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历史的尘烟天涯名博

“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情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影无踪。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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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选择及其思想遗产

章士钊的选择及其思想遗产

对于章士钊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而言,有两个年代的选择格外引人注目:1949年和1957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是走还是不走的问题,1957年知识分子面临的是说还是不说的问题。
1949年,章士钊选择留在了大陆。章士钊的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中共高层的私人友谊。民国时期,章士钊曾几次帮助过毛泽东。1920年,章士钊曾给了毛泽东一大笔经费,以帮助他在湖南筹备党组织。对于章士钊的这一行径,毛泽东在其晚年还念念不忘。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章士钊曾建议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也使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好感。除此之外,章士钊也曾在欧洲帮助周恩来传递革命宣传材料。正是这些私人的友谊,部分决定了章士钊做出留在大陆的选择。留在大陆的章士钊,在四九年之后的主要职责就是响应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更多人回归大陆做了不少的努力与贡献。
不过,在思想上,章士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契合,却不是表现在他在四九年之后的一系列行为中,恰恰相反,章士钊在其晚清民国时期的许多思想与行为,倒是契合了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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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记忆中的1949

文化名人记忆中的1949
1949年10月,对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而言,其内心深处无疑是激动的,这种激动与兴奋的心情最明显的表现在诗人的诗歌里,诗人胡风写下了“时间开始了”,何其芳也热情讴歌新时代,用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来临了,与此同时,诗人冯至则写到: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美好,要唱出人间最美的高歌。诗人牛汉第一个打开了天安门城楼,牛汉还成为了北京公安局纠察队的一员,当北大中文系教授杨晦走过天门广场的时候,高喊着牛汉的名字,兴奋的告诉他:我入党了。这种种细节,都看出来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热情与兴奋之情,这种心情也毫无疑问的显示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态度。与此同时,在狂喜与热情背后,一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不妨疑惑与忧虑,其中,俞平伯、马寅初、梁漱溟可算典型的例子。
1949年的俞平伯,对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南下感到惘然。面对陈寅恪九年前给他的旧稿,他说:“陈今已南去,兵烽间重读尤惘然也。”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题是:走,还是不走。俞平伯选择了留下。面对新政权,俞平伯是拥护与支持的,但在拥护与支持的背后也有疑惑与忧虑。为了适应新时代,俞平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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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皇风雨,欲说还休

仓皇风雨,欲说还休
1:从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来看,我党是成功的。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国民党是成功的。
2:教育之所以让人绝望,是因为在大陆,毁人不倦的老师总是远远大于诲人不倦的老师。
3:我是世界公民。犬儒学派第欧根尼的名言。他的这种胸襟气度影响了奥利弗•哥尔斯密斯,使他写下了散文名篇《世界公民》,后来梭罗也继承了这种世界主义者的观念,而后,留学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明确记下了梭罗与哥尔斯密斯的这些观念。本质上而言,自由主义者似乎都应该是世界主义者。但就中国本土而言,由于受到国仇家恨,五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却又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罗隆基、闻一多留美时候组织的大江社,其思想倾向上明显表现出国家之上主义。我一直认为:后期民主斗士的闻一多,其思想的内里其实蕴含着极权主义的东西。
4:陈独秀的精神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气质。新文化运动的反讽在于:精神气质上得民主精髓的胡适手中没有《新青年》,手中有《新青年》,而宣传自由民主最力的却是精神气质接近专制的陈独秀。而陈独秀恰恰是我党的天字第一号。陈独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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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扬

自我表扬
生于1983,活在《1984》,时时有面对铜墙铁壁的无力感。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迷恋天空与女人。胡适迷。巴萨迷。智商中等,情商一般。
喜爱教书,热爱读书,梦想写书。
迷恋参次百态,讨厌千篇一律。
虽自诩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骨子里总渗透着一点忧伤。
希望做一个温和良善、明亮谦卑、宽容理性、幽默风趣的人。
相信天道酬勤、自强不息、功不唐捐以及人生的偶然性。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蔑视美好的明天。
表面近儒,内在近道,性散淡,喜自由散漫。胸无大志。坏坏学习,天天向下。
现有梦想两枚:一是希望成为优秀的公民教员。以培养反动分子为己任,二则梦想有足够的钞票去开一家自己合意的书店,进而成为好吃懒惰的书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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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持思考的状态

努力保持思考的状态
在厦门凭海临风的时候,每每听到雪堂兄的慨叹,同情的理解之余,每每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现在我也工作了,人生的琐碎就像风中的空气,时时刻刻缠绕着你。回忆去年的状态,近乎奢侈的幸福。
要想保持一种思考的状态,最好的地方无疑是大学。倘使我现在还在大学,我预想中的思想史传播系列估计应该写的差不多有十万字了吧,而今却一无进展,南宁的天空没有思想的气息,抑或是琐碎之事正在侵蚀我那颗思考的心。
这几天看书依然迅猛,但是写东西的冲动明显的下降了。似乎缺少了批评的犀利与思想的锋锐,如果说人生的好境界是“温醇如鸽,灵巧如蛇”,那么我现在就是温醇的近乎懦弱,灵巧的近乎迟滞了。
虽然有些失落,幸好在内心深处,一直还有一颗努力上进的心,一颗试图努力思考的冲动。看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对他的看法很有改变,以前只知道他是蒋中正《中国之命运》的捉刀人,感觉他未免是在为一个威权政府涂抹胭脂,但《潮流与点滴》中的一些话倒是很让人有所感触:
我们是抱着有光有热的希望向前走。
我总以为社会有公道,不会亏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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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推荐


一周读书
1:张季鸾与《大公报》
七十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报纸是《大公报》,当时《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私、不盲、不卖”。这一方针正是报纸的灵魂所在。一份报纸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的民间性与独立性。所谓民间性,指的是报纸的创办人主要是民间知识分子而非政府官员。所谓独立性,指的是报纸的言论要保持独立客观的超然态度。
从这两方面而言,《大公报》基本都达到了要求。不仅如此,《大公报》还延续并继承了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传统,邀请了当时的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开设了专栏文字。
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神往于这份《报纸》。“白头宫女在,犹在说玄宗”,在我们这个没有自由保障的时代里,《大公报》已成天鹅般的绝唱。
2:《合肥四姐妹》、《沉香屑里的旧事——张爱玲传》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鼓励地方去办团练。办团练最成功的是李鸿章的淮军。这也是李鸿章后来成为清朝股肱之臣的起点。当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办团练的时候,另一位安徽合肥人也跟着他办团练,他的名字叫张树声。后来也成为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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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

 刚刚从北海培训回来。跟网上的朋友们打声招呼。许多朋友在网上好久不见,真是非常想念的。似乎网络上认识的朋友比在现实中认识的朋友更加珍惜,也更加快乐。
所谓培训,无非是有人领着我们做游戏而已。至于收获嘛。总感觉太少了。
 至于后面的日子,充满了不可预知……,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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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郭靖已经变成岳不群

曾经的郭靖已经变成岳不群

中学读书的时候,对金庸武侠入迷,深信金庸就是小说中的郭靖或者令狐冲,让人神往。研究生期间读书的时候,觉得初中时期的感觉确实很傻很天真。现在觉得金庸就是其小说中的岳不群或者韦小宝。
在中学与研究生期间的大学,是我对金庸态度的矛盾期。那时候对于傅国涌老师的《金庸传》稍有微词,觉得傅老师写的未免过于苛刻,这或许是中学时期的情感崇拜导致了我的这一判断。
与金庸相比,古龙也似乎值得叙说。我对古龙的价值判断,恰好与金庸相反。中学时期,觉得古龙实在没法跟金庸相提并论。大学时期重读古龙的结果就是对古龙态度的大改变。古龙小说中表达的情感的孤独、朋友之间的友情、彻骨的对于自由的追寻,都让我对古龙刮目相看。小说完全表达的是现代人的意识、现代人的困境。古龙不愧是外文系的好学生。对于金庸的态度,我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古龙,我是青云直上两重天。金庸在其武侠中描述的“侠之大者,在为国为民”的价值观,在崇高的背后,似乎已经预留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为国为民太高调,做好自己才是重要的。真切的为己,便是有益的为人。对国家额最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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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

章士钊
近来对章士钊很有兴趣,不仅因为他受埃德蒙•伯克影响所主张的调和论,而在于他在当时时代的错位。章士钊是一个反潮流的人物。在历史这一出剧本中,反潮流的人物要么确实腐朽不堪,是真正的落伍者,要么在历史尘烟散尽之后呈现出先知的洞察力,让人讶异。章士钊属于后者。他的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对于伯克的推崇,在我们这个当下的时代似乎找到了真正的节拍。因此,未来的历史学者,免不了要重新大量并审视章士钊的言论。《甲寅》时代的章士钊,似乎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脉。如果这一脉络有所传承,似乎可以以严复—梁启超—章士钊—周德伟来梳理。
民国初期的国民党,真正对民主宪政有所认识的其实是黄兴、宋教仁、陈炯明、章士钊等人。孙中山与他们相比,差距实在不小。而且,当时的国民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根本算不上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文明政党。因为这个政党连容忍异己的雅量都没有。以至于章士钊屡屡呼吁国民党要有容忍反对党的雅量,为了实现他对于国民党的期待,他不惜提出了毁党造党说,这其实是国民党第一次有意识的进行政党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国民党从一个从事暴力革命的政党向一个以政策为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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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

 随感
前天,去旧书店淘书,顺便跟老板聊了几句,其中我跟老板说,现在学校那边毕业生临近毕业,有很多书便宜处理。老板问我说:有没有社科类的便宜书?现在卖书,文学书根本卖不出去,社科类倒是相对比较好卖。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跟谢老师聊天时候谢老师回忆他早年的淘书经历。谢老师回忆他十多年前淘书的时候曾说:那时候的文学书,人们趋之若鹜,因此地摊上很少有文学类的书,倒是社科类的书,散落在地摊上,乏人问津。
 一个时代的潮流,从这些阅读风气中可以窥豹一斑。由此也可窥见现在与八十年代的不同之处。陈寅恪在陈垣所作的《敦煌劫余录序》的序文中说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由此,我倒是想起了五四与八十年代的相同之处。不论是五四时代,还是1980年代,历史的推动力来源于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侧面是新文学的产生。八十年代也是文学很热的时代。那一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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