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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疑再三,还是弄了个人公号“周成林的半场”,不见得天天更新,也许门可罗雀,但会发一些别的地方发不了或不适合的东西,譬如第一篇的这个“风花雪月”(新手,正文没配上图),“格调不高”,“女性读者可能不适”。还有一个“算计”,就是哪天走投无路,也许又多了个讨饭的地方。

 

刚刚开设,很多功能有待时日。敬请耐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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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被时代拒之门外的人

书评:永远被时代拒之门外的人

—— 读《爱与希望的小街》

 

张丰/撰文(本文转自腾讯大家 http://dajia.qq.com/blog/190776132243340)

 

永远被时代拒之门外的人

(大约两岁时的周成林)

 

周成林的《爱与希望的小街》或许比真人秀更真实。在一个要看《爸爸去哪儿》的晚上,我和家人却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从这本书所写的生活出发来看世界,再真的真人秀也显得过于美好,以至于虚假了。

 

他写父亲的一章叫《杀父》。这篇文章的灵感不是来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父亲喝了酒,一路乱骂,在一个工厂门口被卡车撞倒。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撞就撞死好了。”在医院里,父亲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上身盖一床被单,下面只剩内裤。我退到医生护士后面,透过晃来晃去的脑袋与身子,见到那条稀松内裤边缘露出一对深褐色的睾丸。”很少有人能这样观察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父亲是一个酒鬼,一事无成,每次喝醉都招惹是非,给儿子带来无尽的屈辱,因此,“我也试过扇他耳光。”这种对父亲的恨,最终没有导致真正的“杀父”,不过是因为没有勇气而已。父亲的最后时光是在养老院度过的,“他中过风,口不能言,只能对我痴痴微笑,已如人间废物。”

 

父亲是这样,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父母离婚的时候,得知自己被判给父亲,可以和祖母一起生活,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写母亲的一篇叫《我们要爱母亲》,这是一个祈使句,是命令,也是判断,但正因为此,“爱母亲”便不是现实。“我们都不想再有一场噩梦,况且活到今天我早已看透,这出家庭悲剧根本没有正剧结尾,她帮不了你,你也帮不了她,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能有一丝精神安慰已属幸事,或许只有死亡来临,我们才能最终团聚。所以,我现在宁愿她是一个不存在的透明物体,我宁愿做一个所谓忤逆之子,也好过火星撞地球,大家一起提早灭亡。”

 

这样的文字,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小说中才能出现。但是作者在书中却提供了一些照片和早年与父亲的通信,这样的复合型文本暗示我们,这不是小说,而是非虚构写作,是沉痛的个人史。

 

周成林的外公是宜宾人,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周有光是校友。周有光在《百岁忆往》中曾提到,当年读圣约翰大学,学费要300元,自己根本交不起,靠姐姐一个同学母亲的接济才能入学。这说明,周成林的外公,当时是响当当的人物。外公与外婆结婚,在上海摆酒,证婚人是蜀中名士张澜(1949年后,张曾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是风光一时。外公投笔从戎,回到四川位列少将,抗战胜利后,不愿意卷入国共之争,脱身宦海经商。变天以后,他把在成都的房子贱卖给了新政府,带着一家十口住在逼仄的地方,但是在镇压反革命期间,他还是没能躲过去,被乡民乱棍打死。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压力可想而知。母亲排行第四,兄弟姐妹中成绩最好,在有名的石室中学念书,但是一个女孩子无法顶住政治压力,精神一度失控。这种病态,被周成林形容成“神经官能症”。“我至今难忘的是念小学二年级那阵,母亲与父亲口角,她发起疯来,可以将我的衣裳剥个精光。”这样的女人,一辈子都处于与周围环境的战争之中,而受伤的却是自己的孩子。

 

相比于母系,周成林的父亲这一家,进入“新社会”的姿态要从容得多。祖父是给有钱人开车的,虽然祖母也可以穿旗袍,但毕竟属于无产阶级。伯父和父亲的青年时代,都参加了土改工作,伯父去了公安局工作,而父亲则保送进了北京大学。但是在那样的时代,人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父亲毕业没能进入自己喜欢的考古研究所,而是被迫去了内蒙的医药公司,在那里,他成为一个酒鬼,并且冻坏了一只脚。(周注:书评人记忆有误。参加土改的只有父亲。父亲毕业后一度进了考古研究所。

 

永远被时代拒之门外的人

(祖母与两个儿子,左是大伯,右是父亲)

 

这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组合形式。母亲是被打压的反动派后代,但是却有着大小姐的梦想,而父亲作为工农兵的一员,虽然有比较好的政治地位,但却又受到母亲发自内心的鄙视。在正常的社会中,这样的家庭可能不会太幸福,但也有可能保持某种表面上的平衡,为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平和的环境。但是在“革命年代”,家庭本就不是值得肯定的价值。革命需要自己的儿女,需要儿女的奉献,政治的影响力深入到了每一个社会细胞之中,这种家庭的破裂也就是必然的。周成林的父母终于离婚了,这一年他读小学二年级。

 

周成林书中所写的同龄人,生于1965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们最多也只是“红小兵”,而到了80年代初,他们到了要考大学的年纪,家庭环境和小时候的经历,注定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考上。如今人们怀念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体系,但是,很少有人注意,那些怀念80年代的,都是当时能读大学的青年,而这样的人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率并不高。80年代的自由风气,更多体现在校园里,而在工厂里成长的青年,其实是另一个故事。周成林就是其中一位,高中毕业无法考上大学,要到像样的工厂做工,还需要良好的社会背景,而到了90年代,迎接他们的是整个社会的下岗潮。

 

永远被时代拒之门外的人

(高中毕业后的周成林与祖母在上池北街十九号院内)

 

80年代以来,城市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他们就如同被时代的车轮甩出去的泥巴一样,散落路边,无依无靠,等着太阳烘干,或者化为尘土。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1965这一代城市青年生活的不堪:一个叫“刘气功”的同学,本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因为小事闹别扭,一次几个朋友聚会,好不容易才把他喊过来。得知是周成林买单,“刘气功”加了两个最贵的菜,然后借故小解溜之大吉……在当事人眼中,这是一个小小的报复,如今看来已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它能成为报复,却又让人感到辛酸(《刘气功》)。《爱与希望的小街》中有几篇文章,写的是他同学的故事,他们共同的标签是这样的:家庭不睦,上学成绩很差,高中毕业后开始混社会(工厂、小生意,打架、酗酒……)好不容易成家结婚,不久之后自己的小家就陷入困境。好像从上一辈人中继承的一样,离婚是他们普遍性的结局。

 

很少有作家真正关心这样一群人的故事。“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宏大叙事,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80年代都被不同程度地浪漫化。即使是描写80年代城市工人家庭生活比较出色的影视作品,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所讲述的底层生活,也饱含着虚假的温馨,其叙事逻辑是,底层人只要坚持不懈,总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这种宏大叙事,最终形成了一种美化80年代的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一个荒诞的时代结束后,在普通人心中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创伤?80年代就有所谓的“伤痕文学”,但这个问题却是那一代桎梏在心的作家所不能回答的。

 

在我的印象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成林那样把这个时代的残酷性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周成林先后做过小商店店员、眼镜店配镜师、纺织厂锅炉工、金牛宾馆服务员,作为工人,他几乎是伙伴中最出色的,一度充满了希望,但是最终,他仍然无法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在80年代,他始终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家的人”。他去了澳门,为资本家打工,但又始终无法摆脱一个“下等人”的处境。最后,他只有返回成都,却发现内地大城市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学历社会”,他再次被时代拒之门外,坠入一种疏离之中。

 

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成为了一个“独立作家”。不为任何单位供职,纯靠写作和翻译谋生,这让他在经济上陷入绝望的境地。这种绝望,让他爱上写作。而写作,又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严厉地剖析自己的灵魂,并以此为乐。

 

书名《爱与希望的小街》是一种反讽,他所写的成都上池北街十九号是一个逐步走向衰败的街道,生活在这条小街及其周围的人们,也没有多少希望可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爱与希望”也是一种现实:一个人,认识到他绝望的处境,认识到对这个世界的恨,但仍然挣扎地活着,其实也是一种爱与希望吧?“只有死亡来临,我们才能最终相聚”,这其中仍然有一个“相聚”的希望存在。

 

他所在的成都,是一座以休闲闻名的城市,在各种排名中,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很多人在宽窄巷子和锦里这样的街道流连,很少有人知道上池北街和这条街道上的故事。读这本书,就如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小心,你会遇到自己,那个不堪的、你一直努力要忘掉的自己。

 

【注】本文原标题《“只有死亡来临,我们才能最终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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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或语言是我唯一的技能

昨天的《深圳商报》文化版刊登记者杨青的报道(http://www.wtoutiao.com/p/ZdewFK.html)。两年多以前,她也有一篇关于我的电话采访,题为《避世者周成林》(http://szsb.sznews.com/html/2013-03/14/content_2405367.htm),那时我还住在大理。谢谢杨青很实在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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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或语言是我唯一的技能

 

独立作者、译者、旅行者,是周成林给自己的角色定位。

 

独立作者的意思就是没有单位,以写作为生,这种谋生法古今中外大小作家都不容易。但人到中年,能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也是件美好的事情,虽然按世俗的标准来看,这种活法有各种缺漏。

 

周成林的新书《爱与希望的小街》最近上市,距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考工记》已经过去了三年。如果说《考工记》只是粗粗的树干,《爱与希望的小街》则是枝叶完备的一棵大树,添加了更多的侧面和细节。人性中的冷暖和残酷都被他拖到放大镜下,逼你直视。他用的是非虚构写作,写至亲,写友朋,均属常人或者常人眼中的loser。但他写他们时并无恶意,同时也不回避自己的愚笨。

 

前不久,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成都的周成林,他提到奥威尔的一段话:“只有袒露不光彩事情的自传才可信任,讲自己好的人可能是在撒谎,因为所有人生由内观之,只是一系列失败。”我觉得这句话简直是这本新书的最好注脚。

 

写作须面对令人不快的真相

 

周成林说,这本书的出版几经波折,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最终花落四川文艺,删了三篇文章,加起来约有1.8万字。出版社的新社长喜欢读奈保尔,读过他的第一本书《考工记》,聊得很好;编辑资深又认真,很能为作者考虑。有朋友调侃周成林说,这本书的包装和封面做得就像翻译小说一样。

  

周成林说,不要太文人太小资太精细,就是要做成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书,不要书签,不要缎面,不要清雅,越通俗越自在,但通俗不等于庸俗。

 

新书从编目上费了一番工夫,有线索,有情绪的编排:从平淡到揪心、放松、残酷、纠结、郁闷,故事在调动读者情绪方面下了些工夫,或者说有点狡猾。他推荐从头到尾读是最好的读法。

 

提到这么文艺的书名,周成林说,看完书的读者就知道是一个反讽,会认同名字起得不坏,而且很容易记。真正读起来一点不文艺也不高深,他不是做学问的人,就是一个写作的人。

 

这本书的写作对象都是自己的亲人和熟人朋友,有缺点有软弱。记者担心他会不会被写的人抱怨,他说自己写作时无恶意,同时不回避自己的愚笨,目前为止没有碰到过有被写的人抱怨。他妹妹上网偶然搜到哥哥的文章,越读越津津有味,网购了一本《考工记》,她后来告诉哥哥,觉得写妈妈写得挺好的。书中写到她和她丈夫,说她丈夫有点像冯小刚,妹妹也不介意。

 

至于周围的老邻居和以前的老同事,写出来前都经过一番考虑,是忠于真实,有调侃,有滑稽的描写,会写人的缺点和短处,但都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文本,能让读者信服的东西。

 

周成林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负责任的作者,必须面对令人不快的真实,但这种真实并不完全一丝不挂,也不是自黑。有些篇章写完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残酷,不想回望。但在写作的时候已经得到救赎。

 

但他承认,写作必须要面对不快的真相。

 

有书评人说读他的作品,读者会不同程度发现自己不堪的一面,或是一直努力要忘掉的自己。不堪不只是丑陋,也不只是美好,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和感觉。

 

作家不必觉得与众不同

 

周成林知道靠写作为生很难,但他说:“文字或语言是我的技能。”除了写作、旅行,他一直找不到更合适或擅长的生存方式。

 

新书出版对他来说是个机会,但他清楚地知道,卖得再好,书也不可能无限制印下去,他需要不断地写下去。

 

除了写散文,他喜欢旅行,到第三世界,他觉得穷地方才有意思,他在印度、尼泊尔游荡,在东南亚流连。他写的游记和这本散文集一起被朋友推荐给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大块准备先出缅甸的游记,有十万字左右,预计明年会与读者见面。

 

说到他的自我期许,他认为作家不必觉得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

 

作为《塔可夫斯基日记选》和《奈保尔传》的译者,最近他推辞了一个翻译邀请,有出版社请他翻译《正午的黑暗》作者阿瑟·库斯勒上下两卷回忆录,大约有八九十万字,他相信翻译过来,不管是对20世纪思想史,还是对感兴趣的读者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读本,而且出版社给出的条件比较优惠,但他还是没敢贸然接手,因为太耗神了。他觉得在大学教书、有一份稳定收入的人才是最佳翻译人选。

 

我一直对难民感兴趣

 

周成林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读英文原著,最近十来年一直以英文阅读为主。他最近通过淘宝买了两册电子书:《解放集中营:大屠杀的终结和后果》,关注的是难民。他感兴趣的不是描写集中营苦难的部分,而是人经历过挫折磨难和创伤后的精神状态,想了解那些幸存者是怎么面对将来的。另一本是已故英国作家Norman Lewis备受赞誉的意大利日记《Naples '44》,记录该国战后的屈辱和民众的挣扎。他觉得Norman Lewis是久被忽视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对他评价很高,他的文笔不露声色,旅行作品尤其出色。

 

他之前申请了一个德国的写作计划资助,去德国柏林待半年,就欧洲的难民潮写一本书,因为得知此事太晚,截至三天才开始准备,结果没有选上,挺遗憾的。

 

不过他说明年还有机会。他对难民一直感兴趣,纳粹德国建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他一生中最想去的“景点”之一。他觉得经历过磨难的人一般都会有后遗症,像他母亲他外婆,包括他自己都有,只不过自己情绪的调节要好过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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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希望的小街》出版

《爱与希望的小街》出版

 

去年到今年,种种缘由辗转两家出版社,我的书稿《爱与希望的小街》,已由第三家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期上市。这是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6608141/

 

新书得以出版,我要多谢右列诸位:义务策划足智多谋的安然,细致周到的文艺社资深编辑郭健,热心爽快的文艺社社长吴鸿兄。

 

鉴于中国的出版现状,新书有三篇文章最后未能收录,它们是:《护照》、《女人的海啸》和《皈依》(后两篇从未发表过)。不过,全书现约十三万字,少了三篇文章,并不影响阅读,也不损害全貌。我也会在近期把这几篇文章贴在自己的博客或者豆瓣日记,算是补足全书。

 

请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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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希望的小街》自序

 

周成林

 

写作无需文凭。作家有大有小,但我从没遇到自称专科作家、本科作家或研究生作家的同行,也没碰上不看作品先验文凭的编辑。可惜的是,这个常识在文字以外的世界仍未通行。我当初提笔,一是从小就有的兴趣,二是我没文凭,多数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三是我也渐渐发现,常人眼中的“像样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文字或语言,是我唯一的“技能”,靠它暂时活着,没有什么难为情,就像鞋匠补鞋,厨师炒菜,裁缝做衣。尽管前途难卜,尽管朝不保夕,尽管至今没有立锥之地,不时还得靠人接济,我还是很高兴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人,但也时刻提醒自我:作家,尤其独立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

 

 《爱与希望的小街》,原是我的上一本小书《考工记》的续集。本书完稿后,鉴于这两本书的背景相似,内容连贯,尤其笔下人和事,都跟作者有这样那样牵扯,我决定听从出版社建议,把两书尽可能合二为一,不仅让前些年自己的这类写作告一段落,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本。然而,我愈来愈不喜欢“个人史”“回忆录”这类整齐划一的标签,所以一方面纪实,一方面也尽量向文学靠拢。除了早期某些文字,我后来写的大多数篇章不再过多评论,而是尽可能忠实再现。我的文字也愈来愈简单;这一简单并非刻意,而是符合这几年(包括今后)我的生存状态。读完本书,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人物,不论至亲还是好友,要么早登鬼簿,要么已跟作者相忘于江湖。但我必须说明,写到他们时,作者并无恶意,也不回避自己的愚笨。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本文开头提醒自我: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本书书名,灵感得自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早期电影《爱与希望的街》。电影中的穷街陋巷,让我想起早年跟祖母住过的小街。我在这条小街慢慢长大,感受爱与希望,体会恨与绝望。我们的左邻右舍多为无权无势的弱者,我是他们的一员。等到成人,我有机会接近权势和财富,虽然短暂着迷,但我最终还是站回无权无势的弱者一方,我仍是他们的一员,哪怕这条小街名存实亡。本书写到的人物,不论我视为至亲的祖母还是让我爱恨交加的父母,不论管制分子还是知识青年,不论从前同学还是过去同事,不论联防队员还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既是常人,又是常人眼中(或他们自己眼中)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文学版本未必“权威”。我笔下的自己,也只是我眼中的自己。我笔下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无论在世与否,他们若肯动笔,或许又是别样光景。(2015年4月24日)

 

《爱与希望的小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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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的绅士》新版

《客厅里的绅士》新版

  这是译者满意的版本。书前有Paul Theroux写的导言,文字实在,富于见地。上译版的责任编辑很尽责,有眼光。难得!前两个月,译者阅读该书校样,发现初校编辑又有诸多改动,但是除了合理更正,绝大部分改动都被责任编辑否定。幸好!读完校样,译者只有两处小小商讨,最后均获采纳。
  《客厅里的绅士》是译者旧译,能够“发挥馀热”(虽然这一次的税前千字酬劳只有七十元),再给译者带来小小经济收益,当然必须感谢毛姆。若以出版年月,这应该是译者最后一本译著了。珍惜生命,远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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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传》的编译问题(二)

  《前言》第8页:我写传记的方法,其实如我创作自己第一本书时所说。我当时写道,传记作家的目标,不应该是坐下来判断,而是用毫不留情的呈现,把对象暴露给读者的平静之眼。因为是第一次为一位作家写传记,于是我越来越怀疑一位写作技艺高超的作家自我说明的可信度。任何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创作者都会明白,这一过程依然神秘,哪怕对于作家,不论你多么努力想要把它解开。康拉德若还活着,他难道能清楚地回答柯兹讲的“恐怖!恐怖!”是什么意思?
  译者原译:我写传记的方法,其实如我开写自己第一本书时所说。我当时写道,传记作家的目标,不应该是坐下来判断,而是用毫不留情的明晰,把对象暴露给读者的平静之眼。因为第一次写一位作家,我愈来愈怀疑这一看法,即应该指望一位技艺高超的创造者自我解释。任何一个写得有想象力的人都会明白,这一过程依然神秘,哪怕对于作家,不论你多么努力想要把它解开。康拉德若还活着,他难道答得清楚柯兹讲的“恐怖!恐怖!”是什么意思?
  原文:My approach to writing biography is as it was when I began my first book. I wrote then that the aim of the biographer should not be to sit in judgement, but to expose the subject with ruthless clarity to the calm eye of the reader. Since writing about a writer for the first time, I have become more doubtful about the notion that an artistic creator should be expected to explain himself. Anyone who has written imaginatively will know that the process remains mysterious, even to the author, however hard you try to unpick it. Would Conrad, were he alive to answer, be able to say quite what Kurtz meant by ‘The horror! The horror!’?
  说明:编辑有必要如此修改吗?另外,这句修改:“而是用毫不留情的呈现”也有错误,作者原文是“with ruthless clarity”(“而是用毫不留情的明晰”),并非“representation”。至于“于是我越来越怀疑一位写作技艺高超的作家自我说明的可信度”,也跟原文意思出入。
  
  《前言》第8页:一位传记作家常会在作品中述说对传主的生活“很关键”的事情,通常这是些很随意的事情,如一位兄弟姐妹死去,或者搬家,这是常有的述说,但却是难以置信的。
  译者原译:一位传记作家发现的对一个人的生活“很关键”的寻常事情——通常是些很随意的事情,如一位兄弟姐妹死去,或者搬家——是难以置信的。
  原文:The commonplace that a biographer has found the ‘key’ to a person’s life – usually something arbitrary like the death of a sibling, or moving house – is implausible.
  说明:编辑的修改累赘并且理解有误。commonplace并非“常有的述说”,而是“寻常事情”。

  《第一章:新大陆》第7页: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他们的儿子维迪亚达出生,全名为维迪亚达•苏拉吉帕拉萨德•奈保尔,亦即后来的世界知名作家维•苏•奈保尔。
  译者原译: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他们的儿子维迪亚达出生。
  原文:and on 17 August 1932 their son Vidyadhar is born.
  说明:我想,愿意花钱买这本传记来读的读者,大概没人不知道奈保尔是世界知名作家。这段“添加剂”拙劣不堪,滑稽可笑。Man,这是翻译,不是改写!

  《第二十五章:第二位奈保尔夫人》第544页:然后,他们坐的士回到空屋。(就写到这里吧。)
  译者原译:然后,他们坐的士回到空屋。够了。
  原文:Afterwards they went back in the taxi to the empty house. Enough.
  说明:把enough改成“就写到这里吧”并非不可以,但是多少破坏了结尾的沉郁,也更像一篇中学生作文的用语。举例到此,我想也够了。不嫌唠叨,再说一遍,这本传记厚达五百多页将近四十五万字,译者根本没有精力逐一核对原文、译文和出版社编辑的更改;以上例子,只是全书九牛一毛。接下来,我想大致说说编辑的其他更改和译者的看法。

  今年四月,读过《奈保尔传》的校样,译者致信负责该书的中信出版社策划编辑,以下就是全文:

   读了《世事如此》清样的作者前言、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头部分,我的意见如下:
  一、除了少量合理修改,其它修改自以为是,水准低级,极其恶劣,绝对不可接受,也绝对不可原谅。具体说来,这些修改的问题如右:有的破坏了原著的语调;有的增添了原著没有的语句;有的随意调整句序;有的把正确译文改错;有的改动累赘拖沓;有的出现排版错误;有的将译文忠实于原著而有意采用的不同字体统一,因而破坏了语意或语气;有的改动出现错别字;有的改动可有可无……(贵社若有兴趣,我可以把我重新修改的数页复印件邮寄给你们参考。)
  二、这些修改,反映出贵社负责该书的编校文字修养很差。他们不仅把译者当成中学生,也把该书读者当成中学生。更重要的,还不只是修改,而是这种“认真”态度加上低水准令人震惊(必须指出的是,鉴于编校的这些修改数量庞大,贵社从未与译者及时沟通)。
  三、关于现在的书名:《世事如斯》不是译者采用或合同标明的书名。译者当初采用《世事如此》,并非没有想到《世事如斯》这四个字,但是,考虑到这本传记的不同凡响,《世事如此》,更切合传主奈保尔的人生及其文字风格,也与“事实如此”谐音。《世事如斯》过于文雅(奈保尔的文字以简洁平白著称),读起来也不清脆。
  四、我必须在此强调:贵社编校随意修改书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名或称呼,彻底破坏了原著语气,效果异常滑稽,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也见出贵社编辑对原著的语言风格和奈保尔的作品知之甚少。例如,作者弗仑奇有意采用“维迪亚”(奈保尔的小名或昵称)而非正式的“奈保尔”来称呼传主。考虑到书中的人与事,这一称呼亲切而随和。但在清样中,编辑惟恐读者不知道维迪亚就是奈保尔,几乎把所有的“维迪亚”都变成了“奈保尔”。再有,奈保尔及其兄弟姐妹都称父母为“爸”(pa)和“妈”(ma)(可以参见《奈保尔家书》一书),作者弗仑奇也在书中有意沿用这一称呼。但是,贵社编校几乎也把所有的“爸”和“妈”变成了“爸爸”、“妈妈”、“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或是“父亲”、“母亲”。这一重大改动同样低级,毫不顾及原著语调,同样令译者震惊,并且不可原谅。
  五、鉴于以上情形,我决定不再阅读《世事如此》剩下的绝大部分清样,理由在于:(1)贵社编校的这些改动数量庞大,而且不留痕迹,译者必须逐字逐句阅读四十多万字的译文以发现问题。这一艰难过程,包括核对改动前的译文、清样和原著三个文本,费时费力。(2)就我读过部分清样的认知,译者与贵社编校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字标准,所以,一方面,根本无法与贵社编校沟通,另一方面,也无沟通必要。
  六、尽管如此,贵社当然可以依照现有清样出版《世事如此》,只是:本人不对出版后的译文负责,我也恳请贵社把我的《译后记》从该书之中剔除(贵社邮寄给我的清样,不仅后面少了几页,我也没有看到《译后记》包括在内,甚至不知道贵社是否准备把《译后记》收入该书。这一粗疏态度,同样不可接受)。


  以下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回复:

   我仔细对照了下前言和内文译稿、编辑稿和原书,并跟三个审次的编辑沟通,因为中英文表达及阅读习惯的不同,译文翻译过硬,很多地方我们读起来比较费劲。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编辑对照原书做了相应处理:补充了成分,在语序上做了相应调整,在语法上进行了修订,使之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和出版规范。当然,我看过,的确有些地方改得过头,不可避免也多有疏漏。
  对于对奈保尔的称呼,二审编辑已经要求一审按照原书进行恢复,您所看到的并非最后定稿,稿件我们还在质检中,最终稿会尊重原书进行处理。
  您的《译后记》已经从书中拿掉,至于最后少了几页不知道是否指您的译后记。书名我们也做过讨论,我们认为《世事如斯》比较符合the world is what it is的表达,您的意见我们会参考。


  遗憾的是,除了把“奈保尔”还原成“维迪亚”(光是这一工程就很浩大,因为书中并非所有地方都把“奈保尔”叫做“维迪亚”),我看到的定稿(成书),排版错误和一些“纠正为错”的修改依旧(既然稿件还在质检,为什么不尽量给译者看质检过的稿子?)。最终稿也未必尊重原书“进行处理”,譬如“爸”和“妈”,还是依旧改为“爸爸”、“妈妈”或者“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这是非常滑稽的更改,很不奈保尔。另外,我不明白的是,中信出版社有三个编辑在读在改译稿,除了译者跟二审编辑通过一次电话,为什么始终没有人就一些重大改动来跟译者沟通?再有,既然三个编辑,为什么最终还是将错就错,哪怕排版错误都未纠正?这位策划编辑的回复听来堂皇:“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编辑对照原书做了相应处理:补充了成分,在语序上做了相应调整,在语法上进行了修订,使之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和出版规范。”但是这些考虑,比照以上举例,你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译者当然不可能绝对不犯错误,或者译者的某些译文值得商榷;翻译这样一本厚书,恐怕圣人或机器也会出错。但是,以上做法,以上回复,让你感到鸡同鸭讲,让你隐隐想到某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措辞,你的确无话再说,不觉得还有沟通馀地。或许本人孤陋,《奈保尔传》中译本这样的编辑这样的出版社,我还第一次遇到。相比之下,我前些年另一本译著的遭遇,简直不值一哂。一位朋友也做出版,听我说起这番经历,告诉我中国现在九成以上的出版社和编辑都是这样,尤其一些信心爆棚但又尚需提高的年轻编辑。世事如此,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也觉得中国的读者既可怜又可悲,他们读着翻译稿酬千字不足百圆的译著,一方面心安理得,觉得书价愈便宜愈好,另一方面又不满意现今译著的粗制滥造(这当然也是事实,尤其那些养尊处优但又不负责任的译者或编辑),要求译者都向傅雷和李健吾等前辈看齐,对译者以地摊货的价格售卖瑞士名表见惯不惊。稍有眼界的,知道译著若有问题,责任不完全在于译者,或许原文生涩不那么“美文”,或许出版社的编辑也有责任。缺少鉴识的,则随意臧否。他们大概也不会想到,译者翻译《奈保尔传》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从合同到出版,将近三年,译者才拿到税后稿费。根据中国税率,这笔报酬足足扣了六千多圆的个人所得税,等于横遭打劫(就中国现在的文化环境,就在这个环境下翻译和写书而言,这类扣税是否合理,你恐怕永远得不到公正答案)。说句有点蛮横的话:读者诸君,你不满意这本译著那本译著,那你自己来翻吧。要么,赶快学好一门外语,直接读原著,乐得两眼清爽。

  2012年11月27日写于大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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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传》的编译问题(一)








  (《奈保尔传》的两页校样。红色手迹为译者对编辑的修改之再修改或不同意见。遗憾的是,成书所见,译者的这些意见基本不获理睬,就连校样中出版社的排版错误也一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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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著《奈保尔传》出版已近三个月,译者必须就编译的诸多问题向读者澄清。鉴于该书厚达五百多页将近四十五万字,译者既无闲暇也无精力一一核对原著、译文和出版社编辑的修改,只能择要说明。以下举例,只是全书九牛一毛。
  
  《前言》第2页: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的时候,甘蔗种植园依然需要工人,而在印度,他的贫穷先祖作为契约劳工被派往加勒比地区,那是一种有别样名称的奴隶制,它有终止的日期。……他使用简单的文句,审视复杂的现代主题……他的成就是他意志的体现,他对待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都将服从他的野心。
  译者原译: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的时候,甘蔗种植园依然需要工人,而在印度,他的贫穷先祖作为契约劳工被派往加勒比地区;那是另一个名字的奴隶制,有终止日期的奴隶制。……使用简单文句,他将察看复杂的现代主题……他的成就是一项意志之举,其中每一处境与关系都将服从他的野心。
  原文:When slavery was abolished across the British empire, workers were still needed for the sugar plantations, and in India his destitute forebears were sent to the Caribbean as bonded labourers; it was slavery by another name, slavery with an expiry date…Using simple sentences, he would look at complex modern subjects…His achievement was an act of will, in which every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 would be subordinated to his ambition.
  说明:编辑把“察看”改为“审视”很合理,其它改动则未必,甚至还有病句,譬如编辑的这句改动:“他对待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都将服从他的野心。”
  
  《前言》第2页:奈保尔耸人听闻的谴责,没有比他的作品更有趣。与此相似的,可能是论述社会主义而非专注科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当重要人物试图忽略苏联的罪行之时,他对苏联的罪行进行了指证……
  译者原译:奈保尔耸人听闻的谴责,没有先于它们的作品有趣。与此相似的,可能是论述社会主义而非专注科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在严肃之人试图不理不睬的时候,指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罪行……
  原文:Naipaul’s outrageous denunciations were less interesting than the work which preceded them. A parallel might be drawn with Albert Einstein when he discoursed on socialism rather than concentrating on science, or with Aleksandr Solzhenitsyn, who identified the crimes of Soviet communism at a time when serious people were seeking to ignore them…
  说明:“严肃之人”(serious people)不一定是“重要人物”。删掉“共产主义”是对读者的侮辱,但在这个国家你不理解也得理解。不可理解的,则是中国编辑为什么总是喜欢“进行”这个词?identified就是动词,就是“指证”,编辑“进行修改”的时候,不必把它改成“进行了指证”。

  《前言》第4页:并且,我需要对他进行详尽的采访。我原来打算一九九六年他六十五岁时,亦即帕特死后数月,写完这本传记,而非太过接近现在,以使再现的历史变形。经过几个月的沉默,奈保尔发来一封接受函,笔迹匆忙难辨,用紫色墨水写就,仿佛不情愿接受约定。这封信之后的五年,奈保尔一丝不苟地遵守我们的协议;我没收到他的指令或限令。他读过这本自传的完稿之后,并未要求改动。
  译者原译:我需要详尽采访他。我原来打算一九九六年他六十五岁时,亦即帕特死后数月,写完这本传记,而非太过接近现在的变形镜头。一片沉默;几个月后,来了一封接受函,仿佛不情愿,笔迹匆忙难辨,用紫色墨水写就。这封信之后五年,奈保尔一丝不苟遵守我们的协议;我没收到他的指令或限令。他有机会读了完稿,但并未要求改动。
  原文:I would need to interview him at length. My intention was to end the biography in 1996 as he entered his sixty-fifth year, a few months after Pat’s death, rather than come too close to the distorting lens of the present. There was silence; then some months later a letter of acceptance came, written as if unwillingly in a fast, cramped hand, in violet ink. Over the five years since that letter, Naipaul has stuck scrupulously to our agreement; I have had no direction or restriction from him.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the completed manuscript, but requested no changes.
  说明:“进行详尽的采访”,又是“进行”,仿佛少了这个词就是不合“现代汉语”规范。“而非太过接近现在,以使再现的历史变形”,这句累赘修改偏离了原文。其他修改,读者不妨对照原文和译者原译,看看哪一个更累赘。

  《前言》第5页:我们当时遇到德里塞车,喇叭在叫。说实话,我的时差还没有调过来。……一片沉默之后,他心神不定地说:“哦。”然后黑下脸来继续说:“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塔伦透过司机的反光镜紧张地看着我。……“你怎么看?”我问。……“我看到有些黑人公然地在祭坛前哭。”
  译者原译:我们此刻遇到德里塞车,喇叭在叫。我的时差还没调过来;我想我可以说实话。……“哦。”他用心神不定的嗓音说。他的脸黑下来。“派屈克,派屈克,派屈克。”塔伦透过司机的反光镜紧张地看着我。……“怎么,你怎么看?”我问。……“我看到祭坛。祭坛前有些黑人,公然在哭。”
  原文:We were in a Delhi traffic jam by now, horns honking. I was jetlagged; I thought I might be honest…“Oh,” he said in a distraught voice. His face went dark. “Patrick, Patrick, Patrick.” Tarun looked at me nervously in the driver’s mirror. “Why, what did you think about it?” I asked… “I saw shrines. There were Negroes at the shrines, weeping, openly.”
  说明:比照原文,“说实话,我的时差还没有调过来”这句修改明显理解错误。正确理解应是译者原译:“我的时差还没调过来;我想我可以说实话。”至于其他修改,说好听一点,这位编辑生怕读者理解能力低下,要么添油加醋(原文根本没有“一片沉默之后”这句话,也毫无必要添加),要么破坏奈保尔充满揶揄的语气(“我看到有些黑人公然地在祭坛前哭”这句修改,肯定不如“我看到祭坛。祭坛前有些黑人,公然在哭”)。另外,把“派屈克”改成“帕特里克”,表面看来没有问题,但也见出编辑与译者的“文化差异”。

  《前言》第6页:就像一位书评人所说,他在窥视历史的疯狂之眼,眼睛都不眨一下。
  译者原译:就像一位书评人所说,盯着历史的疯狂之眼,眼睛都不眨一下。
  原文:as a book reviewer once put it, look into the mad eye of history and not blink.
  说明:依照上下文,“look into”怎么会是“窥视”?

  《前言》第6页:相比于其他人,他有着独特的眼光,这使他相信他的文学使命与生俱来,并且无上崇高,这就是他对自己的看法的核心所在。……有一次,他告诉我:“我没兴趣知道人们怎么想我而且我依然完全不在乎那些,因为我服侍的这个东西叫做文学。”
  译者原译:相对于其他人,依照他的独特眼光,他显然相信他的文学使命乃是遗传而且崇高,这就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之核心所在。……他有次告诉我:“我没兴趣而且我依然完全不在乎人们怎么想我,因为我服侍的这个东西叫做文学。”
  原文:Opposing others, following his unique vision, apparently convinced his literary calling was hereditary and noble, was central to his idea of himself…He once said to me, “I was not interested and I remain completely indifferent to how people think of me, because I was serving this thing called literature.”
  说明:编辑有必要如此修改吗?

  《前言》第7页:在特立尼达,维•苏•奈保尔似乎受人仰慕,人们把他视为成功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较量,并且获胜。但这并不表示加勒比群岛对他全然仰慕。有一个男人在向我描述奈保尔时,就曾说他是“失败的卡利普索歌手”;我说我正在为奈保尔写传记,一个女人居然在一家商业中心扬言要打我……
  译者原译:在特立尼达,V•S•奈保尔似乎受人仰慕,把他视为成功者,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较量,并且获胜。这并不表示加勒比群岛对他全然仰慕。一个男人告诉我他是“失败的卡利普索歌手” ;我说自己正在写他,一个女人在一家商业中心扬言要打我……
  原文:In Trinidad, V. S. Naipaul appeared to be admired as someone who had got ahead, who had taken on the outside world on his own terms, and won. This is not to suggest that admiration for him in the Caribbean islands was unmitigated. One man described him to me as a “failed calypsonian”; a woman in a business centre threatened to attack me when I said I was writing about him…
  说明:编辑有必要如此修改吗?有必要把“我说自己正在写他”改成“我说我正在为奈保尔写传记”吗?拙劣。

  《前言》第7页:“你听说过一个名叫维•苏•奈保尔的作家吗?”我问。“老兄,我当然听说过他。”“你能以奈保尔为题,即兴唱首歌吗?”
  译者原译:“你听说过一个名叫V•S•奈保尔的作家吗?”我问。“老兄,我当然听说过他。”“你能用他唱一首歌吗?”
  原文:“Have you heard of a writer called V. S. Naipaul?”I asked. “Man, course I heard of him.” “Can you do a song about him?”
  说明:编辑有必要如此修改吗?另外,书中,从“你想喝点朗姆酒吗”到“他立刻手抚吉他,即兴唱道”这一段,应为宋体字。这是出版社的排版错误。译者读校样时已经指出,但是成书之后,这个错误依然。

  《前言》第8页:当侍者想要把它放在他面前时,他说:“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每次说这句话,他都改变它的含义。
  译者原译:当侍者想要把它放在他的面前,他说:“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那不是我的‘菜’。”每次说这句话,他都改变含义。
  原文:as the waiter attempted to set it before him, he said: “That is ‘not’ my food. That is not ‘my’ food. ‘That’ is not my food. That is not my ‘food’.” Each time he said the words, he altered their implication.
  说明:用楷体字来精确再现奈保尔的文字游戏并非天大的技术困难(鉴于天涯博客的排版问题,这里援引的中英文,姑且用单引号表示)。除了这一例,正文中还有不少地方,本来该用楷体字或黑体字表示特别意思,但是成书之后,这些全都消失了。再有,原著有整整八页将近三十幅照片,中译本定价六十八圆,却把这些照片通通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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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著《奈保尔传》出版

  


  
  本人最后一本译著——《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原名《世事如此:奈保尔正传》),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36434/)。
  关于该书,我在今年五月说过:“鉴于本文作者与中信出版社就《世事如此》翻译标准存在严重分歧,今年四月初,读过该书‘前言’、‘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部分的校样后,考虑到若是继续阅读与修改校样,不仅将给本人增添极大负担,就技术层面而言,也几乎不可能,我已拒绝阅读《世事如此》剩馀的绝大部分校样,并致函中信编辑,除了表明不对该书的最终译文负责,也请对方把此文从即将出版的《世事如此》书中抽掉。”(注:“此文”即本人撰写的“《世事如此》译后记”,请见: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104646&PostID=42021843)
  现在,我很负责地再次表明:我依然不对该书的最终译文负责。尽管如此,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新知旧雨,还是可以买来一读,因为译者的基本译文还在。
  我对《世事如斯:奈保尔传》暂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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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出版(本广告长期有效)

  





  《考工记》已于今年八月一日出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867359/)。出版社赠送的样书有限,作者只能送给少数朋友。有兴趣的新知旧雨,请您尽量去相关网页购买,这也是对作者最好的支持与鼓励。
  不得不说的是,网上的“商品描述”很不靠谱:“第二辑作者周成林等都是出版界、史学界的大家,久负盛名。”鄙人从来不是出版界和史学界一员,现在也算不上大家,虽然将来成为大家并非绝无可能。
  鄙人即将告别“夏威夷”,暂居大理古城。衣食住行,需要广开“财源”,借此机会恳请在报刊杂志供职的朋友适量约稿。鄙人的“苛刻要求”如右:报刊杂志靠谱(编辑不对作者限定体裁);谢绝偏低稿酬(拖欠稿费者请止步);适量商业或时尚翻译稿也可“接单”(但是谢绝译书)。
  “在商言商”,鄙人有意将近年来的旅行文字结集。如果哪位感兴趣(不靠谱的书商和胆小的出版社也请止步),请与鄙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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