技术上,BAT已经可以跟谷歌、脸书过过招,在电子整机上,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即使在此次暴露软肋的芯片行业,国内也正在往前赶,华为海思自主研发的麒麟970芯片性能公认接近世界顶级水平。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对于高科技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也是事实。中国整体科研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近年来一直在上升。国内资本和科技互联网巨头对高端科技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阿里巴巴2017年宣布投入1000亿人民币打造专注基础科研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达摩院,腾讯、百度、华大基因、科大讯飞等高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新材料、新装备等方面的投入也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科技产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很多人经常会发出比较外行的言论:为何中国这么有钱了,这么多人做代加工,怎么就没人能研制出PK掉美国芯片的中国芯片,问题是,芯片行业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投入、试错成本极高的行业,要研制出成果,需要不计成本地砸钱投入,更需要时间的等待。我们经常批评国人在某些方面的好大喜功,如今在高科技方面,一遇到挫折就抱怨国内科技水平,难道不也是种急躁情绪么?

 

    其次,不要因为高科技瓶颈一时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就否定“整机组装、加工出口”的所谓低端制造模式。整机组装固然技术含量比芯片制造、操作系统低,但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更不是随便哪个公司都能做到华为、中兴的体量。整机的环节很多,需要干很多累活脏活,同时,也需要形成有竞争力适应国际市场规则的公司机制。中国公司从一穷二白,对世界贸易规则完全不了解的程度做起,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力除了美国,几乎没有对手,这已经是相当的成就。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高端制造,所有的高端都是从低端来的,正是有所谓低端的积累,才有能够产业升级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的储备。中国企业也一直是这么默默做的。

 

    以手机组装为例。2011年, 260美元的iPhone4,在中国组装,中国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其他的都由苹果公司赚去了。可到了2017 iPhoneX时,一台999美元的机子,中国能赚到多少钱呢?大陆企业通过供应零部件和组装能够赚到其中75美元,而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企业能够赚取82美元。中国企业赚钱的比例大大上升,这是因为中国企业慢慢从赚取组装加工费,到能够提供一些零部件制造。实际上,这就是低端往高端的路径,慢慢逼近。我们再看,韩国应该算是iPhone X供应链中获利最大的国家,三星、LG、海力士等巨头几乎垄断了iPhone X的屏幕、DRAM、摄像头,但他们一共也只赚取到其中的129美元。

 

    坦率讲,在这样一个产品里,中美韩只能说不同分工,你能说孰高孰低?或者,从最直接的赚钱角度来说,赚75美金当然没有129美金诱人,可也不错啊。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其实只讲究比较优势,只要有比较优势,双方在分工和交易中就都能获得好处。中国通过低端制造不仅获得了大量资本积累,解决了相当部分的就业,还逐渐偷师学艺,往高处走,有什么不好?对于今天中国来说,中兴的马失前蹄更多只是个案,跟这家公司对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不遵守有关,不能因此就把它的模式一股脑儿看轻了。至少目前中国仍然需要低端制造业。

 

    最后,一切的所指当然还是经济转型。笔者对于以上两点的申论并不是要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于既有模式,而是希望对中国的成长路径有清晰的认知。中兴危机虽然是个案,但对我们的警醒在于,完美遵循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竞争是不存在的,近几年这一趋势尤其严重。换句话说,我们习惯的那种全球化游戏规则正在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和强权国家的强势改变。国际政治游戏规则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形成了扭曲。

 

    这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局面。“中国制造2025”遇到了它在制定之初可能未曾设想过的一些新的外部约束。怎么看待?我以为,在形势上,有两点基本判断,其一,贸易战也好,技术封锁也好,美国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折射的正是他们对中国科技发展势头的无奈,如果我们没有威胁到他们,他们不至于这么搞;其二,危中有机,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完成经济转型,实现大国实力的转移,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秩序。

 

    中兴危机有可能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催化剂和试金石。历史的演变有时候就是需要突发的危机去改变固有格局。正如上文所说,中国过去的模式是有贡献的,短期内对中国仍然重要。为了稳定就业和经济基本面,中国仍需部分维持既有模式。但中国是一个庞大且正在分化的市场,在某些地区,某些主要制造业领域,某些重要高科技领域,可以进行重点突破。实际上,国内目前在不少领域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比如华为的手机芯片,阿里云的飞天系统,北京君正的MIPS系统。中国其实一直不乏未雨绸缪者,中兴危机给中国科技行业的震动恐怕只会让他们生出更大的内生动力。从美国人的角度,贸易战、技术战其实来晚了,到这个阶段才想拦中国人,怕是相当困难了。(经济观察报4月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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