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笑居读书天涯名博

“竹亦得风,天然而笑”,抒发一点读书后的“天然”感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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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后记(二)(竹笑居序跋之十二

竹笑居序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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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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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编好的稿子又回到了我手边,遂趁机做了相应的调整、增补,从编辑思路到文字,甚至重写了其中的一篇。这里所收的是我近些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些感想,当初写它们的时候,可以说每一篇都是抱着认认真真的学习态度去阅读、书写,今天读来,虽然惶惑远远多于满足,但也能看出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中我的生命踪迹,因此不免也有自珍之感。但毕竟时光流逝,人也不再年轻,而今重读,我不能不惊异于自己当年的自信和气盛,因此想到其中的放肆之辞可能给一些作家带来伤害或不快,心中不免惴惴。好在我与他们,往日无冤,近无私仇,甚至有的人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面,所以倒也坦然。我知道,当代文学批评在今天声名不佳,甚至可以说遭遇了最强大的信任危机,许多高人们也为此开了很多药方,我倒觉得有些问题并不复杂,批评的缺席简单一点说就是要弄清楚谁在说话和说什么话的问题。是你自己在说话,还是出版商、作家朋友们借你的嘴在说话?是说的心里话,还是投社会所好或引媒体关注的话,或是《文学概论》上的话?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清楚了很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因为我实在不能相信智商那么高的评论家们对一部作品基本的好坏都没有判断。至于我自己,倒没有什么顾虑,因为从来与什么“坛”什么“界”没有瓜葛,只不过是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时而有感而发写点感想而已。我很清楚这些文字既没有什么理论,也不高明,最多算是“读书札记”——说实话,我颇喜欢“札记”、“笔记”,甚至本书最末一篇《一组作品的阅读札记》这样的点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用装腔作势,不用吞吞吐吐,这样的东西灵活、自由,可以率性而言,将心中的话和盘托出。而且,我从来也不逼迫自己,喜欢就多写几行,不想写就老实读书去,喜欢的书多读几遍、不喜欢的毫不犹豫丢到一边。当然,其中我也引了不少人的话,自然不是为了什么“学术”大计,而是觉得别人说得好说得妙,用不着我再去废话了,同时也不敢好书秘珍而是希望大家一同分享,如此而已。
所以,从本质上讲,我只是一个爱好者、业余作者。我很喜欢这种业余的状态,它是凭爱好、兴趣而来的一种自得其乐,而不是去完成任务和谋求什么。所以,我一直反对所谓的专业化的读书,我常常私下里想,如果那样岂不连本应有的一点点读书的乐趣也自我剥夺了?现在的都市生活已经够乏味了,可不要再去自讨没趣给负重累累的人生背上几座大山了。业余作者还有一条好处,那就是心里没有什么负担,用不着去“装”样子,也可以不守业内规矩;看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可以五体投地,虽不能至,心乡(向)往之;看到那咋咋呼呼贩卖仁义的也可以嗤之以鼻。并非高明,而是旁观者清。当然,我最看重的是这种悠悠的业余心态和一股出于热爱的热情,当代学术日益体制化之后,它的从业者越来越缺少对于本专业的热情,读书作文都成为某种量化指标,说句不恭敬的话,长此以往,既没有“学”也不会有“问”了,有的不过是一群作戏的虚无党在高谈阔论而已。前几天,偶读钱锺书先生的《论文人》,其中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因此,钱先生“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话说得损了一点,但仿佛就是指着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的鼻子说的。顺便说一句,鲁迅那些写在七八十年前的文章——尤其是谈文坛、论文人的——也能够读出这种感觉来,不信你去翻翻。
不知道有幸还是不幸,我常常有机会站在一个大舞台的幕布后面,看到那些角儿腕儿流光溢彩、神气飞扬地在台上表演,又可以看到他们到了后台骂爹骂娘、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或者自我标榜、互相吹嘘、见利忘义的种种表现,说实话,这极大地伤害了我对当代文学的热情,甚至让我有种由厌恶产生的某种虚无感。所以,有时候我更愿意去现代文人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中去寻找自己的乐趣,我知道,人间的龌龊事在哪个时代都不可避免,但时间淘洗了很多污垢,让那些前辈人的生命光彩照人。当然,阅读也会净化这些污浊,与那些大师们“相处”的时光,自己生命也得到了净化,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此时转过身再去看纷繁大千,会觉得那些渣滓、尘埃又算得了什么,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这也就用不着以眼不见为净的谎言来欺骗自己了,此时,反而会生出很多感恩的情怀:感谢漫漫长途中给我鼓励的老师、朋友,感谢心中常念的亲人们,感谢编辑、出版这本书付出心血的朋友们,感谢朝夕相伴的一草一木、一书一纸……他(它)们都是我生命中的阳光,有阳光照拂,任窗外车喧人闹,我却总是心绪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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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立民
          2008年6月8日端午节于竹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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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后记(一)(竹笑居序跋之十一

竹笑居序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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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后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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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雨水特别多,深夜里就那么不知不觉地下了起来,嘀嘀答答的,像一位前辈说的那样,到底是在冬天,不好意思倾盆而下,便细若游丝般地没完没了。多少年前看过王蒙的一本书,名字似乎就叫《冬雨》,那个时候在冰天雪地的北国,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冬雨会是什么样子。但是雨总是带给我某种诗意感,也时常会搅动我惆怅的思绪,润泽我心底的情感。所以,我想冬雨一定会是很动人的,没有想到真正与冬雨打交道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却是恼人。三年前初来上海的时候,那个冬天也多雨,早晨起来天阴阴的、冷冷的,细雨不声不响地会下好几天。偏偏那个学期我要上的课又特别多,常常胡乱吃点东西就匆匆骑车出门。下雨时骑车非常费力,而冬雨是雨伞遮不住的,它细细的,微风一吹就会飘到人身上,等到了教室浑身湿漉漉的,非常不舒服。现在,我还能记起那些早晨,我自行车停在邯郸路的红绿灯下和很多同学一边等着过路,一面抹着额角的水滴的心情,当时望着水雾濛濛的前方,心里恼怒地想:这雨就不能痛痛快快地下一顿吗?是的,相对于故乡冬天那种狂风怒号、雪花漫天的景象,这里的冬天也太娘娘腔了。
那个多雨的冬天中,更多的时间是缩在被窝中看书,直到肚子饿了,才不情愿地下楼去吃饭。我常常是喝牛奶吃面包,省得下楼去淋雨了。现在还不能忘记一位老兄的腔调:立民哪,你可真西化啊……如果是到食堂吃饭,饭后十有八九会独自一个人到北区门口的小书店看看,在雨雾的包围中,瞬间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大概时间不长,就会拎着一包书急切地上楼了。我和同寝室的老兄,也不管书看不看得过来,总是不间断地到书店去“捐款”。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这些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了。今年我还在病房中看着冬雨打落了枝头残留的银杏叶时,同寝室的兄弟是从飘着雪的遥远北方送来问候的。
在这样一个外面下着雨的冬夜,当要送出这本评论集,翻看着每一篇文字,看到篇末所署的呈现着我的生命旅程的日期和地点时,我的思绪实在难以平静,许多往事和人的面孔不由得浮现在眼前。这些文字写自于2000年至2005年,五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在变化中,这些文章分别写于大连和上海两地,我的思绪和情感也不断地在这两地中转换,时常还有许多恍惚的错觉。早晨起来,曾有一刻我想做什么,考虑走哪一条街哪一段路,但立刻我又意识到错了,我脑中的景象完全是另一个城市的。有时对面走过一个人,我仿佛很熟悉,一下子想不起来,但等回忆起这张面孔的时候,我只能摇头,那个人可能是我常去的书店的店员、常吃饭的饭店老板,但他们显然不在这个城市里。我的记忆中,现实的藩篱被轻而易举地拆除了,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的人和事常常不自觉地涌现出来,特别是在这样的雨夜,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清晨,在我独自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
怀念流逝时光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时光飞奔中留下的温暖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有了这些,我也就不怕那窗外的寒风冷雨了,躺在床上无比惬意地享受的读书时光时,说不定还会念一句“枕上诗书闲处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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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民
      2006年1月15日午夜于国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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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周立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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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集刊不必妄自菲薄(竹笑居杂感之七)

学术集刊不必妄自菲薄


       拜读 袁津琥 先生的大作《不应忽视学术集刊的研究成果》(《文汇读书周报》 2008822),深感他所指出的问题切中时弊,不免也来附和几句。的确,在当今学术评价机制和期刊的等级序列里,学术集刊仿佛是没有位置的私生子。这也不奇怪,现在是看哪座庙大,而不看哪个和尚经念得好,用这种傻瓜式的办法来鉴定学术成果,省事倒是真的,不过往往不但评不出优秀和尚,而且还会砸了很多“庙”的金字招牌。至少它会造成两种后果:一种是一家或几家独大,其余大量的学术刊物半死不活,“权威刊物”稿子摩肩接踵,非核心刊物门前车马稀少,无形中造成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权威刊物”强大的话语权,难免不会影响和限制充分的学术争鸣和多元的学术思维。另外一种后果是,因为看到在“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高回报”,人们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想尽一切办法要挤进“大刊物”门槛里,君不见,有的学校(学院)发挥集体优势专包“大刊物”的版面为教师发表文章,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实力”,有金砖敲门,“大刊物”也放下了高傲的身段;君不见,不少“大刊物”敲门者太多了,以致不得不频出增刊,安置众“难民”。这种时候再谈什么学术质量,无异于掩耳盗铃。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集刊的出现实际上是被逼上梁山的结果,传统的学术期刊序列中容纳不了它们,人们只好另辟蹊径。很多学术期刊的创办都体现出编者企图远离时下学术流行病、开辟能够充分发挥个性的话语空间的努力。它不时髦不声张,甚至很笨重,但也不必担心它们被忽略,在鱼目混珠的时代中,关注度说不定与浅薄度成正比呢!书刊的比拼,不在于被人买回家的数量和速度,而在于被人收藏的数量和时间。——有的书卖得快,被人扔得也快,此时,不必有“权威”“核心”之分,而只有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之别了。由此看来,学术集刊应当保持它相当的自信,因为相对于很多包罗万象、照顾完二奶奶还要照顾三舅舅四叔叔的期刊(如今的大学学报几乎就是众学科展板),学术集刊往往个性较强、专题性强,它的个性往往体现在主编人的学术个性和喜好上,它的专题性体现在不必面面俱到,但可以就某一个方面或某个问题的深入和有针对性的探讨上。更重要的是集刊上一些文献资料和研究论文,往往是学术期刊为获利或趋时而不肯登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时文颜色尽失,这些“硬通货”反倒立于不败之地。 王元化 先生在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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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杰诗集》序(竹笑居序跋之十)

竹笑居序跋(10)


《宋杰诗集》序


       八月三日 ,在烟台参加完冰心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后,我与诸位朋友同登烟台山,转过该市标志性的建筑灯塔,迎面而来的就是碧海蓝天,在清爽的海风中,极目远眺,我知道对面就是大连,我为这次没有时间回去而感到遗憾……想不到,晚上就收到了一个来自大连的电话,是读书会的朋友们在聚餐。宋杰以他特有的粗壮声音在逼问我给他诗集写的序言什么时候交稿,我只好惭愧地打哈哈。接下来是世涛跟我讲话,我问:宋杰没有喝醉吧?世涛说:马上就要作诗了,我们准备记录呢!……隔着海也能感受到那边的热烈气氛。我想,序言写不出,还是写写我的“诗人”朋友宋杰吧。


我在大连的十年时光中,有一部分是与宋杰、世涛、颖仕、张凯、顾娟等大连青年读书会的朋友们共同度过的,有些往事不用翻检也历历在目。记得最初是在一次书展上,我拿到了读书会发的一份表格,填好了就寄去了,不久宋杰兄就约我在大连图书馆见面。这样,我与读书会就算“建立联系”了,读书会的诸位朋友也逐渐都熟悉了。我十分看重这个读书会之于大连的意义:大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生活舒服,但在文化上却不能不说很沉闷,住得久了甚至还有盲诗人爱罗先珂对二十年代北平的印象:寂寞啊,寂寞!这种寂寞,不是说没有文化,而是这里的文化的死寂状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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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小引(竹笑居序跋之九)

竹笑居序跋(9)


《五味子》小引


酷暑难耐,只好躺在床上看校样,我看的是 巴金 先生翻译的《往事与随想》,不巧,正好读到赫尔岑写大学毕业的那一段:为没有得到金质奖章而沮丧,为“再也没有人来考我了,再也没有人敢于给我打最讨厌的一分了”而感到彻底放松,还有即将分别的同学们在一起的狂欢……作者是这样描述离开学校后的心情:   


我又难过又高兴;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出去已经不像昨天那样、不像过去每天那样了;我跟大学分开了,跟我这么年轻、这么美好地度过四年光阴的共同的老家分开了;可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我现在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成年人也很高兴,——为什么不承认这个呢?——而且我一下子得到了学士的称号。


Alma mater!〔拉丁语:母校!我从大学得到了很多的益处,我修完大学课程以后好久还过着大学生的生活,而且也没有离开大学,所以我想到它就不能不爱它,不能不尊敬它。它至少不能责备我忘恩负义,在对待大学的关系上表示感激是容易的,这种感激是和爱、和青春时期的愉快回忆分不开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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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和生活连为一体——观希腊奥运会开幕式有感


竹笑居杂感(6)


梦和生活连为一体——观希腊奥运会开幕式有感



           整理旧稿,发现居然也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转眼四年过去了,即将迎来北京奥运会了,说实话,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欣赏开幕式将怎样来展现我们的文化艺术.在这样盛大的场合中,我们可曾听到过屈原、李白、杜甫的诗篇吗?——作者2008年7月21日


  灯光幽暗,整个体育场如同长夜中的星空,人们屏住呼吸在等待着壮观的文艺演出的开始,突然,一个黑衣人以低缓、平静的语调在背诵着诗句:

手持这个大理石头像醒来


我的手臂酸累


不知放它在何地


从梦中醒来的同时


这个头像进入我的梦乡


梦和生活连为一体


无法分离



解说者告诉我,这位黑衣女人乃是希腊古典戏剧的权威莉迪亚·克尼奥多,诗则是出自希腊著名诗人乔治·塞弗里斯之手。这一刻我愣住了,我实在想象不出盛大的开幕式演出会这样开场。多少次了,最先出现的不是歌星就是球星,再不就是一个群体的场面,热闹、奇异、欢乐,但雅典奥运会没有,它是那么平静,却又无比壮观地让诗歌的光辉照耀着体育场。对此,我除了赞叹,还是赞叹:毕竟是希腊,毕竟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个开场,整个开幕式在我内心中的位置也大不一样了,像我这样的一个对体育毫无感情的人竟然也装模作样地关注起比赛了。那天,我本来特别疲劳,但还是在半夜里挣扎着起来收看这个开幕式,是因为对希腊有着不同与某些现代国家的期待,希腊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整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是一首史诗,展示了一个文化大国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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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 世俗化 平庸化[三]

竹笑居杂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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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世俗化•平庸化[三]
  ——从高校看当代人文环境


      学生平庸化


      这里所说的“平庸”并非就是无用的意思,而是借助于《简明牛津词典》中对于“庸人”的解释而来的:庸人是指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12)。当代大学出产的教育产品最多最标准的就是这样的“庸人”。学分,考级,论文,外语,计算机……这是当代大学生的基本科目。不是说前辈们昔日的大学生活里就没有这些,就没有学业的压力就完全轻松自在,做学问不可能太轻松,都是清灯黄卷寂寞中来的,但在这些具体的指标和学习的形式之外,前辈们的学业中还有一种更诱人并且能够让你一辈子在学术的海洋中遨游也不会疲倦的东西,那就是精神的魅力,学问本身的魅力。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就是:“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13)大学是培养学生对学问的兴趣,激发学生热爱学问,从而引导学生走上向学之路的地方。这似乎是常识,但当代大学发展正一步步地远离这些最基本的职责,要把精神养育之地变成单一职业培训学校,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职业培养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不断更新和提高,而精神的种子如果在这关键的几年没有种下,那么则恐怕一生都难以改变。为此,我也不赞成什么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分,这种理念首先就把精英想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似乎他们只能高高在上不可能脚踏实地;其次是以此为借口拒绝高质量的人文教育;还有“精英教育”培养出的人才难道不同样服务于社会吗?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都是精英,那不恰恰证明我们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吗?可笑的是,大学没有一个超出一般的知识、技术和实用之上的理念传达给学生,反而以社会的完全需求为教育的目标,并认为这是大学发挥社会作用的最好证明,他们把人的培养当作了工业产品的制造,好像可以而且必须按着规定的尺寸制造出规格统一的产品,才算是“质量合格”,可以“出厂”了。我甚至最近还看到这样的消息,一个大学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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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 世俗化 平庸化[二]

竹笑居杂感(5)



体制化•世俗化•平庸化[二]
  ——从高校看当代人文环境



学者世俗化 

  世俗化是整个现代社会转向的重要特征,有着围墙的大学并没有能够为学者们遮风挡雨,反而将他们推倒了十字街头。在当代的学术体制下,对实用性的推崇使得学者不再将追求真理看作自己不容更改的使命,而是将追求有用和效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的作者弗兰克富里迪发现:“文化精英们不是去捍卫自己的权威,反而似乎更愿意显得联系现实、容易接近,以及与流行观念保持联系。”(7)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社会评价机制的改变:“在任何情况下,受到重视的都不是思想和艺术的内容,而是它们的用途。结果,对知识和艺术的看法不是取决于其内在的标准,而是取决于它们对其他一些目的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艺术成了工具,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使团体获得身份,或者向个人提供救治。”而作者认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着手生产顾客需要的东西,而是追求实现更高远的目标。”(8)但现实看不到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反而以更具体的目标在引导知识分子逐步走向世俗化(9)。诚然,现代社会已经不容知识分子构建出一种远离世俗生活的“桃花源”,大家都是世俗之人,但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在职业、专业技术、世俗生活之外还应当有着特殊的领域和标志,这个标志是他们的身份确认点。一位学者说得好:“倘若今天还能够有‘桃花源’的话,那么,它必定只能存身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中,至少它必须以此为价值的依归。”(10)而如今,学者的世俗追求与精神追求已经混为一团,或者说已经主动地放弃了精神的追求,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把学术和精神的追求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之所以一直从事着这个职业,只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谋生。而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也就跟学术说再见了。这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学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信”,就是那种与研究对象生命相融、精神相通的确定关系。
  在传统社会里,这种“信”是天然形成的,因为人文学科的各种研究时常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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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 世俗化 平庸化[一]

竹笑居杂感(5)


体制化•世俗化•平庸化[一]
  ——从高校看当代人文环境
  
  1993年,一批学者就“商业化”大潮对中国文学的冲击,表达了他们深深的忧虑,他们认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由此,他们对当年精神状况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1)这场引起了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对话,不论赞成者认为切中要害也好,反对者认为危言耸听庸人自扰也罢,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自此以后,知识界乃至全社会更关注人文精神在我们社会和个人精神中的位置。
  十四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经度过了人文精神的危机,还是危机更加重了呢?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者,无法对此做出精确的社会学考察,不过作为一名当代社会文化的亲历者、关心者,对于人文精神在当下中国的状况的确也时有感触,下面所谈的就是这些年来一直困萦于心的一些感想,为了使我的偏见限制在更小的范围内,我选择了从自己相对熟悉的高校来谈这个问题。除了熟悉情况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因为高校历来被认为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汇聚之地,并且承担着人文精神的传播、再生等社会使命,甚至说高校是人文精神的桥头堡并不过分。而且,不论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作用上,高校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所以,通过它来考察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状况比较有代表性。
  
  管理体制化
  
  高校是一个体制化越来越严重的地方,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且这也是世界通病。从管理学上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证明,这种体制化的管理是多么有效率,如何奉行了公平的原则,怎么具有合法性。但是把精神的象牙塔变成了一个官僚体制下的行政机构,对于强调独立性、差异性为根本的精神创造,尤其是人文学科的个人创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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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不是我们的性格!”——由《历史背影》说起

“哭泣不是我们的性格!”
  ——由《历史背影》说起


  记不清贾植芳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是什么了,但这部《历史背影》(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是最后一部却是无疑的。几个月前的事情还历历在目,那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午后,我们一家,还有志荣兄在冷雨中去医院里看先生,随后陈老师也赶到了,老少四代人让不太宽敞的病房显得很喧闹。先生很喜欢小孩子,不断地命桂芙大姐给我女儿拿糖吃,这也越发纵容了她的泼性,居然大模大样毫不拘束地躺到病房中的另一张床上。先生招待我们的除了糖果、点心、茶水之外,还有书,在病房中也不例外,那次给我们的就是这本《历史背影》,还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签了名。
  很难形容每次拿着先生的书走出他在国顺路寓所的兴奋之情,也能够看出送书给人时先生的开心,于是得到先生的赠书就似乎不是什么恩赐,因为在他那里没有什么主次、尊卑,来的都是客、来得都是朋友,哪怕是对我们这样的晚辈;而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就是书,哪怕你自己买了他的书请他签名,他还常常会再送你另外一本。时常讲到尽兴时,先生会突然问:我的某某书你有吗?——接下去的事情就不用多说啦,于是,我们可以像小孩子得着糖果一样手舞足蹈了。先生的客厅中一年四季人来人往,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甚至说三教九流都有,可以想像得到先生的“糖果”要准备多少,但他从不计较这些,送书的大方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通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你能强烈地感觉到,完全没有世俗的功利因素,而更在乎精神的沟通,书自然是传达精神最好的媒介,他们希望更多人能分享这种精神的快乐。
  我知道,《历史背影》是李辉、应红夫妇专门从北京赶来将样书直接送到病房的,病中的先生一直惦念着这本书,仿佛一个孩子对于某个预约怀着急不可奈的心情那样盼望着,所以书一出来,他们就赶到了上海,可以想像先生看到书的兴奋。这样,躺在病床上的他又可以有不断赠书的豪举了。这本书集合了先生不同时期怀念师友的新旧文章,这些人都是二十世纪中饱经风雨的知识分子,先生是写小说出身的,常常能够捕捉住他们的生活细节,又能传神地表达出来,如写萧军,活脱脱地将一个耿直的东北汉子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通读全书,又不难发现,不同时期所勾画出这些知识分子的身影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的强调,因此尽管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和命运,但这些人却无不在向我们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魂,那么先生所强调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也就一目了然了:
  ——谈到郑超麟,他强调这样的“风骨”:“秉笔直书,向历史负责,绝不因时势变迁或处境险恶而曲笔成章,‘改造’历史或自我欺骗……”
  ——谈到余上沅,他敬佩其放弃在异国优裕的生活,毅然回国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
  ——谈到覃子豪,他说到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大多出身富有阶级,但在那种时代气氛中,绝不讲究衣食,消费观念很低微,这也似乎是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我们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谈到原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潘世兹,他认为是“品格高尚,为人正直,是位值得纪念的朋友”,尽管他们的“政见”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哪怕身为罪人,潘先生也坚持认为贾先生这样有着左翼思想的作家:“什么作家,共产党的宣传人员罢了。”
  ——谈到林同济,他认为:“这是一位纯粹的中国传统文人,一介本色书生,很有人情味,喜交游,生活却很朴实。”是“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
  ——谈到公木仗义执言的行为,他说这是“一个可以相交的朋友”,“因为他的身上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
  而这些品质,随着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渐行渐远的身影,是否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延续实在是令人忧心的问题。比如,当今满口大道理的学界中人,真的“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吗?他们对自己宣扬的仁义道德有过真心的热爱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重,在这历史的侧影中,贾植芳先生不仅在颂扬知识分子的气节,还在人物命运的描述中提出了很多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时常也写出了历史的残酷、岁月的无情和生命的慨叹,而这些让人久久难忘。比如,写“难友”邵洵美的文章中,他写到了狱友们为每顿饭能多赐予他们几粒米而欣喜不已时,如同读张贤良的小说让人感到心酸,正如作者所感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又是都有些社会身份的人们,此刻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欲望已经缩小到一般动物的境界了!”只有有着这样刻骨铭心体验的人才会相约:一定要活得像个人样!这话不是豪言壮语,而含着生命的分量。贾植芳先生去看望劫后路翎的一个细节也让人震撼,那时路翎碰到人总是问“我们这些人到底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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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如花留芳华——读鹿桥《未央歌》

竹笑居书评(13)


青春如花留芳华


——读鹿桥《未央歌》


好多年前,读香港 司马长风 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时,特别注意他介绍的抗战时期的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有钱钟书的《围城》、徐訏的《风萧萧》、无名氏的《无名书》、鹿桥的《未央歌》。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当时内地的通行文学史不大介绍的,甚至连原书都不好找。对《未央歌》,司马长风更是隆重推出:


在研读了近百部小说之后,我认为在战时战后时期,长篇小说有四大巨峰:一、巴金的《人间三部曲》,二是沈从文的《长河》,三是无名氏的《无名书》,四便是鹿桥的《未央歌》了。《未央歌》尤使人神往。中国的小说,自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来,刻意学习外国,末流之弊,只剩下卑屈的模仿,全无民族的风格了。《人间三部曲》及《长河》,融合了外国小说的技巧,重建了民族的风格,《无名书》则天马行空,表现了大突破、大飞腾,是对世界文坛的挑战;而《未央歌》则是民族风格的圆熟和焕发。从某种意味说,《未央歌》使中国小说的秧苗,重新植入《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的土壤,因此,根舒枝展、叶绿花红,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112113页,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


当时,我还不知道《未央歌》是台湾青年人的青春圣经,是“四十年来最感动我们的书”;对于这位本名吴讷孙“左手写诗篇右手写论文”的作者的经历也不甚了了,只是深深地记住了这本书的名字。迟到了几十年,黄山书社版的《未央歌》让它的传奇才开始在内地演绎。尽管,让《未央歌》伴着生命成长的那份记忆,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了,但感受一下唯美的校园文学的心境却可以召唤。


这是作者为自己逝去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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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们以晨星——复旦师生论巴金》编后记

竹笑居序跋(8)


《给你们以晨星——复旦师生论巴金》编后记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师生在近30年中有关巴金研究的部分成果。从研究人员的数量来看,复旦师生专门从事巴金研究的似乎并不很多,但就对本领域的基础建设和总体影响而论却不可低估。这么说好像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引一点旁观者的论述吧,由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等人主持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系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重点科研项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一书中,在论述1977年以来巴金研究的重要成果时,有多处涉及复旦师生之处,比如新时期巴金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工作中,认为贾植芳、唐金海等人编的《巴金专集》和李存光编的《巴金研究资料》“是80年代前半期两套内容比较翔实完备的资料丛书,在巴金研究的资料搜集、保存和整理方面功不可没,也为后来全面深入的巴金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认为陈思和、李辉合著的《巴金论稿》是1980年代上半期巴金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后关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之一。”认为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是多种巴金传记中较有特色的一部,自它而后,“巴金的思想人格研究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认为周立民的论文“重视通过史料发掘巴金的内心”,体现了1990年代以后巴金研究的新变化……除此而外,我想补充的是复旦师生关于巴金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2003年由陈思和教授担任会长的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在文献资料研究、学术探讨和组织等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由陈思和、周立民策划的“你我巴金”丛书等成果也体现了复旦师生在这个领域中的持续影响力和活跃程度。
       贾植芳先生在为《巴金论稿》作序时曾指出:“作为他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特色,是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上,在吸取和借鉴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开拓自己的研究课题和中心。这就有助于扫清多年来在我国评论界成为风气的以论代史,即从某些抽象概念或一时的主观需要出发,即脱离历史特点又背离作家的思想艺术实际的或褒或贬的抽象空洞的议论和不正之风;其次,……一反我们过去多年来成为文学研究工作的定式的孤立静止地研究作家作品,用程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方法来代替对复杂的文学现象作深入的思想剖析和美学评价的老例,……不仅注意到从巴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研究巴金的思想和艺术,而且注意观察形成作家思想艺术特色的主观因素……结合内外两方面诸种因素,分题进行综合或单题研究。”我认为,这段话基本上也可以概括出复旦师生巴金研究的基本特色。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们都比较重视从基础史料出发,重视从作品本身出发,同时又不局限于这些,而是能够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把握研究对象,这使得研究既不陷于虚空、高蹈,又避免呆板、僵滞,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本书是一本既考虑反映历史成果,又带有专题性质的论文集。在编辑的过程中,编者对全书的框架是这样考虑的:将贾植芳先生的几篇谈巴金研究的序跋放在卷首,或许能够看出复旦师生巴金研究的整体特色。接下来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巴金的思想和创作整体考察的论文;第二部分则是关于《随想录》研究的一组论文,它们都是基于对文本及其背景的深入解读之后的心得,这也是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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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模仿秀”盯上《封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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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秀”盯上《封面中国》
2008-01-14 0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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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晚报网消息]   昨日,记者在北京获悉,人民日报资深编辑、作家李辉的《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一书遭遇“模仿秀”克隆。李辉称,他近日看见人民网上一篇周立民写的“‘堂兄弟’抄袭还是剽窃 《〈时代〉上的中国面孔》与《封面中国》的比较”,感到很吃惊。“仿秀者”罗昶的书在行文方式、词汇、甚至封面都与李辉的书很相像,明显是对他本人选题的剽窃。
  李辉向记者表示:2007年11月出版的《〈时代〉上的中国面孔》一书,作者为罗昶,“该书在1946年之前的相关章节中,多处照抄或略加改写本人叙述文字和译文,且不加以出处说明。本人要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相关方,就此事向本人及东方出版社正式道歉。同时,本人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权益的权利。” 李辉自2001年起开始着手研究美国《时代》周刊上的中国封面人物这一选题。2007年5月,该专栏由东方出版社正式结集出版,并在2007年8月举行的全国书评版编辑圆桌会议上被评为2007年上半年十大好书之一。李辉对记者说,罗昶曾打电话想与他沟通,“从去年12月28日看到帖子,就没好好睡觉,确实很抱歉。我个人特别想跟李辉老师沟通。我爸妈也很着急。我现在特别懊悔”。
  任何人都不可能垄断某一课题的研究,而且,从发展和丰富研究而言,有更多的人参与是好事。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不尊重他人的先行研究成果,更不能不经允许、不加说明地抄袭他人的文字。
  蔡 震 编辑:娄静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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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编后记(竹笑居序跋之七)

《细读<随想录>》编后记
     《随想录》作为巴金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就得到广泛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潘凯雄先生曾提供这样的信息:《随想录》从1980年6月开始陆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分辑出版,到1986年12月全部出齐,根据人文社的资料显示,《随想录》单行本最初十年间平均印数超过13万册,最高的《真话集》累计印数达到15.3万册;其后,包括“百年百种”丛书在内的合订本共印行2.3万册;2006年5月,配图版单行本上市仅半年就发行1.5万套,这样的发行数量相当于同一时段内《鲁迅全集》的印行量。作家出版社的应红女士说2005年10月该社推出《随想录》的新版,三个月内已经累计印刷12万册。(均见本书《巴金精神遗产探讨暨〈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一文)所有这些都表明了《随想录》的巨大影响力,二十多年来《随想录》数次重印、拥有众多版本,是当代文学作品中拥有最多版本的著作之一,它也曾被读者评选为“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之一。
      自发表以来,关于《随想录》的各种评论和研究也一直不断,充分证明了它的思想活力和当代性,也显示了《随想录》中所提出的思想文化命题的未完成性和与社会互动性等自身的特点。当然,在好评如潮的同时,《随想录》一直是巴金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对它的批评也至今不断。不过,读这些批评我常常不免哑然失笑——不论他们旁征博引、逻辑严密,还是气势汹汹、言之凿凿,虽无比“正确”可就是与巴金与《随想录》无关:常常他们批评的也正是巴金所反对的;甚至他们早就忘了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巴金那一代人却需要用生命来争取和捍卫。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批评给人的感觉是误解:对巴金的误解,对《随想录》的误解。至于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解,不好妄下断语,或者是基于不了解,或者是懒得去了解,也可能是偏要去误解。总而言之,正如本书中众多研究者不断提醒和一再努力要做的那样,对于《随想录》的解读,更重要的在于对《随想录》写作的特殊语境的解读,只有了解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才可能充分理解大海中一叶扁舟顺风千里的畅快和逆水行舟的艰难。本书的编辑正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努力,它汇集海内外学者近年对《随想录》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梳理《随想录》与“五四”新文学精神传统的关系;发掘《随想录》写作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关系;在新世纪的思想文化语境下,评估《随想录》的价值和意义;探讨《随想录》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建构和社会文化建构的意义。对这些问题,论者的观点未必一致,甚至还有争论,但大家的出发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基于文本,基于《随想录》的写作语境来发言。
       不过,有时候我还在想,以上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或者,我对于专家们津津乐道的这些“语境”反倒有些不以为然,我关心的是“一般读者”将怎样面对《随想录》?尤其是那些与《随想录》和他的作者没有共同思想和生活经历、身处的当代社会也逐渐远离《随想录》的语境的年轻读者们,难道他们注定要对《随想录》敬而远之吗?我甚至在怀疑专家们过分地强调“语境”、不断地将宏大的思想命题与《随想录》联系起来会不会架空《随想录》,吓跑新一代读者呢?诚然,任何阅读都需要对于阅读对象的写作语境有相应的了解,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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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巴金》编后记(竹笑居序跋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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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笑居序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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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巴金》编后记
  这批书信是巴金先生所藏友人书信的一部分,写信人都是有着不平凡经历的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知名作家,从相互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彼此真挚的友情,坦诚的交流,心怀天下的胸怀。正如丁玲晚年给巴金的信中所感慨:“我们应该互相比别人更加理解,更加融洽。我读了许多怀友人的文章,很羡慕他们同你的相识、相交。……现在我以十分感慨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更多地了解和彼此慰藉。请接受我这一点心意吧。”(丁玲1984年9月9日致巴金)“我们是作家,我们喜欢大家在一起谈生活,谈文学,谈创作,讲心里话,我们不能再忍受那些左的或右的棍子,鞭子,枷锁,框框。我们也不甘忍受那些庸俗的流言诽语。唉!可惜,我们现在都老了,但我们都在想为我们文学界的大团结,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繁荣,再多做点事。”(丁玲1984年12月2日致巴金)这颇能代表一部分老朋友相濡以沫、满怀热忱的心境,而这些都毫无保留地保存在这些书信中。
  对于一个作家的关注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当然是他公开出版的著作,第二是书信、日记这些带有个人私密性的文字,第三是他的行为。这是三个互为一体、互为补充的层面,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原因,书信、日记等私密性的文字可能比公开的著作更为直接和更为真实地表达了作家的内心和思想感情,它们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在这里可能让我们找到理解作品写作的背景资料,作家思想变化的线索,文坛交游信息,甚至可以说大量的、丰富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的发掘、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会刷新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的平面认识,让许多枯燥的历史有了色彩有了丰富生动的细节。由此而言,这些友人写给巴金的书信其文献和研究价值真是不可估量。例如,人所共知巴金曾经担任了十四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经他之手推出了大量优秀的新文学作品,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作家和作品差不多占据1935年以后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由于编辑工作是一个幕后工作,所以对于巴金在新文学传播和积累上的这些贡献,以往只能从出版的书刊上,从作家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了解,而一些书信的公开(如他与沙汀、焦菊隐、李广田、何其芳等多人的书信),其中有着比较具体地书稿讨论的文字记载,让许多幕后的工作浮出水面,是我们研究新文学编辑、出版等生产机制的珍贵资料。
  这些书信历经风雨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不能不感谢巴金先生保存资料的精心和对友情的珍重。其中有许多信件“文革”中曾被抄走,造反派在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字句上划上了红线,想一想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平生遭际,读着字迹不同的书信真的会生出无限感慨。但是我们遗憾地发现在巴金先生二十多年前已经捐赠出去的这些书信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收入了近年出版的作家的全集、文集中,很大一部分还在档案库中沉睡着,可能很多作家的家属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些书信留存,这从资料的利用上讲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更为遗憾的是许多巴金先生的回信,我们也没有征集到,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还留存在人间。为此,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打算在今后将征集到的书信陆续整理、编辑出版,也希望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在此,再次感谢大象出版社、李辉先生和本书的责编成艳女士,他们为《写给巴金》的出版提供了难得的帮助。
  与研究会的两位老师在整理和校阅这些信件的时候,正值挥汗如雨的黄梅季节,不觉现在已经是南方落叶飘零的隆冬,想一想本书中的生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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